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山村細菌戰遺址

㈠ 崇山村簡介

2004年10月28日黃昏，左肩扛著"血圖"鐵證的樓獻（左2）與王選（左5）等人在日本東京銀座遊行。新華社發（資料照片）
新華網浙江頻道7月19日電 (譚進 彭友) 西子湖畔，吳山北麓，樓獻在他的律師事務所埋頭 "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民間訴訟索賠案"。原本，這位一級律師可以悠閑地坐在自己事務所的落地窗前邊品茶觀景，邊指揮同仁工作掙錢。

然而，他說："我是中國人，要有社會責任感。作為一名律師，我不能眼看著父老鄉親在歷史恥辱中沉默下去，我希望自己為歷史做點事。"

樓獻就這樣成了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原告團法律顧問。

"大嗓門"喊出中國律師最強音

樓獻長得很"中國"，無論是身材或相貌；但嗓門之大，卻有點不同於"中庸之道"。

2002年8月27日，包括樓獻在內的浙江律師赴日聲援團參加東京地方法院的細菌戰受害訴訟一審判決。

進入法庭，樓獻七彎八拐，竟從旁聽席繞到了原告席--他自己也搞不大明白是怎麼繞過去的。

樓獻發現從原告席可以很方便地接近法官。他想如果這一次法院判原告敗訴，就當庭向法官遞交已寫好的抗議書。果然，法官宣布原告敗訴。樓獻馬上叫被欄桿攔在原告席外的律師聲援團團長把抗議書遞給自己，但團長早上出門時拿錯了包--抗議書被忘在住所。

"多好的機會啊，當庭抗議！可惜錯失了。"時隔近3年，樓獻現在提起此事仍很惋惜。但他當時仍不甘心，馬上叫人去取抗議書。

下午，原告團在東京律師會館舉行中外記者會，由原告團日本律師一瀨主持。安排中，沒有樓獻發言。樓獻卻決意要發言。不懂日語，樓獻就向一瀨示意--指指抗議書，又指指自己，意思是：我要發言！於是，樓獻在記者會上宣讀抗議書。

"我嗓門很大，把麥克風震得'嗡嗡'響。"樓獻說，自己當時太激動了。

宣讀完後，這份代表4500多名浙江律師的抗議書通過一瀨正式遞交給東京地方法院。

次日，樓獻在日本國會大聲發表演說："這次訴訟是為了解決三個問題：日本軍隊到底在中國有沒有進行過細菌戰；細菌戰與中國死傷者之間有無因果關系；如果有關系，日本政府要不要賠償。現在，一審雖然敗訴，但我們的要求還是部分達到了；法庭承認在中國浙江、湖南進行過細菌戰，並且與當地死傷者有關系。法庭還認為日本政府應當承擔戰爭責任，但不賠償。"

樓獻對一審判決的這番剖析，大大鼓舞了原告和日本律師的鬥志。

樓獻的大嗓門也由此出了名。

"血圖"鐵證讓日本法官目瞪口呆

在樓獻辦公室的顯眼位置，掛著一張大照片--2004年10月28日黃昏，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樓獻與一些原告和
2002年11月4日，在義烏崇山村召開的"細菌戰受害對日索賠二審訴訟聲援大會"上，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原告團法律顧問樓獻指出："為迫使日本法院和日本政府一攬子解決中國民間受害者的賠償問題，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更多的訴訟--幾百件、幾千件！" (記者 譚進 攝)
日本律師在東京銀座高舉橫幅遊行，樓獻肩上還背了一卷東西，仔細一看，是"衢縣城區40-41年鼠疫死亡戶主要分布圖"。

樓獻介紹，"8·27"一審敗訴後，原告團和日本律師商量，讓他以專家證人的身份在二審出庭作證--證明侵華日軍於1940年10月4日在浙江省衢縣空投鼠疫菌，造成許多平民死亡的事實。

為此，他從2003年2月起多次前往衢州等地實地調查。2004年春節期間，樓獻將他與邱明軒醫生調查的細菌戰受害情況寫成了1.5萬字的"侵華日軍1940年10月4日衢縣空投鼠疫菌造成平民死亡的鑒定書"。

樓獻了解到日本法官喜歡簡潔明了，最好是形象化的地圖和表格。於是，他把日軍衢縣細菌戰的受害情況製成地圖8幅、表格6份、圖片28張。為了製作其中一份足有2張桌面大的受害者分布圖，樓獻費了不少精力：他先找到浙江省測繪局政治處主任，請他幫忙，主任作為一項任務布置給測繪分院長和工程師。樓獻與他們一起對照衢州地圖，一點一點把衢縣老街畫出來，一共做了8幅。測繪局做不出大地圖，樓獻就挑了其中一張，自己花500元讓一廣告公司放大。

樓獻把當年衢縣各地因感染鼠疫而死的人，在地圖上--標了出來，某地死幾個人，就在某地標幾個小紅點。結果讓他大吃一驚--衢縣幾乎被密布的小紅點染成了一大片血色。

2004年10月22日，樓獻扛著這幅大"血圖"去日本法庭作證。沒想到剛到浦東機場，安檢一遍又一遍地要他把地圖打開檢查，害怕裡面藏有違禁物；飛機上，空警把地圖拿過去"保管"；他扛著"血圖"走在日本的大街上，路過的日本人紛紛盯著"血圖"上的繁體字側目。

10月18日下午，樓獻昂首挺胸出現在東京高等法院101法庭。樓獻扯著嗓門在法庭上講。

以前，中國證人往往默不做聲，日本政府的辯護律師覺得樓獻很"猖狂"，硬是給他找茬--指著樓獻台前的資料對法官說，他是在看材料說話。日本法庭規矩，證人發言時不能看資料。其實樓獻帶著材料本來就是裝樣子，他"啪" 地把文件夾合上交過去，依然拉大嗓門發言，"日本政府的辯護律師只能乾瞪眼"。

有同行提醒他：小聲點。樓獻卻一鼓作氣說完。"我好不容易找到機會，為什麼不能理直氣壯地說話？我的聲音響得很，連旁聽席上的日本後援團都能聽見，他們高興地拚命地為我鼓掌。"

說到關鍵處，樓獻把"血圖"當庭展開，對法官指著地圖說，這個地方是日本飛機撒下鼠疫的重災區，這一片紅區表示衢縣某某街死了多少人，這個范圍又是某某隔離區……日本法官頓時聽得目瞪口呆。

科學調查使細菌戰訴訟更專業

樓獻了解到，以前中國原告去日本法庭陳訴受害事實，缺少書面材料，情緒激動的受害者就在法庭上哭訴一通，可日本法官要聽你當年是怎麼受害的。不然，你的哭訴就難以成為有力的證據，也不能作為法庭檔案保存下來。於是，樓獻提出所有原告的二審陳述書都要由他理順，比如什麼叫細菌戰，什麼叫受害，以及什麼是細菌戰受害調查，這些定義都花了他很多時間。他自豪地說："浙江受害者二審的陳訴材料基本上都是我整理的，一人一篇，一共10多篇。"

樓獻在整理陳訴書時發現，由於年代久遠，有些細節連受害者自己也記不清楚了，他們甚至連受害的時間、地點都說得不一致，如關於義烏崇山村鼠疫的來源就有三種說法：鐵路員工帶過來的；漢奸到村裡撒的；日本飛機高空播撒的。當地的許多調查者也為此深感困惑--我們都調查10多年了，為什麼到現在還不能形成一個固定說法？

律師的直覺告訴樓獻必須首先尋證侵華日軍義烏細菌戰的源頭。他把有關資料全部收集起來研讀消化；專程拜訪一位擔任省人民醫院傳染病醫生的高中同學為自己釋疑解惑；並拉著這個同學共赴崇山村實地調查，讓村裡的老人回憶，向他們復核已有的材料，如此往返，以事實為依據，最終確定日本飛機高空播撒鼠疫菌的說法。

樓獻說："一位證人說受害者是在水塘洗澡時感染的，我就調查水塘離他家有多遠；為什麼是在這個水塘，而不是那個水塘？從田裡回來洗澡，是離這個水塘近，還是離那個水塘近？又如，第一個人死在哪個地方？受害者的布點是否符合流行病學的規律？等等。"

他認為，一定要在受害者的姓名、性別、住址、原告與被害人關系等，以及受害地點和受害的因果關系方面查深做細。有時為確定一個受害地點，他要查找許多以前的縣志、檔案和報紙，從大量的史料中尋找蛛絲馬跡。

憑著科技哲學碩士的功底和律師依法辦案的專業精神，樓獻終於整理、撰寫出《義烏市崇山村細菌戰受害概況》。對此，他再三強調："這個標准版本很重要，打官司一定要先把事實確定下來，寧願後人考證了再來更正。"

樓獻並不滿足於崇山村這一個標准版本，他和王選等人又醞釀搞一個關於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調查的標准方法--他們認為，"細菌戰受害調查不僅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

2003年春夏之交，樓獻趁鬧"非典"閉門謝客，先將自己半年來赴義烏、衢州、麗水等地調查細菌戰的做法細細梳理頭緒，再狠狠惡補了生物學、流行病學、預防病學等學科的基礎知識，便發揚20年前寫碩士論文的"攻關精神"，一口氣完成了5000多字的《細菌戰受害調查綱要》初稿。從"如何確定何種烈性傳染病"、"如何確定受害人"、"如何確定受害人的親屬"、"如何製作調查筆錄"，到"如何公證"，都為細菌戰受害調查者提供了標准化的方法。

采訪手記：激情律師

新華社記者 譚進

"訴訟像是行駛在冰川中的航船，一面破冰一面前進。"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說過。

如果說王選是這艘承載著無數細菌戰受害者冤魂的訴訟之船的船長，那麼樓獻就是確保這條船始終沿著法律航線破冰前行的舵手。

人們曾這樣評價"南人北像"的樓獻--最難得的是他遊走於刻板法律條文的間隙還能顯出真性情。

有了這份激情，他早在1987年就為"全國首例農民告縣長"的浙江蒼南縣老農做代理律師；

有了這份激情，他在"8·27"一審敗訴後立即與王選共勉："中國人的'血不曾冷'，我們將繼續前進。"

有了這份激情，他從投身細菌戰訴訟的第一天起就，就放下許多頗有經濟效益的法律事務，為公道和正義履行律師的社會責任。

有了這份激情，他於2002年11月4日在義烏崇山村召開的"細菌戰受害對日索賠二審訴訟聲援大會"上直言："這次訴訟的目的是什麼？難道僅僅是賠幾個錢嗎？難道僅僅是要日本政府道一聲歉嗎？不是的！我們要的是中國人的尊嚴和平等。只有在平等的基礎上，兩國人民才能世代友好下去。"

2004年9月18日，樓獻在《細菌戰中國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之現狀和前景》中激動地說，細菌戰受害訴訟應該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控告--"對人道犯下罪行的外國政府，應放棄主權豁免。任何時候，受害者在任何法院都可以向這個外國政府提起索賠。"同時，他也十分理性地提出："細菌戰索賠應該與其他中國對日民間索賠訴訟形成合力，促使日本政府在政治上、經濟上一攬子解決中國戰後民間賠償問題。"

除了激情，還有使命感、價值觀和鍥而不舍的韌勁，這就是樓獻，一個敢於為正義事業挺身而出的中國律師。(完)

㈡ 崇山村細菌戰有關資料

1999年12月4日，在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即將對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索賠訴訟進行第十三次開庭審理。

「731部隊」犯下大罪

40年代初期，臭名昭著的侵華日軍731部隊在中國試驗、製造細菌武器，並在許多地區施用，致使受害的村鎮鼠疫、霍亂流行，許多人被無辜奪去生命。50多年過去了，日軍細菌戰給當地居民造成的苦難成為一頁沉重而揪心的歷史。

受害民眾不願再忍

1994年，浙江義烏崇山村幾位村民自發地寫了一份聯合訴狀，投寄到日本駐中國大使館，要求日本政府對崇山村民因遭受日軍細菌戰攻擊而受到的損害做出賠償。這一舉動很快得到附近同為受害地區的寧波、衢州、江山等地受害居民的紛紛響應。1998年2月，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正式開始審理此案。

12次開庭進展緩慢

這是一次漫長的訴訟。自1998年2月16日，來自中國浙江、湖南等108位原告代表第一次站在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含淚敘述自己和親人在侵華日軍慘無人道的細菌戰中所遭受的苦痛以來，時間已過去了將近2年。而在這十幾次的開庭陳詞之後，法庭仍未能進入事實調查取證階段。

受害者組成原告團

「二戰」日軍細菌戰受害者訴訟案的原告方是由來自浙江、湖南等地的108位原告組成，他們分別代表了各個不同的受害地區和受難家族。這個龐大然而還未能包括所有細菌戰受害地區的訴訟原告團里，有74歲的湖南常德代表、曾有6位親人被日軍投下的鼠疫細菌奪去生命的何英珍。

不敢哭不敢叫

「那是1941年的初冬。一天早上，一架日軍飛機飛到常德上空，一路丟下許多穀粒、麥粒、黃豆、碎布條、棉花(事後知道它們染有鼠疫)。後來，家裡的老鼠突然多了，並不時發現有穀子，但誰也沒有在意。一天吃過早飯，嫂嫂突然昏倒在廁所旁，當時以為是陣痛，可待扶到床上，嫂嫂已不能說話，全身滾燙、發高燒。第二天，送到醫院一查竟是敗血性鼠疫。當晚，嫂嫂就死了。一家人悲痛欲絕，但哭也不敢哭，叫也不敢叫。一哭，鬼子知道，准要把嫂嫂的屍體拉出去燒掉。沒辦法，只好在後半夜租了條小船，由姐夫拉出去過江草草埋葬。」

一兩歲幼兒同日慘死

「誰料，第三天，姐夫竟因此傳染了鼠疫，倒在曬場上再也沒有起來。同天去世的，還有嫂嫂一手帶的、才一歲多的侄兒和從鄉下進城玩了沒兩天的年僅兩歲的弟弟……一家一下子死了那麼多人，遠在江西老家的伯父、叔叔趕來弔唁，沒想到也被染上，先後得鼠疫去世……」何英珍說起慘痛的往事，不禁老淚縱橫。

差一點被抬進棺材

寧波的錢貴法是當地鼠疫患者當中唯一的倖存者，當年16歲的他奇跡般地從死神手中逃脫了。1940年10月，日軍在寧波空投帶鼠疫的穀子，上百人很快染病死去，錢貴法也病倒了，被拉到最嚴重的甲級隔離區。「我被拉進病房後不久，前後左右躺著的人全都死了。他們身子躬著，滿臉發紫，嘴巴乾裂，樣子痛苦極了。到後來，我病得跟他們沒有什麼兩樣了，兩個抬屍體的喪葬工，見我躺在地上一動不動，以為我死了，抬起來就要往棺材裡放，其中一個眼尖，發現我微微掙扎了一下，連忙喊：這個人還在動，還在動！這樣，我才留在了人世……」

一生飽受鼠疫折磨

活過來的錢貴法一生飽受鼠疫病魔的折磨。他常常咳嗽、發燒，身體弱得連工作都難找。就在距第一次開庭還有兩個月的時候，本已辦好一切赴日手續的錢貴法 病逝了。

230多名日本律師公正辯護

這個原告團還有一個龐大的辯護團，由230多名日本律師組成，他們中間有前日本律師協會會長土屋公獻，知名律師一瀨敬一郎等，這些日本律師都是致力於呼籲日本政府制定戰爭賠償法的法律界人士。在此次訴訟中他們以客觀公正的態度，為搜尋日本施行細菌戰的證據提供了不少幫助。

原告團總代表是位女性

在這個龐大的原告團中，擔任團長、總代表的卻是一位瘦小而精力充沛的女性，她的名字叫王選。

王選祖籍義烏崇山村，生長在上海，從大學英語系畢業後，又隨丈夫留學日本。昨天，記者撥通了王選在日本姬路市家中的電話。曾在11月21日回到北京主持「侵華日軍細菌戰研討會」，與記者有過一面之緣的她依然是高亢的聲調，語速極快。

健康男孩目光絕望

王選說自己參加並全心投入訴訟團工作原因有三：一是自己的親叔叔就是死於1942年日軍投下的鼠疫，屬於受害者親屬；二是她曾插隊到老家崇山村，聽到村民們講述侵華日軍的恐怖暴行，對侵略者的丑惡行徑十分義憤；三是1995年在一本雜志上看到的一幅照片讓她深受震動。「那是一幅三個即將充作試驗『材料』的中國人戴著腳鐐被反綁在樹上的照片，是由一個押送他們到山海關的日本士兵拍的。中間的那個男孩非常年輕、健康，他正視著鏡頭，那目光里的絕望與無奈讓我深受震動。在坐新干線回來的路上，三個小時中間，我忍不住地流淚。」王選激動地說。

日本政府拒不認罪

作為團長和總代表，作為團里唯一精通英語、日語的人，王選在十幾次法庭審理中先後代表原告慷慨陳詞。她堅信，歷史必將得到公正的判決。

十幾次的開庭，王選和許多受害人多次陳詞，但被告方日本政府卻拒絕承擔責 任。

當年火葬爐日日冒煙

在日本律師的共同努力下，原告團得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保存有當年日本陸軍軍官井本熊男的業務日記，中間有關於細菌作戰的記載：1941年11月4日，一架輕型轟炸機在中國湖南省的常德散布了36公斤帶有鼠疫的跳蚤。過了兩周以後，便出現了有關鼠疫大流行的「戰果報告」。據了解，當年常德死於鼠疫的，光有名有姓的就有幾百人。設在常德市大西門外千佛寺的火葬爐日日冒煙，據記載，那裡先後火化了360具屍體。

特殊人證態度突變

原告團於是同井本熊男取得了聯系，井本本人也表示願意協助調查。但開庭後不久，井本突然態度轉變，拒絕再與原告團人員直接見面，而是委託了律師出來擋駕。而日本防衛廳也以「井本日記是私人物品」為由，拒絕以此作為細菌戰物證出示。

鼠疫後遺症還在發作

王選說：細菌戰不僅是歷史，而且是現實。的確，50年後，在常德一些地方仍發現有鼠疫。義烏崇山村20多名鼠疫感染倖存者中，經血液化驗，三人全呈陽性。1996年底，義烏市防疫站在城區、崇山村等鼠疫曾流行地區抓了1000隻老鼠，其中一隻仍呈抗體反應。這說明鼠疫細菌歷經風霜雨雪，仍頑強地殘留在某個不知名的角落。

金華一些山村不少村民患有爛腳病，王選在調查中發現，這也是鼠疫後遺症的一種。

子子孫孫一追到底

說起12月4日的庭審，王選表示，她還會在庭上陳詞。對於訴訟，「我們會子子孫孫將官司打下去。」王選說。她表示，明年將爭取進入事實調查階段，讓證人出庭作證。

新聞背景

日方代表竟引用《大日本帝國憲法》

日本《東京新聞》報道，東京地方法院1998年2月16日開庭審理日本侵略軍731部隊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起訴日本政府索賠案，但日本政府代表表示拒絕承擔責任。

日本政府代表竟然引用100年前制定的所謂《大日本帝國憲法》表示，國家並不承擔對於這場戰爭受害者的賠償。他們在《答辯書》中以起訴時效已超過20年為由，要求法庭駁回中國原告的起訴。

㈢ 細菌戰的受害調查

細菌戰受害調查，是指第二次世界中，日本侵略軍在中國進行烈性傳染病的實驗、傳播等戰爭行為，所造成的人身損害後果的歷史資料、實物質、遺址等的確認、收集、整理和分析，受害者本人及親屬的圖文記錄（包括攝影、錄音、錄像）。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項調查實屬搶救性工作。這項調查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追究日本政府實施細菌戰的戰爭責任，向中國人民謝罪和賠償。 一。從調查主體上看，分為：
1。學者調查，是指歷史、醫學等社會學者的調查。如浙江師范大學張世欣教授調查後編箸了《浙江省崇山村侵華日軍細菌戰罪行史實》一書；原寧波市醫學科學研究所所長黃可泰等人調查後編箸了《寧波鼠疫史實》一書；衢州市防疫站邱明軒先生調查後編箸了《罪證》一書，並撰寫了《細菌戰與隱患》一書書稿有待出版。
2。律師調查，是指中、外律師為訴訟而進行的調查。如從1995年2月開始，在王選女士陪下，日本律師一瀨敬一郎等人到浙江、湖南等地進行訴訟的調查取證。
3。新聞調查，是指新聞記者進行的調查。如新華社浙江分社高級記者譚進，從1998年起對浙江、山東、雲南等地侵華日軍細菌戰罪行進行重點采樣性調查，並在海內外許多媒體上用文字、圖片形式披露了有關史實。
4。其他人員調查，是指中、外各界人士自發的調查。如1991年，日本靜岡縣中學歷史老師森正孝到義烏崇山村調查後，又會同松井英介醫生多次到中國調查，並在日本成立了「日軍細菌戰歷史事實揭露會」，從此揭開中、日民間細菌戰調查的序幕和引發後來的細菌戰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 1。烈性傳染病病種調查，細菌戰中的烈性傳染病主要是鼠疫、霍亂、傷寒、副傷寒、炭疽。
2。傳播方法、方式調查，如1940年時，日軍在寧波、衢州日用飛機空投帶菌跳蚤；1944年，日軍在麗水是散布帶菌的食物。
3。歷史文獻的收集，如地方誌、衛生志、報刊、雜志，日本、中華民國政府和軍隊的檔案、回憶錄等。
4。遺址、遺物的確認收集，如寧波市開明街的焚毀地、義烏市崇山村的林山寺（日軍對受害者的解剖之地）。
5。受害人本人的陳述。
6。受害人親屬的陳述。 1。傳染病學、防疫學的方法。
2。文字記錄的方法，如調查筆錄、陳述書等。
3。攝影的方法，如陸軍杭州療養院的李曉方幹事，花了兩年時間對浙江、江西兩省的炭疽病人（爛腳）進行了專門拍攝，已積累照片300多張，准備出書。
4。錄音、錄像的方法，如2003年2月3日下午，王選、樓獻對抗戰刊期浙江省防疫站的方祥發先進行訪問調查，由中央電視台編導郭嶺梅等人全程攝記錄片。
5。復制的方法，如對歷史文獻的復印、復制，最好能在復製件上蓋上歷史文獻保存單位的印章，寫明復制日期、「與原文件核對無誤」及復制人的姓名。
6。公證的方法，即將有關的歷史資料、受害人及親屬的陳述到當地公證機關進行公證，以保證所調查的材料的真實性、合法性。 一。如何確定田野調查地點
1。從歷史文獻上查找，比如「二戰」時期的報紙、雜志等；
2。從地方誌、衛生志上查；
3。從日本、民國政府的檔案上查（包括國民黨軍隊、日本軍隊及偽軍的軍事檔案）；
4。從老年人的回憶錄、回憶文章上查（經常刊登在各級政協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匯編上）；
5。從受害者及親屬的敘述中。
通過以上尋查方法，從而確定日軍曾在什麼地方（村鎮）傳播過烈性傳染病。
二。如何確定各種烈性傳染病
1。鼠疫的特徵：
1894年，瑞士細菌學家耶辛（A.Yersin1863--1943)和日本細菌學家北里柴三郎，在香港發現了引起鼠疫的病原體----鼠疫桿菌。鼠疫分為腺鼠疫、肺鼠疫和敗血型鼠疫等幾種。醫學臨床表現為：起病前10日內，在疫區生活或日軍施放細菌的環境中停留者，突然發病。病情迅速惡化的高熱病人，具有以列癥候群之一者：急性淋巴結腫脹，劇烈疼痛，出現被迫性體位；呼吸困難，咳血性痰；具有毒血癥候、迅速虛脫；伴有重度中毒癥候的其他癥候群。
民間是這么形容的：起病迅速，突發高燒，頭痛、口渴、惡寒、嘔吐、出血、淋巴結腫大、四肢捲曲痙攣、猝然眼珠上翻，腳一蹬、口吐鮮血、咽氣死亡。鼠疫中肺鼠疫是最嚴重的一種，由於飛沫感染，具有高傳染性，病死率極高；在二、三天內因心率衰竭，出血死亡。
鼠疫的傳播媒介是老鼠和跳蚤，老鼠寄生跳蚤，疫鼠是菌蚤的載體。日軍投放的鼠疫菌蚤咬人或老鼠，人或老鼠染發鼠疫；無菌蚤叮咬鼠疫疾病人、病鼠後而成菌蚤，由人和老鼠向外攜帶；菌蚤再叮咬人或老鼠而造成蔓延。老鼠帶著菌蚤在鄰居間流竄，引發鄰居鼠疫。人或老鼠如果帶著菌蚤，人和老鼠的流動，就成為鼠疫傳染的途徑。
因而，鼠疫以同室居住的親人傳染最為厲害。疫菌首先傳給一起生活和服侍的人。因而往往一人染病引起全家多人死亡甚至死光。運用親人傳親人的鼠疫特點，使之滅絕種族，是日軍細菌戰的罪惡目的。
2。霍亂的特徵：
霍亂是由霍亂弧菌引起的急性腸道傳染病。臨床表現為：劇烈的腹瀉，水樣便（黃水樣、清水樣、米泔樣或血水樣）伴有嘔吐，迅速出現嚴重脫水，循環衰竭及肌肉痙攣。霍亂流行期間有明確接觸史（如同餐、同住或護理者等），並引發瀉吐症狀而無其它原因可查者。
3。傷寒（副傷寒）的特徵：
傷寒是由傷寒桿菌引起的經消化道傳播的急性傳染病。臨床主要表現為：持續性高熱、畏寒、精神萎靡、無欲、頭痛、食慾不振、腹脹、皮膚出現玫瑰疹、脾大。主要並發症為腸出血、腸穿孔。 4。炭疽的特徵：
由炭疽桿菌所致的傳染病。臨床上主要表現為：局部皮膚壞死及特異的黑痂，或表現為肺部、腸道及腦膜的急性感染，有時伴有炭疽桿菌性敗血症。臨床表現為：
皮膚炭疽，開始表現為類似蚊蟲叮咬的小包，但是一兩天後就呈皰疹狀，然後潰破成潰瘍，周圍出現淋巴腫脹，死亡率大約是20%。
腸炭疽，主要是由於進食帶菌肉所致，以急性腸道感染為特徵，主要症狀是惡心、厭食、嘔吐和發熱，重者腹痛、吐血，並有嚴重的水樣便。腸炭疽導致的死亡病例占患者的70%-80%）
肺炭疽，急性起病，輕者有胸悶、胸痛，全身不適，發熱，咳嗽，咯粘液痰帶血。重者以寒戰、高熱起病，由於淋巴結腫大、出血並壓迫支氣管造成呼吸窘迫、氣急喘鳴、咳嗽、紫紺、血樣痰等。不治療者幾乎全部死亡。
炭疽幾乎是一種永不死亡的細菌，生物恐怖主義者看中這種細菌，就是因為它有旺盛的生命力。炭疽菌屬於芽孢桿菌，所有的芽孢桿菌都有一個共同特徵：它們能夠形成芽孢，因而不容易死亡。在環境惡劣的時候，細菌內部會有一小部分濃縮起來在這一部分周圍形成幾層堅硬的殼，裡面的生命活動變得非常緩慢，而殼外的那部分就死亡、消失了，這就是芽孢。
只要環境一好，殼裡面的部分就會像「發芽」一樣長出來，又成了能夠繁殖的細菌。據介紹，1942年，英國為了做實驗，把4000頭羊流放在格陵蘭島上，並投下炭疽菌。1998年，英國政再派人到島上復查時，羊的屍骨找不到了，而炭疽孢子卻還活著！
三。如何確定受害人
1。死亡的時間、地點（死亡當時的地址名稱）；
2。發病的原因（得病的途徑、症狀）、時間；
3。同一家庭或家族中有無相繼死亡的人員；
4。同一村莊、相同死因，有哪些？
四。如何確定受害人的親屬
1。家譜（口述亦可）；
2。所在村莊、單位，最好是公安機關證明；
3。或有同村同族相同年齡的兩人以上證明。
五。如何製作調查筆錄
1。調查的時間、地點；
2。調查人員的姓名（二人以上）、記錄人員的姓名、姓別，身份、住址、聯絡方式、身證證號碼；
3。被調查人的姓名、住址、年齡、性別、身份證號碼、聯絡方式；
4。首先告知被調查人為了什麼事情身他（她）作調查，請他（她）如實陳述，不得虛假；
5。其次確認被調查者與受害人的關系；
6。受害人死亡的時間、地點、病因、症狀；
7。受害人得病的途徑（或日軍傳播細菌的方式）；
8。是否有與受害人同時死亡的其他人；
9。被調查人的上述敘述從何而來，是否還有其他人可以印證；
10。最後講以上筆錄請你看一下或讀給你聽下，如無誤，請你簽名、按手印；
11。被調查人簽名時，要寫上「以上筆錄看過，與我講的一樣」及日期；
12。兩位調查人簽名和簽署日期。
六。如何攝影（錄音、錄像）
1。攝影與被攝影人的姓名、年齡、住址、身份證號碼、通訊方式；
2。攝影的時間（年月日）、地點；
3。所攝內容：是什麼烈性傳染病，或什麼遺址，或什麼人。
七。如何公證
1。一般來說，每個縣、區（市的區）都有公證機關（公證處）；
2。調查人員將收復集到的歷史文獻復制後，到當地公證機關公證；
3。調查人員與被調查者一同到公證機關，面對公證員，由調查人員製作調查筆錄或攝影、攝像
4。受害者本人或親屬直接到公證機關，面對公證員將受害者受害經過進行陳述進行公證；
5。由公證機關出具公證文書。

㈣ 當年日本人的細菌戰把細菌投在了哪裡，又對中國造成了什麼影響

一本看似不起眼的日文資料，卻被專家們認為是一本揭示日本細菌戰的罕見物證。1944年4月，日本戰敗前夕也是其最瘋狂的時期，日本細菌學界的精英們在日本京都開了一個會，展示了大量有關細菌研究的成果，這些成果還被印刷成冊。幾十年後，這本日本細菌學界的研究成果被一位中國民間收藏家得到。 81頁的日本細菌學研究摘要 記者在收藏家吳建勛家中見到了這本印有《第18屆日本細菌學會演說及演示摘要》的資料，它和32開書本大小一致，紙張略微泛黃。總共81頁的資料收錄了與會者的演講摘要122篇、演示摘要25篇。 根據資料封底內容，參加這次會議的除「滿洲第731部隊」外，還有60多個分別設在日本、朝鮮、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的日本細菌研究機構。 活人解剖和人體實驗 那麼，這本資料里究竟有些什麼呢？吳建勛找人對其中部分內容進行翻譯，整理出部分內容。 「昭和17年(1942年)5月中旬，……發現距牡丹江市西南200公里的海林境內，從事森林砍伐及運輸的作業人員中流行伴有劇烈熱性麻痹的腦炎……根據昭和18年3月後的作戰要求，我們開始著手該疾病的調查研究。5月中旬，從秘密聯絡的當地工作者那裡得知該地又發現2名疑似患者，我們火速趕往現場抓捕帶回。深夜，石川醫生將兩名腦炎患者解剖後獲得一種病毒……證明為森林扁虱腦炎。」 「昭和18年夏(1943年)，日本長崎再度暴發小規模流行登革熱。我們對患者采血後注入老鼠腦內……從而成功地進行了登革熱病毒的繁衍，隨後又注入到健康人體內，果然引起了登革熱。」 活人解剖、人體實驗、病毒實驗……書中這樣的內容還有不少。 罕見資料將是有利物證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在對資料進行初步研究後說，自己從沒見過這樣一本較為完整、系統記錄日本細菌戰研究的歷史資料，這對民間索賠是一個有利物證。(據新華社北京3月12日電) 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是日本軍國主義最高統治者下令組建的細菌戰秘密部隊，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最滅絕人性的細菌戰研究中心。他們利用健康活人進行細菌戰和毒氣戰等實驗，與奧斯維辛集中營和南京大屠殺同樣駭人聽聞。 七三一部隊1932年在中國哈爾濱設立研究中心。這支部隊擁有3000多名細菌專家和研究人員，分工負責實驗和生產細菌武器，殘忍地對各國抗日誌士和中國平民的健康人體用鼠疫、傷寒、霍亂、炭疽等細菌和毒氣進行活人實驗和慘無人道的活體解剖，先後有一萬多名中、蘇、朝、蒙戰俘和健康平民慘死在這里。 經研究證實，這個部隊當時已具有可將人類毀滅數次的細菌武器生產能力，他們的「研究成果」投放戰場，致使20萬人死傷。1945年8月，七三一部隊為了銷毀罪證，在敗退時炸毀了這里的主要實驗設施。 2000年，有關專家在黑龍江省檔案館首次發現並公布了731部隊用活人作細菌實驗的原始文字材料——「特別輸送檔案」，是該部隊敗退時來不及銷毀而意外留下的，是侵華日軍進行人體實驗的直接罪證。 侵華日軍在中國設立了若干支細菌戰部隊，共設有63個支隊，而七三一部隊是他們的研究和指揮中心。侵華日軍的人體實驗不僅在七三一部隊進行，其他各細菌部隊包括部分日軍陸軍醫院都干著同樣的人體實驗的勾當。到1943年末，侵華日軍幾乎每個師團都配有防疫給水部隊，以防疫給水為名進行各種人體實驗活動。 此次公布的人體凍傷實驗就是由北支那防疫給水部完成的，該部又稱北京1855部隊。據這個防疫給水部濟南支部翻譯官、已去世的韓國人崔享振證實：「這支部隊每年至少要用500人進行人體實驗。」 另據原廣州8604部隊隊員丸山茂提供，在日軍侵佔香港期間，大量香港難民湧入廣州，廣州8604部隊利用難民營中缺少食品為由，向難民提供摻入細菌的食品，致使數百人死亡。 中國政府為保護731安達野外實驗場遺址而設立的石碑 二戰結束前，日軍為消滅罪證炸毀了七三一細菌戰實驗基地的大部分設施，並將實驗資料移交美軍，後被用於朝鮮和越南戰場，對戰後西方細菌戰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七三一部隊的大部分戰犯至今未能受到應有的審判。 為永久保存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遺址這個二戰中極為特殊的標志性遺址，從2000年開始，經國家文物局的批准，有關部門耗資近億元對七三一部隊遺址進行了首次全面清理，發現了300多件人體解剖用具。同時，採取措施對這個遺址進行保護，決定將其建成一座呼喚人類和平的遺址公園，並將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曾深受殘害的中國眾多倖存者以及侵華日軍悔罪者提供的大量證據證明，當年侵華日軍實施的細菌戰罪行累累，不容否認。 中國官方消息29日說，就侵華日軍在中國實施滅絕人性的細菌戰犯下的罪行，多年來，中國眾多受害倖存者先後提供了大量證據，一批受害者及親屬曾向日本有關法院提出訴訟。 而當年侵華日軍有關人員也以多種方式，提供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殺害中國人民的證據。這些當年細菌戰的參與者人性復歸，有的通過日中友好組織，以各種方式向中國人民謝罪、認罪；有的沖破層層阻力，提供侵華日軍細菌戰的證據；有的多年隱沒，臨終前把日軍細菌戰的證據交與後人，希望有朝一日公布於眾；有的垂暮之年，病體纏身，自感當年從事細菌戰罪孽深重，以拒葯、絕食等方式，表達痛悔之情。 據了解，提供證據的前侵華日軍人員有：第731部隊少年隊隊員田村良雄、第731部隊工務班土木建築員兼司機鈴木進、第731部隊抄寫員鈴木春房、駐華北（北平）北支甲第1885部隊第三課鼠疫、跳蚤生產技術員伊藤影明、駐廣州波字第八六四零部隊第一課細菌檢驗員丸山茂、第731部隊成員田中信一和前侵華日軍航空員松本正等。 據受害人提供的證據證明：1940年10月下旬，日軍飛機在浙江寧波地區上空低飛，撒下麥子、麵粉、栗子、棉花等物，裡面夾有大量跳蚤。幾天後，這一地區先後有上百人患鼠疫，除個別人倖免外，其餘全部死亡，有多戶全家死絕。當時，經有關衛生檢疫部門檢驗證明，日軍飛機拋撒物夾有鼠疫菌。 日本「日侵華軍細菌實驗戰調查團」先後四次來華。1991年8月，他們在浙江義烏市江灣鄉，會見了當年在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倖免於難的五位村民。其中，64歲的王來勇回憶，1942年10月上旬，日軍飛機在空中撒下白色煙霧，落在村裡不久，老鼠大量死亡，村裡許多人發病，口吐白沫或咯血而死，一天最多死亡20多人。這個市的衛生工作者曾作過調查，侵華日軍當年在義烏市崇山村造成鼠疫流行，死亡者達380人。 前侵華日軍駐廣州波字第8640部隊細菌檢驗員、班長丸山茂證實，1942年，他所在的日軍細菌戰部隊曾向廣州南石頭粵港難民收容所秘密使用細菌戰劑，殺害中國人上千名。1995年，丸山茂來中國，按日本人謝罪方式，剃成光頭，淚流滿面地跪在「粵港難民之墓」前認罪謝罪。事後，他向有關人員一一指證當年侵華日軍細菌戰部隊的遺址。

㈤ 日本對華實施細菌戰，給我國造成了哪些重大損失以及影響

首先，我們先來了解一下日軍在中國實行的細菌戰中，殺傷力比較大的幾次戰役：

·1939年8月，中蘇邊界“諾蒙罕戰役”。常重帶領22名敢死隊員，在哈拉哈河乘2隻膠皮筏順水將22.5公斤傷寒、霍亂、鼠疫、鼻疽等細菌撒入河水中，向蘇蒙軍進行細菌戰，給雙方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同時將細菌撒 到水中，污染了水源，給沿岸百姓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給我國造成的重大損失及影響

·使大量中國人死亡

一說細菌戰最痛苦的莫過於人民。在細菌戰中，日本細菌部隊的殘忍行徑，使成百上千的中國人死亡、受傷

·損傷財力

·堅定了中華兒女抗日的決心

日軍一次次慘無人道的行徑，不僅不能增強中華人民對其的恐懼，而且使更多中華兒女覺醒，建立起共同抗日的堅固占線

·使全世界人民意識到日軍的侵略行徑，共同建立起反法西斯戰線

言猶在耳，痛定思痛；以史為鑒，知恥而改。沒有什麼比生命更重要，沒有什麼比和平更美好。希望我們都能以史為鑒，珍惜當下！

㈥ 日本細菌戰給中國帶來的災害

能讓日本沉沒的中國女人

她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女性，用柔弱的雙肩挑起了民族的道義，帶領她身後的180位中國受害者代表，撥開銹蝕了60年的歷史霧障，使人類文明史上最慘無人道的罪惡大白於天下；
她的行動感動了中國，也感動了世界上有良知的人們。

王選，一個從外表上看顯得有些柔弱的女子，一個普通的中國女人。自1995年始，她放棄了在日執教的優厚待遇，帶領一群曾在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受害的同胞，執著地走上了對日訴訟索賠之路。
她被美國歷史學家、《死亡工廠》一書的作者謝爾頓·H·哈里斯稱作「正義的嘹亮的號角」。
謝爾頓說：「如果中國有兩個王選，日本就會沉沒。」
王選1952年8月6日生於上海。父母給她起這個名字，是希望她長大以後能夠很好地選擇、把握自己的命運。王選比窗檯高一點兒的時候，在上海市高等法院擔任法官的父親給她講述了40年代鬼子在他的家鄉浙江義烏崇山村實施的細菌戰。多少年之後，她還清楚地記得父親講起叔叔因感染鼠疫受盡折磨死去時那痛苦而恐怖的神情。1969年，王選作為知識青年到崇山村插隊。和鄉親們一起生活的4年間她深深地感到，戰爭雖然已經遠去，但「殺人工廠」製造的鼠疫給這里造成的環境災難、給人們造成的精神創傷，卻沒有被時間磨平。
1973年，王選被推薦到杭州大學學習英語，1976年畢業後回到義烏中學當英語教師。1984年調到杭州外語學校任教。1987年留學日本，兩年後以優異的成績獲得築波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1994年4月，在日本一家公司擔任中國商務研究員的王選回到闊別多年的崇山村探親。堂叔告訴她，半個世紀前日軍製造的那場鼠疫還在禍及子孫，他們已經以民間的名義寫信給日本政府要求戰爭賠償，日本民間已經來人調查過了。一時間，父親講述的13歲就被鼠疫奪去生命的小叔叔臨死前的悲慘情景又在王選的腦海中閃現，她覺得應該參與這件事，因為鄉親們沒有與日本人交流的能力。那次回國，是王選從事侵華日軍細菌戰調查工作的起點。
1995年8月3日，本打算赴美深造的王選在日本的一張英文報紙《日本時報》上看到一則日本共同社采寫的消息：在中國黑龍江省召開的第一屆日本「731」部隊國際研討會上，日本和平運動活動家森正孝和松井英介報告了在浙江省義烏市崇山村調查「731」部隊細菌戰引起的鼠疫流行造成的損害，3個村民代表村民要求日本政府謝罪賠償。
王選怦然心動——3個都是熟悉的名字，其中之一是自己的堂叔。從這天起，王選選擇了另一種人生：為那些不知名的同胞討回公道和尊嚴。她放棄了留學美國的計劃，辭退了英語教師的工作。12月，她與森正孝組織的日本市民調查團，到義烏市崇山村調查取證，組織訴訟。 村民們的回憶使她彷彿看見了當年的噩夢：1942年，一架日軍飛機低低地飛過崇山村，十幾天後，村裡爆發了可怕的瘟疫，396個村民痛苦地死去，這其中包括王選父輩的8位親人，有的人家的全家人都死光了。當時，村裡人並不知道這場災難的真正原因。不久，一支自稱「防疫部隊」的日軍來到崇山村，把村民騙到寺廟、拖到野地進行活體解剖；他們還扒開新墳，把剛死者的內臟取出來，或是把手臂、大腿砍了，或是把淋巴部分割了……
日本著名社會活動家森正孝從1980年開始調查侵華日軍細菌戰罪行，他的調查結果曾震驚日本。王選從他那裡得知1644部隊的衛生兵、負責看押做實驗用的中國人的老兵松本博吐露的真相：他親眼目睹將6個中國人扒光衣服，然後給他們注射不同的細菌，塞進一米見方的籠子，用他們的身體培養細菌。食物從籠子下面塞進去，糞便也從那裡排出。一個多月後，人快不行了，拖出來化驗；沒有利用價值了，切斷大腿動脈，插上橡皮管接血，用來製造細菌武器。為了把血抽盡，用腳踩壓被試驗者的心臟，一直踩到血管冒出氣泡為止。血流沒了，軀體還在不停地痙攣。長官命令他們，「要利用到最後一滴血」。采完血把人扔進旁邊的焚屍爐燒掉。他負責看管的那個房間，平均一個星期就死一個中國人。在他當兵的一年零九個月中，從未停止過。
之後，她又曾被一幅照片震撼了：3個戴著腳鐐即將充作試驗「材料」的中國人被圍綁在一棵樹上，他們顯然不知道被送到「731」部隊意味著什麼，但似乎意識到了這是一條不歸路。中間那個健康的男孩目光中流露出的恐懼、無助和絕望，讓60年後看到那個瞬間的王選，在乘新干線回家的3個小時的途中不住地流淚……
王選知道，這些還都只是「731」部隊部隊長石井四郎那個惡魔一手策劃的「要中國快速亡國滅種」的細菌戰的冰山一角。她要調查清楚細菌戰的冰山有多大。當年殃及中國近20個省的細菌戰（新疆、西藏、青海倖免）使數百萬中國人受害，戰後日本政府一直將真相掖著藏著。對於這種可恥、卑鄙的行徑，王選總是如骨鯁在喉。她發誓，要讓真相大白於天下。
1996年12月，王選與松井英介等日本和平人士在美國的國際會議上報告崇山村的細菌戰調查，並發表演講，她說：「今天我來到這里，是要給世界帶來一個信息，這就是，我們是人！我們已經沉默了50多年，但今天我要讓世界聽到我們的聲音——我們是人！」
尋找和揭露細菌戰真相、討回中國受害者尊嚴和人權的號角就這樣吹響了。王選提出，訴訟的關鍵是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搞清到底有多少受害人、受害范圍有多大，還歷史以本來的面目，利用事實阻止日本某些人篡改歷史、掩蓋真相、重蹈覆轍。她運用在日本學的實證研究方法縝密地調查取證，馬不停蹄地走訪受害地，尋找受害者，跑遍了大江南北……
隨著調查范圍的擴大和深入，一幅幅悲慘的細菌戰圖景出現在王選的眼前：1940年10月，日軍在浙江省衢州市用飛機投下感染到鼠疫的跳蚤，從1940年10月到1941年12月，造成至少2000人死亡。衢州的鼠疫向相鄰的義烏市區傳播，從1941年9月到1942年3月至少有230人死亡，同時在崇山村造成至少196人死亡，在塔下洲至少103人死亡。鼠疫還從義烏市傳播到東陽，從1941年10月到1942年4月至少有113人死亡。1940年10月，日軍在浙江省寧波市上空用飛機投下感染鼠疫的跳蚤，從1940年11月到12月，這一地區的細菌戰受害者至少有109人。1941年11月，日軍在湖南省常德市上空用飛機投下感染鼠疫的跳蚤，1941年11月至1945年1月，常德市細菌戰死亡人數至少達到7643人。1942年8月，日軍將混入霍亂菌的食物放到浙江省江山市的一些地方，引發鼠疫流行。1942年8月，江山城區和農村的蔡家山、七里橋等地至少100人死亡……
1997年，鄉親們見喝了洋墨水的王選辦事有條有理、踏踏實實，一致推舉她擔任「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
王選知道，戰前戰後，日本曾經銷毀了大量戰爭罪證；她也知道，在戰後，美國為了冷戰，為了得到日本用人體做實驗的技術資料，曾經與日本達成一個交易，因為這個交易，日本發動細菌戰的戰爭責任在戰後基本上沒被追究，發動細菌戰的戰爭犯罪就被掩蓋下來了。這個掩蓋持續了半個世紀以上，世界上絕大部分的人，特別是中國以外的國家的許多人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她現在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要讓人們都知道這個歷史事實，從零開始，從A、B、C開始。正是為了這個目的，1997年8月11日，在日本許多堅持正義的團體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王選代表108名中國細菌戰受害者（1999年原告增加到180名）第一次走進日本東京地方法院，要求日本政府就當年侵華日軍的細菌戰暴行向中國受害者謝罪賠償。
這是一場異常艱難的官司，至今，它已經進行了整整8年，而且肯定還要長時間地進行下去。因為王選所面對的不是一兩個對手，而是強大的日本右翼勢力和一些麻木的日本民眾；她承擔的不是一兩個人的囑托，而是那些滿身歷史傷口的人們對正義公道的追求。從這個意義上說，她的勇氣、不屈不撓的精神和正義感成就的不只是她個人辛苦而欣慰的人生，而是一段不可篡改的歷史和黑白分明的公道人心。
8年裡，30多次開庭，猶如30多次戰役。從日本到中國，從線索到真相，王選尋找證據，組織訴訟，聯合媒體，彷彿有力量在身後驅趕她一樣。對於她來說，最揪心最要命的莫過於搶時間了。原告們的年紀拖不起啊，日本法院的一審持續了5年，180個原告中已有1／6 的人去世了。
為了取得第一手證詞，王選決定踏破鐵鞋，尋訪當年在「731」部隊服役的日本士兵。可是原「731」部隊長石井四郎在戰敗撤退前規定過一個「三不」：不準說出去；不準擔任公職；不準互相聯系。由於有這個「三不」，許多老兵不敢出來作證。時間緊迫，王選不得不加快了尋找的腳步，在日本律師的幫助下，事情終於有了突破，一些日本老兵走出心靈的陰影，公開了參加細菌戰的事實。
筱冢良雄是這場訴訟中出庭作證的「731」部隊老兵之一。他回憶：「我第一次到中國時才16歲。1939年5月12日，作為『731』部隊的少年兵，我來到哈爾濱，但是沒人告訴我到底來做什麼。不聽、不看、不問，就是這支細菌戰部隊鐵的原則。後來，我一直在參與製造一種厲害的細菌。從1942年11月開始，在『口號棟』的7棟和8棟中使用鼠疫菌進行過人體實驗和活體解剖，目的是要確認自己製作的細菌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殺傷力，進而培育更毒的細菌——主要是鼠疫菌。用來作為實驗材料的，是日本憲兵隊和特務機構抓來的抗日分子。我們往活人體內注入富含細菌的血清，然後把得病將死的人活活解剖。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解剖一個30歲左右的男子，那是一個充滿智慧、具有知識分子風度的人。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在刷洗他的身體時，我的手腳都在哆嗦。我是閉著眼睛刷完他的臉的。」
聽完這段證詞，王選悲憤交加：如果這么嚴重的罪惡都可以一筆輕輕抹掉，這么可恥的罪惡竟不為世人所知，這么兇殘的施惡者都得不到應有的懲罰，還要公理、良知、法律做什麼！還要人類的文明做什麼！
一個個鐵證被擺到了世界輿論面前。一個個鐵證被擺到了法庭面前。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王選和她的原告團就能勝訴，事情遠遠比這復雜。2002年8月27日和2005年7月19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和日本東京高級法院曾先後對中國受害者訴日本政府案作出一審判決和二審終審判決，兩次判決的內容大同小異，都是認定了二戰中日軍使用細菌武器的事實，但駁回了謝罪賠償的訴訟請求——就是說，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二審「敗訴」！
雖然「敗訴」了，雖然法律之訴未得圓滿結果，然而王選說：我們勝利了！因為，「『死亡工廠』的蓋子已經被掀開。」畢竟，日本慘無人道的細菌戰史實不再湮沒無聞，真相已大白於天下，至少，東京高級法院對此都不再否定，這與日本政府過去一直拒絕公開資料並且拒不承認細菌戰罪行的態度已經截然不同。
這樣的勝利，雖然還不足以使我們欣慰，卻已是來之不易。這一點，王選心裡最清楚。從最初介入日軍細菌戰調查，到隨後長達8年的訴訟征程，她遍嘗酸甜苦辣，但還原歷史、伸張正義之心卻矢志未移，並且感動了無數人。
人們說，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日子裡，王選的行動更富有某種神聖的象徵意義。她的努力將我們帶入了歷史，也將歷史帶到了現實。

日本著名細菌戰研究專家近藤昭二先生攝制的反映中國細菌戰受難的紀錄片——《隱秘在黑暗中的731大屠殺》等電視片，被譽為「日本的良心」。他近日來魯調查細菌戰並在山大舉行報告會。他希望濟南將侵華日軍「1875部隊」濟南支隊用過的實驗室能盡量保持原樣，盡量把這段歷史保留下來。
「濟南這座樓房的構造和日本731部隊所用的實驗室一模一樣，就連房間內塗到牆腰的油漆顏色也是一樣的。我甚至有種感覺：房間里隨時會走出穿著白大褂的日本軍醫。」3月25日下午，日本著名細菌戰研究專家近藤昭二先生在山大舉行的報告會上，這樣講述自己在拍攝濟南侵華日軍細菌實驗室遺址時的心情。
這一次，細菌戰訴訟團團長王選是作為朋友兼翻譯，陪同近藤昭二專門來山東的。「近藤可是第一位來山東調查細菌戰的專家學者呀！」據王選介紹，近藤先生既是日本電視界資深記者，也是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原告團原告方日籍證人。
不敢正視
張自忠的塑像
「之所以特意來山東，是因為當年日軍細菌部隊在山東的破壞很大，特別是對『1875部隊』進行研究時，得知濟南有一個支隊，早就想來回訪一下部隊的舊址。」近藤先生說。
在山東短短3天的行程，近藤先生安排得相當緊湊。3月24日上午，近藤昭二來到位於濟南經六緯九路的山東省物資局院里的一棟日式灰色老樓，這里曾經是日軍「1875部隊」濟南支隊進行細菌戰實驗的地方。
而之前一天，近藤一行還專程去聊城參觀了張自忠將軍紀念館。同行的電視台記者透露了一個細節：近藤先生出館前又特意返了回去，在張將軍的塑像前站立良久。記者向他求證，這位日本「同行」很坦白地說：剛進門看到張將軍的塑像時，他被嚇了一跳，根本不敢正視，感覺從脊樑到腳都是冰涼的，就從塑像旁邊繞了過去。但在參觀完紀念館後，近藤先生決定，還是應該好好瞻仰一下這位抗日將軍的遺容，於是他又回到了塑像前，認真地把塑像拍了下來。
調查戰犯要先
和他們「交朋友」
近藤先生坦言，起初有個朋友給他看細菌戰的資料，他並不相信。但作為一個媒體記者，他的「好奇心」促使他開始調查。
近藤發現，要讓日本老兵說出過去的事情，是很難的。於是近藤把當年被審戰犯的名字和老的電話號碼本找出來，把與戰犯同名的人的電話記下來，挨個兒給他們打電話，跟他們提及731部隊，根據他們的反應判斷他們中誰是戰犯。這其中，近藤先生「施展」了一些頗為「狡猾」的手段。
「因為日本的老人希望在死前能還清良心債。」於是，近藤先生每找到一個老兵，就千方百計讓他說出過去的事情。近藤先生說自己甚至要先從老人的家屬做公關或者約老兵一起喝酒，通過這些攻心戰，才能把過去的事情「挖」出來，包括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
被譽為
「日本的良心」
「從1972年開始著手搜集日本細菌戰的資料，30多年來采訪了幾百名日軍老兵，拍攝過10部細菌戰紀錄片。」作為一名資深記者，近藤昭二的作品——《731部隊細菌戰資料集成》，成為全世界了解和研究731部隊細菌戰犯罪問題的最基本的資料；其攝制的反映中國細菌戰受難的紀錄片——《隱秘在黑暗中的731大屠殺》等電視片，在日本播出後引起強烈反響，被人們譽為「日本的良心」。
在離開濟南前，近藤先生說，他很希望「1875部隊」濟南支隊用過的實驗室能盡量保持原樣，盡量把這段歷史保留下來。如果在此建立紀念館，他也願意把自己多年來積攢的資料貢獻出來，以向人們展示這段歷史。

㈦ 當年日本人的細菌戰把細菌投在了哪裡，又對中國造成了什麼影響

1940年7月，日軍滿洲731部隊和「榮」字1644部隊派出飛機來到寧波投灑毒菌，共投下回傷寒菌液70公斤，霍亂菌液50千克及答沾染鼠疫菌的跳蚤5千克。

浙江是日軍進行細菌戰的重點地區，日軍731部隊持續5個月在浙江地區投下大量帶菌毒物，使浙江地區流行鼠疫。

1941年春天，日軍滿洲731部隊又在湖南常德，投下帶有鼠疫菌的毒物，使鼠疫在常德地區流行，造成幾千人喪生。

另外，在敵後抗曰根據地，日軍也積極進行細菌投毒活動。據不完全統計，八年抗戰中，敵後抗日根據地因日軍進行細菌戰而得傳染病的人數達到1200萬之多。

日軍細菌戰罪行馨竹難書，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

㈧ 世上如果有兩個王選，就足以讓日本沉沒

王選家有8位親人遇難。

代表中國受害者28次走上日本法庭的王選（前排左二）

憑著那份執著和鬥志，王選的名字和照片頻繁出現在媒體上，她還被CCTV評為2002年度「感動中國」人物。

敗訴之後，王選並未停止索賠的訴訟。就在2005年3月，王選帶著原告等10人進入日本內閣總理府，向當時的內閣總理大臣小泉純一郎和外務大臣町村信孝請願。出面接待的是內閣的兩位官員。

王選在內閣府請願。

王選當時用日語告訴對方：「我站在你們面前，既不代表中國人，也不代表日本人，我是代表一個人站在你們面前。細菌戰是人類歷史上最罪惡的一次犯罪，日本政府應有勇氣承認自己的過錯，並積極調查事實真相。我和所有的原告將非常樂意全力協助。如果日本政府仍然拒不承認，拒不謝罪，最後的結果將不利於中日友好。再過若干年後，這些細菌戰的受害者都將離開人世，人類的歷史上將留下一個莫大的遺憾。」

兩位官員一開始一再推卻，最後在王選的極力要求下只能表示，將在一個星期內將王選請願的內容向小泉純一郎匯報。

就這樣，這個瘦弱的中國女人漸漸成為很多人心中的「民族英雄」，也讓不少外國人對她既敬又畏。

美國歷史學家謝爾頓·H·哈里斯，寫過揭露日軍細菌戰的作品《死亡工廠》，他曾說，「只要有兩個王選這樣的中國女人，就可以讓日本沉沒」。

王選知曉後，回應說：「謝爾頓怎麼說，我是不在乎的。可能是他覺得我太『厲害』了。其實，即使有兩個王選，日本也不會沉沒。我覺得，我們不應該討論日本會不會『沉沒』的問題，而是自己要爭氣，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把國家建設強大。」

2002年3月7日，在曾被日軍細菌戰奪去1138名同胞的義烏市崇山村「義烏市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者英烈牆」前，謝爾頓·H·哈里斯（右3）與夫人茜拉·哈里斯（右4）及隨行的美國醫學專家們正傾聽王選介紹60年前眾多百姓染疫暴死的慘狀。

近些年，除了繼續為細菌戰賠償上訴外，王選正在做一件更難的事——修補歷史的黑洞。她和她的大學生志願者團隊，深入中國細菌戰受害地，查檔案，訪問倖存者，記錄口述。十幾年間，她的腳步遍布浙贛的山山水水，收集到900多位細菌戰爛腳人的調查、口述、影像。

年歲漸長，身體也不斷出現問題，王選卻依然是一個鬥士。為細菌戰受害者們尋找合適的治療方案，為受害者的治療籌錢，做細菌戰的專題研究，尋找抗日時期陣亡在外地的浙江籍將士，繼續起訴日本政府違憲……在她的努力倡導下，兩年前開展了細菌戰「爛腳病人」救助活動，迄今已救治來自浙江省金華市、麗水市、衢州市各區縣共118位老人。

2010年12月27日，衢州，日本友人在王選的陪同下調查細菌戰受害倖存者。

當年起訴的180位原告代表，現僅剩約三分之一在世。在王選的心底有一個願望：希望更多的人關注侵華日軍細菌戰這段歷史，不要做一個無知者；與此同時伸出手拉一把戰爭遺留「爛腳病」老人，幫助他們治癒裸露至今的戰爭創傷，在最後的人生歲月中，能有乾乾凈凈的腿，能穿上襪子，出門去走親戚。

為細菌戰奮戰22載，細菌戰的敗訴始終是王選心中的痛。就在這次「問吧」活動中，其中有人問道：敗訴後還在跟進嗎？

王選的回答是：「跟進了。力量有限，我們也在成為歷史。」

王選對於細菌戰的認知也在不斷變化和成長。對於日本人——那些認識到錯誤並在中國人面前下跪的老兵，王選早已不再仇恨，而是充滿悲憫。她希望細菌戰能夠盡快成為過去，讓他們在死亡之前能夠卸下包袱安心地死去。

「戰爭無贏家，所有的人在戰爭中都不可能得到什麼，只有失去。」

㈨ 崇山細菌戰死了多少人

細菌戰亦稱「生物戰」。是利用細菌或病毒作武器，以毒害人、畜及農作物，造成人工瘟疫的一種滅絕人性的罪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首先使用了細菌武器。戰後的一九二五年六月，在瑞士日內瓦簽訂的《關於禁用毒氣或類似毒品及細菌方法作戰議定書》，明確規定禁止使用細菌武器。然而，一些國家卻一直在研究和使用它。一九三五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曾先後在我國東北、廣州及南京等地建立製造細菌武器的專門機構，並於一九四o年至一九四二年在我國浙江、湖南及江西等地撒布過鼠疫和霍亂等病菌，以致造成這些疾病的發生和流行。
一本看似不起眼的日文資料，卻被專家們認為是一本揭示日本細菌戰的罕見物證。1944年4月，日本戰敗前夕也是其最瘋狂的時期，日本細菌學界的精英們在日本京都開了一個會，展示了大量有關細菌研究的成果，這些成果還被印刷成冊。幾十年後，這本日本細菌學界的研究成果被一位中國民間收藏家得到。

81頁的日本細菌學研究摘要

記者在收藏家吳建勛家中見到了這本印有《第18屆日本細菌學會演說及演示摘要》的資料，它和32開書本大小一致，紙張略微泛黃。總共81頁的資料收錄了與會者的演講摘要122篇、演示摘要25篇。

根據資料封底內容，參加這次會議的除「滿洲第731部隊」外，還有60多個分別設在日本、朝鮮、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的日本細菌研究機構。

活人解剖和人體實驗

那麼，這本資料里究竟有些什麼呢？吳建勛找人對其中部分內容進行翻譯，整理出部分內容。

「昭和17年(1942年)5月中旬，……發現距牡丹江市西南200公里的海林境內，從事森林砍伐及運輸的作業人員中流行伴有劇烈熱性麻痹的腦炎……根據昭和18年3月後的作戰要求，我們開始著手該疾病的調查研究。5月中旬，從秘密聯絡的當地工作者那裡得知該地又發現2名疑似患者，我們火速趕往現場抓捕帶回。深夜，石川醫生將兩名腦炎患者解剖後獲得一種病毒……證明為森林扁虱腦炎。」

「昭和18年夏(1943年)，日本長崎再度暴發小規模流行登革熱。我們對患者采血後注入老鼠腦內……從而成功地進行了登革熱病毒的繁衍，隨後又注入到健康人體內，果然引起了登革熱。」

活人解剖、人體實驗、病毒實驗……書中這樣的內容還有不少。

罕見資料將是有利物證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在對資料進行初步研究後說，自己從沒見過這樣一本較為完整、系統記錄日本細菌戰研究的歷史資料，這對民間索賠是一個有利物證。(據新華社北京3月12日電)
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是日本軍國主義最高統治者下令組建的細菌戰秘密部隊，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最滅絕人性的細菌戰研究中心。他們利用健康活人進行細菌戰和毒氣戰等實驗，與奧斯維辛集中營和南京大屠殺同樣駭人聽聞。

七三一部隊1932年在中國哈爾濱設立研究中心。這支部隊擁有3000多名細菌專家和研究人員，分工負責實驗和生產細菌武器，殘忍地對各國抗日誌士和中國平民的健康人體用鼠疫、傷寒、霍亂、炭疽等細菌和毒氣進行活人實驗和慘無人道的活體解剖，先後有一萬多名中、蘇、朝、蒙戰俘和健康平民慘死在這里。

經研究證實，這個部隊當時已具有可將人類毀滅數次的細菌武器生產能力，他們的「研究成果」投放戰場，致使20萬人死傷。1945年8月，七三一部隊為了銷毀罪證，在敗退時炸毀了這里的主要實驗設施。

2000年，有關專家在黑龍江省檔案館首次發現並公布了731部隊用活人作細菌實驗的原始文字材料——「特別輸送檔案」，是該部隊敗退時來不及銷毀而意外留下的，是侵華日軍進行人體實驗的直接罪證。

侵華日軍在中國設立了若干支細菌戰部隊，共設有63個支隊，而七三一部隊是他們的研究和指揮中心。侵華日軍的人體實驗不僅在七三一部隊進行，其他各細菌部隊包括部分日軍陸軍醫院都干著同樣的人體實驗的勾當。到1943年末，侵華日軍幾乎每個師團都配有防疫給水部隊，以防疫給水為名進行各種人體實驗活動。

此次公布的人體凍傷實驗就是由北支那防疫給水部完成的，該部又稱北京1855部隊。據這個防疫給水部濟南支部翻譯官、已去世的韓國人崔享振證實：「這支部隊每年至少要用500人進行人體實驗。」

另據原廣州8604部隊隊員丸山茂提供，在日軍侵佔香港期間，大量香港難民湧入廣州，廣州8604部隊利用難民營中缺少食品為由，向難民提供摻入細菌的食品，致使數百人死亡。

中國政府為保護731安達野外實驗場遺址而設立的石碑

二戰結束前，日軍為消滅罪證炸毀了七三一細菌戰實驗基地的大部分設施，並將實驗資料移交美軍，後被用於朝鮮和越南戰場，對戰後西方細菌戰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七三一部隊的大部分戰犯至今未能受到應有的審判。

為永久保存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遺址這個二戰中極為特殊的標志性遺址，從2000年開始，經國家文物局的批准，有關部門耗資近億元對七三一部隊遺址進行了首次全面清理，發現了300多件人體解剖用具。同時，採取措施對這個遺址進行保護，決定將其建成一座呼喚人類和平的遺址公園，並將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曾深受殘害的中國眾多倖存者以及侵華日軍悔罪者提供的大量證據證明，當年侵華日軍實施的細菌戰罪行累累，不容否認。

中國官方消息29日說，就侵華日軍在中國實施滅絕人性的細菌戰犯下的罪行，多年來，中國眾多受害倖存者先後提供了大量證據，一批受害者及親屬曾向日本有關法院提出訴訟。

而當年侵華日軍有關人員也以多種方式，提供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殺害中國人民的證據。這些當年細菌戰的參與者人性復歸，有的通過日中友好組織，以各種方式向中國人民謝罪、認罪；有的沖破層層阻力，提供侵華日軍細菌戰的證據；有的多年隱沒，臨終前把日軍細菌戰的證據交與後人，希望有朝一日公布於眾；有的垂暮之年，病體纏身，自感當年從事細菌戰罪孽深重，以拒葯、絕食等方式，表達痛悔之情。

據了解，提供證據的前侵華日軍人員有：第731部隊少年隊隊員田村良雄、第731部隊工務班土木建築員兼司機鈴木進、第731部隊抄寫員鈴木春房、駐華北（北平）北支甲第1885部隊第三課鼠疫、跳蚤生產技術員伊藤影明、駐廣州波字第八六四零部隊第一課細菌檢驗員丸山茂、第731部隊成員田中信一和前侵華日軍航空員松本正等。

據受害人提供的證據證明：1940年10月下旬，日軍飛機在浙江寧波地區上空低飛，撒下麥子、麵粉、栗子、棉花等物，裡面夾有大量跳蚤。幾天後，這一地區先後有上百人患鼠疫，除個別人倖免外，其餘全部死亡，有多戶全家死絕。當時，經有關衛生檢疫部門檢驗證明，日軍飛機拋撒物夾有鼠疫菌。

日本「日侵華軍細菌實驗戰調查團」先後四次來華。1991年8月，他們在浙江義烏市江灣鄉，會見了當年在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倖免於難的五位村民。其中，64歲的王來勇回憶，1942年10月上旬，日軍飛機在空中撒下白色煙霧，落在村裡不久，老鼠大量死亡，村裡許多人發病，口吐白沫或咯血而死，一天最多死亡20多人。這個市的衛生工作者曾作過調查，侵華日軍當年在義烏市崇山村造成鼠疫流行，死亡者達380人。

前侵華日軍駐廣州波字第8640部隊細菌檢驗員、班長丸山茂證實，1942年，他所在的日軍細菌戰部隊曾向廣州南石頭粵港難民收容所秘密使用細菌戰劑，殺害中國人上千名。1995年，丸山茂來中國，按日本人謝罪方式，剃成光頭，淚流滿面地跪在「粵港難民之墓」前認罪謝罪。事後，他向有關人員一一指證當年侵華日軍細菌戰部隊的遺址。

㈩ 求助!誰有關於侵華日軍毒氣、細菌戰方面的資料.

一本看似不起眼的日文資料，卻被專家們認為是一本揭示日本細菌戰的罕見物證。1944年4月，日本戰敗前夕也是其最瘋狂的時期，日本細菌學界的精英們在日本京都開了一個會，展示了大量有關細菌研究的成果，這些成果還被印刷成冊。幾十年後，這本日本細菌學界的研究成果被一位中國民間收藏家得到。

81頁的日本細菌學研究摘要

記者在收藏家吳建勛家中見到了這本印有《第18屆日本細菌學會演說及演示摘要》的資料，它和32開書本大小一致，紙張略微泛黃。總共81頁的資料收錄了與會者的演講摘要122篇、演示摘要25篇。

根據資料封底內容，參加這次會議的除「滿洲第731部隊」外，還有60多個分別設在日本、朝鮮、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的日本細菌研究機構。

活人解剖和人體實驗

那麼，這本資料里究竟有些什麼呢？吳建勛找人對其中部分內容進行翻譯，整理出部分內容。

「昭和17年(1942年)5月中旬，……發現距牡丹江市西南200公里的海林境內，從事森林砍伐及運輸的作業人員中流行伴有劇烈熱性麻痹的腦炎……根據昭和18年3月後的作戰要求，我們開始著手該疾病的調查研究。5月中旬，從秘密聯絡的當地工作者那裡得知該地又發現2名疑似患者，我們火速趕往現場抓捕帶回。深夜，石川醫生將兩名腦炎患者解剖後獲得一種病毒……證明為森林扁虱腦炎。」

「昭和18年夏(1943年)，日本長崎再度暴發小規模流行登革熱。我們對患者采血後注入老鼠腦內……從而成功地進行了登革熱病毒的繁衍，隨後又注入到健康人體內，果然引起了登革熱。」

活人解剖、人體實驗、病毒實驗……書中這樣的內容還有不少。

罕見資料將是有利物證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在對資料進行初步研究後說，自己從沒見過這樣一本較為完整、系統記錄日本細菌戰研究的歷史資料，這對民間索賠是一個有利物證。(據新華社北京3月12日電)
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是日本軍國主義最高統治者下令組建的細菌戰秘密部隊，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最滅絕人性的細菌戰研究中心。他們利用健康活人進行細菌戰和毒氣戰等實驗，與奧斯維辛集中營和南京大屠殺同樣駭人聽聞。

七三一部隊1932年在中國哈爾濱設立研究中心。這支部隊擁有3000多名細菌專家和研究人員，分工負責實驗和生產細菌武器，殘忍地對各國抗日誌士和中國平民的健康人體用鼠疫、傷寒、霍亂、炭疽等細菌和毒氣進行活人實驗和慘無人道的活體解剖，先後有一萬多名中、蘇、朝、蒙戰俘和健康平民慘死在這里。

經研究證實，這個部隊當時已具有可將人類毀滅數次的細菌武器生產能力，他們的「研究成果」投放戰場，致使20萬人死傷。1945年8月，七三一部隊為了銷毀罪證，在敗退時炸毀了這里的主要實驗設施。

2000年，有關專家在黑龍江省檔案館首次發現並公布了731部隊用活人作細菌實驗的原始文字材料——「特別輸送檔案」，是該部隊敗退時來不及銷毀而意外留下的，是侵華日軍進行人體實驗的直接罪證。

侵華日軍在中國設立了若干支細菌戰部隊，共設有63個支隊，而七三一部隊是他們的研究和指揮中心。侵華日軍的人體實驗不僅在七三一部隊進行，其他各細菌部隊包括部分日軍陸軍醫院都干著同樣的人體實驗的勾當。到1943年末，侵華日軍幾乎每個師團都配有防疫給水部隊，以防疫給水為名進行各種人體實驗活動。

此次公布的人體凍傷實驗就是由北支那防疫給水部完成的，該部又稱北京1855部隊。據這個防疫給水部濟南支部翻譯官、已去世的韓國人崔享振證實：「這支部隊每年至少要用500人進行人體實驗。」

另據原廣州8604部隊隊員丸山茂提供，在日軍侵佔香港期間，大量香港難民湧入廣州，廣州8604部隊利用難民營中缺少食品為由，向難民提供摻入細菌的食品，致使數百人死亡。

中國政府為保護731安達野外實驗場遺址而設立的石碑

二戰結束前，日軍為消滅罪證炸毀了七三一細菌戰實驗基地的大部分設施，並將實驗資料移交美軍，後被用於朝鮮和越南戰場，對戰後西方細菌戰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七三一部隊的大部分戰犯至今未能受到應有的審判。

為永久保存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遺址這個二戰中極為特殊的標志性遺址，從2000年開始，經國家文物局的批准，有關部門耗資近億元對七三一部隊遺址進行了首次全面清理，發現了300多件人體解剖用具。同時，採取措施對這個遺址進行保護，決定將其建成一座呼喚人類和平的遺址公園，並將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曾深受殘害的中國眾多倖存者以及侵華日軍悔罪者提供的大量證據證明，當年侵華日軍實施的細菌戰罪行累累，不容否認。

中國官方消息29日說，就侵華日軍在中國實施滅絕人性的細菌戰犯下的罪行，多年來，中國眾多受害倖存者先後提供了大量證據，一批受害者及親屬曾向日本有關法院提出訴訟。

而當年侵華日軍有關人員也以多種方式，提供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殺害中國人民的證據。這些當年細菌戰的參與者人性復歸，有的通過日中友好組織，以各種方式向中國人民謝罪、認罪；有的沖破層層阻力，提供侵華日軍細菌戰的證據；有的多年隱沒，臨終前把日軍細菌戰的證據交與後人，希望有朝一日公布於眾；有的垂暮之年，病體纏身，自感當年從事細菌戰罪孽深重，以拒葯、絕食等方式，表達痛悔之情。

據了解，提供證據的前侵華日軍人員有：第731部隊少年隊隊員田村良雄、第731部隊工務班土木建築員兼司機鈴木進、第731部隊抄寫員鈴木春房、駐華北（北平）北支甲第1885部隊第三課鼠疫、跳蚤生產技術員伊藤影明、駐廣州波字第八六四零部隊第一課細菌檢驗員丸山茂、第731部隊成員田中信一和前侵華日軍航空員松本正等。

據受害人提供的證據證明：1940年10月下旬，日軍飛機在浙江寧波地區上空低飛，撒下麥子、麵粉、栗子、棉花等物，裡面夾有大量跳蚤。幾天後，這一地區先後有上百人患鼠疫，除個別人倖免外，其餘全部死亡，有多戶全家死絕。當時，經有關衛生檢疫部門檢驗證明，日軍飛機拋撒物夾有鼠疫菌。

日本「日侵華軍細菌實驗戰調查團」先後四次來華。1991年8月，他們在浙江義烏市江灣鄉，會見了當年在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倖免於難的五位村民。其中，64歲的王來勇回憶，1942年10月上旬，日軍飛機在空中撒下白色煙霧，落在村裡不久，老鼠大量死亡，村裡許多人發病，口吐白沫或咯血而死，一天最多死亡20多人。這個市的衛生工作者曾作過調查，侵華日軍當年在義烏市崇山村造成鼠疫流行，死亡者達380人。

前侵華日軍駐廣州波字第8640部隊細菌檢驗員、班長丸山茂證實，1942年，他所在的日軍細菌戰部隊曾向廣州南石頭粵港難民收容所秘密使用細菌戰劑，殺害中國人上千名。1995年，丸山茂來中國，按日本人謝罪方式，剃成光頭，淚流滿面地跪在「粵港難民之墓」前認罪謝罪。事後，他向有關人員一一指證當年侵華日軍細菌戰部隊的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