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勒城遺址

㈠ 臨汾的人文歷史

丁村人
大約10萬年以前，臨汾就有「丁村人」繁衍、生息。1954年，在襄汾縣城南丁村一帶的古代汾河砂礫層中，發現了3枚十二三歲兒童的牙齒化石，2000餘件丁村人打造的石器，以及與丁村人同時生存的28種哺乳動物化石。1976年又在同一地點發現了1個兩歲幼兒的右頂骨化石。專家斷定，丁村人的體質形態比北京人進步，時代晚於北京猿人而早於新人，是介於北京猿人和黃種人之間的中間環節，具有與現代人相似的性質。丁村人使用的石器以石片石器為主，類型有厚尖狀器、砍砸器、刮削器、小尖狀器和石球，比較規則定型，用途已有明顯分工。尖狀器，是丁村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石器類型，稱為「丁村尖狀器」。丁村人生活的時代是舊石器時代，那時的氣候溫暖、潮濕，汾河水大而清，兩岸有寬闊的草原，山上有茂密的森林。丁村人在同大象、犀牛、熊、鹿、羚羊等動物的斗爭中生存著，過著狩獵和採集的集體生活。生存的需要，不斷提高著他們改造大自然的能力。在漫長的歲月里，他們的足跡遍及整個汾河流域。
棗園稼穡
大約7000餘年前，從歷山轉輾而來的一支群體，落腳在翼城縣北撖鄉棗園村。由於這里優越的生活生產環境，導致了人類歷史上一次偉大的革命——產生了原始的種植業，發明了半地穴窩棚式房子。他們放火燒荒，開闢田園，種植粟黍，挖制窖穴，貯存糧食。終於成為一支比較興旺的部落群體。1991年5月，在棗園村發現了這一遺址，面積20000平方米，出土遺物以生活用陶器為主和少量生產工具，收割禾穗的石刀，脫殼去皮的石磨棒，以及在陶器上留下的穀粒遺痕。棗園稼穡是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存，折射了人類先民最早的農業生產實踐活動。
唐堯建國
約4500年前，臨汾盆地分布著一支獨立的古代居民，在中原地區確立了統領諸方國的特殊地位，即陶唐民族。據史籍記載，堯「封於唐」，「游於陶」，又稱陶唐氏，「堯治平陽，統天下四方」。1978年，在襄汾陶寺遺址發現了一處佔地4萬平方米，包括若干氏族葬區的墓地。從葬制、葬具、殉葬品顯示出的差別表明，當時已步入文明社會階段。陶寺遺址，還發掘出了部分先民的大型聚落遺址群，以及燒陶作坊、大城和小城遺址，出土了成套的禮樂器物，玉鉞、石磬、鼉鼓和象徵王權的彩繪蟠龍陶盤，表明這里不僅是堯、舜、禹活動的中心，而且已經出現了中央國家政權。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教授概括說：「大致在4500年前，最先進的歷史舞台轉移到晉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區文化以及東方、東南方文化的交匯撞擊下，晉南興起了陶寺文化。它不僅達到了比紅山文化後期社會更高一階段的「方國」時代，而且確立了在當時諸方國群中的中心地位。它相當於古史上的堯舜時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現的最早的「中國」，確定了華夏的根基」。據《帝王世紀》載，帝堯元年為甲辰年，專家們依據不同的資料，運用不同的科學方法推定出同樣的結論：帝堯元年為公元前2357年。
叔虞封唐
商周之際，翼城一曲沃之間有一唐國，史籍記載是唐堯後裔的封國，史稱舊唐國。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率領諸侯，誓師牧野，一舉滅商而佔有天下。唐本是商的屬國，舊唐貴族不滿周的統治，到周成王時期，舊唐貴族參與了「武庚叛亂」，周公東征鎮壓，征服了舊唐勢力，周成王便派自己的弟弟叔虞去管理唐地。叔虞封唐後，對舊唐遺民採取懷柔政策，沿用舊唐制度，尊重舊唐習俗，依用唐的稱號，建都於翼，叔虞也被稱為唐叔虞。叔虞死後，其子燮父遷都於晉水（平水）之旁，改國名為晉。晉國的歷史從此邁出了第一步。傳九世，到昭侯時，由於被封在曲沃的桓叔勢力強大，改晉為翼。曲沃武公兼並翼，又改稱晉，並通過賄賂周王室，被命為晉君，列為諸侯，晉國從此逐漸強盛。唐叔虞是晉國的開國始祖。
晉文公稱霸
公元前636年2月，晉獻公之子重耳在十多個國家流亡19年之後，終於在秦國幫助下，被晉軍迎至曲沃即位，是為晉文公。那時，晉國國內混亂、民生凋敝、國庫空虛。文公勵精圖治，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和措施，整頓國政。一是整頓吏治，「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提拔重用那些有才能的人，授之以職，必建高功；為節省開支，給各級官吏的俸祿做出具體規定：消除了各種苛刑，使晉國政治有了新起色。二是鼓勵發展生產，「棄責薄斂，寬農通商」，減輕農民負擔，勸民農桑、降低關稅、溝通商旅。兩年時間，國家府庫豐盈，農民豐衣足食，社會風氣改變。三是加強軍隊建設，由原來的兩個軍擴充到三個軍，趁周王室內亂，出兵勤王，護送周襄王返回王城，提高了晉國在諸侯國中的聲望。公元前632年，文公與楚國戰於城濮，依前約「退避三舍」表示禮讓，結果打敗楚軍。周王親自設宴犒賞晉軍，策命文公為方伯，成為盟主，號令諸侯，確立了晉國的霸主地位。文公執政僅8年，但他所奠定的基業，使晉國成為春秋時代稱霸時間最長的國家。
遷都新田
公元前585年，晉景公採納卿韓厥的諫言，於2月23日遷都新田。1957年，晉國遺址在侯馬市西北郊的牛村、平望、白店、台神、北塢、呈王、馬庄等七處相繼發現。古城遺址被壓在地下一米左右深處，牆基保存l米左右，最高處達2米多。其中牛村古城南北長1340米、東西寬1100米至1400米。牆外有寬6米、深3至4米的護城河，城內有宮殿建築遺跡，殿基為正方形，高6.8米，長寬各52米。專家認為那7處古城遺址就是晉都新田不同年代的建築遺存。據史料記載，新田從晉景公遷都至晉國滅亡共經歷十三世，即景公、厲公、悼公、平公、昭公、頃公、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共208年。在此期間，新田一直是晉國後期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三家分晉
公元前558年，悼公死後，晉國六卿勢力愈來愈強，晉公室的力量逐漸削弱。六卿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弱肉強食，不斷兼並弱小貴族，六家內部也多次發生內戰。到公元前490年，范、中行兩家敗北，韓、趙、魏、智四家逐漸掌握了晉國的政權。公元前454年，智聯合韓、魏圍攻趙於晉陽，3個月無法破城，遂水淹晉陽。危難之際，趙利用韓、魏、智同兵不同心，離間韓、魏，決堤放水，倒灌智營，智軍大敗。之後，盡分智氏土地。公元前435年，哀公死，幽公立。韓、趙、魏三家合謀，只以絳、曲沃兩城為幽公俸食，餘地全部歸於三家。公元前403年，周王室正式承認韓、趙、魏為諸侯，與晉侯並列。韓都平陽（即臨汾），趙都中牟（即鶴壁），魏都安邑（即運城）。那一年具有劃時代意義，戰國由此起始。公元前387年，三家又遷晉靜公於端氏（即沁水）而三分曲沃、絳兩地。公元前376年，廢晉靜公為庶人，遷於屯留，而再分其地。晉自唐叔虞傳至靜公共二十九世，其祀遂絕。
平陽封侯
秦漢之際，平陽縣曾是項羽所封魏王豹的國都。公元前204年，劉邦派曹參、韓信率兵攻佔平陽，平定魏地。公元前201年，劉邦封曹參為平陽侯。曹參其子曹竄、其孫曹奇、曾孫曹疇先後襲封平陽侯。曹疇承襲平陽侯時，漢景帝把大女兒（即平陽公主）嫁給他，後來曹疇因病與平陽公主一起回到平陽居住。公元前139年，武帝在平陽侯府選中舞女衛子夫帶入宮中。公元前128年，衛子夫產下一子即太子劉據，遂立為皇後。衛子夫的得寵使得她的兄弟姐妹隨之顯貴起來。她的弟弟衛青入宮做了侍中，後升為車騎將軍，抗擊匈奴、收復失地、戰功赫赫，被封為大將軍、大司馬。她的外甥霍去病為車騎將軍，抗擊匈奴，功過衛青，也被封為大司馬。去病將同父異母弟霍光從平陽帶入宮中侍奉武帝，武帝臨終時封他為大司馬、大將軍，要他輔佐幼主，霍光歷任兩朝輔政，「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掌權長達20年之久，後來幫助劉據的孫子做了皇帝，即漢宣帝。公元前68年霍光病逝。衛氏一門因衛子夫而發跡，以軍功而得貴，威震天下60年。
劉淵建漢
西晉末年，司馬王朝的統治日趨腐朽。公元304年，匈奴人劉淵在左國城（即離石）起兵反晉。劉淵系匈奴貴族，自幼聰明好學，諳熟漢文，晉武帝咸寧年間曾作為人質久居洛陽，深得西晉君臣賞識。其父死後，劉淵代父為左賢王，回到離石統帥匈奴五部。為了爭取漢族地主的支持，劉淵自稱漢皇的外甥，復漢反晉。公元308年，遷都蒲子（即隰縣），同年四月，正式稱皇帝。後採納太史令「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遷都平陽」的建議，於公元309年定都平陽。在金殿村修築金城作為帝都。由於他以復漢反晉為旗幟，嚴整軍紀，妥當處理民族關系，使漢國勢力發展很快，北取並州，南攻西晉國都洛陽。其勢力伸展到山西、河北、河南、山東等地。公元310年，劉淵病逝，太子劉和繼位，後第四子劉聰稱帝。公元311年，劉聰攻陷洛陽，將晉懷帝擄至平陽，公元316年，又破長安將晉愍帝擄至平陽，二帝蒙羞被殺。公元318年，劉聰死，原劉淵部將石勒在河北勢力壯大，趁機攻進平陽，縱兵大掠，焚燒宮室。在平陽立國10年的漢國就此滅亡。
法顯西行
法顯，東晉高僧，原姓龔，平陽武陽人，公元399年（東晉隆安三年），由長安啟程西行，路經甘肅、新疆，翻越蔥嶺，穿行阿富汗、克什米爾、巴基斯坦，艱苦跋涉6年之久，到達天竺。遍訪聖跡，尋求律藏，學習梵語，整理編譯佛經。公元409年，經印度西孟加拉邦，到達斯里蘭卡，後又渡海東歸，到達印度尼西亞，前後13年，共游歷30多國，行程4萬余里，帶回很多梵文佛經，於公元412年回中國時，已是86歲的老人。回中國後譯出了《摩訶僧只律》、《大泥洹經》等六部一百多萬字的佛經，還將沿途游歷所見所聞寫成《佛國記》，記敘了沿途各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概況，成為研究古代中亞、南亞諸國歷史、文化、宗教和中國南洋海上交通最早、最詳備的寶貴資料。法顯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旅行家和卓越的翻譯家，也是中國西行求法的第一人，比唐玄奘西行求法早230年。
霍邑之戰
公元617年，李淵在太原起兵反隋，率三萬大軍從清徐南下，經汾陽到達靈石，欲取長安。霍邑是南下的必經之路，地形十分險要。李淵起兵的消息傳到長安，朝廷派宋老生率兵三萬扼守霍邑。李淵到達靈石正趕上霪雨季節，山道泥濘，無法進軍。李淵一方面給起義軍李密寫信，讓其在洛陽牽制隋軍，另一方面由於南下受阻，派人聯系援兵，繼續調運糧秣，待天晴後進攻霍邑，以「先入咸陽，號令天下」。8月初天氣好轉，李淵率軍傍山取道，逼近霍邑，採取誘敵出戰的戰術，讓前軍兵臨霍邑城下。宋老生打開城南門和東門殺出，李淵命李建成、李世民率騎兵飛奔東南兩門，截斷宋老生入城後路，前後夾攻，宋老生戰死，隋軍大亂。李淵乘勢攻城，一舉拿下霍邑。然後取臨汾，克新絳，達龍門、蒲坂，突破黃河天險攻入長安。第2年5月，李淵自立為帝，建立唐朝。
梁興抗金
兩宋之際，金朝統治者經常騷擾中原。公元1126年10月，金軍佔領了平陽。農民梁興以太行山為根據地，在平陽一帶組織農民建立抗金武裝「忠義社」，1134年11月與金軍展開英勇激戰。第2年，金軍在平陽向義軍反撲，梁興帶領義軍一百多人與金軍殊死搏鬥，終於殺開一條血路，沖出包圍，渡過黃河，投奔岳飛帳下。1140年5月，梁興奉命北上，重返太行山區開展敵後斗爭。1140年夏天，先後收復沁水、翼城、趙州以及河南鞏縣、汲縣、沁陽等地，斷絕金軍糧草，牽制金軍活動，屢戰屢捷，中原大震。1141年底，宋廷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岳飛，梁興仍然在太行山堅持抗金斗爭。1148年在一次戰斗中英勇獻身。
明代移民
「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明朝的一場大移民，成就了洪洞「天下故鄉、華人老家」的美譽。元代政權，建立在軍事暴力征服基礎上，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一個最野蠻、最黑暗的朝代。由於階段矛盾與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元末明初，戰亂連年不斷，加上自然災害的肆虐，使河南、山東、陝西等原黃河流域地區民不聊生，出現了「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的現象。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為鞏固封建統治的基礎，著手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面對中原地區「積骸成丘，居民鮮少」、「人力不至，久致荒蕪」、「累年租稅不入」的荒涼情形，朱元璋採納了鄭州知府蘇琦、戶部郎中劉九泉、國子監宋納等人的建議，在全國范圍內移民屯田、獎勵開墾，由此開始了長達50年的明代官方大移民。
由於地形原因，山西境內鮮有波及大的戰亂，大部分地區沒有發生過自然災害，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人丁興盛。「因而成為大批難民的庇護所」，使得山西人口暴增。《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記載：「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一百八十九萬一千人，河北人口一百八十九萬三千人，山西人口四百零三萬零四百五十四人，是河北、河南兩省人口的總和。」洪洞縣是平陽府人口大縣，是晉南交通要道，城北官道有賈村驛，明政府便把移民局設在洪洞縣城北賈村驛旁的廣濟寺，在這里集中移民，編排隊伍，發放川資。廣濟寺大門前的漢植大槐樹，就成了各地移民薈萃、開拔外遷的集散之地，洪洞大槐樹也由此走進歷史的記憶，成了記錄滄桑移民歷史的物象化石。古大槐樹移民是中國古代范圍最廣、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一次官方移民，被稱為「世界移民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