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龍遺址

㈠ 雕龍碑遺址的遺址簡介

棗陽雕龍碑遺址位於棗陽市區東北約27.5公里鹿頭鎮武庄村沙、黃兩河交匯之處的台地上。東連桐柏山余脈，西望平川，南靠鹿頭鎮，北與河南省唐河、桐柏兩縣毗鄰，遺址面積45000平方米，文化層厚達3米。
現存遺址總面積約5萬平方米，距今約6200年，是中國長江與黃河流域交會地帶保存較好的新石器時代氏族聚落遺址。1990年至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先後對該遺址進行了5次發掘。
雕龍碑遺址地處中國古代南北文化的接壤地帶，它是長江流域發現的最重要的一處彩陶遺址，其光彩可與北方的仰韶文化和南方的屈家嶺文化、大溪文化相媲美，可以說它匯聚了南北文化的精華，獨具地方特色。其文化特色既具有地方特點，又受到周邊文化的影響，因而帶有很強的獨特性。它的發現，對於研究新石器時代南北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㈡ 雕龍碑遺址的開放時間

10元/人
9:00至17:00

㈢ 雕龍碑遺址的介紹

雕龍碑遺址，全稱「雕龍碑新石器時代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遺址」。位於湖北襄陽棗陽市鹿頭鎮北3公里的武庄村南。因遺址附近曾豎一刻有飛龍的石碑，故名「雕龍碑遺址。1」雕龍碑遺址是1957年湖北省文物普查時發現的，位於棗陽市鹿頭鎮北三公里的武庄村，現存遺址總面積約5萬平方米，距今約6200年，是中國長江與黃河流域交會地帶保存較好的新石器時代氏族聚落遺址。1990年至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先後對該遺址進行了5次發掘。2該遺址為國家公布的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㈣ 雕龍碑遺址的遺址意義

主持湖北棗陽雕抄龍碑遺址考古發襲掘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王傑研究員稱，雕龍碑遺址應是炎帝氏族的都邑。王傑專門撰寫了論文《探尋炎帝氏族的足跡——從雕龍碑考古發現探討炎帝都邑問題》。文中說，雕龍碑遺址具有產生炎帝氏族都邑的特徵條件。而已發掘出土的遺跡遺物等實物資料，與傳說中的炎帝氏族文化大多相符。
雕龍碑遺址發掘出土的不少器物是同時代其他遺址所沒有的，尤其是一幢類似現代單元房並配有推拉門式的房屋基址，在我國是首次發現，在世界古遺址中也屬罕見。 據專家考證，雕龍碑遺址距今為6000多年，是一處內涵豐富，保存完整的原始氏族聚落遺址，它地處古代南北文化的接壤地帶。它在歷史上的地位，可同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相媲美。人們參觀這遠古祖先生息的遺址，不僅可以了解原始人類的生產、生活狀況，發思古之幽情，而且產生一種民族的自豪感。

㈤ 襄樊出土的著名文物

第一展廳——史前時期的襄樊(20萬年前——公元前21世紀)
有關的考古文獻資料表明，十幾萬年以前就有人類在襄樊這塊土地上生活、繁衍，這段歷史將用現代科技復原、展示。
上世紀70年代，考古人員在樊城北鄧城附近的山灣、太平店軍營坡等地發現了舊石器時代的打制石器。特別是考古人員1990年至1994年在棗陽市鹿頭鎮雕龍碑發掘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是長江流域發現的最重要的一處彩陶遺址，其光彩可與北方的仰韶文化和南方的屈家嶺文化、大溪文化相媲美，可以說它匯聚了南北文化的精華，獨具地方特色。
在展覽中，圖表展示雕龍碑遺址地理環境圖，遺跡分布總平面圖，雕龍碑發掘主要收獲統計表，雕龍碑文化各期文化特徵表和展品。通過這些文物，可以領略到雕龍碑遺址的輝煌，也可以通過其他遺址的展出，感受襄樊5000年的文明進程。
遺址見證文明：一件器物、一個圖案和紋飾體現出了古人的精神情感與意趣；一把石斧、一件銅鼎、一件陶壺，能夠展現出先民們所處的環境以及當時生活與斗爭的圖景。
本單元展出80餘件珍品文物。
第二展廳——先秦時期的襄樊(公元前21世紀——公元前221年)
高大雄偉的楚國大銅鼎，與牆壁上先人們艱苦勞作的圖畫和青銅冶煉場景相呼應，昭示著襄樊歷史從史前時期進入青銅文明時代。歷史文明的門檻隨之打開，暗示著「篳路藍縷」的楚國由弱小到雄霸一方，暗示著襄樊地區的先人們在惡劣的環境中，辛勤耕耘，進而創造出了輝煌燦爛的歷史文明。
夏商周時代，襄樊是中原文化南傳的重要通道，一度成為長江中游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心。襄陽城西南真武山、樊城北鄧國及其外圍有周崗、余崗和黃家村等兩周文化遺址，其豐富的文物類別和文化內涵，無不凝聚著先民的匠心獨具與智慧，既見證了襄樊5000年的文明，又表明鄧城的時代發展序列和作為都、市的繁華。
襄樊是楚文化的主要發祥地之一，在西北荊山山脈的南漳、保康等地留下了楚國早期開發的印記。春秋戰國時期，楚曾一度建都於鄢郢(即今宜城市鄭集鎮)，並置襄陽為「北津戌」。在宜城市區南楚皇城遺址及其附近，不僅分布有眾多的楚文化遺址，而且出土了大量具有楚文化特色的器物。參觀中我們可看到楚國不同時期器物組合、器型、紋飾的變化，器類由鼎、缶、壺到鼎、敦、壺，紋飾由繁縟細密的蟠螭紋到光素無紋等交接過程等，從中可以窺視楚文化的基本面貌和特有的風采。
本單元500餘件文物為研究襄樊歷史、楚文化、中原文化，佐證襄樊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史料。
第三展廳——秦漢時期的襄樊(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
兩漢三國時期，襄樊歷史進入了新的一頁，它成了引領全國的政治學術和經濟文化的中心。東漢時期這里經濟繁榮、文化興盛，是士族、名士聚集之地。
秦漢時期，伴隨漢庄園豪強勢力的膨脹，與場景配置的模型明器大量出現，反映了漢人獨特的天地思想和陰陽風水信仰觀念。襄陽擂鼓台出土西漢彩繪漆衣鳥雲紋陶鼎、壺、盒各二件，主題鮮明，色彩艷麗，光彩奪目，是西漢時期不可多得的彩陶瑰寶。
低溫鉛釉陶約在西漢中期出現，東漢很盛行。出土於襄陽伙牌的東漢綠釉紅陶樓，它不僅記錄了墓主人生前富足無憂的莊院生活場景，而且反映出漢代建築的真實風貌。
葬玉、玉劍飾等在漢代大量流行，玉制舞人、動物等藝術品也方興未艾。館藏印章多為私印，假司馬印為官印，假司馬為官名，司馬前貫以假者為副職。
式樣豐富，製作精巧，美輪美奐具有很高的藝術性和裝飾性的漢代銅鏡製作是繼戰國以後又一次大發展，它是漢代金屬工藝中一個主要的品種。
本單元展出近100件文物。
第四展廳——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襄樊(公元220年——公元581年)
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是襄樊歷史上的最鼎盛時期。公元190年，荊州刺史劉表將荊州治所由湖南漢壽遷到襄陽，使襄陽成為一個控地甚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這一變化，對襄樊社會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此，襄樊成為歷代府、道、州、縣的治所，並一度成為全國的學術文化中心。三國之後，襄陽成為一個軍事重鎮，「天下之要綱，襄陽實握之」。
此時處於南北交接地帶的襄陽，其文化傳統表現出以南朝文化為主體，又具有中原風格的特色。
青瓷盤口壺、罐、黃釉、青瓷虎子等精美的瓷器。南北朝時陶俑，品種多樣，有文侍俑、持扇俑、持物俑、跪拜俑、小冠文吏、鎧甲武士俑等，並開始著重動作和神情刻畫。文官俑形態灑脫，武士俑體格強健，神情剽悍，真實形象地表現出此期士族名士放盪不羈、戰亂頻繁的世俗面貌。此期襄樊出土陶俑均為模製後插合成型，腹部微凸，這些特徵與中原北朝風格相接近，說明襄陽地區是南風北傳的重要通道之一。
1984年，考古人員在襄陽城西虎頭山東北麓賈家沖發現一處南北朝時期的畫像磚墓，該墓文化主流明顯是南朝風格，從出土的大量飛仙供養、佛教題材等圖案可以找到證明。
本單元將展出50件珍貴的文物。
第五展廳——隋唐至明清時期的襄樊(公元581年——公元1911年)
隋唐以後至明清時期，襄樊「往來行舟，夾岸停泊，千帆所聚，萬商雲集」。這個時期出土文物更加豐富多彩，從一個側面體現了當時社會的昌盛、文化的繁榮及民族的大融合。唐墓中出土一批陶俑，體態豐盈、形神兼備，具有較高的藝術觀賞性。該時期出土的不同窯系、不同釉色和裝飾工藝的陶瓷器，可謂異彩紛呈、爭奇斗妍，給人一種心曠神怡、美不勝收的感覺。
在傳世文物中，也有一批價值頗高的珍貴文物，以青銅造像、墓誌碑刻拓片和官印為主。青銅造像有 100多尊，內容涉及有道教和佛教題材，是研究我國明代造像藝術、鎏金技術、鑄銅技術和宗教文化的藝術寶庫。在墓誌碑刻中，唐武周時期宰相張柬之的家族墓誌銘及王大劍、李景逸、劉密、楊孝貞、畢粹等唐代人物墓誌，極大地豐富了地方史志內容。傳世元明時期的官印均用九疊篆，篆字篆法自然流暢，布白對稱飽滿，是研究當時的篆刻工藝、用兵制度和官品制度的重要資料。
本單元共展出文物100餘件。
一個展覽，濃縮了襄樊的文明史；一批文物，向我們展示的是襄樊濃厚的歷史積淀

㈥ 襄樊古隆中有那些名勝古跡

中國歷來最悠久的地區之一，遠在60萬年前，人類已在此繁衍生息。襄樊系襄陽、樊城兩城合稱，樊城因周宣王封仲山甫（樊穆仲）於此而得名，襄陽以地處襄水（今南渠）之陽而得名。樊城始於西周，襄陽築城於漢初。自東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荊州牧劉表徙治襄陽始，襄陽歷來為府、道、州、路、縣治所。襄樊市始建於1950年5月，1979年6月升為省轄市，1983年9月與襄陽地區合並，實行市帶縣體制。1986年12月8日被國務院批准為全國歷史文化名城。

襄樊已有2800多年的建城史，華夏第一古城池保存完好。中華民族智慧的化身諸葛亮在襄陽城西13公里處的古隆中寓居10年，成就了著名的「前出師表」「後出師表」和「隆中對」，聞名中外的《三國演義》120回中，有31回發生在襄樊這片大地上。宋玉、杜審言、孟浩然、皮日休、張繼、李白、杜甫、米芾等一大批文人名士使襄樊大地更具人文底蘊。

襄樊擁有豐富的人文資源和自然景觀。這里是中華民族的始祖炎帝神農氏和東漢漢光武帝劉秀的誕生地，有造型奇特的國家重點保護文物多寶佛塔，有號稱「華夏第一城池」全國最寬的護城河。諸葛亮在襄陽隆中躬耕10年，劉備「三顧茅廬」的故事就發生在這里。襄樊既是群雄逐鹿的古戰場，也是歷史文人騷客薈萃之地，孕育了楚國詩人宋玉、戰國時期政治家伍子胥，唐代詩人杜審言、孟浩然、張繼和宋代書畫家米芾等文人名士，留下了詩仙李白、詩聖杜甫等歷史賢達雅士的足跡和傳頌千古的詩章。李白在《襄陽曲》一詩中寫道：「襄陽行樂處，歌舞白銅堤。江城回綠水，花月使人迷」。近幾年，全市大力開發了被確定為國家名勝風景區的古隆中風景區，修建了代表鄂西北民居的仿古一條街，恢復了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當年寫下膾炙人口的名作《登樓賦》的仲宣樓以及明王府、昭明台，開辟了峴山自然風景區、潭溪萬山風景區、鹿門山自然風景區和鄧城遺址風景區。杜甫詩曰：「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王維的《漢江臨眺》更是將悠悠漢江水融入了滔滔漢江情中，把漢江之美，襄陽之魅貫穿其中。

襄陽古城牆築於漢，宋改建磚城，全長7377米，其中有護壁磚牆6408米，平均高10.84米，最低處7米，最高處11米，底寬13—15米,頂寬6-11米。
襄陽護城河長5060米，最寬處達250米，平均寬度180米，面積91萬平方米,為我國第一寬護城河。

隆中風景名勝區；AAA級4家：米公祠景區、水鏡庄風景區、南河小三峽景區、薤山旅遊度假區；AA級5家：錦綉園、白水寺風景區、熊河風景區、五道峽風景區、湯池峽溫泉；A級3家：襄陽王府綠影壁、張自忠將軍紀念館、香水河風景區。
隆中風景名勝區：隆中風景名勝區總面積209平方公里，包括古隆中、水鏡庄、承恩寺、七里山、鶴子川五大景區。1994年經國務院審定列為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1996年經國務院審定公布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被評為全國首批4A級風景旅遊區。核心景區古隆中位於襄陽城西13公里處，公元197年-207年諸葛亮在此躬耕隱居十年。西晉時期已有紀念性建築，距今已有1700多年歷史，明代就已形成「隆中十景」：三顧堂、躬耕田、小虹橋、野雲庵、六角井、老龍洞、梁父岩、抱膝石、古柏亭、半月溪。

《三國演義》120回中，有32回故事發生在襄樊，僅次於荊州。

米公祠景區：米公祠位於襄樊市樊城區沿江路西段，原名「米家庵」，是紀念北宋書畫家、鑒賞家米芾而建的祠宇。1956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第一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米芾（公元1051年-1107年），原名黻，字元章，號鹿門居士，又稱海岳外史、襄陽漫士。曾官禮部員外郎，人稱米南宮。因其舉止「顛狂」，人稱米顛。與蔡襄、蘇軾、黃庭堅合稱宋代四大書法家。

襄陽王府綠影壁：襄陽王府綠影壁坐落在襄城東南隅。其為明代襄王府門前照壁，約建於1440年，影壁長26.2米，高7.6米，厚1.6米，仿木結構廡殿式四柱三樓造型，影壁造型別致，雕刻精細，圖案繁縟，是古代石刻藝術中的瑰寶。現為我國唯一一座大型石雕龍壁。

中原古剎——廣德寺：廣德寺原名雲居禪寺，始建於唐代貞觀年間，位於襄樊市城西10公里處，寺院佔地面積4.5萬平方米。後院內的多寶佛塔又名五星塔，系磚石結構，通高17米，塔座高7米。塔座上建有五座佛塔，中心矗立一座印藏結合式喇嘛塔，高達10米。全塔上下內外共有石雕盤坐佛像45尊，碩大「佛」字3個，共48「佛」。

㈦ 什麼是雕龍碑文化

雕龍碑遺址地處中國古代南北文化的接壤地帶，它是長江流域發現的最重要的一處彩陶遺址，其光彩可與北方的仰韶文化和南方的屈家嶺文化、大溪文化相媲美，可以說它匯聚了南北文化的精華，獨具地方特色。其文化特色既具有地方特點，又受到周邊文化的影響，因而帶有很強的獨特性。它的發現，對於研究新石器時代南北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雕龍碑遺址位於中國中部湖北省棗陽市鹿頭鎮的武庄村，是一處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氏族公社聚落遺址，年代為距今6000年左右。 雕龍碑風景區
雕龍碑遺址發現於1957年，由於遺址內涵豐富，面貌獨特，1990～1992年期間，考古工作者對其進行了發掘。遺址中發現有房址、窖穴、墓葬等遺跡，並出土有各種生產工具、生活用具以及動物骨骼數千件。其中不少器物是同時代其它遺址中所沒有的，尤其是一幢類似現代單元房並配有拉門的房屋基址，在中國尚屬首次發現，在世界古遺址中也屬罕見。 自1990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先後對此進行了五次發掘，使埋藏於地下數千年的遺跡和遺物一層層、一件件重現光彩，出土了大量的斧、錛、鑿、鏟、耠、犁、鐮和钁等石質勞動工具的同時出土了一批很有研究和觀賞價值的碗、缽、盤、壺、瓶、缸、罐、瓮和鼎等幾十種黑、紅、灰三種顏色的陶器及裝飾品；特別令人驚嘆的是我們祖先居住的建築，已經使用了石灰、類似水泥的建築材料，將房屋建成單元式結構，並使用推拉式結構的房屋門。這是史前考古學中未曾有過的重大發現。早在五、六千年前，我們的先人已經發明並在居住中普遍使用，而我們今天部分地區依然沿用著。 五、六千年前古人類就在這里定居下來，過著原始民族公社的群居生活，創造了極可貴的文化

㈧ 棗陽遺址

棗陽雕龍碑遺址位於棗陽市區東北約27.5公里鹿頭鎮武庄村沙、黃兩河交匯之處的台地上。東連桐柏山余脈，西望平川，南靠鹿頭鎮，北與河南省唐河、桐柏兩縣毗鄰，遺址面積45000平方米，文化層厚達3米。
199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試掘，而後四次正式發掘，發掘面積近1500平方米。發現新石器時代不同時期、不同形式或不同用途的房址、窯穴（或灰坑），以及成人土坑墓、嬰兒瓮棺葬等重要的遺跡,出土斧、錛、鑿、鏟、耠、犁、鐮、钁等石質生產工具,碗、缽、盤、壺、瓶、缸、瓮、鼎等生活用具及裝飾品約4000餘件，經碳十四測定絕對年代距今5000至6000年。是一處典型的、保存完整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由於該遺址地處古代南北文化接壤地帶，南北同時代的不同文化相互影響及融合的結果，產生出一些不同於其他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因素，如水旱農作物品種，類似日本和南朝鮮民間「推拉式」屋門的房屋建築，與現今農村耕地用的鐵犁鏵極為相似的石犁鏵，不同於其他文化的嬰兒瓮棺葬和氏族成員墓地等，構成含有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長江中游和江漢地區的大溪文化及屈家嶺文化特徵的獨具特色的雕龍碑類型文化。
雕龍碑遺址1984年列為襄樊市第二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11月列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㈨ 神農氏,民方食谷這句話反映的是什麼時期的什麼情況

。《藝文類聚·食物部》稱:「神農時,民方食谷,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此處的「谷」,很可能包括稻穀。在神農故里的大洪山下,有一處與京山屈家嶺文化內涵大致相同的冷皮埡遺址,遺址中出土大量稻穀殼,且多夾於紅燒土中。據考古工作者研究,冷皮埡遺址的時代,與炎帝神農部落所處的時代大致相近。劉玉堂、黃敬剛:《從考古發現看古隨地的農業》,《農業考古》1986年第1期可見,炎帝神農首創農作物種植業是很有可能的。
傳說中，炎帝即神農氏。「神農耕而作陶」、「（神農）身自耕，妻自織」、「神農之世，卧則居居」，「神農時，民方食谷，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各種典籍記載了神農氏對於中華民族有開拓之功，製作了陶器、斧、犁、鋤等農具。

王傑認為，雕龍碑遺址發掘的器物恰恰驗證了炎帝文明。傳說中炎帝關於住房建築、醫葯、集市和樂器的事跡，也在雕龍碑遺址考古發掘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印證。

雕龍碑遺址一期為半地穴式建築，到二期的時候，已經改為地上土木建築，用石灰泥和紅燒土塊混合砌築牆體，並用石灰塗抹房屋內壁。至第三期時，房屋的設計和建築結構更加合理、規范，布局和諧，加工精細，地面發明、使用了混凝土材料，並用上了推拉門。

其中，第二期文化中，在建築上發現的人工燒制的石灰是發現年代最早的，與現代房屋建築材料中的石灰性質相同。這比文獻記載漢代使用人工燒制的石灰早約3600年，比考古發現西周時期有的房屋牆面和室內地面塗沫的用黃土、沙子和白石灰攪拌成的「三合土」早約近3000年，比在山西、河南龍山文化遺址考古發現的白灰面早約近1000年—1500年。

第三期文化中，又進一步發展了類似水泥的建築材料，無論是顏色還是質地，都和水泥一樣。這表明在幾千年以前，這里居民居住的地面，是用混凝土澆注的。據載，羅馬水泥亦是發明於18世紀，19世紀中期才廣泛應用於土木建築工程中。雕龍碑遺址發現的混凝土材料成分與現代水泥材料成分不會完全相同，但其性質可以說是相同的。

王傑認為，這些獨特發現不僅佐證了炎帝傳說，而且居住區與建築布局也表明了雕龍碑遺址已頗具都邑規模，因而「雕龍碑遺址出土的文化遺存，符合歷史傳說時代炎帝文化的特徵，而且雕龍碑遺址具有原始都邑的特徵和條件，這里可能是炎帝氏族的都邑。」
http://news.sohu.com/20060515/n243232318.shtml

㈩ 雕龍碑遺址的發掘情況

199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試掘，而後四次正式發掘，發掘面積近1500平方米。發現新石器時代不同時期、不同形式或不同用途的房址、窯穴（或灰坑），以及成人土坑墓、嬰兒瓮棺葬等重要的遺跡（發現不同形式的房屋建築基址15座，不同形狀、不同性質的窖穴50座，成人墓葬132座，嬰兒瓮棺葬57座 ）,出土斧、錛、鑿、鏟、耠、犁、鐮、钁等石質生產工具,碗、缽、盤、壺、瓶、缸、瓮、鼎等生活用具及裝飾品約4000餘件，經碳十四測定絕對年代距今5000至6000年。是一處典型的、保存完整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
遺址出土石器有錛、斧、鑿、鏟、紡輪等。骨器有錐、鏃等。陶器以夾砂紅陶為主，泥質黑陶次之和少量泥質灰陶；紋飾有弦紋、刻劃紋、繩紋、籃紋及鏤孔、彩繪；器形有鼎、罐、盆、缽、豆、盤、杯、碗、瓮及器蓋、器座等。
據雕龍碑文物管理處主任鮑明長介紹，雕龍碑遺址的考古發現，以實物證據揭開了中國原始社會炎帝神農時代曾有過的輝煌。「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情景，在雕龍碑遺址中得到印證。
雕龍碑遺址1984年列為襄樊市第二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11月列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