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冶鐵遺址

A. 漢冶鐵游園

漢冶鐵游園是漢代南陽一座規模較大的冶鐵作坊。遺址東北方向約一公里處，是漢代南陽郡城的東北隅，證明該遺址處於故郡城內之北部。1963年被列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0年12月在漢冶遊園建設過程中發現一西漢鐵板材窖藏。據悉，這是漢冶遺址鐵板材窖藏的首次發現。 此次出土的各種鐵板材約2000公斤，發現其形狀不甚規整，有方形、長方形，其中梯形材較多，厚度約0.5厘米，長度在5至20厘米之間，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科學價值，對研究漢代冶鐵業提供了珍貴的實物材料。
南陽在戰國時期冶鐵業已相當發達。西漢時期，南陽生產的鐵器供應17個郡使用，球墨鑄鐵、雙錐疊鑄等冶鐵技術屬世界首創，成為世界冶鐵史上的奇跡。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冶鐵中心——漢代宛城(南陽)冶鐵遺址位於南陽市區北部瓦房庄附近，東西長600米，南北寬200米，總面積12萬平方米。該遺址散布著大量的繩紋簡瓦片、耐火磚、磨石、燒結鐵塊、鐵渣等遺物。1959年曾進行發掘，發掘面積3000平方米，出土遺物有熔爐基址17座，窯址4座，爐膛內發現鐵塊300多公斤以及大量爐渣、木炭屑；陶范三四百塊及坩堝、殘鼓風管，鍛制鐵器有刀、鐮、斧、錘等；范鑄鐵器有盆、鼎、罐、齒輪等，還有分布稠密的陶券井。

B. 歷史兩漢時期冶鐵業的發展

漢代的冶鐵業作坊多，規模大。20世紀50年代後，在河南、山東、北京、江蘇等地發內現了容許多漢代冶鐵遺址，其中以河南鞏縣鐵生溝村和南陽北關瓦房庄等地遺址規模最大。從這些遺址可以看出西漢冶煉工序集中，設備齊全。河南鞏縣鐵生溝村出土了一件鐵工具，經化驗有十分良好的球狀石墨，有明顯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結構，與現行球墨鑄鐵國家標准一類A級石墨相當。同時發現炒鋼爐一座。炒鋼這一嶄新的高效率的先進技術的出現，說明西漢的冶鐵技術已達到了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在鋼鐵冶煉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戰國時期冶鐵業一般只能冶鑄農具和少數手工工具，鍛制兵器還比較少。到了西漢，不僅能生產鐵制長劍、長矛、環首大刀，而且生活器皿和雜用工具也廣泛使用鐵制，如燈、釜、爐、剪等都已在西漢中期的遺址中發現。這說明漢代鐵器的使用已相當廣泛。

C. 古代是怎樣煉鐵的，最早在什麼年代，用什麼作容器來冶煉

目前最早發現的鐵器製品,是古代赫梯人製作的 古代的煉鐵方法是塊煉鐵，即在較低的冶煉溫度下，將鐵礦石固態還原獲得海綿鐵，再經鍛打成的鐵塊。冶煉塊煉鐵，一般採用 地爐、平地築爐和豎爐 3種。我國塊煉鐵始於春秋時代，在掌握塊煉鐵技術的不久，就煉出了含碳2%以上的液態生鐵，並用以鑄成工具。戰國初期，我國已掌握了脫碳、熱處理技術方法，發明了韌性鑄鐵。戰國後期，又發明了可重復使用的「 鐵范 」(用鐵製成的鑄造金屬器物的空腹器)。西漢時期，出現 坩堝 煉鐵法。同時，煉鐵豎爐規模進一步擴大。1975年，在鄭州附近古滎鎮發現和發掘出漢代冶鐵遺址，場址面積達12萬m2，發掘出兩座並列的高爐爐基，高爐容積約50m3。西漢時期還發明了「炒鋼法」，即利用生鐵「炒」成熟鐵或鋼的新工藝，產品稱為炒鋼。同時，還興起「百煉鋼」技術。東漢(公元25～220年)，光武帝時，發明了水力鼓風爐，即「水排」

D. 河南南陽瓦房庄漢代冶鐵遺址說明漢魏至北朝時期，國先民在製造和控制灰口鑄鐵的工藝上有什麼樣的成就

河南南陽瓦房庄漢代冶鐵遺址也出土有東漢用來澆鐵釜的灰口鐵澆口，經化驗，是高磷的灰口鐵，含磷0.7%。在河南澠池窖藏鐵器中，也有一部分是用灰口鑄鐵製成的，如箭頭范、鏵范以及鹵等。鏵范含碳2.31%，接近現代高強度鑄鐵（含碳2.8%-3%），但含硅量低，只有0.21%。這些灰口鑄鐵的石墨片的大小和分布，都比較合理。說明漢魏至北朝時期，我國先民在製造和控制灰口鑄鐵的工藝上，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E. 鄭州市古滎漢代冶鐵遺址博物館 館長是誰

好像叫許翔

F. 漢武帝時期在冶鐵業中推行了什麼技術

西漢冶鐵業的發展表現在作坊數量增多,鐵器分布廣泛,冶鐵業規模擴大.由於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聚集大批有冶鐵技術的工匠及大批勞動力(刑徒)到官營冶鐵作坊進行勞作,使西漢冶鐵技術和鐵器生產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質量上都獲得長足發展.我國古代的冶煉技術絕大部分在此時已達到成熟程度。 漢武帝出於政治、經濟雙重目的,實行「鹽鐵」的政策後,西漢冶鐵業更是朝著規模大、人員多、設備齊全的方向發展。如在鄭州、鞏縣、南陽等冶鐵遺址中都發現有鐵官標志的銘文,說明作為冶鐵業基地的大型作坊,已在內地相繼建立起來。《漢書·成帝記》載:陽朔三年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永始三年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用庫兵,自稱將軍。」這兩例中,起義、反抗人數動不動就是二三百人,可見冶鐵作坊中人數之多,規模之大,何況起義的徒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西漢中期以後冶鐵業規模之盛大還可以從考古中得以證實,山東滕縣宏道院出土的漢代冶鐵和鍛鐵石刻畫像,經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推測,每一鐵官有鼓風爐50座,每座以13人計,每一作坊應有工人一千多人。山東齊臨淄故城發現的漢代冶鐵遺址約有40萬平方米的范圍,比戰國時期齊國的冶鐵遺址大八至十倍。再以河南的考古發現為例,已知的15處官營冶鐵作坊,遺址面積多在一萬平方米以上,有的達12萬平方米,尤以鄭州古滎鎮及南陽瓦房庄冶鐵遺址的規模最宏大。在古滎出土了重達二十餘噸大鐵塊及高達六米、容積有50立方米、日產鐵達一噸左右的大鐵爐。鞏縣鐵生溝遺址設施齊全,發現煉鐵爐18座,熔爐一座、藏鐵坑17處、配料池、礦石坑各一處,房基四座,出土了大量的鐵器、泥范、陶器、耐火坑等物品。形成了從采礦、選礦、冶煉、鑄造到鐵器的熱加工處理等整套生產工序,可以說是從開采礦石到制出成品的典型。上述文獻和考古資料證實,西漢冶鐵規模比戰國時期要大得多。 西漢時期的冶鐵業,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從而促進了冶鑄質量的不斷提高。漢武帝實行「鹽鐵」後,在各郡出鐵之縣設置鐵官進行開采、冶煉及鑄造。《漢書·地理志》記載設鐵官的郡和縣有48處。「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用以收購廢舊鐵器進行鑄造。另外,漢時有嗇夫、護、長、般長、令、丞、佐、掾、守令史及守嗇夫等主管官府手工業,形成了一套嚴密的手工業管理體系。據考古勘察表明,凡設在礦區或礦區附近城鎮的作坊,一般兼管冶煉、鑄造和鐵器處理加工;位於遠離礦區的大城市作坊,一般從事鑄造、熱處理加工、炒鋼和鍛造。這種比較合理的布局和分工,是比較完備的管理體制的反映。「鹽鐵」政策實施後,對私鑄者實行「鈦其左足」,並「沒收其私鑄物」的政策。特別是「告緡」政策的實行,對個體手工業者的打擊更大,工匠們私營贏利與到官府作坊的報酬之間差額縮小,且後者更安全。從經濟收入上,也使工師趨於後者,於是在官營作坊中就聚集了大量的有技術的工師。《漢書·五行志》載:「漢成帝和平二年七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一個爐旁就有13名有技術的工匠,可見整個冶鐵作坊工師之多。大量工師在官營冶鐵作坊勞作,對提高冶鐵質量,促進冶鐵技術進步無疑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其次,官營手工業作坊中除了實行嚴格的「三級監造」責任制度以外,還採取了一些有利於激發勞動者積極性的措施,如實施了「文理制度」、「計件付酬制度」等,提高了工師、刑徒等手工業勞動者的法律地位。這就刺激了官營冶鑄手工業的生產水平和生產效率,促進了西漢冶鑄手工業的發展。《居延漢簡》100載:「□予閣謹以文理遇工卒,毋令怨失賦稍祿,令意且遺都吏循廉察,不如護大守府書移,幸毋忽如律令。」禁止官吏用粗暴態度對待工卒以及用不正當手段侵奪工卒的工酬。從考古發掘出的漢代器物上,我們經常發現其銅器銘文記錄了產品累計數字和順序數字。1961年西安三橋鎮高窯村出土的一批漢代銅鑒、銅鼎,其銘文上有工匠李駿造240枚,周博造240枚,左譚造240枚的記載。從每件物品上所刻序數看,應當為計件計酬。制定該制度的目的是為了籠絡工匠為封建國家服務,生產出符合當時社會需要的各種生產工具,推動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
煉爐容積的擴大,形狀的改進及爐型品種的增多,使西漢冶鐵產量提高,鐵器品種增加。」《漢書》載「征和二年」與「河平四年」的高爐事故等都說明了我國古代用爐煉銅鐵的情況。隨著冶鐵規模的擴大，高爐容積增大。隨著煉爐的增大，就會有因鼓風條件的限制，產生冶鐵質量不高的弊端。但在鄭州古滎鎮發現了橢圓形豎煉爐,在鶴壁鹿樓村也發現了13座。這種橢圓形的高爐有效地擴大了爐缸容積,克服了煉爐中心溫度達不到要求的弊端,體現了漢代冶鐵技術的新水平,它說明人們已經認識到爐缸工作與送風機械的關系。在歐美近代煉鐵爐型發展史上,公元19世紀中葉才出現橢圓形高爐,而我國早在西漢時期就能造出日產近一噸的橢圓形大煉爐,這是我國冶金史上的奇跡。另外,西漢中後期,從發掘材料看,煉爐種類增多,不但有熔鐵爐、煉鐵爐,還有反射爐、炒鋼爐等,使冶煉出的鋼鐵品種增多,促進了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西漢冶鐵業的發展還表現在開始用煤作燃料,以石灰石作溶劑和對礦石的嚴格挑選上。據考古發現,在古滎遺址中窯5火池內有很多模製的餅形燃料,內里有未燒透的黑色似煤物質,這種物質可能是煤餅。在鞏縣鐵生溝也發現了用煤的情況,證明西漢時期已經用煤作為工業燃料。西漢勞動人民為達到快速冶鐵的目的,還知道以石灰石作為溶劑。通過對古滎鎮遺址中的煉渣分析,證實了當時冶煉過程中已用石灰石作為煉鐵溶劑。經對樣品所作化驗表明,不同時地的煉渣成分差別不大,推測當時已知道按比例配料。在鞏縣鐵生溝和鄭州古滎遺址都有專門的礦石加工場,塊狀礦石一般粒度在2-5cm,最大塊有12cm。這樣大小的礦石比較適宜於入爐冶煉,可見當時冶煉的原料准備工作已具有一定經驗。發掘中還發現破碎過程中產生的粉末已與礦石分開堆積,表明當時對入爐的礦石已進行細致的加工。這種費事費工的工作,只有經過長期的摸索,積累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之後,才有可能形成這樣合乎冶煉要求的准備工序。嚴格的科學的原料准備工序,仍是今天冶煉的基礎,漢代煉鐵之前能夠建立這樣一道工序,已是很可貴的。鐵范、疊鑄、韌性鑄鐵的進一步推廣使用,炒鋼等新技術的發明,也是西漢冶鐵業發展的重要標志。在鑄鐵技術方面,西漢在戰國、秦的基礎上又有很大提高。高爐熔煉技術的進步,使西漢早期已能煉出高碳低硅灰口鑄鐵。例如,萊蕪出土的鐵范,河北滿城漢墓出土的犁鏵、釒矍,澠池出土的范和鍤等都屬於此種類型的鑄鐵。理論計算和生產實踐證明,生鐵中含硅量如降低1%,則每噸生鐵消耗的焦炭相應減少約50公斤。這對節約冶金焦炭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數字,故弄清古代低硅鐵的工藝技術,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漢代的疊鑄技術直接從戰國、秦繼承和發展而來,溫縣洪範窯出土了各類疊鑄范500餘套,南陽瓦房庄冶鑄作坊發現了漢代的多堆式疊鑄軎范,范塊採用對開式垂直分型面。西堆鑄范共用一個直澆道,使得澆注時間短,金屬實收率高,這是疊鑄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到了漢代,在金屬范的鑄造上,冶鑄工匠已摸索出一套成熟的經驗,使之得到了進一步的推廣和提高。用金屬范代替泥、石范作為鑄形材料,是鑄造工藝的一個重大進展。在偃師二里頭早商遺址及新鄭春秋戰國鑄銅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用以鑄造生產工具的泥范。到了漢代,泥范已很少用來澆鑄產品,而是用來大批地鑄造金屬范。古滎漢代冶鐵作坊出土的大型犁鏵泥范,邊分背料和面料,其澆口和氣眼已明確分開,其製法又有所進步。戰國時雖已用鐵范鑄造生產工具,但其種類較少,而到了漢代得到了進一步推廣,比戰國時期多了一倍,且出土地點增多。而歐洲一些國家在公元16世紀才開始用金屬型範製造生鐵炮彈。將生鐵炒煉成鋼是漢代鋼鐵冶煉技術上的一個重大進步。鐵生溝遺址發現有炒鋼殘爐一座,南陽瓦房庄冶鐵遺址也發現有幾座類似炒鋼爐。由於生鐵易生產,成本低,使鋼鐵成品的廣泛應用成為可能。這一技術的發明,開辟了以生鐵為原料煉鋼的新時期。中國炒鋼的出現比歐洲早1600多年,它對漢代的社會發展以及我國封建社會農業、手工業、水利交通等各個方面都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西漢冶鐵業的發展,還表現在鑄鐵柔化、脫炭成鋼技術及鋼鐵產品的初步規格化和系列化等方面。 西漢時期,冶鐵業在戰國、秦的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與提高,達到了十分成熟的境地。高超的冶煉技術標志著當時的社會生產力已得到了極大提高,為社會經濟的繁榮打下了基礎。

G. 古代是怎樣冶鐵的

我國塊煉鐵始於春秋時代，在掌握塊煉鐵技術的不久，就煉出了含專碳2%以上的液態生屬鐵，並用以鑄成工具。戰國初期，我國已掌握了脫碳、熱處理技術方法，發明了韌性鑄鐵。戰國後期，又發明了可重復使用的「鐵范」(用鐵製成的鑄造金屬器物的空腹器)。西漢時期，出現坩堝煉鐵法。同時，煉鐵豎爐規模進一步擴大。1975年，在鄭州附近古滎鎮發現和發掘出漢代冶鐵遺址，場址面積達12萬m2，發掘出兩座並列的高爐爐基，高爐容積約50m3。西漢時期還發明了「炒鋼法」，即利用生鐵「炒」成熟鐵或鋼的新工藝，產品稱為炒鋼。同時，還興起「百煉鋼」技術。東漢(公元25～220年)，光武帝時，發明了水力鼓風爐，即「水排」

H. 古滎漢代冶鐵遺址博物館單位怎麼樣

抄古滎鎮歷史上是著名的滎陽襲故城，早在公元前3000——5000年前，他們的祖先就勞動、生息在這塊土地上，公元前六、七世紀，鄭國在此建設古城牆，是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交通要道。公元前204年西楚霸王項羽與漢王劉邦決戰於此，是兵家必爭之地。名勝古跡有古滎陽城遺址，古滎漢代冶鐵遺址，紀公廟、周苛廟、城隍廟、孔氏家廟及風景優美的黃河風景名勝區、黃河大觀、大河庄園等。

I. 從鄭州商品大世界到惠濟區古滎漢代冶鐵遺址如何坐公交車

商品大世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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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路 (或
35路 ) 9站
二七廣場解放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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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 280米

二七廣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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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1號線 （河南工業大學方向） 15站
河南工業大學站
（F口出） 下車

步行 360米

蓮花街長椿路站
上車
271路
7站
古滎站 下車

步行 180米
古滎漢代冶鐵遺址博物館

J. 西漢時期興修水利、生產工具、耕作技術、農作物、絲織、冶鐵、城市繁榮各自的成就

一：水利：西漢的水利事業比戰國時期有了新的發展。突出的成就是治理黃河和關中等地興修了一些較大的水利工程。治理黃河是西漢規模較大的水利工程。漢初，黃河屢次決堤，造成了嚴重的水災。公元前132年（元光三年），黃河又在瓠子（河南濮陽西南）決口，泛濫成災，遍及16郡。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漢武帝征調幾萬民工前去修治。經過這次治理，黃河在八十年間沒有發生大災。漢武帝時在關中開鑿了幾條較大的灌溉渠。公元前129年，為了轉輸由關東西運的漕糧，在著名水工徐伯的領導下，征發幾萬民工開鑿了與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東注入黃河，長達一百多公里。渠成後，不僅使這一段的漕運時間縮短一半，而且使沿渠兩岸萬余頃地受益。與此同時，又征發民工修龍首渠。這條渠是從今陝西澄城縣狀頭村引洛水灌溉今陝西蒲城、大荔一帶田地。渠道要經過商顏山。這里土質疏鬆，渠岸易於崩毀，不能採用一般的施工方法。勞動人民發揮聰明智慧，發明了「井渠法」，使龍首渠從地下穿過七里寬的商顏山。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條地下水渠。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又在鄭國渠上游修了六條輔助的小渠，稱六輔渠。公元前95年（太始二年），從仲山口（陝西涇陽西北）引涇河至櫟陽（陝西臨潼櫟陽鎮），這就是白渠。全渠長近二百里，灌溉農田4500餘頃，水中泥土又可肥田。此外，又在今山東泰山下引汶水灌溉農田，在甘肅境內引黃河水灌田，在今安徽境內引淮水灌溉，等等。二：生產工具：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耕作技術也有提高。漢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趙過總結了西北地區抗旱斗爭的經驗，推廣了「代田法」。趙過還發明了耬車。耬車是一種播種機，能同時播種三行，大大提高了播種效率。在遼陽三道壕西漢晚期村落遺址中發現過一件鐵制耬足，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墓葬壁畫上的三足耬畫像，可見當時已廣泛採用耬車播種技術。漢武帝曾下令在全國范圍內推廣這種先進技術、新式農具。三：耕作技術：成帝時，氾勝之總結了一種新耕作方法── 「區種法」。這是一種園藝式耕作技術，把土地劃成許多小區，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細作，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 由於農業生產的發展，耕地面積也不斷擴大，到西漢末年，墾田面積已達8270500餘頃，人口達5900餘萬，比戰國時期增加兩倍以上。四：絲織：西漢時期絲織業也是比較發達的，紡織技術也有很大的提高。當時，長安和臨淄（山東淄博市）是全國絲織業的中心。長安設有東西織室，臨淄和陳留襄邑（河南睢縣）等地設立了大規模的官營作坊，作坊的織工常達數千人之多。在絲織業發達的城市裡，也有富商大賈經營的作坊。農民家庭則主要是紡織自己穿用和繳納賦稅的麻布、葛布和絹帛，有時也出售一小部分紡織品。絲織品的種類很多，官營作坊以生產比較貴重的錦、綉、紗縠為主。1972年，從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絹、紗、綺、錦、起毛棉、刺綉、麻布等絲麻織品，這些絢麗多彩的高級絲織物，用織、綉、繪、印等技術製成各種動物、雲紋、卷草及菱形等花紋，反映西漢的紡織技術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特別是一件素紗禪衣，薄如蟬翼，輕若煙霧，其重量僅49克，充分顯示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的創造才能。在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西漢帛畫和漢畫像石中已有單錠紡車的圖像。特別是1956年在江蘇銅山洪樓出土的畫像石上面刻有幾個人物在織布、紡紗和調絲操作的圖像，展示了一幅紡織生產的生動情景。西漢時不僅有紡紗的工具，而且出現了織布機。秦漢之際，斜織機在南北方地區已經比較普遍，在農村廣泛地採用了腳踏提綜的織機。同時還有織造提花織物的機械──提花機，提花技術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漢錦是漢代織物水平的代表，是多彩織物。經對絲織品的化學分析，知道是用茜草素和藍靛作染料，可染成綠、紅等色。這比戰國時的染色工藝提高了一步。五：冶鐵：漢代的冶鐵業作坊多，規模大。20世紀50年代後，在河南、山東、北京、江蘇等地發現了許多漢代冶鐵遺址，其中以河南鞏縣鐵生溝村和南陽北關瓦房庄等地遺址規模最大。從這些遺址可以看出西漢冶煉工序集中，設備齊全。河南鞏縣鐵生溝村出土了一件鐵工具，經化驗有十分良好的球狀石墨，有明顯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結構，與現行球墨鑄鐵國家標准一類A級石墨相當。同時發現炒鋼爐一座。炒鋼這一嶄新的高效率的先進技術的出現，說明西漢的冶鐵技術已達到了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在鋼鐵冶煉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戰國時期冶鐵業一般只能冶鑄農具和少數手工工具，鍛制兵器還比較少。到了西漢，不僅能生產鐵制長劍、長矛、環首大刀，而且生活器皿和雜用工具也廣泛使用鐵制，如燈、釜、爐、剪等都已在西漢中期的遺址中發現。這說明漢代鐵器的使用已相當廣泛。 六：城市繁榮：漢初，雖然曾禁止商人衣絲乘車、作官為吏，但國家的統一，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山澤禁令的放弛，給商業的繁榮創造了條件。當時的富商大賈「周流天下」，非常活躍，甚至富比天子，「交通王侯」，形成有影響的勢力。當時最大的都市是京師長安。據考古發掘，長安城周圍長22600多米，相當漢代六十多里長。規模之大，超過古代羅馬城三倍以上。城垣每面有三個城門，可容四輛大車並行。城內街道縱橫交錯，有八街（縱街）九陌（橫街）之稱。街道三道並列，與城門的三個門道相連接，其中中央大道特別寬大，是皇帝專用的「馳道」。全城中部和南部幾乎全是宮殿區，佔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的東、西九市，是商業活動區。長安商業很繁華，在九個市場之內，聚集著各種大小商店，出賣各地的貨物。同類商店又集中在一處，成為許多市，如酒市、牛市、馬市、羊市等。這些已被考古發掘所證實。除長安之外，洛陽、臨淄、邯鄲、宛（南陽）、成都等都是當時著名的大都市。洛陽水陸交通方便。臨淄絲織業發達，人口密集，是齊魯的中心。邯鄲是黃河以北的商業中心。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鐵業很發達。成都的手工業，特別是蜀錦，馳名全國。西漢的城市，不僅在中原地區星羅棋布，就是在南方地區也有很大的發展。如江陵（湖北江陵）、吳（江蘇蘇州）、番禺（廣州）等，或為一方都會，或為對外貿易的重要城市。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中小城市的興起，西漢的交通運輸業也發達起來。在長沙、廣州等地的漢墓中曾多次發現木製、陶制船舶或木車明器。1974年在廣州秦漢造船工場遺址中發現有三個平行排列的造船台，還有木料工場，船台和滑道相結合，外形和鐵路略相似，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組成。這些遺址，反映了當時水上交通的繁榮和海外貿易的活躍。在廣州、長沙等地，出土了玻璃、玉髓、琥珀、瑪瑙、雞血石和水晶等玉石佩飾。這些東西一部分是國內的特種工藝品，而另一部分則系從海外輸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