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子山遺址

⑴ 長江起源

過去，人們探索長江流域的古代文明，歷來認為長江的中游和下游是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核心地區，而對於長江上游文明的研究，則未引起重視。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長江上游地區考古工作的不斷開展，特別是近年來，四川成都平原一系列事關文明起源的重大考古發現和發掘，證明長江上游同樣有著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源地之一。目前，在以四川成都平原為中心的長江上游地區，已從考古學角度建立起了該區域先秦文化的發展序列

⑵ 中國歷史學家為什麼隱瞞三星堆研究

不見得隱瞞，有可能只是你被某些人誤導而已。復制一篇我的其他地方的答案，應該用得上，以下是個人見解：有些人就是如此幼稚，天真的要死，西方人說個什麼就信個什麼，沒有一點自己的判斷能力，中國要想真正的強起來，文化一定要強起來，對自己的文化有自信。首先，埃及當時的事業正如日中天，大概在統一時間左右，要知道人類之所以會遷居，多半是因為氣候和食物的原因，當時的埃及人完全不會遷居，尼羅河奶媽脾氣還好。就算是某一位埃及王子被流放，那根本不可能走這么遠，何況他還要翻越阿拉伯沙漠，伊朗高原，喜馬拉雅山脈，等等。根本就活不下去。還有，雖然三星堆的，文物與埃及文明有相似之處，但是也好比兩個頂級音樂創作人，寫出來的歌有一定相似之處，這並不感到奇怪。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文明還和中國商代的文明也有相似之處。蚩尤，他本就是華夏初祖，也沒有什麼大的罪過，黃帝，也尊敬他為兵神。所以後來的歷代尚武的皇帝也會拜蚩尤。只能說蚩尤是華夏正統之一，畢竟華夏族中只是炎黃血統為主體，也有一定的東夷血統。現在的漢族也是一樣的，只是以華夏血統為主體，同樣有其他民族血統。埃及和中國都是文明古國，但古埃及人膚色是較深的。遷徙到中國來，膚色不會這么快改變。另外補充一點，別說埃及人，是通過茶馬古道到中國的，茶馬古道最初根本就沒有，是後來的西南民族，互通商貿，才開辟出來的，是一個統稱。要記得西方亡中國之心不死，要分辨的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⑶ 神權古國三星堆，盛極一時的文明，為何突然消失

從三星堆望岷山

距今4000年至3200年前，四川廣漢鴨子河畔，三星堆古城建起。高聳、堅固而厚實的土坯磚城牆，框出3.6平方公里的古城邊界。城牆外，深深的壕溝崛起，完成防洪用水的使命。城牆內，充滿浪漫色彩的先民們，將美好的想像寄託於青銅金箔玉石上，雕刻出奇特誇張的造型。

三星堆遺址這時正處於魚鳧時期，居民們雕刻出青銅人像、面具、魚、龍、鳥、樹朝拜，將神靈崇拜演繹到極致，引得外域族落紛紛前來，一睹祭祀之盛。在三星堆文明由盛轉衰時，先民們又發起了盛大而奇異的「燎祭」，把平時放在神殿中的主要神器和祭器，搬到三星堆前的廣場，對著西北方神山中的天神祖先，舉行了最後的祭典後，將其打壞焚燒，有序地埋藏於祭祀坑中。隨後，他們把國家的中心遷到成都金沙遺址。

三星堆先民積累起來的傳統信仰沒有從此消失，它繼續影響著盆地及周邊地區的文化。《華陽國志》記載，李冰在修建都江堰前，仍然以蜀人的傳統方式，祭祀天地山川。到了東漢，神樹演變成「錢樹」，天地人神相通為核心的「天門」觀念，在民間依然一直盛行，並促成了道教在四川產生。

A/興起

先民影像歲稔年豐蜀酒飄香載歌載舞

從一個考古遺址里讀到一個失落的文明，是最令考古工作者快意的事之一。無疑，三星堆就是這樣的遺址。它的發現被稱之為「沉睡數千年，一醒驚天下」。作為先秦時期長江流域最大的中心聚落,它聚焦著無數考古人的目光。而來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學專家趙殿增，一被它吸引，便展開了37年的「追逐」。

三星堆發現己有90餘年，近在30多年又進行了連續發掘，成果驚人，各位考古領隊和眾多專家學者為此做出了傑出貢獻。趙殿增曾是三星堆遺址發掘的組織者之一，但他與三星堆結緣，卻有點偶然。1980年4月，趙殿增和幾個同事到彭縣（現彭州）取青銅器，事後順便到廣漢月亮灣遺址看看。在三星堆磚廠，大家細看取土的斷面，發現了上百米的豐富文化層和大量標本，一下興奮起來。回單位匯報後，決定立即發掘。

從此，趙殿增的研究工作，主要圍繞著三星堆。在他眼裡，三星堆遺址是研究古文明演變的絕佳標本，其中蘊藏著的奧秘，值得用一輩子去品茗。近年來他通過對新舊考古成果的再研究，又有了些新的認識。

三星堆遺址年代起始於4800年前後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當年，在蠶叢的帶領下，先民們從川西平原前進，來到廣漢市西北的鴨子河南岸，看到一片平坦的沃土，決定安頓下來。他們發明出各式各樣的耕作工具，耕出一片片田地，栽種起水稻等作物。待到豐收季節，男人女人再下田彎腰，笑著抱著一堆堆收成，飛奔回家，將火燒得旺旺。

不僅和大地「對話」，居民們開始嘗試馴化動物，發展起畜牧業。在農人的吆喝聲中，牛、羊兒順著鞭打的方向，乖乖地將地踩得踏踏響。

漸漸地，三星堆居民過上了不愁吃的日子。歲稔年豐之餘，先民們釀造起美酒，用青銅陶器鑄成酒具品茗享用。在蜀酒的氤氳香氣下，先民們合之以舞，配之以樂，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

古城生活

紡織絲綢海貝交換市場興起

三星堆玉邊璋

隨著三星堆區域社會文明逐步發達，先民們北靠鴨子河，在聚居地劃出一塊中心區域，砌出南北寬1400米、東西長1600--2100米的城牆。古城主城牆的局部地方大量使用了土坯磚。這是我國城牆建築史上，迄今為止發現的使用年代最早的土坯築壘城牆的實物力證。

宏大的古城裡，先民繁衍生息，人口逐漸增長，建築越發密集。食能果腹，居民們開始有了精神追求，希望穿得更漂亮，更舒服，開始養蠶，製作絲綢。有人種地，有人紡織，漸漸地，分工開始出現，居民們開始嘗試著交換。在商業的推動下，三星堆愈發熱鬧。

當時三星堆已然是一個繁華的都市，城區面積僅次於鄭州商城。它的繁榮吸引著外地人紛紛抵達，一探「真容」。他們將海貝穿孔，製成貝幣，當作貨幣，用以交換商品。商業的興起激發了巧婦的能量，她們織出更多更漂亮的絲綢，得意地展示著。當外地人見到它們時，驚嘆了，他們觸摸著柔滑的面料，一遍又一遍地打量，拿出貝幣，換回一張張絲綢，放在馬背上馱著，運往雲南，甚至到南亞、中亞。

B/神權

青銅妙想神樹魚鳥神權意識的折射

三星堆祭祀圖

1986年，考古人員在三星堆遺址內相繼發掘了兩個大型祭祀土坑，令他們驚奇的是，裡面堆滿了各種青銅器、金器。隨後，出土的青銅神樹、金杖、青銅立人像、青銅縱目人像以驚人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形象神秘玄奧，琢磨不透古人的心思，有人開始猜測，它們是否可能出自外星人之手。

雖然奇幻，考古人還是能跨越時間的障礙，讀懂他們的心思。趙殿增說，三星堆青銅器展現出的妙想，反映出先民的神權意識。精心製作的造型是神權古國的極致追求。面對奇妙的大自然，他們無法解釋，便展開了美好暢想，並寄託於物。

彼時，在三星堆古城，鍛造神器祭器是一件重大的事。一處處銅器作坊里，工匠們全神貫注地打磨著，各自默默想像著。在他們的理解里，枝繁葉茂的大樹，是「眾帝」上下往來於天地之間的天梯，樹木是「精靈住所」。於是，他們把金箔做成的金葉、魚形器、璋形器掛在樹上，把神樹裝扮地十分華麗，進而成為一座神壇??

若將三星堆的青銅器與中原商周時期的禮器做了一番比較就會發現，中原存在重禮制輕人像的社會心態，以孔夫子「非禮勿視」、「敬鬼神而遠之」的思想最有代表性。那的禮器規整演進，但缺少人物動物造型，略顯呆板。而在三星堆出土的400多件青銅器中，人像動物造型佔了大半。人像或者豎直站立，或者屈膝而跪，姿態萬千，龍、虎、雞、鳥、神樹、果實等動植物形象逼真。兩地在造型上的差異，折射出不同的認知。在三星堆，先民們相信「萬物有靈」，認為動植物山川天地無不與人一樣，是有感知的，而且常常具有某些神器的法力，塑造成形，加以膜拜。

君權神傳

巫師為大管理不靠武力

考古人從三星堆二號祭祀坑中，發現了一個青銅站立人像，高2.62米，重180多公斤。人像頭戴獸面形高冠，粗眉大眼，鼻樑高挺，身著衣服三層，最外層衣服近似「燕尾服」，兩臂平抬，兩手呈持物獻祭狀。考證認為，它的身份是巫師。

學者們進一步認為，它更有可能是蜀王的造型。從出土文物看，三星堆遺址多是神像、祭器和禮器，並沒有可以實用的兵器。這說明，三星堆古城，或許曾是一個基本不設防的宗教活動祭祀中心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這樣的古城裡，主要不靠武力征服人民，而是通過神權意識將人與人凝聚。通過青銅器優美的藝術造型，三星堆人認識、解釋世界，並通過它組織社會，維系特有的社會結構。在三星堆，最受人尊敬的是巫師，巫師才有資格做王。

出於對王的敬仰，古蜀人喜歡將蜀王神話，把自己裝扮成可以通天地人神的巫祭集團，以增強古國的凝聚力和影響力。神化後的蜀王，自然地披上了浪漫色彩，以蠶叢縱目、魚鳧神化、杜宇化鵑、開明復活等傳說的形式，流傳至今。長期以來，後人們將信將疑。近些年來的考古發現研究證明，早期蜀王確實存在，三星堆正處於魚鳧年代。

在古蜀人心中，魚能潛淵，鳥能登天，於是它們成為了蜀王的通神之物。而在三星堆，出土了一根1.42米長、重達463克的金仗，上面便刻有精緻的魚、鳥、人面紋圖案，當為魚鳧王的金仗。

此外，三星堆遺址中出土了一種造型奇特的陶器，它頭部為鳥頭形制，極似魚鷹，這件文物引起了專家們的極大關注，他們把它稱之為鳥頭把勺，認為這是上古時代成都平原魚鳧王族的徽記。

C/消失

過度消耗盛極一時的古國消失

三星堆青銅神壇

曾經的三星堆，繁華而熱鬧。到了3200年左右，三星堆文明達到鼎盛時期，爾後突然消失。

趙殿增解釋，在三星堆神權古國高峰時期，居民已經集中了各方的珍寶和財物，多方面汲取了神奇觀念和藝術技術，製造出大批神像、人像、動植物群，出現了三星堆遺址獨大獨尊、主要遺物以及大多與祭祀有關的奇特景象。然而，突顯奇異觀念而營造的大量神器祭器，已經大大超過了古國的承受能力，過度的人力物力集中和財富消耗，必然導致經濟的崩潰和社會的沖突。

大約在商代後期，三星堆神權古國逐漸失去控制，最終發生了嚴重的生存災難和社會恐慌。正如四川大學考古專家林向所說，當時人們認為這些神器祭器己經失去了靈氣，無奈之下，居民們決定搬離。

最終，人們通過一兩次盛大而隆重的「燎祭」，把平時放在神殿中的主要神器和祭器，搬到三星堆前的廣場，對著西北方神山中的天神祖先，舉行了最後和最大的祭典，然後打壞焚燒神器和祭器，有序地埋藏於祭祀坑中，表示送到了天上和神界。隨後，他們中大多數人遷到成都金沙遺址，開始了十二橋文化占統治地位的「杜宇氏蜀王」時期。但仍有部分人留在三星堆，在數百年間，一直守護者自己的家園。

李冰祭祀

沿用蜀人傳統方式

到了杜宇氏蜀國，人們改變了單純依靠宗教神權的手段，重點使用實力和武力擴大地盤。他們在漢中、寶雞前線地區率先創造了「巴蜀式銅兵器」，還在羊子山建造了大型祭台，在金沙遺址南部進行了長期的祭祀活動，體量、規模和作用都已減弱。然而，三星堆先民積累起來的傳統信仰沒有從此消失，繼續影響著盆地及周邊地區的文化。

據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記載，李冰在修建都江堰前，仍然以蜀人的傳統方式，祭祀天地山川--「周滅後，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為天彭山，乃至湔氐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彷彿若見神，遂從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璧沈?濉：盒耍??使使者祭之。」

隨後，到了東漢，神樹演變成「錢樹」，古蜀人以天地人神相通為核心的「天門」觀念，在民間依然一直盛行，並促成了道教在四川產生。

封面新聞記者毛玉婷圖由三星堆博物館提供

⑷ 請問四川在歷史上產生過幾個古文明

四川古文化序列概述

趙殿增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盆地是巴蜀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的搖籃，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20世紀以來特別是近二十年來的考古發現，為我們探討四川古文化的內涵和發展序列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並涌現出一批頗有見地的研究成果。這里在吸收前輩和今人學者的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一些看法，作為引玉之磚。本文主要是概述一下四川盆地及周邊地區漢代以前古文化的地域分布、年代序列、發展過程的簡況，略談各期各區文化之間的基本關系，以及長江上游古代文明和古蜀歷史發展的簡要歷程。
長江上游的古文化最早產生於一二百萬年前的更新世早期。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兩處早期人類化石——「巫山猿人」和「元謀猿人」。 「巫山猿人」出土在四川省巫山縣大廟鎮龍骨坡村，發現有四顆猿人牙齒和一段下頜骨，距今年代約204萬年前⑴，同出的有石器和獸骨，稱為「龍骨坡文化」 ⑵。「元謀猿人」出土在雲南省元謀縣上蚌那村，發現有兩顆猿人的上門齒，距今年代約170萬年前，同出的有石器和用火遺跡⑶。這些發現對探索人類起源具有重要意義，也證明長江上游有悠久的古文化歷史，是人類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在數萬年前的更新世晚期階段，長江上游發現有多處古人類化石和舊石器時代文化。在四川盆地就有「資陽人」⑷、「銅梁人」 ⑸、鯉魚橋文化⑹、富林文化⑺、回龍灣洞穴遺址⑻等眾多文化遺存，表明數萬年前長江上游己是古人類的一處重要聚居地。
進入數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四川盆地及周邊地區的古文化遺存不僅數量大大增加，而且各地區文化面貌呈現出不同的特徵，開始形成一些區系文化類型。它們之間文化因素和面貌有明顯的區別，同時又在不同階段不同層面上產生過各種形式的聯系。各地區性文化本身特色都非常明顯，它們之間橫向的區別遠大於縱向的聯系，因此還未能形成清晰的年代譜系。對四川盆地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主要是分區來進行介紹的，各區的年代先後參差不一。不過從總的時代來看，大約存在著一種從盆地外緣向內部發展的趨勢，其中可能主要是從北面、東面和西北面向盆地中心區域發展。但它又不是簡單的傳播，而是一種復雜的、多層次的文化交流。要理清其中的關系，尚需做大量的工作。
從現有資料分析，四川盆地及周邊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初步分為新石器時代早中期、中期、晚期三個發展時期，可以劃分成六個地區文化類型，各自又有若干個不同的發展階段。這里大體按年代早晚分區作一簡述，並對其文化關系和發展序列進行初步的分析。
漢水上游的新石器在長江上游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時代最早。距今7000年左右的「前仰韶文化」時期，在漢中西鄉發現了「李家村文化」， 它與陝西老官台文化、河北裴李崗文化時代相當，以圈足碗、平底缽、小乳突狀三足器為特色⑼。在仰韶文化階段，漢水上游出現了龍崗寺等一批典型遺址和墓地，主要遺存屬於半坡類型，距今年代為6000-6000年左右⑽。此外還發現幾處有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和龍山文化階段的遺址，距今年代在4、5千年前，說明漢水上游地區也存在著以磨光黑陶和紅胎黑皮陶為特徵的龍山文化⑾。
川北山丘區，是四川盆地內目前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時代較早的地區。其中廣元中子鋪遺址下層文化發現有類似李家村文化的小乳突狀三足器，距今年代為6、7千年前，可能與李家村文化有一些關系。但中子鋪遺址的典型器物是細石器和夾砂繩紋陶罐等，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⑿。中子鋪遺址上層文化則以夾砂紅褐陶、飾繩紋、口沿呈花邊狀的陶罐等為特色，與廣元張家坡、鄧家坪，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寨、綿陽邊堆山等遺址共同構成了川北山丘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個地方文化類型，距今年代為5500年左右至4000年前⒀。它們與川西平原和川東三峽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之間有較密切的關系。
川東三峽區是四川盆地新石器時代文化又一個發展較早的地區，主要遺存分為兩個階段。在仰韶文化階段，三峽以東出現了發達的彩陶文化——大溪文化，典型器物有彩陶瓶、碗，紅陶豆、罐，黑陶杯等，距今年代為6300-5000年左右。不過大溪文化的主要分布區在江漢平原的西部，最西只到達巫山大溪遺址，並未在四川盆地內發展起來⒁。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階段，川東三峽地區出現了豐富多樣的古文化，近幾年在三峽庫區發掘和初步命名的有哨棚嘴一期文化⒂（或稱中壩文化）、魏家梁子文化⒃、老關廟文化⒄等，典型器物有寬平沿盆（罐）、花邊口繩紋深腹罐、缽、碗等，時代距今約在5000-4000年間。這些文化與三峽以東的湖北龍山文化、川西平原區的寶墩文化、以及川北、川西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都有一些關系，構成了四川盆地新石器時代晚期古文化群體。
從川西北高原峽谷區，沿橫斷山脈向南，到川西南高山河谷區，是一個文化和民族走廊地帶，這里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也呈現出復雜多樣的面貌。川西北高原峽谷區的岷江上遊河谷中，曾發現有類似於馬家窯文化的彩陶文化遺存，時代可能早到距今5000年前，但並未深入到四川盆地之內⒅。另有一些地方特色突出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出現，如中路文化等，在5000-3000年前形成自身的發展序列⒆。川西南高山河谷區的安寧河、雅礱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典型遺址有橫欄山遺址⒇、禮州遺址（21）、轎頂山遺址（22）等，地方特色明顯，有些年代可延續到距今3000多年，並與商周秦漢時期西南夷一些少數民族文化遺存有某種聯系。
四川盆地中心區的新石器文化出現較晚，大約到4500-4000年間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階段，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川西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才迅速發展起來，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寶墩文化」 （23），很快建成了頗具規模的史前城址群（24），並與繼後出現的高度發達的三星堆文化有直接的關系，成為四川考古學文化和文明起源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一環。
四川盆地大約在距今4000年以後逐步進入青銅時代。四川正式形式成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是在距今4000-3200年左右青銅時代前期的「三星堆文化」階段。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地「寶墩文化」（又曾稱為「三星堆一期文化」）的基礎之上，廣泛吸收了夏、商等其他文化因素，形成了具有特獨面貌的一種考古學文化（25）。它以三星堆遺址的第二、第三期為典型代表，以小平底罐、高柄豆、三瘦袋足器、鳥頭形器把等為典型陶器群（26）。其分布范圍主要是在從成都平原到三峽內外的一條帶狀地區，至少可分為典型遺址除了三星堆遺址之外，還有新都桂林村遺址、成都十二橋遺址的早期階段，三峽以西的中子鋪遺址、哨棚嘴遺址的中期階段（27），萬縣中壩子遺址（28），以及三峽以東的中堡島遺址上層、朝天嘴遺址、紅花套遺址（29）等數十個遺址，成為當時四川盆地當時一種主要的考古學文化。
三星堆文化階段在三星堆遺址形成面積達360萬平方米的宏偉的古城，出現了密集的房屋遺址和相關聚落群體，發現了眾多祭祀坑和灰坑、作坊、墓葬，出土有大量青銅器、玉石器、金器和象牙等珍貴文物，表明三星堆遺址己經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方國（30）。它以其獨具特色的原始宗教信仰、神奇優美的造型藝術、多元文化的有機融合等為顯著特徵，成為長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在中華民族早期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史上佔有光輝的篇章（31）。
在三星堆文化興起之後，寶墩等到史前城址群迅速廢棄，被三星堆古城所取代。三星堆文化本身尚可分為兩期和若干段。不同地區的三星堆文化又可以分為幾個區系類型。大約在距今3200年前後，三星堆文化逐步被新興的「十二橋文化」所取代。三星堆遺址也於距今3000年左右被徹底廢棄，四川盆地的古文化中心轉移到成都地區，古蜀文明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十二橋文化」是四川盆地青銅時代中期的一種考古學文化，距今年代約在3200-2600年前。它介於「三星堆文化」和春秋戰國時期的「晚期巴蜀文化」，構成了四川盆地考古學文化序列的又一個重要環節。十二橋文化以1985-1989年發掘 的成都十二橋遺址為典型代表（32），近幾年來在成都市西部先後發掘了撫琴小區（33）、指揮亍（34）、新一村等十多個文化面貌相似的古遺址，構成了「十二橋遺址群」。在四川盆地及周邊地區，也發現有的許多接近於十二橋文化的古文化遺存，如雅安沙溪遺址（35）、漢源麻家山遺址、閬中坪是遺址（36）、三峽以西的中壩遺址、哨棚嘴遺址的晚期階段，以及三峽以東的中堡島遺址、朝天嘴遺址、紅花套遺址等數十個遺址的上層遺存，乃至於漢水上游的部分遺址和寶雞茹家莊遺址（37）等。其分布范圍大大超過了三星堆文化。是四川盆地分布廣泛的一種重要的考古學文化。特別是近兩年發現發掘的成都金沙遺址（38）和黃忠遺址，大大豐富了十二橋文化的內涵。
十二橋文化以尖底器物為重要的器形特徵，包括尖底杯、尖底盞、尖底罐，還有高直領壺、侈口罐、淺圜底釜等。以十二橋遺址下層和新一村遺址為代表，十二橋文化可分為商周、西周到春秋兩期，各自又可分若干段（39）。十二橋文化早期包含有某些三星堆文化因素，三星堆遺址的第四期也應歸屬於十二橋文化的范疇。十二橋文化晚期除了尖底器形制變化之外，還較多 地出現矮圈足豆、侈口罐、淺圜底釜等器物。十二橋遺址木建築群、羊子山遺址大型土台（40）、彭縣竹瓦亍多組列壘（41）、特別是金沙遺址大批金、銅、玉、石禮器的發現，包括金帶、玉琮、銅人、石虎等，證明十二橋文化是繼三星堆文化之後古蜀文明發展的又一個高峰。春秋時期十二橋文化類型的遺址大多曾被洪水沖毀，從而留下了某種文化缺環。
四川盆地青銅時代晚期，即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古蜀文明發展的最後一個高峰，這就是以船棺葬土坑墓群和「巴蜀式銅兵器」為代表的文化，傳統上稱之為「巴蜀文化」 （42），近幾年來為了將它們與三星堆、十二橋等早中欺期巴蜀文化區別開來，改稱為「晚期巴蜀文化」 （43）。「巴蜀式銅兵器」的典型器物有柳葉形劍、長校矛、煙荷包式鉞、三角形戈等。銅容器以釜、鍪、甑為典型器物組合。銅禮器以壘 、壺、鼎、豆等，而且常常以五件為一套。還出土有許多巴蜀式印章。晚期巴蜀文化的遺址發掘的比較少，僅有成都市青羊宮遺址（44）、上汪家拐（45）等幾處。但戰國時期巴蜀文化的墓葬群和銅兵器己廣泛分布於四川盆地全境和附近一些省份，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文化群體。成都市商業亍大型船棺葬（46）、新都戰國木槨墓（47）、涪陵小田溪土坑墓群（48），可能是巴蜀王族或國王的陵墓。表明晚期巴蜀文化階段形成了古蜀文明發展的最後一個高峰。
公元前316年秦並巴蜀，巴蜀文化在較寬松的管轄之下得到進一步發展，一直到西漢中期漢武帝前後。這就形成了秦漢初期四川地區本土文化與漢文化的一個相互融合的階段。從考古學文化來看，戰國時期高度發達的船棺葬、土坑墓群和「巴蜀式銅兵器群」，在秦並巴蜀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仍然得到保持和發展，巴縣冬筍壩、昭化寶輪院（49）、什邡城關鎮（50）等一批大型船棺葬、土坑墓群，一直沿用到戰國末年至西漢時期，典型器物則在與外來文化因素結合中不斷變化。涪陵小田溪巴王族陵墓也有的晚至戰國晚期（如3號墓年代在公元前278年以後）。與此同時秦漢文化因素迅速傳入，出現了羊子山172號墓（51）等以秦漢典型器物為主的墓葬。都江堰水利工程也在這時興建起來，巴蜀地區成為了「天府之國」。
到公元前100年左右的漢武帝以後，四川地區的古文化面貌與新興的多元一統的漢文化基本融為一體，長江上游古文化的發展到此告一段落。
這里再適當與歷史文獻相結合，探索一下長江上游古代文明和古蜀歷史的發展歷程。
考古資料是古文化發展的某種反映，但它不等同於歷史，更不可能全面解釋歷史。考古學文化的分期與分區，主要依據的是物質文化實物資料的劃分，各階段的界限都有一個漸進的過程，不可能象歷史學那樣以某個事件或具體年代明確劃分開。也就是說，考古學文化地劃分並不等同於歷史的分期，兩者不應進行簡單的類比。另一方面，重大的社會變化和歷史發展階段，又會在物質文化上反映出來。所以某地有代表性的考古學文化也必然與當地的大的歷史發展階段有某種內在的聯系，特別是進入青銅時代的歷史時期更是如此。基於這種認識，我們在主要介紹考古學文化資料的基礎上，適度結合有關歷史文獻，對長江上游重要考古文化所表現的古代文明發展和古蜀歷史的歷程，進行了一些宏觀的探索。
歷史學家一般都認為古蜀國曾有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氏等幾代首領是大體可信的。從四川盆地歷史沿革和考古學資料所反映的古文化序列中可以看出，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內在的關系。幾代歷史學家和考古工作者己對兩者的聯系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半個世紀來，研究者己基本認同以船棺葬和「巴蜀式銅兵器」為代表的春秋戰國時期的 「晚期巴蜀文化」 或「巴蜀文化」，是「開明氏蜀國」的物質文化遺存，表現了巴蜀文化在秦並巴蜀之前最後一個歷史階段的面貌。三星堆遺址深入發掘之後，多數學者己傾向於三星堆文化的繁榮階段是「魚鳧氏蜀國」時期的看法。近十幾年來十二橋文化遺址群的一系列重要發現，填補了三星堆文化與晚期巴蜀文化之間的缺環，從而提出了「十二橋文化」有可能是「杜宇氏蜀國」時期物質文化遺存的觀點。至於「三星堆文化一期文化」即「寶墩文化」階段，則可能與蠶叢氏或柏灌氏蜀王有關。這就初步確認了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氏蜀國的物質文化遺存。這就為深入研究古蜀王國的歷史提供了有利條件（52）。
從文明進程的角度看，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晚期巴蜀文化、秦漢初期的古文化分別處於古蜀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與秦漢文化的不同階段，經歷了從古國、方國到帝國這樣一個完整過程，成為中華文明共同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它也集中代表了長江上游古代文明的發展歷程。
通過對考古發現的實物資料的描述和歸納，可以具體地概括以四川盆地為重點的長江上游古文化序列。李學勤先生最近強調指出：「可以斷言，如果沒有對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構成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完整圖景。考慮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與中原、西部、南方各各古代文化間具有的種種關系，中國文明研究中的不少問題，恐怕必須由巴蜀文化求得解決」（53）。希望經過眾多學者的不斷努力，會更好地展示四川盆地以巴蜀文化為中心的古文化發展進程和具體面貌，探討其在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