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文化遺址在地域上屬於

⑴ 二里頭文化遺址里發現了哪些夏代玉器

二里頭文化遺址的夏代玉器中，兵杖類玉器佔了較為重要的地位，突出地反映了「以玉為兵」的歷史事實和「軒轅之時，神農氏勢衰，諸侯相侵伐」的炎黃之

戰、黃帝蚩尤之戰、共工顓頊之戰的氏族社會末期社會戰亂的實景。戰爭的結果是強大部落兼並弱小部落，社會開始向部落融合統一，即國家形成邁進。

玉戈、玉鉞、玉刀是作為兵器形成出現的三大類型「禮權玉器」。這些器物證實，夏王朝是經過長期戰爭，才得以建國執政的，象徵的是夏朝君王的軍權和戰爭的勝利與凱旋。玉器所反映的是戰爭與征服和禮從的特殊文化形態。

⑵ 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是屬於什麼文化

二里頭遺址位於河南洛陽偃師二里頭村，於1959年發現，遺址距今大約3800-3500年，相當於中國歷史上的夏、商時期，屬探索中國夏朝文化的重要遺址。1960年考古學家在二里頭遺址的上層發現了一處規模宏大的宮殿基址，為中國迄今發現的最早宮殿建築基址。這一發現為研究中國歷史早期國家的出現及其特點，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資料。1988年被國務院公布為中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二里頭遺址共分四期，一二期屬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屬青銅和宮殿文化。學術界對二里頭遺址有兩種看法,目前尚無定論:一種認為二里頭遺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文物，發現的宮城就是夏都;另一種認為一二期是夏朝文物、三四期是商朝文物，所以發現的宮城是商都。
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10月下旬，70多位來自大陸、香港、台灣及韓國、日本、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的知名專家學者雲集「華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參加在這里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形成的「意見書」中說：「建議盡早啟動二里頭遺址和偃師屍鄉溝商城遺址作為夏商都城遺址群，共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

幾年來，二里頭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稱贊的成績：廓清了遺址的實有范圍，找到了遺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還發現了宮城城垣，證實了宮城的存在。此外還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宮殿建築基址，發現一些有關遺址布局的新線索，獲得一些包括大型綠松石鑲嵌龍在內的珍貴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劉慶柱稱，新發現證明這是一處經過縝密規劃、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頭都邑規劃性的判明，對於探索中國文明的淵源具有重大的標尺性意義，為人們研究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國早期城市與宮室制度、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的形成等課題，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說起二里頭，許宏喜歡用5個「中國之最」來形容：這是迄今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發現有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築群、最早的宮城、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及鑄銅作坊，還發現了最早的車轍痕跡，將中國發明雙輪車輛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頭遺址放到其出現前後大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它的每一項發現都牽動人心，並有理由相信，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還將會有更多的中國之最出土」，對未來，許宏充滿自信，「殷墟的發現曾震驚了世界，二里頭將像20世紀的殷墟一樣，引領21世紀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輝煌。」

約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這一千多年間，中國歷史上發生了急劇動盪的社會大變革。這一變革可以用文明化、國家化或社會復雜化來概括，作為中華文明最早階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誕生肇始於這一時期。這一時期一個大的分水嶺是公元前2000年前後。此時，數百年異彩紛呈的中原周邊地區的各支考古學文化先後走向衰落;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覆蓋廣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典型代表的二里頭文化，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為依託而迅速崛起。二里頭文化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二里頭，本是一個地處中原腹地洛陽平原的普通村莊的名字。和中國千千萬萬個村落名一樣，她樸素得不能再樸素。但就在她的身後，在綠油油的麥田下，卻隱藏著3000多年前華夏民族的一段輝煌的歷史，這段歷史也被其後人遺忘了3000多年，直到50年前她進入了考古工作者的視野，才從此躋身於中華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殿堂。我們也由此知道，在數千年華夏史前文化積淀的基礎上，這里產生了最早的「中國」。

最早的城市幹道網、最早的中軸線布局的宮殿建築群(都邑與建築上的王權表徵)、最早的青銅禮樂器群(華夏青銅文明之肇始)、最早的青銅器鑄造作坊、最早的綠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雙輪車的證據、最早的具有明確城市規劃的大型都邑。

讀著這些「最早」，自己難以放下手捧的《最早的中國》。驅使自己一口氣讀完的是那份對史前中國求知的慾望，是這些「最早」背後先人們無限的智慧，是在大量實物證明下作者敘述的自信，是撥開迷霧見晴空透亮的感覺。不知多少中國人陷於「知現在中國」而不知「史前中國」的迷惑之中，我也是其中之一，進入學堂，手捧「國史」回溯泱泱中國，似清晰，又似模糊，文字記載的歷史總感覺沒有「商鼎漢罐」來得實在，也總感覺文字記載難以盡現泱泱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好在「重孝」、「好墓葬」的傳統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歷史實物，讓我們不斷的剝離掉那一層層的歷史土層，一步步地去無限接近那「史前之中國」的源頭，去追尋早已遠去的祖先們的身影。

首先，二里頭時代的二里頭都邑，就是當時的「中央之邦」;二里頭文化所處的洛陽盆地乃至中原地區，就是最早的「中國」。二里頭文化作為東亞地區最早的「核心文化」，它的崛起也給人騰空出世、異軍突起的感覺。二里頭文化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其次，二里頭的都邑所在的洛陽盆地「背邙面洛」。無論從交通、地理條件、自然氣候以及文化的「雜交」等方面，都為二里頭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一種堅實的物質基礎。二里頭遺址的宮殿群、交通要道以及功能區的劃分無不顯示出二里頭遺址是一個經過縝密規劃、布局嚴整的大型都邑。二里頭遺址是迄今可以確認的最早的具有明確規劃的都邑，後世中國古代都城的營建規制與其一脈相承。從這個意義上講，二里頭遺址的布局開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的先河。

第三，自古以來，中國號稱「禮儀之邦」，「樂分貴賤，禮別尊卑」，是對禮儀之邦的一種詮釋，因此禮制是理解中國文明的鑰匙，作者以「禮制」的研究作為主線，從酒禮，祭祀和戰爭，禮樂器等方面細致進行了整體性的闡釋，這種闡釋不僅包括上層結構的「王權」和「禮制」，還包括下層結構的「生業(官營手工業)」和「生活」。作為禮器的青銅器、玉器等都是統治階層身份地位的象徵，二里頭的青銅禮器是中國青銅時代的徽標。如作者中所言，「沒有作為「先祖」的二里頭青銅器，也就沒有殷墟婦好墓青銅器的洋洋大觀和司母戊大方鼎的雄渾霸氣，沒有其後中國青銅文明的鼎盛與輝煌!」

第四，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二里頭時代已經告別了「小國寡民」的「邦國」時代，經進入了王朝時代，天時，地利的優勢，使得二里頭文化接受四方沖擊的洗禮，在血與火中「涅槃」升華;同時也得四方之賜，東西南北文化因素的融合，成就其高度的發展和政治的成熟。而二里頭文化的強勢輻射，與其說是自二里頭文化積極地、有系統地向外進行信息傳送，不如說是以各地的接受方為主體，有選擇地加以吸收。

同時，書中包含了大量有關中國考古學學術探索歷程的史學回顧，如二十世紀初的「古史辯」運動和中國考古學的誕生、三十年代殷墟的發掘、五十年代鄭州商城發現、以及半個世紀以來二里頭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從某種角度講，這些考古學史甚至本書都是中華民族自我探索的印記。

總之，許宏研究員憑借極富激情的文字和一幅幅精彩的寫實照片，將我們帶入了那座令人神往的二里頭龐大都邑，那個激動人心的最早的「中國」，進而掀開了那段中華民族不應忘卻的集體記憶。

⑶ 二里頭文化遺址對研究夏文化有何意義

二里頭文化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10月下旬，70多位來自大陸、香港、台灣及韓國、日本、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的知名專家學者雲集「華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參加在這里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形成的「意見書」中說：「建議盡早啟動二里頭遺址和偃師屍鄉溝商城遺址作為夏商都城遺址群，共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

尋找夏文化

為了迎接遠道而來的客人，中國社科院二里頭工作隊的二層小樓裝扮一新，「華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隊門口豎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慶柱為其揭碑。在專家眼裡，這是一塊分量很重的石碑，因為在二里頭這個看似普通的村莊下，埋藏著中華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這里曾是中國第一個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過夏的繁榮和夏商王朝更替的壯闊史劇。

上個世紀，甲骨文的發現以及對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證明了商王朝的存在。這給了中國學者以極大的鼓舞，他們希望能從考古學上尋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遺存，進而恢復夏代歷史的本來面貌。尋找夏王朝存在的證據，成了近半個世紀中國學者孜孜以求的目標。

1959年夏，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隊在傳說中夏人活動的中心地區豫西開始了對「夏墟」的考古調查。偃師二里頭被納入學者的視線。這是首次明確以探索夏文化為學術目標所進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此後，中國三代考古工作者對二里頭遺址進行了持續不斷的發掘，發現了大型宮殿基址、大型青銅冶鑄作坊、制陶、制骨遺址，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築以及400餘座墓葬，出土了成組的青銅禮器和玉器，證明了它是一處早於鄭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規模的遺址，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成為公認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關鍵性遺址。

由於它所處的年代正是中國歷史上的夏商時期，所以從發現至今，圍繞它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懸念是：它是夏都還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後，二里頭文化的主體為夏人遺存的觀點逐漸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學術界也都傾向於認為二里頭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里頭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觀點時，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鄒衡孤軍奮戰，如今，此一「異說」逐漸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年屆80的鄒衡先生說，「夏的存在與否，在國際學術上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二里頭遺址用事實證明了夏朝的真實存在。」

二里頭：一個不斷改寫中國之最的地方

在皓發白首的專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顯得年輕而有活力。正是這位在世紀之交接任隊長的年輕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學理念，給二里頭遺址考古工作迎來了轉型和振興。這種理念著重於遺址的范圍與城市布局、城郭遺跡的尋找、禮制建築的發掘、中心遺址與周圍其他聚落的關系等。

幾年來，二里頭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稱贊的成績：廓清了遺址的實有范圍，找到了遺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還發現了宮城城垣，證實了宮城的存在。此外還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宮殿建築基址，發現一些有關遺址布局的新線索，獲得一些包括大型綠松石鑲嵌龍在內的珍貴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劉慶柱稱，新發現證明這是一處經過縝密規劃、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頭都邑規劃性的判明，對於探索中國文明的淵源具有重大的標尺性意義，為人們研究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國早期城市與宮室制度、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的形成等課題，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說起二里頭，許宏喜歡用5個「中國之最」來形容：這是迄今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發現有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築群、最早的宮城、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及鑄銅作坊，還發現了最早的車轍痕跡，將中國發明雙輪車輛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頭遺址放到其出現前後大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它的每一項發現都牽動人心，並有理由相信，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還將會有更多的中國之最出土」，對未來，許宏充滿自信，「殷墟的發現曾震驚了世界，二里頭將像20世紀的殷墟一樣，引領21世紀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輝煌。」

約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這一千多年間，中國歷史上發生了急劇動盪的社會大變革。這一變革可以用文明化、國家化或社會復雜化來概括，作為中華文明最早階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誕生肇始於這一時期。這一時期一個大的分水嶺是公元前2000年前後。此時，數百年異彩紛呈的中原周邊地區的各支考古學文化先後走向衰落；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覆蓋廣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典型代表的二里頭文化，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為依託而迅速崛起。二里頭文化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發現「龍圖騰」

當劉慶柱揭開紅色綢布、一件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復製品）展示在世人面前時，在場的70餘名專家學者報以熱烈的掌聲，這是「中國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最為精彩的一幕。

這件距今至少3700年，出土於二里頭遺址的大型綠松石龍形器，被學者正式命名為「中國龍」，認為它的出土，為中華民族的龍圖騰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

綠松石龍形體長大，總長70．2厘米，由2000餘片各種形狀的綠松石片組合而成，每片綠松石的大小僅有0．2至0．9厘米，厚度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製作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龍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見的。

將之命名為「中國龍」的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鵬闡釋了其中的原因：「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西周初期一件名為「何尊」的青銅器上，其銘文將包括偃師在內的洛陽平原稱為「中國」，意為「天下之中」。「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看，二里頭遺址地處最早被稱作『中國』的地方，所謂『天下之中』的洛陽平原，又是我國年代最早的『中國』即第一個王朝都城所在地，那麼，二里頭遺址所見的龍，自然就是天經地義的『中國龍』」，杜金鵬說。

雖然在以往的考古發現中，有許多比二里頭還早的龍的形象，如距今7000多年的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豬龍等，但它們跟秦漢以來的文化沒有直接的聯系，杜金鵬說，「從文化傳統的親緣關繫上看，只有中原地區發現的龍，從夏、商、周到秦漢一脈相承，從這個意義上講，發現於二里頭的龍形器是中華民族龍圖騰最直接、最正統的源頭。」

杜金鵬說，偃師二里頭被學術界推定為夏代都城遺址，而夏王朝被學者認為是中國第一個中央王朝，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龍文物，應該視為華夏民族共有的最早的龍圖騰。

據龍的發現者許宏博士介紹，它是在二里頭宮殿區一座高等級貴族墓葬中被發現的。當時，它被放置於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髖骨處。這引起了專家學者對綠松龍的用途及墓主人身份進行種種猜測。杜金鵬推測，它是一個在紅漆木板上粘嵌綠松石而成的「龍牌」，色彩艷麗，對比強烈，富有沖擊效果，是在宗廟祭祀典禮中使用的儀仗類器具。

除了綠松石龍，二里頭遺址還發現有其他與龍有關的文物，如陶器、銅牌飾上的龍圖像，有的似蛇，有的脫離了原始形態的蛇形象，有爪有鰭。據目前所知，在全國現有250處二里頭文化遺址中，集中出土龍文物的只有作為都城的偃師二里頭遺址，且都是出土在宮殿區或其附近重要地點如鑄銅遺址或祭祀區。專家認為，這表明二里頭時期，龍文物的地位是顯赫尊貴的，是與夏王和其他貴族密切相關的，龍已經成為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代表了王權，這種觀念代代相傳。

新的考古發現，使一度歸於沉寂的中國考古界關於夏商分界的討論重新出現新的興奮點，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關於二里頭文化與夏商文化的關系問題，持不同觀點的學者都能從新發現中找到有利於自己的證據，「這完全是兩個聲音，但有一點值得放心，無論持什麼觀點，沒有人懷疑新發現的價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說。「從新發現中，人們幾乎可以觸摸到中國第一個王朝的脈動了，」許宏說，但作為都城的二里頭，它的內涵布局及其演變過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後人們共同的社會生活與組織結構、它的族屬國別以及人地關系等諸多課題，目前還只是粗線條的把握。就其族屬和國別而言，目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論的范疇，二里頭文化與夏文化問題的最終解明，仍有待於帶有較多歷史信息的內證性遺存比如文字的發現。
參考資料：http://ke..com/view/95963.htm

⑷ 閱讀下列材料，結合所學知識回答問題。 材料一 二里頭文化一號遺址復原圖 二里頭文化時

⑸ 二里頭文化是什麼意思

二里頭遺址位於河南偃師二里頭村，於1959年發現，遺址距今大約3800－3500年，相當於中國版歷史上的夏、商時期，屬權探索中國夏朝文化的重要遺址。1960年考古學家在二里頭遺址的上層發現了一處規模宏大的宮殿基址，為中國迄今發現的最早宮殿建築基址。這一發現為研究中國歷史早期國家的出現及其特點，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資料。1988年被國務院公布為中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二里頭遺址共分四期，一二期屬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屬青銅和宮殿文化。學術界對二里頭遺址有兩種看法,目前尚無定論:一種認為二里頭遺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文物，發現的宮城就是夏都；另一種認為一二期是夏朝文物、三四期是商朝文物，所以發現的宮城是商都。

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⑹ 二里頭遺址是不是夏朝商朝的文化遺存都有

沒有！只有夏朝！河南省偃師市二里頭村位於伊、洛二水之間，距離洛陽市約18公里，東西長約2.5公里，南北寬約1.5公里。是夏代都城遺址。1959年這里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玉器等，其中小件銅器如刀、爵、鈴等，是我國迄今所見最早的青銅器。第三期文化層中發現兩處大型宮殿夯土台基。其中西邊一處面積約10000平方米，在台基中北部有一座面闊8間、進深3間的宮殿基址，四周環以廊廡。在遺址東南部還發現大面積鑄銅、制陶作坊遺址。該處現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考古學家在中國最早的都城遺址——河南偃師二里頭發現了始建於二里頭文化晚期偏晚階段的大型建築基址，這使得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後的考古界出現了新的興奮點。殷墟曾震驚世界，二里頭也將引領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輝煌。
夏朝的建立者禹在建立政權以後，為便利於政治統治，將天下分為九州，洛陽就是當時的豫州。禹將都城定在陽城(今河南登封)，與洛陽相距不過百里，所以洛陽也屬於夏朝統治的中心。在夏朝的第三個帝王太康(啟的兒子)統治時期將都城遷到了洛陽。關於這一點史書里記載，「太康居斟郡，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斟鄩，據歷史學家考證，就在今洛陽市偃師的二里頭村附近。
夏朝在太康繼位以後，由於太康貪圖享樂，不務朝政，整日只知游獵玩耍，導致東夷部的後異乘機反叛，並攻佔了夏的都城斟鄩，趕走了太康，一度奪取了夏王朝的統治權力。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太康失國」事件。太康失國以後，與弟弟仲康一起逃往東方，不久很快死去。仲康的兒子相依靠其它東方諸侯殘存發展，處境困難，最後在相的兒子少康時才又恢復了夏王朝的統治，這在中國歷史上又稱「少康復國」。少康恢復夏王朝統治以後，夏朝才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活動區域以伊洛一帶的河南地為中心，東通東海，西連西河，北及燕山，南逾長灘，所有夏、夷諸部的眾多邦國均都臣服於夏的統治。
少康以後，夏朝幾世均不在洛陽建都，至夏朝最後一個國王夏桀統治時期才又定都於斟鄩。這一點(史記·吳起列傳)是這樣記載的：「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顯然就是洛陽所處的位置。
總的來看，夏朝主要活動中心在洛陽，亦即史書記載的斟鄩。然而幾千年過去了，斟鄩故城早已埋入地下，成為人們難以尋覓的歷史遺跡，我們根據史書記載的地理方位，判斷夏代的斟鄩就在我們洛陽。由於長期以來缺乏考古資料的證明，不少人對此表示懷疑，直到195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徐旭率隊來豫西作夏墟調查時，在洛陽市偃師縣城區西南9公里處的二里頭村南高地上發現了沉睡幾千年的夏都斟鄩，這一點才成為不爭的事實。研究表明，洛陽在夏代太康、孔甲、帝皋、夏桀四個帝王統治時期曾是都城，為夏代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中心。
二里頭遺址包括偃師二里頭，圪擋頭和四角樓三個自然村，總面積400萬平方米，堆積著四期文化層。經考古發現，二里頭文化遺址規模宏大，設施完備，內容豐富。宮殿、陵寢、房屋、道路、水井多有發現，並且還發現了當時的鑄銅遺址，發現了原始的青銅工具，其中有武器和酒器，說明我國青銅文化的歷史在夏代已經相當成熟，同時也說明洛陽是我國最早進入青銅時代的地區。二里頭晚期的文化層還出土了大量的玉製品，有琮、圭、璋等禮器，陶製品則更多，有陶塑的龜、豬、羊頭以及陶器上刻劃的一頭二身龍蛇紋、龜紋和人物形象。這些考古發現反映了夏代文化藝術的發展，同時也反映了古代洛陽人民的聰明智慧。
另外，考古工作者從二里頭遺址的灰坑中發現了許多埋葬的奴隸，其形狀各異，有仰身，有俯身，有的被捆縛，有的身首異處。他們或因苦役而累死，或因奴隸主的酷刑而喪生，或因當時奴隸制時代的人祭、人牲制度而被活埋殉葬，反映了當時奴隸主統治的慘忍。夏代奴隸主暴虐無道的統治，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廣大奴隸的拚命反抗，他們憤怒地詛咒夏朝的奴隸主統治，甘願與其同歸於盡。在當時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東部的商族興起，在其首領商湯的領導下推翻了夏朝最後一個國王夏桀的統治，夏朝經歷了四百七十餘年歷史以後終於滅亡。
1959年夏，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開始了對「夏墟」的考古調查，偃師二里頭從此進入學者的視線，中國考古學界由此開始有目的、有計劃地探索夏文化。
此後，中國夏商周三代考古工作者對二里頭遺址進行了持續不斷的發掘，發現了大型宮殿基址、大型青銅冶鑄作坊、制陶、制骨遺址，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築以及400餘座墓葬，出土了成組的青銅禮器和玉器，證明了二里頭是中國最早的都城遺址。
上世紀8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還在更廣泛的區域內發現了眾多二里頭文化遺址，迄今為止已有300餘處。前不久結束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有力推動了夏文化問題的研究，偃師商城的始建被確認為是夏、商王朝更替的界標，二里頭遺址應為夏王朝的一處都邑、二里頭文化的主體為夏人遺存的觀點逐漸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
二里頭工作隊自2001年起，對二里頭遺址宮殿區進行系統鑽探與重點發掘，發現並清理大型建築基址數座。同時，對宮殿區及其附近的道路進行了追探，在宮殿區外圍，發現了縱橫交錯的大路。2003年春季，對已發現的道路進行了解剖發掘，並發現了宮城城牆。截至2004年春季，基本搞清了宮城城牆及宮殿區外側道路的范圍、結構和年代。2004年，又在宮城以南發現了另一堵始建於二里頭文化第4期的大型夯土牆以及綠松石器製造作坊等重要遺存。
一、宮城及宮殿區外圍道路網
宮殿區的四圍均有寬達10餘米至20米左右的大路，四條大路的走向與1、2號宮殿基址的方向基本一致。經解剖發掘，知上述大路由二里頭文化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續使用。
宮城平面略呈縱長方形，東西寬近300米，南北長約360米~370米，總面積約10.8萬平方米。其中東牆方向174°，西牆方向174.5°，東北角呈直角，南牆與東牆延長線的夾角為87°。城牆沿已探明的4條大路的內側修築，保存最好的東牆殘長330餘米，其上已發現門道2處。牆體寬2米左右，殘存高度在0.1米~0.75米之間。由地層關系和出土遺物可知，宮城城牆的始建年代為二里頭文化2、3期之交，一直延續使用至二里頭文化4期晚段或稍晚。
二里頭遺址宮城，是迄今可確認的我國最早的宮城遺跡。縱橫交錯的中心區道路網、方正規矩的宮城和具有中軸線規劃的建築基址群，表明二里頭遺址是一處經縝密規劃的、布局嚴整的大型都邑。它是迄今可以確認的最早的具有明確規劃、且後世中國古代都城的營建規制與其一脈相承的都邑遺址，二里頭遺址的布局開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的先河。
在宮殿區南側大路上發現了兩道大體平行的車轍痕，時代為二里頭文化二期。發掘區內車轍長5米余，且繼續向東西延伸。兩轍間的距離約為1米。這是迄今所知我國最早的車轍遺跡，它的發現將我國雙輪車的出現時間上推至二里頭文化早期，為探索我國古代車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二、早晚期的大型建築基址群
目前，已確認的二里頭文化早期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至少有2座（3號、5號基址）。二者位於宮殿區東中部，東西並列，其間以寬約3米的通道相隔，通道的路土下發現有長逾百米的木結構排水暗渠。3號基址系一座（或一組）大型多院落建築。基址南北窄長，主體部分至少由3重庭院組成。已揭露的3重庭院的西廡經統一規劃，已探明基址的長度達150餘米，寬度則在50米左右。北院內發現有積水跡象的大型坑狀遺跡，2號基址北部的主體殿堂及殿前廣庭，都是在填平夯實它的基礎上興建起來的。3號基址中院主殿夯土台基寬6米余，其上發現有連間房屋和前廊遺跡。中院和南院院內發現有成排的墓葬和石砌滲水井等遺跡。5號基址僅經局部揭露，已在其東緣發現有大型柱礎和牆槽遺跡。
至二里頭文化第3期，宮殿區東部興建起2號（依託宮城東牆而建）和4號兩座大型夯土基址。二者建於3號基址的廢墟之上，相對獨立又共有建築中軸線，構成一組大型建築基址群。在宮城南牆西段和西牆南段，各有一座與夯牆方向一致的夯土基址，跨建於宮城城牆之上（7號、8號基址）。其中7號基址恰好坐落於1號宮殿基址南大門的正前方，構成宮城內的又一組有明確中軸線的大型建築基址群。由地層關系和出土遺物可知，這些夯土基址的年代與宮城城牆大體同時，自二里頭文化3期至二里頭文化4期晚段或稍晚。
就現有的材料看，進入二里頭文化3期後，二里頭遺址持續著2期以來的繁榮，宮殿區、鑄銅作坊與道路網路系統等重要遺存的總體布局以及建築方向基本上一仍其舊。但同時又出現了若干顯著的變化，如在宮殿區周圍新築了宮城城牆，新建了一大批夯土建築基址。而所有這些建築基址與此前的建築都沒有直接的承繼關系。在宮殿區東部，兩個時期的建築格局大變，由一體化的多重院落布局演變為復數單體建築縱向排列。同時，隨著新的土木工程的興建，宮殿區內富有生活氣息的遺跡驟然減少。宮殿區布局結構的演化過程，既有顯著變化，又有延續性，這種現象究竟反映了怎樣的歷史事實，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
三、宮殿區內的貴族墓及出土遺物
在3號基址院內發現的成排的中型墓葬，已清理了5座。墓葬均為土坑豎穴墓，多鋪硃砂，有棺痕，出有銅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印紋釉陶器（或原始瓷）、綠松石器、成組蚌飾、海貝和大量陶器。從層位關系和隨葬遺物看，這些墓葬均為3號基址使用時期的遺跡，時代為二里頭文化第2期。這是二里頭遺址發掘中，首次在宮殿區內發現的隨葬品豐富的貴族墓。
2002年春，在清理3號基址南院內的墓葬時，於其中一座貴族墓中發現了1件大型綠松石器。經考古所科技中心文物保護技術人員的努力，一件綠松石龍形器於2004年夏秋之際被清理出來。器物全長逾70厘米，由2000餘片形狀各異的細小綠松石片粘嵌於有機物上，組成龍身和圖案，每片綠松石的大小僅有0.2~0.9厘米，厚度僅0.1厘米左右。綠松石龍形體長大，巨頭蜷尾，龍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動傳神。龍頭略呈淺浮雕狀，為扁圓形巨首，鼻、眼則充填以白玉和綠松石。
以往在龍山時代至二里頭時代的貴族墓葬中就曾有大量的綠松石片集中出土，這些綠松石片原來均可能粘嵌於有機物上，但出土時，大多散亂而無法復原其全貌。因此，這一綠松石龍形器的發現彌足珍貴。其用工之巨、製作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龍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見的，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與科學價值。
四、二里頭文化第4期遺存的集中發現
2號宮殿基址北牆外，發現了另一座大型建築基址（6號基址）。已發現若干柱礎和夯土牆，南北排列的柱礎與2號基址西廡廊柱大體在同一直線上。其始建年代為二里頭文化第4期，應為2號基址使用一段時期後增建的建築。始建於二里頭文化第4期的大型建築基址，在二里頭遺址屬首次發現。
在宮殿區南側大路以南，又發現一道東西向夯土牆，牆寬與宮城城牆一樣，也在2米左右，但有較寬深的基槽，夯築質量高於宮城城牆。其與宮城南牆大體平行，方向88°，已確認的長度達200餘米。始建年代為二里頭文化4期偏晚，不久即遭廢毀。
2004年春季，在宮城以南，發現了一處綠松石廢料坑，出土了數千枚綠松石塊粒，相當一部分帶有切割琢磨的痕跡。該坑時代屬二里頭文化4期偏晚。當年秋季，循此線索繼續鑽探試掘，確認這里存在一處范圍不小於1000平方米的綠松石器製造作坊遺址，使用上限至少可上溯至二里頭文化3期。
繼始建於二里頭文化4期的6號基址之後，此次又發現了建造與使用於此期的夯土牆及綠松石器製造作坊遺存。二里頭文化4期尤其是其偏晚階段，正值一般認為的夏商王朝更替的關鍵期。種種跡象表明，二里頭遺址在這一時期尚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進一步的探索將會不斷深化我們對這座初期王朝重要都邑的認識。
保護范圍：二里頭村南土冢向東850米，向西1600米，向北至洛河大堤，向南至排水渠，東南以自然台地為限。
建設控制地帶：自保護范圍周邊向四周各擴100米。

⑺ 二里頭文化是否夏代遺址

二里頭文化 二里頭文化
二里頭遺址位於河南洛陽偃師二里頭村，於1959年發現，遺址距今大約3800－3500年，相當於中國歷史上的夏、商時期，屬探索中國夏朝文化的重要遺址。1960年考古學家在二里頭遺址的上層發現了一處規模宏大的宮殿基址，為中國迄今發現的最早宮殿建築基址。這一發現為研究中國歷史早期國家的出現及其特點，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資料。1988年被國務院公布為中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二里頭遺址共分四期，一二期屬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屬青銅和宮殿文化。學術界對二里頭遺址有兩種看法,目前尚無定論:一種認為二里頭遺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文物，發現的宮城就是夏都；另一種認為一二期是夏朝文物、三四期是商朝文物，所以發現的宮城是商都。
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10月下旬，70多位來自大陸、香港、台灣及韓國、日本、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的知名專家學者雲集「華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參加在這里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形成的「意見書」中說：「建議盡早啟動二里頭遺址和偃師屍鄉溝商城遺址作為夏商都城遺址群，共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
尋找夏文化
為了迎接遠道而來的客人，中國社科院二里頭工作隊的二層小樓裝扮一新，「華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隊門口豎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慶柱為其揭碑。在專家眼裡，這是一塊分量很重的石碑，因為在二里頭這個看似普通的村莊下，埋藏著中華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這里曾是中國第一個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過夏的繁榮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替的壯闊史劇。
二里頭文化遺址上個世紀，甲骨文的發現以及對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證明了商王朝的存在。這給了中國學者以極大的鼓舞，他們希望能從考古學上尋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遺存，進而恢復夏代歷史的本來面貌。尋找夏王朝存在的證據，成了近半個世紀中國學者孜孜以求的目標。
1959年夏，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隊在傳說中夏人活動的中心地區豫西開始了對「夏墟」的考古調查。偃師二里頭被納入學者的視線。這是首次明確以探索夏文化為學術目標所進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此後，中國三代考古工作者對二里頭遺址進行了持續不斷的發掘，發現了大型宮殿基址、大型青銅冶鑄作坊、制陶、制骨遺址，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築以及400餘座墓葬，出土了成組的青銅禮器和玉器，證明了它是一處早於鄭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規模的遺址，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成為公認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關鍵性遺址。
由於它所處的年代正是中國歷史上的夏商時期，所以從發現至今，圍繞它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懸念是：它是夏都還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後，二里頭文化的主體為夏人遺存的觀點逐漸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學術界也都傾向於認為二里頭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里頭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觀點時，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鄒衡孤軍奮戰，如今，此一「異說」逐漸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年屆80的鄒衡先生說，「夏的存在與否，在國際學術上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二里頭遺址用事實證明了夏朝的真實存在。」
二里頭：一個不斷改寫中國之最的地方
在皓發白首的專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顯得年輕而有活力。正是這位在世紀之交接任隊長的年輕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學理念，給二里頭遺址考古工作迎來了轉型和振興。這種理念著重於遺址的范圍與城市布局、城郭遺跡的尋找、禮制建築的發掘、中心遺址與周圍其他聚落的關系等。
幾年來，二里頭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稱贊的成績：廓清了遺址的實有范圍，找到了遺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還發現了宮城城垣，證實了宮城的存在。此外還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宮殿建築基址，發現一些有關遺址布局的新線索，獲得一些包括大型綠松石鑲嵌龍在內的珍貴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劉慶柱稱，新發現證明這是一處經過縝密規劃、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頭都邑規劃性的判明，對於探索中國文明的淵源具有重大的標尺性意義，為人們研究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國早期城市與宮室制度、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的形成等課題，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說起二里頭，許宏喜歡用5個「中國之最」來形容：這是迄今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發現有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築群、最早的宮城、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及鑄銅作坊，還發現了最早的車轍痕跡，將中國發明雙輪車輛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頭遺址放到其出現前後大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它的每一項發現都牽動人心，並有理由相信，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還將會有更多的中國之最出土」，對未來，許宏充滿自信，「殷墟的發現曾震驚了世界，二里頭將像20世紀的殷墟一樣，引領21世紀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輝煌。」
約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這一千多年間，中國歷史上發生了急劇動盪的社會大變革。這一變革可以用文明化、國家化或社會復雜化來概括，作為中華文明最早階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誕生肇始於這一時期。這一時期一個大的分水嶺是公元前2000年前後。此時，數百年異彩紛呈的中原周邊地區的各支考古學文化先後走向衰落；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覆蓋廣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典型代表的二里頭文化，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為依託而迅速崛起。二里頭文化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