植物園論文
❶ 關於和平公園植物小論文
植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態之一，並包含了如喬木、灌木、藤類、青草、蕨類及綠藻等熟悉的生物。植物世界是一個龐大、復雜生態系統，占據了生物圈面積的大部分。植物不僅給人類提供了生存必須的氧氣，還給人類提供了食物和能量，綠色植物大部份的能源是經由光合作用從太陽光中得到的。植物可分為孢子植物和種子植物，有動物沒有的葉綠素和基質，能進行光合作用，植物有細胞核，能將無機物轉化為有機物，有些特例不能將無機物轉化為有機物，有些沒有葉綠素，有別的光合作用元素，植物有細胞壁，沒有神經系統，沒有感覺。
植物距今二十五億年前（元古代），地球史上最早出現的植物屬於菌類和藻類，其後藻類一度非常繁盛。直到四億三千八百萬年前（志留紀），綠藻擺脫了水域環境的束縛，首次登陸大地，進化為蕨類植物，為大地首次添上綠裝。三億六千萬年前（石炭紀），蕨類植物衰落，代之而起是石松類、楔葉類、真蕨類和種子蕨類，形成沼澤森林。古生代盛產的主要植物於二億四千八百萬年前（三疊紀）幾乎全部滅絕，而裸子植物開始興起，進化出花粉管，並完全擺脫對水的依賴，形成茂密的森林。在距今1億4千萬年前白堊紀開始的時候，更新、更進步的被子植物就已經從某種裸子植物當中分化出來。進入新生代以後，由於地球環境由中生代的全球均一性熱帶、亞熱帶氣候逐漸變成在中、高緯度地區四季分明的多樣化氣候，蕨類植物因適應性的欠缺進一步衰落，裸子植物也因適應性的局限而開始走上了下坡路。這時，被子植物在遺傳、發育的許多過程中以及莖葉等結構上的進步性、尤其是它們在花這個繁殖器官上所表現出的巨大進步性發揮了作用，使它們能夠通過本身的遺傳變異去適應那些變得嚴酷的環境條件，反而發展得更快，分化出更多類型，到現代已經有了80多個目、200多個科。正是被子植物的花開花落，才把四季分明的新生代地球裝點得分外美麗。
❷ 求一篇科學論文
1·植物學方面
在19個世紀對我國植物作過比較多研究工作的是俄、英、法三國。俄國對我國植物的研究受地緣政治的影響,主要在與其接壤的我國北方廣大地區。他們在1804年就編出了西伯利亞地區的植物志。又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編寫了《阿爾泰植物志》(Flora Altaica 1829-1834)。在我國的北京和內蒙的一些地方收集過植物標本的賓奇(A.Bunge)，則對北京及周圍地區的植物作過一些研討。當然,對我國植物研究得更多的沙俄植物學家是馬克西姆維茲(C.Maximowicz)。他是上個世紀西方研究我國植物的數個最有代表性的學者之一。也是曾親自到我國採集過生物標本的少數幾個著名的植物學家之一。
馬克西姆維茲是彼得堡植物園的首席植物學家，俄帝國科學院院士和植物博物館主任。在我國的東北的黑龍江,烏蘇里江和松花江流域作了長期而廣泛的植物學採集。此外，對那周邊的日本和朝鮮的植物也作過很多的採集。對我國東北和朝鮮日本的植物頗為熟悉。不僅如此,許多俄國考察隊和東正教使團人員採回的植物標本也是經他鑒定發表的。著名的如普熱澤瓦爾斯基(N.M.Przewalski)、普塔寧(G.N.Potanin)、皮爾塞卿斯基 (P.J.Piasetski)等人在我國西北和西南廣大地區採得的植物標本大多由他整理發表。由於他還頗有見地地與英、法等西歐大的植物學研究機構建立了廣泛的標本交換關系，所以英、法等國的採集者在我國長江流域和西南地區收集的標本也有不少由他定名發表。
馬克西姆維茲前後用近四十年的時間研究我國的植物,在此基礎上撰寫和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專著。包括《阿穆爾 [4] 植物志初編》(Primitiae Florae Amurensis 1859)，書中共記述985種植物,包括57種苔蘚。其中有新屬4個,新種112個。書末還附有「北京植物索引」和「蒙古植物索引」。完成這項工作後，他曾試圖全面記述東亞各國植物，後來意識到這非他力所能及，轉而描述新種和訂正原來記述過的屬種。
從1866至1876年，他發表了20篇專文，按屬別描述日本和我國東北的植物。爾後又於1876至1888年，同樣按屬排列發表了8個分冊的《亞洲植物新種匯要》(Diagnoses Plantarnm Novarum Asiaticarum) [5] 。他曾研究普熱澤瓦爾斯基數次率人在我國北方廣大地區收集的大量植物標本，發現新種300多個，新屬9個。1889年，他著手系統整理普熱澤瓦爾斯基在我國採的植物，但只完成兩個分冊，分別為《唐古特 [6] 植物》(Flora Tangutica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冊（具花托花和盤花植物 [7] ），及《蒙古及其鄰近的中國突厥斯坦 [8] 部分地區植物名錄》(Enumeratio Plantarum Hucusque in Mongolia nec non Adjacente Parte Turkestaniae Sinensis lectarum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冊。《唐古特植物》共描述植物203種，其中有30個種是首次描述。連同以前在科學院期刊發表過的，總計有兩個新屬60個新種。絕大部分植物附有插圖。《蒙古及其鄰近的中國突厥斯坦部分地區植物名錄》第一分冊記植物330種，其中記有蒺藜科的一個新屬和22個新種。同年，他還出版《普塔寧和皮埃塞澤欽所採的中國植物》(Plantae Chinenses Potanianae et Piasezkianae 1889 )的第一分冊（從毛茛科到馬桑科）。
馬克西姆維茲先後記述我國植物數千種,其中有新種數百個。還描述新屬十多個。很明顯，他對我國東北數省、內蒙、新疆、甘肅、青海、陝西、山西等與俄國毗鄰地區植物的區系作了廣泛的研究工作。
與馬克西姆維茲同時，還有不少俄國植物學家研究過我國植物。曾任彼得堡植物園園長的雷格爾(E.Regel)是一位很有造詣的植物學家，1835 年即出版過《俄國植物志》。他和賀德(Fr.v.Herder)分別研究了雷德(G.Radde)在我國東北採的植物，前者研究離瓣花雙子葉植物（從毛茛科到石竹科），後者研究合瓣花植物、無花被植物和單子葉植物。並於1864—1892年以《雷德所采植物》(Plantae Raddeanae)的名稱發表。
當然，在馬克西姆維茲之後以研究我國植物著名的俄國人最早的要數柯馬洛夫(V.L.Komarov),這位植物分類學家於19世紀末曾在我國東北和朝鮮採集,得標本6000餘號。此後,他分別於1901—1902，1903—1904，1905—1907刊行了他編寫的三冊《滿州植物志》(Flora Manchuriae)。他還研究了不少帶有典型中國特色的植物屬種。另外，巴里賓(J.W.Palibin)等其他一些俄國植物學家也曾對我國的植物有過不少研究。
英國人對我國植物的研究與該國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有相同之處，即很注意做類似普查性質的工作。早期英國的著名植物學家如胡克 (W.J.Hooker),班克斯(J.Banks),林德賴(J.Lindley)乃至在華為領事官的漢斯(H.F.Hance)都曾對中國的植物作了大量的研究,論文見於有關的植物學期刊中。
胡克研究過許多我國的蕨類植物。後來，另一英國蕨類植物學家貝克爾(J.G.Baker)家也研究過大量的中國蕨類植物，他完成了胡克的《蕨類綱要》(Synopsis filicum)並添了許多新種。1873年，《蕨類綱要》出第二版時，貝克又把不少新種作為附錄加上。此人對我國的百合科植物也有過研究。林德賴對我國的蘭花作過不少研究。J·D·胡克(J.D.Hooker)在喜馬拉雅山的一些地方考察過，發表過那裡的一些杜鵑，有些還經他引進英國。他還與當時英屬印度加爾格達植物園的主任桑姆生(T.Thomson)合著了《印度植物志》(Flora Indica)。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數位英國植物學家都很熟悉中國的園林花卉和經濟植物。其原因很顯而易見,就來自英國的四位最著名的植物採集者福群 (R.Fortune)和韓爾禮(A.Henry)、威爾遜(E.H.Wilson)和福雷斯特(G.Forrest)而言,他們分別是園林協會,東印度公司,英國把持的中國海關和一些著名花卉種苗公司的雇員，與商業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不久的1861年，英國植物學家邊沁（G.Bentham）即出版了《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ensis )。書中共記述香港植物1065種。在那以後的19世紀下半葉，研究中國植物最著名的英國植物學家是丘園的赫姆斯萊(W.B.Hemsly)。眾所周知，丘園是世界上研究植物學的中心，而赫姆斯萊與俄國的馬克西姆維茲類似,也曾一生致力於中國植物的研究。是上個世紀下半葉至本世紀初研究我國植物最引人注目的學者之一。
赫姆斯萊1860年就曾在丘園工作,最初是作為邊沁的助手。後來曾因健康等原因離開丘園,但在1883年又重新回到丘園工作。1884年,英國皇家學會決定，從它的政府科學撥款中拿一筆錢編寫已知中國植物的目錄，他參加了這項工作。後來熱心了解中國植物的美國商人福勃士(F.B.Forbes)也積極投身此項工作。於是，他們一起合作發表了《中國植物名錄》(Indix Florae Sinensis 1886--1905)。這套著作的植物包括朝鮮、琉球所產,內容述及分布和同物異名的辨別等等。1896年，他研究了西藏的植物區系，發表「西藏植物 」(The Flora of Tibet)，這項研究被我國植物學家視為這一地區的先驅工作。他還與他人合作撰寫了「西藏或亞洲高原植物」(The flora of Tibet or high Asia 1902)等。當然這只是他比較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工作遠不止於此，上個世紀下半葉和本世紀初許多英國人採集的植物主要由他進行鑒定發表的。他發表有關中國植物的描述文章數以百計。
從1909年至1956年，在我國西南高地、緬甸和印度的阿薩姆及喜馬拉雅山區作了長達近五十年地學和植物學考察和收集的瓦德,對該地區的植物分布及具體區域種類的多寡可謂見多識廣。他一生寫過不少關於我國西南地區植物學區系和植被方面的文章。包括《綠絨蒿的故鄉》(Land of Blue Poppy)、「中國喜馬拉雅的植物」(The Sino-Himalayan flora 1927)、「西藏的森林」(The forests of Tibet 1935)、「西藏的地理學和植物學概論」(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botany of Tibet, being 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the country 1935)等等，對那裡的植物區系特點，及地理環境對植物區系的影響等做了很有價值的探討，提出了「中國-喜馬拉雅植物區系」等有見地的概念 [9] 。
本世紀前期,支持福雷斯特來華採集的愛丁堡皇家植物園負責人鮑爾佛(B.Balfour),也是一位與我國植物研究有密切關系的學者。他是愛丁堡大學植物學教授，曾研究和定名了大量由福雷斯特自中國西南滇川等地引進的植物花卉和標本。其中包括首次引入愛丁堡植物園的大量報春和杜鵑花屬植物。 1922年,鮑爾佛死後,繼任該園園長和愛丁堡大學植物學教授的斯密思(W.W.Smith)繼續與福雷斯特合作,也研究了大量後者在華採集的植物,有關成果大多發表在愛丁堡植物園的期刊中。他熟諧我國喜馬拉雅山一帶的植物，也是報春花和杜鵑花屬植物的專家。由於福雷斯特來華採集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採集杜鵑花。他們合作的結果之一是使愛丁堡成為研究我國杜鵑花屬植物的中心。
法國近代地理學發達較早，在17世紀中期，法國人就在北美的考察方面有出色的業績；此外在18世紀中葉以前法國一直擁有北美加拿大等大片的殖民地。因此一些法國人很早就注意到兩地間生物的重要關系。如傳教士杜德美和在我國海關任職的福威勒等。他們可能是最早注意東亞和北美生物區系間聯系的人。鴉片戰爭後，法國人研究中國的植物以鄰近法屬殖民地越南、寮國等國的西南地區出色,這與他們的傳教士在這一帶的活動活躍密不可分。法國植物學家研究中國植物有較長的歷史和出色的成就。
在上個世紀下半葉，巴黎自然博物館所屬植物園栽種了大量由法國傳教士送回的中國植物，該園的主要園丁卡約瑞(E.A.Carrière)，發表了一些中國植物的新種，還引種了不少由西蒙和譚微道送回的植物，並在有關刊物中發表了大量栽培於該苗圃的中國觀賞植物。曾任這個植物園主任的迪賽森 (J.Decaisne)也曾描述和發表過大量來自日本和中國的植物新種。瑞士植物學家德堪多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時，在探討中國栽培植物的時候曾經用了貝勒和他的研究成果。另外兩個植物學家普蘭瓊(J.E.Planchon)和拜倫(H.Baillon)也研究過一些中國植物，其中一些為譚微道 (A.David)所采。
當然，在上個世紀下半葉研究中國植物的法國學者以弗朗謝(A.Franchet)最為著名。他和同時的馬克西姆維茲、赫姆斯萊等人一樣，堪稱是那個時期研究中國植物的最傑出人物。此人在研究我國的植物之前，曾對日本的植物作過不少研究。從1878年開始潛心於中國植物的研究。1881年他還著手整理巴黎自然博物館的植物標本並進行相關的描述。他還鼓勵在華的傳教士積極為該博物館收集標本。著名的傳教士譚微道,賴神甫(G.M.Delavay)、法蓋斯(P.Farges)、蘇里(J.A.Soulié)等採集的標本主要是由他研究定名的。在此基礎上他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著作。共記載中國植物 5000餘種,新種1000多個,新屬約20個。其中相當部分是賴神甫采自雲南的植物。
弗朗謝的主要著作有《譚微道植物志》(Plantae Davidianae)。此書分兩卷,第一卷的副標題是「蒙古和華北及華中的植物」於1884年出版,記載北京河北和內蒙等地的植物1175種,計新種 84個。書後附標本圖27張。第二卷的副標題是「藏東植物」於1888年出版,記載川西寶興植物402種,其中163種為新種。書後附有17張標本圖，包括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寶興杜鵑(Rhododendron mupinense)、腺果杜鵑(Rh. David)和一張珙桐的彩圖。譚微道所採的植物涵蓋面很廣，對於西方了認識中國的植物區系意義很大。
弗朗謝曾試圖系統整理賴神甫從我國雲南送回的20萬號植物標本，但終究力不從心，不得不放棄這一念頭，轉而描述其中新種。但即使這個任務，他也未能完成。通過長期對我國西南植物的研究,弗朗謝認為我國西南的川西、藏東和滇北是杜鵑花科、百合、報春、梨、懸鉤子、葡萄、忍冬和槭屬植物分布的中心。 [10] 他的上述看法大體是正確的，也為後來英、美和德國的植物學家繼續這一地區植物的研究提供了啟示和打下了基礎。
弗朗謝之後,列維爾(H.Leveille)長期研究東亞植物,從19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的二十餘年中,發表了大量的研究論文,涉及我國的不少。20世紀上半葉長期研究亞洲植物的巴黎博物館植物學家蓋根湃(F.Gagnepain)，也研究過不少中國植物。
德國柏林植物園和博物館負責人、柏林大學教授代爾斯(L.Diels)曾長期研究瑞典人柏固(C.A.Bock)和奧地利人洛色恩 (A.E.Rosthorn)在我國四川大巴山等地採集的中國植物,著有《中國中部植物》(Die Flora von Zentral-China 1901),記述了我國中部秦嶺地區一帶的植物數千種。他還在此基礎上發表了中國近代植物地理學的第一篇論文-----《東亞高山植物區系》(Die Hochalpine Flora Ost-Asiens 1904)。其後，他又鑒定描述過英國採集者福雷斯特在華的首批標本。1913年，他又發表「中國西部植物地理學調查」(Untosuchungen zur Pflanzegeographie von West-China)。對我國西部的植物地理進行了研究，並嘗試進行分區。
基於當時的研究成果，代爾斯對我國的植物地理進行了初步的探討，並嘗試進行分區，同時指出我國植物區系的性質和成分。他認為中國中西部高山地區不但植物種類繁多，而且存在大量原始類型和由原始類型向進化類型過渡的中間類型，是大量植物種屬的發祥地和分化中心。另外，這里的地質學證據也表明這里地層古老；同時，這里的動物分布情況也顯示了這一點。因此，在系統發生學上很值得詳細研究。後來，他在赫姆斯萊、沙堅德等人有關工作的基礎上，對東亞的植物地理作了進一步的總結。他認為，東亞，尤其是中國內部，長富有北半球的普通植物。與北美植物的親緣關系很近。有些屬很發達，如黃精屬、百合屬、飛燕草屬、淫羊霍屬、小檗屬、虎爾草屬、杜鵑花屬、報春花屬、龍膽屬、馬仙蒿屬及望江南屬等等。他還指出，由於地層古老，且氣候和地理條件優越，又未受地質變遷的大傷害，所以我國多有特產植物，如水青樹屬(Tetracentron )、杜仲屬(Eucommia)和珙桐屬(Davidia)等。這反應在他1929年出版的《植物地理學》等著作中。他還寫有《秦嶺及中國中部植物論文集》(Beiträge zur Flora des Tsing-Ling-shan und undere Zusatze zur Flora von Centrachina)。順便提一下，20世紀30年代末，在洪堡大學學習的我國植物學家郝景盛，曾在代爾斯教授的指導下寫了「青海植物地理研究」和「 柳屬植物志要」兩篇論文。
此外，另一德國植物學家和樹木學家柯恩(B.A.E.Koehne)也曾為威爾遜採集的一些植物新種定名，主要是花楸屬（Soubus ）和山梅花屬(Philadelphus)植物。
本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哈佛大學堪稱是研究中國木本植物的中心。該校的植物學家沙堅德(C.S.Sargent)曾到日本等亞洲國家採集植物標本, 熟悉東亞的植物。對我國的木本植物（主要由威爾遜等人收集）尤其有研究。從1913年起,沙堅德教授主編了《威爾遜植物志》(Plantae Wilsonianae),計三冊,於1917年全部出版。該書記載了1907,1908,1910間,阿諾德樹木園通過威爾遜等收集得的中國中西部木本植物。在該書第一卷，描述了威爾遜採集植物種類的一半左右，其中包含兩個新屬，225個新種，162個樹木新變種。全書總共描述植物3356個種和變種,是當時研究中國木本植物最廣博的參考著作。至今猶為研究我國木本植物及湖北、四川植被的重要參考書。
沙堅德還根據自己長期對北美和東亞植物的研究,發表了兩篇頗富創建性關於東亞和北美植物區系的論文。其一為「東亞和北美東部木本植物比較」(A Comparison of Eastern Asiatic and Eastern North American Woody Plants,1913),另一為「中國和美國木本植物種的比較」(A Comparison of Woody Species of China and America 1920)。在前一篇論文中,他就東亞北緯22.3度以北地區與美國得克薩斯格蘭河以北地區的木本植物進行了比較。他逐科地指明兩地的有無及屬種的多寡和特有屬種。在植物區系學上有重要意義。
1898年從德國赴美的瑞德(A.Rehder)也是對我國植物，尤其耐寒木本植物作過很多研究的樹木學家。他長期在阿諾德樹木園工作，後來成為哈佛大學的樹木學教授。研究、描述過威爾遜和洛克(J.Rock)和其他一些人收集的許多植物。並發表了不少文章。他出版過一些重要的樹木學著作，包括《北半球寒溫帶地區栽培的耐寒樹木索引》(Bibliography of Cultivated Trees and Shrubs Hardy in the Cooler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1949) [11] 。另一位曾與韓馬迪在我國雲南和四川收集大量植物標本的德國植物學家施耐德(C.K.Schneider)，後來也去了阿諾德樹物園，在那裡作了四年的研究，分類描述了大量威爾遜在我國西部採集的植物。他後來成為以我國為分布中心的小檗屬(Berberis)和丁香屬(Syringa)的專家。
本世紀上半葉，美國加里福尼亞大學農學院院長、植物學家梅里爾(E.D.Merrill1876—1956)是國際上研究我國植物最著名的學者之一。梅里爾博士1902年以植物學家的身份到美屬菲律賓馬尼拉服務，先在農林部，後來在國家實驗局任職，最後任科學局局長。1924年回到美國，先後任加里福尼亞大學農學院院長兼農業實驗場場長，紐約植物園園長，哈佛大學植物學教授兼阿諾德樹木園園長和哈佛大學植物標本總監 [12] 。1920年他到浙江、安徽採集過標本。他很熟悉東亞植物。20世紀上半葉，我國不少學者採集的標本是由他鑒定命名的。象我國前輩植物學家鍾觀光先生采著的一馬鞭草科新屬種，就是經他鑒定命名為鍾木(Tsoongia axillariflora)的。這屬後來即成為紀念鍾觀光的鍾木屬。他鑒定我國學者送去的植物標本通常比較快速准確,為我國植物學家稱道。他發表過不少關於我國華南、廣東、海南島植物的文章。1920年他路經南京時，與我國著名植物學家陳煥鏞相識，後來建立了終身的友誼。他們合作研究廣東和海南植物，先後一起發表了「廣東植物志資料」，「海南植物志資料補充」等許多研究文章。在紐約植物園工作期間，他曾指導我國植物學家裴鑒做博士論文。梅里爾先後研究東亞植物數十年。他和沃克(E.H.Walker)合作編寫的《東亞植物文獻目錄》(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1938)及由沃克作的《東亞植物文獻目錄·補編I》(Supplement I, 1960),收集東亞的植物文獻相當充分,至今仍是研究我國和東亞植物的一部重要參考書。
在華西南的雲南、四川和西藏等地進行過重要植物學考察，並採集過大量植物標本的奧地利植物學家韓馬迪(H.Handel-Mazzetti)，是本世紀上半葉研究我國植物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從中國回到奧地利維也納後,潛心於中國植物的研究。並因對分布中心在我國西南的報春花屬和珍珠菜屬植物有精深的研究，而被當時的學術界目為專家。他還約請了其他一些植物學家研究他收集的植物標本。在此基礎上，又查閱了當時西方各大植物研究機構收藏的中國植物標本。編寫了《中國植物志要》(Symbolae Sinicae)，1937年在維也納全部出版。
韓馬迪的著作共分7卷，分別為藻類、真菌、地衣、蘚類、苔類、蕨類和種子植物。書中的內容非常豐富,對許多分類群都有頗深入而有見地的探討，是當時國際上研究我國植物的一部帶有總結性重要著作。他也因此植物學界譽為中國敘述植物學的權威。這部著作至今對於我國植物學者仍有重要參考價值。他還發表過《中國植物地理結構及其親緣》(The Phyto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Affinities of China)等有關我國植物地理學的文獻。並曾根據他在我國西南等地的調查資料，進行了全中國的地理分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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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花（2篇任選） 我家陽台上有一盆美麗的水仙花，我可喜歡它了！ 水仙花長得既漂亮又高雅．每次我放學回家總愛跑到陽台上看水仙花．水仙花的底部有無數條白色的須根，聚在一起，像一位白鬍子老爺爺的胡須，雪白雪白的． 水仙花還長有一片片翠綠的大葉子，它為水仙花增添了幾分美麗之處． 再來講一講水仙花的花莖吧．它就像大家經常吃的韭菜芯．這個花莖長得非常筆直．花莖上的花朵長得更美．它可是用六朵白色的小花瓣組成的．花瓣向外舒展開，只見花瓣中的黃色花芯．整個花朵就像是一個特致的小酒杯，金光閃閃．水仙花在微風中彷彿是一位花仙子，正在偏偏起舞，真是令人賞心悅目．呵，怪不得有」凌波仙子」的美稱． 我愛我家那盆水仙花，它給我帶來了歡趣，給我帶來了快樂 2 小時候，我一直住在外婆家。那時，外婆家的院子里種了好多好多美麗的花兒。春天有迎春花、牡丹花；夏天有太陽花、蟹爪蓮；秋天有菊花、一串紅，夏天有臘梅花、水仙花。 其中我最喜歡水仙花，喜歡它的外表，更喜歡它的「內心」。它雖然沒有牡丹花那樣嬌貴，沒有太陽花那樣紅艷，沒有菊花那樣引人注意，也沒有臘梅花那樣清香醉人。可是水仙花亭亭玉立，水仙花玉潔冰清。還有一個更大的理由：「水仙花有著頑強的生命力。」 水仙花素有「凌波仙子」的美稱。的確它那動人的身姿使人一見傾心。 外婆家的那幾盆水仙花可美了。 一月，水仙花開了！它那翡翠般的碧葉翠綠翠綠，綠得發光，綠得鮮亮，縱橫交錯的綠葉間，錯落有致地開著幾朵潔白無瑕的小花，花中嵌著一屬黃金般的花蕊，散出陣陣淡淡的幽香，顯得格外高雅。水仙花與泥土無緣，雨花石是它的「土壤」。我想：我要像它那樣在思想上純粹潔白，沒有一點污泥。水仙花的根部像只大洋蔥，根下長著白色的根須，它們像一條條長長的蚯蚓繞著一塊塊堅硬的雨花石，又顯得十分倔強。 一陣風拂過，小花搖晃著腦袋，擺動著它柔美的身軀，似乎穿著水晶衣裳在水石上翩翩起舞，使人見了心曠神怡。 冬天，很多花兒都經不住嚴寒的摧殘，受不了命運的考驗——枯萎了。而水仙花卻毫不畏懼，當室外寒風凜冽、冰天雪地的時候，它傲然挺立著，還是那麼精神抖擻、生機盎然，彷彿在與寒風搏鬥，如此堅忍不拔，使人越來越喜愛它了。 我愛水仙！愛它的美麗芬芳，愛它的高尚純潔，更愛它的頑強不屈！ 我愛荷塘 你們喜歡什麼?我喜歡夏天的荷塘. 初夏,荷葉從水裡探出嫩黃色的小腦袋.到了盛夏,嫩綠的荷葉變成一個個碧綠的大盤子.蓋漫了荷塘.荷花也不甘示弱,從淤泥中探出了粉紅色的腦袋.荷花雖然是從淤泥中生長出來的,但花朵卻是那樣的純潔,那樣的可愛!真是出污泥而不染啊!有些荷花半卧在水中;有的半開著;有的荷花中露出了嫩黃色的小蓮蓬.......荷花千姿百態,美麗極了,讓人目不暇接! 清晨,每當從荷糖經過,荷花總是讓風婆婆把清香帶給人們.荷花上.荷葉上鑲滿了晶瑩透亮的露珠,不時滴答一聲,原來是露珠寶寶跳入水中的聲音.魚兒圍著荷花跳起了 舞,荷花.荷葉.露珠寶寶都是魚兒忠實的觀眾.露珠落入水中的滴答聲則是觀眾給魚兒的掌聲.看到這般景色,真想和它們一起玩,一定也和我一樣想和它們一起玩耍吧! 在炎炎夏日下,荷塘變得更加美麗.每個過路人經過荷塘都會隨便的摘下幾片荷葉戴在頭上,擋住火辣辣的太陽.荷塘不僅僅是外表美,還有一種默默奉獻的精神,這難道不算一種美嗎? 這么可愛的荷塘難道不值得你我喜歡嗎? 我愛你-----可愛的荷塘! 1·植物學方面 在19個世紀對我國植物作過比較多研究工作的是俄、英、法三國。俄國對我國植物的研究受地緣政治的影響,主要在與其接壤的我國北方廣大地區。他們在1804年就編出了西伯利亞地區的植物志。又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編寫了《阿爾泰植物志》(Flora Altaica 1829-1834)。在我國的北京和內蒙的一些地方收集過植物標本的賓奇(A.Bunge)，則對北京及周圍地區的植物作過一些研討。當然,對我國植物研究得更多的沙俄植物學家是馬克西姆維茲(C.Maximowicz)。他是上個世紀西方研究我國植物的數個最有代表性的學者之一。也是曾親自到我國採集過生物標本的少數幾個著名的植物學家之一。 馬克西姆維茲是彼得堡植物園的首席植物學家，俄帝國科學院院士和植物博物館主任。在我國的東北的黑龍江,烏蘇里江和松花江流域作了長期而廣泛的植物學採集。此外，對那周邊的日本和朝鮮的植物也作過很多的採集。對我國東北和朝鮮日本的植物頗為熟悉。不僅如此,許多俄國考察隊和東正教使團人員採回的植物標本也是經他鑒定發表的。著名的如普熱澤瓦爾斯基(N.M.Przewalski)、普塔寧(G.N.Potanin)、皮爾塞卿斯基(P.J.Piasetski)等人在我國西北和西南廣大地區採得的植物標本大多由他整理發表。由於他還頗有見地地與英、法等西歐大的植物學研究機構建立了廣泛的標本交換關系，所以英、法等國的採集者在我國長江流域和西南地區收集的標本也有不少由他定名發表。 馬克西姆維茲前後用近四十年的時間研究我國的植物,在此基礎上撰寫和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專著。包括《阿穆爾 [4] 植物志初編》(Primitiae Florae Amurensis 1859)，書中共記述985種植物,包括57種苔蘚。其中有新屬4個,新種112個。書末還附有「北京植物索引」和「蒙古植物索引」。完成這項工作後，他曾試圖全面記述東亞各國植物，後來意識到這非他力所能及，轉而描述新種和訂正原來記述過的屬種。 從1866至1876年，他發表了20篇專文，按屬別描述日本和我國東北的植物。爾後又於1876至1888年，同樣按屬排列發表了8個分冊的《亞洲植物新種匯要》(Diagnoses Plantarnm Novarum Asiaticarum) [5] 。他曾研究普熱澤瓦爾斯基數次率人在我國北方廣大地區收集的大量植物標本，發現新種300多個，新屬9個。1889年，他著手系統整理普熱澤瓦爾斯基在我國採的植物，但只完成兩個分冊，分別為《唐古特 [6] 植物》(Flora Tangutica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冊（具花托花和盤花植物 [7] ），及《蒙古及其鄰近的中國突厥斯坦 [8] 部分地區植物名錄》(Enumeratio Plantarum Hucusque in Mongolia nec non Adjacente Parte Turkestaniae Sinensis lectarum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冊。《唐古特植物》共描述植物203種，其中有30個種是首次描述。連同以前在科學院期刊發表過的，總計有兩個新屬60個新種。絕大部分植物附有插圖。《蒙古及其鄰近的中國突厥斯坦部分地區植物名錄》第一分冊記植物330種，其中記有蒺藜科的一個新屬和22個新種。同年，他還出版《普塔寧和皮埃塞澤欽所採的中國植物》(Plantae Chinenses Potanianae et Piasezkianae 1889 )的第一分冊（從毛茛科到馬桑科）。 馬克西姆維茲先後記述我國植物數千種,其中有新種數百個。還描述新屬十多個。很明顯，他對我國東北數省、內蒙、新疆、甘肅、青海、陝西、山西等與俄國毗鄰地區植物的區系作了廣泛的研究工作。 與馬克西姆維茲同時，還有不少俄國植物學家研究過我國植物。曾任彼得堡植物園園長的雷格爾(E.Regel)是一位很有造詣的植物學家，1835年即出版過《俄國植物志》。他和賀德(Fr.v.Herder)分別研究了雷德(G.Radde)在我國東北採的植物，前者研究離瓣花雙子葉植物（從毛茛科到石竹科），後者研究合瓣花植物、無花被植物和單子葉植物。並於1864—1892年以《雷德所采植物》(Plantae Raddeanae)的名稱發表。 當然，在馬克西姆維茲之後以研究我國植物著名的俄國人最早的要數柯馬洛夫(V.L.Komarov),這位植物分類學家於19世紀末曾在我國東北和朝鮮採集,得標本6000餘號。此後,他分別於1901—1902，1903—1904，1905—1907刊行了他編寫的三冊《滿州植物志》(Flora Manchuriae)。他還研究了不少帶有典型中國特色的植物屬種。另外，巴里賓(J.W.Palibin)等其他一些俄國植物學家也曾對我國的植物有過不少研究。 英國人對我國植物的研究與該國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有相同之處，即很注意做類似普查性質的工作。早期英國的著名植物學家如胡克(W.J.Hooker),班克斯(J.Banks),林德賴(J.Lindley)乃至在華為領事官的漢斯(H.F.Hance)都曾對中國的植物作了大量的研究,論文見於有關的植物學期刊中。 胡克研究過許多我國的蕨類植物。後來，另一英國蕨類植物學家貝克爾(J.G.Baker)家也研究過大量的中國蕨類植物，他完成了胡克的《蕨類綱要》(Synopsis filicum)並添了許多新種。1873年，《蕨類綱要》出第二版時，貝克又把不少新種作為附錄加上。此人對我國的百合科植物也有過研究。林德賴對我國的蘭花作過不少研究。J·D·胡克(J.D.Hooker)在喜馬拉雅山的一些地方考察過，發表過那裡的一些杜鵑，有些還經他引進英國。他還與當時英屬印度加爾格達植物園的主任桑姆生(T.Thomson)合著了《印度植物志》(Flora Indica)。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數位英國植物學家都很熟悉中國的園林花卉和經濟植物。其原因很顯而易見,就來自英國的四位最著名的植物採集者福群(R.Fortune)和韓爾禮(A.Henry)、威爾遜(E.H.Wilson)和福雷斯特(G.Forrest)而言,他們分別是園林協會,東印度公司,英國把持的中國海關和一些著名花卉種苗公司的雇員，與商業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不久的1861年，英國植物學家邊沁（G.Bentham）即出版了《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ensis )。書中共記述香港植物1065種。在那以後的19世紀下半葉，研究中國植物最著名的英國植物學家是丘園的赫姆斯萊(W.B.Hemsly)。眾所周知，丘園是世界上研究植物學的中心，而赫姆斯萊與俄國的馬克西姆維茲類似,也曾一生致力於中國植物的研究。是上個世紀下半葉至本世紀初研究我國植物最引人注目的學者之一。 赫姆斯萊1860年就曾在丘園工作,最初是作為邊沁的助手。後來曾因健康等原因離開丘園,但在1883年又重新回到丘園工作。1884年,英國皇家學會決定，從它的政府科學撥款中拿一筆錢編寫已知中國植物的目錄，他參加了這項工作。後來熱心了解中國植物的美國商人福勃士(F.B.Forbes)也積極投身此項工作。於是，他們一起合作發表了《中國植物名錄》(Indix Florae Sinensis 1886--1905)。這套著作的植物包括朝鮮、琉球所產,內容述及分布和同物異名的辨別等等。1896年，他研究了西藏的植物區系，發表「西藏植物」(The Flora of Tibet)，這項研究被我國植物學家視為這一地區的先驅工作。他還與他人合作撰寫了「西藏或亞洲高原植物」(The flora of Tibet or high Asia 1902)等。當然這只是他比較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工作遠不止於此，上個世紀下半葉和本世紀初許多英國人採集的植物主要由他進行鑒定發表的。他發表有關中國植物的描述文章數以百計。 從1909年至1956年，在我國西南高地、緬甸和印度的阿薩姆及喜馬拉雅山區作了長達近五十年地學和植物學考察和收集的瓦德,對該地區的植物分布及具體區域種類的多寡可謂見多識廣。他一生寫過不少關於我國西南地區植物學區系和植被方面的文章。包括《綠絨蒿的故鄉》(Land of Blue Poppy)、「中國喜馬拉雅的植物」(The Sino-Himalayan flora 1927)、「西藏的森林」(The forests of Tibet 1935)、「西藏的地理學和植物學概論」(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botany of Tibet, being 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the country 1935)等等，對那裡的植物區系特點，及地理環境對植物區系的影響等做了很有價值的探討，提出了「中國-喜馬拉雅植物區系」等有見地的概念 [9] 。 本世紀前期,支持福雷斯特來華採集的愛丁堡皇家植物園負責人鮑爾佛(B.Balfour),也是一位與我國植物研究有密切關系的學者。他是愛丁堡大學植物學教授，曾研究和定名了大量由福雷斯特自中國西南滇川等地引進的植物花卉和標本。其中包括首次引入愛丁堡植物園的大量報春和杜鵑花屬植物。1922年,鮑爾佛死後,繼任該園園長和愛丁堡大學植物學教授的斯密思(W.W.Smith)繼續與福雷斯特合作,也研究了大量後者在華採集的植物,有關成果大多發表在愛丁堡植物園的期刊中。他熟諧我國喜馬拉雅山一帶的植物，也是報春花和杜鵑花屬植物的專家。由於福雷斯特來華採集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採集杜鵑花。他們合作的結果之一是使愛丁堡成為研究我國杜鵑花屬植物的中心。 法國近代地理學發達較早，在17世紀中期，法國人就在北美的考察方面有出色的業績；此外在18世紀中葉以前法國一直擁有北美加拿大等大片的殖民地。因此一些法國人很早就注意到兩地間生物的重要關系。如傳教士杜德美和在我國海關任職的福威勒等。他們可能是最早注意東亞和北美生物區系間聯系的人。鴉片戰爭後，法國人研究中國的植物以鄰近法屬殖民地越南、寮國等國的西南地區出色,這與他們的傳教士在這一帶的活動活躍密不可分。法國植物學家研究中國植物有較長的歷史和出色的成就。 在上個世紀下半葉，巴黎自然博物館所屬植物園栽種了大量由法國傳教士送回的中國植物，該園的主要園丁卡約瑞(E.A.Carrière)，發表了一些中國植物的新種，還引種了不少由西蒙和譚微道送回的植物，並在有關刊物中發表了大量栽培於該苗圃的中國觀賞植物。曾任這個植物園主任的迪賽森(J.Decaisne)也曾描述和發表過大量來自日本和中國的植物新種。瑞士植物學家德堪多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時，在探討中國栽培植物的時候曾經用了貝勒和他的研究成果。另外兩個植物學家普蘭瓊(J.E.Planchon)和拜倫(H.Baillon)也研究過一些中國植物，其中一些為譚微道(A.David)所采。 當然，在上個世紀下半葉研究中國植物的法國學者以弗朗謝(A.Franchet)最為著名。他和同時的馬克西姆維茲、赫姆斯萊等人一樣，堪稱是那個時期研究中國植物的最傑出人物。此人在研究我國的植物之前，曾對日本的植物作過不少研究。從1878年開始潛心於中國植物的研究。1881年他還著手整理巴黎自然博物館的植物標本並進行相關的描述。他還鼓勵在華的傳教士積極為該博物館收集標本。著名的傳教士譚微道,賴神甫(G.M.Delavay)、法蓋斯(P.Farges)、蘇里(J.A.Soulié)等採集的標本主要是由他研究定名的。在此基礎上他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著作。共記載中國植物5000餘種,新種1000多個,新屬約20個。其中相當部分是賴神甫采自雲南的植物。 弗朗謝的主要著作有《譚微道植物志》(Plantae Davidianae)。此書分兩卷,第一卷的副標題是「蒙古和華北及華中的植物」於1884年出版,記載北京河北和內蒙等地的植物1175種,計新種84個。書後附標本圖27張。第二卷的副標題是「藏東植物」於1888年出版,記載川西寶興植物402種,其中163種為新種。書後附有17張標本圖，包括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寶興杜鵑(Rhododendron mupinense)、腺果杜鵑(Rh. David)和一張珙桐的彩圖。譚微道所採的植物涵蓋面很廣，對於西方了認識中國的植物區系意義很大。 弗朗謝曾試圖系統整理賴神甫從我國雲南送回的20萬號植物標本，但終究力不從心，不得不放棄這一念頭，轉而描述其中新種。但即使這個任務，他也未能完成。通過長期對我國西南植物的研究,弗朗謝認為我國西南的川西、藏東和滇北是杜鵑花科、百合、報春、梨、懸鉤子、葡萄、忍冬和槭屬植物分布的中心。 [10] 他的上述看法大體是正確的，也為後來英、美和德國的植物學家繼續這一地區植物的研究提供了啟示和打下了基礎。 弗朗謝之後,列維爾(H.Leveille)長期研究東亞植物,從19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的二十餘年中,發表了大量的研究論文,涉及我國的不少。20世紀上半葉長期研究亞洲植物的巴黎博物館植物學家蓋根湃(F.Gagnepain)，也研究過不少中國植物。 德國柏林植物園和博物館負責人、柏林大學教授代爾斯(L.Diels)曾長期研究瑞典人柏固(C.A.Bock)和奧地利人洛色恩(A.E.Rosthorn)在我國四川大巴山等地採集的中國植物,著有《中國中部植物》(Die Flora von Zentral-China 1901),記述了我國中部秦嶺地區一帶的植物數千種。他還在此基礎上發表了中國近代植物地理學的第一篇論文-----《東亞高山植物區系》(Die Hochalpine Flora Ost-Asiens 1904)。其後，他又鑒定描述過英國採集者福雷斯特在華的首批標本。1913年，他又發表「中國西部植物地理學調查」(Untosuchungen zur Pflanzegeographie von West-China)。對我國西部的植物地理進行了研究，並嘗試進行分區。 基於當時的研究成果，代爾斯對我國的植物地理進行了初步的探討，並嘗試進行分區，同時指出我國植物區系的性質和成分。他認為中國中西部高山地區不但植物種類繁多，而且存在大量原始類型和由原始類型向進化類型過渡的中間類型，是大量植物種屬的發祥地和分化中心。另外，這里的地質學證據也表明這里地層古老；同時，這里的動物分布情況也顯示了這一點。因此，在系統發生學上很值得詳細研究。後來，他在赫姆斯萊、沙堅德等人有關工作的基礎上，對東亞的植物地理作了進一步的總結。他認為，東亞，尤其是中國內部，長富有北半球的普通植物。與北美植物的親緣關系很近。有些屬很發達，如黃精屬、百合屬、飛燕草屬、淫羊霍屬、小檗屬、虎爾草屬、杜鵑花屬、報春花屬、龍膽屬、馬仙蒿屬及望江南屬等等。他還指出，由於地層古老，且氣候和地理條件優越，又未受地質變遷的大傷害，所以我國多有特產植物，如水青樹屬(Tetracentron )、杜仲屬(Eucommia)和珙桐屬(Davidia)等。這反應在他1929年出版的《植物地理學》等著作中。他還寫有《秦嶺及中國中部植物論文集》(Beiträge zur Flora des Tsing-Ling-shan und undere Zusatze zur Flora von Centrachina)。順便提一下，20世紀30年代末，在洪堡大學學習的我國植物學家郝景盛，曾在代爾斯教授的指導下寫了「青海植物地理研究」和「柳屬植物志要」兩篇論文。 此外，另一德國植物學家和樹木學家柯恩(B.A.E.Koehne)也曾為威爾遜採集的一些植物新種定名，主要是花楸屬（Soubus ）和山梅花屬(Philadelphus)植物。 本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哈佛大學堪稱是研究中國木本植物的中心。該校的植物學家沙堅德(C.S.Sargent)曾到日本等亞洲國家採集植物標本,熟悉東亞的植物。對我國的木本植物（主要由威爾遜等人收集）尤其有研究。從1913年起,沙堅德教授主編了《威爾遜植物志》(Plantae Wilsonianae),計三冊,於1917年全部出版。該書記載了1907,1908,1910間,阿諾德樹木園通過威爾遜等收集得的中國中西部木本植物。 在該書第一卷，描述了威爾遜採集植物種類的一半左右，其中包含兩個新屬，225個新種，162個樹木新變種。全書總共描述植物3356個種和變種,是當時研究中國木本植物最廣博的參考著作。至今猶為研究我國木本植物及湖北、四川植被的重要參考書。 沙堅德還根據自己長期對北美和東亞植物的研究,發表了兩篇頗富創建性關於東亞和北美植物區系的論文。其一為「東亞和北美東部木本植物比較」(A Comparison of Eastern Asiatic and Eastern North American Woody Plants,1913),另一為「中國和美國木本植物種的比較」(A Comparison of Woody Species of China and America 1920)。在前一篇論文中,他就東亞北緯22.3度以北地區與美國得克薩斯格蘭河以北地區的木本植物進行了比較。他逐科地指明兩地的有無及屬種的多寡和特有屬種。在植物區系學上有重要意義。 1898年從德國赴美的瑞德(A.Rehder)也是對我國植物，尤其耐寒木本植物作過很多研究的樹木學家。他長期在阿諾德樹木園工作，後來成為哈佛大學的樹木學教授。研究、描述過威爾遜和洛克(J.Rock)和其他一些人收集的許多植物。並發表了不少文章。 他出版過一些重要的樹木學著作，包括《北半球寒溫帶地區栽培的耐寒樹木索引》(Bibliography of Cultivated Trees and Shrubs Hardy in the Cooler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1949) [11] 。另一位曾與韓馬迪在我國雲南和四川收集大量植物標本的德國植物學家施耐德(C.K.Schneider)，後來也去了阿諾德樹物園，在那裡作了四年的研究，分類描述了大量威爾遜在我國西部採集的植物。他後來成為以我國為分布中心的小檗屬(Berberis)和丁香屬(Syringa)的專家。 本世紀上半葉，美國加里福尼亞大學農學院院長、植物學家梅里爾(E.D.Merrill1876—1956)是國際上研究我國植物最著名的學者之一。梅里爾博士1902年以植物學家的身份到美屬菲律賓馬尼拉服務，先在農林部，後來在國家實驗局任職，最後任科學局局長。1924年回到美國，先後任加里福尼亞大學農學院院長兼農業實驗場場長，紐約植物園園長，哈佛大學植物學教授兼阿諾德樹木園園長和哈佛大學植物標本總監 [12] 。1920年他到浙江、安徽採集過標本。他很熟悉東亞植物。20世紀上半葉，我國不少學者採集的標本是由他鑒定命名的。象我國前輩植物學家鍾觀光先生采著的一馬鞭草科新屬種，就是經他鑒定命名為鍾木(Tsoongia axillariflora)的。這屬後來即成為紀念鍾觀光的鍾木屬。他鑒定我國學者送去的植物標本通常比較快速准確,為我國植物學家稱道。他發表過不少關於我國華南、廣東、海南島植物的文章。1920年他路經南京時，與我國著名植物學家陳煥鏞相識，後來建立了終身的友誼。他們合作研究廣東和海南植物，先後一起發表了「廣東植物志資料」，「海南植物志資料補充」等許多研究文章。在紐約植物園工作期間，他曾指導我國植物學家裴鑒做博士論文。梅里爾先後研究東亞植物數十年。他和沃克(E.H.Walker)合作編寫的《東亞植物文獻目錄》(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1938)及由沃克作的《東亞植物文獻目錄·補編I》(Supplement I, 1960),收集東亞的植物文獻相當充分,至今仍是研究我國和東亞植物的一部重要參考書。 在華西南的雲南、四川和西藏等地進行過重要植物學考察，並採集過大量植物標本的奧地利植物學家韓馬迪(H.Handel-Mazzetti)，是本世紀上半葉研究我國植物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從中國回到奧地利維也納後,潛心於中國植物的研究。並因對分布中心在我國西南的報春花屬和珍珠菜屬植物有精深的研究，而被當時的學術界目為專家。他還約請了其他一些植物學家研究他收集的植物標本。在此基礎上，又查閱了當時西方各大植物研究機構收藏的中國植物標本。編寫了《中國植物志要》(Symbolae Sinicae)，1937年在維也納全部出版。 韓馬迪的著作共分7卷，分別為藻類、真菌、地衣、蘚類、苔類、蕨類和種子植物。書中的內容非常豐富,對許多分類群都有頗深入而有見地的探討，是當時國際上研究我國植物的一部帶有總結性重要著作。他也因此植物學界譽為中國敘述植物學的權威。這部著作至今對於我國植物學者仍有重要參考價值。他還發表過《中國植物地理結構及其親緣》(The Phyto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Affinities of China)等有關我國植物地理學的文獻。並曾根據他在我國西南等地的調查資料，進行了全中國的地理分區工作。
❹ 根據材料，求一高中作文（最好為議論文）：美國紐約市有一個植物園，與眾不同的是告示牌
看到這個故事，我有兩點感觸——
首先，我非常佩服管理人員別出心裁的管理措施，「獎」與「罰」只是一字之差，卻把遊客拉到管理者的行列，輕而易舉的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其實，不論管理什麼，都不是一件易事，都有其內在的困擾，而此時最需要的就是管理者採取必要又可行的措施了。
我們當班主任的也一樣。班內幾十個學生，性格不同，受教育的程度不同，接受能力也不同，怎樣才能在管理上游刃有餘，營造一個和諧的班級氛圍呢？如果班主任只依靠自己，事必躬親，那麼就是累死，也不會有好的成效。很多班主任可能遇到過這樣的情況：上自己的課時，學生一個個正襟危坐，專心致志的聽講，可如果是上自習課，學生亂的像一窩蜂，即使情況好的，也不乏部分學生竊竊私語，此時你若進班，各種聲音會戛然而止，你若再離開，濤聲依舊……當然，這樣的情況中學、高中比較少見，而在小學，總有這樣的班級。其實，學生有這樣的反應也不足為奇，年齡小嘛，不懂事。而出現了這種情況做班主任的絕對不能不理，怎麼辦？對學生發脾氣，狠吵一頓，結果能好一會或是幾天，但過不多久又會反彈，正像許多公園旁邊立的牌子一樣——攀爬欄桿、踐踏草坪者罰款100元。而結果呢？不必多言，大家盡看在眼裡。
還是美國的這位管理員聰明，把每個遊客都為己所用，可謂「無痕的管理」。這個自己管自己，自己管別人的法子在班級管理中也隨處可用。
開學初，學生還沒有養成保持衛生的好習慣，值日生把教室打掃干凈沒多久，就會有一些同學隨手仍廢紙，雖然講了很多次要保持，要尊重別人的勞動成功，但見效甚微——孩子的自覺性還是差呀。針對這樣的情況，我與同學們共同制定了「輪流檢查，做好衛生班長」的制度。我們規定：每天抽出一名學生在值日生打掃好後進行檢查，而後利用課間抽查，發現誰的周圍有紙屑就扣誰的紅花。許多學生因沒有保持衛生，而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努力獲得的紅花拱手上交，那叫心疼啊，幾次下來就經心了不少。同時，檢查人員是輪流的，也就是誰都有當衛生班長的機會，為了干好這一天的「官」，一個比一個認真。看到他們犀利的眼光，我暗自慶幸，自己耍的小伎倆成功了——監督別人時以身作則，做個好榜樣。
整個管理我只要開始時監督，後來基本不用問事，省了很多精力做其它的教育教學工作，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呢？
這個故事除了讓我在班級管理方面有所醒悟外，我也被語言變換後的魅力嘆服，只是換一種說法，給人帶來的就是不一樣的感覺。
有時對待學生的缺點也需要改變教育方式。我班強在上課時愛擺弄小東西，以前總是點名提醒他，可這樣做，不但影響教學，而且沒有任何改觀的意向。有時候就這樣，你越是想改變越改變不了，反而加深了他對缺點的認識：我有個毛病，上課愛擺弄東西。他越是想越改不掉，這種錯誤的意識甚至會定格在他腦海中。由此，我變了一種說話方式，當我發現強又犯類似小毛病時，我就先表揚其他坐得好的，來引導他的行為，當我窺到他的這方面有一點進步時，就大加表揚。如此堅持了一段時間，強的愛擺弄的習慣雖沒有完全改掉，但已有明顯的進步！
可見，讓別人做一些事情，一種表達不起作用時，可換另一種表達方式讓其接受。
一個簡單的告示，流露著無窮的意韻，帶給我無盡的思考……
【勵志簡言】
我們的規章制度裡面多數充斥了罰款的條目，多的多到讓人頭暈眼花的地步，其實我們經常在處罰肇事者，卻很少鼓勵大家積極的工作，所以效果欠佳。
網路嗖嗖就有許多：別出心裁的告示
❺ 中學生植物學論文 範文
1·植物學方面
在19個世紀對我國植物作過比較多研究工作的是俄、英、法三國。俄國對我國植物的研究受地緣政治的影響,主要在與其接壤的我國北方廣大地區。他們在1804年就編出了西伯利亞地區的植物志。又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編寫了《阿爾泰植物志》(Flora Altaica 1829-1834)。在我國的北京和內蒙的一些地方收集過植物標本的賓奇(A.Bunge)，則對北京及周圍地區的植物作過一些研討。當然,對我國植物研究得更多的沙俄植物學家是馬克西姆維茲(C.Maximowicz)。他是上個世紀西方研究我國植物的數個最有代表性的學者之一。也是曾親自到我國採集過生物標本的少數幾個著名的植物學家之一。
馬克西姆維茲是彼得堡植物園的首席植物學家，俄帝國科學院院士和植物博物館主任。在我國的東北的黑龍江,烏蘇里江和松花江流域作了長期而廣泛的植物學採集。此外，對那周邊的日本和朝鮮的植物也作過很多的採集。對我國東北和朝鮮日本的植物頗為熟悉。不僅如此,許多俄國考察隊和東正教使團人員採回的植物標本也是經他鑒定發表的。著名的如普熱澤瓦爾斯基(N.M.Przewalski)、普塔寧(G.N.Potanin)、皮爾塞卿斯基(P.J.Piasetski)等人在我國西北和西南廣大地區採得的植物標本大多由他整理發表。由於他還頗有見地地與英、法等西歐大的植物學研究機構建立了廣泛的標本交換關系，所以英、法等國的採集者在我國長江流域和西南地區收集的標本也有不少由他定名發表。
馬克西姆維茲前後用近四十年的時間研究我國的植物,在此基礎上撰寫和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專著。包括《阿穆爾 [4] 植物志初編》(Primitiae Florae Amurensis 1859)，書中共記述985種植物,包括57種苔蘚。其中有新屬4個,新種112個。書末還附有「北京植物索引」和「蒙古植物索引」。完成這項工作後，他曾試圖全面記述東亞各國植物，後來意識到這非他力所能及，轉而描述新種和訂正原來記述過的屬種。
從1866至1876年，他發表了20篇專文，按屬別描述日本和我國東北的植物。爾後又於1876至1888年，同樣按屬排列發表了8個分冊的《亞洲植物新種匯要》(Diagnoses Plantarnm Novarum Asiaticarum) [5] 。他曾研究普熱澤瓦爾斯基數次率人在我國北方廣大地區收集的大量植物標本，發現新種300多個，新屬9個。1889年，他著手系統整理普熱澤瓦爾斯基在我國採的植物，但只完成兩個分冊，分別為《唐古特 [6] 植物》(Flora Tangutica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冊（具花托花和盤花植物 [7] ），及《蒙古及其鄰近的中國突厥斯坦 [8] 部分地區植物名錄》(Enumeratio Plantarum Hucusque in Mongolia nec non Adjacente Parte Turkestaniae Sinensis lectarum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冊。《唐古特植物》共描述植物203種，其中有30個種是首次描述。連同以前在科學院期刊發表過的，總計有兩個新屬60個新種。絕大部分植物附有插圖。《蒙古及其鄰近的中國突厥斯坦部分地區植物名錄》第一分冊記植物330種，其中記有蒺藜科的一個新屬和22個新種。同年，他還出版《普塔寧和皮埃塞澤欽所採的中國植物》(Plantae Chinenses Potanianae et Piasezkianae 1889 )的第一分冊（從毛茛科到馬桑科）。
馬克西姆維茲先後記述我國植物數千種,其中有新種數百個。還描述新屬十多個。很明顯，他對我國東北數省、內蒙、新疆、甘肅、青海、陝西、山西等與俄國毗鄰地區植物的區系作了廣泛的研究工作。
與馬克西姆維茲同時，還有不少俄國植物學家研究過我國植物。曾任彼得堡植物園園長的雷格爾(E.Regel)是一位很有造詣的植物學家，1835年即出版過《俄國植物志》。他和賀德(Fr.v.Herder)分別研究了雷德(G.Radde)在我國東北採的植物，前者研究離瓣花雙子葉植物（從毛茛科到石竹科），後者研究合瓣花植物、無花被植物和單子葉植物。並於1864—1892年以《雷德所采植物》(Plantae Raddeanae)的名稱發表。
當然，在馬克西姆維茲之後以研究我國植物著名的俄國人最早的要數柯馬洛夫(V.L.Komarov),這位植物分類學家於19世紀末曾在我國東北和朝鮮採集,得標本6000餘號。此後,他分別於1901—1902，1903—1904，1905—1907刊行了他編寫的三冊《滿州植物志》(Flora Manchuriae)。他還研究了不少帶有典型中國特色的植物屬種。另外，巴里賓(J.W.Palibin)等其他一些俄國植物學家也曾對我國的植物有過不少研究。
英國人對我國植物的研究與該國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有相同之處，即很注意做類似普查性質的工作。早期英國的著名植物學家如胡克(W.J.Hooker),班克斯(J.Banks),林德賴(J.Lindley)乃至在華為領事官的漢斯(H.F.Hance)都曾對中國的植物作了大量的研究,論文見於有關的植物學期刊中。
胡克研究過許多我國的蕨類植物。後來，另一英國蕨類植物學家貝克爾(J.G.Baker)家也研究過大量的中國蕨類植物，他完成了胡克的《蕨類綱要》(Synopsis filicum)並添了許多新種。1873年，《蕨類綱要》出第二版時，貝克又把不少新種作為附錄加上。此人對我國的百合科植物也有過研究。林德賴對我國的蘭花作過不少研究。J·D·胡克(J.D.Hooker)在喜馬拉雅山的一些地方考察過，發表過那裡的一些杜鵑，有些還經他引進英國。他還與當時英屬印度加爾格達植物園的主任桑姆生(T.Thomson)合著了《印度植物志》(Flora Indica)。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數位英國植物學家都很熟悉中國的園林花卉和經濟植物。其原因很顯而易見,就來自英國的四位最著名的植物採集者福群(R.Fortune)和韓爾禮(A.Henry)、威爾遜(E.H.Wilson)和福雷斯特(G.Forrest)而言,他們分別是園林協會,東印度公司,英國把持的中國海關和一些著名花卉種苗公司的雇員，與商業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不久的1861年，英國植物學家邊沁（G.Bentham）即出版了《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ensis )。書中共記述香港植物1065種。在那以後的19世紀下半葉，研究中國植物最著名的英國植物學家是丘園的赫姆斯萊(W.B.Hemsly)。眾所周知，丘園是世界上研究植物學的中心，而赫姆斯萊與俄國的馬克西姆維茲類似,也曾一生致力於中國植物的研究。是上個世紀下半葉至本世紀初研究我國植物最引人注目的學者之一。
赫姆斯萊1860年就曾在丘園工作,最初是作為邊沁的助手。後來曾因健康等原因離開丘園,但在1883年又重新回到丘園工作。1884年,英國皇家學會決定，從它的政府科學撥款中拿一筆錢編寫已知中國植物的目錄，他參加了這項工作。後來熱心了解中國植物的美國商人福勃士(F.B.Forbes)也積極投身此項工作。於是，他們一起合作發表了《中國植物名錄》(Indix Florae Sinensis 1886--1905)。這套著作的植物包括朝鮮、琉球所產,內容述及分布和同物異名的辨別等等。1896年，他研究了西藏的植物區系，發表「西藏植物」(The Flora of Tibet)，這項研究被我國植物學家視為這一地區的先驅工作。他還與他人合作撰寫了「西藏或亞洲高原植物」(The flora of Tibet or high Asia 1902)等。當然這只是他比較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工作遠不止於此，上個世紀下半葉和本世紀初許多英國人採集的植物主要由他進行鑒定發表的。他發表有關中國植物的描述文章數以百計。
從1909年至1956年，在我國西南高地、緬甸和印度的阿薩姆及喜馬拉雅山區作了長達近五十年地學和植物學考察和收集的瓦德,對該地區的植物分布及具體區域種類的多寡可謂見多識廣。他一生寫過不少關於我國西南地區植物學區系和植被方面的文章。包括《綠絨蒿的故鄉》(Land of Blue Poppy)、「中國喜馬拉雅的植物」(The Sino-Himalayan flora 1927)、「西藏的森林」(The forests of Tibet 1935)、「西藏的地理學和植物學概論」(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botany of Tibet, being 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the country 1935)等等，對那裡的植物區系特點，及地理環境對植物區系的影響等做了很有價值的探討，提出了「中國-喜馬拉雅植物區系」等有見地的概念 [9] 。
本世紀前期,支持福雷斯特來華採集的愛丁堡皇家植物園負責人鮑爾佛(B.Balfour),也是一位與我國植物研究有密切關系的學者。他是愛丁堡大學植物學教授，曾研究和定名了大量由福雷斯特自中國西南滇川等地引進的植物花卉和標本。其中包括首次引入愛丁堡植物園的大量報春和杜鵑花屬植物。1922年,鮑爾佛死後,繼任該園園長和愛丁堡大學植物學教授的斯密思(W.W.Smith)繼續與福雷斯特合作,也研究了大量後者在華採集的植物,有關成果大多發表在愛丁堡植物園的期刊中。他熟諧我國喜馬拉雅山一帶的植物，也是報春花和杜鵑花屬植物的專家。由於福雷斯特來華採集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採集杜鵑花。他們合作的結果之一是使愛丁堡成為研究我國杜鵑花屬植物的中心。
法國近代地理學發達較早，在17世紀中期，法國人就在北美的考察方面有出色的業績；此外在18世紀中葉以前法國一直擁有北美加拿大等大片的殖民地。因此一些法國人很早就注意到兩地間生物的重要關系。如傳教士杜德美和在我國海關任職的福威勒等。他們可能是最早注意東亞和北美生物區系間聯系的人。鴉片戰爭後，法國人研究中國的植物以鄰近法屬殖民地越南、寮國等國的西南地區出色,這與他們的傳教士在這一帶的活動活躍密不可分。法國植物學家研究中國植物有較長的歷史和出色的成就。
在上個世紀下半葉，巴黎自然博物館所屬植物園栽種了大量由法國傳教士送回的中國植物，該園的主要園丁卡約瑞(E.A.Carrière)，發表了一些中國植物的新種，還引種了不少由西蒙和譚微道送回的植物，並在有關刊物中發表了大量栽培於該苗圃的中國觀賞植物。曾任這個植物園主任的迪賽森(J.Decaisne)也曾描述和發表過大量來自日本和中國的植物新種。瑞士植物學家德堪多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時，在探討中國栽培植物的時候曾經用了貝勒和他的研究成果。另外兩個植物學家普蘭瓊(J.E.Planchon)和拜倫(H.Baillon)也研究過一些中國植物，其中一些為譚微道(A.David)所采。
當然，在上個世紀下半葉研究中國植物的法國學者以弗朗謝(A.Franchet)最為著名。他和同時的馬克西姆維茲、赫姆斯萊等人一樣，堪稱是那個時期研究中國植物的最傑出人物。此人在研究我國的植物之前，曾對日本的植物作過不少研究。從1878年開始潛心於中國植物的研究。1881年他還著手整理巴黎自然博物館的植物標本並進行相關的描述。他還鼓勵在華的傳教士積極為該博物館收集標本。著名的傳教士譚微道,賴神甫(G.M.Delavay)、法蓋斯(P.Farges)、蘇里(J.A.Soulié)等採集的標本主要是由他研究定名的。在此基礎上他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著作。共記載中國植物5000餘種,新種1000多個,新屬約20個。其中相當部分是賴神甫采自雲南的植物。
弗朗謝的主要著作有《譚微道植物志》(Plantae Davidianae)。此書分兩卷,第一卷的副標題是「蒙古和華北及華中的植物」於1884年出版,記載北京河北和內蒙等地的植物1175種,計新種84個。書後附標本圖27張。第二卷的副標題是「藏東植物」於1888年出版,記載川西寶興植物402種,其中163種為新種。書後附有17張標本圖，包括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寶興杜鵑(Rhododendron mupinense)、腺果杜鵑(Rh. David)和一張珙桐的彩圖。譚微道所採的植物涵蓋面很廣，對於西方了認識中國的植物區系意義很大。
弗朗謝曾試圖系統整理賴神甫從我國雲南送回的20萬號植物標本，但終究力不從心，不得不放棄這一念頭，轉而描述其中新種。但即使這個任務，他也未能完成。通過長期對我國西南植物的研究,弗朗謝認為我國西南的川西、藏東和滇北是杜鵑花科、百合、報春、梨、懸鉤子、葡萄、忍冬和槭屬植物分布的中心。 [10] 他的上述看法大體是正確的，也為後來英、美和德國的植物學家繼續這一地區植物的研究提供了啟示和打下了基礎。
弗朗謝之後,列維爾(H.Leveille)長期研究東亞植物,從19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的二十餘年中,發表了大量的研究論文,涉及我國的不少。20世紀上半葉長期研究亞洲植物的巴黎博物館植物學家蓋根湃(F.Gagnepain)，也研究過不少中國植物。
德國柏林植物園和博物館負責人、柏林大學教授代爾斯(L.Diels)曾長期研究瑞典人柏固(C.A.Bock)和奧地利人洛色恩(A.E.Rosthorn)在我國四川大巴山等地採集的中國植物,著有《中國中部植物》(Die Flora von Zentral-China 1901),記述了我國中部秦嶺地區一帶的植物數千種。他還在此基礎上發表了中國近代植物地理學的第一篇論文-----《東亞高山植物區系》(Die Hochalpine Flora Ost-Asiens 1904)。其後，他又鑒定描述過英國採集者福雷斯特在華的首批標本。1913年，他又發表「中國西部植物地理學調查」(Untosuchungen zur Pflanzegeographie von West-China)。對我國西部的植物地理進行了研究，並嘗試進行分區。
基於當時的研究成果，代爾斯對我國的植物地理進行了初步的探討，並嘗試進行分區，同時指出我國植物區系的性質和成分。他認為中國中西部高山地區不但植物種類繁多，而且存在大量原始類型和由原始類型向進化類型過渡的中間類型，是大量植物種屬的發祥地和分化中心。另外，這里的地質學證據也表明這里地層古老；同時，這里的動物分布情況也顯示了這一點。因此，在系統發生學上很值得詳細研究。後來，他在赫姆斯萊、沙堅德等人有關工作的基礎上，對東亞的植物地理作了進一步的總結。他認為，東亞，尤其是中國內部，長富有北半球的普通植物。與北美植物的親緣關系很近。有些屬很發達，如黃精屬、百合屬、飛燕草屬、淫羊霍屬、小檗屬、虎爾草屬、杜鵑花屬、報春花屬、龍膽屬、馬仙蒿屬及望江南屬等等。他還指出，由於地層古老，且氣候和地理條件優越，又未受地質變遷的大傷害，所以我國多有特產植物，如水青樹屬(Tetracentron )、杜仲屬(Eucommia)和珙桐屬(Davidia)等。這反應在他1929年出版的《植物地理學》等著作中。他還寫有《秦嶺及中國中部植物論文集》(Beiträge zur Flora des Tsing-Ling-shan und undere Zusatze zur Flora von Centrachina)。順便提一下，20世紀30年代末，在洪堡大學學習的我國植物學家郝景盛，曾在代爾斯教授的指導下寫了「青海植物地理研究」和「柳屬植物志要」兩篇論文。
此外，另一德國植物學家和樹木學家柯恩(B.A.E.Koehne)也曾為威爾遜採集的一些植物新種定名，主要是花楸屬（Soubus ）和山梅花屬(Philadelphus)植物。
本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哈佛大學堪稱是研究中國木本植物的中心。該校的植物學家沙堅德(C.S.Sargent)曾到日本等亞洲國家採集植物標本,熟悉東亞的植物。對我國的木本植物（主要由威爾遜等人收集）尤其有研究。從1913年起,沙堅德教授主編了《威爾遜植物志》(Plantae Wilsonianae),計三冊,於1917年全部出版。該書記載了1907,1908,1910間,阿諾德樹木園通過威爾遜等收集得的中國中西部木本植物。 在該書第一卷，描述了威爾遜採集植物種類的一半左右，其中包含兩個新屬，225個新種，162個樹木新變種。全書總共描述植物3356個種和變種,是當時研究中國木本植物最廣博的參考著作。至今猶為研究我國木本植物及湖北、四川植被的重要參考書。
沙堅德還根據自己長期對北美和東亞植物的研究,發表了兩篇頗富創建性關於東亞和北美植物區系的論文。其一為「東亞和北美東部木本植物比較」(A Comparison of Eastern Asiatic and Eastern North American Woody Plants,1913),另一為「中國和美國木本植物種的比較」(A Comparison of Woody Species of China and America 1920)。在前一篇論文中,他就東亞北緯22.3度以北地區與美國得克薩斯格蘭河以北地區的木本植物進行了比較。他逐科地指明兩地的有無及屬種的多寡和特有屬種。在植物區系學上有重要意義。
1898年從德國赴美的瑞德(A.Rehder)也是對我國植物，尤其耐寒木本植物作過很多研究的樹木學家。他長期在阿諾德樹木園工作，後來成為哈佛大學的樹木學教授。研究、描述過威爾遜和洛克(J.Rock)和其他一些人收集的許多植物。並發表了不少文章。 他出版過一些重要的樹木學著作，包括《北半球寒溫帶地區栽培的耐寒樹木索引》(Bibliography of Cultivated Trees and Shrubs Hardy in the Cooler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1949) [11] 。另一位曾與韓馬迪在我國雲南和四川收集大量植物標本的德國植物學家施耐德(C.K.Schneider)，後來也去了阿諾德樹物園，在那裡作了四年的研究，分類描述了大量威爾遜在我國西部採集的植物。他後來成為以我國為分布中心的小檗屬(Berberis)和丁香屬(Syringa)的專家。
本世紀上半葉，美國加里福尼亞大學農學院院長、植物學家梅里爾(E.D.Merrill1876—1956)是國際上研究我國植物最著名的學者之一。梅里爾博士1902年以植物學家的身份到美屬菲律賓馬尼拉服務，先在農林部，後來在國家實驗局任職，最後任科學局局長。1924年回到美國，先後任加里福尼亞大學農學院院長兼農業實驗場場長，紐約植物園園長，哈佛大學植物學教授兼阿諾德樹木園園長和哈佛大學植物標本總監 [12] 。1920年他到浙江、安徽採集過標本。他很熟悉東亞植物。20世紀上半葉，我國不少學者採集的標本是由他鑒定命名的。象我國前輩植物學家鍾觀光先生采著的一馬鞭草科新屬種，就是經他鑒定命名為鍾木(Tsoongia axillariflora)的。這屬後來即成為紀念鍾觀光的鍾木屬。他鑒定我國學者送去的植物標本通常比較快速准確,為我國植物學家稱道。他發表過不少關於我國華南、廣東、海南島植物的文章。1920年他路經南京時，與我國著名植物學家陳煥鏞相識，後來建立了終身的友誼。他們合作研究廣東和海南植物，先後一起發表了「廣東植物志資料」，「海南植物志資料補充」等許多研究文章。在紐約植物園工作期間，他曾指導我國植物學家裴鑒做博士論文。梅里爾先後研究東亞植物數十年。他和沃克(E.H.Walker)合作編寫的《東亞植物文獻目錄》(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1938)及由沃克作的《東亞植物文獻目錄·補編I》(Supplement I, 1960),收集東亞的植物文獻相當充分,至今仍是研究我國和東亞植物的一部重要參考書。
在華西南的雲南、四川和西藏等地進行過重要植物學考察，並採集過大量植物標本的奧地利植物學家韓馬迪(H.Handel-Mazzetti)，是本世紀上半葉研究我國植物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從中國回到奧地利維也納後,潛心於中國植物的研究。並因對分布中心在我國西南的報春花屬和珍珠菜屬植物有精深的研究，而被當時的學術界目為專家。他還約請了其他一些植物學家研究他收集的植物標本。在此基礎上，又查閱了當時西方各大植物研究機構收藏的中國植物標本。編寫了《中國植物志要》(Symbolae Sinicae)，1937年在維也納全部出版。
韓馬迪的著作共分7卷，分別為藻類、真菌、地衣、蘚類、苔類、蕨類和種子植物。書中的內容非常豐富,對許多分類群都有頗深入而有見地的探討，是當時國際上研究我國植物的一部帶有總結性重要著作。他也因此植物學界譽為中國敘述植物學的權威。這部著作至今對於我國植物學者仍有重要參考價值。他還發表過《中國植物地理結構及其親緣》(The Phyto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Affinities of China)等有關我國植物地理學的文獻。並曾根據他在我國西南等地的調查資料，進行了全中國的地理分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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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科普論文，要有趣味性
人或動物的生存與植物的關系
不久前，我們家搬入了現在的新房子。剛搬完家，叔叔阿姨們就送來了好幾盆花和幾株樹。門口、客廳里、房間里和陽台上都擺上了盆景。我對爸爸說：「我們家都有成植物園了，擺那麼多的植物干嗎？」爸爸笑著說：「植物能製造氣氛，凈化空氣，人和動物誰都離不開它們，離開了它們都有不能生存。」人或動物離開植物後不能生存？為什麼人或動物離開植物後不能生存？我將信將疑。決定做幾個小實驗來證明這個問題。
星期天，我從車庫里抓來兩只老鼠。這兩只可憐的小老鼠即將成為我的實驗品。它們不停地掙扎著，圓溜溜的一次性薄膜桌布小眼睛瞪著我。我把第一隻小巧玲瓏老鼠放在一個大魚缸里，用把玻璃瓶封得嚴嚴實實的，生怕瓶里的空氣與外界的空氣相通。我仔細地觀察著，只見小老鼠沿缸著壁，繞著缸底快速地向前竄。咦，小老鼠不是活得好好的嗎？難道爸爸說的不是真的？可是，沒過幾分鍾，只見小老鼠繞圈的速度越來越慢，直到停滯不前，奄奄一息的樣子。頓時，我把一次性薄膜桌布輕輕拿開，捉出第一保小老鼠，放進第二隻小老鼠，又搬入了四盆枝繁葉茂的植物。然後輕輕蓋上一次性薄膜桌布。我不停地拍打魚缸，只見小老鼠驚慌地亂竄。過了好久也沒要咽氣的樣子。這個實驗證明了植物可以輸送動物所需要的氧氣。
為了進一步證明人類和動物對植物的依賴性。我來到我們老家附近一個飼料加工廠。那兒的空氣里到處彌漫著一股噥噥的灰塵味，熏得我直咳嗽。我感到十分難受。然後，我又跑向我們家屋後的一片竹林里，那是一個空氣新鮮的地方，我感覺極為清爽。這個實驗證明植物可以凈化空氣。使人呼吸順暢。
這兩個實驗證明，人類和動物的生存與植物有密切的關系。這其中到底有多大的科學道理呢？我們科技小隊來到圖書館去查閱了許多的科技書籍，還到學校電子北閱覽室上網查詢，總結出以下幾點： ① 人必須依靠植物提供氧氣，只有植物才能製造氧氣。如果說一個人幾天不吃飯、幾天不喝水且有一息尚存的話，幾分鍾就可能性命難保，氧氣可是人生命活動的第一需要呀！一個成年人每天呼吸約2萬多次，吸入氧氣0.75千克，呼出二氧化碳0.9千克。 ② 動物與植物的呼吸，物質的燃燒，也都要消耗氧氣，釋放二氧化碳。這樣一來，空氣中的氧氣不就一天天增加么？不！天地間之所以沒有產生過這種危機，就是因為植物既是天然氧氣「製造廠」，又是二氧化碳的「廣闊市場」。 ③ 有人做過統計,1公頃闊葉林，在生長季節每天能製造氧氣750千克，吃掉二氧化碳1000千克。所以算起來，只要有10萬平方米的林木，就可以供給一個人氧氣的需要量，並把呼出的二氧化碳吸收掉。因為有植物源源不斷地補充氧氣，空氣中的氧氣才能保持基本恆定。相反，如果沒有植物，地球上的氧氣只要500年左右的時間既可以用完。
所以，人類和動物能夠維持生命，活動時所需要的氧氣，必須歸功於綠色植物。植物與我們人類和動物的生命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在此，我們同學呼籲全社會的人們不要再砍伐植物，讓植物成為我們最好的朋友。
❼ 武漢市植物園的所有資料！寫論文啊！
武漢植物園創建於1956年的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研究所，是一個集物種保存、科研科普、觀光旅遊於一體的綜合性植物園。該園地處風光秀麗的武漢東湖之濱，磨山南麓，佔地面積約 70公頃，園內建有觀賞植物區，水生植物區、珍稀植物區、葯用植物區、獼猴桃園、松伯園 、樹木園、竹園等10多個各具特色的植物園專類園區，共引種栽培各類植物4000餘種。武漢植物園以收集保存華中地區的資源植物為特色，並以收藏水生高等植物最多而聞名於國內外。經過40年的建設，該園已成為我國八個大型植物園之一。其優美的園景園貌構成了「武漢市旅遊名勝十二景」中一道絢麗的綠色風景線。
40多年來，武漢植物園針對我國華中地區兼具南北氣候過渡帶的植物區系特點,在植物分類學、地植物學、植物生態學、植物遺傳學、資源植物學等方面為我國生物學基礎研究、植物資源保護與開發利用、生態環境建設、國民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已成為我國在區域植物資源研究方面獨具特色、在國內外有較高聲譽的植物學研究機構。 武漢植物園現有職工150人，其中科技人員114人，具有植物學博士學位和植物學、生態學碩士學位授予權；優勢學科領域為：植物保育遺傳學與遺傳資源可持續利用、水生植物生物學與內陸水體植被恢復、農林復合生態學與區域生態環境治理、植物園國家戰略資源儲備和植物遷地保護的綜合研究基地。作為國家戰略性植物資源儲備基地之一，武漢植物園佔地70公頃，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獼猴桃種質資源庫和東亞最大的水生植物資源圃；還建有兩個植物遷地保護附屬園地即「三峽植物園」和「華中地區珍稀植物遷地保護基地」。本園共引種栽培植物7000多種，是華中地區最豐富的植物物種多樣性與種質資源保存基地。是全國科普教育基地和全國青少年科教教育基地；是湖北省、武漢市科普教育、環境教育、愛國主義教育三大基地，同時也是國家AAAA旅遊景點。
在搞好科研和園地建設的同時，武漢植物園還十分重視科學知識的普及工作，充分利用自身環境優雅、栽培物種繁多、科學內涵豐富的優勢，協調多方力量，面向社會、面向基層，特別是面向青少年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科普教育活動，在提高全民科技報意識和全民科學文化素質方面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受到社會各界和政府部門的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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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學方面
在19個世紀對我國植物作過比較多研究工作的是俄、英、法三國。俄國對我國植物的研究受地緣政治的影響,主要在與其接壤的我國北方廣大地區。他們在1804年就編出了西伯利亞地區的植物志。又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編寫了《阿爾泰植物志》(Flora Altaica 1829-1834)。在我國的北京和內蒙的一些地方收集過植物標本的賓奇(A.Bunge)，則對北京及周圍地區的植物作過一些研討。當然,對我國植物研究得更多的沙俄植物學家是馬克西姆維茲(C.Maximowicz)。他是上個世紀西方研究我國植物的數個最有代表性的學者之一。也是曾親自到我國採集過生物標本的少數幾個著名的植物學家之一。
馬克西姆維茲是彼得堡植物園的首席植物學家，俄帝國科學院院士和植物博物館主任。在我國的東北的黑龍江,烏蘇里江和松花江流域作了長期而廣泛的植物學採集。此外，對那周邊的日本和朝鮮的植物也作過很多的採集。對我國東北和朝鮮日本的植物頗為熟悉。不僅如此,許多俄國考察隊和東正教使團人員採回的植物標本也是經他鑒定發表的。著名的如普熱澤瓦爾斯基(N.M.Przewalski)、普塔寧(G.N.Potanin)、皮爾塞卿斯基 (P.J.Piasetski)等人在我國西北和西南廣大地區採得的植物標本大多由他整理發表。由於他還頗有見地地與英、法等西歐大的植物學研究機構建立了廣泛的標本交換關系，所以英、法等國的採集者在我國長江流域和西南地區收集的標本也有不少由他定名發表。
馬克西姆維茲前後用近四十年的時間研究我國的植物,在此基礎上撰寫和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專著。包括《阿穆爾 [4] 植物志初編》(Primitiae Florae Amurensis 1859)，書中共記述985種植物,包括57種苔蘚。其中有新屬4個,新種112個。書末還附有「北京植物索引」和「蒙古植物索引」。完成這項工作後，他曾試圖全面記述東亞各國植物，後來意識到這非他力所能及，轉而描述新種和訂正原來記述過的屬種。
從1866至1876年，他發表了20篇專文，按屬別描述日本和我國東北的植物。爾後又於1876至1888年，同樣按屬排列發表了8個分冊的《亞洲植物新種匯要》(Diagnoses Plantarnm Novarum Asiaticarum) [5] 。他曾研究普熱澤瓦爾斯基數次率人在我國北方廣大地區收集的大量植物標本，發現新種300多個，新屬9個。1889年，他著手系統整理普熱澤瓦爾斯基在我國採的植物，但只完成兩個分冊，分別為《唐古特 [6] 植物》(Flora Tangutica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冊（具花托花和盤花植物 [7] ），及《蒙古及其鄰近的中國突厥斯坦 [8] 部分地區植物名錄》(Enumeratio Plantarum Hucusque in Mongolia nec non Adjacente Parte Turkestaniae Sinensis lectarum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冊。《唐古特植物》共描述植物203種，其中有30個種是首次描述。連同以前在科學院期刊發表過的，總計有兩個新屬60個新種。絕大部分植物附有插圖。《蒙古及其鄰近的中國突厥斯坦部分地區植物名錄》第一分冊記植物330種，其中記有蒺藜科的一個新屬和22個新種。同年，他還出版《普塔寧和皮埃塞澤欽所採的中國植物》(Plantae Chinenses Potanianae et Piasezkianae 1889 )的第一分冊（從毛茛科到馬桑科）。
馬克西姆維茲先後記述我國植物數千種,其中有新種數百個。還描述新屬十多個。很明顯，他對我國東北數省、內蒙、新疆、甘肅、青海、陝西、山西等與俄國毗鄰地區植物的區系作了廣泛的研究工作。
與馬克西姆維茲同時，還有不少俄國植物學家研究過我國植物。曾任彼得堡植物園園長的雷格爾(E.Regel)是一位很有造詣的植物學家，1835 年即出版過《俄國植物志》。他和賀德(Fr.v.Herder)分別研究了雷德(G.Radde)在我國東北採的植物，前者研究離瓣花雙子葉植物（從毛茛科到石竹科），後者研究合瓣花植物、無花被植物和單子葉植物。並於1864—1892年以《雷德所采植物》(Plantae Raddeanae)的名稱發表。
當然，在馬克西姆維茲之後以研究我國植物著名的俄國人最早的要數柯馬洛夫(V.L.Komarov),這位植物分類學家於19世紀末曾在我國東北和朝鮮採集,得標本6000餘號。此後,他分別於1901—1902，1903—1904，1905—1907刊行了他編寫的三冊《滿州植物志》(Flora Manchuriae)。他還研究了不少帶有典型中國特色的植物屬種。另外，巴里賓(J.W.Palibin)等其他一些俄國植物學家也曾對我國的植物有過不少研究。
英國人對我國植物的研究與該國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有相同之處，即很注意做類似普查性質的工作。早期英國的著名植物學家如胡克 (W.J.Hooker),班克斯(J.Banks),林德賴(J.Lindley)乃至在華為領事官的漢斯(H.F.Hance)都曾對中國的植物作了大量的研究,論文見於有關的植物學期刊中。
胡克研究過許多我國的蕨類植物。後來，另一英國蕨類植物學家貝克爾(J.G.Baker)家也研究過大量的中國蕨類植物，他完成了胡克的《蕨類綱要》(Synopsis filicum)並添了許多新種。1873年，《蕨類綱要》出第二版時，貝克又把不少新種作為附錄加上。此人對我國的百合科植物也有過研究。林德賴對我國的蘭花作過不少研究。J·D·胡克(J.D.Hooker)在喜馬拉雅山的一些地方考察過，發表過那裡的一些杜鵑，有些還經他引進英國。他還與當時英屬印度加爾格達植物園的主任桑姆生(T.Thomson)合著了《印度植物志》(Flora Indica)。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數位英國植物學家都很熟悉中國的園林花卉和經濟植物。其原因很顯而易見,就來自英國的四位最著名的植物採集者福群 (R.Fortune)和韓爾禮(A.Henry)、威爾遜(E.H.Wilson)和福雷斯特(G.Forrest)而言,他們分別是園林協會,東印度公司,英國把持的中國海關和一些著名花卉種苗公司的雇員，與商業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不久的1861年，英國植物學家邊沁（G.Bentham）即出版了《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ensis )。書中共記述香港植物1065種。在那以後的19世紀下半葉，研究中國植物最著名的英國植物學家是丘園的赫姆斯萊(W.B.Hemsly)。眾所周知，丘園是世界上研究植物學的中心，而赫姆斯萊與俄國的馬克西姆維茲類似,也曾一生致力於中國植物的研究。是上個世紀下半葉至本世紀初研究我國植物最引人注目的學者之一。
赫姆斯萊1860年就曾在丘園工作,最初是作為邊沁的助手。後來曾因健康等原因離開丘園,但在1883年又重新回到丘園工作。1884年,英國皇家學會決定，從它的政府科學撥款中拿一筆錢編寫已知中國植物的目錄，他參加了這項工作。後來熱心了解中國植物的美國商人福勃士(F.B.Forbes)也積極投身此項工作。於是，他們一起合作發表了《中國植物名錄》(Indix Florae Sinensis 1886--1905)。這套著作的植物包括朝鮮、琉球所產,內容述及分布和同物異名的辨別等等。1896年，他研究了西藏的植物區系，發表「西藏植物 」(The Flora of Tibet)，這項研究被我國植物學家視為這一地區的先驅工作。他還與他人合作撰寫了「西藏或亞洲高原植物」(The flora of Tibet or high Asia 1902)等。當然這只是他比較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工作遠不止於此，上個世紀下半葉和本世紀初許多英國人採集的植物主要由他進行鑒定發表的。他發表有關中國植物的描述文章數以百計。
從1909年至1956年，在我國西南高地、緬甸和印度的阿薩姆及喜馬拉雅山區作了長達近五十年地學和植物學考察和收集的瓦德,對該地區的植物分布及具體區域種類的多寡可謂見多識廣。他一生寫過不少關於我國西南地區植物學區系和植被方面的文章。包括《綠絨蒿的故鄉》(Land of Blue Poppy)、「中國喜馬拉雅的植物」(The Sino-Himalayan flora 1927)、「西藏的森林」(The forests of Tibet 1935)、「西藏的地理學和植物學概論」(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botany of Tibet, being 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the country 1935)等等，對那裡的植物區系特點，及地理環境對植物區系的影響等做了很有價值的探討，提出了「中國-喜馬拉雅植物區系」等有見地的概念 [9] 。
本世紀前期,支持福雷斯特來華採集的愛丁堡皇家植物園負責人鮑爾佛(B.Balfour),也是一位與我國植物研究有密切關系的學者。他是愛丁堡大學植物學教授，曾研究和定名了大量由福雷斯特自中國西南滇川等地引進的植物花卉和標本。其中包括首次引入愛丁堡植物園的大量報春和杜鵑花屬植物。 1922年,鮑爾佛死後,繼任該園園長和愛丁堡大學植物學教授的斯密思(W.W.Smith)繼續與福雷斯特合作,也研究了大量後者在華採集的植物,有關成果大多發表在愛丁堡植物園的期刊中。他熟諧我國喜馬拉雅山一帶的植物，也是報春花和杜鵑花屬植物的專家。由於福雷斯特來華採集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採集杜鵑花。他們合作的結果之一是使愛丁堡成為研究我國杜鵑花屬植物的中心。
法國近代地理學發達較早，在17世紀中期，法國人就在北美的考察方面有出色的業績；此外在18世紀中葉以前法國一直擁有北美加拿大等大片的殖民地。因此一些法國人很早就注意到兩地間生物的重要關系。如傳教士杜德美和在我國海關任職的福威勒等。他們可能是最早注意東亞和北美生物區系間聯系的人。鴉片戰爭後，法國人研究中國的植物以鄰近法屬殖民地越南、寮國等國的西南地區出色,這與他們的傳教士在這一帶的活動活躍密不可分。法國植物學家研究中國植物有較長的歷史和出色的成就。
在上個世紀下半葉，巴黎自然博物館所屬植物園栽種了大量由法國傳教士送回的中國植物，該園的主要園丁卡約瑞(E.A.Carrière)，發表了一些中國植物的新種，還引種了不少由西蒙和譚微道送回的植物，並在有關刊物中發表了大量栽培於該苗圃的中國觀賞植物。曾任這個植物園主任的迪賽森 (J.Decaisne)也曾描述和發表過大量來自日本和中國的植物新種。瑞士植物學家德堪多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時，在探討中國栽培植物的時候曾經用了貝勒和他的研究成果。另外兩個植物學家普蘭瓊(J.E.Planchon)和拜倫(H.Baillon)也研究過一些中國植物，其中一些為譚微道 (A.David)所采。
當然，在上個世紀下半葉研究中國植物的法國學者以弗朗謝(A.Franchet)最為著名。他和同時的馬克西姆維茲、赫姆斯萊等人一樣，堪稱是那個時期研究中國植物的最傑出人物。此人在研究我國的植物之前，曾對日本的植物作過不少研究。從1878年開始潛心於中國植物的研究。1881年他還著手整理巴黎自然博物館的植物標本並進行相關的描述。他還鼓勵在華的傳教士積極為該博物館收集標本。著名的傳教士譚微道,賴神甫(G.M.Delavay)、法蓋斯(P.Farges)、蘇里(J.A.Soulié)等採集的標本主要是由他研究定名的。在此基礎上他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著作。共記載中國植物 5000餘種,新種1000多個,新屬約20個。其中相當部分是賴神甫采自雲南的植物。
弗朗謝的主要著作有《譚微道植物志》(Plantae Davidianae)。此書分兩卷,第一卷的副標題是「蒙古和華北及華中的植物」於1884年出版,記載北京河北和內蒙等地的植物1175種,計新種 84個。書後附標本圖27張。第二卷的副標題是「藏東植物」於1888年出版,記載川西寶興植物402種,其中163種為新種。書後附有17張標本圖，包括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寶興杜鵑(Rhododendron mupinense)、腺果杜鵑(Rh. David)和一張珙桐的彩圖。譚微道所採的植物涵蓋面很廣，對於西方了認識中國的植物區系意義很大。
弗朗謝曾試圖系統整理賴神甫從我國雲南送回的20萬號植物標本，但終究力不從心，不得不放棄這一念頭，轉而描述其中新種。但即使這個任務，他也未能完成。通過長期對我國西南植物的研究,弗朗謝認為我國西南的川西、藏東和滇北是杜鵑花科、百合、報春、梨、懸鉤子、葡萄、忍冬和槭屬植物分布的中心。 [10] 他的上述看法大體是正確的，也為後來英、美和德國的植物學家繼續這一地區植物的研究提供了啟示和打下了基礎。
弗朗謝之後,列維爾(H.Leveille)長期研究東亞植物,從19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的二十餘年中,發表了大量的研究論文,涉及我國的不少。20世紀上半葉長期研究亞洲植物的巴黎博物館植物學家蓋根湃(F.Gagnepain)，也研究過不少中國植物。
德國柏林植物園和博物館負責人、柏林大學教授代爾斯(L.Diels)曾長期研究瑞典人柏固(C.A.Bock)和奧地利人洛色恩 (A.E.Rosthorn)在我國四川大巴山等地採集的中國植物,著有《中國中部植物》(Die Flora von Zentral-China 1901),記述了我國中部秦嶺地區一帶的植物數千種。他還在此基礎上發表了中國近代植物地理學的第一篇論文-----《東亞高山植物區系》(Die Hochalpine Flora Ost-Asiens 1904)。其後，他又鑒定描述過英國採集者福雷斯特在華的首批標本。1913年，他又發表「中國西部植物地理學調查」(Untosuchungen zur Pflanzegeographie von West-China)。對我國西部的植物地理進行了研究，並嘗試進行分區。
基於當時的研究成果，代爾斯對我國的植物地理進行了初步的探討，並嘗試進行分區，同時指出我國植物區系的性質和成分。他認為中國中西部高山地區不但植物種類繁多，而且存在大量原始類型和由原始類型向進化類型過渡的中間類型，是大量植物種屬的發祥地和分化中心。另外，這里的地質學證據也表明這里地層古老；同時，這里的動物分布情況也顯示了這一點。因此，在系統發生學上很值得詳細研究。後來，他在赫姆斯萊、沙堅德等人有關工作的基礎上，對東亞的植物地理作了進一步的總結。他認為，東亞，尤其是中國內部，長富有北半球的普通植物。與北美植物的親緣關系很近。有些屬很發達，如黃精屬、百合屬、飛燕草屬、淫羊霍屬、小檗屬、虎爾草屬、杜鵑花屬、報春花屬、龍膽屬、馬仙蒿屬及望江南屬等等。他還指出，由於地層古老，且氣候和地理條件優越，又未受地質變遷的大傷害，所以我國多有特產植物，如水青樹屬(Tetracentron )、杜仲屬(Eucommia)和珙桐屬(Davidia)等。這反應在他1929年出版的《植物地理學》等著作中。他還寫有《秦嶺及中國中部植物論文集》(Beiträge zur Flora des Tsing-Ling-shan und undere Zusatze zur Flora von Centrachina)。順便提一下，20世紀30年代末，在洪堡大學學習的我國植物學家郝景盛，曾在代爾斯教授的指導下寫了「青海植物地理研究」和「 柳屬植物志要」兩篇論文。
此外，另一德國植物學家和樹木學家柯恩(B.A.E.Koehne)也曾為威爾遜採集的一些植物新種定名，主要是花楸屬（Soubus ）和山梅花屬(Philadelphus)植物。
本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哈佛大學堪稱是研究中國木本植物的中心。該校的植物學家沙堅德(C.S.Sargent)曾到日本等亞洲國家採集植物標本, 熟悉東亞的植物。對我國的木本植物（主要由威爾遜等人收集）尤其有研究。從1913年起,沙堅德教授主編了《威爾遜植物志》(Plantae Wilsonianae),計三冊,於1917年全部出版。該書記載了1907,1908,1910間,阿諾德樹木園通過威爾遜等收集得的中國中西部木本植物。在該書第一卷，描述了威爾遜採集植物種類的一半左右，其中包含兩個新屬，225個新種，162個樹木新變種。全書總共描述植物3356個種和變種,是當時研究中國木本植物最廣博的參考著作。至今猶為研究我國木本植物及湖北、四川植被的重要參考書。
沙堅德還根據自己長期對北美和東亞植物的研究,發表了兩篇頗富創建性關於東亞和北美植物區系的論文。其一為「東亞和北美東部木本植物比較」(A Comparison of Eastern Asiatic and Eastern North American Woody Plants,1913),另一為「中國和美國木本植物種的比較」(A Comparison of Woody Species of China and America 1920)。在前一篇論文中,他就東亞北緯22.3度以北地區與美國得克薩斯格蘭河以北地區的木本植物進行了比較。他逐科地指明兩地的有無及屬種的多寡和特有屬種。在植物區系學上有重要意義。
1898年從德國赴美的瑞德(A.Rehder)也是對我國植物，尤其耐寒木本植物作過很多研究的樹木學家。他長期在阿諾德樹木園工作，後來成為哈佛大學的樹木學教授。研究、描述過威爾遜和洛克(J.Rock)和其他一些人收集的許多植物。並發表了不少文章。他出版過一些重要的樹木學著作，包括《北半球寒溫帶地區栽培的耐寒樹木索引》(Bibliography of Cultivated Trees and Shrubs Hardy in the Cooler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1949) [11] 。另一位曾與韓馬迪在我國雲南和四川收集大量植物標本的德國植物學家施耐德(C.K.Schneider)，後來也去了阿諾德樹物園，在那裡作了四年的研究，分類描述了大量威爾遜在我國西部採集的植物。他後來成為以我國為分布中心的小檗屬(Berberis)和丁香屬(Syringa)的專家。
本世紀上半葉，美國加里福尼亞大學農學院院長、植物學家梅里爾(E.D.Merrill1876—1956)是國際上研究我國植物最著名的學者之一。梅里爾博士1902年以植物學家的身份到美屬菲律賓馬尼拉服務，先在農林部，後來在國家實驗局任職，最後任科學局局長。1924年回到美國，先後任加里福尼亞大學農學院院長兼農業實驗場場長，紐約植物園園長，哈佛大學植物學教授兼阿諾德樹木園園長和哈佛大學植物標本總監 [12] 。1920年他到浙江、安徽採集過標本。他很熟悉東亞植物。20世紀上半葉，我國不少學者採集的標本是由他鑒定命名的。象我國前輩植物學家鍾觀光先生采著的一馬鞭草科新屬種，就是經他鑒定命名為鍾木(Tsoongia axillariflora)的。這屬後來即成為紀念鍾觀光的鍾木屬。他鑒定我國學者送去的植物標本通常比較快速准確,為我國植物學家稱道。他發表過不少關於我國華南、廣東、海南島植物的文章。1920年他路經南京時，與我國著名植物學家陳煥鏞相識，後來建立了終身的友誼。他們合作研究廣東和海南植物，先後一起發表了「廣東植物志資料」，「海南植物志資料補充」等許多研究文章。在紐約植物園工作期間，他曾指導我國植物學家裴鑒做博士論文。梅里爾先後研究東亞植物數十年。他和沃克(E.H.Walker)合作編寫的《東亞植物文獻目錄》(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1938)及由沃克作的《東亞植物文獻目錄·補編I》(Supplement I, 1960),收集東亞的植物文獻相當充分,至今仍是研究我國和東亞植物的一部重要參考書。
在華西南的雲南、四川和西藏等地進行過重要植物學考察，並採集過大量植物標本的奧地利植物學家韓馬迪(H.Handel-Mazzetti)，是本世紀上半葉研究我國植物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從中國回到奧地利維也納後,潛心於中國植物的研究。並因對分布中心在我國西南的報春花屬和珍珠菜屬植物有精深的研究，而被當時的學術界目為專家。他還約請了其他一些植物學家研究他收集的植物標本。在此基礎上，又查閱了當時西方各大植物研究機構收藏的中國植物標本。編寫了《中國植物志要》(Symbolae Sinicae)，1937年在維也納全部出版。
韓馬迪的著作共分7卷，分別為藻類、真菌、地衣、蘚類、苔類、蕨類和種子植物。書中的內容非常豐富,對許多分類群都有頗深入而有見地的探討，是當時國際上研究我國植物的一部帶有總結性重要著作。他也因此植物學界譽為中國敘述植物學的權威。這部著作至今對於我國植物學者仍有重要參考價值。他還發表過《中國植物地理結構及其親緣》(The Phyto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Affinities of China)等有關我國植物地理學的文獻。並曾根據他在我國西南等地的調查資料，進行了全中國的地理分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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❿ 歷史文物遺跡考察的論文提綱怎麼寫啊據有美術研究價值的文物遺跡。
參考範文： 洛陽隋唐城遺址植物園野趣水景園的植物造景藝術 摘 要：通過對野趣水景園的規劃理念、植物配置類型及景觀營造的總結與分析，以洛陽隋唐城遺址植物園中的野趣水景園為例，探討富有特色的植物景觀營造規劃方法，特別是水邊空間的植被綠化，要根據各自的場所和植物的不同生活形態來選擇，充分利用水、濕生植物，通過合理分區營造豐富多彩的水體景觀，並就當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對策。 關鍵字：洛陽；植物園；造景 洛陽有著悠久的建城歷史，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還有聞名遐邇的園林和豐富的植物資源，這座地處暖溫帶的城市有著豐富的水系和肥沃的土地，人文風景和自然風景資源豐厚，利於造園。 2006年，坐落於古城裡坊遺址之上的洛陽隋唐城遺址植物園建成。洛陽隋唐城遺址植物園位於新舊城區的中部核心地區，東起現狀里坊路，西至王城大道，南臨古城路，北接洛宜路，周邊為規模更大的隋唐地遺址保護區，全園佔地861 800m2。 園區被東西流向的古洛渠、勝利渠分成3大區域，南區為生產管理區，北區為苗圃科研基地，中區為專類園區。 野趣水景園是專類園區中獨具特色的一個園子，位於植物園的西北部，總面積133 800 m2，水域面積28 378 m2。設計時間為2005年10月，2006年6月建成。 1 野趣水景園的總體規劃 作為植物園中專類園區的一個區域，野趣水景園要與全園總體規劃目標原則一致，滿足全園所要達到的功能——以洛陽的山水、植物和隋唐遺址文化為基礎，以文物保護和促進當地生物產業發展為前提，以科研、科教、生產、旅遊和文化娛樂為主要功能的綜合性植物園，同時，要充分利用原有渠道，解決灌溉、排水和造景要求[1]。 造園手法富有細節變化，充分體現自然野趣的風格特色，充分利用水系、地形與植物配置相協調，使園中的一切都統一在嫻雅而和諧的氣氛之中。同時運用山水畫藝術風格，使園林成為立體的山水寫意畫，有形的自然山水詩。 總體布局可以概括為「一心、一環、一軸線」。 一心：以湖水圍繞的大洲為重心，統帥全園。洲內林木森森，野花怒放，趣味盎然。 一環：以環湖路為紐帶串聯景區，環湖路既為水陸的分界面，又作為景觀溝通與聯系的橋梁。大小不同的島嶼美不勝收，水中的荷花、睡蓮、美人蕉等競相開放，相映生輝。 一軸：通過貫穿水景園內的二級路形成與全園的有機聯系，既體現了水景園獨特的人文景觀，又實現了與整體植物園協調統一的連通。 2 水景園植物景觀特色 以水生植物造景為主題，以洲、島、渚等豐富的地形地貌，野趣自然的植物配置，分區域展示了各植物組合的野生、天然、美麗的園林景觀，從而集中體現了耐濕、挺水、浮水、沉水等植物在濕地水域的生態環境中所起的固岸護坡、潔凈水質、哺育動物等大地之腎的生態功能。 以植物造景為主，除了原種的植物收集展示，還補充大量觀賞價值高的品種作為配景，既了解植物自身的質地、美感、色澤及綠化效果，又注意到植物配置的群體美及與周圍環境的協調性，從季相、色彩、質地等造景要素上全面提升植物園的觀賞性，營造出具有豐富科學內涵的優美園景和舒適的環境以吸引遊人前來參觀，達到寓教於遊憩休閑的目的。 3 植物配置類型分析 3．1 疏林綴花草地的植物配置 以櫸樹、榆樹、黃連木、烏桕等高大喬木為主，或孤植或群植。修剪整齊的草坪，姿態優美的大樹，散置的置石，以及鑲嵌於草坪上的花卉組合，共同組成了一幅自然、樸素、淡雅的優美景色。 3．2 水邊空間的植物配置 水生、濕生植物所在的水邊空間，將水域和陸地的景觀融為一體，其在生態保護和環境美化中所起的作用是其他植物難以替代的，它們極大地豐富了園林的水體景觀，還與水質處理系統、生態保護系統巧妙地結合為一體[2]。 3．2．1 水邊林、濕生植物帶 這一地帶處於水陸交界處，土壤濕潤，選用的植物材料應對水分條件的變化適應性很強，還要有與自然山水相協調的景觀效果。在陸地與近水區之間種植了水杉、落羽杉、垂柳等喬木，林下種植了吉祥劃等耐濕植物，岸邊種植了千屈菜、卵葉丁香蓼等適應性強的岩生植物，是植物種類最多的地帶。千屈菜花色明艷醒目、姿態娟秀灑脫，與水體綠樹形成對比，層次分明，景色優雅宜人[3]。 3．2．2 直立水生植物帶 這里會出現不定期的水位變化，是受波浪影響的區域，坡面坡度變化很大，主要是蘆葦（Phragmites australis）、蘆竹（Arundo donax）、美人蕉（Canna indica）、雨久花（Monochoria korsakowii）、菖蒲（Acorus calamus）、水蔥（Scirpus valis）、再力花（Thalia dealbata）等直立水生植物生長的區域，植物品種繁多，色彩豐富，姿態優美：碧葉如蓋的荷花，葉似利劍的菖蒲、瓣如飛燕的鳶尾（Iris germanica），花絮似雪的蘆葦，穗若串珠的蓼花（Polygonum hydropiperl）等，這些挺水植物與水體和岸上的景物相互映襯，反映出不同季相的秀美景色。 精品荷花區集中了大量的精品荷花品種如：玉吉（Nelumbo nucifera 'Clean Jade'）、祝福玉蓮（N. nucifera 'Zhufu'）、友誼（N. nucifera 'Friendship red'）、牡丹蓮（N. nucifera 'Friendship Peony'）、賽佛座（N. nucifera 'Saifo zuo'）等，沿岸種植水杉、垂柳等耐濕植物作背景，同時點綴一些睡蓮、萍蓬等浮葉花卉，使得景色生機盎然，充滿韻律節奏感與山林隱逸野趣[4]。 3．2．3 浮葉——沉水植物帶 該區是許多水生觀賞植物適宜的區域，如睡蓮、萍蓬草（Nuphar pumilum）、金銀蓮花（Nymphoides indica）等。 睡蓮王蓮景觀區：擁有大量色彩嬌麗優雅的睡蓮品種，如仁者（Nymphaea 'Rene gerard'）、佛琴娜莉斯（N. pygmaea 'Virginalis'）、愛麗（N. laydeder 'Elisiana'）、粉牡丹（N. 'Pindk Peony'）、懷特（N. tetragona 'Tuberoda Richa'）、日出（N. 'sunrise'）等，景觀壯麗，秀色宜人。 沉水植物景觀區：有金魚藻（Ceratophyllum demersum）、狐尾藻（Myriophyllum verticllatum）、篦齒眼子菜（Potamogeton pectinatus）、穿葉眼子菜（P. perfoliatus）等，潔凈水持，提高水的含氧量，猶如水下森林、意境幽深。 3．3 洲島植物配置 應用豐富多樣的植物品種，使山體、綠地和水體自然銜接，創造大片野趣、休閑的園林景觀。大量運用各種野花組合，營造自然美麗的景觀，或置於路旁石畔，或置於水邊林緣，或大片種植。野花組合品系的選擇要根據應用地區的氣候條件、海拔高度、土壤條件等因素，選用不同品系具有極強生態適應性和抗逆性的花卉品種進行混合配比。野花組合是由一、二年生花卉和多年生宿根花卉按配方組成的多種組合，如「夏日花園組合」「一、二年生組合」等。這種多類型搭配的組合，才能從早春到晚秋開花不斷，達到良好的景觀效果。 河中的水杉樹小島頗具特色，茂密的水杉挺拔林立，水蔥、垂柳帶來淳樸的野趣，讓人享受到返璞歸真的體驗。島中植物與水生濕生植物協調花生，共同營造出自然美麗的景觀效果。 4 植物配置的經驗與心得 大量運用水生植物造景，充分發揮水生植物的姿韻、線條、色彩等自然美，力求模擬並再現自然水景，創造了獨特的耐人尋味的園林意境。水生、濕生植物配置進行合理分區：沉水植物區、睡蓮王蓮景觀區、荷花觀賞區、沿岸的水生濕生植物區。使得水面空間層次豐富，駁岸處理自然，使山水融為一體。 地被植物與野花組合的廣泛應用是野趣水景園造景的主要組成部分。林下岸邊、路旁廣泛栽種地被植物與各種草花組合，大大豐富了園林的色彩和景觀。如園路兩旁選種一些與綠地環境相適應的草花組合——「夏日花園」，色彩繽紛，夾道相映成趣。園路轉角「超矮的花壇組合」，淡雅秀麗。林下大量種植鳶尾、蔥蘭，高低錯落，色彩豐富。 同時更兼顧景觀生態學要求，重視園林的生態效益，把景觀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同時又考慮了其景觀多樣性與景觀個性的統一，科學合理地配置和營造景觀，最終達到自身的景觀穩定。 5 問題與思考 （1）水生植物不僅具有很高的觀賞價值，還能吸收水體中的養分物質，凈化水系，提高水體的自凈能力，但是水生植物不像陸地植物易於控制，如果對其習性不了解，會存在較大的植物分割危險，因此應加強對水生植物的侵害性研究，才能作出更科學合理的植物配置方案。 （2）施工與設計要有機結合，在施工過程中，現場施工與設計之間要充分協調，地形整理、植物配置、置石等景觀性強的工程，要依據施工現場的情況和進度隨時調整和調度，既要掌握法則，又要靈活運用，力求達到最佳效果。 6 結語 位於專類園區北部的野趣水景園，植物千姿百態，綠樹成蔭，湖面微波粼粼，水鳥紛飛，野趣盎然。同時大量運用水濕生植物造景，鳶尾風韻優雅、清新自然；再力花花穗修長，隨風搖曳，灑脫多姿；蘆葦成片種植於溪邊，重陽時節，柄柄蘆花呈現出一派深秋的景色，煞是好看；花葉蘆竹灑脫自然；澤苔草無拘無束，田園野趣尤濃；紙莎草高大灑脫；花藺婀娜瀟灑，柔美多姿。水、濕生植物灑脫的姿形、優美的線條、絢麗的色彩、美麗的四時景色，通過藝術構圖，形成了一幅幅風光秀麗的園林景觀。 參考文獻： [1]唐學山,李雄,曹禮昆,等.園林設計[M].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96 [2](日)都市綠化技術開發機構,地面植被共同研究會.地面綠化手冊[M].王世學,等譯.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3. [3]趙可新,錢萍.水生、濕生植物在湖西綜合保護工程中的應用[J].中國園林,2005(7):73-75. [4]李尚志.水生植物造景藝術[M].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5.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