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陰遺址
㈠ 衣物的起源考古
樹葉紋在魏晉南北朝時得到人們的重視和喜愛,這可能是得益於東西方文化的交流。這些葉紋頗有些西方風格,出土於埃及安底諾(Antinoe)遺址的絲織物中就有樹葉紋的織錦,在伊朗塔伊波斯坦(Taq-i Bostan)的波斯時期的雕刻中也有類似的服飾圖案,它們的年代均在公元五世紀前後。而出現於絲綢之路上的樹葉紋織物首先是葡萄葉紋的毛織物,年代可早到3世紀前後。但此類以平紋經二重為基本組織的絲織樹葉紋錦則主要出自公元六世紀的墓葬中,吐魯番出土六世紀文書中有明確記載「樹葉錦」和「大樹葉」的名稱,指的就應是這類織錦。此類樹葉錦雖然採用1:1經二重組織,但卻使用了五種色彩在織物的不同色區進行換色顯花,每個色區中只有兩種色彩。在此件實例上則可見紅色與藍色、與黃色互作花地,色彩鮮明。
其實,蠶繭的利用,家蠶的養殖和絲綢的生產,從出土實物來看,早在新石器時代(大約1萬年前至距今5000多年)就已經開始了。
1926年春天,在山西夏縣西陰村一處遺址中,發現了一顆被割掉了一半的絲質繭殼,雖然已經部份腐蝕,但仍有光澤,而且繭殼的切割面極為平直。其時代距今約6000年左右。據專家研究,古人切割蠶繭的目的可能是要吃裡面的蠶蛹。所以,推測這時的蠶繭尚未被人們認識到可以抽絲織衣。
1973年在浙江餘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距今7000年前)遺址中出土了一個盅形雕器,在這件文物上刻有四條蠶紋,彷彿四條蠶還在向前蜿蜒爬行,頭部和身軀上的橫節紋也非常清晰,應是一種野蠶。
1958年,浙江吳興的錢山漾出土了一批絲線、絲帶和沒有碳化的絹片,經測定據今約4700多年,這是目前發現的中國南方最早的絲綢織物成品。這塊絹片呈黃褐色,為家蠶絲織成,採用平紋織法,經緯線均由20根單蠶絲並合成一股絲線,交織而成。經緯密度為經密每厘米52根,緯密每厘米45根。專家們據此推斷當時可能已有原始的織機。
1984年河南滎陽縣青台村一處仰韶文化(距今5000多年,以彩繪陶器為特徵)遺址中發現了絲織品,除平紋織物外,還有淺絳色羅,組織稀疏,這是迄今發現北方最早的蠶絲。各地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還出土有大量陶質、石質的紡輪和紡錘等工具,如公元前五千年左右的河北磁山遺址、公元前四千餘年的浙江河姆渡遺址,以及陝西西安半坡遺址(黃河流域一處典型的新石器時代文明遺存,距今5600-6700 年之間),臨潼姜寨遺址(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公元前4600年-公元前4400年)等,都有刻紋的紡輪出現,有的呈扁圓形,有的呈鼓形。而長江中下游的屈家嶺文化遺址(位於湖北省京山縣,以黑陶為主的文化遺存,距今4800年)中,紡輪造型更為豐富,而且有些還加以彩繪。紡輪主要是用來紡線的,之後又出現了帶有機械性質的紡織工具。
1975年,河姆渡遺址新石器時代文化層中,不僅出土了木製,陶制的紡輪,還有了引緯線用的管狀骨針,打緯用的木機刀和骨刀,以及繞線棒等,其他形狀各異的木棍,很可能也是原始織機的組件,如木機刀和卷布木軸,提綜桿等。這些可能就是原始的腰機。此外還有公元前兩千前龍山文化遺址中的骨梭,梭是穿線織布的工具,有了梭,就會比用手牽著緯線去穿經線容易且快捷得多。這一階段的骨梭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扁平式的,一頭有孔或兩頭有孔,別一種是空筒式的,一頭有尖,中部有孔。
從出土於四川成都百花潭的一件戰國銅壺上,可以見到一幅有名的採桑圖。戰國(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時期,四川即已享有「天府」之譽。而早在夏商(公元前22世紀-公元前11世紀)時期,蜀地也有蠶叢、柏灌、魚鳧相繼為王,「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史記》記載黃帝育有兩子,二子叫昌意,昌意後取蜀山氏女為妻,生高陽,高陽即顓頊,繼承了黃帝之位,蜀人是高陽的子孫。傳說中黃帝之妻嫘祖是養蠶始祖,蜀人繼承了這份事業。古蜀國的第一代君主叫蠶叢,可見這個部族是以蠶為圖騰的。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上有一些龍的圖案,也有一些龍型的附件,這些龍的形態與中原青銅器上的龍不同,身體像蠶,這可能與蜀地的蠶崇拜有關。
總的看起來,學會養蠶抽絲好像並不是一個單一的發源,也許,在中國的好幾個地方,都有著各自的發明或傳播路徑。
㈡ 中國文化起源的代表性遺址有哪些
代表有
河姆渡遺址(浙江餘姚)是1973年發現的中國新石器時代一個重要的村落遺址,距今已有7000餘年歷史。經兩次大規模考古發掘,共出土各類生產工具、生活工具、建築構件等文物7000餘件。人們在這里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最早的木結構水井、最早的編織技術、最早的船漿……河姆渡遺址所展示的燦爛的原始文化,有力地證明: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一樣,都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發祥地。1979年,這一結論被寫進了中學歷史教科書中。
紅山文化:中國北方新石器時代最具代表性古文化,位於赤峰市區東北隅的紅山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古文化,距今5300~4000年。分布於餘杭境內的「良渚遺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良渚遺址群將成為實證中華5000年文明史的聖地。
其他的有
西侯度遺址
位於芮城縣中瑤鄉西侯度村,為目前中國境內已知的最古老的一處舊石器時代遺址,距今大約180萬年。經發掘出土的動物化石有巨河狸、鯉、山西軸鹿、粗面軸鹿、粗壯麗牛、山西披毛犀、三門馬、古中國野牛、晉南麋鹿、步氏羚羊、李氏野豬、納瑪象等。石器出土數量不多,主要以石英岩為原料,類型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狀器。另外在文化層中還出土有若干燒骨,這是目前中國最早的人類用火證據。石器和有切割痕跡的鹿角以及燒骨的發現,證明遠在180萬年前,這里就有人類活動。遺址屬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匼河遺址
位於芮城縣風陵渡匼河村一帶,北至永濟市獨頭村北澗,南至芮城縣澗口南溝,長達13.5公里范圍內的17個地點組成的匼河遺址舊石器地點群,是中國華北地區舊石器時代早期匼河文化的代表遺址,地質時代為距今約60萬年的更新世早期。1957年,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發現。1960一1980年,先後5次發掘,出土的動物化石主要有腫骨鹿、披毛犀、扁角鹿、對麗蚌、德氏水牛、二門馬、野豬、師氏劍齒象、東方劍齒象、納瑪象、三趾馬等。文化遺物以石製品為代表,有石核、石片和石器等,主要原料為石英岩。石器數量較少,類型有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狀器、小尖狀器和石球。遺址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南海峪洞穴遺址
位於垣曲縣毛家灣鎮店頭村南海峪溝口東側山腰,是目前山西省唯一舊石器時代早期洞穴遺址。1957年發現,1958年發掘。遺址由相鄰的三個地點組成,洞穴產自震旦紀砂質石灰岩區,遺物和化石出自黃褐色的角礫岩中。第一地點含有動物化石,第二地點發現石製品和用火遺跡,第三地點動物化石和石製品皆有。該遺址與北京猿人晚期文化很相象,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東下馮遺址
位於夏縣城北15公里東下馮村東北的青龍河南、北兩岸台地上,系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的典型遺址,其絕對年代經放射性碳素斷代,為公元前1900至前1500年左右,距今3500—3900年。遺址面積約25萬平方米。1959年春考古調查時發現,1974年進行發掘。遺址西部有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廟底溝二期文化和河南龍山文化遺存,東、南部有商代早期的二里岡文化的城牆和圓形建築基址,北部有東周時期遺存。遺址可分六期,其中一至四期屬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遺跡有灰坑、房屋、墓葬、水井、溝槽、陶窯等。遺物有石、骨、銅、陶等不同質地的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和兵器、樂器等。青銅箭頭、鑿和石范的出土,表明當時已進入青銅器時代。
東下馮遺址的發掘,對於探索夏文化問題,促進夏代歷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屬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西陰遺址
位於夏縣尉郭鄉西陰村東北土嶺上,為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遺址。民國15年(1926)發現並發掘,共出土60箱陶、石、骨器等遺物,其中有半個蠶繭化石。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大肆盜掘西陰文物達數卡車之多。1959—1963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再次調查,其面積為500x600米,遺物包含有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廟底溝二期文化和河南龍山文化三里橋類型的三個時期的文化遺存。1995年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發掘並出土了大批文物。屬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荊村遺址
位於萬榮縣萬泉鄉荊村西北500米,為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遺址。遺址范圍東西300米,南北300米,文化層厚2米。民國20年(1931),山西省立圖書館、北平女子師范學院研究所和美國弗里爾藝術館合作發掘過該遺址。在出土的谷類炭化物中有黍和高梁兩種,暴露有窯址、灰坑。採集有紅陶、灰陶、彩陶、夾砂陶片。遺址保存較完整,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此外,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還有:位於夏縣埝掌鎮崔家河村北的崔家河遺址、位於絳縣橫水鎮周家莊村東的周家莊遺址、位於新絳縣澤掌鎮光村西北的光村遺址、位於新絳縣橫橋鎮西尉村南的西尉遺址、位於新絳縣萬安鄉馬庄村南的馬庄遺址、位於聞喜縣陽隅鄉回坑村西的回坑遺址、位於永濟市蒲州鎮石庄村北的石庄遺址、位於荷城縣大王鄉金盛庄村西的金盛庄遺址、位於荷城縣嶺底鄉坡頭村的坡頭遺址、位於平陸縣西侯鄉趙家滑村的趙家滑遺址等。
古動物化石遺址
土橋溝化石遺址
位於垣曲縣古城鎮寨里村土橋溝。民國15年(1926)瑞典古生物學家安特生發現。東西10--14公里,南北14—16公里,發掘出土有甲殼類、淡水軟體動物、黃河猴等8種動物化石,距今約5000萬年,是國際人類進化及始新統地層的最早資料。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擔山石化石遺址位於垣曲縣毛家灣鎮擔山石村南龍骨山的山腰,1957年發現。面積50平方米,屬更新世晚期。出土有石英石片、三門馬牙齒、鹿牙等化石。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獨頭化石遺址
位於永濟市首陽鄉獨頭村後澗河南北溝一帶。1953、1974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察,認定為共事匼河文化遺址范圍。出土化石有象牙、野牛、獼猴、羚羊角等化石及大量石核、石斧、石刀、刮削器等。
七里坡化石遺址
位於平陸縣杜馬鄉七里坡村東南800米崖嘴頭下。1958年11月發現,採集有麂化石。
五龍廟溝化石遺址
位於平陸縣杜馬鄉大澗北村西側200米處。南北長3000米,東西寬150米,溝西岸斷層的河湖相沉積的沙層和礫石層中,堆積層厚2—6米,出土有黃河象、三門馬等哺乳動物化石。屬中更新世時期。
小東延化石遺址
位於平陸縣東延村小東延溝。南北長2000米,東西寬150米。溝兩岸崖腰的河湖相沉積的沙層和礫石層中出土有黃河象、二門馬、鹿、羚羊等哺乳動物化石,沉積層厚2—6米。屬中更新世時期。
古城遺址
商城遺址
位於垣曲縣古城鎮南關外的毫清河與黃河間的高台上。1984年發現,1985年發掘。城內面積約12萬平方米。中北方的城牆保存在地上,長330米,寬5—12米,殘存高3—5米,夯層夯窩極為清晰,其它三面城牆均保留在地下。城東南為居民區,文化層較厚,有灰坑、窖穴等遺址;中部偏東有一組夯土建築基址,可能是宮殿區。文化遺物主要為陶器,有高、大口尊、盆、罐、豆等,銅器有鼎、斝、爵等,此外還有卜骨。據地層和出土物判斷,最晚不會晚於商代二里岡文化的上層,為一座較為完整的商代方國小城,是研究商前期歷史十分重要的實物資料。
毫城商城遺址
位於垣曲縣城東南25公里上、下毫城村之間的第二台地,1989年發掘。城址邊長300米,正方形。夯土層中有早期陶片,西南角有龍山灰坑與較多漢墓。出土有雙環素麵扁壺、高和仰韶彩陶片及許多漢代瓦片。中國歷史博物館調查認為,該遺址對研究商、周及其之前文化具有重要價值。遺址現存元致和元年(1328)所立「殷商烈祖成湯聖王居毫故事片都」石碑。
禹王城遺址
位於夏縣禹王鄉的禹王村、廟後辛庄、郭里村一帶,因傳說夏禹曾在此居住過,故俗稱「禹王城」。據考證,禹王城即春秋戰國時的魏國國都安邑城,也是秦、漢及晉時的河東郡治所。遺址共分大城、中城、小城和禹王廟四部分。小城在大城的中央,禹王廟在小城的東南角,中城在大城的西南部。大城如梯形,總面積13平方公里。四面城牆皆版築夯打而成,北牆和西牆保存較好,除北牆外,其餘城牆都不直。東牆殘長1530米,西牆長約4980米,南牆長3565米,北牆長2100米,外側有護城壕。城北部有戰國時代的灰坑和灰層,城中部偏東的廟後辛庄以北,發現一處戰國中晚期的手工業作坊。中城方形,總面積6平方公里,其西、南兩城牆分別是大城的西牆和南牆的一部分,北牆長1522米,東牆現存長960米,城內遺物豐富,堆積層厚2米左右,有戰國時代遺存,但主要是漢代遺存。從出土遺物分析,中城稍晚於大城。小城總面積754000平方米,形狀是缺去東南角的長方形。西牆和北牆分別長930米、850米,城牆現存寬1。4米。19卯年秋試發掘,出土遺物有大罐、盆、甑、小釜、碗等容器陶范,印有陰文「東三」的鏟范、鏵范、車轡范、六角承范、圓形承范、花紋范等。瓦分板瓦和筒瓦,瓦當多為雲紋圓瓦當,此外還有五銖錢、半兩錢、鐵渣等。屬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古魏城遺址
位於芮城縣城北2.5公里,南北城牆在地面可見。古城東起柴澗村、鐵家莊,西至後龍泉村、城南溝村,北至永樂宮北0.5公里,南至永樂宮門前,呈方形,周長4500米。殘留於地面之上的城牆高出地面l—7米,城址寬度一般在13—15米之間。城牆版築而成,古城東南、西北、東北三個城角保存較好,城外側都有月牙狀的夯土台。城內出土有東周時期的南、豆、罐、瓦等遺物,在城西柴澗村有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墓葬群,出土過數批青銅器。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玉壁城遺址
位於稷山縣城西南5公里處白家莊村西。其東、西、北三面皆為深溝巨壑,地勢險要。玉壁城建於西魏大統四年(538),系西魏抵禦東魏侵襲的前沿重鎮。玉壁城早已廢圯,夷為平疇,唯西、南兩面尚有夯土殘垣斷壁。城的北面和西面,各有一個平頂土丘,與城相連,昔日均為城堡,現在北堡暗道尚存。城東溝里半坡地方,有一地道直通玉壁城下,道內寬約0.8—1米,高約1.2—1.8米,為東魏高歡攻城時所鑿。對研究北朝史和古代戰爭史具有重要意義。
㈢ 仰韶文化對後世影響
仰韶文化從發現至今已經90年了。這90年,仰韶文化的考古遺址不斷被發現,仰韶文化的內涵不斷豐富、分期不斷細化,仰韶文化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問題不斷有新的解釋,關於仰韶文化與中華文明起源的關系也還在爭論中……
相對一個跨越2000多年,縱橫數千里的文化來說,90年顯然並不足以解開所有的謎。
中國文明的起源還在探索中
2011年11月8日。仰韶文化發現九十年國際論壇在剛剛落成的仰韶博物館舉行。位於館前的四座銅像也舉行了揭幕儀式,他們分別是對仰韶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四位學者——安特生、袁復禮、夏鼐和安志敏。
安特生,這位瑞典的地質學家,偏偏對考古有興趣。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經過一個多月的發掘,他和我國考古工作者袁復禮等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發現了大量精美的陶器和石器,以該村命名的仰韶文化誕生。
仰韶文化對於中國考古學意義非凡——這是中國考古史上出現的第一個以遺址地的地名命名的考古學文化,這種命名方法後來也成為中國考古學文化命名的通則,沿用至今。仰韶村遺址的發掘,也被視為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學真正傳入中國的標志性事件。這也是我國第一次有計劃有組織開展的田野考古發掘工作,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就此起步。
1923年安特生的《中國遠古之文化》正式發表,把仰韶文化確立為中國史前文化,這不僅使中國無石器時代的論調不攻自破,而且讓仰韶文化走向了世界。
在20世紀初,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沒有石器時代。這也是安特生發現仰韶遺址時感慨萬端的原因。他以歐洲著名的丹麥遺址為例,「長為100至300公尺,其廣50至150公尺,厚1至3公尺」,而仰韶南北為960公尺,東西480公尺,灰土層厚1至5公尺不等。「則可知在石器古人時代其地當為一大村落無疑矣。」
仰韶村出土的大量精美的彩陶,使仰韶文化又被稱為「彩陶文化」。在當時考古很少的中國,由於沒有其它的參照,安特生認為這些彩陶不可能是中國本土的,反倒與西方的安諾遺址的彩陶有許多相似之處,通過簡單的推理,安特生提出「文化西來說」。這一學說被西方廣泛認同。
他的西來說刺激了中國考古學家開展更多的考古工作,尋找仰韶文化的來源與去向。1926年考古學家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進行了發掘,發現了一處單純的仰韶文化遺址,這也是後來的「西陰文化」,那裡出土陶器上的「西陰紋」後來在其它仰韶文化的地域也出現過。
1931年,近代考古學的奠基人梁思永發現了著名的後崗三疊層。它的下層是以紅陶和少量彩陶為代表的仰韶文化遺存,中層是以黑陶為代表的龍山文化,上層是以灰陶和繩紋陶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遺存。因為在安陽小屯最先確定,又稱小屯文化。這個三疊層證明不同文化的連續性,有力地駁斥了西來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陳星燦說,「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可以說一直伴隨著對仰韶文化的不斷認識。從20年代的仰韶文化西來說,到後來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東西二元對立說,再到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的仰韶龍山一元發展說,發展為現在的多元說,應該說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
上世紀50年代末期發現了李家村等早於仰韶文化的遺存,但當時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直到70年代在華北地區,磁山裴李崗和老官台文化等前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發現,中國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和連續發展性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自80年代中期以來,對中國史前文化的總體認識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們現在知道,中國史前文化既不是外來的,也不是從國內某一個中心向外傳播的。各地的史前文化是在適應當地自然條件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的,它們或多或少都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黃河中心論或中原中心論的一元論終於被多元論所取代。」
越來越多的考古證明,在漫長的史前時期,沒有哪一個地區始終占據領先地位。東北的紅山、江浙的良渚都曾達到相當的高度,黃河中游的核心地位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但只是在新石器時代的後期才突現出來,並最終奠定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基礎,而這與它長期處於各文化區的中間地帶有很大關系。
現在我們更多地講中國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向心性、連續發展性、多元性和發展的不平衡性,這是幾代考古學者共同努力的結果,但關於中國文明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等基本問題依然還在探索中。
新材料能夠帶來多少新觀點?
對於仰韶文化,不是考古的人可能還有點陌生,但我們一定都知道半坡遺址,也都記得教科書上的那張人面魚紋彩陶盆的照片。它於1955年在陝西省西安市半坡出土。彩陶盆呈紅色,由細泥紅陶製成,口沿處繪間斷黑綵帶,內壁以黑彩繪出兩組對稱人面魚紋。在人面雙耳部位也有相對的兩條小魚分置左右,從而構成形象奇特的人魚合體。在兩個人面之間,有兩條大魚作相互追逐狀。整個畫面構圖自由,極富動感,充滿奇幻色彩。
㈣ 河南鶴壁再次考古發掘劉庄遺址
近日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鶴壁劉庄遺址再次進行考古發掘,目前已發掘灰坑200多座,出土有紅陶缽、高領罐、石環、石斧等。
希望有更多的發現,帶我們走進神秘的古代。
㈤ 山西發掘出的屬於舊、新時代的遺址有哪些
舊石器時代有:
芮城西侯度、芮城匼河、襄汾丁村、陽高許家窯、朔州峙峪、沁水下川、陵川塔水河岩廈遺址、吉縣柿子灘、蒲縣薛關遺址、襄汾大崮堆山史前石器製造場遺址等等。
新石器時代:
夏縣西陰村、翼城棗園、襄汾陶寺、芮城清涼寺、靈石逍遙遺址、垣曲古城東關、翼城北橄、垣曲寧家坡陶窯遺址、垣曲下馬遺址、臨汾高堆遺址、臨汾下靳墓地、太原光社,義井遺址、長治小神遺址、太谷白燕遺址等。
㈥ 馬家窯遺址的馬家窯文化
家窯遺址是黃河上游甘青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首次發現,遺址文化層包括新石器時代較早期的馬家窯文化,較晚期的齊家文化,以及更晚期的寺窪文化。該遺址內涵非常豐富,出土有大量的彩陶和石器。該遺址對研究馬家窯文化及黃河上游地區諸史前文化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
馬家窯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發展的一種地方類型,出現於距今五千七百多年的新石器時間晚期,歷經了三千多年的發展,有馬家窯、半山、馬廠等類型。主要分布於黃河上游地區及甘肅,青海境內的洮河、大夏河及湟水流域一帶。馬家窯文化制陶業非常發達,其彩陶繼承了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爽朗的風格,但表現更為精細,形成了絢麗而又典雅的藝術風格,比仰韶文化有進一步的發展,彩陶的發達是馬家窯文化顯著的特點,按早中晚分半山類型,馬廠類型,石嶺下類型。
馬家窯類型
馬家窯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肅中南部和青海東北部,寧夏南部地區。陶器以橙黃陶為主,有少量灰陶。彩陶器型豐富多樣,紋飾非常精美,以旋渦紋、水波紋、同心圓紋、動物紋為主,彩陶上的圖案表達了當時各氏族部落有著共同的崇拜意識。陶器形狀出現了較大變化,盆、碗、缽依然存在,但存貯器瓮、罐、瓶逐漸增多。 燒制陶器的技術和陶窯較仰韶時期有了較大進步,火塘和窯分離,燒窯溫度明顯提高。並且出現了集中的作坊式制陶窯址。比較完整的遺址如位於甘肅東鄉自治縣大夏河東岸的林家遺址,包含有馬家窯類型各個時期的文化遺存,是馬家窯類型的代表性遺址之一。在這個遺址中還發現了穀子的炭化物。這說明粟是當時先民的主要糧食之一。
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馬家窯類型早期的典型遺址有永登蔣家坪、東鄉林家。馬家窯早期彩陶的主要器形仍以盆、缽、碗為主,還有罐、鳥形器、壺、長頸圓腹瓶、筒腹平底及尖底瓶等。多以較稀的黑彩在橙黃陶上繪制花紋。盆、缽、碗中的內彩開始盛行。但內彩的花紋比較簡單。
馬家窯類型中期的彩陶已進入純熟精美的境界。馬家窯類型中期的典型遺址有東鄉林家(中層)、蘭州雁兒灣、臨洮馬家窯、民牙。核桃庄等遺址。這時的器形種類和圖案紋飾都有較大的革新與發展。陶器表面打磨尤滑,用濃亮如漆的黑彩畫在細膩光潔的橙黃或米黃色陶器上,閃爍著明亮動人的光彩。馬家窯文化彩陶藝術進入了彩陶歷史的鼎盛期。
馬家窯類型晚期的典型遺址有東鄉林家(上層)、蘭州西坡窪(上層)、青海大通上孫家寨、樂都腦庄、永登杜家台、榆中麻家寺等。這時的彩陶仍以橙黃陶為主。除了單獨的黑色彩繪外,還出現了黑白兩色並用的彩繪方法,器形以壺、瓶、盆、缽和瓮為主,還有大口淺腹罐、勺、束腰罐等。
半山類型
半山類型因1924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首先發現於甘肅省廣河縣洮河西岸的半山遺址而得名。距今約4500年。分布在隴西、蘭州、臨洮、永昌、武威、古浪、景泰。西至青海的大部分地區。充分證明了中國彩陶源於本土,而且具有東來西去的傳播趨勢。半山類型除了一些房址夕卜,還發現在房址附近有許多燒制陶器的窯址。半山類型的墓葬除傳統土坑墓葬外還發現了石棺墓。隨葬品以彩陶為多。半山類型的陶器以紅陶為主,有少量的灰陶和白陶。由於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和定居生活方式的使然,制陶業逐漸發達,使彩陶藝術發展越發推向歷史的鼎盛時期。
半山類型彩陶展現了彩陶藝術新的繁榮時期,半山類型的分布區域逐漸西移,根據地層關系年。器形排比,半山類型可分為四期:
一期遺址以蘭州三營為代表,還有廣河的地巴坪(早期),景泰的張家台(早期)和臨夏的張家嘴等。器形以直口直頸壺和短領侈口罐為主。直頸壺口的兩側都有鋸齒狀的雞頭盲耳,腹部較圓。花紋多以粗細相等的黑鋸齒帶和紅鋸齒帶相間繪成。頸肩之交都以一根紅線和黑鋸齒帶並行相鑲,這是半山彩陶的特點之一。
二期遺址以廣河的地巴坪(中期)為代表,還有景泰的張家台(晚期),廣河的半山、杜家坪,永靖的櫻桃山等。半山期的器形單耳或高低耳的壺和罐的數量增多,而盆和缽很少見。二期彩陶以繁茂緻密為特色,旋紋已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花紋。
三期遺址以蘭州土谷台(早期)、青崗岔牙。沙井驛為代表,還有青海隆化群科。罐和壺的腹部最寬處上提,底部漸小,器形由穩重趨向挺拔。旋紋仍顯彩陶的主要花紋,但旋心擴大。內飾各種精細的花紋。間置的黑色鋸齒帶紋變寬,而紅條紋相反變細。半山三期的彩陶,更加精麗繁縟。
四期遺址以蘭州土谷台(中期)為代表,還有樂都柳灣、會寧牛門洞、永靖陳井西山等。顯示出了由半山類型向馬廠類型演變的過程。壺和罐的底部更收小,腹部成為倒置的鴨蛋形。由於腹上部的彩繪面積大,因此。多繪二方連續的四大圈旋紋和由此發展而來的四大圈紋。神人紋流行起來。這時的神人紋多以紅色繪主線。兩邊鑲以黑鋸齒帶紋,人形舉手作撒種狀,手和腿的關節處長著爪指,有的頭部為圓形花紋,有的頭部則消失。
馬廠類型
馬廠類型因最早發現於青海省民尋縣馬廠塬而得名,距今4350—4050年,分布范圍與半山類型基本相同。但最終向西發展到了武威玉門一帶。從出土的大量紡輪和骨針分析,紡織業已得到了迅速發展。陶器以紅陶為主,有少量的灰陶和白陶。也出現了大量的紅陶衣和白陶衣。紋飾以變體神人紋、波折紋、圓圈紋、回紋、菱格紋、三角紋為主。馬廠類型的房址與其他類型相比,差異比較大,已出現單間、套間和多元套間。房址周圍有存儲東西的小房,並且在房址不遠處有燒制陶器的窯址。
馬廠類型是半山類型的繼續和發展。馬廠類型出現了用土紅色作底,上面再繪黑色花紋的彩繪方法。或者以兩條黑線合鑲一條紅線的復合線來表現。除這些共同特徵外,逐漸發展為兩個支流,一支以樂都柳灣、蘭州白道溝坪、永登蔣家坪為代表,另一支以永昌鴛鴦池為代表。馬廠類型最為典型的陶器是帶蓋的斂口彩陶罐。馬廠類型彩陶和彩繪技法也出現了變化,除了黑、紅兩色相間使用外,還出現了在紅色寬頻紋上加繪相應黑色窄帶紋的現象。 文化價值
文化是歷史的縮影,時代的一面鏡子。馬家窯文化的高度發展,是新石器時期華夏文明晨曦中最絢麗的霞光,折射著中華先民在遠古時代所達到的多項文化成就,馬家窯文化不僅包含著史前時期眾多神秘的社會信息、文化信息、同時它創造了中國畫最早的形式。馬家窯文化彩陶的繪制中以毛筆作為繪畫工具、以線條作為造形手段、以黑色(同於墨)作為主要基調,奠定了中國畫發展的歷史基礎與以線描為特徵的基本形式。彩陶是中國文化的根,繪畫的源,馬家窯文化將史前文化的發展推向了登峰造極的高度,創造了繪畫表現的許多新的形式,馬家窯文化的彩陶圖畫,就是神奇豐富的史前「中國畫」。
觀賞價值
馬家窯文化,產生在遙遠的史前時代。它的圖案之多樣,題材之豐富,花紋之精美,構思之靈妙,是史前任何一種遠古文化所不可比擬的,它豐富多姿的圖案構成了典麗、古樸、大器、渾厚的藝術風格。它神奇的動物圖紋,恢宏的歌舞,對比的幾何形狀,強烈的動感姿態,象黃河奔流的千姿百態,生生不息,永世旋動。它象黃河浪尖上的水珠,引領著浪濤的起伏,臻成彩陶藝術的高峰。它留下的極其豐富的圖案世界,永遠是人類取之不盡的藝術寶庫。它所給予我們的欣賞價值是任何現代藝術都不能代替的。越是遙遠的文化,就越能成為現代生活中最珍貴的收藏觀賞品。馬家窯文化彩陶的欣賞價值,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認識。
收藏價值
要看一種物品的收藏價值,就要看它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觀賞價值和增值價值等。所有的遠古陶都有歷史價值,而馬家窯文化古彩陶的文化價值和觀賞價值,是其它遠古文化類型的古陶器無法比擬的,特別是它的巨大增值潛力,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收藏隊伍的迅速擴大,將進一步被人們所認識。馬家窯文化彩陶的價格,每年都以翻倍的速度增長,成為收藏界十分耀眼的新星。馬家窯文化是分布於甘肅一帶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彩陶文化,其彩陶占整個陶系的20%-50%,隨葬品中可達80%,而且成
型與裝飾技術也至為發達。自本世紀二十年代瑞典人發現此類文化遺存以來,馬家窯文化一直處在學術界熱烈的討論中。有關中國古代彩陶是本土發生還是西方傳入的課題的研究使之聲望日隆,其富麗神秘的圖案及多變的造型也令藝術家愛不釋手。但無論對這些問題作出怎樣的詮釋,馬家窯文化炊食具本身的精美已足以讓後人垂涎了。 仰韶文化是如何發展為馬家窯文化的?
黃河上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馬家窯文化,在青海東北部,寧夏南部也有遺存。馬家窯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晚期在甘肅的繼承和發展,故又名甘肅仰韶文化。在時間/頃序上,上承仰韶文化的廟底溝類型,下接齊家文化。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馬家窯文化年代約為公元前3300一一前2050年。 馬家窯文化在我州境內均有分布,蘊藏量十分豐富,文化遺址星落棋布。從二十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在我州多次調查發現馬家窯文化遺址幾百處,並在廣河縣半山、瓦罐咀,東鄉縣林家,臨夏縣張家咀,永靖縣馬家灣等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取得了豐富的考古資料。臨夏的馬家窯文化遺存,在馬家窯文化內涵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馬家窯文化在一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徵,一般分為馬家窯、半山和馬廠三個類型,分別代表三個發展時期。有些考古者在馬家窯類型前插入一個石嶺峽類型,我州考古工作者在康樂邊家林遺址發掘後,提出邊家林類型,介於馬家窯與半山之間。 馬家窯類型因首次在臨洮縣馬家窯村發現而得名,經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年代約公元前3300一一前2900年。馬家窯類型主要分布在隴東隴西,北至寧夏南部和青海西北部,西至甘肅武威。馬家窯類型在我州各縣均有分布,省級保護單位有東鄉縣林家遺址,永靖縣小茨遺址,臨夏縣楊家河遺址,臨夏市工坪遺址,縣級保護單位有積石山三坪等更多。
馬家窯類型彩陶在馬家窯文化最為精美。馬家窖彩陶為泥質紅陶,質地細膩,呈橙黃色和土黃色,主要器形是盆、缽、碗、瓶、罐、壺等。馬家窖彩陶以明亮的黑彩,在打磨光滑的陶底上繪出草葉、旋渦、波浪、圓點、平行風格等紋飾。無彩陶主要是罐、瓮、甑、砂鍋等,其中泥質陶多為素麵,夾砂陶多飾繩紋和附加堆紋。 臨夏地區馬家窖類型彩陶遺存雖然不甚豐富,但也出土了一些珍品。1954年在積 石山三坪發現的彩陶瓮,其造型優美,花紋精細,稱之為「彩陶王」,現保存在中國歷 史博物館內。在東鄉林家遺址出土的許多馬家窯彩陶,也是難得的精品,現成為甘肅省 博物館珍品。此外,在我州博物館和各縣文化館也保藏著許多馬家窯彩陶。馬家窯彩陶 從體型和紋飾上,明顯地可以看出,早期器物是從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脫胎發展起來 的,晚期器物呈現著半山類型過渡的傾向。
半山類型因首次在我州廣河縣南山鄉半山村發現而得名。它是繼馬家窯類型之後發 展起來的,經測定,年代約為公元前2900年一一前2350年,分布於隴西河谷和盆地,河西走廊以及青海東北部。半山類型在我州廣泛遺存,除廣河首次發現的命名地半山遺 口雙耳鼓腹小底罐為最多。半山彩繪壬要以黑紅兩種相間的鋸齒紋構成各種圖案,常見 的有漩渦紋、水波紋、葫蘆紋,菱形紋,網格紋等;夾砂陶肩部多飾附加堆紋。
半山彩陶造型寬厚,紋飾繁密,是馬家窯文化的繁榮與興盛的標志。二十年代瑞典 安特生在廣河縣徵集了大量的半山彩陶的珍品,尤其以彩繪人頭陶蓋造型最為奇特,現 藏於瑞典遠東博物館。解放以來,我省考古工作者在廣河地巴坪等遺址進行發掘和調查 中,取得了大量的科學資料,使這一類型文化內涵有了全面的認識,徹底否定了半山類 型僅為墓葬品的錯誤觀點。
馬廠類型,因首次在青海省民和縣馬廠遺址發現而得名,它是馬家窯文化序列最後 一個類型,經測定年代約為公元前2350年一一前2050年,分布區域與半山類型相仿, 西至延伸到酒泉,玉門一帶。馬廠遺址與我州隔河相望,馬廠類型的遺址在我州大量遺 存,其中省級保護單位有永靖杏樹台等,縣級保護單位更分布全州;在我州珍藏的彩陶 中,五分之三為馬廠類型彩陶。 馬廠彩陶多為泥質紅陶,表面常塗一層紅色
陶衣,體型基本脫胎於半山類型,而馬 廠罐體型上長下短,腹部上移,耳部變大,以撇口短頸高腹小底罐為其特色。彩繪用 黑、紅兩色,以四大圓圈為典型紋飾,另外還有蛙紋、回紋、幾何紋、波折紋等,早期 常用黑邊紫紅條帶繪制圖案,晚期以粗黑線條構成簡單的表意紋樣。馬廠夾砂陶多飾附 加堆紋。 馬廠彩陶紋飾相比馬家窯、半山類型彩陶製造粗糙,紋飾簡單,往往以抽象化的簡 單圖形,表現想像中的具體實物,由此可見馬家窯文化逐漸衰退。馬廠類型晚期出現的 菱形紋、編織紋,與後面的齊家文化彩陶紋飾相近。在我州永靖發現的馬廠素陶,與齊 家文化更為相似,從而孕育一種新的文化即將在臨夏這塊地方產生。
居住在臨夏原始地域,創造馬家窯文化的原始居民,據人骨鑒定,屬於蒙古人的東亞類型,與中原仰韶文化創造者同屬一個種族。從瑞典人安特生從廣河半山徵集的陶塑 人頭壺蓋觀察,也是圓臉,面部較平,顴骨較高,鼻樑較矮,系蒙古人種。另外,在臨 夏市博物館保存的一件陶塑人頭壺蓋上可明顯看到,此是一位馬廠女郎,臉部平展,頭 部有黑綵線條飾披散狀。馬家窯文化的前身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陶塑人像也為披發, 兩者是相一致的。而歷史記載古代西域戎羌人都是披發。馬家窯文化居民已經養羊,而羌的本義就是牧羊人,所以,馬家窯文化的居民當是戎、羌族系的祖先。 馬家窯文化的原始先民,已經進入農業種植時代,據東鄉林家遺址發掘發現,有粟和麻籽的碳化物,反映了臨夏農業發展歷史。隨著原始農業的發展,臨夏先民也製造原 始生產工具石鏟、石鋤等,同時,伴隨原始手工業的興起,製作了木作工具石斧、石 鑿、石錛等。這些石器一般打磨精細,常有穿孔,工藝精細。紡織工具有陶紡輪,從遺 址出土的麻籽的情況來看臨夏先民身著的當是麻布一類的衣服。另外,有些骨珠、骨 針、骨簪之類的日用品,其手工精細程度相當高。從有些墓中隨葬的豬、狗和羊的情況看,家畜飼養也有一定的規模。出土的骨鏃、石鏃和石彈丸,表明了狩獵水平。
仰韶文化,中國黃河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因最早發掘的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遺址而得名。其分布,以渭、汾、洛諸黃河支流匯集的中原地區為中心,北到長城沿線及河套地區,南達鄂西北,東至豫東一帶,西到甘、青接壤地帶。共發現遺址約1000多處,經較大規模發掘的典型遺址有10餘處。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年代約為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仰韶文化的前身是老官台、李家村、磁山、裴李崗諸文化(有人統稱為「前仰韶」時期新石器文化),在中原地區發展為廟底溝二期文化。仰韶文化以其分布之廣泛,延續之久長,內涵之豐富,影響之深遠,而成為中國諸新石器文化中的一支主幹,它展現了中國母系氏族制繁榮至衰落時期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成就。
發現和研究仰韶村遺址位於澠池縣城北,包含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河南龍山文化和東周文化等不同遺存。1921年,瑞典學者安特生發掘了該遺址。後來又在黃河中、上游調查發現了若干類似的文化遺址。由於這些遺存均含有一定數量的彩陶,曾被統稱為「彩陶文化」。1926年起,中國學者先後發掘了山西夏縣西陰村、萬泉(今萬榮)荊村、河南安陽後岡、浚縣大賚店等遺址。1931年梁思永在後岡第一次發現了商代文化、龍山文化、仰韶文化上下依次堆積的「三疊層」,從而明確了仰韶文化的相對年代。自仰韶文化發現至40年代,學術界還初步探討了該文化的特徵和性質等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仰韶文化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有了新的收獲。進行了廣泛的考古調查,比較大規模地發掘了一批重要遺址,如陝西西安半坡、臨潼姜寨、寶雞北首嶺、華縣元君廟和泉護村、華陰橫陣,河南陝縣廟底溝、洛陽王灣、鄭州大河村等。在田野工作的基礎上,以若干典型遺址為代表,考古界分析了仰韶文化的面貌,並對其分區、類型、分期及相互關系等問題,結合放射性碳素斷代測定的絕對年代,進行討論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還對其彩陶紋飾、制陶工藝、生產工具、建築技術、埋葬習俗等,作了專題研究。又通過研究村落布局、住房形式、埋葬制度、工具用品等實物資料,綜合探討了仰韶文化的生產、生活和社會狀況,以期復原當時的社會歷史,其中主要對半坡類型的社會結構有了較多的認識。
主張仰韶文化為父系氏族社會者,認為當時已有發達的鋤耕農業,處於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之後;又提出墓葬中隨葬品之有無和多寡,與私有制萌芽有關,這是父系氏族產生的標志。還有的以仰韶文化晚期輪制陶器的產生和多間房子的出現,作為父系氏族社會的徵兆。
與其他文化的關系 仰韶文化是由「前仰韶」時期新石器文化發展而來的。後者包括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或稱大地灣文化)和李家村文化(見華北早期新石器文化)。其中對渭水流域的老官台文化了解得比較清楚,經過大地灣期、白家期和北首嶺期3個發展階段,一直可與仰韶文化半坡類型銜接起來。從器物對比來看,「前仰韶」時期新石器文化的陶器以三足器和圜底器為特點,器類中的缽、碗、盂、罐、盤,與仰韶文化早期的器物接近,隨時間的推移其特點越加相同。所飾刻劃紋、繩紋和線紋,以及簡單的彩紋,如寬頻紋和在盆、缽內面著彩,都為仰韶文化所承襲並進一步發展。其他如「前仰韶」時期新石器文化圓形或橢圓形的半地穴式房子,成人多實行頭向西的單人仰身直肢葬,兒童也用瓮棺埋葬等,都說明它與仰韶文化有淵源關系。有人認為,其演變最早可能是在渭水流域完成的。仰韶文化發展到晚期,即秦王寨類型和西王村類型。前者在中原地區,發展成廟底溝二期文化,後者在渭水流域,發展為趙家來類型和常山下層類型,然後再發展到陝西龍山文化和齊家文化。兩者基本上是同步發展的。
仰韶文化與大汶口文化是大體並行發展的兩支原始文化,相互借鑒和影響之處很多。如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中的鼎、圈足器和鏤孔器,多是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為仰韶文化所吸收;大汶口文化劉林、大墩子墓葬中的彩陶盆、缽,無疑是從仰韶文化中汲取的。在長江中游,大溪文化中期的卷唇盆、斂口缽與仰韶文化相同,器蓋上的把鈕與半坡尖底瓶口形狀一致,關廟山遺址出土的彩陶花紋中也有與廟底溝類型特徵相同的。黃河上游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是仰韶文化中、晚期向西發展所形成的一個地區性支系。接近北方沙漠草原地帶的仰韶文化諸遺存,含有不少細石器的文化因素。遠處遼河上游的紅山文化也含有仰韶文化的紋飾和器形,甚至有人看作仰韶文化向東北發展的地方支系。 總之,仰韶文化在長達2000年的歷史行程中,逐漸形成為中華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不斷吸收周圍諸文化的因素,又給周圍文化以不同程度的影響,共同為中華民族文化機體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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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位於新樂市何家莊村北約300米處,遺址北約300米為中同村,南距新樂市約7公里。遺址地表早年因燒磚取土被挖掉1.5米-2.5米,使遺址上部堆積遭到嚴重破壞。根據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京石段引水明渠從遺址的西部邊緣穿過的情況,本次發掘保護工作在遺址的西部進行,I區和Ⅱ區位於西南部近何家莊村一側,Ⅲ區位於西北部近中同村一側。
本次發掘總面積3000平方米,鑽探15000平方米;清理灰坑97座,房址1座,墓葬3座,馬坑1座;出上陶器、瓷器、石器、骨角器、青銅器、鐵器等約300件;遺存分屬新石器時代、夏商時期、西周晚期、戰國晚期和金代。
新石器時代遺存未發現獨立的堆積,單位,主要是散見於晚期堆積中的陶片,有泥質橘紅陶,器表裝飾細繩紋和紫紅彩。器形有雙耳小口尖底瓶、彩陶缽、夾砂繩紋罐等。文物性質屬西陰文化,與早年曲陽釣魚台遺址發現的同類遺存性質相同。
夏商時期遺存的遺跡主要是灰坑,多作圓形筒狀。出土遺物多為陶器和石器。陶器的陶系車要有夾砂灰陶、夾砂灰褐陶、夾砂紅褐陶和泥質灰陶;器形主要有侈口袋足鬲、鬼臉足鼎、單耳茸、觚形杯、侈口鼓腹罐、敞口平底盆等;夾砂陶器表多裝飾細繩紋、弦紋和附加堆紋,素麵陶器表則見有磨光和刮抹的處理方式。石器主要有石斧、石杵、石刀、石鐮、石鏟等,均為打制和磨製成器。在文化面貌上既表現出與豫北冀南地區下七垣類型的相同特徵,又表現出同時期分布在太行山西側以及分布在黃河下游地區的考古遺存的特徵。
㈧ 由華夏文明所組建的國家有哪些
說法【1】《說文》:「華,榮也。」「夏,中國之人也。」「華夏」原義為「光榮的夏人」,即「榮耀的中國人」,是族名。後來也兼指中國之人的居住地區。最後代指「中國」,成為古代中國的自稱,成為國名。
說法【2】古代西北有華山周圍的「華部落」,是黃帝部落,和大夏河周圍的「」夏部落,是炎帝部落,後來融合為華夏部落,後來華夏部落東進南下,逐漸成為中國人主體。
中華文明,亦稱華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
一般認為,中華文明的直接源頭有三個,即黃河文明、長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華文明是三種區域文明交流、融合、升華的燦爛果實。產生中華文明的重要因素非黃河和長江莫屬了。
發源地
發人深省的是,明清記載的華胥在陝西藍田,成紀在甘肅秦安。而1963年-1964年在藍田縣陳家窩和公主嶺考古發現78-85萬年前的藍田人遺址。因此,這是華夏人類的發源地之一。1978-1982年在秦安發現具有仰韶文化不同時期的大地灣遺址,分為公元前5850-5400年的前期和公元前4050-2950年的後期[3]。先人所載神也,豈妄言乎!與藍田、秦安相距不遠的考古遺址[3]還有仰韶文化前期(公元前5500-4800年)的陝西華縣元君廟墓地和老官台遺址,仰韶時期的西安半坡遺址(公元前5000-4500年),臨潼姜寨遺址(公元前4600-3690年),寶雞北首嶺遺址(公元前5150-3790年),其餘還分布於華陰、渭南、華縣等地。仰韶文化後期的馬家窯文化(公元前3300-2050年)遺址存在於甘肅臨洮的馬家窯、蘭州青崗岔、永昌鴛鴦池、青海樂都柳灣等地。此外,與陝西相鄰的河南澠池仰韶、陝縣廟底溝、洛陽王灣、山西芮城西王村、夏縣西陰村、萬榮荊村等處都發現同期遺址。因此,從伏羲誕生前到炎黃出現時存在的華胥古國相當於仰韶文化的中晚期,約為公元前4600-2700年,地域主要為甘肅西部、陝西渭河流域及黃河流域之一段。
《通鑒輯覽》記載[4]:伏羲「始結網罟以教畋漁」,「養犧牲以充庖廚」,用書契代替結繩紀事,制嫁娶,畫八卦。由考古學可知[3],仰韶時期獵漁業中確有網墜、魚鉤、箭頭等,飼養家畜,出現刻劃符號形式的原始文字,存在夫妻制的跡象,並且已出土7000年前的八卦符號。同時,從伏羲、女媧的輪流為主可以推測,這是母系氏族與父系氏族社會交替時期,而它正好與考古結果一致。
以後的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2500年)晚期和龍山文化(公元前2900-2000年)相當於炎黃時期到夏朝建立。夏(公元前21-17世紀)可能相應於更晚的晉南、豫西的二里頭文化(公元前21-17世紀)。這與典籍所載夏禹、夏啟建都城於安邑(山西夏縣)、鈞台(河南開封)一致。
㈨ 龍山文化時期,房屋的平面和構造各有什麼特點
仰韶文化
中國黃河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因最早發掘的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遺址而得名。其分布,以渭、汾、洛諸黃河支流匯集的中原地區為中心,北到長城沿線及河套地區,南達鄂西北,東至豫東一帶,西到甘、青接壤地帶。共發現遺址約1000多處,經較大規模發掘的典型遺址有10餘處。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年代約為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仰韶文化的前身是老官台、李家村、磁山、裴李崗諸文化(有人統稱為「前仰韶」時期新石器文化),在中原地區發展為廟底溝二期文化。仰韶文化以其分布之廣泛,延續之久長,內涵之豐富,影響之深遠,而成為中國諸新石器文化中的一支主幹,它展現了中國母系氏族制繁榮至衰落時期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成就。
發現和研究 仰韶村遺址位於澠池縣城北,包含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河南龍山文化和東周文化等不同遺存。1921年,瑞典學者安特生發掘了該遺址。後來又在黃河中、上游調查發現了若干類似的文化遺址。由於這些遺存均含有一定數量的彩陶,曾被統稱為「彩陶文化」。1926年起,中國學者先後發掘了山西夏縣西陰村、萬泉(今萬榮)荊村、河南安陽後岡、浚縣大賚店等遺址。1931年梁思永在後岡第一次發現了商代文化、龍山文化、仰韶文化上下依次堆積的「三疊層」,從而明確了仰韶文化的相對年代。自仰韶文化發現至40年代,學術界還初步探討了該文化的特徵和性質等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仰韶文化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有了新的收獲。進行了廣泛的考古調查,比較大規模地發掘了一批重要遺址,如陝西西安半坡、臨潼姜寨、寶雞北首嶺、華縣元君廟和泉護村、華陰橫陣,河南陝縣廟底溝、洛陽王灣、鄭州大河村等。在田野工作的基礎上,以若干典型遺址為代表,考古界分析了仰韶文化的面貌,並對其分區、類型、分期及相互關系等問題,結合放射性碳素斷代測定的絕對年代,進行討論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還對其彩陶紋飾、制陶工藝、生產工具、建築技術、埋葬習俗等,作了專題研究。又通過研究村落布局、住房形式、埋葬制度、工具用品等實物資料,綜合探討了仰韶文化的生產、生活和社會狀況,以期復原當時的社會歷史,其中主要對半坡類型的社會結構有了較多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