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湖遺址圖

1. 良渚文化的文化特徵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夾細砂的灰黑陶和泥質灰胎黑皮陶為主。輪制較普遍。一般器壁較薄，器表以素麵磨光的為多，少數有精細的刻劃花紋和鏤孔。圈足器、三足器較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魚鰭形或斷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節形把的豆、貫耳壺、大圈足淺腹盤、寬把帶流杯等。琮、璧一類玉器數量之多和工藝之精，為同時代其他文化所未見。
良渚石器磨製精緻，新出現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鐮和階形有段錛等器形。
良渚玉器包含有璧、琮、鉞、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鐲、玉管、玉珠、玉墜、柱形玉器、錐形玉器、玉帶及環等，相當精美。 良渚文化所處的太湖地區是我國稻作農業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眾多的良渚文化遺址中，普遍發現較多的石制農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時期的農業已由耜耕農業發展到犁耕農業階段，這是古代農業發展的一大進步。由此帶動了當時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更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因而，制陶、治玉、紡織等手工業部門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尤其是精緻的治玉工藝，表現了當時手工業高度發展的水平，其他諸如漆器、絲麻織品、象牙器等，均表現出當時生產力的一定程度的先進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內涵！
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良渚文化時期的社會制度發生了激烈的變革，社會已經分化成不同的等級階層，這在墓葬遺存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瑤山、匯觀山等等貴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築的大型墓台，貴族墓大都具有寬大的墓穴、精緻的葬具，特別是隨葬有一大批製作精美的玉禮器。與其相對的則是如徐步橋、千金角、平邱墩、吳家埠、廟前等遺址所見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們不具有專門的營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圍，墓穴狹小，隨葬的只是簡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裝飾用玉飾件。可見，良渚社會已在激烈的沖突中顯現出等級差別。而這種差別中蘊含的財富聚斂，則是通過凌駕於氏族社會之上的某種社會權力來達到。大型墓台的營建工程量巨大，特別是象莫角山這樣的非當時人們物質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們不得不十分欽佩良渚文化時期人們的營建能力。如此大規模的營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會秩序來加以保證，否則是難以想像的。而建立這種社會秩序，又是與當時社會等級差別的產生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在良渚文化時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經出現了具有很高權威的領袖人物，有著組織大量勞動力進行這類大規模營建工程的社會權力！
這種社會權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現在良渚文化時期的玉器製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個復雜的多工序的勞動過程，因此，玉器是手工業專門化以後的產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數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紋飾，表示著每件玉器上凝聚著多量的勞動成果，製作者必須從日常的以獲取生活資料為目的的那種勞動狀態下擺脫出來，從事單一的玉器加工製作，而其生活資料則需要廣大社會群體為其提供。同時，玉器器形比較規范，圖案花紋雕琢規范，體現其製作過程中腦力勞動成分的增加，出現相對獨立於簡單體力勞動的趨勢，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差別已經形成。良渚文化社會形態發生變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為核心的禮制的產生。埋於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貴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種類達20餘種，主要有琮、璧、鉞、錐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紡輪、圓牌飾等。而在那些散落於居址周圍的所謂小墓中，隨葬的只有小件玉器，這些小件玉器僅為管、珠及單件錐形器，而無貴族墓中所見的其他玉器種類，這些墓葬可視為平民墓。貴族墓之間，貴族墓與平民墓之間隨葬玉器的種類、組合差異，以及平民墓中有無玉器隨葬的差異，構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級差別。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發現的一些製作精緻的刻有繁縟的蟠螭紋或鳥禽紋圖案的陶制雙鼻壺、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貴族墓，它們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禮制的核心是體現人們之間貴賤、上下、尊卑、親疏的隸屬關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現了這樣的關系。以用玉制度為主要特徵，表明了良渚文化禮制的產生，這無疑是社會發生質變的表現。良渚社會已從荒蠻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會！ 新石器時代晚期，長江下游一帶繼崧澤文化之後興起的是良渚文化。這種古老的文化是 1936 年發掘浙江省餘杭縣良渚遺址而命名的，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區，南以錢塘江為界，西北至江蘇常州一帶，其影響曾達長江北岸的南通地區。據碳14測定，其年代約為公元前 3300 年—前 2200 年，末期已進入中原夏王朝統治的開始階段，並與夏代統治集團有密切的聯系。經過發掘的重要遺址有江蘇吳縣草鞋山和張陵山，武進寺墩，無錫先蠡墩，張家港市徐家灣；浙江嘉興雀幕橋，杭州水田畈，吳興錢山漾，餘杭反山、瑤山、匯觀山和莫角山，寧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縣馬橋，青埔福泉山等。在這些遺址中出土的稻穀、玉器、刻紋黑陶、竹編器物、絲麻織品等，顯示了長江三角洲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初期的經濟發展水平。
良渚文化時期的社會經濟生產，主要體現在農業和手工業兩個方面。水稻栽培是當時最主要的農業生產活動，在仙蠡墩、徐家灣、錢山漾、水田畈和吳縣澄湖等遺址的良渚文化堆積中，都發現了稻穀和稻米的遺跡。經鑒定，這些稻穀屬於人工栽培的秈稻和粳稻。
除了水稻外，各個氏族部落還從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種植。錢山漾遺址出土了葫蘆、花生、芝麻、蠶豆、甜瓜子、兩角菱、毛桃核、酸棗核等遺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實，有些可能是人工種植的，這時的農作物品種顯然比馬家浜、崧澤文化增多了，農業生產的范圍也擴大了。
良渚文化的農業生產水平，更重要的標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產技術的發明與推廣。犁耕是良渚文化農業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許多遺址中都發現了當時使用的石犁，僅錢山漾遺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餘件。石犁有兩種形制，一種平面呈三角形，刃在兩腰，中間穿一孔或數孔，往往呈豎直排列，可以安裝在木製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種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後端有一斜把，可能是開溝挖渠的先進工具，故又稱「開溝犁」。這兩種石犁都是良渚人發明的新農具，對促進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起著重大的作用。
同以前的耜耕生產相比，犁耕不僅可以節省勞力，提高工效，更好地改變土壤結構，充分利用地力，而且也為條播和中耕除草技術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同時也使荒地得到更大面積的開發變成耕地，農業生產水平因此能夠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從耜耕農業發展到犁耕農業，是中國古代農業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變革，為夏代以後的農業發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礎。
在良渚文化的大批石器中，還有一種形制特殊的器物，它兩翼後掠、弧刃，背部中央突出一個榫頭，其上常穿一圓孔，形制同後來這一地區使用的鐵制耘田器十分相似，被認為是古代最早出現的稻田中耕除草的農具。中耕除草技術的出現，同犁耕有密切的關系，因為犁耕操作成直線進行，播種也隨之成直線挖土下播，於是為先進的條播技術創造了條件，同時也就為中耕除草提供了方便。另外，在錢山漾遺址還發現一種形似畚箕的帶柄木器，形制亦同該地區農民現代使用的木千篰一樣，是一種取河泥施肥的工具。中耕除草同施肥結合起來，無疑會大幅度地提高農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
水稻種植要引水灌田。打井修渠，灌溉農田，是良渚文化諸氏族部落在河姆渡，馬家浜、崧澤文化之後發展農業的又一重要成就。在吳縣澄湖、崑山太史淀、無錫南方泉、江陰夏港、嘉善新港等地，都發現了這一時期的水井。澄湖發現了 100 多口水井；太史淀的水井還設有木井圈；嘉善新港水井的井壁是用木築的。這時的水井，修築井壁的技術顯然繼承了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的特點，並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水井數量急劇增加，其作用不僅是為了日常生活飲用。徐家灣遺址發現了用於引水排水的溝渠遺跡，再聯繫到許多開溝犁的出土，說明良渚文化可能已經出現了灌溉農業，這一農業生產技術在中國大陸是首創的。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遺址都處於比較低窪的水網地區，主要農作物是水稻。水稻的生長既怕乾旱，又怕水澇，控制適當的水量是保證水稻生長、豐收的基本措施。良渚文化的先民積累了自河姆渡文化以來 3000 年水稻栽培和田間管理的經驗，逐漸摸索並發明了農業生產中的灌溉技術，從而大大增強了抗旱與排澇的能力，使稻作農業置於更加穩定的基礎之上，為南方廣大地區的農業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良渚文化晚期，中原地區已進入夏代統治時期，受到黃河流域青銅文化的影響，長江下游這時也出現了國家的雛形，良渚文化的經濟發展已為其打下了基礎。
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必然帶來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各地出土的遺物表明，良渚文化已擁有陶器、石器、木器、竹器、絲麻紡織、玉雕以及髹漆等多種手工業，而且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其中，以制陶業和玉器製作更為突出，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佔有重要地位。
良渚文化的陶器已普遍採取快輪成型的方法，各種陶器造型優美，胎質細膩，器壁厚薄均勻，火候較高。當時已極少彩陶，常在器表用鏤刻技巧加以裝飾。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劃出精美的花紋圖案，既有形態生動形象的魚、鳥、花、草等動植物，也有線條纖細、結構巧妙的幾何形圖案。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江蘇吳縣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鼎，在丁字形足部鏤以新月形和圓形的孔，器蓋、蓋鈕及器身則精細雕刻著圓渦紋、蟠螭紋圖案。帶蓋的貫耳壺有的厚度僅 1—2 毫米，上面也分別細刻著繁復的圓渦紋、編織紋、曲折條紋、鳥形紋、蟠螭紋等紋飾。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編織紋飾，竟是用細如絲線的泥條編疊粘貼而成，足見其製作之精良。良渚文化的許多陶器，既是美觀、大方、實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很精緻巧妙的工藝美術品。
中國遠古社會的玉器製造業，到龍山文化時期已相當發達，各地普遍發現了造型美觀、製作精巧的玉器。在中原地區進入夏王朝統治之際，良渚文化的玉器在中國大陸成為首屈一指的工藝品，並成為商周禮器的一個淵源。
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點多，分布面廣，尤以杭嘉湖地區最為集中。僅浙江的吳興、餘杭等 8 縣市，就有 20 多處遺址發現過玉璧和玉琮。青浦福泉山發掘的 7 座墓，出土隨葬品共 677 件，其中玉器就有 500 件以上。餘杭縣反山氏族墓地是良渚文化中期的遺存，時代約在公元前 3000 年，墓葬中各種玉器佔全部隨葬品總數的 90%以上，11 座墓中計出土 3200 余件，其中有一座墓隨葬玉器達 500 多件。
良渚文化的玉器製造業，承襲了馬家浜文化的工藝傳統，並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東方薛家崗文化各氏族的經驗，從而使玉器製作技術達到了當時最先進的水平。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環、琮、鉞、璜、鐲、帶鉤、柱狀器、錐形佩飾、鑲插飾件、圓牌形飾件、各種冠飾、杖端飾等，還有由鳥、魚、龜、蟬和多種瓣狀飾件組成的穿綴飾件，由管、珠、墜組成的串掛飾品，以及各類玉珠組成的鑲嵌飾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出自同一座墓的玉器，玉質和玉色往往比較一致，尤其成組成套的玉器更為相近。選料有時是用同一塊玉料分割加工而成的。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有近百件雕刻著花紋圖案，工藝採用陰紋線刻和減地法淺浮雕、半圓雕以至通體透雕等多種技法。圖案的刻工非常精細，有的圖案在1 毫米寬度的紋道內竟刻有四五根細線，可見當時使用的刻刀相當鋒銳，工匠的技術也是相當熟練的。大至璧琮，小至珠粒，均經精雕細琢，打磨拋光，顯示出良渚文化先民高度的玉器製造水平。玉器的圖案常以卷雲紋為地，主要紋飾是神人獸面紋，構圖嚴謹和諧，富有神秘感。
與反山氏族墓地相距 5 公里的瑤山氏族墓地，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這個墓地的玉器與反山所出大多相像，但十幾座墓葬中均未出土玉壁，表現了兩個相鄰氏族在習俗上的區別。瑤山的一座墓中出土了玉匕和玉匙，是良渚文化首次見到的珍貴餐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其數量多、質量高而超越同時期其它地區玉器製造業之上，充分說明玉器製作已經成為專業化程度很高的手工行業，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長江下游三角區四、五千年前的物質生產水平是比較發達的，為吳越經濟區早期國家的出現准備了條件。
根據玉器出土的情況，可以看出當時石器製作技術同樣高超。製造石器的工匠們已經完全掌握了選擇和切割石料、琢打成坯、鑽孔、磨光等一套技術。
與此同時，竹木器製造行業也有了一定發展。許多遺址都發現了木器和竹編器物，錢山漾遺址集中出土了 200 多件竹製品，說明這種手工業也成為一些氏族成員專門從事的生產勞動。良渚鎮的廟前遺址，出土了木豆、木盤、木矛和木箭鏃等一批罕見的木製品；寧波慈湖遺址也出土了木耜、木槳、木屐，還有用樹杈製成的錛柄和鑲嵌牙齒鑽頭的木鑽，可見當時的竹木製品多麼豐富。手工業內部不同行業的分工、在良渚文化晚期已經出現。
手工業的分工和發展使產品的交換發展起來。大量的、集中出現的玉器、石器、陶器、竹木器，在一些遺址或墓葬中顯然並非生產者或墓主人本身生活的實際需要，而是權力與財富的象徵，許多手工業產品，已經具有商品的屬性。反山墓地的大墓中，數量豐富的陶器和玉器，大多數只有通過各種方式的交換才能獲得。另外，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黃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和廣東石峽等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上海馬橋、嘉興雀幕橋等遺址出土了山東龍山文化的陶鬶，可能都是交換的結果。這一現象表明，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代，手工業產品的交換活動不僅在氏族和部落集團內部經常地、頻繁地進行，而且同生產活動一樣，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一項越來越重要的內容。
良渚文化晚期，已進入中原夏王朝統治時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長江下游地區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經濟、軍事各個領域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一些相對獨立的「王國」可能已經存在。1992 年發掘的餘杭莫角山大型建築遺址，顯然與國家的禮制有關。夏禹在會稽召集天下各部族首領聚會，「萬國」赴會，是有一定根據的。

2. 良渚文明的良渚文化中的刻劃符號也有自己的特點

依據現已發表的良渚文化的刻劃符號資料，若按符號本身劃分，可分為單個的符號、幾個符號連在一起構成句子的文字元號，以及幾個圖畫符號連在一起的符號。
若按符號刻在何種器物來劃分，可分為陶器上的刻劃符號和玉器上的刻劃符號。
作為單個符號的，可以舉出60年代在上海馬橋遺址屬於良渚文化的第五層出土的陶器和殘片上被釋讀為「五」等符號；1986－1987年在餘杭鎮西的南湖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內刻的單個符號，在瓶窯北湖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內刻的單個符號；在江蘇澄湖出土的有把帶流罐形壺上刻的符號，在上海金山縣亭林遺址出土的殘豆盤的內腹底刻底符號。
作為二個符號連在一起的，有上海馬橋遺址第五層出土的或被釋為「七」「有」（ㄓ）或被釋為「戊」「田」的符號。還有三個符號在一起的，如1974年在餘杭大觀山果園出土的石紡輪，其表面等距離刻有「*」「Y」「+」三個符號。
作為幾個符號連在一起而組成句子的，最著名的是江蘇吳縣澄湖遺址出土的貫耳黑陶罐腹部並列刻有四個被李學勤先生釋為「巫鉞五俞」的符號。
此外，現為美國哈佛大學賽克勒（Sacklei）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黑陶貫耳壺圈足內壁刻的多字陶文，也是幾個符號連在一起的。幾個圖畫符號或稱「圖像」連在一起的，主要是餘杭鎮南湖出土的一件黑陶圈足罐，該罐燒成後在肩至上腹部連續刻有8個圖像符號。 刻在良渚玉器上的符號，多為單個，也有被認為是幾個符號組合在一起的。
玉器上刻的單個符號，主要是與大汶口文化陶文「炅」有關的符號，如弗利爾美術館收藏的一件筒形玉琮和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玉琮上都刻有「」即上邊為日形的圓圈，下邊為火形的符號。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刻有火形的符號。該符號的下部刻得有點像人字形似的分開，所以，有的學者將之稱為鳥紋，有的學者將之稱為雲紋。
但山東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陶文中，有一個「炅」字的下部偏旁「火」，其寫法與上海博物館藏的這件琮上的「火」的形狀結構完全相同，故釋為「火」的符號應沒問題。在餘杭南湖出土的一件黑陶豆盤，中間刻有雙圓圈的「日」符號，兩邊刻有對稱的「火」形符號，也是大汶口文化陶文「炅」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上海福泉山5號墓出土的陶壺上刻有「火」與「日」相結合的符號，該符號中「日」隱藏於「火」之下，露出三分之一大小的「日」形。 此外，在良渚玉璧上還刻有鳥、山等組合性的圖形。
對於良渚文化中的單個符號，有的因與商周文字相聯系而可以嘗試釋讀，有的則看不出有什麼聯系而無法釋讀。但即使能嘗試釋讀，也因其單個、孤立，看不到語言的基礎，於是有一些學者認為它不是文字。
盡管如此，在良渚玉器和陶器上的「炅」、「火」符號，因與大汶口文化中的同一符號相同而有其特殊意義。關於大汶口文化中的「」和「」，不但發現於山東的莒縣陵陽河、大朱村、諸城前寨等大汶口文化的遺址中，也發現於湖北的石家河文化中，還發現於安徽蒙城縣尉遲寺大汶口文化遺址中。在如此廣泛的地域出現這一相同符號，說明它有約定俗成、為廣大地區所樂於接受的意義。 符號「」是符號「」的簡體，一般隸定為「炅」，但對其解釋卻各不相同。將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這些相關符號聯系起來考慮，「」、「」、「火」諸形中，「火」是最基本最核心的符號。「」符號的下部是「火」形，上部的「○」既可以釋為「日」即太陽，也可以釋為天空星星之「星」。如果釋為「星」，那麼它與「火」形的符號相結合，意為辰星「大火」即大火星；
如果釋為太陽，在這里，這個太陽也是天象或天的代表，從而整個圖形意指的也是大火星，它表達了當時的人們對於星宿大火觀察、祭祀和觀象授時，而大汶口文化的這類圖像在良渚文化乃至石家河文化遺址中一再出現，標志著對於辰星大火的祭祀和施行大火歷的文化傳統，從古夷族向古越族以及荊楚之地的傳播，也說明負責祭祀「大火」和觀象授時的「火正」已出現。
從文字起源的角度看，多個符號連在一起，其意義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