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遺址

① 歷史上有多少生活在甘肅河西地區的「外國人」

在永昌縣一個叫者來寨的村莊里，一些村民高鼻樑、深眼窩、黃頭發，體貌與眾不同。根據有關方面考證，這些極具歐洲人特徵的村民，就是古羅馬後裔。然而，日前根據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汪受寬教授運用歷史學、文獻學的方法進行查考，在先秦以前一直到明清時期，曾有大量的外國居民和過客，在河西地區經商、居住或生活。

根據史料記載，唐朝時期，有諸多的商人、使者來華。其中，波斯曾多次遣使入朝，還有許多波斯商人長期留華不歸。這些，有考古資料可以得到證實，1955年出土於西安城西土門村附近的蘇諒妻馬氏墓誌載明，墓主就是留居長安城的波斯人。根據《冊府元龜》記載，在647年至762年的115年間，波斯28次派使節到唐朝。阿拉伯帝國在唐史中稱為大食。史載，651年至747年近一個世紀里，大食22次通使唐朝。除了波斯和大食之外，昭武九姓與唐的來往亦非常頻繁。

昭武九姓，是中國南北朝、隋、唐時期對西域錫爾河以南至阿姆河流域的粟特民族和國家的統稱。具體指康國、安國、鈸汗國、米國、史國、何國、烏那曷國、穆國、漕國共九國的王族皆姓昭武，為昭武九姓。九姓的祖先是月氏人，原居河西昭武城（有學者稱「張掖」即「昭武」轉音）為匈奴所破，遷居蔥嶺，分為多個小國。昭武九姓「人皆深目高鼻，多須髯」。李白曾以詩的語言進行描述：「金天之西，白日所沒。康老胡雛，生彼月窟……碧玉炅炅雙目瞳，黃金拳拳兩鬢紅。華蓋垂下睫，嵩岳臨上唇。不睹譎詭貌，豈知造化神。」由此，准確表現了昭武九姓綠瞳、卷發、鼻高的歐羅巴人種特徵。

汪受寬教授說，唐代武威有許多歐羅巴種人定居或做官，涼州更是昭武胡人的一個居住中心。唐岑參的詩中，有許多提及河西涼州胡人的詩句：「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昆侖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鬍笳。」「涼州七城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琵琶一曲腸堪斷，風蕭蕭兮夜漫漫。」

另外，白居易在《西涼伎》中，借胡人獅面舞形象表達了涼州胡人因安西路斷無法返回故鄉的悲傷：「西涼伎，假面胡人假獅子……紫髯深目兩胡兒，鼓舞跳梁前致辭。應似涼州未陷日，安西都護進來時。」李端《胡騰兒》更有詩言：「胡騰身是涼州兒，肌膚如玉鼻如錐。桐布輕衫前後卷，葡萄長帶一邊垂……」

蒙古族於13世紀初在蒙古草原興起，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國，成吉思汗及其子孫通過一系列的戰爭，不僅消滅了西遼、西夏、金、大理、南宋而統一中國，蒙古的鐵騎還橫掃整個大陸和東歐，從而建立了東起鄂霍次克海、西至多瑙河橫跨亞歐大陸的蒙古帝國。

蒙古人在西征的過程中，將征服地大批具有生產、作戰能力的工匠、士兵、學者、青年男子和婦女、兒童擄獲，遷徙到東方，從青壯年中挑出一些人，編為簽軍，加入蒙古軍隊。根據相關方面統計，蒙古人共從中亞擄掠了100萬左右人口（該數據為蒙古人西征前軍隊總數的15萬左右的7倍）來到中國，開始了中亞人在中國的民族變遷過程。1226年蒙古軍隊攻佔西涼府（今武威），1227年滅西夏，河西走廊成為蒙古大汗的控制地區。1229年成吉思汗之子窩闊台繼位為大汗，將其次子闊端封於西涼為中心的西夏故地。而闊端的部眾之中有許多來自中亞簽軍，這些屬於歐羅巴種的色目人，長駐武威、永昌一帶，對當地人的血統有一定的影響。

汪受寬教授指出，河西走廊是東西方交流陸路的必經之地，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使以河西及寧夏為主的甘肅行省成為被蒙古人擄掠的中亞人的最早聚散地，同時也是東來中亞人的居留地，僅在「肅州（今酒泉）東關內兩條各一里多長的街道上經商者『番回居大半』」。

② 近幾年有哪些著名的中亞考古成果

近年來隨著我國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絲路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我國考古工作也逐漸走出國門。
2018年3月23日我國正式啟動中國—沙特塞林港遺址考古項目。由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選派的5名中方隊員將於2018年3月26日奔赴沙烏地阿拉伯，開展為期20天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2018年4月5日，中沙聯合考古隊對塞林港遺址有了初步的了解。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已發現建築基址多處、墓地兩處，並發現了疑似水井、圍牆牆體等遺跡，初步判斷塞林港遺址存在明顯的功能化分區。從建築技術的考察來看，地表建築物多用磚塊、土坯和珊瑚石壘砌。兩處墓地中已發現墓葬超過百座，並發現碑刻數十塊，部分碑刻還可見清晰的碑銘，記述了墓主的身份信息。

吉爾吉斯斯坦楚河州坎特鎮紅河古城遺址的考古發掘
2018年9月3日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外公布，該院與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方面合作推進的聯合考古取得階段性成果。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吉爾吉斯斯坦科學院歷史與文化遺產研究所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對吉爾吉斯斯坦楚河州坎特鎮的紅河古城遺址的考古發掘已取得階段性成果，考古人員首次對整個紅河古城遺址進行了比較精確的測繪，並在古城西側發掘了一個佛寺遺址。

2016年9月26日絲路考古成果發布：發現古代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遺址中外考古人員深入西天山西端地區開展系統考古研究，全面了解古代游牧文化遺存的分布狀況，新發現大批遺址，包括一些古代游牧文化的大型聚落遺址，填補了學術空白。2013年12月，中國西北大學與烏茲別克共和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撒馬爾罕簽署了關於「西天山西端區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項目的合作協議。經過多年調查、發掘和研究，在烏茲別克蘇爾漢河流域及周邊山地的考古調查和已有考古發掘資料表明，公元前1世紀，在阿姆河以北的蘇爾漢河兩岸分布的一批古代城址為代表的農耕文化，應屬早期貴霜文化，與其後的貴霜帝國文化關系密切。在蘇爾漢河周邊的山前地帶，分布有同時期的古代游牧文化遺存，這些遺存可能與古代月氏有關。在薩扎干遺址所獲考古發掘資料表明，撒馬爾罕盆地南緣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帶分布的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世紀的古代游牧文化遺存，應屬古代康居文化，這與《漢書》等古代文獻的記載是相合的。這一發現為確認古代月氏文化的分布范圍提供了新資料。

③ 國內外典籍中均記載過「一目人」，只是巧合嗎

在我國新時代的奇書《山海經》中記錄了很多奇人異獸，其中在《山海經·海外北經》有一種「一目人」，記載為：「一目國在其東，一目中其面而居」。這種形象在《山海經》中並不算非常突出，但有趣的是，史學家們發現在古希臘的文獻中同樣記載過長著一隻眼睛的怪人，這兩者之間有沒有什麼聯系呢？

《山海經》是我國先秦時期的一部志怪典籍，囊括了許多我國上古時代的神話傳說，同時也記載了山川、風俗、物產、礦石等諸多內容。因此，現在很多學者認為這部書並不是在同一時代由同一個人完成。對於山海經從古到今的史學家都存在很大爭議，有的人認為它是研究上古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有的人卻認為此書純屬無稽之談。

▲獨目人畫像

除了上述資料，在歐亞大陸上還有不少關於獨目人的繪畫或者岩畫陸續被發現，在綜合研究這些考古得出的資料後，許多專家得出了一個令人吃驚的結論：獨目人確實存在過。它或許是一個種族，或許是個別變異的存在，但是他們存在過的可能性很大。

結語

關於獨目人存在的具體原因，目前大致有幾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一目」並非是天生，而是故意打扮成這個樣子，也許是一種畫著一隻眼睛的面罩，這種行為類似於一種模仿巫術，主要用於祭祀和表達太陽崇拜。第二種說法是，這些獨目人其實是上古時期外星人在地球活動留下的痕跡。還有一種說法是認為這些人是由於基因變異而產生的「獨眼症」的患者。事實的真相到底如何，也許很快就會通過考古發現揭露，也許永遠不得而知。

④ 誰有絲綢之路的資料

絲綢之路

中國古代經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通道。因大量中國絲和絲織品多經此路西運，故稱絲綢之路，簡稱絲路。絲綢之路這一名稱是由德國地理學家F.P.W.von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國》一書中首先提出的。原指兩漢時期中國與中亞河中地區以及印度之間，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其後，德國歷史學家A.赫爾曼把絲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路的基本內涵。
沿革 絲綢之路很早就已存在。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國是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考古資料已充分證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那時中國絲綢經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輾轉販運到中亞、印度。公元前60 年漢置西域都護，屯田於烏壘城（今新疆輪台東），以保西域通道。早自張騫西使烏孫結盟後，漢使者、商人便接踵西行。至此絲綢之路益加暢通，大量絲帛錦綉沿此路不斷西運，同時西域各國的珍奇異物也輸入中國。魏晉時，東西商業往來不斷，位於絲路咽喉重地的敦煌，就是胡商的聚集地之一。5～6世紀時，南北朝分立，但沿絲路的東西交往卻進一步繁榮。北魏建國後不久就派使者前往西域，以後中亞各國的貢使、商人常集於平城（北魏前期都城，今山西大同東北）。遷都洛陽後，洛陽更成為各國商人薈萃之地，北齊的都城中也聚集著不少商胡。隋煬帝曾派黃門侍郎裴矩到張掖招徠西域商人，說明當時絲路的興旺。唐朝西部的疆域超過漢代，在伊州、西州、庭州設立了同於內地的州縣。在龜茲、於闐、疏勒、碎葉設立安西四鎮（後以焉耆代碎葉）駐兵防守，由安西都護府管轄。以後又置北庭都護府，統轄天山北路的羈縻州府，這為絲路的暢通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證。因此唐代長安、洛陽以及其他重要都市都有大量商胡，呈現出國際都會的風貌。從9世紀末到11世紀，由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向東南沿海轉移，以及阿拉伯世界的興起，東西海上往來逐漸頻繁起來；同時，中國西北地區各民族政權的分裂、對立，使絲路上的安全難以保障，這就降低了這條陸上通道的重要性。在蒙元時期，由於蒙古的西征和對中亞、西亞廣大地區的直接統治，使東西驛路通暢，許多歐洲使者、教士和商人，都沿此路東來中國，絲路又繁榮一時。明朝建立後，採取閉關政策，雖然出嘉峪關經哈密去中亞的道路未斷，但陸上絲路作為中西交通路線已遠不如海路重要了。
走向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奠定於兩漢時期。大致東起漢長安，西行上隴坂，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先到樓蘭。樓蘭在古鹽澤（蒲昌海，今羅布泊西北部今羅布泊已近乾涸，古樓蘭遺址幾全為荒沙所湮沒）。漢代西域有南北兩道，樓蘭是兩道的分岔點。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庫爾勒 、烏壘、輪台，再西經龜茲（今新疆庫車）、姑墨（今新疆阿克蘇）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今車爾臣河，經且末、扜彌、於闐（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由於千餘年戈壁沙漠向南移徙，致使南道東段逐漸沙漠化，伊循、扜泥諸古城均為沙漠所湮，所以今日的南道東段已遠在古南道之南。永平十六年（公元73）漢明帝北攻匈奴取得伊吾廬（今新疆哈密）地，置宜禾都尉屯田，以阻截北匈奴之南侵西域。此後「新北道」，改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後西經柳中、高昌壁、車師前部交河城（均在今吐魯番盆地）、越天山經焉耆至龜茲，再循漢北道西行抵疏勒。南北朝時期，南朝與西域的往來，主要是從益州（今四川成都）北上龍涸（今四川松潘），經青海湖旁吐谷渾都城，向西經柴達木盆地，北上敦煌，或更向西越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隋唐時期，又開辟了從瓜州北玉門關經伊州、北庭、輪台，越伊犁河至碎葉進入中亞的道路，即北新道。在上述絲路干線外，還有許多支路，而且隨著時代變遷，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各條路線在不同時期的重要性不同，而且不斷有新的道路開辟。一些學者更擴大了絲綢之路的概念，認為上述道路只是通過沙漠綠洲的道路，因稱之為綠洲道。又將通過中國北方游牧民族地區的道路稱為草原道，經中國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稱為「海上絲綢之路」或「南海道」等等。這些提法雖然對研究東西交通有意義，但已非原來意義上的絲路了。
絲綢之路上的古驛站遺址.唐代

⑤ 中國和中亞五國申報"絲路"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主要理由是什麼

2012年7月，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與中國及中亞五國政府共同協商，最終確定中國與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三國共同申報這一項目，並將申報項目名稱確定為「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遺產項目的線路跨度近5000公里，沿線包括了中心城鎮遺跡、商貿城市、聚落遺跡、交通遺跡、宗教遺跡和關聯遺跡5類代表性遺跡共33處，以及沿途豐富的特色地理環境，申報遺產區總面積為42680公頃，遺產區和緩沖區的總面積為234464公頃。其中，中國境內遺產區總面積為28421公頃，遺產區和緩沖區的總面積為204011公頃。遺產項目共計包括三個國家的33處遺產點，其中吉爾吉斯斯坦境內3處，哈薩克境內8處，中國境內有22處。在會議審定時遺產名稱修改為「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

「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屬絲綢之路東段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絲綢之路交通與交流體系中具有獨特的起始地位和突出的代表性。它形成於公元前2世紀，興盛於公元6至14世紀，沿用至16世紀，連接了東亞和中亞大陸上中原地區、河西走廊、天山南北與七河地區4個地理區域，分布於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哈薩克共和國和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境內。沿線遺跡或壯觀巍峨，或鬼斧神工，或華麗精美，見證了歐亞大陸在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6世紀的時間內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階段，以及在這段時間內多元文化並存的鮮明特色。

「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東亞古老的華夏文明中心和中亞歷史悠久的區域性文明中心之間建立起長距離的交通聯系，在游牧與定居、東亞與中亞等文明交流中具有重要意義，並見證了古代亞歐大陸人類文明與文化發展的主要脈絡及若乾重要歷史階段以及突出的多元文化特徵，是人類進行長距離交通、商貿、文化、宗教、技術以及民族等方面長期交流與融合的文化線路傑出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