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發掘仰韶文化晚期遺址
A. 仰韶文化遺址發現於何時是誰發現的
1916年6月當瑞典人安特生教授在山西勘探銅礦資源的時候,偶然的機會讓他發現了一批古新生代的生物化石,這一發現結合當時礦藏資源勘探工作難以為繼的狀況,安特生教授以及當時地理測繪研究所所長丁文江先生隨即調整了工作重心,轉而進行對古新生代化石的大規模收集整理工作,同時這一工作也得到了當時民國農商部以及瑞典皇家的支持,於是,安特生先生的考古生涯自此也拉開了帷幕。
仰韶文化主要分布於黃河中下游一帶,以河南西部、陝西渭河流域和山西西南的狹長地帶為中心,東至河北中部,南達漢水中上游,西及甘肅洮河流域,北抵內蒙古河套地區。已發掘出近百處文化遺址,出土文物均反映出較同一的文化特徵。
仰韶文化遺址總面積近30萬平方米,文化層厚約2米,最厚達4米。1951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進行了小規模發掘,發現這里有四層文化層相疊壓,自下而上是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龍山文化早期-龍山文化中期。由於以彩繪陶器為特徵的文化現象首先在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發現,故命名為「仰韶文化」,從而使仰韶村遺址聞名中外。1961年3月國務院將仰韶文化遺址定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4年,中國歷史博物館組織中國和美、英、日等國的考古專家進行國際田野文物考察,在仰韶村附近的班村,發現了大量珍貴文物,其中最有價值的是數十斤5000年前的小米,說明中國農業發展具有悠久的歷史。
B. 仰韶文化遺址的考古歷史
1951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進行了小規模發掘,發現這里有四層文化層相疊壓,回自下而上是答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龍山文化早期-龍山文化中期。
1961年3月,國務院將仰韶文化遺址定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94年,中國歷史博物館組織中國 和美、英、日等國的考古專家進行國際田野文物考察,在仰韶村附近的班村,發現了大量珍貴文物,其中最有價值的是數十斤5000年前的小米,說明中國農業發展具有悠久的歷史。
C. 仰韶文化從哪裡傳播來的
仰韶文化遺址,位於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城北9公里處的仰韶村。 仰韶文化,因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現,故名。仰韶文化也稱彩陶文化,多數是粗陶。這是當作同系統文化的代表名稱。1921年,經中國政府批准,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和我國考古學家袁復禮一起進行了首次發掘。根據出土文物,確認是我國遠古文化的遺存。按照考古學慣例,把首先發現地作為該文化類 型的名稱,故名"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遺存以黃河中游為中心,北到長城沿線及河套地區,南達湖北的西北部,西到甘肅、青海接壤地帶,東至河南東部,上下2000年,縱橫數千里。仰韶文化是距今7000年至5000年前中國版圖上涌動的漫漫洪流,展現了我國由母系氏族社會過渡到父系氏族社會的社會結構、經濟形態和文化成就,大致經歷了早中晚三個歷史時期:
早期(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屬於我國母系氏族制度繁榮時期的高級階段,父系氏族制已經萌芽,主要包括陝西西安的半坡類型、陝西渭南的史家類型及區系年代相當的其他文化類型或遺存。
中期(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屬於我國由母系氏族制度向父系氏族制度過渡的時期,主要包括河南陝縣的廟底溝類型及區系年代相當的其他文化類型或遺存。
到了晚期(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家族公社所有制已經發展起來,父系氏族制度和父權制在各地均已確立,主要包括山西夏縣的西王村類型、河南滎陽的秦王寨類型、鄭州郊區的大河村文化遺址三四期類型及區系年代相當的其他文化類型或遺存。
折疊中晚期的仰韶文化
目前已考古發掘仰韶村遺址的仰韶文化,展現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種植業、手工業、紡織業、畜牧業、漁獵採集業和人們生產生活方式及社會形態的發展態勢。
就其居住情況而言,圓形房屋驟減,方形房屋仍有大中小之分,地穴較早期為淺,地面建築木草結構的房屋數量增多,大型排房或成片房屋已經確立。
到了晚期,無論單間或套房都有火塘,不少房間內還有儲藏糧食的窖穴。農業已由刀耕火種階段轉入典型的鋤耕階段,以種植粟、黍等農作物為主的旱作農業在當時經濟生產中佔主導地位。僅靠婦女的力量已難以勝任,一部分男子終於放棄漁獵而投身於農業生產,漁獵採集經濟已由主要手段變為補充手段,飼養的豬狗數量增多。生產工具的手工製造業有較大進步,粗糙的打制石器占極少數,光滑的磨製石器佔大多數。中耕管理、收割莊稼的工具有石錛、石鋤、木鋤、石刀、陶刀、石鐮、蚌鐮等,加工糧食的工具有磨盤、磨棒、石臼、石棒等。石錘、礪石是製作工具的工具,石鏃、骨鏃是狩獵所用的工具,石墜、陶墜、骨針、骨鏈等是紡織、縫紉所用的工具。在仰韶文化晚期,制陶手工業尤為突出。由於制陶技術嫻熟,陶壁厚薄均勻,表面打磨光滑,用紅、黑、白色礦物作原料研成粉末,塗於器物表面燒制而成。陶器以紅陶為主,也有灰陶,其中彩陶最具特色,紅底黑彩,花紋以幾何圖案最多,也有飛鳥和動物圖案。
這些不勝枚舉的仰韶文化遺存,體現了仰韶先民們的聰明才智和辛勤勞作,推動了我國新石器時代的歷史進步、社會文明、經濟文明和文化文明,使人類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與時俱進。
D. 仰韶文化起源於哪呢
圖一、彩陶人面魚紋盆(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圖二、彩陶瓮(半山類型)
仰韶文化遺址的發掘,一系列5000—6000年前的城址和文字、銅器等「文明」史跡不斷被揭示,給傳統「中原三代中心論」提出了新的挑戰. 最近10多年,中國考古學再度成為世界人文學科關注的一個焦點.一系列5000—6000年前的城址和文字、銅器、禮制建築等「文明」史跡不斷被揭示於中華大地上,給傳統文明觀中的「中原三代中心論」提出了新的挑戰,也使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成為世紀末中國考古學上爭論最多的一個課題。
(一)仰韶時代中晚期是「城」的初現與中國文明的萌芽期
在距今6000—4800年間,相當於中原編年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是「城」產生的初期階段。城首先出現於長江中游的澧縣城頭山,之後擴展到黃河中下游,但也僅見城頭山、西山和西康留三座。初城時代已經與簡單社會所沒有的許多復雜因素共存,但離文明社會還有一定的距離。
1、仰韶時代中晚期私有制產生、階級分化和特權等級的形成,是原始社會組織結構「危機」的體現,表現出社會進步、文明萌芽的根本特點。
初現的城是原始社會的發展、進化在聚落形態上的表現。從外部形態和功能上說,夯土城圈是新石器時代早、中期以環壕為特點的大型聚落構築技術的提高和形態的完善,但這些多為圓形的初城顯然又保留了濃重的環壕聚落的形態殘余。在應付越發頻繁的外部戰爭、內部沖突中,壕防向城防的轉變,聚落的防禦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加強。
E. 如何定位仰韶文化,它對於中國古代文明有何意義
仰韶文化從發現至今已經90年了。這90年,仰韶文化的考古遺址不斷被發現,仰韶文化的內涵不斷豐富、分期不斷細化,仰韶文化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問題不斷有新的解釋,關於仰韶文化與中華文明起源的關系也還在爭論中……
相對一個跨越2000多年,縱橫數千里的文化來說,90年顯然並不足以解開所有的謎。
中國文明的起源還在探索中
2011年11月8日。仰韶文化發現九十年國際論壇在剛剛落成的仰韶博物館舉行。位於館前的四座銅像也舉行了揭幕儀式,他們分別是對仰韶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四位學者——安特生、袁復禮、夏鼐和安志敏。
安特生,這位瑞典的地質學家,偏偏對考古有興趣。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經過一個多月的發掘,他和我國考古工作者袁復禮等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發現了大量精美的陶器和石器,以該村命名的仰韶文化誕生。
仰韶文化對於中國考古學意義非凡——這是中國考古史上出現的第一個以遺址地的地名命名的考古學文化,這種命名方法後來也成為中國考古學文化命名的通則,沿用至今。仰韶村遺址的發掘,也被視為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學真正傳入中國的標志性事件。這也是我國第一次有計劃有組織開展的田野考古發掘工作,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就此起步。
1923年安特生的《中國遠古之文化》正式發表,把仰韶文化確立為中國史前文化,這不僅使中國無石器時代的論調不攻自破,而且讓仰韶文化走向了世界。
在20世紀初,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沒有石器時代。這也是安特生發現仰韶遺址時感慨萬端的原因。他以歐洲著名的丹麥遺址為例,「長為100至300公尺,其廣50至150公尺,厚1至3公尺」,而仰韶南北為960公尺,東西480公尺,灰土層厚1至5公尺不等。「則可知在石器古人時代其地當為一大村落無疑矣。」
仰韶村出土的大量精美的彩陶,使仰韶文化又被稱為「彩陶文化」。在當時考古很少的中國,由於沒有其它的參照,安特生認為這些彩陶不可能是中國本土的,反倒與西方的安諾遺址的彩陶有許多相似之處,通過簡單的推理,安特生提出「文化西來說」。這一學說被西方廣泛認同。
他的西來說刺激了中國考古學家開展更多的考古工作,尋找仰韶文化的來源與去向。1926年考古學家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進行了發掘,發現了一處單純的仰韶文化遺址,這也是後來的「西陰文化」,那裡出土陶器上的「西陰紋」後來在其它仰韶文化的地域也出現過。
1931年,近代考古學的奠基人梁思永發現了著名的後崗三疊層。它的下層是以紅陶和少量彩陶為代表的仰韶文化遺存,中層是以黑陶為代表的龍山文化,上層是以灰陶和繩紋陶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遺存。因為在安陽小屯最先確定,又稱小屯文化。這個三疊層證明不同文化的連續性,有力地駁斥了西來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陳星燦說,「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可以說一直伴隨著對仰韶文化的不斷認識。從20年代的仰韶文化西來說,到後來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東西二元對立說,再到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的仰韶龍山一元發展說,發展為現在的多元說,應該說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
上世紀50年代末期發現了李家村等早於仰韶文化的遺存,但當時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直到70年代在華北地區,磁山裴李崗和老官台文化等前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發現,中國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和連續發展性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自80年代中期以來,對中國史前文化的總體認識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們現在知道,中國史前文化既不是外來的,也不是從國內某一個中心向外傳播的。各地的史前文化是在適應當地自然條件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的,它們或多或少都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黃河中心論或中原中心論的一元論終於被多元論所取代。」
越來越多的考古證明,在漫長的史前時期,沒有哪一個地區始終占據領先地位。東北的紅山、江浙的良渚都曾達到相當的高度,黃河中游的核心地位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但只是在新石器時代的後期才突現出來,並最終奠定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基礎,而這與它長期處於各文化區的中間地帶有很大關系。
現在我們更多地講中國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向心性、連續發展性、多元性和發展的不平衡性,這是幾代考古學者共同努力的結果,但關於中國文明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等基本問題依然還在探索中。
新材料能夠帶來多少新觀點?
對於仰韶文化,不是考古的人可能還有點陌生,但我們一定都知道半坡遺址,也都記得教科書上的那張人面魚紋彩陶盆的照片。它於1955年在陝西省西安市半坡出土。彩陶盆呈紅色,由細泥紅陶製成,口沿處繪間斷黑綵帶,內壁以黑彩繪出兩組對稱人面魚紋。在人面雙耳部位也有相對的兩條小魚分置左右,從而構成形象奇特的人魚合體。在兩個人面之間,有兩條大魚作相互追逐狀。整個畫面構圖自由,極富動感,充滿奇幻色彩。專家認為古代半坡人在許多陶盆上都畫有魚紋和網紋圖案,這應與當時的圖騰崇拜和經濟生活有關,這種盆可能是為兒童特製的葬具。
半坡是仰韶文化早期的代表類型。目前已知的仰韶文化的類型還包括史家類型、廟底溝類型、後崗類型等,它們分布於黃河中游的河南、陝西、山西、河北,輻射至湖北、甘肅、內蒙古等地區,可以分為早中晚三期,年代大約從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2800年,前後持續2000多年。這在中國史前文化中算得上獨領風騷。
通過新中國成立以後不同時期對多個重要遺址如陝西西安半坡、臨潼姜寨、寶雞北首嶺、河南淅川下王崗、洛陽王灣、鄭州大河村等的正規考古發掘,我們進一步了解到仰韶時期人們的生存環境、居住模式、村落形態、經濟手段、日常生活,乃至社會組織、意識形態、婚姻關系、喪葬習俗等內容,將這些內容疊加,幾乎可以完整再現母系氏族社會的生活方式——當時的先民們已過著比較穩定的氏族定居生活,農業已相當發達。已經出現一定規模和布局的村落,較大村落的房屋布局有一定的規律,村落外有公共墓地和窯場。
對於半坡與廟底溝文化的關系,是一個爭論了近半個世紀的問題。雖然比較多的意見都認為半坡與廟底溝文化之間具有承續關系,但始終也還是有些學者認為兩者是平行發展的,它們並不存在先後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王仁湘認為,如果從彩陶來進行分析,可以看出半坡文化的彩陶,是廟底溝文化彩陶的一個重要來源。在彩陶的主要器形上,兩個文化有一致的選擇;在彩陶的構圖原則與繪制方式上,兩個文化有相同的傳統。更重要的是在題材的選擇上,兩個文化也有相同的選擇,或者說廟底溝文化彩陶上的一些典型題材,在半坡文化中都能找到出現的源頭。這都充分顯示出兩個文化先後連續發展的脈絡。
近幾年比較重大的發現有河南靈寶西坡遺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李新偉介紹說,從1999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和河南省文物局先後七次對西坡進行了考古發掘,在2004年至2006年的發掘中,更是發現了我國史前時期規模最大、建築面積達516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說明聚落內部結構已由仰韶早期的向心式布局開始轉變為開放式布局,公共建築和公共場所的出現,也昭示著仰韶文化中晚期社會復雜化程度的提高。「新的發現總能帶來新的啟示。一個文化內涵的豐富取決於細致的田野考古,我們現在許多定性的研究需要大量考古信息的支撐。」
如何定位仰韶文化?
彩陶是仰韶文化的標志性器物。仰韶文化遺留下的彩陶遺址分布極為廣泛,半坡和廟底溝之外,還有馬家窯、半山、馬廠等支系。王仁湘認為,彩陶藝術雖然是原始時代流行的藝術,但已經非常成熟與完備,達到了一種高峰與極致。它所建立起的藝術體系,對後來的藝術發展也起了重要的影響。彩陶傳播的過程中,攜帶了文化傳統,將廣大區域居民的精神聚集到了一起,為後來的統一局面奠定了濃厚的文化基礎。這種傳播,不僅僅是藝術思潮的擴散,意味著更深刻的文化認同,標志著華夏歷史上的一次文化大融合,是一個偉大文明的醞釀與准備。事實上,以晉、陝、豫交界地帶為中心區域的廟底溝類型在其所處的時代(距今約6000年至5300年)確實居於領先的強勢地位,成為中國史前時代第一個繁盛期的最絢麗、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號。
仰韶中期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對周鄰文化的影響極其廣泛和強烈,促進了不同地區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加快了各地文明化進程。從現有材料來看,它在同時代文化中發展水平是最高的,這種領先性在仰韶文化中期表現得尤為明顯。
北京大學考古與文博學院教授嚴文明講,文明是一個長期醞釀的過程。過去我們把仰韶文化同夏聯系,後來又把龍山文化與夏聯系,現在認為二里頭與夏關系更近,與仰韶文化好像關系不大了,但文明的產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仰韶文化至少在醞釀和准備期起了重要的作用。
無論如何,對於中國考古,仰韶是一個永遠的坐標。
F. 仰韶文化的墓葬形制和埋葬特點,詳細點
仰韶文化,中國黃河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因最早發掘的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遺址而得名。其分布,以渭、汾、洛諸黃河支流匯集的中原地區為中心,北到長城沿線及河套地區,南達鄂西北,東至豫東一帶,西到甘、青接壤地帶。共發現遺址約1000多處,經較大規模發掘的典型遺址有10餘處。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年代約為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仰韶文化的前身是老官台、李家村、磁山、裴李崗諸文化(有人統稱為「前仰韶」時期新石器文化),在中原地區發展為廟底溝二期文化。仰韶文化以其分布之廣泛,延續之久長,內涵之豐富,影響之深遠,而成為中國諸新石器文化中的一支主幹,它展現了中國母系氏族制繁榮至衰落時期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成就。
發現和研究 仰韶村遺址位於澠池縣城北,包含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河南龍山文化和東周文化等不同遺存。1921年,瑞典學者安特生發掘了該遺址。後來又在黃河中、上游調查發現了若干類似的文化遺址。由於這些遺存均含有一定數量的彩陶,曾被統稱為「彩陶文化」。1926年起,中國學者先後發掘了山西夏縣西陰村、萬泉(今萬榮)荊村、河南安陽後岡、浚縣大賚店等遺址。1931年梁思永在後岡第一次發現了商代文化、龍山文化、仰韶文化上下依次堆積的「三疊層」,從而明確了仰韶文化的相對年代。自仰韶文化發現至40年代,學術界還初步探討了該文化的特徵和性質等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仰韶文化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有了新的收獲。進行了廣泛的考古調查,比較大規模地發掘了一批重要遺址,如陝西西安半坡、臨潼姜寨、寶雞北首嶺、華縣元君廟和泉護村、華陰橫陣,河南陝縣廟底溝、洛陽王灣、鄭州大河村等。在田野工作的基礎上,以若干典型遺址為代表,考古界分析了仰韶文化的面貌,並對其分區、類型、分期及相互關系等問題,結合放射性碳素斷代測定的絕對年代,進行討論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還對其彩陶紋飾、制陶工藝、生產工具、建築技術、埋葬習俗等,作了專題研究。又通過研究村落布局、住房形式、埋葬制度、工具用品等實物資料,綜合探討了仰韶文化的生產、生活和社會狀況,以期復原當時的社會歷史,其中主要對半坡類型的社會結構有了較多的認識。
社會性質的探討 關於仰韶文化的社會性質,大多數的意見是,早、中期處於母系氏族公社繁榮時期,晚期向父系氏族公社轉變;也有少數人認為整個仰韶文化屬於父系氏族社會。
論證仰韶文化為母系氏族社會,主要是根據當時的社會經濟、聚落布局和埋葬習俗等。仰韶文化經濟生活的基礎,是原始的鋤耕農業,採集、漁獵和家畜飼養是其必要的補充,生產水平比較低下。農耕主要由婦女承擔,她們還從事採集、制陶,並撫養子女,料理氏族內集體生活的各種事務。擔負著社會生活的主要職能。在這種情況下,婦女具有崇高的地位,世系以母系計算,人們生活在以血緣紐帶聯結起來的氏族集體中,過著原始共產主義的生活。
聚落布局反映了當時的這種社會關系。仰韶文化聚落以向心布局為典型形態。這種布局的特點是居住區為聚落的核心,住宅呈向心圓形整齊地排列。姜寨聚落有5個居住群落,每個居住群落在聚落內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單元,可能是一個氏族。如此,則姜寨聚落應是包括5個氏族的一個部落實體。這種向心布局,意味著維系氏族團結的血緣紐帶是牢固的,這也是與母系氏族社會組織的特徵相一致的。
埋葬制度也部分地反映出氏族社會的概況。氏族成員集體埋葬在公共墓地,葬坑的排列組合與聚落布局一樣,表現出每個氏族成員無論活著還是死後,都受氏族社會組織的約束。葬制中的二次多人合葬、女性厚葬、母子合葬等,都反映了以女性為中心、母性權威在社會上受到尊敬的情況。同性合葬,可能說明當時有性別組織的存在。大小坑相套的葬制,可以解釋為同一部落或同一氏族中,不同氏族或母系大家庭的關系。同一墓地內有分片的墓區,如元君廟墓地那樣,可能是包括兩個氏族墓地的部落墓地。兒童瓮棺不入公共墓地,表明成丁禮習俗和年齡組織的存在,還可能顯示了母系氏族社會中母子間的親密關系。
主張仰韶文化為父系氏族社會者,認為當時已有發達的鋤耕農業,處於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之後;又提出墓葬中隨葬品之有無和多寡,與私有制萌芽有關,這是父系氏族產生的標志。還有的以仰韶文化晚期輪制陶器的產生和多間房子的出現,作為父系氏族社會的徵兆。
與其他文化的關系 仰韶文化是由「前仰韶」時期新石器文化發展而來的。後者包括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或稱大地灣文化)和李家村文化(見華北早期新石器文化)。其中對渭水流域的老官台文化了解得比較清楚,經過大地灣期、白家期和北首嶺期3個發展階段,一直可與仰韶文化半坡類型銜接起來。從器物對比來看,「前仰韶」時期新石器文化的陶器以三足器和圜底器為特點,器類中的缽、碗、盂、罐、盤,與仰韶文化早期的器物接近,隨時間的推移其特點越加相同。所飾刻劃紋、繩紋和線紋,以及簡單的彩紋,如寬頻紋和在盆、缽內面著彩,都為仰韶文化所承襲並進一步發展。其他如「前仰韶」時期新石器文化圓形或橢圓形的半地穴式房子,成人多實行頭向西的單人仰身直肢葬,兒童也用瓮棺埋葬等,都說明它與仰韶文化有淵源關系。有人認為,其演變最早可能是在渭水流域完成的。仰韶文化發展到晚期,即秦王寨類型和西王村類型。前者在中原地區,發展成廟底溝二期文化,後者在渭水流域,發展為趙家來類型和常山下層類型,然後再發展到陝西龍山文化和齊家文化。兩者基本上是同步發展的。
仰韶文化與大汶口文化是大體並行發展的兩支原始文化,相互借鑒和影響之處很多。如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中的鼎、圈足器和鏤孔器,多是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為仰韶文化所吸收;大汶口文化劉林、大墩子墓葬中的彩陶盆、缽,無疑是從仰韶文化中汲取的。在長江中游,大溪文化中期的卷唇盆、斂口缽與仰韶文化相同,器蓋上的把鈕與半坡尖底瓶口形狀一致,關廟山遺址出土的彩陶花紋中也有與廟底溝類型特徵相同的。黃河上游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是仰韶文化中、晚期向西發展所形成的一個地區性支系。接近北方沙漠草原地帶的仰韶文化諸遺存,含有不少細石器的文化因素。遠處遼河上游的紅山文化也含有仰韶文化的紋飾和器形,甚至有人看作仰韶文化向東北發展的地方支系。
總之,仰韶文化在長達2000年的歷史行程中,逐漸形成為中華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不斷吸收周圍諸文化的因素,又給周圍文化以不同程度的影響,共同為中華民族文化機體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G. 你對鄭州仰韶文化有多少了解
仰韶文化彩陶中日鳥結合紋飾比較多見。仰韶文化的日鳥組合紋飾分別見於河南陝縣廟底溝、陝西華縣泉護村、山西大禹渡等遺址。河南陝縣廟底溝遺址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彩陶紋飾,最上方用弧線表示天穹,紋飾中間用圓圈表示太陽,最下方為一展翅飛翔的鳥,所傳達的正是「金烏負日」的神話傳說,闡述著先民太陽崇拜的自然觀念。
H. 仰韶文化的文化狀況
仰韶文化作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最重要考古文化,分布於黃河中下游的地區及其邊緣地區,大約處於32~41度、東經106~114度之間,仰韶文化絕對年代在4933BC~2923BC左右,其延續時間約2000年。加上零口二期一類遺存的年代,其上限當為5000BC。其地位十分顯赫,影響也十分久遠。
從1921年澠池仰韶村遺址發現到2000年,全國有統計的仰韶文化遺址共5013處,其分布范圍,東起豫東,西至甘肅、青海,北到河套內蒙古長城一線,南抵江漢,中心地區在豫西、晉南、陝東一帶。分布省份有陝西、河南、山西、甘肅、河北、內蒙古、湖北、青海、寧夏9個省區。 仰韶文化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布局,周圍有一條圍溝,村落外有墓地和窯場。村落內的房屋主要有圓形或方形兩種,早期的房屋以圓形單間為多,後期以方形多間為多。房屋的牆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裡面的,也有用木頭做骨架的。牆的外部多被裹草後點燃燒過,來加強其堅固度和耐水性。選址一般在河流兩岸經長期侵蝕而形成的階地上,或在兩河匯流處較高而平坦的地方,這里土地肥美,有利於農業、畜牧,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
聚落建築的布局整齊有序。半坡聚落保存較完整,居住區在中心,外圍繞一周大壕溝,溝外北部為墓葬區,東邊設窯場。共揭露出40多座房屋遺跡,有一座大房子為公共活動的場所,其他幾十座中小型房子面向大房子,形成半月形布局。仰韶文化居民死後按一定的葬俗埋葬,多長方形土坑墓,墓中有陶器等隨葬品,小孩實行瓮棺葬。盛行單人仰身的直肢葬,但合葬墓佔一定比例。合葬的人數不等,多的達80人。葬制中實行女性厚葬和母子合葬,反映了以女性為中心的特點。聚落房子朝向中心廣場的統一布局,則表明當時維系氏族團結的血緣紐帶根深蒂固。這些與母系氏族社會組織的特徵是相吻合的。
但也有學者認為,仰韶文化向人們展示了中國母系氏族制度衰落期到父系社會早期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成就,它主要是一個父系社會 。成年男女合葬墓、成年男子與小孩合葬墓,以及大量小型房址,說明一夫一妻制家庭日趨增多並占據統治地位;「灰坑葬」說明非自由民(奴隸)的存在。體現男性生殖器崇拜的陶(石)祖、男根圖,以及表現「貴族的感情」的遺跡、遺物,則是父權與君主(世襲酋長)統治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種種跡象表明,中原地區在仰韶文化早期開始進入父系氏族社會,中期則普遍進入父系氏族社會。 農業
仰韶文化各個部落繼承了前仰韶時期各種文化的傳統生產方式,農業生產仍以種植粟類作物為主。粟的遺存在各重要遺址中經常發現,如西安半坡一座房子內的罐、瓮中都盛放著粟,另一座房子的小窖穴中也發現了粟殼遺存,特別是有一個窖穴中粟殼堆積達數斗之多。在重要遺址北首嶺、泉護村、下孟村、王灣,也都發現了或多或少的粟殼。臨潼的姜寨遺址,還發現了另一種耐旱作物黍。靠近長江北岸的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發現了稻穀痕跡。此外,在洛陽孫旗屯、鄭州林山砦、淅川下集等遺址,也都發現了糧食遺跡。上述情況表明,仰韶文化范圍內的農業生產比較發達,糧食作物品種不僅是一種粟。同時,人們還掌握了蔬菜種植技術,半坡遺址的一座房子內,一個陶罐里裝滿了已經炭化的白菜或芥菜之類的茶籽。
仰韶文化處於原始的鋤耕農業階段,採用刀耕火種的方法和土地輪休的耕作方式,生產水平仍比較低下。早期階段可能有尖木棒等木質工具及石鏟、石鋤等挖掘土地。這時的石斧大多形體厚重,橫斷面呈橢圓形,適於砍伐林木以開墾荒地。收割農作物則用兩側有缺口的長方形石刀和陶刀。加工糧食使用石磨盤、石磨棒和木杵、石杵等。中晚期的廟底溝、大河村類型,出現了大量舌形或心形的石鏟,磨製得比較平整光滑。在臨汝大張村、鄭州大河村等遺址,還出土一種大型、通體磨光的長條形石鏟或有肩石鏟。這一時期收割谷穗改用磨光的長方形石刀,有的還帶穿孔。這些工具都比早期的半坡類型有所進步,生產效率也因此得到提高。
家畜飼養業比新石器時代早期也有一定進步,飼養的家畜有豬、狗和羊,馬的骨頭也有少量發現。雞骨發現較多,可能已經馴化為家禽了。
採集和漁獵
仰韶文化時期,黃河中游各部落的採集和漁獵經濟佔有比較重要的地位。根據考古發現的資料,當時的採集品中有榛子、栗子、松籽和朴樹籽等,還有水中的螺螄。其它如植物塊根、鳥蛋、蜂蜜以及昆蟲等,也是採集的對象,這些與過去沒有多大區別。
各氏族營地附近,都有大小河流和比較寬闊的水域,水產十分豐富,利於捕撈活動。遺址中普遍發現了石、陶制網墜和骨制魚鉤、魚叉等工具,說明當時氏族先民的捕撈方法既有網捕,也有垂釣和投叉擊刺。許多遺址的彩繪陶器上都有魚網的描畫。半坡類型的彩陶盆內及其它一些彩陶器皿上常有魚網紋和魚紋,顯然是長期捕撈活動的真實寫照。
狩獵主要是男子從事的活動,一般集體圍獵較大和較兇猛的野獸。半坡遺址出土的獵獲物骨骼較多,有斑鹿、水鹿、竹鼠、野兔、狸、貉、獾、羚羊等等,有的遺址還出土了一些飛禽的骨骼。狩獵所用的工具多種多樣,最常見的是用骨、石、角磨製的箭頭,有三角形、柳葉形、帶翼和圓錐狀等十多種不同的形式,都磨製得很鋒利。還發現了較多石、角制的矛頭和投擲用的石球。從這些遺物可知,當時的狩獵方法包括射擊、投擲和集體圍打等幾種,鹿是狩獵的主要對象。
手工業
仰韶文化的手工業經濟與農業、畜牧業經濟一樣,主要從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活動,以物易物的交換形式已普遍存在,商品經濟的萌芽還沒有產生。在各個部落里,氏族成員從事的生產勞動主要是以性別和年齡為分工的。手工業生產中的一些專業性技術,開始由氏族內部長期從事、積累了一定經驗的成員掌握,這些專業分工尚不十分明確和規范。當時的手工業生產,主要是制陶業和制石、制骨、製革、紡織、編織等。
仰韶文化的農耕石器包括石斧、石鏟、磨盤等,除此之外還有骨器。除農耕外仰韶文化的人顯然還進行漁獵。在出土的文物中有骨制的魚鉤、魚叉、箭頭等。仰韶文化前期的陶器多是手制的,中期開始出現輪制的。一些陶器上留有布和編織物印下來的紋路,由此可見仰韶文化有編織和織布的手工業。在發掘的動物骨頭中除獵取的野生動物外還有大量狗和豬的骨格,羊比較少。
對仰韶文化墓地的發掘為對它的認識帶來了許多貢獻。墓地的隨葬品和下葬的方式為當時的生活方 式、信仰、生活條件帶來了許多啟發。
生產工具以較發達的磨製石器為主,常見的有刀、斧、錛、鑿、箭頭、紡織用的石紡輪等。骨器也相 當精緻。有較發達的農業,作物為栗和黍。飼養家畜主要是豬,並有狗。也從事狩獵、捕魚和採集。各種水器、甑、灶、鼎、碗、杯、盆、罐、瓮等日用陶器以細泥紅陶和夾砂紅褐陶為主,主要呈紅色,多用手製法,用泥條盤成器形,然後將器壁拍平製造。紅陶器上常有彩繪的幾何形圖案或動物形花紋,是仰韶文化的最明顯特徵,故也稱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制陶業發達,較好地掌握了選用陶土、造型、裝飾等工序。多採用泥條盤築法成型,用慢輪修整口沿,在器表裝飾各種精美的紋飾。陶器種類有缽、盆、碗、細頸壺、小口尖底瓶、罐與粗陶瓮等。其彩陶器造型優美,表面用紅彩或黑彩畫出絢麗多彩的幾何形圖案和動物形花紋,其中人面形紋、魚紋、鹿紋、蛙紋與鳥紋等形象逼真生動。不少出土的彩陶器為藝術珍品,如水鳥啄魚紋船形壺、人面紋彩陶盆、魚蛙紋彩陶盆、鸛銜魚紋彩陶缸等。陶塑藝術品也很精彩,有附飾在陶器上的各種動物塑像,如隼形飾、羊頭器鈕、鳥形蓋把、人面頭像、壁虎及鷹等,皆栩栩如生。在半坡等地的彩陶缽口沿黑寬頻紋上,還發現有50多種刻劃符號,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質。在濮陽西水坡又發現用蚌殼擺塑的龍虎圖案,是中國迄今所知最完整的原始時代龍虎形象。
中國的仰韶文化距今約五、六千年,這時的陶器是以紅陶為主,灰陶、黑陶次之。紅陶分細泥紅陶和 夾砂紅陶兩種。主要原料是粘土,有的也摻雜少量砂粒。在仰韶陶器中,細泥彩陶具有獨特造型,表面呈紅色,表裡磨光,還有美麗的圖案,是當時最聞名的。細泥陶反映了當時制陶工藝的水平,具有一定代表性,所以考古上常將仰韶文化稱為彩陶文化。西安市半坡村發掘的彩陶盤也是屬於仰韶文化的產品。
制陶業
仰韶文化的制陶業比較發達,制陶技術最能代表當時的手工業經濟發展的水平。從考古發現看,各部落都掌握了相當成熟的經驗,包括選用陶土、塑坯造型、燒制火候等一系列技術和繪畫、貼塑裝飾的工藝。
不過,制坯還停留在手制階段,不少小件器物仍採用直接捏塑的簡易方法。仰韶文化中期以前,一般都採用泥條盤築法制坯造型,後來出現了用慢輪修整口沿部分的技術。制陶的工匠能夠在器物表面施加各種紋飾,有的用特製的模具拍打,有的用工具刻劃,有的裝飾主要是為了加固器體,有的則僅僅是為了美觀。其中裝飾作用最明顯的是彩陶花紋。
仰韶文化各種類型遺址發現的彩陶花紋形式與風格互有區別,但也有它們的共同特點。早期以紅地黑彩或紫彩為多,中期流行先塗繪白色或紅色陶衣為地,再加繪黑色、棕色或紅色的紋飾,有的黑彩還鑲加白邊,十分美麗。繪畫所用的顏料、磨硯、研磨錘等工具,在西安半坡、臨潼姜寨、寶雞北首嶺等遺址的營地、墓葬中都有發現。從彩陶圖案紋飾的痕跡分析,當時繪畫已經使用毛筆一類較軟的工具。
各地的居住營地中,有專門燒制陶器的窯場和作坊。已發現仰韶文化各時期的陶窯上百座,構造分為橫穴窯和豎穴窯兩種,以橫穴窯最為常見。橫穴窯是較原始的一種陶窯,由火膛、火道、窯箅和窯室四部分組成。其特點是火膛、火道與窯室作橫向排列,窯室在火膛後方並略傾斜向上,兩者通過兩條或更多的火道相連。窯室底部為窯箅,上有箅孔(即火眼),火苗經過火道和火眼進入窯室。橫穴窯還可依其火道和箅孔的長短、形狀而細分為四種形式。至於豎穴窯,主要特點是火膛位於窯室的下部,兩者基本相垂直。如在偃師湯泉溝所見的一座典型的豎穴窯,火膛中還立木柱以支撐上部有 7個火眼的窯箅。
仰韶文化的陶器,主要是泥質紅陶,夾砂紅陶,泥質灰陶幾種,也有一些泥質黑陶和夾砂灰陶器。半坡類型的陶器主要是夾砂陶罐、小口尖底瓶、缽和卷沿彩陶盆。器表多飾繩紋、線紋、錐刺紋、指甲紋和弦紋,彩繪圖案是在缽的口沿外繪畫一周紫色、紅色寬頻紋、盆的內外繪畫人面、魚、鹿、植物等象生性花紋和三角形、圓點組成的幾何形圖案。在圜底缽口沿的寬頻紋上,發現有二十多種不同的刻劃符號,可能是中國古代文字的淵源。廟底溝類型的陶器主要有曲腹碗、曲腹盆、小口尖底瓶、小口平底瓶、斜沿罐、釜、灶等,彩陶紋飾除象生性的蛙紋外,最富特徵的是大量以圓點、曲線、渦紋、弧線、三角渦紋、方格紋組成的繁雜圖案。西王村類型是仰韶文化晚期的遺存,彩陶已很少,出現了一批形制較小的泥質紅陶平沿盆。後岡類型的陶器以紅頂碗、缽、圜底罐形鼎居多,彩繪紋飾流行成組的平行短線,具有鮮明的地方特徵。
大河村類型的仰韶文化分為早晚兩個發展階段,早期階段的文化特點基本上與廟底溝類型一致,陶器種類與彩陶紋飾也大體相同,不過更多的彩陶施以淡黃或白色陶衣;這種類型的晚期文化堆積很典型,陶器主要有各式鼎、盆、缽、壺、瓮、罐、豆、甑、缸及大口尖底器,彩陶花紋有六角星紋、太陽紋、星月紋、網紋、~紋、X 紋等等。大河村類型發展到最後階段,有許多因素與相鄰的山東大汶口文化、湖北屈家嶺文化相同或相似,表現出向龍山文化過渡的同一趨勢。
大司空村類型是在後崗類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仰韶文化晚期遺存,這時期的陶器以灰陶為主,紅陶降於次要地位,代表器型的直口圓唇折腹盆、敞口淺腹盆、斜腹或折腹缽、碗、罐等,刻劃與拍印紋飾與仰韶文化其它類型一致,彩陶風格如紋樣則較為特殊,在暗褐色地上施黑、紅二種色彩,花紋為弧線三角、曲線、波浪等,斷續構成帶狀圖案,其間並綴以葉紋、S 紋、同心圓紋、睫毛紋等。下王崗類型是仰韶文化早期階段最南部的一個類型,分布於豫南唐河、白河流域和鄂北漢水中游一帶,可能是裴李崗文化移民的後裔創造的一種古老文化。這種類型的陶器以泥質和夾砂紅陶為主,種類包括罐形錐足鼎、缽、罐、盆等,有些器物與半坡類型的極為近似,鼎與長頸壺與裴李崗文化有一定淵源。這種類型的晚期階段陶器種類增加,彩陶也以紅地黑花或灰衣紅彩居多,紋飾有條帶紋、三角紋、斜十字紋、葉紋、渦紋和方格紋。
黃河中游地區仰韶文化各種類型的制陶業,在近二千年的發展過程中,生產規模和工藝技術非常穩定。總的趨勢是泥質紅陶和彩繪陶器逐漸減少,灰陶、黑陶的比重越來越大,最終發展到以黑陶為主的龍山文化時期。
石器製造業
仰韶文化的石器製造業比較發達,早期打制的多,使用直接打擊法,制出的砍砸器和刮削器往往不加修整即行使用,比較粗糙。中期以後,磨製石器已明顯占居主導地位,器形也有很大改進,數量大批增加。各類型遺址中出土的磨製石器,都是先打出初坯然後細致研磨成器的。與磨製相聯系,切鋸石材和穿孔的技術普遍使用,穿孔石斧在各遺址都有發現。穿孔主要使用鑽穿,但往往先鑿出淺窩再施鑽,也有的是先磨出凹槽而後施鑽的。穿孔石器是為了更好地裝柄以製成復合工具,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 由於仰韶文化內涵豐富,分布地域遼闊,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文化差異很大,形成不同的文化類型。依據新發現的考古資料,參照學術界傳統看法,將仰韶文化劃分為六區、五段、19個類型(或遺存):在仰韶文化區系中,關中豫西晉南區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區,已發現遺址約2000多處。自1921年發掘仰韶村開始至2000年,已開展80年的工作,發掘遺址最多,揭露面積最大,發現遺跡遺物最為豐富。區內有5個文化類型:零口二期遺存、半坡類型、史家類型、廟底溝類型及西王村類型;甘青區位於仰韶文化分布的西區,已發現遺址1000處左右,主要分布在隴東地區。區內有3個文化類型:史家類型、廟底溝類型、石嶺下類型;豫中區是仰韶文化分布的東區,已發現仰韶文化遺址數百處。主要分布在鄭洛一帶。區內有4個文化類型:石固五期遺存、後崗類型、廟底溝類型、秦王寨類型;豫北冀中南區是仰韶文化分布的東北區,發現遺址很少,約100處,其中豫北約30 ~ 40處、冀中南約50處左右。區內有4個文化類型:北福地一期甲類遺存、後崗類型、釣魚台類型、大司空村類型;豫西南鄂西北區是仰韶文化分布的南區,已發現遺址較少,不足百處。區內有4個文化類型:大張庄遺存、下王崗類型、八里崗類型、趙灣類型;陝晉冀蒙長城區是仰韶文化分布的北區,已發現遺址較少,約100多處。區內有3個文化類型:石虎山遺存、王墓山類型、海生不浪類型。
典型類型舉例:
半坡類型
代表:西安半坡村和臨潼姜寨遺址出土的彩陶
器型:圓底或平底的盆、小口長頸大腹壺、圓唇直口鼓腹罐
風格:朴實厚重 彩繪紋樣:動物紋(人面紋、魚紋、 魚鳥結合紋、 鹿紋) 幾何紋 (寫實紋飾-抽象幾何紋)編織紋
作品:1、人面魚紋彩陶盆
這件陶盆上畫有人面,人面兩側各有一條小魚附於人的耳部。有的學者根據《山海經》中某些地方曾有巫師「珥兩蛇」的說法以為人面魚紋表現的是巫師珥兩魚,寓意為巫師請魚附體,進入冥界為夭折的兒童招魂。
鹿紋彩陶盆 人面魚紋盆 魚鳥紋細頸瓶
2、彩陶船形壺
這件陶缽的底部有布紋印痕,是制陶時把未乾陶坯放在麻布上襯墊所致。
廟底溝類型
代表:河南陝縣廟底溝和陝西華縣泉護村出土的彩陶器型:大口小底曲腹盆和碗
風格:挺秀飽滿、輕盈而穩重
彩繪紋樣:紋樣多為兩端相交組成的新月形、葉形、花瓣形紋(植物紋),以及弧線與直線相交而構成的三角形紋(幾何紋),還有少量的動物紋和編織紋。
代表作品:彩陶花瓣紋盆、勾葉紋彩陶盆、植物紋彩陶盆、魚鳥紋彩陶盆、彩陶鯢魚紋瓶、漩渦紋曲腹盆、鸛魚石斧缸。
I. 鄭州大河村遺址的仰韶文化
鄭州市市共發現仰韶文化遺址21處。除周口市煙草公司倉庫進行簡單的試掘外,其他都進行了考古調查。筆者同意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趙芝荃先生把這些遺址劃分為早晚兩期的意見。屬於早期的遺址9處,有西華商高宗陵、小白庄、泥土店、商水馬村、良台寺、河灣、扶溝支亭、太康方城、周口市煙草公司倉庫。屬於晚期的遺址9處,有西華商高宗陵、南柳城、小白庄、瓦屋趙、榆樹王、商水范台廟、胡庄、淮陽王禪冢和鄲城段寨。西華的小白庄、瓦屋趙遺址和太康方城同上述晚期遺址有所不同,含較多的其他文化因素。 早期遺址:這里仰韶文化早期的遺址均靠近河流,附近地勢較高,為崗丘形狀的遺址,有的除了包括有仰韶文化的遺存以外,還有其他時代的文化遺存。這種崗丘形狀的遺址是當時人們為了防禦洪水的侵泛所選擇的高崗住址,經過長期居住而形成的。一般略高於地面,文化層1—2米,有些遺址人為破壞嚴重,僅剩一小部分或僅能在地面採集一些遺物。方城和馬村遺址發現有房基、圓形和不規則形灰坑、大量的燒土塊。發現的動物骨骼種類有:馬、豬、狗、雞、鹿角,鹿角數量眾多,且每個遺址都有發現。生產工具以石斧常見,石鏟較少。石斧形制相同,大小不一,刃部較寬且磨光。
早期的陶器,正如《河南周口地區考古調查簡報》一文中所描述的「陶質分夾蚌屑褐陶、夾砂褐陶、泥質橙黃陶、磨光紅陶、泥質紅黃褐陶、泥質紅黃陶和泥質夾砂陶等種,夾蚌屑或褐陶為土褐色,包含蚌屑或砂粒較多,用於炊器類,泥質橙黃陶數量較多,制陶火候較低,陶片易粉碎,磨光紅陶用於壺、盉器類」。這些器物以素麵和磨光為多,紋飾有弦紋、麻點紋和附加堆紋。彩陶少見,一般多棕紅彩和白衣褐彩。紋飾有網紋、圓點紋和弧線三角紋,常施於壺、盆等泥質陶的外壁上部,有的缽口沿施一周紅彩。常見的器物有鼎、罐、缽、盆、壺、盤、盉、杯等。
鼎分罐形和釜形,鼎足有錐狀和圓柱狀。錐狀足剖面為橢圓形,正面有凹槽,圓柱狀足頂端有一周輻射狀長指甲紋,或施一條附加堆紋;深腹罐有敞口直壁或斂口圓腹,有的小口圓肩;盆皆大口,分兩式,I式寬平沿,淺腹,I式窄沿,深腹直壁,缽分直口和斂口,大小不一;盤大淺腹,高柄杯鼓腹,肩有篦點紋。
仰韶早期的罐形鼎與淅川下王崗早二期鼎相同。釜形鼎與廟底溝仰韶文化陶鼎、鄭州大河村二期I式鼎相似。常見的圓錐狀外刻凹槽、斷面為橢圓形的鼎足與大河村一期、滎陽點軍台遺址的鼎足完全相同。斂口缽接近下王崗早一期的陶缽。主要繪於盆、壺上部的白衣黑色或棕色的弧線、圓點紋彩陶花紋,同大河村一。
晚期遺址中發現有房基、灰坑等,生產工具發現不多,大體與早期相同,唯陶紡輪數量增加。採集的陶器與早期相比,夾砂和夾蚌屑紅陶減少,泥質和夾砂灰陶數量較多,泥質黑陶佔一定比例,也有一部分褐陶和黃陶。夾蚌屑陶,所夾蚌屑少於早期,且質地變硬。灰陶有深淺之分,陶質堅硬,器壁較薄。除素麵和磨光者外,紋飾以籃紋為主,弦紋、附加堆紋較少,籃紋橫施,紋理不齊。彩陶數量增加,有褐、白、朱等色,也有白衣彩陶,紋飾簡單,以網紋、平行線紋為多,有些彩繪容易脫落為燒後所繪。器形有鼎、碗、盆、杯、高領罐、豆、觚、尖底瓶、壺、缸、瓮、器蓋等。
鼎:皆罐形鼎,器表為素麵或飾橫籃紋,鼎足為扁三角形或鴨嘴形;罐可分深腹罐、圓腹罐、大口罐、斂口罐。高領罐小口,肩部磨光,上施弦紋;盆平沿深腹;碗平底斜壁;觚高柄平底;豆分長柄和短柄;缸折沿深腹,頸部施一周附加堆紋;瓮直口小領;器蓋種類較多,常見矮圈足碗狀器蓋;器座形似圈足。
仰韶晚期陶器,大多數與鄭州大河村遺址四期和禹縣谷水河二、三期相同或接近,深腹罐與谷水河二期Ⅰ式罐相近,高領罐、瓮也接近谷水河三期同類器物;斂口罐與大河村四期Ⅱ式罐、圓腹罐和大河村四期相同。這里的仰韶晚期遺存應屬於大河村類型的後段。時間上相當於中原地區仰韶文化晚期,具有向河南龍山文化過渡的性質。
西華的小白庄和瓦屋趙遺址同上述仰韶晚期遺址不盡相同,兩遺址皆位於西華縣西部,相距甚近,陶器以夾砂紅陶、夾蚌屑褐陶為多,泥質灰陶次之,也有部分泥質紅、黃陶。紅陶一般呈紅灰色。紋飾有斜籃紋或上部橫施、下部豎施的籃紋,以及方格紋、弦紋。彩陶為白衣紅彩。器形有鼎、罐、豆、壺、盆、器座等。鼎最常見,一般呈褐色,有盆形、罐形,足可分三式,Ⅰ式較多,寬扁狀,內凹外凸,正面有幾道劃槽,Ⅱ式為扁三角形,Ⅲ式為鴨嘴形;豆為圈足鏤孔;高領罐,肩部磨光。圈足器較多,有圈足杯和高圈足壺等。上述器物中一部分在本地仰韶晚期常見,應屬於仰韶文化晚期遺存,但有相當數量的器物則含有屈家嶺文化因素、如Ι式足鼎、圈足鏤空豆、圈足杯和圈足壺等器物的形制和湖北京山屈家嶺、淅川下王崗中期的器物相同或相似。Ⅲ式足鼎、高領罐則與大汶口晚期同類器物相同。這兩處遺址對研究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關系提供了資料。
J. 鄭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的西山城址的歷史地位
鄭州西山城址位於仰韶文化秦王寨類型聚落群的中部,東距大河村遺址約17公里,西距青台遺址約12公里,點軍台遺址約9公里,秦王寨遺址約17公里,南距後庄王遺址約6公里,陳庄遺址約15公里。還有鄭州市區的須水鄉白庄、溝趙鄉張五寨、杜寨、金水區勝崗、古滎鄉石河、滎陽市區的汪溝、豎河、池溝寨、陳溝、閻村、張河、楊寨北等諸多遺址,都距西山城址不遠,其時代均屬於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類型。由此可知,西山城址是這一聚落群中的唯一城址,其地位一定高於諸聚落遺址,是這一地區的中心要邑。近年來史前考古的重大發現,有女神廟、祭壇、原始殿堂、高台冢、龍虎塑、古城等,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古城。「古城是大概念,它可包括廟、壇、殿、堂、冢、塑之類的建築。目前所說的古城,雖大多數主要指遺址中的城垣,但城垣的發現和古城的確定,意味著與之相應的其它重要建築的可能存在,或已破壞,或未出土。因而古城址的出現被認為是人類原始社會過渡到文明社會的基本標志。」西山古城迄今僅發現遺址中的城垣,與之相應的廟、壇、殿、堂、冢之類雖未出土,或遭破壞,但一葉落而知秋,意味著這些重要建築的可能存在。
約從仰韶文化晚期開始,我國進入了一個大變革的新時代,西山城址的面世,標志著這個新時代的開端。「大約開始於仰韶時代晚期,持續整個龍山時代,而迄於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這一段歷史,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戰國時代』。西山古城,在聚落發展史上,它的頗類於八角形的近圓形平面,正處在從傳統的圓形環壕聚落向城牆環團的方形城址的過渡階段,它的出現,宣告了一個舊的時代的結束,開啟了以後持續千年的那種群雄逐鹿,戰爭不已的大動盪、大分化、大變革的龍山時代的先河。」西山城址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就是起著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偉大作用。它所扮演的這種角色,絕非仰韶文化的環壕聚落和龍山時代的方形城址所能取代的。
西山城址是我國現已發現的最早的「雛形城市」。城市是以空間與環境利用為基礎,以聚集經濟效益為特點,以人類社會進步為目的的一個集約人口、集約經濟、集約科學文化的空間地域系統。「城市從其起源時代開始便是一種特殊的構造,它專門用來貯存並流傳人類文明的成果;這種構造緻密而緊湊,足以用最小的空間容納最多的設施;同時又能擴大自身的結構,以適應不斷變化的需求和社會發展更加繁復的形式,從而保存不斷積累起來的社會遺產。社會權力不是向外擴散,而是向內聚合。社會的各種不同構成因素,以前只是分散在廣大的河谷平原,偶而也傳及更遠的地區,現在都在壓力之下被動員起來並束集在一起,統統進入了城市的高大圍牆的封閉之中。」作為文明諸要素之一的城市,從其起源時代開始,逐漸創造出一種新的復雜的社會機構和體系。早先,在論及中國文明起源時,人們往往把目光投向遼西地區紅山文化的女神廟或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高台土冢」,而今中原地區黃河之濱仰韶文化城址的面世,極大地開闊了人們的視野,使我們從西山古城高峻的城垣上空,看到華夏文明的新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