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湖遺址

㈠ 良渚文明的良渚文化中的刻劃符號也有自己的特點

依據現已發表的良渚文化的刻劃符號資料，若按符號本身劃分，可分為單個的符號、幾個符號連在一起構成句子的文字元號，以及幾個圖畫符號連在一起的符號。
若按符號刻在何種器物來劃分，可分為陶器上的刻劃符號和玉器上的刻劃符號。
作為單個符號的，可以舉出60年代在上海馬橋遺址屬於良渚文化的第五層出土的陶器和殘片上被釋讀為「五」等符號；1986－1987年在餘杭鎮西的南湖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內刻的單個符號，在瓶窯北湖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內刻的單個符號；在江蘇澄湖出土的有把帶流罐形壺上刻的符號，在上海金山縣亭林遺址出土的殘豆盤的內腹底刻底符號。
作為二個符號連在一起的，有上海馬橋遺址第五層出土的或被釋為「七」「有」（ㄓ）或被釋為「戊」「田」的符號。還有三個符號在一起的，如1974年在餘杭大觀山果園出土的石紡輪，其表面等距離刻有「*」「Y」「+」三個符號。
作為幾個符號連在一起而組成句子的，最著名的是江蘇吳縣澄湖遺址出土的貫耳黑陶罐腹部並列刻有四個被李學勤先生釋為「巫鉞五俞」的符號。
此外，現為美國哈佛大學賽克勒（Sacklei）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黑陶貫耳壺圈足內壁刻的多字陶文，也是幾個符號連在一起的。幾個圖畫符號或稱「圖像」連在一起的，主要是餘杭鎮南湖出土的一件黑陶圈足罐，該罐燒成後在肩至上腹部連續刻有8個圖像符號。 刻在良渚玉器上的符號，多為單個，也有被認為是幾個符號組合在一起的。
玉器上刻的單個符號，主要是與大汶口文化陶文「炅」有關的符號，如弗利爾美術館收藏的一件筒形玉琮和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玉琮上都刻有「」即上邊為日形的圓圈，下邊為火形的符號。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刻有火形的符號。該符號的下部刻得有點像人字形似的分開，所以，有的學者將之稱為鳥紋，有的學者將之稱為雲紋。
但山東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陶文中，有一個「炅」字的下部偏旁「火」，其寫法與上海博物館藏的這件琮上的「火」的形狀結構完全相同，故釋為「火」的符號應沒問題。在餘杭南湖出土的一件黑陶豆盤，中間刻有雙圓圈的「日」符號，兩邊刻有對稱的「火」形符號，也是大汶口文化陶文「炅」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上海福泉山5號墓出土的陶壺上刻有「火」與「日」相結合的符號，該符號中「日」隱藏於「火」之下，露出三分之一大小的「日」形。 此外，在良渚玉璧上還刻有鳥、山等組合性的圖形。
對於良渚文化中的單個符號，有的因與商周文字相聯系而可以嘗試釋讀，有的則看不出有什麼聯系而無法釋讀。但即使能嘗試釋讀，也因其單個、孤立，看不到語言的基礎，於是有一些學者認為它不是文字。
盡管如此，在良渚玉器和陶器上的「炅」、「火」符號，因與大汶口文化中的同一符號相同而有其特殊意義。關於大汶口文化中的「」和「」，不但發現於山東的莒縣陵陽河、大朱村、諸城前寨等大汶口文化的遺址中，也發現於湖北的石家河文化中，還發現於安徽蒙城縣尉遲寺大汶口文化遺址中。在如此廣泛的地域出現這一相同符號，說明它有約定俗成、為廣大地區所樂於接受的意義。 符號「」是符號「」的簡體，一般隸定為「炅」，但對其解釋卻各不相同。將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這些相關符號聯系起來考慮，「」、「」、「火」諸形中，「火」是最基本最核心的符號。「」符號的下部是「火」形，上部的「○」既可以釋為「日」即太陽，也可以釋為天空星星之「星」。如果釋為「星」，那麼它與「火」形的符號相結合，意為辰星「大火」即大火星；
如果釋為太陽，在這里，這個太陽也是天象或天的代表，從而整個圖形意指的也是大火星，它表達了當時的人們對於星宿大火觀察、祭祀和觀象授時，而大汶口文化的這類圖像在良渚文化乃至石家河文化遺址中一再出現，標志著對於辰星大火的祭祀和施行大火歷的文化傳統，從古夷族向古越族以及荊楚之地的傳播，也說明負責祭祀「大火」和觀象授時的「火正」已出現。
從文字起源的角度看，多個符號連在一起，其意義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