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家埠遺址

❶ 馬家浜文化的簡介

中國長江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因浙江省嘉興市馬家浜遺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區，南達浙江的錢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蘇常州一帶。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年代約始於公元前5000年，到前4000年左右發展為崧澤文化。馬家浜文化及其後續的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的發現與確立，表明太湖地區的新石器文化源遠流長、自成系統，並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
馬家浜文化，居民主要從事稻作農業，多處遺址中出土了稻穀、米粒和稻草實物，經鑒定，已普遍種植秈、粳兩種稻。農用工具有穿孔斧、骨耜、木鏟、陶杵等。還飼養狗、豬、水牛等家畜。漁獵經濟也占重要地位，常發現骨鏃、石鏃、骨魚鏢、陶網墜等漁獵工具，以及陸生、水生動物的遺骸。在吳縣草鞋山出土了葛麻纖維織造的緯線起花羅紋編織物，遠比普通平紋麻布進步。發現多處房屋殘跡。當時已有榫卯結構的木柱，在木柱間編扎蘆葦後塗泥為牆；用蘆葦、竹席和草束鋪蓋屋頂；居住面經過夯實，內拌有砂石和螺殼；有的房屋室外還挖有排水溝。多紅色陶器，腰檐陶釜和長方形橫條陶燒火架 (或稱 爐箅)是該文化獨特的炊具。死者埋入公共墓地，各墓隨葬品不甚豐富也不很懸殊。在常州圩墩和吳縣草鞋山發現用陶器覆蓋人頭骨或把人頭骨置於陶器中的特殊葬俗 ；還發現幾座死者年齡相近的同性合葬墓，屬母系氏族社會的葬俗。馬家浜文化的後繼者是崧澤文化。
1、更早發現和面積更大的——邱城遺址
1957年發掘的浙江湖州市邱城遺址，邱城的東、南和西南部，有新石器時代遺址，故稱邱城遺址，總面積約3萬平方米，分上、中、下3個文化層。
下層，距今約6000多年。此層為較大的建築遺跡。生產工具主要是石器，以背面弧突的錛和斜背舌表刃的穿孔斧最具特徵。還有較多的鏃鑿、碓、針等骨質工具。生活器皿以夾砂紅陶和泥質紅陶為主。器形有腰沿釜、釜形鼎、喇叭形圈足豆和腹部有一對牛鼻式器耳的陶罐等，還有牛、鹿、豬、魚類等動物遺骸。
中層，距今約5000多年，屬松澤文化。石器以扁平穿孔萬斧和長條形石鎊為主。生活器皿多為黑陶，包括鼎、豆、（上禾下皿）、罐、杯、解、筒形器等，形狀規整，有些施有圓形和三角形的鏤孔圖案。
上層，即城牆部分，1957年發現夯土中伴有印紋陶、原始青瓷、紅陶、黑陶和石器、銅鏃、玉王夫、玉璜等，最晚的是印紋陶和原始陶。邱城山東南文化堆積的上層，出土有夾砂繩紋陶鼎、三角形斜把石破土器、弧背有段石錛等遺物。
2、稍晚後發現，面積僅一半的嘉興馬家浜遺址
1959年初春，嘉興南湖鄉天帶橋馬家浜地方在漚肥挖坑中發現大量獸骨和古代遺物。1959年3月間，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與省博物館、杭州大學歷史系、杭州師范學院歷史系等6個單位組成考古隊進行了發掘。
，發現有與邱城下層同類的遺物並有房基、墓葬等遺跡。馬家浜遺址位於嘉興西南7．5公里，面積約1萬5千平方米，發掘區在遺址的中部，共布探方5個，計213平方米。表土層下文化層分上下兩層；上層以灰黑色黏土為主，並有紅燒土層和淤泥層，厚達12—80厘米，包含物有獸骨、石錛、礰石、骨鏃和各種質地的陶片，還有建築遺跡；下層為含有大量腐爛的獸骨碎片的黑色黏土，厚達15—75厘米，包含的獸骨比上一層更多，還有骨管、骨錐、骨針、骨鏃以及石斧、礰石和陶片等。在上下層交接處的淤泥中發現了墓葬，出土30具人骨架，其中6具身旁有隨葬品，生產工具置於腰部，裝飾品置於頭部，陶器位置不一。出土的器物有穿孔石斧1件、陶豆2件、罐4件、盆1件、紡輪1件、玉珠2件。還發現長方形房屋遺跡，南北7米，東西3米，門朝東，周邊一圈柱洞，尚有殘存的木柱，有的木柱洞底墊放木板。室內是經過加工的黃綠色土面，還有帶樹枝和蘆葦痕跡的紅燒土塊堆積的牆壁殘跡。在下文化層中還發現了碳化圓角菱，與南湖菱相仿。
從出土的器物和遺跡看，生產工具中磨製石器有孔石斧、弧背石錛；生活用具中的夾砂紅陶素麵腰沿釜、牛鼻式雙耳罐、帶嘴平底盉，以及地面木構建築住房、公共墓地和俯身直肢葬式等等，都是馬家浜文化時期的主要特徵，是一種與黃河流域原始文化不同的文化形態。
馬家浜遺址的發掘，引起了國內外考古界的重視。1959年5月，新華社發了消息，並記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要聞錄》。
最終命名過程
在馬家浜文化正式命名的1977年之前，由於馬家浜文化的遺址發現並不多，資料相對較少，其中以首個發掘的邱城下層和草鞋山第八至第十層的資料比較豐富，所以考古界曾有「按照當時確定考古學文化的標准及其命名習慣，應該將這類遺存命名為『邱城文化』」的說法，也有人提議命名為「草鞋山文化」，甚至有人將之歸入「江南青蓮崗文化」。這樣的爭論整整持續了16年。
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吳汝祚（浙江省嘉興市人） ，在1975年第5期的《考古》上發文，率先提出了「馬家浜文化」的命名。在1977年11月南京召開的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學術討論會上，由於夏鼐（吳汝祚的浙江大學導師） 等考古學家的堅持，並確認嘉興馬家浜遺址為代表的馬家浜文化，是長江中下游、環太湖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代表。至此，馬家浜文化才得以正式定名。
1981年12月在杭州召開的全國第三屆考古學會年會上，到會專家學者聽取了羅家角遺址發掘報告後，加深了對馬家浜文化的認識。1984年11月在嘉興召開的太湖流域古文化討論會上，考古學家蘇秉琦教授對馬家浜文化的發生和發展，給予很高的評價。馬家浜文化已載入《大不列顛網路全書》和1990年出版的《中國大網路全書?考古卷》，確定了它在史前文化考古中的地位。
隨後進行的桐鄉羅家角遺址、餘杭吳家埠遺址、常州圩墩遺址等地的考古發掘成果，有力地證實了馬家浜文化作為長江中下游、環太湖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代表的觀點。尤其是羅家角遺址第四層的碳－14測定距今7100餘年，在稻穀栽種、紡織、制陶、製造手工藝品等方面的領先創造，對於當時流行的馬家浜文化是從河姆渡文化發展而來的觀點，無疑是一個有力的糾正。
3、同期發現的吳江梅堰遺址
同年，江蘇省文物工作隊發掘的吳江梅堰遺址中，也含有這一類遺存。60年代，有人把它歸屬青蓮崗文化。後來，有人進一步定為青蓮崗文化江南類型的馬家浜期。70年代起，有人把它與青蓮崗文化相區分，提出了馬家浜文化的命名，現已普遍得到承認。
4、 羅家角遺址
位於浙江桐鄉縣石門鎮東北2公里處。1956年，當地農民在水田中挖出大批獸骨、陶片和鐫刻精美的豬獠牙飾品。省文物部門派員調查，發現這是浙江迄今最大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遺址總面積12萬平方米。1963年3月省人民政府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79年11月至1980年1月，由省文物考古所與嘉興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組織考古隊，配合農田基本建設對羅家角遺址進行了發掘。發掘總面積為1338平方米，清理灰坑 53個。發現4個文化層，各文化層的包含物十分豐富，獲得小件編號器物794件，有陶片5萬多斤，獸骨2千多斤，還發現了帶榫卯的建築木構件和稻穀等植物遺存。出土稻穀156粒，其中粳谷55粒，秈谷101粒。羅家角遺址的4個文化層都屬馬家浜文化，代表了馬家浜文化的若干個不同發展階段，豐富了馬家浜文化的內涵，找到了馬家浜文化的早期類型，是我國考古工作又一重大成績。羅家角第4文化層出土的蘆葦經碳14 測定，為距今7040±150年，第4文化層出土的陶片熱釋光測定為7170±l0%年，兩種測定結果基本一致。馬家浜文化的年代為公元前4000——5000年。
羅家角遺址的發掘，引起了中外學者的注意。1987年日本農耕史代表團專程到羅家角遺址考察馬家浜文化，1989年日本東亞稻作文化起源考古代表團到羅家角遺址考察時說：「羅家角遺址發掘出土稻穀，證明這里是日本栽培水稻的發源地之一。」代表團成員日本廣播大學教授、農學家渡部忠世說：「日本出版的有關馬家浜文化的書刊都把羅家角寫成羅家谷，這是因為它是水稻的發源地的緣故。」
5、嘉興市的分布處
馬家浜文化類型在嘉興市境內的重要遺址有嘉興的馬家浜、吳家浜、幹家埭、鍾家港；桐鄉的羅家角、譚家灣、張家埭、新橋、吳家牆門；海寧的郭家石橋、墳橋港； 海鹽的彭城，平湖的大墳塘，嘉善的小橫港、大往遺址等。
6、 太湖流域的蘇、錫、常、滬、杭、湖地區分布處
有湖州邱城、杭州吳家埠、蘇州越城、吳縣草鞋山、吳江梅埝、袁家埭、上海青浦崧澤下層和常州圩墩、武進潘家塘的下層。

❷ 結合四川成都三星堆遺址，試述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在中國文明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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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有哪些遺址證實了馬家浜文化是長江中下游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代表

馬家浜文化遺址除了馬家浜之外，還有餘杭吳家埠遺址、常州圩墩遺址等地，這些文化遺址有力地證實了馬家浜文化是長江中下游、環太湖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代表。

❹ 良渚文化的特徵有哪些

文化特徵

生活用器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夾細砂的灰黑陶和泥質灰胎黑皮陶為主。輪制較普遍。一般器壁較薄，器表以素麵磨光的為多，少數有精細的刻劃花紋和鏤孔。圈足器、三足器較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魚鰭形或斷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節形把的豆、貫耳壺、大圈足淺腹盤、寬把帶流杯等。琮、璧一類玉器數量之多和工藝之精，為同時代其他文化所未見。
良渚石器磨製精緻，新出現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鐮和階形有段錛等器形。
良渚玉器包含有璧、琮、鉞、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鐲、玉管、玉珠、玉墜、柱形玉器、錐形玉器、玉帶及環等，相當精美。

社會進程
良渚文化所處的太湖地區是我國稻作農業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眾多的良渚文化遺址中
良渚 黑陶瓶
，普遍發現較多的石制農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時期的農業已由耜耕農業發展到犁耕農業階段，這是古代農業發展的一大進步。由此帶動了當時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更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因而，制陶、治玉、紡織等手工業部門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尤其是精緻的治玉工藝，表現了當時手工業高度發展的水平，其他諸如漆器、絲麻織品、象牙器等，均表現出當時生產力的一定程度的先進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內涵！
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良渚文化時期的社會制度發生了激烈的變革，社會已經分化成不同的等級階層，這在墓葬遺存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瑤山、匯觀山等等貴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築的大型墓台，貴族墓大都具有寬大的墓穴、精緻的葬具，特別是隨葬有一大批製作精美的玉禮器。與其相對的則是如徐步橋、千金角、平邱墩、吳家埠、廟前等遺址所見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們不具有專門的營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圍，墓穴狹小，隨葬的只是簡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裝飾用玉飾件。可見，良渚社會已在激烈的沖突中顯現出等級差別。而這種差別中蘊含的財富聚斂，則是通過凌駕於氏族社會之上的某種社會權力來達到。大型墓台的營建工程量巨大，特別是象莫角山這樣的非當時人們物質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們不得不十分欽佩良渚文化時期人們的營建能力。如此大規模的營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會秩序來加以保證，否則是難以想像的。而建立這種社會秩序，又是與當時社會等級差別的產生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在良渚文化時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經出現了具有很高權威的領袖人物，有著組織大量勞動力進行這類大規模營建工程的社會權力！
這種社會權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現在良渚文化時期的玉器製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個復雜的多工序的勞動過程，因此，玉器是手工業專門化以後的產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數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紋飾，表示著每件玉器上凝聚著多量的勞動成果，製作者必須從日常的以獲取生活資料為目的的那種勞動狀態下擺脫出來，從事單一的玉器加工製作，而其生活資料則需要廣大社會群體
良渚建築復原
為其提供。同時，玉器器形比較規范，圖案花紋雕琢規范，體現其製作過程中腦力勞動成分的增加，出現相對獨立於簡單體力勞動的趨勢，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差別已經形成。良渚文化社會形態發生變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為核心的禮制的產生。埋於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貴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種類達20餘種，主要有琮、璧、鉞、錐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紡輪、圓牌飾等。而在那些散落於居址周圍的所謂小墓中，隨葬的只有小件玉器，這些小件玉器僅為管、珠及單件錐形器，而無貴族墓中所見的其他玉器種類，這些墓葬可視為平民墓。貴族墓之間，貴族墓與平民墓之間隨葬玉器的種類、組合差異，以及平民墓中有無玉器隨葬的差異，構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級差別。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發現的一些製作精緻的刻有繁縟的蟠螭紋或鳥禽紋圖案的陶制雙鼻壺、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貴族墓，它們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禮制的核心是體現人們之間貴賤、上下、尊卑、親疏的隸屬關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現了這樣的關系。以用玉制度為主要特徵，表明了良渚文化禮制的產生，這無疑是社會發生質變的表現。良渚社會已從荒蠻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會！

社會經濟
新石器時代晚期，長江下游一帶繼崧澤文化之後興起的是良渚文化。這種古老的文化是 1936 年發掘浙江省餘杭縣良渚遺址而命名的，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區，南以錢塘江為界，西北至江蘇常州一帶，其影響曾達長江北岸的南通地區。據碳14測定，其年代約為公元前 3300 年—前 2200 年，末期已進入中原夏王朝統治的開始階段，並與夏代統治集團有密切的聯系。經過發掘的重要遺址有江蘇吳縣草鞋山和張陵山，武進寺墩，無錫先蠡墩，張家港市徐家灣；浙江嘉興雀幕橋，杭州水田畈，吳興錢山漾，餘杭反山、瑤山、匯觀山和莫角山，寧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縣馬橋，青埔福泉山等。在這些遺址中出土的稻穀、玉器、刻紋黑陶、竹編器物、絲麻織品等，顯示了長江三角洲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初期的經濟發展水平。
良渚文化時期的社會經濟生產，主要體現在農業和手工業兩個方面。水稻栽培是當時最主要的農業生產活動，在仙蠡墩、徐家灣、錢山漾、水田畈和吳縣澄湖等遺址的良渚文化堆積中，都發現了稻穀和稻米的遺跡。經鑒定，這些稻穀屬於人工栽培的秈稻和粳稻。
除了水稻外，各個氏族部落還從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種植。錢山漾遺址出土了葫蘆、花生、芝麻、蠶豆、甜瓜子、兩角菱、毛桃核、酸棗核等遺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實，有些可能是人工種植的，這時的農作物品種顯然比馬家浜、崧澤文化增多了，農業生產的范圍也擴大了。
良渚文化的農業生產水平，更重要的標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產技術的發明與推廣。犁耕是良渚文化農業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許多遺址中都發現了當時使用的石犁，僅錢山漾遺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餘件。石犁有兩種形制，一種平面呈三角形，刃在兩腰，中間穿一孔或數孔，往往呈豎直排列，可以安裝在木製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種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後端有一斜把，可能是開溝挖渠的先進工具，故又稱「開溝犁」。這兩種石犁都是良渚人發明的新農具，對促進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起著重大的作用。

❺ 什麼是"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我國長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 因 1936年原西湖博物館施昕更先生首先發現於餘杭市良渚鎮而命名。 距今約5300－4000年。
經半個多世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初步查明在餘杭市良渚、安溪、瓶窯三個鎮地域內，分布著以莫角山遺址為核心的50餘處 良渚文化遺址，有村落、墓地、祭壇等各種遺存，內涵豐富，范圍廣闊，遺址密集。八十年代以來，反山、瑤山、匯觀山等高台 土冢與祭壇遺址相復合，以大量殉葬精美玉禮器為特徵的顯貴者專用墓地的發現，莫角山大型建築基址的發現，顯示出良渚遺址 已成為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最具規模和水平的地區之一，並將成為東方文明聖地。
良渚文化所處的太湖地區是我國稻作農業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眾多的良渚文化 遺址中，普遍發現較多的石制農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時期的農業已由耜耕農業發展到犁耕農業階段，這是古代農業發展的一大進步，由此帶動了當時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更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因而，制陶、治玉、紡織等手工業部門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尤其是精緻的治玉工藝，表現了當時手工業高度發展的水平，其他諸如漆器、絲麻織品、象牙器等，均表現出當時生產力的一定程度的先進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內涵。
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良渚文化時期的社會制度發生了激烈的變革，社會已經分化成不同的等級階層，這在墓葬 遺存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瑤山、匯觀山等等貴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築的大型墓台，貴族墓大都具有寬大 的墓穴、精緻的葬具，特別是隨葬有一大批製作精美的玉禮器。與其相對的則是如徐步橋、千金角、平邱墩、吳家埠、廟前等遺址所見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們不具有專門的營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圍，墓穴狹小，隨葬的只是簡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裝飾用玉飾件。可見，良渚社會已在激烈的沖突中顯現出等級差別。
而這種差別中蘊含的財富聚斂，則是通過凌駕於氏族社會之上的某種社會權力來達到。大型墓台的營建工程量巨大， 特別是象莫角山這樣的非當時人們 物質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們不得不十分欽佩良渚文化時期人們的營建能力。如此大規模的營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會秩序來加以保證，否則是難以想像的。而建立這種社會秩序，又是與當時社會等級差別的產生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在良渚文化時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經出現了具有很高權威的領袖人物，有著組織大量勞動力進行這類大規模營建工程的社會權力。
這種社會權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現在良渚文化時期的玉器製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個復雜的多工序的勞動過程，因 此，玉器是手工業專門化以後的產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數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紋飾，表示著每件玉器上凝聚著多量的勞動成果，製作者必須從日常的以獲取生活資料為目的的那種勞動狀態下擺脫出來，從事單一的玉器加工製作，而其生活資料則需要廣大社會群體為其提供。同時，玉器器形比較規范，圖案花紋雕琢規范，體現其製作過程中腦力勞動成分的增加，出現相對獨立於簡單體力勞動的趨勢，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差別已經形成
良渚文化社會形態發生變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為核心的禮制的產生。埋於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貴族墓中 出土的玉器種類達20餘種，主要有琮、璧、鉞、錐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紡輪、圓牌飾等。而在那些散落於居址周圍的所謂小墓中，隨葬的只有小件玉器，這些小件玉器僅為管、珠及單件錐形器，而無貴族墓中所見的其他玉器種類，這些墓葬可視為平民墓。貴族墓之間，貴族墓與平民墓之間隨葬玉器的種類、組合差異，以及平民墓中有無玉器隨葬的差異，構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級差別。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發現的一些製作精緻的刻有繁縟的蟠螭紋或鳥禽紋圖案的陶制雙鼻壺、鼎、豆等器形，均 出自貴族墓，它們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禮制的核心是體現人們之間貴賤、上下、尊卑、親疏的隸屬關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現了這樣的關系。以用玉制度為主要特徵，表明了良渚文化禮制的產生，這無疑是社會發生質變的表現。良渚社會已從荒蠻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會。

❻ 從馬家浜文化遺址中可以發現哪些信息

馬家浜文化遺址除了馬家浜之外，還有餘杭吳家埠遺址、常州圩墩遺址等地，這些文化遺址有力地證實了馬家浜文化是長江中下游、環太湖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代表。由此，將馬家浜文化擴展至太湖地區，南達浙江的錢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蘇常州一帶的廣大地區。馬家浜文化居民主要從事稻作農業，多處遺址中出土稻穀、米粒和稻草實物，經鑒定，已普遍種植秈、粳兩種稻。羅家角第三、四層出土的粳稻，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是我國發現的最早的粳稻遺存。馬家浜文化的居民還飼養豬、狗、水牛等家畜。草鞋山遺址中發現的狗的頭骨，介於狼和現代狗之間，說明狗是從狼馴化而來，在這時已經成為家畜。漁獵經濟也在馬家浜時期占重要地位，遺址中常發現骨鏃、石鏃、骨魚鏢、陶網墜等漁獵工具，以及陸生、水生動物的遺骸。骨鏃以柳葉形的居多，十分尖銳鋒利。在一些遺址中還發現有野生的桃、杏梅的果核和菱角等，這些是人們從事採集活動的例證。草鞋山遺址發現了公元前4000多年的5塊殘布片，經鑒定，原料可能是野生葛。花紋有山形斜紋和菱形斜紋，組織結構屬絞紗羅紋，嵌入繞環斜紋，遠比普通平紋麻布進步。這是我國最早的紡織品實物。遺址多處房屋殘跡已有榫卯結構的木柱，在木柱間編扎蘆葦後塗上泥，就成了牆；用蘆葦、竹席和草束來鋪蓋屋頂；居住面經過夯實，內拌有砂石和螺殼；有的房屋室外還挖有排水溝。馬家浜文化多紅色陶器，腰檐陶釜和長方形橫條陶燒火架爐箅是馬家浜文化獨特的炊具。但是馬家浜文化制陶業的發展還處於比較落後的階段。馬家浜文化在手工業生產中，玉石器製造技術發展較快，許多遺址都發現了製作精美的玉器，這一時期的玉器工業發展，為其後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輝煌成就奠定了基礎。例如馬家浜遺址的玉玦呈淡褐色，圓管形，頂部有缺口，可夾於耳垂作裝飾之物。另外還有青灰色的，也是圓管形，頂部也有缺口。同時，在馬家浜還發現了幾件殘缺的玉璜，也都表現出古樸而精美的特質。

❼ 太湖流域源頭的馬家浜文化遺址的內容有哪些

馬家浜文化是發現於浙江省嘉興市馬家浜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區，南達浙江的錢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蘇常州一帶。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年代約始於公元前5000年，距今7000餘年的歷史，到前4000年左右發展為崧澤文化。

馬家浜文化及其後續的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發現與確立，表明我國太湖地區的新石器文化源遠流長、自成系統，並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這證明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同是中華民族文化起源的搖籃。

馬家浜遺址位於嘉興縣西南，表土層下文化層分上下兩層：

上層以灰黑色黏土為主，並有紅燒土層和淤泥層，包含物有獸骨、石錛、礪石、骨鏃和各種質地的陶片，還有建築遺跡，建築夯土中伴有印紋陶、原始青瓷、紅陶、黑陶和石器、銅鏃、玉璜等，最晚的是印紋陶和原始陶。

下層為含有大量腐爛的獸骨碎片的黑色黏土，包含的獸骨比上一層更多，還有骨管、骨錐、骨針、骨鏃以及石斧、礪石和陶片等。

在馬家浜遺址上下層交接處的淤泥中發現了墓葬，墓葬中有30具人骨架，其中6具身旁有隨葬品，生產工具置於腰部，裝飾品置於頭部，陶器位置不一。

從墓葬中的器物和各種遺跡來看，馬家浜文化確實是一種與黃河流域原始文化不同的文化形態。

馬家浜文化遺址除了馬家浜之外，還有餘杭吳家埠遺址、常州圩墩遺址等地，這些文化遺址有力地證實了馬家浜文化是長江中下游、環太湖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代表。由此，將馬家浜文化擴展至太湖地區，南達浙江的錢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蘇常州一帶的廣大地區。

馬家浜文化居民主要從事稻作農業，多處遺址中出土了稻穀、米粒和稻草實物，經鑒定，已普遍種植秈、粳兩種稻。羅家角第三、四層出土的粳稻，年代在前5000年左右，是我國發現的最早的粳稻遺存。

馬家浜文化的居民還飼養豬、狗、水牛等家畜。草鞋山遺址中發現的狗的頭骨，介於狼和現代狗之間，說明狗是從狼馴化而來，在這時已經成為家畜。

漁獵經濟也在馬家浜時期占重要地位，遺址中常發現骨鏃、石鏃、骨魚鏢、陶網墜等漁獵工具，以及陸生、水生動物的遺骸。骨鏃以柳葉形的居多，十分尖銳鋒利。

在一些遺址中還發現有野生的桃、杏梅的果核和菱角等，這些是人們從事採集活動的例證。

在草鞋山遺址發現了公元前4000多年的5塊殘布片，經鑒定，原料可能是野生葛。花紋有山形斜紋和菱形斜紋，組織結構屬絞紗羅紋，嵌入繞環斜紋，遠比普通平紋麻布進步。這是我國最早的紡織品實物。

遺址多處房屋殘跡已有榫卯結構的木柱，在木柱間編扎蘆葦後塗上泥，就成了牆；用蘆葦、竹席和草束來鋪蓋屋頂；居住面經過夯實，內拌有砂石和螺殼；有的房屋室外還挖有排水溝。

馬家浜文化多紅色陶器，腰檐陶釜和長方形橫條陶燒火架爐箅是馬家浜文化獨特的炊具。但是馬家浜文化制陶業的發展還處於比較落後的階段。

馬家浜文化在手工業生產中，玉石器製造技術發展較快，許多遺址都發現了製作精美的玉器，這一時期的玉器工業發展，為其後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輝煌成就奠定了基礎。

例如馬家浜遺址的玉玦呈淡褐色，圓管形，頂部有缺口，可夾於耳垂作裝飾之物。另外還有青灰色的，也是圓管形，頂部也有缺口。

同時，在馬家浜還發現了幾件殘缺的玉璜，也都表現出古樸而精美的特質。

1959年初春，嘉興南湖鄉天帶橋馬家浜地方在漚肥挖坑中發現大量獸骨和古代遺物。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組成考古隊進行了發掘。發現有與邱城下層同類的遺物並有房基、墓葬等遺跡。

馬家浜遺址的發掘，引起了國內外考古界的重視。1959年，新華社發了消息，並記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要聞錄》。

1977年在南京召開的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學術討論會上，夏鼐等考古學家認為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同是中華民族文化起源的搖籃，並確認嘉興馬家浜遺址為代表的馬家浜文化是長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代表，從此，馬家浜文化正式定名。

馬家浜文化已載入《大不列顛網路全書》、《中國大網路全書》，確定了它在史前文化考古中的地位。

❽ 良渚文化的文化特徵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夾細砂的灰黑陶和泥質灰胎黑皮陶為主。輪制較普遍。一般器壁較薄，器表以素麵磨光的為多，少數有精細的刻劃花紋和鏤孔。圈足器、三足器較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魚鰭形或斷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節形把的豆、貫耳壺、大圈足淺腹盤、寬把帶流杯等。琮、璧一類玉器數量之多和工藝之精，為同時代其他文化所未見。
良渚石器磨製精緻，新出現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鐮和階形有段錛等器形。
良渚玉器包含有璧、琮、鉞、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鐲、玉管、玉珠、玉墜、柱形玉器、錐形玉器、玉帶及環等，相當精美。 良渚文化所處的太湖地區是我國稻作農業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眾多的良渚文化遺址中，普遍發現較多的石制農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時期的農業已由耜耕農業發展到犁耕農業階段，這是古代農業發展的一大進步。由此帶動了當時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更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因而，制陶、治玉、紡織等手工業部門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尤其是精緻的治玉工藝，表現了當時手工業高度發展的水平，其他諸如漆器、絲麻織品、象牙器等，均表現出當時生產力的一定程度的先進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內涵！
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良渚文化時期的社會制度發生了激烈的變革，社會已經分化成不同的等級階層，這在墓葬遺存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瑤山、匯觀山等等貴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築的大型墓台，貴族墓大都具有寬大的墓穴、精緻的葬具，特別是隨葬有一大批製作精美的玉禮器。與其相對的則是如徐步橋、千金角、平邱墩、吳家埠、廟前等遺址所見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們不具有專門的營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圍，墓穴狹小，隨葬的只是簡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裝飾用玉飾件。可見，良渚社會已在激烈的沖突中顯現出等級差別。而這種差別中蘊含的財富聚斂，則是通過凌駕於氏族社會之上的某種社會權力來達到。大型墓台的營建工程量巨大，特別是象莫角山這樣的非當時人們物質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們不得不十分欽佩良渚文化時期人們的營建能力。如此大規模的營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會秩序來加以保證，否則是難以想像的。而建立這種社會秩序，又是與當時社會等級差別的產生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在良渚文化時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經出現了具有很高權威的領袖人物，有著組織大量勞動力進行這類大規模營建工程的社會權力！
這種社會權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現在良渚文化時期的玉器製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個復雜的多工序的勞動過程，因此，玉器是手工業專門化以後的產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數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紋飾，表示著每件玉器上凝聚著多量的勞動成果，製作者必須從日常的以獲取生活資料為目的的那種勞動狀態下擺脫出來，從事單一的玉器加工製作，而其生活資料則需要廣大社會群體為其提供。同時，玉器器形比較規范，圖案花紋雕琢規范，體現其製作過程中腦力勞動成分的增加，出現相對獨立於簡單體力勞動的趨勢，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差別已經形成。良渚文化社會形態發生變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為核心的禮制的產生。埋於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貴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種類達20餘種，主要有琮、璧、鉞、錐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紡輪、圓牌飾等。而在那些散落於居址周圍的所謂小墓中，隨葬的只有小件玉器，這些小件玉器僅為管、珠及單件錐形器，而無貴族墓中所見的其他玉器種類，這些墓葬可視為平民墓。貴族墓之間，貴族墓與平民墓之間隨葬玉器的種類、組合差異，以及平民墓中有無玉器隨葬的差異，構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級差別。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發現的一些製作精緻的刻有繁縟的蟠螭紋或鳥禽紋圖案的陶制雙鼻壺、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貴族墓，它們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禮制的核心是體現人們之間貴賤、上下、尊卑、親疏的隸屬關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現了這樣的關系。以用玉制度為主要特徵，表明了良渚文化禮制的產生，這無疑是社會發生質變的表現。良渚社會已從荒蠻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會！ 新石器時代晚期，長江下游一帶繼崧澤文化之後興起的是良渚文化。這種古老的文化是 1936 年發掘浙江省餘杭縣良渚遺址而命名的，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區，南以錢塘江為界，西北至江蘇常州一帶，其影響曾達長江北岸的南通地區。據碳14測定，其年代約為公元前 3300 年—前 2200 年，末期已進入中原夏王朝統治的開始階段，並與夏代統治集團有密切的聯系。經過發掘的重要遺址有江蘇吳縣草鞋山和張陵山，武進寺墩，無錫先蠡墩，張家港市徐家灣；浙江嘉興雀幕橋，杭州水田畈，吳興錢山漾，餘杭反山、瑤山、匯觀山和莫角山，寧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縣馬橋，青埔福泉山等。在這些遺址中出土的稻穀、玉器、刻紋黑陶、竹編器物、絲麻織品等，顯示了長江三角洲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初期的經濟發展水平。
良渚文化時期的社會經濟生產，主要體現在農業和手工業兩個方面。水稻栽培是當時最主要的農業生產活動，在仙蠡墩、徐家灣、錢山漾、水田畈和吳縣澄湖等遺址的良渚文化堆積中，都發現了稻穀和稻米的遺跡。經鑒定，這些稻穀屬於人工栽培的秈稻和粳稻。
除了水稻外，各個氏族部落還從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種植。錢山漾遺址出土了葫蘆、花生、芝麻、蠶豆、甜瓜子、兩角菱、毛桃核、酸棗核等遺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實，有些可能是人工種植的，這時的農作物品種顯然比馬家浜、崧澤文化增多了，農業生產的范圍也擴大了。
良渚文化的農業生產水平，更重要的標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產技術的發明與推廣。犁耕是良渚文化農業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許多遺址中都發現了當時使用的石犁，僅錢山漾遺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餘件。石犁有兩種形制，一種平面呈三角形，刃在兩腰，中間穿一孔或數孔，往往呈豎直排列，可以安裝在木製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種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後端有一斜把，可能是開溝挖渠的先進工具，故又稱「開溝犁」。這兩種石犁都是良渚人發明的新農具，對促進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起著重大的作用。
同以前的耜耕生產相比，犁耕不僅可以節省勞力，提高工效，更好地改變土壤結構，充分利用地力，而且也為條播和中耕除草技術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同時也使荒地得到更大面積的開發變成耕地，農業生產水平因此能夠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從耜耕農業發展到犁耕農業，是中國古代農業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變革，為夏代以後的農業發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礎。
在良渚文化的大批石器中，還有一種形制特殊的器物，它兩翼後掠、弧刃，背部中央突出一個榫頭，其上常穿一圓孔，形制同後來這一地區使用的鐵制耘田器十分相似，被認為是古代最早出現的稻田中耕除草的農具。中耕除草技術的出現，同犁耕有密切的關系，因為犁耕操作成直線進行，播種也隨之成直線挖土下播，於是為先進的條播技術創造了條件，同時也就為中耕除草提供了方便。另外，在錢山漾遺址還發現一種形似畚箕的帶柄木器，形制亦同該地區農民現代使用的木千篰一樣，是一種取河泥施肥的工具。中耕除草同施肥結合起來，無疑會大幅度地提高農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
水稻種植要引水灌田。打井修渠，灌溉農田，是良渚文化諸氏族部落在河姆渡，馬家浜、崧澤文化之後發展農業的又一重要成就。在吳縣澄湖、崑山太史淀、無錫南方泉、江陰夏港、嘉善新港等地，都發現了這一時期的水井。澄湖發現了 100 多口水井；太史淀的水井還設有木井圈；嘉善新港水井的井壁是用木築的。這時的水井，修築井壁的技術顯然繼承了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的特點，並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水井數量急劇增加，其作用不僅是為了日常生活飲用。徐家灣遺址發現了用於引水排水的溝渠遺跡，再聯繫到許多開溝犁的出土，說明良渚文化可能已經出現了灌溉農業，這一農業生產技術在中國大陸是首創的。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遺址都處於比較低窪的水網地區，主要農作物是水稻。水稻的生長既怕乾旱，又怕水澇，控制適當的水量是保證水稻生長、豐收的基本措施。良渚文化的先民積累了自河姆渡文化以來 3000 年水稻栽培和田間管理的經驗，逐漸摸索並發明了農業生產中的灌溉技術，從而大大增強了抗旱與排澇的能力，使稻作農業置於更加穩定的基礎之上，為南方廣大地區的農業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良渚文化晚期，中原地區已進入夏代統治時期，受到黃河流域青銅文化的影響，長江下游這時也出現了國家的雛形，良渚文化的經濟發展已為其打下了基礎。
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必然帶來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各地出土的遺物表明，良渚文化已擁有陶器、石器、木器、竹器、絲麻紡織、玉雕以及髹漆等多種手工業，而且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其中，以制陶業和玉器製作更為突出，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佔有重要地位。
良渚文化的陶器已普遍採取快輪成型的方法，各種陶器造型優美，胎質細膩，器壁厚薄均勻，火候較高。當時已極少彩陶，常在器表用鏤刻技巧加以裝飾。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劃出精美的花紋圖案，既有形態生動形象的魚、鳥、花、草等動植物，也有線條纖細、結構巧妙的幾何形圖案。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江蘇吳縣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鼎，在丁字形足部鏤以新月形和圓形的孔，器蓋、蓋鈕及器身則精細雕刻著圓渦紋、蟠螭紋圖案。帶蓋的貫耳壺有的厚度僅 1—2 毫米，上面也分別細刻著繁復的圓渦紋、編織紋、曲折條紋、鳥形紋、蟠螭紋等紋飾。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編織紋飾，竟是用細如絲線的泥條編疊粘貼而成，足見其製作之精良。良渚文化的許多陶器，既是美觀、大方、實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很精緻巧妙的工藝美術品。
中國遠古社會的玉器製造業，到龍山文化時期已相當發達，各地普遍發現了造型美觀、製作精巧的玉器。在中原地區進入夏王朝統治之際，良渚文化的玉器在中國大陸成為首屈一指的工藝品，並成為商周禮器的一個淵源。
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點多，分布面廣，尤以杭嘉湖地區最為集中。僅浙江的吳興、餘杭等 8 縣市，就有 20 多處遺址發現過玉璧和玉琮。青浦福泉山發掘的 7 座墓，出土隨葬品共 677 件，其中玉器就有 500 件以上。餘杭縣反山氏族墓地是良渚文化中期的遺存，時代約在公元前 3000 年，墓葬中各種玉器佔全部隨葬品總數的 90%以上，11 座墓中計出土 3200 余件，其中有一座墓隨葬玉器達 500 多件。
良渚文化的玉器製造業，承襲了馬家浜文化的工藝傳統，並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東方薛家崗文化各氏族的經驗，從而使玉器製作技術達到了當時最先進的水平。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環、琮、鉞、璜、鐲、帶鉤、柱狀器、錐形佩飾、鑲插飾件、圓牌形飾件、各種冠飾、杖端飾等，還有由鳥、魚、龜、蟬和多種瓣狀飾件組成的穿綴飾件，由管、珠、墜組成的串掛飾品，以及各類玉珠組成的鑲嵌飾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出自同一座墓的玉器，玉質和玉色往往比較一致，尤其成組成套的玉器更為相近。選料有時是用同一塊玉料分割加工而成的。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有近百件雕刻著花紋圖案，工藝採用陰紋線刻和減地法淺浮雕、半圓雕以至通體透雕等多種技法。圖案的刻工非常精細，有的圖案在1 毫米寬度的紋道內竟刻有四五根細線，可見當時使用的刻刀相當鋒銳，工匠的技術也是相當熟練的。大至璧琮，小至珠粒，均經精雕細琢，打磨拋光，顯示出良渚文化先民高度的玉器製造水平。玉器的圖案常以卷雲紋為地，主要紋飾是神人獸面紋，構圖嚴謹和諧，富有神秘感。
與反山氏族墓地相距 5 公里的瑤山氏族墓地，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這個墓地的玉器與反山所出大多相像，但十幾座墓葬中均未出土玉壁，表現了兩個相鄰氏族在習俗上的區別。瑤山的一座墓中出土了玉匕和玉匙，是良渚文化首次見到的珍貴餐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其數量多、質量高而超越同時期其它地區玉器製造業之上，充分說明玉器製作已經成為專業化程度很高的手工行業，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長江下游三角區四、五千年前的物質生產水平是比較發達的，為吳越經濟區早期國家的出現准備了條件。
根據玉器出土的情況，可以看出當時石器製作技術同樣高超。製造石器的工匠們已經完全掌握了選擇和切割石料、琢打成坯、鑽孔、磨光等一套技術。
與此同時，竹木器製造行業也有了一定發展。許多遺址都發現了木器和竹編器物，錢山漾遺址集中出土了 200 多件竹製品，說明這種手工業也成為一些氏族成員專門從事的生產勞動。良渚鎮的廟前遺址，出土了木豆、木盤、木矛和木箭鏃等一批罕見的木製品；寧波慈湖遺址也出土了木耜、木槳、木屐，還有用樹杈製成的錛柄和鑲嵌牙齒鑽頭的木鑽，可見當時的竹木製品多麼豐富。手工業內部不同行業的分工、在良渚文化晚期已經出現。
手工業的分工和發展使產品的交換發展起來。大量的、集中出現的玉器、石器、陶器、竹木器，在一些遺址或墓葬中顯然並非生產者或墓主人本身生活的實際需要，而是權力與財富的象徵，許多手工業產品，已經具有商品的屬性。反山墓地的大墓中，數量豐富的陶器和玉器，大多數只有通過各種方式的交換才能獲得。另外，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黃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和廣東石峽等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上海馬橋、嘉興雀幕橋等遺址出土了山東龍山文化的陶鬶，可能都是交換的結果。這一現象表明，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代，手工業產品的交換活動不僅在氏族和部落集團內部經常地、頻繁地進行，而且同生產活動一樣，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一項越來越重要的內容。
良渚文化晚期，已進入中原夏王朝統治時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長江下游地區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經濟、軍事各個領域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一些相對獨立的「王國」可能已經存在。1992 年發掘的餘杭莫角山大型建築遺址，顯然與國家的禮制有關。夏禹在會稽召集天下各部族首領聚會，「萬國」赴會，是有一定根據的。

❾ 與良渚文明近同時期的文明有哪些

良渚古城是大國之都嗎？
——完全基於考古材料的初步還原和科學報道
良渚文化遺址，目前各地共發現135處，中心地帶是餘杭的瓶窯、安溪、良渚三鎮——33.8平方公里范圍內，密布50多處遺址。在古城發現後，你會發現，有了這一圈城牆，這些遺址在布局上，有了可徇的規律——王、高級貴族、貴族、平民，是以古城為核心，大致由近而遠，按等級有序居住的。
從地理環境上，良渚古城的南北，分別是天目山的余脈大雄山和大遮山，這為古城提供了兩道天然的屏障；再往裡，城牆北部、西部有東苕溪環繞，南部有東苕溪的支流廟前港(良渚港)所擋。
前面已經講過，良渚古城拱衛的是整個地區的核心——王或高級貴族的居住區、墓葬區。現在，讓我們根據已發現的考古遺址，來還原一下這座「古都」，重點說說城外的布局——從城外四周各個遺址的規模，出土文物的數量、規格、質量可以看出，古良渚人的貧富差距由內往外拉開，大致是——離古城越近，越富有，出土了大量貴族墓葬；離古城越遠，越貧窮，有不少平民聚落區遺址被發現。
一抹文明曙光的說法為啥要改了
大家口頭常掛這句老話——中國有5000年文明史，這其實是缺乏學術根據的。
國際學術界一般只承認中國文明起源於至多約距今3600年的商代，依據有兩個——《史記·殷本紀》的文獻記載和河南安陽殷墟的考古發現；而本世紀初完成的「夏商周斷代工程」，雖然證明夏王朝的始年約在公元前2070年前後，但爭議很大，即便夏代說成立，也僅為距今4100年左右時間。
那還有900年去哪裡找呢？目前學術界較集中的觀點是——距今5300—4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是中國最早的文明形態之一，被稱為「文明曙光」。
「曙光」的意思是「初露」——古城發現前，考古界一直認為，以發達的稻作農業、大量精美的玉器、精製的制陶技術、成句子的陶器符號文字資料，以及由墓葬和大型土建工程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會分層等現象的良渚文化，正站在文明的門檻上。
之所以這么說，就是因為沒有發現城——如果進入早期文明社會，應該有個初步的國家組織，以區別於以血緣為單位的氏族社會，而城正是重要標志。
現在有了這座城，而且古城內，有宮殿式建築莫角山、高等級墓地；城外有祭壇、高等級陶器作坊、玉器作坊、碼頭設施；這些都是有職能分工，有規劃的，是區別一個地方是政權還是以血緣為基礎的氏族的重要標志。很難想像，如果沒有一個統治集團來統一組織、設計、營建，能做出這樣龐大的城建工程。
嚴文明教授說：「如果有分工、有規劃，就表明已進入了文明社會，就是國家。中國古代，小國林立，稱為『天下萬國』，古代的國家都有都城。良渚古城的發現，可謂『畫龍點睛』，說明它是一個國家的首都了。標志良渚文化時期已經進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
富人區
文家山遺址：古城西南，有16座墓葬，其中1號墓隨葬品106件、石鉞34把。
黃泥口遺址：古城北，出土100多顆玉珠管，另有璧、鐲等玉器，及一些生活用的陶器。
匯觀山遺址：有一座較完整的祭壇、4座大型墓葬，出土大量琮、璧、鉞、三叉形器、冠狀器等玉器及一些陶器、石器；尤其是4號墓，棺槨俱備(良渚文化里，有棺槨安葬的往往是貴族，平民一般都是直接埋葬土裡)，是目前所見良渚墓葬中墓坑最大的一座。
瑤山遺址：它比較特殊，從位置上講，它離「富人區」微遠了點，但從12座墓葬里清理出的隨葬品卻很豐富，有700多件玉器，另外還有個內外三重組成、400平方米的祭壇。
平民區
莫角山北部的姚家墩遺址，是個大聚落村，周圍有羅村、葛家村、王家莊、金村、上口山等遺址；其中除羅村遺址發現兩座規模不算大的祭壇外，其他遺址出土的多為陶器、石器，有些是生產工具，墓葬中隨葬品也不多。
但這些聚落村簇擁著的中心——姚家墩遺址卻不小，35000平方米，發現了一處鋪設考究的沙石地面的建築基址和一處紅燒土地面的房屋基址，有可能是一處中等貴族居住區。
廟前遺址：古城東南，發現兩處地窖，裡面有木頭架子撐住四面泥土，木架之間用榫連接，地窖里發掘出的東西，主要是陶器、木器、石器。還發掘出2處房址，其中一處呈長方形，面闊10米，進深8米；四周有柱坑，從柱坑樣子看，立柱有方、圓兩種，為防柱子下陷，柱底鋪設了墊板；從柱坑布局上，大致推測出屋子的形狀：大跨度，有柱子，頂上有重檐，外面還有一圈迴廊。
茅庵里遺址：廟前遺址南，這是一處依水而居的村落，發現兩排南北向護堤木樁，同時清理出大量水底沉積物：彩陶、石器、獸骨、酸棗核、蘆葦、殘木等。
吳家埠遺址：古城最西面，相當「清貧」——發掘出20座墓葬，隨葬品多為勞動用具，如石斧、錛、鑿、鏃、耕田器、礪石、紡輪等，生活用具有鼎、豆、壺、罐、盆、缽、杯、簋、瓮、臼、器蓋等陶器；有的墓里連一件隨葬品都沒有。
卞家山遺址(碼頭)：古城南，從沉積土中發現木質器具和石器、陶器等許多遺存，以及居址、墓地等，是個典型的平民居聚落村。
這里還發現140多個排列有序的木樁，大部分似靠岸邊，並發現兩把木槳，推測這里可能是良渚晚期的一個碼頭。
這樣的布局就看得很明白了——整座良渚古城是經過精心選址和規劃的。

❿ 什麼是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所處的太湖地區是我國稻作農業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眾多的良渚文化 遺址中，普遍發現較多的石制農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時期的農業已由耜耕農業發展到犁耕農業階段，這是古代農業發展的一大進步，由此帶動了當時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更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因而，制陶、治玉、紡織等手工業部門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尤其是精緻的治玉工藝，表現了當時手工業高度發展的水平，其他諸如漆器、絲麻織品、象牙器等，均表現出當時生產力的一定程度的先進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內涵。
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良渚文化時期的社會制度發生了激烈的變革，社會已經分化成不同的等級階層，這在墓葬 遺存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瑤山、匯觀山等等貴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築的大型墓台，貴族墓大都具有寬大 的墓穴、精緻的葬具，特別是隨葬有一大批製作精美的玉禮器。與其相對的則是如徐步橋、千金角、平邱墩、吳家埠、廟前等遺址所見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們不具有專門的營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圍，墓穴狹小，隨葬的只是簡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裝飾用玉飾件。可見，良渚社會已在激烈的沖突中顯現出等級差別。
而這種差別中蘊含的財富聚斂，則是通過凌駕於氏族社會之上的某種社會權力來達到。大型墓台的營建工程量巨大， 特別是象莫角山這樣的非當時人們 物質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們不得不十分欽佩良渚文化時期人們的營建能力。如此大規模的營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會秩序來加以保證，否則是難以想像的。而建立這種社會秩序，又是與當時社會等級差別的產生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在良渚文化時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經出現了具有很高權威的領袖人物，有著組織大量勞動力進行這類大規模營建工程的社會權力。
這種社會權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現在良渚文化時期的玉器製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個復雜的多工序的勞動過程，因 此，玉器是手工業專門化以後的產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數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紋飾，表示著每件玉器上凝聚著多量的勞動成果，製作者必須從日常的以獲取生活資料為目的的那種勞動狀態下擺脫出來，從事單一的玉器加工製作，而其生活資料則需要廣大社會群體為其提供。同時，玉器器形比較規范，圖案花紋雕琢規范，體現其製作過程中腦力勞動成分的增加，出現相對獨立於簡單體力勞動的趨勢，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差別已經形成
良渚文化社會形態發生變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為核心的禮制的產生。埋於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貴族墓中 出土的玉器種類達20餘種，主要有琮、璧、鉞、錐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紡輪、圓牌飾等。而在那些散落於居址周圍的所謂小墓中，隨葬的只有小件玉器，這些小件玉器僅為管、珠及單件錐形器，而無貴族墓中所見的其他玉器種類，這些墓葬可視為平民墓。貴族墓之間，貴族墓與平民墓之間隨葬玉器的種類、組合差異，以及平民墓中有無玉器隨葬的差異，構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級差別。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發現的一些製作精緻的刻有繁縟的蟠螭紋或鳥禽紋圖案的陶制雙鼻壺、鼎、豆等器形，均 出自貴族墓，它們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禮制的核心是體現人們之間貴賤、上下、尊卑、親疏的隸屬關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現了這樣的關系。以用玉制度為主要特徵，表明了良渚文化禮制的產生，這無疑是社會發生質變的表現。良渚社會已從荒蠻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