莒縣遺址

❶ 莒縣文化遺址現狀

莒國文化

莒縣是塊古老的土地，有著悠久的歷史。在新石器時代，莒地已形成了以陵陽河大汶口文化遺址為中心的古代文化亞區。莒商代為姑幕國，春秋時為莒國，漢代為城陽國，莒故城為莒地歷代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歷史文化名城。
悠久的歷史，孕育了燦爛的莒文化。莒縣陵陽河遺址出土的陶制大口尊上的圖象文字「」證明，早在7000多年前，莒地先民就創造了中國最早的古文字雛形。莒地古城堡遺址達十幾處，古遺址、古墓葬已發現1291處，莒縣地上地下文物豐富，縣博物館藏文物達12000餘件，其中國家級文物200餘件。莒文化經過歷代莒人的發展和沉澱，成為獨具特色的史前文化，被公認為是和齊文化、魯文化並稱的山東三大文化。
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明，給這方土地留下了眾多的名勝古跡。境內浮來山清靈雅秀，古跡眾多，是山東省六條旅遊線之一。山中古剎定林寺，是我國南北朝時期著名文學批評理論家、《文心雕龍》作者劉勰故居。寺內有當代文學巨匠郭沫若親筆題寫匾額的校經樓， 為劉勰晚年校經著書之處。 寺院正中矗立著「天下銀杏第一樹」，高24.7米，粗15.7米，樹齡近4000年，雖歷經滄桑，仍枝繁葉茂，碩果累累。此外，境內還有齊長城遺址、狀元林、樂毅壘、馬鬐山紅襖軍遺址和玉皇山龍魚、屋樓春曉等景觀，既為莒文化研究提供了實物依據，又是訪古尋幽之勝地。

文博精粹

據考，莒為地名始自原始社會的部落，《中國史稿》（郭沫若著）載「伯益是早期融入華夏的又一支夷人分支，傳說中伯益的後裔，有徐氏、郯氏、莒氏等14個民族。」至商代為姑幕侯國，周為莒國，漢為城陽國，後為州為縣。古老而年輕的莒地，在數千年的歲月中，積沉了豐厚的文化，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從莒縣陵陽河出土的刻有象形文字的大口尊和陶質牛角號，把華夏文明史上推了一千年。
莒鄉文苑，內藏豐厚。據史載，僅六朝時，莒人文著，冊以百計。其中臧嚴之《棲風春秋》、臧榮緒之《晉書》、劉勰之《文心雕龍》地位頗高，歷代相傳。明、清之交，莒人文著，再掀高潮，涌現出盧純、於學謐、管廷獻、李繼芳等著作達200餘卷；30年代，一代學子周興南又寫下了《孫子兵法考釋》等五部傳世之作。時到當代，莒人文著，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據不完全統計，僅改革開放20年，全縣共出版圖書30餘冊，在省以上報刊發表文稿1700餘篇；杜守敏出版了《全國高考優秀作文評導》等11冊教學叢書，王世龍出版了《土地的花冠》等7冊專集，唐家興發表了《抗拒破產》等數十萬字的文學作品。與此同時，他鄉莒籍作家，其人其作知名者不下百人。其中：張采忱、魏樹海、於產、趙書三等在全國具有一定影響。另外，莒縣還先後自發成立起「詩社」、「文學社」等文學團體20餘個。
莒鄉書畫，名人薈萃。明代趙原、清代於學謐、於長齡、邴宛麟、董玉輝、庄陔蘭、孫少山等皆為書畫之大手筆，其人物、花卉、山水、書法，或蒼郁幽深，或傲岸不羈，或遒勁秀美，或雅俗共賞，不僅在當代紅極一時，至今為後人所推崇。建國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莒鄉書畫界非常活躍，成為省文化廳命名的「山東省民間書畫藝術之鄉」。宋式雲、何乃磊、徐永田等一大批書畫家以其作品的絢麗多姿，成為全國知名的書畫家，其中何乃磊的作品多次在全國大獎賽中獲獎。另外，莒縣書法、繪畫群體龐大，新秀層出不窮。他們的作品或奪得全國大獎，或出展北京、香港，是我縣書畫藝術史上的新生力量。外鄉莒縣籍畫家也不乏其人，知名者有百餘位，風采各有千秋。雖身居他鄉，亦為莒縣增光不少。
莒縣剪紙藝術起於民間，以剪「過門彩」和「天棚花」為主，圖案多是「恭賀新春」、「鳳凰對舞」之類，在國內外享有較高的聲譽。建國之後，於永勝、賈孝來等融林刻、多色套剪為一體，將莒鄉的剪紙藝術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他們的作品格調清新，色彩明朗，深得社會各界喜愛。僅於永勝一個人就在省以上報刊發表作品1000餘幅。
重要文物

（1）圖象文字。是刻在灰陶尊腹部的原始陶文。自1960年以來，在莒縣陵陽河、朱家村和杭頭三處大汶口文化遺址中已先後出土10多種類型20餘個單字。此系迄今所見中國最早的文字，是漢字的祖型，可證我國古文字史當在5000年以上。
（2）褐陶號角。1979年於莒縣陵陽河遺址出土。夾砂褐陶，形似牛角，製做精細，吹之作響。此號角屬考古首次發現，對研究我國原始社會解體和奴隸社會的萌生將是彌足珍貴的物證。白陶雙大汶口文化時期的炊器，1977年於陵陽河遺址出土。夾砂白陶質，喇叭口大10.8厘米，鼓腹徑粗1.2厘米，高34厘米，形若鳥狀，系東夷民族鳥圖騰崇拜的物證。
（3）白陶封口。大汶口文化時期的炊器，1971年出土於陵陽河遺址。夾砂白陶，鳥喙形流口封堵，封口上有許多不規則的錐孔，狀同噴頭，具有出氣、防塵、講究衛生之功能。
（4）玉琮。大汶口文化時期祭祀的禮器，1983年於杭頭遺址出土，灰綠色角閃岩質，形外方，邊長12.6厘米，中間有圓孔，徑6.5厘米，通體磨製，圓滑扁平。

❷ 圖書的起源

(一)"河圖洛書"的傳說
關於我國圖書的產生，還有一個近似於神話的傳說，即"河圖洛書"中國最早的古籍《尚書》中也有同樣的說法。有人進一步解釋說："伏羲統治夫下時，有龍馬從黃河出現，背負"河圖"；有神龜從洛水出現，背負"洛書"。伏羲根據這種"圖"和"書"畫成八封，就是後來《周易》的來源。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河圖》、《洛書》，是由一系列的神秘符號所組成的數字方陣。它們是經過周、秦、漢幾代儒生方士們之手加工後的形態，其原始面貌已無法知曉了。有人認為它是古代游牧民族所畫的立體的天象圖(《內蒙古師范學院學報》一九八九年第六期)；還有人認為它是由自然界的天然痕跡--龜甲發展而成的抽象符號，是中國第一部圖書(《大學圖書館通訊》一九八八年第四期)，並認為《河圖》與《洛書》在中華文明史上曾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華夏文化的源泉也可以說就是"河洛文化"，而《河圖》《洛書》)則是河洛文化的初基。它所建立的辯證思維的模式，對後世的思想、哲學、文學和科學都有重要的影響。孔子曾說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史記·孔子世家》) 傳說和神話並不是歷史，但它是歷史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為此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些啟示：在文字發明以前，就先有了圖畫和一些簡單的符號作為傳播信息的工具。我國文明的最早發生之地是在黃河、洛水一帶的中原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