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活動遺址
『壹』 歷史文化遺址與人類活動和自然環境的關系
生態旅遊是一種正在迅速發展的新興的旅遊形式，也是當前旅遊界的一個熱門話題。1999年是中國國家旅遊局規定的生態旅遊年。世界人士預測，以走向保護區、親近大自然為主題的"生態旅遊熱"將在全球興起。就在人們為我國旅遊業面臨難得的機遇而欣喜若狂時，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的問題是旅遊業對環境造成的近期和遠期的危害。特別是目前有的人打著生態旅遊的旗號，而實際上卻做著破壞環境的旅遊。因此，必須對生態旅遊的真正內涵加以研究，結合我國的實際制訂出生態旅遊的法製法規和管理措施，並使生態旅遊成為對旅遊者進行生態教育的一所大學校。以此來保護我們的自然景觀與文化遺產，使旅遊業成為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產業。
一、 生態旅遊概念的衍變與真正內涵
生態旅遊是針對旅遊業對環境的影響而產生和倡導的一種全新的旅遊業。1988年，給生態旅遊的定義是：生態旅遊作為常規旅遊的一種特殊形式，遊客在觀賞和游覽古今文化遺產的同時，置身於相對古樸、原始的自然區域，盡情考察和享樂旖旎風光和野生動植物。這時期生態旅遊的概念是指一種旅遊業中的"復歸自然"、"返樸歸真"的觀念。越來越多的旅遊者更願意到大自然中游覽而不是去現代的城市和海濱度假，強調發展旅遊業中對自然景觀的開發。1993年，國際生態旅遊協會把生態旅遊定義為：具有保護自然環境和維護當地人民生活雙重責任的旅遊活動。生態旅遊的內涵更強調的是對自然景觀的保護，是可持續發展的旅遊。生態旅遊不應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而應與自然和諧，並且必須使當代人享受旅遊的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機會與後代人相平等，即不能以當代人享受和犧牲旅遊資源為代價，剝奪後代人本應合理地享有同等旅遊資源的機會，甚至當代人在不破壞前人創造的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的前提下，為後代人建設和提供新的人文景觀。並且，生態旅遊的全過程中，必須使旅遊者受到生動具體的生態教育。
真正的生態旅遊是一種學習自然、保護自然的高層次的旅遊活動和教育活動，單純的盈利活動是與生態旅遊背道而馳的。同時，生態旅遊也是一項科技含量很高的綠色產業，需要生態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多學科的論證，方能投產。需要認真研究生態環境和旅遊資源的承受能力。否則，將對脆弱的生態系統造成不可逆轉的干擾和破壞。同時，生態旅遊應該把環境教育、科學普及和精神文明建設作為核心內容，真正使生態旅遊成為人們學習大自然、熱愛大自然、保護大自然的大學校。
二、 我國生態旅遊的現狀
生態旅遊的開展，不僅提高了人們走進自然，欣賞自然的興致，也提高了自然旅遊在旅遊業中的地位和賺取外匯的份額。據前不久召開的世界生態旅遊大會介紹，生態旅遊給全球帶來了至少200億美元的年產值，生態旅遊已成為當今世界旅遊發展的潮流。
我國具有發展生態旅遊的良好條件：一是擁有巨大的客源市場，且隨著人們生態意識的覺醒，對生態旅遊的需求將不斷增長；二是擁有豐富的生態旅遊資源。截至1997年底，我國已建立起各類自然保護區932個(列為國家級的124個)，被正式批准加入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的有14個。這些保護區集中了我國自然生態系統和自然景觀中最精華的區域，是生態旅遊的理想處所。中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對全國100個省級以上自然保護區調查結果表明：其中已有82個保護區正式開辦旅遊，年旅遊人次在10萬人以上的保護區已達到12個。目前國內自然保護區的生態旅遊方興未艾，年總旅遊人次近2500萬，年旅遊總收入近5.2億元。一些自然保護區已經成為帶動當地旅遊業發展的"龍頭"。
但由於我國的旅遊業開發史較短，目前尚為發展中國家旅遊開發模式。人們對旅遊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尚缺乏科學理解，那種"旅遊業是無煙工業"的觀念還較流行，生態旅遊的發展大多還停留在初級階段，強調到大自然中旅遊，強調對旅遊資源的開發而忽視了旅遊本身對環境的影響和資源的破壞。實際上，我國旅遊業的發展已經給環境帶來較嚴重的污染，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旅遊資源的粗放開發和盲目利用
許多地區的政府有關部門在開發旅遊資源時，缺乏深入的調查研究和全面的科學論證、評估與規劃，便匆忙開發。特別是新旅遊區的開發，開發者急功近利，在缺少必要論證與總體規劃的條件下，便盲目地進行探索式，粗放式的開發。開發中重開發、輕保護，造成許多不可再生的貴重旅遊資源的損害與浪費。如：被譽為"童話世界"的九寨溝，如今，由於上游和周邊森林大面積砍伐，使這里原湖泊水位每年降低6-30厘米，致使黃龍鈣華堤已開始退化、變色。如再不採取保護措施，這里的岩溶湖將會過早衰亡。更令人費解的是有關部門為了大量攬客，在九寨溝內大量建造賓館，嚴重破壞了景觀的自然氛圍。
我國對旅遊洞天開發利用還處於無計劃狀態。許多地區一發現好的洞天，就匆忙施工開發。開放後又不控制遊客人數，過多的遊客加速了洞內沉澱物氧化。一些洞口開得過大、過長，加速洞內外空氣對流，人們呼出二氧化碳氣體破壞了岩溶洞環境的平衡，促使洞天景物老化
野生動物也是極其珍貴的旅遊資源。許多地方在開發這一旅遊資源時，管理不善，執法不力，不少野生動物遭到亂捕亂殺，有的賓館飯店甚至以野生動物作為美食招攬遊客，使不少珍稀品種瀕臨滅絕。
2、風景區生態環境系統失調
近10多年來，景區的人工化、商業化、城市化使我國風景名勝區，包括已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一些自然風景區，已越來越受到建設性的破壞，由於在景區內開山炸石，砍樹毀林，水土流失嚴重。或因山洪暴發，塌方擋路，毀景傷人；或因久旱無雨，水源枯竭，飲用水短缺，更有一些建築毀景障景，導致自然和人文景觀極不協調，破壞了景觀的整體性、統一性。四季常綠的雲南西雙版納，近幾十年來，由於大搞毀林形式開荒，以林為能源，森林面積急劇下降，使原來良好的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有的風景區出於經濟目的，熱衷於旅店、餐館的建設，盲目擴大旅遊區、修建旅遊設施。以索道為例，世界各國在作為國家公園的名山上修建索道都是嚴格控制的，其中美國、日本是明令禁止的。日本富士山海拔3776米，公路只修到2000多米，遊人再多，也是自己一步步登上去的。但在我國，有些古代名山上修建現代索道，甚至修幾條。有的山相對高度不到百米，也修建索道。索道在國家名勝中心區域的建成，不僅破示了自然風景區的原貌，而且使遊人大量集中於容量有限的山頂，導致景觀和生態的破壞。隨著自然保護區生態旅遊熱的掀起，保護區內脆弱的生態系統也遭到致命的打擊。
調查顯示，在已經開展旅遊的保護區中，僅有16％定期進行環境監測工作，有的保護區連一台必須的測量儀器也沒有。根據科學監測對遊客數量進行控制的保護區僅佔20％，一些保護區已出現人滿為患的現象。甚至有23％的保護區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規定，在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內從事旅遊活動，使原動植物賴以生存的地域減少，它們的生活空間和養料系統也發生變化，從而導致這里的動植物死亡和生態環境的破壞。據中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對保護區旅遊現狀調查顯示：已有22％的自然保護區由於開展旅遊而造成保護對象的破壞，11％出現旅遊資源退化。
由於城市建設的迅速發展，使區域和城郊的一些風景區受到沖擊。有的地方在風景名勝區鄰近蓋工廠、辦企業、濃煙滾滾，污水橫流；有的景區對名勝古跡隨意修葺，在山林古剎安置電器設備，鋪設人造大理石、地磚，人工修整痕跡過重，與其"自然本色"極不和諧；有的景區不顧環境、條件，亂建寺廟、佛像和不倫不類的主題公園等等。這些不僅破壞了風景名勝、古跡文物的原始景觀的文化內涵，也對旅遊環境的生態格局和風景結構造成了破壞。
3、風景名勝區環境污染嚴重
據旅遊風景區提供的監測資料顯示，這里的水土、大氣都有程度不同的污染。噪音、煙塵都超過了規定的標准。大氣中含有的有害物質及酸雨等情況比較普遍。湘區武陵風景區中二氧化硫含量高達0.62毫克/米3，超過國家一級大氣標准3.68倍；樹林大片枯黃，PH值達4.44並出現酸雨酸霧。我國水污染的范圍也在擴大，全國135條受污染的城市河段中，52條嚴重污染，其水質連灌溉標准都達不到，更談不上飲用標准了。如飲用滇池水源的地區，已成為昆明市傳染病和許多疾病的高發區。黃河斷流達266天，87％的河段水質達四級污染，尤其是近幾個月來，黃河幹流中遊河段遭到嚴重污染，水面上漂浮著一層厚厚的泡沫，下面呈醬色的污水散發著刺鼻的異味，魚已死光，連澆地都不能用，對河南省沿黃河各城市飲用水造成危脅。這是黃河歷年來發生的最嚴重污染。而且是一次流域性污染。
由於我國人口眾多，旅遊業發展迅速，而又缺乏規劃和管理，國民的生態意識較差，可以說旅遊游到哪裡，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也就到哪裡。風景區內生活污水增多，垃圾廢渣、廢物劇增。馳名世界的黃山、廬山垃圾隨處可見，甚至連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遊客也留下了各種飲料袋、包裝袋等垃圾。致使那裡不得不花費巨資去清除。開辦旅遊的自然保護區環境污染問題也是日趨嚴重，目前已有44％存在垃圾公害，12％出現水污染，11％有噪音污染，3％有空氣污染。
上述可見，在發展旅遊與保護環境之間存在著相互矛盾的關系。那種把生態消費擺在首位，不惜以生態資源的消耗為代價來獲取利潤的作法，必須引起高度重視，走出生態旅遊的認識誤區已經成為我國旅遊業開展生態旅遊首先應解決的問題。
三、 生態旅遊可持續發展對策
生態旅遊要持續發展，應是一種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與自然環境相和諧的旅遊，必須把握適度的開發速度，控制接待人數，增強環境意識，否則，太多的遊客會對目的地的環境造成過大的壓力，破壞了生態旅遊賴以生存的環境，生態旅遊也就不可能持續發展。
主要措施：
1、 加強森林公園建設，保護森林資源
自然環境是由大大小小的生態系統組成的，必須保持相對平衡。森林是陸地最大的生態系統，是自然界物質和能量交換的重要樞紐，對於地上、地面、地下環境有多方面的影響，如果把森林看做單純的木材生產基地去砍伐，而且是掠奪式的經營，不顧植被具有極為重要的防止環境惡化功能(涵養水源、保護水土、防風固沙、調節氣候、維護生態平衡等等)，那麼最終破壞森林的惡果將是人類自身的災難。從古巴比倫王國的消失到全球性的溫室效應，無不證明了一這點。
森林公園則是在社會文明的發展中形成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生態經濟系統，是以人類、生物和環境的協同發展為原則，以自然資源的持續利用和生態環境的改善為宗旨，它們所追求的目標是：即滿足當代人的生活需求，且自身得到發展，又要保護生態環境，不對後人的發展構成危害。這就為在此基礎上開展各項生態旅遊活動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區域環境。1982年，我國建立了第一個森林公園--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她以神奇的地貌和優美的環境向世人一展森林公園的風姿，為中國的生態旅遊開創了一個成功的範例。截至1996年底，全國已建立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森林公園811處，年吸引遊客達5000多萬人次。隨著森林公園旅遊人數的增加，旅遊活動與生態環境的保護必然產生矛盾，引起諸如土壤、植被、水質和野生動植物的環境問題。另外我國森林公園大都是在國有林場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因經營方式的轉變，這就帶來了一個更新觀念和提高對森林價值和生態環境的再認識問題。因此，有效地保護生態環境、加強森林公園建設是保證生態旅遊持續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中國資源的保護應注意以下兩方面：
(1) 加強生態管理，使之持久協調發展
森林是一個整體，森林除木頭外，還有許多其它物種，它是一個由許多成份構成的復雜系統。如果把森林看做單純的木材生產基地去砍伐，而且是掠奪式的經營，那麼我們采了木頭，卻惡化甚至是毀滅了其它資源的生存環境，得不償失。當然也不能發揮森林資源的全部效益。但我們保護森林，並不是完全任其自然。自然森林也會自然枯萎，如不砍伐，任其自生自滅，也是浪費資源。所以在不過度改變森林結構的前提下，進行采大留小有計劃、有選擇的開采，以實現生態、社會、經濟三大效益的可持續發展。 (2) 嚴厲打擊森林犯罪
1998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家林業局、公安部、監察部聯合發出《關於嚴厲打擊破壞森林資源違法犯罪活動專項斗爭的通知》，經過全國各級森林公安機關和各部門的艱苦努力，打擊處理了一批違法犯罪分子，收回了一批被毀壞和被長期佔用的林地。截至1998年12月底，全國森林公安機關共查處各類森林和野生動物案件26369起，打擊處理違法犯罪人員28131人，其中刑事拘留791人、逮捕681人，為國家挽回了直接經濟損失2928萬元，收繳木材46351立方米、野生動物209365頭(只)，收回林地58305畝，取得顯著成績。但是，林區治安的幾個突出問題仍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一些基層單位、幹部法制觀念淡薄，毀林開荒、亂占林地的現象仍時有發生；犯罪分子在嚴打鬥爭開展後仍頂風作案，如雲南省昆明市現每月從市區運往外省的保護動物仍在1噸左右；盜伐、哄搶國有林木、非法運輸、銷售木材在一些地區仍很嚴重；有些地區地方保護主義嚴重，打擊森林犯罪力度不夠。因此針對上述情況，要加強森林立法工作，加強法制宣傳教育，依法保護森林。只要我們按照法律嚴格執行，加大打擊力度，森林建設就有了根本的保障。
2、 統一規化、有序開發
做好旅遊開發規劃，貫徹資源和環境保護的思想，這不僅是使開發取得成功的保障，也是預防資源和環境遭到破壞的重要措施。因此，在編制旅遊區總體規劃時，必須對旅遊區的地質資源、生物資源和涉及到環境質量的各類資源進行認真的調查，以便針對開展旅遊活動所帶來的環境損害進行足夠的准備，並採取積極措施，消除或減少污染源，加強對環境質量的監測。為保證生態旅遊的環境質量的高品位，旅遊區的有關建設必須遵循適度地有序地分層次開發的原則，不允許任何形式的有損自然的開發行動。每個項目都必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要從生態角度嚴格控制服務設施的規模、數量、色彩、用料、造型和風格，提倡以自然景觀為主，就地取材，依景就勢，體現自然之美，對那些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費等刺激經濟增長的項目堅決制止。經濟開發可以在風景區以外的廣大土地上進行。即使是配合風景區的旅遊，其主要服務設施也完全可以在風景區外圍建設。古今中外名山、風景區和國家公園都是精神活動的場所而非經濟場所。我國古代，五嶽山下都設有"鎮"，"鎮"就是專門提供服務設施的。宋代規定泰山的外圍7里內"禁樵採"。元代規定40里外的徂徠山禁止砍柴，都是為了保護泰山。美國規定商業開發要在國家公園以外的地方，其黃石國家公園自被發現建立後，不僅禁獵、禁伐，而且陸續遷走了居住其中的印第安土著。德國阿爾卑斯山國家公園的面積達300多平方公里，公園內並無一條索道，若干條索道都是設在公園之外的。這些發揮功能區分、區內觀景、區外經商的優良傳統，我們可以借鑒。如將旅遊設施建在山腳下，山上不修索道，這樣游 人勢必在山腳下的賓館住宿，當地賺取住宿費和餐飲費肯定高於索道費，而且遊人分散於各處，大大緩解了因乘索道造成的山頂過分擁擠。在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指導下，現有的生態技術，資金條件以及人們的環保意識還達不到維護生態平衡要求的情況下，必須將寶貴的生態資源留給子孫後代，而不是開發殆盡。旅遊區的環境容量問題，應加強研究，在旅遊區的環境容量未確定之前，必須控制旅遊業的發展速度。對一些重點保護的景區，必須防止太多的遊人進入，即使是一般旅遊區，也應嚴格控制超容量吸引遊人。因為，環境容量是有限的，破壞容易修復難，一旦旅遊超過了環境容量，造成了巨大的環境破壞，再來治理就十分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
3、 增強環保意識，強化法制觀念
鑒於旅遊作為一種產業對環境的特殊影響和累計性的破壞，生態旅遊一定要加強環境立法和管理。嚴格執法和遵守我國的《環境保護法》、《森林法》、《文物保護法》、《野生動植物保護法》等與旅遊密切相關的環境保護法律和法規，並針對旅遊業對環境影響有潛在性、持續性和累計性的特點，增加補充規定。如增加對旅遊的環境保護稅收，用於修復被損環境的管理。地方政府和旅遊有關部門應認真學習和貫徹執行有關的法律、法規，增強法制觀念，例如對生態保護區的開發，要根據環境法律，規定哪些部分嚴禁開發，哪些部分可以開發以及開發的規模、開放的季節和可接待的人數等等。又如規定哪些地區禁止帶火種，禁止狩獵和毀壞林木，禁止遺棄垃圾和生活用品。對違法侵害自然資源者，加大執法力度，使其承擔相應的民事和刑事責任。
思想意識比法規更重要。我國在生態旅遊的生態規劃和生態教育方面都很薄弱，旅遊業主要以盈利創收為目的，不少旅遊區根本不進行環境影響評價就開始營業。在旅遊景點，很少設立宣傳生態意識的宣傳欄，導游們的導游詞中也很少觸及生態道德教育的問題。而且，旅遊業的幹部及導游中大多數人也未接受過系統的生態教育和生態道德教育。因此，我們在倡導生態旅遊時，必須樹立生態保護第一的思想，加強宣傳教育，轉變全民觀念。具體做法一是要通過立法，把對旅遊區的環境影響評價及對策真正落實到每一個景點，並要求所有的旅遊管理人員、導游都必須經過系統的生態教育，改變那種認?quot;旅遊業是無煙工業"、"旅遊資源可再生"的觀念以及對旅遊開發的環境效應評估認識不足的現象，切實把旅遊環境當成旅遊業的生命和形象。從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眼光，把發展旅遊業的目標與立足點建立在保證當代和幾代、幾十代人的旅遊需要上，並以這種思想觀念為指導，做好環境保護的各項具體工作。二是把生態教育和生態道德教育納入國家教育計劃，在小學、中學和大學國情教育中增設這方面的教育內容。使我們的子孫後代從小就開始重視自然資源的持續利用，愛護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保護野生動物和植物，理解大自然、熱愛大自然，使生態善惡觀、生態良心、生態正義、生態義務成為青年的自覺行為和道德規范。三是充分利用旅遊這一生動活潑的大學校，使生態旅遊的全過程，成為生態教育和生態道德教育的全過程。使旅遊者在大自然中喚起綠色的激情，綠色的愉悅、綠色的思考，體驗大自然的諧、有序，體?quot;天人合一"的傳統文化，達到熱愛自然、師法自然，啟迪人生的目的。在大自然中接受生態教育和生態道德教育，使每一個人旅遊者從自己做起，從每一件保護自然的小事做起。
『貳』 海南島最早的人類活動遺址在哪裡
落筆洞位於三亞市落筆峰。落筆洞遺址是目前已知的海南島最早的人類活動遺址，也是我國已發現的最南端的一處史前文化洞穴遺存。
『叄』 EAA 人類活動遺址指的是哪些
EAA 人類活動遺址指的是：: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山頂洞人遺址、藍田猿人遺址、元謀人遺址
『肆』 我國內最早的人類遺址是
截止2019年1月，元謀人遺址是我國發現的最早的人類化石遺址。
元謀人遺址位於雲南省元謀縣大那烏村北約500米的山腰，距縣城7公里。元謀人化石是目前中國發現的最早的人類化石之一，後正式被定名為"直立人元謀新亞種"，簡稱"元謀人"。
遺址中還出土有雲南馬、劍齒虎、劍齒象等早更新世動物化石，打制石器及炭屑。元謀人遺址的發現，證明了雲南高原是人類早期活動的重要地區之一它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中國人最早的老祖先的遺址。
1973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雲南省博物館、元謀縣文化館聯合發掘了元謀人遺址。地層中出土了6件石器，3個層位中分布有大量碳屑，說明「元謀人」不僅能製造工具，而且不能排除會用火的可能性。
1976年，中科院地質力學研究所的李普等人用古地磁方法，測定「元謀人」的時代為距今170萬年。隨後，地質研究所和貴陽地化所分別採集元謀組古地磁樣，並得出基本相同的結果。
(4)人類活動遺址擴展閱讀
元謀人遺址的發現，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科研價值，中國及一些國家已將此發現寫進了教科書。1982年2月，國務院公布元謀人遺址為第二批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元謀人遺址有紀念碑，不遠處有博物館，館內陳列著元謀人牙齒化石的標本，古生物化石及其他有關實物、資料。
「元謀人」的發現，將中國人類歷史向前推進了100多萬年，表明地處長江流域的雲南是人類起源與發展的關鍵地區和核心地區，為人類起源與發展多元中心論提供了強有力的科學支持，「元謀人」作為中國人類歷史的開篇，自此被載入了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第一頁。
『伍』 能證明北京人遺址是人類活動場所的遺物是什麼
經過我精密的分析，答案是D
『陸』 人類活動遺跡是在亞洲發現的
很久很久以前，人類的祖先就在亞洲大陸扎堆過生活，使亞洲成為孕育生命的伊甸園。它們為何選擇這里作為棲息地，這里的最早居民又是誰呢？
20個世紀初，一些西方學者根據第三紀以來哺乳動物進化與自然環境變遷的情況，推論認為亞洲這塊廣闊原野在遙遠的過去是孕育人類的「伊甸園」。因此，許多國家紛紛組織考察團進入亞洲地區，試圖找到人類進化的線索。一時間，亞洲考古熱席捲了世界古人類學界和古生物學界。
提到亞洲人類考古，首先要提到印度的臘瑪古猿。因為臘瑪古猿在人類祖先演化的歷史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人類分化出來的第一階段。
臘瑪古猿是美國耶魯大學研究生劉易斯1934年在印度的西沃里克山區發現的。同類的化石在中國的綠豐、開遠遺址也被發掘出來，化石主要是一些上、下牙齒。
化石和當時的地層資料告訴我們，臘瑪古猿主要生活在森林地帶，森林的邊緣、林間的空地是它們的主要活動場所。這是一種正向適於開闊地帶生活變化的古猿。野果、嫩草等植物是它們的重要食物。同時，它們也吃一些小的動物，把石頭作為工具，用它來砸開獸骨，吮吸骨髓。由於臘瑪古猿的肢骨還沒有發現過，所以人們只能根據一些有關古猿的知識來判斷，推測它們身高約1米，體重在15～20千克之間，能夠初步用兩足直立行走。
亞洲人類考古發現最多的地區還是中國。
最早在中國境內開展考古發掘的著名學者是法國採集家桑志華(本名黎桑)。從1914年開始，他就在黃河流域進行了多年的考察活動，在隴東黃土高原地區發現了豐富的三趾馬動物群化石，又在甘肅慶陽北面的更新世晚期(距今13萬年至1萬年前)的黃土堆積中發現了三件古人類打制的石製品。不久，桑志華根據別人提供的線索，在鄂爾多斯高原的東南角發現了聞名於世的薩拉烏蘇遺址。他經過對這個遺址先後兩次的調查和發掘，發現了非常豐富而且保存良好的披毛犀、河套大角鹿、旺氏水牛、野驢、羚羊、駱駝等33種哺乳動物以及鴕鳥等11種鳥類化石，同時還發現了一批舊石器和一顆人類的上門齒化石。動物化石組合說明：薩拉烏蘇遺址的時代應為更新世晚期(用放射性同位素方法測定其絕對年齡為距今35 000年左右)。此外，桑志華和德日進還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縣一個叫做水洞溝的地方，發現了一個非常豐富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
知識點舊石器時代
舊石器時代是指以使用打制石器為標志的人類物質文化發展階段。地質時代屬於上新世晚期更新世，從距今約250萬年前開始，延續到距今1萬年左右止。
舊石器時代可分為舊石器時代早期、舊石器時代中期和舊石器晚期，大體上分別相當於人類進化的能人和直立人階段、早期智人階段、晚期智人階段。舊石器時代的文化在世界范圍內分布廣泛。由於地域和時代不同，以及發展的不平衡性，致使各地區的文化面貌存在著差異性很大。
與此同時，從1921年開始，由著名博物學家和探險家安德魯組織並領導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亞洲考察團在戈壁灘上，用了整整十年的時間尋找人類進化的蹤跡，採集到大量第三紀哺乳動物化石，證明這片荒涼的土地在遠古時期曾是生物的樂園。
瑞典著名的地質學家安特生也曾一度投身於對中國的考古熱潮之中。他先後發掘了遼寧省錦西縣沙鍋屯洞穴遺址和著名的河南省澠池縣仰韶遺址。又到甘肅各地考察，發現了許多新石器時代晚期和銅石並用時代的村落、墓地遺址。後來，他又與加拿大解剖學家步達生共同對北京周口店進行了考察，發現了「北京人」的存在。
種種早期人類考古的發現，都證明了猿人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人類是由古猿進化而來的理論有了進一步的事實依據。
對中國境內的考古展開之後，因為收獲頗豐，考古學家又將目光對准了中亞。
1938年，考古學家在烏茲別克的捷希克塔什發現了著名的早期智人幼童化石。20世紀60年代起在這一地區進行了有計劃的調查和發掘，發表了許多專著和論文。舊石器時代早期的材料不多，僅發現一些類似於南亞索安文化的礫石和石片工具，年代在距今20萬至13萬年之間。舊石器時代中期有一種進步的以莫斯特類型石器為特徵的石片文化，年代大約距今6萬年，在個別遺址還發現了早期智人化石。中亞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較少，仍然保留著中期石片文化的特徵。這一時期的發現主要有卡拉套遺址和拉庫蒂遺址，還有一些地表採集物。
卡拉套遺址的石製品發現於地表64米以下的深處，共發掘出200餘件石製品，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類型有用礫石和石片製作的粗大的單面砍斫器和留有大部分石皮的刮削器。大部分石製品沒有第二步加工的痕跡，做工比較粗糙，這是典型的舊石器時代早期特徵。
拉庫蒂遺址位於卡拉套遺址以東，石製品出自地表以下63米的黃土層中。該遺址出土的石器，打片技術要比卡拉套遺址的進步，石器類型有比較規整的砍斫器和一些鋸齒狀工具，但也屬於舊石器早期的東西。
這兩座遺址從文化關繫上雖然看不出與東亞、東南亞的舊石器有直接聯系，但其特點明顯接近東南亞而不是西方。
在中亞發現的舊石器遺址中，處於舊石器時代中期的最多，共發現和發掘了這一時期的遺址78個，主要分布於土庫曼、烏茲別克、塔吉克和吉爾吉斯斯坦等地區，都是距今約6萬年的遺址。著名的捷希克塔什洞穴遺址便歸於此類。該洞穴寬20米，深21米，人類居住的時間相當長。從發掘出來的化石可以看出，那時這里的人類用硅質灰岩製作石器，狩獵的對象主要是山羊，也有野豬、馬、鹿、豹和飛禽等。他們已經學會了用火，還會用獸皮縫制衣服。在一個八九歲早期智人幼童的墓葬中，還發現了大山羊角、一些石器和動物化石等陪葬品。這說明這一時期的人類具有了很高的智慧，擁有豐富的感情。
中亞的遺址中，最著名的是舒格諾烏遺址和撒馬爾罕遺址。
舒格諾烏遺址位於塔吉克境內亞克蘇河畔。人們在此發掘出大量的稜柱狀石核、石葉、刮削器和尖狀器等，在遺址中發現的其他動物化石表明，這一時期的人類主要以捕獵野馬、野牛、綿羊、山羊和土撥鼠為食。
撒馬爾罕遺址規模更大，共出土7 000多件石製品，皆為典型的石器時代晚期石製品，還發現了晚期智人的兩塊下頜骨殘片和兩顆牙齒。
在中亞地區發現的石器時代原始人遺址，在與其他地區的遺址相互印證後，可作為人類進化的主要證據。
在印度尼西亞的桑吉蘭，考古學家發現了早期原始人類化石。後來，50種化石先後在這里被發現，包括遠古巨人、猿人直立人、直立人，佔世界已知原始人類化石的一半。這些化石證明：這里曾經是人類先祖的重要聚居地。尤其重要的是，這里有爪哇猿人化石中保存最好的原始人類頭蓋骨，迄今為止也是惟一的一塊成年男性的頭蓋骨化石。這是人類進化理論的一個重要證據。
『柒』 （一）長沙地區人類活動歷史、遺址分布與自然文化環境概況
早在石器時代，長沙地區就已經形成了幾股氏族及部落。
殷商-東周時期，長沙屬揚越之地，有百越的一支在此繁衍生息，創造了本民族自身特點的古老文化。如在寧鄉出土的商代最大的銅鐃具有形體高大厚重、特殊的紋飾等明顯的地方特點。
春秋中葉長沙屬楚國領地。從出土資料來看，長沙的春秋墓出土的銅器除越式為主外，尚有中原形制，反映此時楚越文化已相互融合。從長沙楊家山春秋晚期楚墓出土的鋼劍為經退火處理的中碳鋼、窯嶺等楚墓出土鐵器有的屬於各種鑄鐵（如亞共晶鑄鐵、珠光體和鐵素體鑄鐵）、鉛玻璃、楚銅鏡、古衡器、黃金貨幣等工藝水平之高，數量之多情況來看，長沙很可能是當時的鑄造中心之一。
戰國時，長沙就成了楚國的軍事重鎮和重要糧食產地。秦始皇元年（公元前 221年），秦設置了長沙郡，為全國36 郡之一。東漢末期，長沙屬荊州；三國時長沙為吳國之屬地。
兩千多年來，湖湘地區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的長沙城一直在古城舊址的基礎上不斷改造和拓展，其中心一直就在現在的長沙五一廣場一帶（地名為「走馬樓」）。地上的長沙雖毀於1938年的文夕大火，而地下的長沙的則歷經數千年歷史綿延，埋藏著無數的自然與人文物寶藏。最著名有1972年發掘的馬王堆漢墓、1996年發掘出的三國孫吳紀年簡牘和2003年發掘的漢簡。
深穴埋葬於瀏陽河畔更新世中期晚時的網紋紅土中的馬王堆漢墓採取了套棺密封，並在槨周填充木炭和高嶺土防潮和密封措施，造成恆溫、恆濕、缺氧無菌的還原環境，使主人辛追屍體歷2100餘年而不腐。
1996年，位於走馬樓街西南側的平和堂商廈建設區域內的古井窖中發掘出了舉世矚目的三國孫吳紀年簡牘。簡牘埋藏原因，有人稱（胡平生，1997）是因其為「有關機構的檔案文書，其中許多是契約合同的憑據，必須妥善保存」。
2003年11月在走馬樓吳簡出土處東側不到100米的省供銷公司建築工地上，又發現了歷史更早的竹簡，時代是漢武帝時期（公元前125年到公元前120年）。竹簡所記載多為政府的行政文書。漢武帝時，長沙正處於戴王劉庸統治時期。長沙國是漢代中央政府所封的七個藩國之一，又是朝廷南防南越國的門戶，其地位十分重要。
在今天的長沙城中心地帶有如此豐富的埋藏，說明此處歷來就是長沙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其位置歷時2000年不變，對我們研究長沙的自然與城市文化歷史十分有利。
『捌』 什麼是遺址遺跡
遺址：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聯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遺址是指人類活動的遺跡，屬於考古學概念。遺址的特點表現為不完整的殘存物，具有一定的區域范圍，很多史前遺址、遠古遺址多深埋地表以下。
遺跡是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痕跡。包括遺址、墓葬、灰坑、岩畫、窯藏及人類活動所遺留下的痕跡等。其中遺址又可細分為城堡廢墟、宮殿址、村址、居址、作坊址、寺廟址等，還包括當時的一些經濟性的建築遺存，如山地礦穴、採石坑、窯穴、倉庫、水渠、水井、窯址等；防衛性的設施如壕溝、柵欄、圍牆、邊塞烽燧、長城、界壕及屯戍遺存等也屬此類。
『玖』 深圳境內還有哪些古人類活動遺址
新石器時代遺址以龍崗區的咸頭嶺、大黃沙、鹽田區的大梅沙區等沙丘遺址為代表。
夏商周時期的遺址和遺物以南山區的屋背嶺、向南村、疊石山、鹽田區的大梅沙遺址為代表。
漢代及漢以後的考古發掘，主要是城址、窯址、銅錢窖藏和大量的墓葬等。
深圳可以追溯的城市歷史至少是17 0 0多年前的東漢，而深圳有人類生活的歷史則可以追溯至7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
從上世紀80年代深圳開展考古調查以來，2000年，寶安西鄉鐵仔山古墓群被列入「全國重要考古發現」；2001年和2006年，南山區屋背嶺商時期墓葬群考古發掘以及大鵬咸頭嶺遺址分別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發現」。鐵仔山南坡地底下，是層層疊疊的千年古墓；屋背嶺半山腰上，商周戰國碎陶片俯拾皆是；大鵬半島咸頭嶺，新石器時代遺址那斑駁陸離的沙丘……置身其間，會有瞬間穿越千年的錯覺。
深圳可以追溯的最久遠歷史的證明，可能要數大鵬咸頭嶺新石器時代遺址，這里是珠三角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存中最具代表性的遺址，為珠三角地區同時期相關遺址分期、斷年奠定了基礎。遺址位於大鵬新區大鵬街道迭福村（原名咸頭嶺村），該村地處大鵬半島西北岸，依山傍海，坐落在大鵬灣東北的迭福灣內。咸頭嶺新石器時代遺址佔地面積約三萬平方米，西北至東南長200米左右，西南至東北寬150米。1985年5月、1989年9月，深圳博物館在咸頭嶺咸頭嶺遺址先後開展兩次發掘，共發掘面積627平方米，初步揭示了珠江三角洲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遺存。1992年，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李伯謙教授指出，「咸頭嶺這類遺存有自己不同於其他文化的鮮明特徵」，提出以咸頭嶺遺址為代表，將珠三角地區同時期考古學文化命名為「咸頭嶺文化」。這也是目前全國唯一以深圳地名來命名的考古學文化。2005年12月，北京大學科技考古與文物保護實驗室針對咸頭嶺遺址出土文物的碳十四測年報告出爐，得出的測年數據都指向一個年代區間———距今6900多年至6300年前後。
屋背嶺遺址位於南山西麗鎮福光村北的屋背嶺山坡。2001年4月至7月，深圳市文管辦在屋背嶺遺址進行試掘，墓葬出土的遺物多為商時期，有陶罐、陶豆、陶缽、陶紡輪、玉矛等；另有東周墓葬2座，出土銅矛、銅斧、銅劍等；有的灰坑還出土了米字紋陶片、方格紋陶片等。從2001年至2002年，試掘和正式發掘的商時期墓葬有94座，各種珍貴文物多達300件，如今這些文物藏於南頭古城博物館。作為廣東迄今發現的最大的商時期墓葬群，屋背嶺遺址的發現，證明了深圳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周時期就有了自己的文明，它對於建立嶺南地區先秦時期考古學文化編與咸頭嶺遺址、屋背嶺遺址相比，鐵仔山古墓群遺址的保護相對較好。1984年和2000年經過兩次發掘，鐵仔山古墓群共發掘出漢代至明清時期墓葬300多座。這個濃縮了近十個朝代的墓葬遺址，最重要的是發現了「熹平四年」（175年）的東漢墓，出土了東漢人頭印紋磚、銅鏡、陶瓷等重要文物，由此證明了深圳城市歷史至少有1700年。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張柏等考古學專家曾評價說，鐵仔山古墓群歷史延續時間之長、古墓數量之多、墓葬之密集及形制之多樣，在全國也屬少見。
『拾』 人類活動遺址中的環境研究進展
自然環境是人類文化存在的基礎，是影響人類文化發展的外部條件之一。通過對古文化遺址中文化層的研究來恢復古代人類及其文化的生存環境，分析自然環境對人類文化的影響，探討人類在適應、利用自然環境過程中形成的文化特色和對環境的改造過程，對自然環境的變遷史和人類文化的發展史之間的關系做出全面的解釋。目前，這種對古代自然環境與人類文化相互關系的研究已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邊緣學科——環境考古學。
迄今為止，在文化遺址的古環境研究中應用較多的仍是利用動植物遺存來進行有關人類生存環境的研究，如孢粉分析和植硅體分析技術。一般而言，遺址或地層中的孢粉和植硅體分布可反映古代當地植被的基本面貌及人類使用植物的基本情況。通過孢粉和植硅體分析，可確定遺址文化層和地層的年代，了解古人類生活的自然環境及其變遷歷史，了解古代與環境直接有關的文化發展狀況，如農作物的起源和擴散等。在中國，這種利用動植物遺存來進行有關人類生存環境研究始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周昆叔（1963）對半坡遺址進行了孢粉分析和古環境氣候研究。1990年的第一屆「中國環境考古學術討論會」標志著「環境考古學」研究在我國正式開始。
在考古學與地球化學結合方面，國內外有人將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學方法用於考古勘探中。如Apostolos Sarris等（2004）對匈牙利大平原Koros區域的Vésztö-Bikeri青銅器時代遺址進行了地球物理勘探和土壤地球化學分析，地球物理探測確定了多數牆壕、夯洞、壕溝、深坑的位置，如用磁法測量了部落的結構與輪廓，並揭示其中心壕溝的位置；土壤地球化學測量結果顯示磷酸鹽含量在建築物位置為「較干凈」的中心，而高濃度者位於周圍的圍欄附近，呈圓形「殘核環」，還有一些磷酸鹽高濃度者位於垃圾物附近。可見這種將環境考古與地球化學結合的研究並不十分深入。
城市文化層「土壤」具有特殊性，其理化性狀及元素特徵研究是近年來環境考古研究中興起的一個活躍的領域。城市文化層土壤記錄了城市區域大量人類生產生活的信息及城市區域變遷和功能區變化的信息。在英國、法國、俄羅斯、墨西哥等一些歷史悠久的國家，許多學者對文化層土壤的理化性質及所反映的信息進行過一些較系統地研究，如C.Vissac 等（2003）對法國中部地區歷史文化層進行了土壤理化特徵研究；B.W.Leyden 等（1998）對墨西哥瑪雅時期（550～850A.D.）的Coba城的文化層進行了一些金屬元素濃度變化規律以及孢粉分析，推測了人類早期活動的蹤跡，等等。
其中Alexandrovskaya等（2003）對莫斯科中世紀文化層城市土壤的微結構及微量元素進行的研究較為經典。莫斯科中部河間地或梯田處文化層厚達2～3m，但在溝谷、河谷、污水池等地，一般厚7～10m，個別達20m，文化層常由幾部分組成：①被埋藏的自然土壤一般位於進口港，有砂土、粘土的沉積，通常包括7～12cm厚的耕作層，有時出現侵蝕特徵；②自然土壤表面常有粘質的富腐殖質層，其中包括一些建築廢棄物、分解的木碎片、腐爛的肥料和其他植物殘渣，被認為是木器建築時期有機物含量豐富的文化層；③富含有機物文化層上面存在一石塊含量較多的層，含有大量的磚碎片和石器建築時期留下的石灰，這一層以低腐殖質和高鹼性為特徵。莫斯科土壤和文化層的發展經歷了幾個階段：森林景觀的自然成土作用；人為活動使自然土壤向農耕地和草地轉化；人類挖掘活動將這些土壤埋於文化層的下面。文化層形成具有別於地層形成的鮮明特徵，居民生活堆積物與莫斯科地區灰化土不同。堆積物中有機質、碳酸鹽、磷和重金屬的含量均較高，碳酸鹽主要來源於17～18世紀開始廣泛應用的石灰石和灰泥，而碳酸鹽又向下層運移，使得下層土壤（包括灰化淋溶土）由酸性向鹼性轉化，文化層中P的含量是灰化淋溶土周圍P含量的許多倍。位於紅場下的11～12世紀文化層以金屬和其他元素含量較低為特徵；12～13世紀居民堆積物中有機物含量較高，尤其是樹木殘渣，有相對較高的碳酸鹽，由於各種用途Cu和Zn的含量也有所增加，As含量升高主要是因為製革技術的發展，庫爾斯克城鎮文化層中這些元素的含量高於近代城鎮堆積物中的含量。莫斯科近期的堆積物中氧化鈣和許多微量元素的含量大幅增加，克里姆林宮中世紀文化堆積物微量元素的含量比附近的城鎮含量低。17～19世紀Pb、Cu、As的質量分數最高，As的質量分數達到了74×10-6，Cu的質量分數在15～16世紀高達650×10-6，Pb為13×10-6，但在19世紀文化層堆積物中Pb質量分數竟達1320×10-6。15、16和17世紀早期汞、銅、鉛和其他一些元素出現在化妝品中，葯品和葯膏是部分人群骨骼中這些微量元素升高的原因之一，當時時尚的女性的確也在用這些產品，而和尚及城鎮居民的骨骼中這些元素的含量較低，克里姆林宮的兒童的骨骼中的含量要高於相應的城鎮兒童的含量。研究認為：莫斯科中部土壤反映了3～5m厚文化層及下層全新世的土壤情況，文化層蘊藏了大量土壤緩慢形成的信息，而位於文化層下面的土壤通常揭示了始成土的相關特徵；人類發展過程中導致文化層中一些物質或污染物的含量較高，這些物質在1～3m間的含量通常高於表層土壤，人類活動如挖掘行為將埋藏於土壤中的污染物翻至表層土壤，成為城市環境的污染源；14～17世紀克里姆林宮的土壤比中世紀城鎮工業區的土壤污染少，人體骨骼中的微量元素反應了歷史時期的生活信息。
楊鳳根等（2004）對我國南京城區多個文化層的研究結果表明，從時間上看，文化層中重金屬元素含量增高與歷史上這些時期南京相對發達有關；而從空間上看，重金屬元素Cu、Pb、Zn的含量在古代的手工業-製造業、商貿和普通大眾的生活區明顯高於皇城區；磁化率高值區與重金屬元素增高地段基本一致，認為其印證了文化層中重金屬元素含量增加主要是由於外源污染物質的輸入。
總之，相對於城市文化層，國內外學者在農耕文化層的元素含量方面研究得較少，不同文化屬性文化層的元素組合特徵的比較則更少。亦可能受研究對象所限，縱、橫比較文化層特有地球化學標志在時空上的伸展范圍，既可補充人為影響的證據，又可估計當時人類因素影響自然環境的程度。一般情況下，人們多對研究對象的重金屬元素含量作簡單地比較，若重金屬元素含量相對較高即認為系人類活動帶入的結果，未充分評估自然份額的貢獻及元素在表生環境下的次生變化，結論欠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