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城遺址

A. 廣漢市三星堆為什麼如此緩慢,甚至沒有發展,頂多租點當地的農田栽種點樹木。

三星堆遺址是11年英國牧師董宜篤(V.H.Donnithorne)在廣漢獲悉當地農民燕道誠因車水溉田挖出石壁、玉璋、玉琮、玉壁等一大批玉石器而被發現的。根據燕氏家族提供的情況，董宜篤得到這批玉石器出土的消息時，已事隔兩年，實際上，這批玉石器是1年出土的。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已近七十年了。 在這近七十年中，四川省內的文博考古單位和大專院校，先後對三星堆遺址進行調查和發掘，並開展了多種學科參與的綜合研究，現已初步揭示出：在夏商時代中國西南地區的成都平原上有一個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中心，這個文明中心有其自身文化特點，又與中原夏商文明以及中原夏商文明以外的其它地區的方國文明存在著密切聯系；其主要的文化內涵表現在以下方面：1．具有政治中心性質，其規模超過周圍相鄰的城址；．有高度發達的青銅冶鑄技術和黃金冶煉加工技術；有規模可觀的玉石器加工作坊和高超的玉石器加工技術；．有分布范圍達至平方公里的夯土城牆遺址；．自然水系的合理利用與治理；．有較為完善的宗教禮儀祭祀制度。這些重要內容構成了三星堆遺址的主要文化內函。 三星堆遺址在過去的調查發掘中，因工作地點的不同，曾被分別稱為「真武宮遺址」、「橫梁子遺址」、「月亮灣遺址」、「中心場遺址」等等。因同屬一個遺址群落，故在10年以後，統一命名為三星堆遺址。 近幾年的調查表明，三星堆遺址的文化遺存主要分布在鴨子河南岸大堰村至西外鄉高澗村臨河的高台地上，在馬牧河南岸的三星村一帶的高台地上也有較為集中、豐富的文化堆積。遺址的分布中心是真武村及三星村。 在三星堆遺址周圍的廣漢、什邡、彭縣、新都等地區，還調查到十餘個相當於三星堆上層文化的古遺址，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廣漢金魚鄉石佛寺遺址、興隆鄉煙堆子遺址、什邡市人民——新安遺址等。三星堆遺址周圍地區的一般遺址的發現，正顯示了三星堆遺址在周圍古遺址群中的政治經濟中心地位 一、考古發掘 三星堆遺址發現後，於1年華西大學葛維漢、林名均等在三星堆遺址首次拉開了考古發掘的序幕；1年四川省博物館和四川大學聯合對三星堆遺址進行了發掘工作；10年以來，四川省博物館、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歷史系與廣漢市文化部門合作，又對三星堆遺址進行了十餘次的試掘和發掘工作，前後共揭露文化遺存約000餘平方米，試掘城牆夯土1000餘平方米。比較重要的有10?年三星堆Ⅰ、Ⅱ、Ⅲ區的發掘；1年三星堆Ⅱ區兩個祭祀坑的發掘；1?年東城牆的發掘；11?年西城牆的發掘；1年南城牆的發掘：1年11月?年月仁勝村土坑墓的發掘等。 現已基本查明，三星堆遺址包含著兩種文化面貌不盡相同、且又有前後承繼關系的遺存：一種是三星堆早期遺存，或稱三星堆遺址一期文化，其相對年代大約在中原地區的龍山時代；另一種是三星堆晚期遺存，即三星堆二至四期文化，或叫三星堆遺址上層文化，其相對年代大致在夏至商末周初或更晚。 以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早期遺存，在四川盆地內有廣泛的分布。綿陽邊堆山、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寨、漢源獅子山等處遺址，都屬於這一時期的遺存。在成都平原還發現了相當於三星堆一期的遺址，其中有新津龍馬寶墩遺址、都江堰市青城鄉芒城遺址、溫江縣萬春鄉魚鳧城遺址、崇州市雙河古城遺址等，這些遺存已被命名為「寶墩文化」。在這些遺址內都發現了夯土城牆，城址規模較大，面積在0?0萬平方米左右。這些古城的發現，說明在三星堆一期，蜀人正由原始公社向文明社會過渡，出現了大小城邦組織，為後來出現高度發達的夏商時代三星堆古蜀文明奠定了基礎 以三星堆二至四期為代表的晚期遺存，除在盆地內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地區有較為廣泛的分布外，在川北的嘉陵江、川西南的青衣江、大渡河流域也有分布。另外，在三峽地區的商周遺存中也見較為強烈的三星堆文化因素。在陝南漢中地區、鄂西地區，也受到三星堆文化的影響。 二、三星堆文化的一般特徵 (一)三星堆早期遺存 三星堆遺址早期遺存的一般特徵可以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 1．陶器。主要為泥質灰陶和夾砂褐陶兩大類。灰陶中以泥質青灰陶和灰白陶為最多。褐陶中有表面磨光的黑皮陶；有內黑外褐、或內褐外黑的黑衣陶。另外，還有一定數量的橙黃陶。器形主要有鋸齒形口沿罐、花邊形口沿罐、喇叭口大翻領罐、敞口鏤孔圈足豆等器形。其中不乏有製作精美、表面磨光的禮儀用器。陶器製法多手制，但輪制亦有一定比例。多平底器和圈足器。有的平底器的底較厚，似假圈足。紋飾有細如粗網的繩紋、籃紋、重疊繩紋、網紋、米粒紋、縷孔、細弦紋、齒紋等。 ．石玉器。石器是主要的生產工具，以斧、錛、鑿為主，器形較小，加工較精緻。反映了這一時期已經脫離了粗放的農業階段，出現了較高級的農業經濟，農業的高度發展為生產工具的精細加工提出了技術要求，同時，也為後來生產精美的玉石禮儀用器准備了條件。 這一時期已經出現了玉璧、玉環、玉圭等小型的玉石禮儀用器。仁勝磚廠工地墓葬中出土有玉牙璧、玉錐形器、玉矛、貓眼石球等。 ．房屋建築。在地面挖溝槽，築木骨泥牆，兩壁抹草拌泥，並經火燒烤。 ．宗教意識。在房屋基址出現奠基坑，以青壯年或兒童作為奠基用的人牲；在勝仁磚廠工地發現坑位方向一致的墓葬個，有的坑內埋入骨架仰身直肢，有的人骨架身軀不全，似經肢解。有的坑內埋有經肢解的動物犧牲，坑壁及坑底經反復夯砸或拍打，坑內的人的軀體和動物犧牲似也經過夯砸或拍打，這是一種特殊的掩埋方式，其性質有待進一步研究。 ．城的出現：在成都平原與三星堆早期遺存同時期的其它遺存中，已普遍出現了夯土城牆。這些古城遺址群中的城邑沒有一個形成了象三星堆古城這樣的中心都邑，只有三星堆早期遺存發展成了蜀國的中心都邑，最後創造出璀燦奪目的三星堆晚期青銅文明。 (二)三星堆晚期遺存 1．陶器。可以分為三期： 早期陶器以夾砂褐陶為主，並有一定數量的泥質灰陶和泥質橙黃陶。器形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豆、平底盤、圈足盤、鳥頭柄器、缸、瓮、器蓋、紡輪等。素麵陶較少，且有一定數量的磨光黑色皮陶。紋飾主要有繩紋、附加堆紋、雲雷紋等。時代相當於二里頭至二里崗下層時期。 中期陶器仍以夾砂陶為主，有灰褐和黑灰兩色。此外，還有少量的泥質灰陶和泥質紅褐陶。器形除第二期常見的器形外，新出現有尊形器、觚形器、形器等。在本期稍晚還出現尖底盞和器座。本期小平底罐由早期的圓弧肩變為圓折肩，由薄卷唇變為尖圓唇，腹變淺，呈缽形；高柄豆由直柱柄變為竹節柄或網綻狀柄，出現實足尖。素麵陶比早期增多。繩紋主要有粗繩紋、凹弦紋、附加堆紋、網紋、鏤孔、雲雷紋等。時代相當於二里崗上層一、二期(鄭州白家莊期)至殷墟早期(殷墟一、二期)。 晚期陶器以夾砂褐陶為主，泥質灰陶比例大增，還有少量的夾砂紅褐陶和夾砂黑褐陶。中期常見的器類基本沿用，但器形變化較大。小平底罐幾乎全演變成小平底缽，另有向尖底杯演進的。的足胎壁較厚，腿瘦長，多乳頭狀實足尖。陶器多素麵，紋飾以粗繩紋和凹弦紋為主。粗繩紋表面多經抹平，凹弦紋多施用於器物的頸、肩上。另外，還有附加堆紋、網紋、鏤孔、雲雷紋等。年代相當於殷墟晚期(殷墟三、四期)至西周早期。 ．玉石器。此時玉石禮器大量出現，許多斧、錛、鑿、斤等工具也不是實用器，而是禮儀性的工具，工具的禮儀化是三星堆晚期遺存的重要特徵。比較集中發現的是1年的玉石器坑和1年一、二號祭祀坑中出土的玉石器，以及1年、1年真武倉包包出土的玉石器。 可將這些出土的玉石器納入遺址的分期范疇。1年在真武倉包包處還發現二里頭形制的玉璋1件；1年又在真武倉包包出土祭祀坑一個，該坑內出土文物除兩件銅牌飾外，還出土玉瑗、玉鑿、石璧等玉石器數十件。其中石璧大小依次遞減的順序重疊放置於祭祀坑中。該坑的時代相當於三星堆遺址二期(二里頭至二里崗下層時期)，說明在這一時期三星堆文化已有較為完備的禮儀祭祀制度。 1年在三星堆南面發掘出土兩個商代大型祭祀坑。其中，一號祭祀坑出土玉石器近00件，二號坑出土玉石器100餘件。經整理研究後可知，一號坑部分玉璋和玉戈年代較早，有的可能早至二里崗時期，個別的還可以早到二里頭晚期至二里崗下層時期。一號坑其餘的玉石器大致相當於殷墟一期；二號坑的玉石器的年代相於殷墟二期。 這一時期玉石器的特點，一是器物的體形大小兼備，如玉璋大的長達10厘米以上，小的僅長厘米左右。石璧大的直徑達0厘米左右，小的也僅?厘米。二是以工藝精良見長，如玉璧、玉瑗的好、孔兩面多數都有十分精確的凸起的周邊，在肉的兩面碾琢出若乾重凸起的同心圓，其凸網極為准確、圓潤。玉璋、玉戈長達七、八十厘米，硬度在度左右，但兩側邊刃極薄，刃網准確、流暢。有的玉石器其上或鎪或鏤或刻出十分精細而生動的紋飾圖案，並見有用鹼性植物汁液作腐蝕劑描繪在玉石器上，將花紋圖案浸染而成的。三是玉石料的材質種類廣泛。經過岩礦型鑒定，除有軟玉、碧玉、琥珀、瑪瑙外，還有陽起石蛇紋石岩、陽起石角岩、陽起石透閃石岩、蝕變白雲大理岩、白雲質板岩、硅技板岩、蝕變灰綠岩、蝕變基性岩、陂嶁石岩、片麻岩、安山玢岩、石英片岩、角礫岩、石灰岩、灰長岩等數十種岩礦種類。 ．青銅器和黃金器。相當於三星堆遺址二期的青銅器主要有銅牌飾和鑲嵌綠松石的銅虎等。 在三星堆遺址兩個大祭祀坑中出土了青銅器三、四百件。一號坑出土的種類有人頭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龍形飾、龍柱形器、虎形器、戈、瑗、戚形方孔璧、龍虎尊、羊尊、瓿、器蓋、盤等。一號坑的下埋年代相當於殷墟一期，而一號坑的青銅器早的可以早到二里崗上層一、二期，晚的在殷墟一期偏早階段，而不見晚於殷墟一期的器物。一號坑出土的青銅器的年代相當於三星堆遺址三期的前段。 二號坑出土的青銅器有大型青銅立人像、跪坐人像、人頭像、人面具、獸面具、獸面、神壇、神樹、太陽形器、眼形器、眼泡、銅鈴、銅掛飾、銅戈、銅戚形方孔璧、鳥、蛇、雞、怪獸、水牛頭、鹿、鯰魚以及、尊等器物種類。二號坑下埋的時代大約在殷墟三、四期之間，出土的青銅器年代都在殷墟二期的年代范圍內，但有早晚之間的差異，可以分成早、晚二組：早期組相當於殷墟二期早段，晚期組相當於殷墟二期晚段。二號坑在三星堆遺址的分期上相當於三星堆遺址的三期晚段。 兩個坑出土的青銅器中，除青銅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長江中游地區的青銅文化風外，其餘的器物種類和造型都具有極為強烈的本地特徵，這些青銅器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前1?1)蜀國青銅文明豐富多彩的文化面貌。 三星堆青銅器以大量的人物、禽、獸、蟲蛇、植物造形為其特徵。青銅的人頭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靈；青銅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則代表祭祀祈禱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銅獸面具和扁平的青銅獸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祗；以仿植物為造型特點的青銅神樹，則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識。以祖先崇拜和動、植物等自然神靈崇拜為主體的宗教觀念，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 器形高大、造型生動、結構復雜是三星堆青銅器重要特點。二號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達.米，重10多公斤，由素麵的梯形基座和方形的以及立人像三部分組成。人像頭戴獸面形高冠，身著衣服三層，最外層衣服近似「燕尾服」，兩臂平抬，兩手呈握物獻祭狀。這樣高大的青銅鑄像在商代青銅文明中是獨一無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獸面具寬1厘米，重0多公斤，造型極度誇張，方形的臉看起來似人非人，似獸非獸，角尺形的大耳高聳，長長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猙獰、怪誕，可謂青銅藝術中的極品。青銅神樹高厘米，樹上九枝，枝上立鳥棲息，枝下碩果勾垂，樹桿旁有一龍援樹而下，十分生動、神秘，它把有關古代扶桑神話形象、具體地反映出來了。 一、二號祭祀坑分別屬於商代中期和晚期，大量精美的青銅器的存在，說明這時期三星堆遺址處於繁榮鼎盛時期。而三星堆青銅器的出現，可以上溯到商代早期甚至夏代。1年在三星堆遺址北面高駢鄉發現的土坑中，出土了一件近似二里頭文化的銅牌飾。1年在真武倉包包出土的祭祀坑中，又出土銅牌飾兩件。銅牌是二里頭文化中特有的銅器，在商文化中已不曾見到。有學者推測三星堆出土的銅牌飾的年代相當於二里頭晚期到商代早期，這說明三星堆青銅文明的生產可上溯到商代早期或夏代是不成問題的了。 三星堆遺址的黃金器是商文化遺址中最豐富的。一是種類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飾、金箔魚形飾、金箔璋形飾、金箔帶飾、金料塊等。二是形體大，其中一號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用純金皮捶打而成，長1厘米，重00多克，其上用雙勾手法雕刻出魚、鳥、神人頭像和箭等圖案。圖案的意義大致是：在神人的護佑下，箭將魚射中，鳥又將箭桿帶魚馱負著歸來。這是一柄權杖，同時又可看作是具有巫術原理的魔杖。傳說蜀的國王魚鳧是以漁獵著稱，因而後世尊奉為神，這柄金杖有可能和魚鳧氏的傳說有關系。一、二號坑均出土有金面罩。二號坑出土的銅頭像上有的貼有金面罩，構成金面銅頭像。可以推測，出土的金面罩原來都是粘貼在銅頭像上使用的。一、二號坑出土豐富的黃金器也是三星堆遺址晚期遺存的重要特徵。 ．房屋建築。三星堆遺址晚期遺址的房屋主要有方形，長方形和圓形三種形式，以長方形和方形者居多。是在原生地面上挖溝槽，槽中立木柱，間以小木棍或竹棍作為牆骨，在兩側抹草拌泥成為牆壁，並經火燒烤。屋面用五花土鋪墊，並經夯實。開間一般較大，面積在1?0平方米左右。其中一間大房子進深米，開間米，面積約00平方米。圓形房子一般不挖溝槽，直接在地面上掘柱洞立木圍成一圓圈，圓圈中心立擎柱以支撐屋頂。柱子之間無壁牆，估計是一種干欄式建築。屋內有火塘。 ．宗教祭祀。1年月和月，在三星堆遺址內先後發現兩個商代祭祀坑。隨後，學術界對兩個祭祀坑的性質爭論很大，有人認為是祭祀坑，有人認為是器物坑，有人認為是窖藏，更有人認為是陪葬坑。經過對出土文物的整理研究和學術界一段時期的討論，現已比較傾向於「祭祀坑」說。從兩個坑出土的器物的使用性質和功能分析，兩個坑內埋入的器物都不屬於日常生活用器，也不屬於一般性的禮儀祭祀用器，而是僅適合於大型宗廟內使用的像設、禮儀用器和祭祀用品。兩個坑內埋入的器物，同一坑內的器物年代差距較大。從器物的種類、用途和年代距離以及同一器類之間彼此連續發展，無文化面貌上的差異等情況來看，反映出是同一國家的先後時代不同的兩個宗廟內的用品。兩個不同時期的宗廟被毀後，再掘坑將宗廟重器埋入坑中。造成這種情況很可能是同一國家內統治階級內部權力的轉移即改朝換代所造成。在宗廟被毀後，舉行祭祀的禮儀，將宗廟器物焚後埋入坑中。 除1年夏在三星堆遺址發現的兩個大型祭祀坑外，1年春天在一、二號祭祀坑西側還發現兩個小型祭祀坑，坑內出土銅器和玉石器，器物也經火燒過。這些情況說明有關三星堆晚期遺存的祭祀遺跡在三星堆遺址的分布是比較廣泛的。 ．城牆建築。在遺址東、南、西三面發現城牆。這些城牆雖然曾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壞，但是城牆基礎依然存在。以調查和試掘結果表明，東城牆現殘長1000餘米，估計原長度應為100米左右，北偏東1度；西城牆被鴨子河和馬牧河沖毀，現殘長00餘米，北偏東度；南城牆在中段向南拐折，殘長約00米。整個城址呈北窄南寬布局，東西寬100?000米，南北寬000米左右，面積約?平方公里。城牆橫斷面為梯形，牆基一般寬0餘米左右，頂部現存寬度約0餘米。牆體由主城牆(即牆心主體部分)和內側牆、外側牆三部分組成。主城牆呈梯形，採用平夯法夯築，兩腰經鏟削修整，並用圓木棒橫向拍打，表面十分平整、光滑、堅硬；內側牆和外側牆採用分段夯築法築成，每段夯築到一定高度，經切削修整後，又再繼續接夯。在主城牆局部，已經出現使用土坯磚來增加城牆高度，這是中國城牆建築史上發現的最早使用土坯壘築城牆的實物例證之一。另外，內、外側城牆為多數呈傾斜狀的斜行夯層。有的地方能看到分塊版築的情況；有些夯層為堆土壘築，夯築方法顯得較為隨意。這一方面說明了城牆的建築離版築技術的出現時代不遠；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城牆的體量較大，全部使用版築技術來夯築城牆滿足不了工程進度的需要。 在城牆外側均發現有寬約0?0米的濠溝，濠溝的兩端分別與鴨子河和馬牧河相溝通，組成一個既有利於防洪排災、又有利於防禦和交通運輸的綜合性水系工程。由此可見，對水系的利用和治理是古蜀文明的一大特徵。 在城牆的夯土內發現的陶片均屬於三星堆遺址一期(即相當於龍山時期)。在東城牆、西城牆和南城牆的試掘中，都發現了城牆夯土疊壓在一期文化層之上，同時又被二期或二期偏晚的文化層疊壓的地層關系。另外，在濠溝內沉積的主要是三、四期的地層，這說明三星堆遺址城牆的建築時代在二期(相當於夏至商代早期)，使用年代在二期之晚至三、四期(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 三、三星堆文明在中國夏商文明中的關系、地位和作用 古代的蜀國，地處中國西南的邊陲。關於蜀的歷史，除甲骨文和《尚書·牧誓》外，晚至春秋與戰國之交，蜀和中原的交往才見於文獻記載。而關於蜀國春秋戰國時期青銅文化的面貌，則是晚至本三十年代才認識的。至於夏商時期的青銅文化情況，學術界則是一無所知。三星堆夏商青銅文明的發現和確認，使人們對古蜀文明認識向前推進了1000多年，填補了古蜀文化和古蜀國歷史的空白。 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局的形成在秦漢時期。其實，這種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局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基礎早在夏商時期就已經奠定。龍山時期，各個大型的族團已經形成。這些族團之間的互相兼並、交流融合，最後以夏族為主體的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王朝建立。傳說記載蜀族是帝嚳封其支庶於蜀後發展起來的民族，並有「禹生於石紐」、「禹娶於塗山」的傳說。石紐和塗山分別在蜀巴二地，這些傳說記載反映了蜀族和中原民族的關系甚為密切和古老。夏代文明是中國青銅文明的早期階段。在三星堆遺址中出土了大量二里頭夏文化的典型器陶以及近似於二里頭風的銅牌飾、玉璋等器物。傳說記載和出土材料都說明古蜀民族的產生和中原民族有著密切的關系；而中原青銅文明一經出現，古蜀民族就對中原青銅文明因素加以吸收。三星堆青銅文明作為中原地區以外的一個方國文明，它的產生和中原青銅文明有直接聯系。 仁勝磚廠土坑墓中出土的玉錐形器，具有分布於長江下游及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玉錐形器的風。良渚文化的年代大約在距今000年?00年之間，三星堆出土的玉錐形器的年代估計在距今000年左右，說明在龍山或二里頭早期，三星堆早期的居民不但與中原地區有較為密切的文化交往，甚至與遠至長江下游或太湖地區的居民也有文化方面的交往，這些重要發現使我們對認識三星堆文化的視野由巴蜀地區拓寬到中原地區乃至長江下游和太湖地區。 商文明是中原地區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從三星堆文明中的商文化因素消長變化的情況分析，也可以看出商文明對蜀文明的發展也起過重要促進作用。在三星堆遺址出土的戈、璋、琮、壁、環、瑗等玉石兵器和禮器中，絕大多數器物具有明顯的商文化因素；出土的相當於二里崗上層至殷墟一期(約公元前1?)的青銅禮器中，尊、瓿、盤和器蓋等容器形制種類，都是商文化這一時期常見的形制種類，器物的紋飾也是商文化的紋飾風。而到殷墟二期(約公元前1左右)，玉石器的戈、璋中，大量出現獨具地方風的器物形制；青銅尊、雖然形制接近殷商文化或長江中游地區和陝南漢中地區出土的同類器物，但器物的紋飾極具地方風，表現出強烈的地方民族個性。這時具有古蜀民族自己特點的青銅文明已經形成。從三星堆青銅文明的產生和發展來看，三星堆青銅文明既有其自身特點，又與中原夏商文明有不可分割的聯系；三星堆文明是中國青銅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殷墟婦好墓中出土的Ⅰ式玉戈和Ⅱ式玉戈的形制的玉器，在三星堆兩個祭祀坑中有大量發現，相反，在中原地區這種形制的玉戈僅在殷墟婦好墓中見到。這說明這種玉戈是三星堆文化的特徵性器物，殷墟婦好墓中見到的這種器物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化影響的結果。 中國商代的青銅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以、尊、鼎、鬲、壺、爵、角、觶等青銅禮儀用器為代表，這些器物造型莊重、紋飾繁縟，具有威嚴、神秘之感，而以動物和人像為題材的造型則較少；尤其是獨立人像的青銅製品，則幾乎不見。三星堆青銅文明則大量出土人像、人頭像、人面具以及神樹造型的青銅製品，無疑更加豐富了中國商代青銅文明的內容，填補了中國青銅文明的某些空白。 中原地區商王朝至商代晚期已是「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四海」的強大的奴隸制國家，商文明對其周鄰的方國文明產生過重要作用和影響。作為一個遠離商王朝的蜀國，在商代已具有自身特點、且可與商文明媲美的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使我們有必要對商文明以外的周鄰地區的商代方國文明的形成和發展進行重新評估。大量的地下出土材料說明，中國文明是多元化的耦合而形成的，各方國、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方面的長期互相交流，取長補短，最後才出現了以中原文化為主體、各自異彩紛呈的中國古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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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國境內氏族聚落重要遺址分布》這些遺址的分布有什麼共同點,為什麼會這樣分布

史前城址與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境內史前時代城址陸續被發現，部分並經發掘。綜合20多年的發現，已知這批史前時代城址分別分布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總數據不完全統計，達50座左右。
由早期城址的大批發現及國外考古學理論的陸續被介紹而引發的關於早期城址的功能及其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中的地位的討論十分熱烈。本文也擬就這一問題，談一點一得之見，並著重討論在各地早期城址大批涌現的歷史背景下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問題，以就教於識者。
一
黃河流域發現的史前時代城址,僅就其分布地域而言，可以分作三群。
A、河套城址群
見於報道明確屬於史前時代的城址,約15座。主要分布於內蒙古境內陰山山脈以南的丘陵地帶。集中分布在黃河河套地區的包頭大青山南麓；准格爾與清水河之間的南下黃河兩岸和涼城岱海周圍三個地區。這批史前城址均為石城聚落，面積除涼城老虎山城址達13萬平方米，其它多在2萬平方米左右，如小沙灣石城址面積僅4000平方米。石城聚落均臨險而築，有的直接利用陡峭山崖使石築圍牆並不封閉，顯然是因山就勢而築的防禦色彩十分濃厚的城堡聚落。這批石城址的年代，約在距今5000年至4300年之間[1]。
B、中原城址群
分布於河南境內,見於報道和目前已知的有7座。中原城址群基本沿太行山東麓及屬於秦嶺山系的熊耳山、伏牛山東麓一線南北分布。7座城址可分作兩亞群。豫北太行山東麓的2座城址，位於漳、衛河之間；豫中地區的5座城址，分別位於沙、潁河的上中游。就面積而言，後崗城址不明[2]，以孟庄城址[3]和新近確認的新密古城寨城址[4]為大，均在15萬平方米以上。其它為3萬平方米左右。登封王城崗城址[5]現有東西兩座並列城堡，面積僅約12000平方米。中原城址群的年代，西山古城約在距今5300年，王城崗城址約在距今4000多年前[6]。其中西山古城是目前中國境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城址之一，由它的脫胎於環壕聚落的近圓形平面和先進的方塊版築法的夯築方式來看，中原地區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間，似還應有更多的城址分布有待於發現。
C、海岱城址群
集中分布在黃河下游的山東省境內,目前共發現史前時期城址約15座[7]。這批城址中，有13座分布在泰、沂山北麓,沿古濟水走向呈東西一線分布[8]。海岱地區的古代城址，規模宏大，如比較清楚的城子崖城址，面積20餘萬平方米[9]，近年發現的景陽崗城址和教場鋪城址，面積分別達到約35萬平方米和33萬平方米[10]。位於泰、沂山南麓的丹土城址的面積也達20餘萬平方米。新發現的江蘇連雲港藤花落城址[11]，應該屬於這一組群目前所知最靠南的一座，它有內外兩重城垣，外城面積約14萬平方米。丁公、田旺城址的面積均在10〜15萬平方米。這是黃河流域其它地方的同期城址所難以企及的。海岱城址群和中原城址群一樣，其年代分屬於兩個時期：屬於大汶口文化的西康留、王家莊城址，年代可早至距今6000年〜5000年前[12] ；其它屬於龍山文化的城址，年代當和中原地區的龍山時代城址相近。
二
長江流域大批新石器時代城址的發現，不論從其廣闊的分布區域還是其深厚的文化內涵上，都令人們耳目一新。這批城址，暫可分作兩群。
A、川西城址群
位於成都平原西側岷江上游兩岸，是90年代中期的重要的考古新發現。川西平原確認的4座史前城址，規模均較大，溫江魚鳧城和郫縣古城的面積均達30餘萬平方米，寶墩城址面積也達25萬平方米，最小的芒城內外兩重城垣，面積也達12萬平方米[13]。據初步研究，這4座城址的年代，約在距今4900年〜4000年之間。
B、江漢城址群
分布於長江中游南北兩岸湘、鄂兩省境內漢水與長江交匯處的東西兩側。目前確認的有8座。長江中游是中國境內率先實現新石器時代革命的地區之一，也是中國稻作農業的重要要起源地。8座城址中，以湖南澧縣城頭山[14]和湖北江陵陰湘城[15]做工作最多。城頭山古城面積約8萬余平方米，其時代據最新發掘成果已重新確定為早期城牆始築於大溪文化晚期，距今約6000年[16]。其它如江陵陰湘城、荊門馬家院[17]、公安雞鳴城[18]、應城門板灣[19]等均屬於屈家嶺文化城址，年代推測在距今5000年~4800年。這一區域內的城址，以屬於石家河文化的湖北天門石家河[20]規模最大，面積達120萬平方米，城內面積也約80萬平方米。
杭嘉湖地區的良渚文化中心區,近年也有發現大規模城址的報道[21]，因具體情況尚不明朗，目前暫不作討論。
三
迄今中國境內發現的史前時代城址，有以下幾點值得予以特別注意：
1.這些城址，僅分布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這是中國新石器文化最早發育和最為發達的兩大地區。
2.中國早期城址最早出現在距今約6000年前，大約在距今4000多年前相繼衰亡。其最蓬勃發展的時期約在距今4800年〜4300年間。而且各地城址的發生、發展和衰亡的歷程大體上是同步的。
3.各城址群分別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同一文化區域內大體呈均衡分布且多位於該文化的腹心地區。城址規模有大有小，若僅依此標准固然可以劃作不同的等級，但彼此之間卻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大小城址間有著嚴格的隸屬關系。龍山時代長達千年的兼並戰爭和萬國林立的歷史真實，必然導致弱肉強食和小國（姑稱之為國）對大國的一定程度的依附關系,因而可能形成一定區域的霸權勢力范圍和區域政治中心,但遠非有些人所說已形成了「都?邑?聚」格局的政治金字塔結構[22]。因為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同一文化區域內大體呈均衡分布的城址，正好說明同一文化內部的沖突加劇，其各自築城防禦的目標，或說可直接面對的敵人，重在內――同一文化相鄰部落集團，而非外――為抵禦外族的入侵。大小城址均衡分布在同一文化的腹心地區，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相互戒備和對立的關系。再從龍山時代的社會發展進程看，當時在各獨立的文化區域內，尚沒有實現政治上的統一，而是一種各自為政，割據自立的局面。既然如此，更談不上大城者為都，小城者為邑的等級結構。張忠培先生對良渚文化的研究也表明：良渚文化「在政治上其文化分布范圍內，還沒有形成處於一尊統治的局面，仍被那些權貴分割成被他們分別統治的地域勢力范圍。把良渚文化中眾多的被不同權貴集團統管、具有國家性質的實體，或暫可稱之為方國。」[23]良渚文化如此，各城址群崛起時代的其它文化分布范圍內的情況，有理由說大體與之類似。而正是遂後崛起的夏文化，在中原地區首次完成了這統一進程，在一個比較遼闊的區域內最先建立起一尊統治的局面，並且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最終奠定了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的地位，揭開了三代文明在這一地區持續輝煌發展的首頁。
4.城址的興廢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以中原城址群為例分析，登封王城崗城址[24]的年代屬王城崗龍山文化二期，至第三期廢棄。由城內發掘及出土物觀察，二、三期正是王城崗遺址的繁榮期。淮陽平糧台[25]的夯土城垣屬不晚於三期的遺存，南門衛房屬三期（下另疊壓一層房基，未發掘），內側第7、8、9層疊壓主城牆，似此時城牆或者已廢。但外側疊壓主城牆的附加夯土（編1〜5層）則屬第四期，表明城牆曾經從外側修補增築。城內F1、F4及墓葬、灰坑等多為三、四期遺存，則這一時期應是遺址的繁榮期。進一步分析,由三期的F4被H31打破,H31內出菱形方格紋罐形鼎、籃紋罐及殘 ，同屬於第三期的H45內出侈沿深腹細繩紋罐、長瘦袋足繩紋 及I式盤、斂口斜腹盆等來看，三期至少可分作早、晚兩段。則平糧台古城始建於三期早段，旋至三期晚段廢棄，而至第四期時，再次修補重築。其間城址存續的二百餘年間，曾經廢棄、修補，重築的過程。郾城郝家台城址[26]疊壓在3層下，被H316打破，城牆及H316和3層同屬郝家台二期，表明城牆存續的時間也不長。輝縣孟庄城址的情況也是迭經修廢[27]。由此可見，城的興起和衰落都是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的一種集中的社會現象。城址的興建、廢棄、重築，正好表明其間經歷的戰爭、弭兵、會盟、再戰的歷史真實，形象地說明了當時社會經歷的巨大動盪和激烈變革。
四
城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大批地出現在中國的大地，決不是一個偶然的社會現象，它與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進程有著不可分割的必然聯系。
中原城址群興起的歷史背景，是仰韶文化後期廟底溝文化發生嚴重裂變，各地具有鮮明的自身特徵的考古學文化紛紛崛起。此前蓬勃發展的廟底溝文化，其分布范圍以陝晉豫鄰境地區為中心，北達河套平原，南至漢水中游，東到鄭洛地區，西至渭河上游。在這一廣闊的區域內，盡管存在著一些細微區別，但其主體文化面貌則大體相同。就陶器而言，流行卷沿或斂口的盆、斂口缽、雙環重唇小口尖底瓶、瓮、鐵軌式口沿深腹罐、釜及灶等；彩陶發達，以黑彩為主，兼用紅彩，多見白衣彩陶，主要用圓點、月牙形，弧線三角或直線條帶組成花狀幾何形彩繪圖案和寫實的鳥紋。表明這一地區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曾經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和平繁榮發展的時期。而至公元前3500年前後，這一局面開始發生明顯變化。在廟底溝文化分布范圍內，關中地區的半坡晚期類型、豫西晉南的西王村類型、豫北冀南的大司空類型和鄭洛地區的秦王寨類型同時崛起。它的實質是各氏族集團不斷發展壯大並日益顯示出其獨立性。由此，各區域文化間發展的不平衡性也隨之增強，原屬同一文化內部的沖突和撞擊加劇。此時秦王寨文化的擴張便是一個耐人深思的例證。據孫祖初對秦王寨文化的研究[28]，在這一文化的早期階段，其分布范圍大體限於鄭洛地區及沙潁河上游，而至它的中晚期，秦王寨文化分布面的四至可依次外推到淮河下游的豫東平原、黃河沿岸地帶、晉南地區、伏牛山北麓。發生於原屬同一文化內部的沖突和撞擊日趨激烈，直接導致保衛氏族集團內部公共財產的設防城堡相繼出現。這種大型防禦設施的產生及其掠奪性戰爭的加劇，必然推動氏族集團內部的變革，促使凌駕於一般社會成員之上的公共權力的集中並進而與神秘的宗教權力相結合，從而催生了一批最早的氏族特權顯貴，產生出最早的特權階層，為早期國家的誕生提供了必要的條件，把中原地區推入到了文明社會的門檻。在這一點上，中原及其周邊地區似乎走著相似的道路。
五
在公元前3500年前後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原以外的其它周邊地區各考古學文化，如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的紅山文化，黃河下游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長江下游杭嘉湖地區的良渚文化和江漢平原區的屈家嶺文化等，與中原地區大體處於同一發展水平，有的甚至比中原仰韶文化更為發達。是什麼原因，使得中原得以一枝獨秀，最終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中心呢？探討這一問題，應該從公元前3500年中原仰韶文化晚期的歷史進程開始。經過對這一時期及其以後的各考古學文化的比較研究，有以下幾點值得予以特別的注意。
首先，在古代文明發展的進程中，中原地區先於國家而出現的凌駕於一般社會成員之上的公共權力的取得，主要不是通過大量聚斂私人財富進而樹立其在氏族集團內部的權威，而是通過攫取公共財產分配權及對公共事物的發言權而取得的。就這一時期經過大面積發掘的幾處聚落遺址的平面布局分析，在鄭州西山[29]、孟津妯娌[30]、澠池班村[31]、新安鹽東[32]等遺址的發掘中，均可見倉儲區在聚落內部相對集中，可知儲存的財物仍為氏族成員的公共財產。私有財產的觀念在這一時期的中原地區並沒有強烈地表現出來。這一時期的墓葬中反映的情況大體與這一結論相吻合。主要見於鄭州大河村[33]、後庄王[34]、西山、洛陽王灣[35]和陝縣廟底溝[36]等處的屬於這一時期的墓葬，均為單人葬，盡管墓葬規格有別，但皆極少見隨葬品。孟津妯娌遺址M50的主人，從其埋葬位置和墓壙規格觀察，顯然是一位氏族權貴，但除了棺槨和佩戴的象牙箍顯示其權威外，卻並不見有更多的身外之物。這些情況，與同時期的其它地區隨葬用器物的豐富多彩，適成為鮮明的對照。更有意思的是，在屬於這一時期的廟底溝遺址中僅有的兩座各隨葬一隻蛋殼彩陶杯的墓葬中，兩只杯子明顯具有屈家嶺文化的風格。在鄭州大河村遺址僅有的隨葬兩件背壺的一座墓葬，墓主人為老年女性，兩背壺卻又系大汶口文化風格的器物。與之相比較，同期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墓葬發現最多。其中在泰安大汶口[37]和莒縣陵陽河[38]發現的大墓均有二層台、棺槨，墓中隨葬較多的玉石器、骨牙器等禮器和工具、豬頭、豬下顎骨等視為財富的標志物。曲阜西夏侯[39]、臨沂大范庄[40]的一些大汶口文化墓葬，則隨葬多達百餘件的陶器。貧富分化的現象在大汶口文化的許多墓地中都表現的非常明顯，表明海岱地區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會財富已越來越向少數人手上轉移並集中。相對而言，中原仰韶文化的氏族權貴們在財富的擁有量上與氏族一般成員是在一個可以接受的低水平差距以內，整個社會財富的分配比較合理，換言之，這是一個大致平均的社會。這樣的社會顯然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加強氏族集團內部團結，提高氏族權貴們的威望和號召力，增強對外擴張的力量。掌握公共財物分配權和對公共事物發言權的氏族權貴們，同時也就獲得對其它氏族的生殺予奪大權，最初的絕對權威就這樣樹立起來。鄭州西山、澠池班村遺址發現的殘酷的人祭遺存，可以視為對違犯族規家法而對氏族成員處以極刑的例證。不靠大量聚斂個人財富，而是大體平均地分配社會財富，通過攫取公共財物分配權和對公共事物的發言權建立個人絕對權威，這一具有中原特色的歷史傳統，在中原龍山時代及其以後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仍然得以延續和發揚。
第二，中原地區氏族部落集團的統治者們，推行了一條符合當時社會發展要求並得到社會廣泛擁護的路線，代表了當時先進的生產關系的發展。這主要可以概括為在文明發展的進程中促使國家機器不斷趨於完備。包括完善官僚體制；《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之時:「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舉風後、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創立刑法；仍據《五帝本紀》帝舜之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 過，赦；怙終賊，刑。」發展強大的軍隊。按黃帝之時，已「教熊貔貅豸區虎，」張守節在《正義》中謂此「言教士卒習戰，以猛獸之名名之，用威敵也。」似是以猛獸命名的軍隊番號。其次，由近80年中原地區有關仰韶晚期及龍山時代的考古發現看，中原部族成員普遍實行薄葬，未見有耗費民力的大型禮儀建築，可知這一部族的傳統是崇尚節儉，不事奢華的。反觀曾經輝煌一時的良渚文化的統治者們，此時卻在濫用民力，大興土木，忙於修建規模巨大的貴族墳山和祭壇，窮奢極欲，無度揮霍，驅使成千上萬的人製作工藝復雜的精美玉器，供其生前享有，死後隨葬。對社會財物的巨大浪費，終於導致社會崩解，文化式微。從這一意義上，乃是最早說明了一個被後世的歷史發展反復證明的簡單真理――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
第三，中原地區「天下一尊」的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確立，決非一場平穩的過渡，而是經過長期的血與火的戰爭實現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戰爭的完成，就生產力發展水平而言，不是簡單的先進戰勝落後的進程，而是如前所述，是代表先進的生產關系而最終決定生產力發展方向的一方戰勝落後的陳腐的一方的結果。中國以後的歷史發展進程，如商之取代夏，偏居西陲的周之滅商，戰國時代的楚之衰亡和秦成一統，無不反復地證明了這一規律。
夏部族所領導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戰爭，是以嵩山及其周圍地區為基點，以伊洛平原為中心逐步向四面展開推進的。在這一歷史進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礙來自強大的東夷部族集團。夷夏斗爭的序幕，約可追溯至大汶口文化時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曾經西侵南下，深入至豫西、豫南部分地區，更曾深入到中原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區――潁水中、上游和伊洛河下游平原[41]。歷史文獻如《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的炎黃阪泉之戰，黃帝與蚩尤的涿鹿之戰，應該講的也是這一時期夷夏斗爭的故事。東夷集團在龍山時代力量之強大，約略可從山東境內如城子崖等一批規模宏大的城址、臨朐朱封龍山文化大墓中的發現[42]及以精美蛋殼黑陶為代表的制陶業和整個手工業的高度發達而見一斑。龍山時代夷夏斗爭的結局，是中原夏王朝的崛起和山東龍山文化的衰落。個中原因十分復雜，其中一點我們可以從夏王朝建立之後夏夷斗爭仍然時斷時續的分析中得到某些啟示。夏初，太康無道，夏政凌遲，因而失國。東夷族有窮氏首領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實質上是東夷部族對中原夏王朝政權的一次顛覆。而後羿代夏後，夏後相逃至同姓斟灌氏處避難。寒浞代羿，滅二斟，殺帝相。其時,相妃後 以有孕之身，逃歸有仍，生少康，更為有仍牧正，寒浞更使其子求殺少康以斬草除根，少康逃奔有虞氏為庖正。有虞氏乃「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更有夏遺臣，逃奔有鬲氏的靡聯合二斟殘餘力量，滅浞復國，史稱「少康中興」。由這段歷史可見，中原夏部族曾以聯姻方式與東夷集團某些部族結成了政治上的聯盟。而整個東夷集團則如此前南方的良渚文化部族一樣，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一尊統治的政治局面，始終處於分裂割據，內亂不已的狀態，使得夏人可以從容進行聯姻結盟，採取分化瓦解，各個擊破戰略，從而最終建立並完全鞏固了自己的「天下一尊」的地位。夏王朝建立之後，促進了以青銅冶鑄業、建築業為代表的生產力的大發展，而山東龍山文化衰落之後，代之而起的岳石文化似乎較之前者倒退了一大截。孰優孰劣，一目瞭然。盡管東夷集團的強大力量一有是以後整個殷商一代的主要威脅，但顯然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無法根本扭轉其頹勢,而只是強弩之末了。
第四，以堯、舜、禹為代表的英雄人物對推動歷史發展的進程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堯、舜、禹的時代，約與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相當，也正與夏王朝建立之前夏部族所領導的統一戰爭約略同時。這一時代產生的許多優秀的部族集團領袖，對推動歷史發展的進程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批部族集團領袖是在嚴酷的實際斗爭中產生並經部族成員推舉出來的。流行於這一進程晚期被後世文獻推崇備至的「禪讓制」，其實質就是部族集團領袖經過長期的實際斗爭考驗深受擁戴而經推舉產生。這一進程，據《古本竹書紀年》記載[43]，包括舜之代堯，可能都不是和平的「禪讓」，而是夾有暴力的奪取。即便依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如果說堯、舜以賢、孝禮讓而名於天下，則大禹純粹是以勤奮智慧和功績卓著而樹立起自身的絕對權威的。部族集團領袖在實際斗爭中產生並深受擁戴，因而被授予許多特權並由此成為夏以後世襲天下的統治集團建立專制制度的基礎。至啟殺益而自立，這一制度終於壽終正寢，蛻變而為世襲制的專制制度。由此中國社會沿著夏王朝開創模式的軌跡，開始了漫長的周而復始，循環發展的歷程。
第五，中原地區「天下居中」的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廣泛吸納各地文明創造的優秀成果的寬廣胸懷和能力，決定了它成為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座大熔爐,奠定了它成為中國古代文明中心的基礎。
仰韶晚期及整個龍山時代的中原社會，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社會，是一座融匯四方文化精華的巨大熔爐。早在仰韶時代晚期，中原文化就與東鄰的大汶口文化、南界的屈家嶺文化廣泛交融。至龍山時代，則更多地吸收了山東龍山文化的因素。如制陶業中一定數量的黑陶的生產，器表裝飾中的泥餅、泥條和圓形鏤孔裝飾等，器類中的鼎、規鬲、瓮、豆、杯等。來自東南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玉鉞等禮器以及代表君權和神權結合的玉琮上的獸面紋等，在二里頭夏文化乃至後來的商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其影子並發展而為最具特徵的文化內涵。在這些陶器、玉器、獸面裝飾等的表象後面，更重要地是接受了其內蘊的統治思想，使得中原文化更顯其博大精深。一個開放的社會，一個廣泛吸納各地創造的文明成果的社會，必然不斷發展進步。有些學者在探討山東龍山文化乃至此前的良渚文化和北方地區的紅山文化的衰落時，往往將之歸結為偶然的自然因素，「洪水說」是這一研究的必然歸宿。但是，大約肆虐於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滔滔洪水，不惟是中國古史傳說中的重要內容，也是世界范圍內廣見記載的一場人類浩劫。中原文化同樣面對無情洪水的威脅。它非但沒有衰亡，反而在洪水中崛起。實際上，一個封閉的社會環境，內亂不已的社會局面，一個暴虐的統治集團，腐敗透頂，失去民心的社會統治，即使在短時期內創造了高度的物質文明，也是不可能長久的。這也正應是中原周邊地區幾支輝煌的古代文化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
最後，中原地區文明中心地位的確立，如果以夏部族完成統一並最終建立夏王朝為標志的話，那也只是它的早期。其文明中心地位的鞏固，則是以後文字的發明和廣泛傳播。從目前考古資料看，舞陽賈湖遺址發現的屬於裴李崗文化的甲骨契刻文字[44]，各地仰韶、龍山文化遺址中大量發現的刻劃符號，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發現的刻字陶文[45]等，可見文字的發明曾經經歷了漫長的歷程，而文字的起源也可能是多元的。可以想想，夏王朝建立後，曾經在推行文字的統一和使用傳播上做出過偉大貢獻。只有囿於目前的資料，這一進程，仍然只能認為完成於以甲骨文的廣泛使用和傳播為標志的商代時期。

C. 讀《中國境內氏族聚落重要遺址的分布》說明這些遺址分布的共同點

遺址大多分布在長江黃河流域，原因是水邊適合人類及動植物生長，可以滿足人類的生存需要，因此黃河和長江才成為我國的母親河，它見證了我國5000的歷史。

D. 五帝時期成都平原古城堡的遺址有哪些

成都平原古城堡遺址，目前確認的已發現5座：寶墩、梓路、魚鳧、雙河和芒城。它們都構築於公元前2500年前後，屬寶墩文化時期（前2800～前2000）。

E. 朱利的歷史功績

當初杜宇部族從岷江上游高寒地區下到上芒城、下芒城一帶古江源的平壩時，朱利部族早在這一帶從事農業生產了。他們的農作技術十分發達，不僅植麻、種小麥和菽類，而且從出土的器物及大量遺存看，當年的雙河（下芒城）地區的蜀人即朱利部族的族人已掌握了水稻種植的技術。杜宇在南下圖存中欽慕朱利，與朱利婚盟，得到朱利族人的增援，使杜宇朱利聯盟的力量更為強大，地域逐漸擴充，終於最終取代了魚鳧王在蜀地的統治。從根本上說，這種取代是農耕社會戰勝魚獵社會的結果，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的必然。
據考古學家們的研究，上芒城（原屬古江源境）、下芒城（即雙河遺址）、紫竹遺址（燎原鄉紫竹村）以及寶墩遺址（原屬古江源境，今屬新津），都是杜宇朱利聯盟在古江源拓展疆域、宣揚與推廣農業生產的歷史遺跡。
《華陽國志·蜀志》：「江原縣：郡西渡大江，濱文井江。……安漢，上、下朱邑，出好麻，黃潤細布，有羌筒盛；小亭，有好稻田。」這一切都離不開杜宇朱利「教民務農」的農本意識，他們使成都平原及其西南、西北地區的整個杜宇帝國范圍內發展了農業，從而使江源之地成為長江上游農業發祥地，並奠定了後來的四川成為我國農業大省的地位。
朱利輔佐杜宇教民務農功不可沒，而朱利又是杜宇在農業生產上的引路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朱利才是成都平原農業文明的開山祖師。正因為如此，成都大學常崇宜教授尊稱朱利為「農耕女神」。

F. 芒城遺址

芒城遺址是1996年由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和都江堰市文物局確認的一處重要的史前城址。該遺址面積達10萬平方米,由內外兩個城圈組成的城垣造型,在同類史前城址中極為罕見。在1996年的試掘中,出土了許多距今4000年以前的陶器和石器.

G. 都江堰的傳說

1、都江堰傳說一——李冰降江神傳說

相傳李冰上任之後，聽說成都附近的江神年年要娶新婦，就把自己的兩個女兒打扮起來，准備送給江神，但是江神毫無動靜。李冰大怒，奮力拚殺，終於殺死由江神變成的蒼牛。

後來，李冰塑造了三個大石人放在江心，並與江神約定：水枯的時候不能低於石人的腳背，水張的時候不能超過石人的肩頭。另外，李冰還刻了五條石牛作為自己的化身，沿江放置石牛，來鎮守江面，不讓江中的妖怪作惡。

2、都江堰傳說二——李二郎降惡龍傳說

又傳說，古時的岷江中惡龍為害，李冰的兒子二郎帶領海山七聖去降龍。一場斗惡下來，七聖和獵狗哮天犬全部戰死，惡龍也身負重傷向南逃去。二郎追到青城山，不見了惡龍的蹤影，坐在一塊大石頭上休息，遇到一位老婆婆。

老婆婆知道他是李冰的兒子，為了促住惡龍來到此地，就對他熱情接待，燒好了面條請他吃飽肚子。不久，化作人形的惡龍也來到老婆婆的家，向老婆婆乞求食物充飢。

老婆婆一眼就看出這是一條惡龍，也煮了一鍋面條讓它吃，誰知，面條到了惡龍的肚子里，都變成了帶鐵鉤的鏈條，將惡龍從肚子里鎖起來，使它不得不束手就擒。至今，青城山下還有李二郎坐過的」屁股印「，和惡龍打滾的「滾龍槽」這兩處遺跡。

3、都江堰傳說三——夫妻橋（安瀾橋）傳說

在都江堰上還跨了一條安瀾橋，安瀾橋又稱夫妻橋，民間流傳著夫妻二人立志修橋的動人故事。說的是清代嘉慶年間，川西韓家壩的私塾先生何先德決心重修破敗了的安瀾橋。他向各方募集資金，帶領百姓動工修建，觸犯了擺渡口渡頭的利益。

渡頭就勾結官府，以「草菅人命」的罪名，把何先生抓到牢里，後來死在牢中。他的妻子決心繼承夫志，繼續請工匠修橋，終於建成了一座新橋。這座橋以石頭和木排做橋墩，用粗竹纜為欄，每隔十米豎木板緊固欄纜，橋身安穩可靠。

人們為了感謝這一對造福人民的夫妻，就把這座新橋稱之為「夫妻橋」。還有人為此寫了一首詩：「夫妻橋上過夫妻，夫唱妻隨頌夫妻；妻承夫志完大業，長虹百代跨東西。」還有人把這一對夫妻造橋的故事編成川劇，至今這出戲還在四川各地上演，甚至還到北京上海等地演出過。

(7)芒城遺址擴展閱讀：

都江堰是世界文化遺產（200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世界自然遺產（四川大熊貓棲息地）、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AAAAA級旅遊景區。

都江堰位於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始建於秦昭王末年（約公元前256～前251） ，是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前人鱉靈開鑿的基礎上組織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由分水魚嘴、飛沙堰、寶瓶口等部分組成。

兩千多年來一直發揮著防洪灌溉的作用，使成都平原成為水旱從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至今灌區已達30餘縣市、面積近千萬畝，是全世界迄今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無壩引水為特徵的宏大水利工程，凝聚著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勤勞、勇敢、智慧的結晶。

都江堰風景區主要有伏龍觀、二王廟、安瀾索橋、玉壘關、離堆公園、玉壘山公園、玉女峰、靈岩寺、普照寺、翠月湖、都江堰水利工程等。

2018年8月13日，加拿大薩斯卡通召開的國際灌排委員會第69屆國際執行理事會，執理會全體會議上公布了2018年(第五批)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其中中國的都江堰等4個項目全部申報成功。

H. 求成都崇州的雙河古城遺址和紫竹古城遺址的詳細位置。謝謝。

雙河在現在的崇州上元鄉芒城村雙河場，紫竹古城遺址位於崇州市燎原鄉紫竹村

I. 目前發現的成都平原古城堡遺址有哪幾座

成都平原古城堡遺址，目前確認的已發現5座：寶墩、梓路、魚鳧、雙河和芒城。它們都構築於公元前2500年前後，屬寶墩文化時期(前2800～前2000)。

J. 《中國境內氏族聚落重要遺址的分布》的遺址分布有什麼共同點

共同點：1.分布范圍廣；2.主要集中在長江黃河中下游地區。
原因：居專住在長江黃河附近地區水源屬非常豐富，有水的地方人才能生存，有水的地方獵物多，喝水的沖擊還能形成平原，而平原有利於農業的發展。所以，生活在水源充足的地方有利於生存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