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可持續發展

1. 生態系統 可持續性

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水資源約束分析

自然資源與環境的可持續性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過程中，資源提供了經濟發展的動力，也天然地確定了城市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邊界。隨著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升，我國大部分城市中水資源的需求量急劇增大，供需矛盾日趨尖銳化。作為城市發展不可缺少資源之一的水資源已經成為制約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關鍵詞：城市可持續發展；水資源約束；制度創新

1 引言

黨的十六大把「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發展道路」作為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之一，這足可突顯出資源和環境問題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該問題的實質體現在社會經濟活動超過了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研究資源約束問題，找到擺脫環境、能源約束的有效途徑，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已成為「十一五」期間我國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首要問題。
城市是區域系統的核心，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在我國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過程中，資源提供了經濟發展的動力，也天然地確定了城市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邊界。自然資源與環境的可持續性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隨著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升，我國大部分城市中水資源的需求量急劇增大，供需矛盾日趨尖銳化。作為城市發展不可缺少資源之一的水資源已經成為制約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 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資源約束

2.1 內能消耗與補給約束
從物理角度來講，萬物都是由能量生成的，可持續發展在根本上涉及到能量及其由之產生的各種具體物質資源的可持續性利用問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內能消耗、熵增加和生態系統承載力三個系統性的問題，可持續發展問題實際上就是由此產生的。
由熱力學第一定律可知，自然界能量的數量在傳遞和轉化過程中保持不變，即能量守恆。然而，事實上能量守恆定律的一個更加重要的意義是表明，一個系統內能的增加△U，等於系統吸收外界的熱量Q和外界對於該系統所做的功W。即:
△U = Q + W
一個系統要做功，要麼消耗內能，要麼吸取系統外部的能量。社會經濟發展在本質上是一種能量的使用、消耗和轉化行為。如果將城市看作一個系統，其必須通過消耗各種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資源，為城市內部人口提供生產和生活服務。由於城市不合理地使用或超限使用資源，從而使得城市對資源的消耗，在滿足當代城市發展需求的同時，也為以後的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設定了約束，並且這種約束越來越明顯。
當今世界發達國家因其在經濟上居於「先發」地位，國際貿易中表現為資源輸入，因而以佔世界10%的人口，消耗了佔世界80%的能源，顯示出其在吸取外部資源、增加「內能」上存在的優勢。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突飛猛進式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就是以不斷地吸取經濟落後國家的資源為其條件的。而發展中國家，因其經濟技術落後，國際貿易中表現為資源型的初級產品輸出，經濟發展中的內能消耗與補充主要限於國內解決。這就是為什麼發展中國家大量耗用能源會遇到嚴重的資源承載力約束，發達國家就沒有，或者症狀要輕得多的原因所在。這也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遇到的第一個約束，即內能消耗與補給約束。

2.2 熵增加與負外部性約束
由熱力學第二定律發現，熵同樣是一個表示系統內部特徵的量。在一個系統內部，隨著能量的不斷使用，不能再做功的無用能是不斷累增的，即總的熵不斷增加，從而形成了熵增加定律。有機體系統要擺脫死亡，唯一的辦法就是向環境中不斷吸取負熵，以平衡熵增機制，維持系統均衡。在一個城市系統中，經濟的增長依賴於大量能源消耗的支持，而經濟增長過程中消耗的大量能源，會導致熵的不斷積累，包括與熵的具體化形式相聯系的廢水、廢氣、廢物的大量增加。熵增加會大大擴展經濟發展的負外部性，導致生態系統失去平衡和生命維持系統功能弱化，產生了生態可持續性問題。而生態可持續性又是經濟可持續性與社會可持續性的基礎，從而使得維持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生態系統均衡成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條件。
在熵平衡機制上，發達國家利用自己的科技優勢和經濟上游地位，通過向經濟，位勢低的發展中國家大量吸取負熵（資源和利潤），並大量轉移高污染、高能耗產業以及熵擴散等負外部性輸出行為，而維持了發達國家內部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的均衡發展。發展中國家則完全不同，因其經濟位勢低，向系統外部特別是向發達國家吸取經濟負熵與轉移負外部性的能力要弱得多。正是這種發展的約束條件差異，造成了一些發達國家幾乎是在肆無忌憚地揮霍能源，而處於經濟低位勢的發展中國家，則更多地要從本國內部吸取負熵來推動其經濟發展，並把由經濟發展帶來的熵增加及其它負外部性積累在國內。這便構成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另一個重要約束，即熵增加與負外部性約束。把內能消耗控制在經濟資源能夠承受的限度內，把熵增加控制在生物圈的承載力以內，既是對這兩大約束條件的具體解釋，也是發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長期條件。
由此得到結論，可持續性問題在本質上是一個「約束」問題，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國家，雖然經濟差異而造成的對可持續發展的認識水平與效用不同，但是作為區域系統的核心的城市，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由於實現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受到內能補充與熵增加的雙重約束，處於不利的可持續環境，因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更為重要。

3 水資源與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關系

3.1 城市水資源的概念及基本特徵[1][2]
城市水資源是指一切可以被城市利用的、具有足夠數量和質量的、並能供給城市居民生活和工農業生產用水的水源，包括當地的天然淡水資源、外來引水資源和可再生的、使用過的水和經處理的污水。城市水資源是城市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是城市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正常、穩定運行的前提條件，是發揮城市多功能作用，促使城市聚集經濟效益得以實現的客觀保障，是衡量城市吸引力和輻射力，評價城市投資環境的基本要素之一。
概括地說城市水資源因其所處的特殊地位和功能表現出如下一些特徵：
（1）大量集中性，這主要表現為城市對水資源需求量大而且集中；
（2）連續穩定性，是指城市在不同季節對水的需求量和水質要求變化不大，相對穩定；
（3）高效性，這表現為同樣數量的水對城市產生的社會、經濟效益較高；
（4）系統性，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不同類型的水（海水、大氣降水、地表水、地下水、廢水）之間存在質與量的交換，二是城市區域以內和以外的水資源通常處於同一水資源系統，相互間有密切的水力聯系，三是城市水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的不同環節（如取水、供水、用水、排水等）是個有機的整體，任何一個環節疏忽都將影響到水資源利用的整體效益；
（5）有限性，這表現為水資源量上的有限，城市水資源開發利用有極限；
（6）脆弱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由於城市區域污染源點多、面廣、強度大，因而水資源易受污染，二是易遭破壞，特別是地下水，當開采量超過補給量時，水資源質與量的狀態便失去平衡，同時還會引起一系列環境地質問題。
（7）再生性，是指城市水資源的利用並非一次性的，具有一水多用，再生回用的特點；
（8）商品性，由於在城市水資源開發利用中，政府及供水部門投入了人力物力，付出大量社會必要勞動，水資源通過交換，使其價值得以實現，為各用水單位創造了經濟效益，因而城市水資源既具有資源本身的公共屬性，又具有商品屬性。

3.2 水資源約束的含義
水資源約束是指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水資源供不應求，對發展形成制約。其表現為:一是短期內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水資源供應緊缺；二是水資源供給對長遠發展所形成的潛在約束。隨著我國城市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人口的不斷增加，對水資源的需求不斷上升，加上經濟粗放增長的方式尚未有效轉變，特別是部分資源高消耗、高污染行業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比較嚴重，水資源利用效率低，污染、浪費嚴重，使水資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銳。
水資源約束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限製作用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水資源是生命之源，是維持生命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水的存在對人民生活方式的影響有決定性的作用。第二，水資源約束制約著經濟發展的規模和成長速度。水資源總量約束決定經濟長期發展的規模和成長速度，而水資源短缺所造成的資源約束會使短期經濟發展受到抑制，常會成為短期經濟發展的「瓶頸」。第三，我國水資源在時空結構上的特點或不平衡性形成了水資源的結構約束。經濟發展的結構就是經濟發展的模式，或者說經濟發展的模式是以動態的方式描述經濟發展的結構。水資源約束限制著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范圍，一定的水資源約束條件決定著一定的經濟發展模式。

3.3 水資源對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約束
由以上分析，本文認為水資源對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約束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主要表現為功能性約束、生態性約束、經濟性約束以及制度性約束。在這些約束中有的是自然形成的，需要通過人為調節來改善，而有的約束則是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由於生產、生活方式不合理而造成的，這樣的約束需要通過人們思想意識的提高和相關配套制度的創新來改善。
功能性約束。自古以來，水就與城市相依相存。比如，除少數軍事重鎮外，世界各國的城市幾乎都建立在河邊、湖邊和海邊，特別是從事商品交易活動的城市。水資源是有限的，而且在時空及區域分布極不均衡。不同地區，不同城市由於其歷史及所處的地理位置等原因，具有不同的區域特點和優勢。因而限制了城市功能的規劃和發揮。要緩解這樣的約束一般需要人為的調節，如天津市引灤入津、西安的引黑工程、北京引黃入京以及著名的南水北調工程等跨區域的引水工程。
生態性約束。這種約束主要表現為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水環境日益惡化。我國許多城市在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時，只重視追求經濟效益和水利效益，對水環境的保護和改善不夠，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的生態問題。對城市未來的進一步發展造成生態性障礙。生態型約束同時表現為一種長遠性和難以修復性。即城市水資源一旦遭到破壞，其產生的影響不會在短時間內體現，其影響是長期持久的且水體的治理需要花費較長時間。
經濟性約束。水資源對城市經濟的影響表現為一種間接的約束力。城市水資源作為人們生活必不可少的城市的基礎設施，始終在決定著一個城市質量、決定著一個城市存亡。水環境的優劣，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城市文明、先進程度的標准之一。同時，在水環境上的投資己經在經濟上制約著政府的行為。一旦城市水環境遭到破壞，其必然要影響到城市的生產、生活的基礎設施環境。從而對城市投資硬環境產生限制性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說將會影響到城市經濟的快速持續發展。
制度性約束。制度性約束主要表現為城市管理者對水資源開發利用制度自身的缺陷對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約束。任何一種城市水資源開發制度都是依據當時的客觀形勢，為完成特定的階段性目標而確立的，具有一定的時效性。然而客觀事物的發展變化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時間的推移會使一些事物存在的條件發生重大的變化。城市水資源的開發制度也是如此，如果不根據客觀條件的變化適時作相應調整，必將產生制度性缺陷，進而導致決策的失誤。必須加快制度創新，並以此來指導城市水系統的規劃及相關技術、經濟和投資政策的制定，促進城市發展的良性循環。

4 水資源約束條件下提高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對策

根據我國水資源緊缺的基本國情，要提高城市未來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必須選擇一條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水資源組合方式，即非傳統的現代化道路，關鍵在於促進水資源的節約，杜絕水資源的浪費，改變傳統生產方式，降低水資源的消耗，提高水資源的利用率、生產率和水資源的承載力，以緩解資源的供需矛盾。
首先，從總體上提高全民族的資源憂患意識和節約意識，在全社會樹立節約資源的觀念，培育人人節約資源的社會風尚，營造全民節約資源的良好環境。要將節約資源提升到基本國策的高度來認識，把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的目標納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之中，以此為依據建立綜合反映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等體現科學發展觀、政績觀的指標體系，構建「綠色經濟」考核指標體系，實現「政績指標」與「 綠色指標」的統一，徹底改變片面追求, 增長的行為。[3]
其次，城市政府應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改變透支資源求發展的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和城市布局，走中國特色的循環經濟之路。從根本上解決城市在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經濟增長與水資源環境之間的尖銳矛盾。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把水資源保護和節約放在首位，充分考慮水資源承載能力，辯證地認識水資源和經濟發展的關系。加大合理開發水資源的力度，努力提高有效供給水平。調整能源結構，盡量選擇清潔能源，建立起「低消耗，高效益」的社會經濟結構。
再次，對於一些城市，水資源短缺已影響城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消耗城市原有少量水資源同時，為了解決水源不足的問題，要積極開辟新水源。目前主要通過跨區域的引水工程來緩解。但是在合理跨區域調水時應以保持水資源區域系統的平衡為原則，充分認識到這種跨區域調水工程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水資源短缺問題，過度的調水實質上是水資源系統不平衡的一種異地轉嫁行為，隨之會伴生被引水區域的大環境效應問題。
最後，要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關鍵還要在城市水資源開發管理體制上加快創新。關鍵是重視經濟運行機制在水資源管理中的運用，其主要依賴於政府部門制定的有關經濟政策，以此為經濟杠桿，來間接調節和影響水資源的開發、利用、保護等水事活動。[4]從而促進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進而保證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作為一種寶貴的自然資源，土地資源一旦退化，很難在較短的時間內得以恢復，其利用的難度也很高。只有在利用不超過土地承載力時，土地資源的利用才能實現可持續利用。由於經濟的發展，土地資源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當這種壓力超過了土地資源的承載能力，就導致了土地退化的發生。作為陸地生態系統的基礎，土地資源的退化表現為：土壤肥力降低，生物多樣性降低，以及伴隨的經濟發展的落後。當前世界范圍內對土地退化的治理，基本方法仍是基於生態學理論的生物方法。但對土地退化的恢復與生態系統的重建的研究，需要經過謹慎設計的長期實驗。綠洲荒漠交錯帶的重要性，不僅表現為是綠洲的保護屏障，而且在綠洲經濟的發展中也起到巨大的作用。通過對國內外大量研究的回顧，討論了在不同地區進行的長期實驗所採用的方法。有人為因素參與的退化土地恢復與生態重建，可以在短期內取得明顯效果。產生土地退化的原因，不僅僅是土地資源特點與自然環境這樣一些自然因素，還包括一些社會與經濟因素。因此退化土地的恢復與生態重建的成功，需要一種考慮自然、社會和經濟因素的綜合的方法。

土地資源可持續發展：
作為一種寶貴的自然資源，土地資源一旦退化，很難在較短的時間內得以恢復，其利用的難度也很高。只有在利用不超過土地承載力時，土地資源的利用才能實現可持續利用。由於經濟的發展，土地資源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當這種壓力超過了土地資源的承載能力，就導致了土地退化的發生。作為陸地生態系統的基礎，土地資源的退化表現為：土壤肥力降低，生物多樣性降低，以及伴隨的經濟發展的落後。當前世界范圍內對土地退化的治理，基本方法仍是基於生態學理論的生物方法。但對土地退化的恢復與生態系統的重建的研究，需要經過謹慎設計的長期實驗。綠洲荒漠交錯帶的重要性，不僅表現為是綠洲的保護屏障，而且在綠洲經濟的發展中也起到巨大的作用。通過對國內外大量研究的回顧，討論了在不同地區進行的長期實驗所採用的方法。有人為因素參與的退化土地恢復與生態重建，可以在短期內取得明顯效果。產生土地退化的原因，不僅僅是土地資源特點與自然環境這樣一些自然因素，還包括一些社會與經濟因素。因此退化土地的恢復與生態重建的成功，需要一種考慮自然、社會和經濟因素的綜合的方法。

關鍵詞： 生態重建 土地退化 綠洲荒漠交錯帶
1．前言
土地退化目前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嚴重問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1992年在世界各國之間簽定的國際荒漠化公約，對荒漠話的定義為：土地退化，其范圍包括沙漠化、鹽鹼化、草場退化及水土流失。從1977年聯合國內羅畢荒漠化會議到1992里約熱內盧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再至1994年巴黎《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的簽署，荒漠化一直是各國政府和科學家所重點關注的環境與社會問題。中國是荒漠化影響較重的國家之一，防治荒漠化也被我國政府列入道《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中，作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重點解決的環境議題之一。在我國不同區域發生的各類土地荒漠化面積總和為262.2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27.3%。在這些區域中，有114.8萬平方公里分布在乾旱區，占荒漠化總面積的43.8%，目前仍以較快的速度處於擴展之中[1]。
在乾旱區，山地、綠洲和荒漠是以流域地表、地下水源為紐帶組成的地域生態景觀單元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形成於地質時期的綠洲單元，其植被生態類型是由隱域性的濕生植物群落為主，荒漠單元由顯域性的旱生和超旱生植物群落組成，介於兩者期間的是中生群落構成的生態類型。人工綠洲外圍交錯帶的可持續性是實現綠洲內部可持續性發展的根本保證2。一些研究結果表明[3-7],相對於綠洲和荒漠生態系統，綠洲―荒漠交錯帶，因水源等環境條件的差異，存在著較強的「生態梯度」，極易受水源變化的干擾而發生變化。歷史時期以來，人類大規模土地開發的主體對象幾乎全為天然綠洲，以至於天然綠洲現在幾乎不復存在，而這個過渡帶又成為人們進一步開發利用（墾荒、放牧、砍柴）的對象。在一定的水源條件下，人類水土資源利用等活動和自然營力對過渡帶植被生態因子(水量、水位、鹽分含量、土壤物化性質)的改變，該地段不可避免地將發生植物群落逆向演替、土地荒漠化的現象。目前乾旱區荒漠化發生最為普遍的區域幾乎都在綠洲―荒漠交錯帶。如准葛爾盆地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南緣、河西走廊綠洲邊緣區等。

2．區域特徵：
依靠高大山體對水汽的阻擋，乾旱區基本存在一個完整的自然帶圖譜[8]，水分因素是控制自然帶譜分布的關鍵因素。當水分由於某種原因，如河流，泉水溢出等，相對集中於某些區域時，在這些區域就形成了綠洲。隨水分的減少，綠洲植被類型由隱域性的濕生植物類型向顯域性的旱生和超旱生荒漠植物類型轉變，兩者之間的過度區域，就是通常所謂的綠洲―荒漠交錯帶。在自然條件下，經過長期的演變，這個區域的生態系統處於與氣候相適應的穩定的氣候頂級系統。綠洲荒漠交錯帶在功能上不僅可以作為牧場承載牲畜和野生動物，而且還可以增加下墊面的粗糙度，抑制沙漠化的發展，保護綠洲免遭風沙的侵襲。同時綠洲荒漠交錯帶也是綠洲生態系統與荒漠生態系統發生能量、物質、信息交換最頻繁的界面區域，生境脆弱、敏感，其荒漠化狀況是對人類活動強度和自然營力（氣候）變化等外部干擾條件的直接反映和濃縮。對這一地區的研究，一直是乾旱區與荒漠化有關研究的重點區域。
位於准葛爾盆地的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屬於固定和半固定沙漠。雖然這里沙漠植被稀疏，自然生產力很低，但對於沙丘的固定卻起到重要作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後，生產建設兵團在沙漠邊緣的綠洲與綠洲―荒漠交錯帶，建立了很多國營農場。以天山北麓，古爾班通古特南緣為例，僅佔全疆土地總面積的8.67%，但工農業生產總值佔全疆工農業生產總值的51.26%，而工業生產總值則佔全疆工業生產總值的70.24%，成為全疆工農業生產水平最高的地區[9]。由於人類活動過於劇烈，本區綠洲沙漠過渡帶的自然環境，特別是自然植被受到嚴重破壞。夏訓誠等的研究表明[10]，在50年代，固定和半固定沙丘占據了沙漠的大部分，但是在80年代，沿著沙漠和綠洲的結合部（過渡帶），已經出現了一條500公里的帶狀活動沙丘，波及的縣和國營農場有20個。在莫索灣墾區，活動沙丘出現在許多地方，寬度范圍在5-20km，成為當今這個地區的一個嚴重的環境問題。
另一種在乾旱區廣泛存在並因人類活動而危害加劇的現象是土壤的鹽鹼化。由於水資源利用不合理，地下水位上升導致的土壤鹽漬化，是灌溉農業發展過程最易產生的問題。乾旱區由於蒸發強烈，降水極少，土壤更容易因不合理灌溉而發生鹽漬化，這是新疆農業與土壤研究中最重要的問題。對於綠洲―荒漠交錯帶而言，開荒後的土壤，由於不合理的管理，土壤肥力嚴重下降，發生鹽鹼化化被迫撩荒，在很多地區都普遍存在。由於原有植被已遭破壞，土壤結構也因鹽鹼化而惡化，很難在有新的植被重新生長，成為新的風沙源，加劇了自然環境的惡化。李述剛、王周瓊等自70年代就開始對准葛爾盆地中分布的比較典型的荒漠鹼化土壤類型、特徵進行了研究，對荒漠鹼化土壤的化學特性[11]、粘土礦物[12]、腐殖質特徵[13]進行了專門的論述。在對多年工作進行系統總結的基礎上，他們其專著中[14]，集中論述了荒漠鹼化土壤的形成、類型、特性及其改良，並在系統分類中劃分出了荒漠鹼土。對荒漠鹼土的認識與治理，同樣也是綠洲―荒漠交錯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綠洲荒漠過度帶在乾旱區處於特殊的地位。一方面，其受到嚴酷自然條件的限制，遮蓋區域的生態系統極其脆弱。另一方面，人類的各項活動，基本都是以負面影響為主，如樵採、放牧、開荒等，破壞的強度遠遠大於保護的強度。通過對植被與荒漠環境相互關系的長期研究，黃培佑[15]首先指出了開發造成景觀分化的有關現象，並提出了綠洲開發過程中形成的由單一景觀向綠洲、綠洲界外區及維持自然狀態荒漠三類實體轉化的過程。這個界外區的范圍，基本與前述的綠洲荒漠交錯帶的范圍相當。由於人類活動的強烈影響（過度放牧，樵採，開荒等），使這一地區出現植被衰退、生態系統瀕臨崩潰、固定沙丘活化等現象。也有一些研究人員[16]，根據這個觀點，對界外區的成因與范圍進行了研究，結論是過度樵採與放牧是其植被嚴重退化的導因，並根據人類活動的涉及范圍，界定其為綠洲外沿40-60km的范圍，而以0-40km的環帶為甚。在對阜康新老綠洲及綠洲―荒漠交錯帶的研究中，潘曉玲[17]提出，：這一植被帶（綠洲―荒漠交錯帶）已從真正意義上的過渡帶而轉變為斷裂帶，此區也由維護綠洲穩定的屏障演變成威脅綠洲存在的外患。

3．研究概況：
綠洲―荒漠交錯帶植被的退化，首先是在乾旱區環境的背景下進行的。由於嚴酷的自然條件。如乾旱少雨，土壤貧瘠且含鹽量高等因素，盡管在人類活動影響很小的條件下，這個區域的植被能夠以頂級生態系統的形式存在。但由於植物種類少，覆蓋度低，類型結構簡單，生態系統的結構功能、物質與能量的輸入與輸出，處於很不穩定的狀態，平衡極易打破。導致綠洲―荒漠交錯帶退化的原因，從大的方面可分為人為因素與自然因素。
近年來，對自然因素的影響，各種研究首先集中於全球變化異常方面，特別是中緯度地區的氣候向暖干方向發展的趨勢。如王濤等[18]認為，由於全球特別是中緯度地區氣候向暖干方向的發展，是有利於沙漠化發展的大的生態背景。高尚玉等[19]指出：中國風沙災害加劇是在氣候趨於乾燥化的背景下，人類大面積發展沙區生產造成的，並認為未來中國風沙災害的發展主要取決於氣候增溫背景下的降水時空分布、沙區風力變化與土地利用格局調整。通過對我國沙塵暴災害的研究，史培軍等認為[20]，強沙塵暴的逐年加劇，是在氣候乾暖化背景下，沙化土地擴展的結果。董光榮等[21]對50年代以來北疆氣候波動的研究表明，其總的趨勢是向乾旱化方向發展。通過對上述研究的總結，可以認為，當前全球氣候的變化，特別是中緯度地區氣候向暖干方向發展的趨勢，為乾旱區綠洲―荒漠交錯帶的退化，提供了大的背景。
綠洲作為發育在乾旱區的隱域性景觀，全球氣候的變化無異是控制其存在與發展的基礎因素。但近50年來，綠洲規模的迅速擴大與綠洲―荒漠交錯帶的嚴重退化，人為因素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是當前眾多研究人員所達成的共識。對有關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南緣歷史文獻的研究表明[22]，在人類影響很少的時候，這個區域的植被是非常茂盛的。現仍可看到的古絲綢之路北道，又稱唐朝路，說明在這個地區曾經存在過綠色走廊。建國初期的調查也表明，這一地區存在大面積的天然梭梭[23]。即使現在，保護較好的部分地段，如阜北農場以東，唐朝路以北，仍然存在植被覆蓋度在30%以上的梭梭林22萬畝。
考慮到人為因素，對於綠洲―荒漠交錯帶的土地退化，也許用Bridges[24]所提出土壤退化的定義可以更好的描述：由人類引發的降低土壤當前或未來支持生命生存的能力。所以，土地生產力的恢復和植被的再生是這一地區的核心問題。由於綠洲―荒漠交錯帶的退化已成為嚴重問題，地方政府和群眾為此做出了相當努力。近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煤已逐漸取代木柴，群眾砍伐灌木作為燃料的量越來越少。政府和群眾的環境意識大大加強，大多數綠洲―荒漠交錯帶已處於封育或相對封育狀態。自然生態系統處在恢復之中，但由於條件惡劣，恢復的速度極慢。然而，這一地區還存在另一潛

2. 生態可持續發展是什麼意思的啊

envi.ruc.e.cn/bbs/archive/index.php/t-995/t-951 - 13k

www.cern.ac.cn/2news/detail. asp?channelid1=110100&id=2883 - 12k
生態學是研究包括人在內的生命與其物理和生物環境間相互關系的系統科學，是關於生命、環境和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方法論科學。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特別是人口、資源和環境問題的日益尖銳，生態學在自我完善的同時，表現了對人類文化和文明的強烈參與，成為連接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橋梁，也成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理論基礎。傳統水利向現代水利、可持續發展水利的轉變，正是人類文明發展到「生態文明」時代在水資源領域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的結果，有著深厚的生態學理論基礎。

3. 生態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

淺論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

一．前言
人口、資源和環境這三方面，是一個具有內在聯系的系統工程。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資源、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等各個方面，但就中國的國情而言，人口問題具有突出的重要意義。中國人口數量眾多、增長量大，給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可以說，中國的社會經濟能否可持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口問題的解決，包括人口數量問題、人口素質問題和人口結構問題。

二．人口與可持續發展
對於「可持續發展」的討論總是和兩個根本性的問題糾纏在一起：一個是環境問題，另一個就是人口問題。從環境問題本身來看，它的產生似乎同人口增長沒有什麼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但是，自從80年代以來，世界人口和經濟幾乎以同樣的速度增長，加上不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模式，給我們這個地球增加了越來越大的壓力，這同樣是擺在人類眼前的事實。發達國家作為世界環境污染的主要出口商，他們的環境問題主要是生產、生活垃圾和廢物的處理不當造成的，人口增長在其中的影響微乎其微。與發達國家截然相反，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則是以快於經濟增長的速度在增加，這使本來已經相當脆弱的生存環境受到更加嚴重的破壞。在這些國家中，人口問題和環境問題好似一對苦難的孿生兄弟，而這兩者的關系實際上又相當復雜。
可持續發展」為人類社會確定了新的發展目標模式。實現這一目標模式的方法和途徑有很多，但是，為了確保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不致遭受根本性的破壞，人類的選擇又顯得十分有限。促進經濟發展既是「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內涵，同時又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途徑，但有必要明確一點，為了實現經濟的增長，人類目前所採取的某些方式是不可取的，是有背於人類和地球的長遠發展目標的。意識到這一點的意義在於，人類已經開始努力改進以往的不利做法，並力圖去尋求新的發展途徑。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需要克服種種阻力，人口問題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為此，發展中國家已經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還要妥善地處理人口、資源和環境的關系，這使今後的種種努力顯得更為艱巨，也更具有深遠的意義。

三．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
（一）人口與土地與糧食
中國在不到全球7%的耕地上解決了佔世界22%人口的吃飯問題，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同時它也說明了中國人口對土地和糧食的壓力。中國陸地總面積為960萬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大的國家之一。在現有的經濟技術條件下，可被農林牧副漁業和城鄉建設利用的土地佔總面積的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則是沙漠、戈壁、冰川、石山或荒漠，利用難度很高，成本極大。1952年，中國耕地面積為16．2億畝，人均耕地面積為2．8畝。當時世界人均耕地面積是5．5畝。雖然與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一倍，卻是中國50多年的最高水平。1997年，中國的耕地面積約為14．3億畝，人均只有1．15畝，比1952年下降了一倍多。1952－1997年間，耕地面積減少了近2億畝，人口卻增長了6億5千萬，人多地少的矛盾大大加劇。隨著人口數量的增加和耕地面積的減少，中國的人均耕地面積還將進一步下降。預計15年後，人均耕地面積將下降到1畝以下。由於人均耕地面積不斷減少，加上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使農村出現了大量的剩餘勞動力。目前，中國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約為1．5億，到本世紀末，很可能突破2億。 人口與土地之間的關系不僅表現在人均耕地面積的減少，而且表現在對土地環境的污染破壞和人均糧食產量的徘徊不前。由於人口增長對農產品的需求壓力，迫使農民高強度地使用耕地，使耕地的污染和退化嚴重。目前，提高糧食產量的主要辦法是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葯，這使土地的結構遭到破壞、肥力下降、板結貧脊。耕地資源數量的減少和質量的下降，已經成為中國農業生產和經濟發展的一個不利因素。中國的糧食生產在過去的50多年裡有驚人的提高。1949年，中國糧食產量為2264億斤，人均產量416斤；1997年總產量增長到9883億斤，人均產量約為800斤。在這期間，糧食總產量增長了3倍，但是由於同期人口總數從5．4億增長到12．36億，使人均產量增長不到1倍。目前，農業生產是困擾中國政府的一大問題。政府年年強調糧食播種面積，但我們仍然感到糧食供給處於緊張狀態。中國的糧食畝產現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進一步提高的潛力已遠不如過去，因此，為支持中國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提高人均糧食佔有量，就必須降低人口的增長速度。

（二）人口與森林和草原
盡管中國堅持不懈地植樹造林和保護森林資源，但是由於歷史條件和自然條件的限制，目前，中國的生態環境仍比較脆弱，森林資源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中國的人口增長對木材產生了巨大的需求，一方面是對木材製品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對薪柴的需求。這種需求驅使人們對森林的大量坎伐。據統計，在全國140個森林局中，已有61個局處於過度採伐狀態，25個局的森林資源已經基本枯竭（曲格平，李金昌，1991年）。目前，中國的用材、薪柴、紙漿和其他林業經濟產品的供應都很緊張。與此同時崐，由於人口增長對糧食和耕地的需求，加劇了開荒毀林的過程。隨著牧區人口的快速增長，中國的草原出現了超載放牧和過度開墾的現象，其後果是草原的沙漠化。中國的沙漠專家警告：如果不採取措施，到本世紀末，將有8萬平方公里土地沙漠化。由於森林和草原的破壞，使水土流失嚴重。中國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量多達50多億噸，涉及11個省區，主要在黃土高原和南方的丘陵地區。黃河每立方米水含沙量在37公斤以上，為世界第一。長江每立方米水含沙量也達到了1公斤以上，為世界第四。長江上游多為紅色土壤，土層最薄的地區只有4厘米，土層下則是堅硬的岩石。森林的開采、草原的沙化和水土的流失與人口增長有直接的關系。因此，控制人口增長，減少牧業和林業人口，實現人口的產業結構轉變，是緩解森林和草原生態環境危機的一項根本性的措施。

（三）人口與礦產和能源
中國是世界上能源儲藏比較豐富的國家之一。各種礦產資源種類比較齊全。有不少礦產資源儲量在世界上居前列。但是，由於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佔有量並不高。由於人口迅速增長，高耗能工業廣泛建立及能源價格長期偏低，使中國的能源供給長期處於緊張狀態。各種預測表明，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能源供需矛盾將進一步激化，能源利用所產生的環境污染問題也將進一步加劇。近年來，中國農民濫采礦藏的問題十分嚴重，這無疑是農村剩餘勞動力對自然環境的直接沖擊。為保證礦產能源的長期和有效供給，提高開采效率和減少開采利用過程中的環境污染，是中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得以實現的基本條件之一。
（四）人口與水資源
中國陸地水資源總量為2．8萬億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雖然水資源的總量不少，但利用難度較大。原因在於：一是時間分布不均勻，水資源東南多、西北少；二是時間分配不盡人意，大部分降水量集中在夏季，而且年際變化大。人口的增長對水資源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 人口的增長使水資源短缺現象更為突出。1949年以來，中國人口增加了一倍多，相當於人均水資源減少了一倍多；與此同時，生活、生產用水量急速增長，逐步出現了大片的缺水現象。以北京市為例，1962年前，北京市的水資源是供過於求，此後，隨著人口的增加，生產的發展，使用水量急劇上升，1970年基本上處於供需平衡狀態，此後，水資源危機開始出現，目前水資源短缺已經成為北京市生產和生活的一個重要問題。
2、 人口的增長間接地使水資源總量下降。主要表現在：一是人口增長對耕地的需求導致「圍湖造田」，破壞了地表水；二是人口增長導致對地下水的超量開采，減少了地下水的總儲量。由於超采地下水，一些城市發生了地面下沉，一些沿海城市還出現了海水侵入，影響了地下水的質量。
3、 人口經濟活動導致了水體的嚴重污染。目前，中國每年的廢水排放量約為350－400億噸，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工業廢水平大部分未經處理直接或間接地排入水體。地下水的情況也與此類似，大部分城市地下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別是北方城市地下水的硬度逐年上升。

四．總結
就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等各方面而言，中國已經制定了各自的發展戰略，並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總體上的協調。但是，要使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協調共進，必須改變就人口論人口、就資源論資源、就環境論環境、就經濟論經濟的單一傾向。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對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必須考慮到人口增長的長期需要和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必須有利於人口控制和環境保護；同時，人口控制和環境保護的本身也應該以保護和促進長期發展為主要目標。這就要求中國政府建立起將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等多因素綜合治理的總體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而在可持續發展的進程中，人口和計劃生育是關鍵問題。
參考資料：http://blog.donews.com/wwcs/archive/2006/05/12/866053.aspx

4. 可持續發展的內涵是生態可持續發展是基礎、經濟可持續發展是條件、社會可持續發展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