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的寫

1. 《西游記》的寫作手法

作者吳承恩運用浪漫主義手法，翱翔著無比豐富的想像的翅膀，描繪了一個色彩繽紛、神奇瑰麗的幻想世界，創造了一系列妙趣橫生、引人入勝的神話故事，成功地塑造了孫悟空這個超凡入聖的理想化的英雄形象。

在奇幻世界中曲折地反映出世態人情和世俗情懷，表現了鮮活的人間智慧，具有豐滿的現實血肉和濃郁的生活氣息。《西遊記》以它獨特的思想和藝術魅力，把讀者帶進了美麗的藝術殿堂，感受其藝術魅力。

(1)西遊記的寫擴展閱讀：

創作背景

《西遊記》的作者明代人吳承恩（有爭議）生活在明代的中後期，歷經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慶、神宗萬曆五個時期。

明朝中後期的社會情況和開國之初有很大的不同，政治上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正不斷激化，並且日趨尖銳 ；思想文化上啟蒙思想興起，人性解放的思潮高漲，市民文學日益蓬勃發展，小說和戲曲創作進入到一個全面繁榮興盛的時期，經濟上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

作者簡介

吳承恩（1500或1506-1583）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漢族，我國四大名著之一《西遊記》作者、明代小說家，淮安府山陽縣河下人（現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

吳承恩自幼敏慧，博覽群書，尤喜愛神話故事。在科舉中屢遭挫折，嘉靖中補貢生。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任浙江長興縣丞。殊途由於宦途困頓，晚年絕意仕進，閉門著書。

2. 西遊記是什麼時候寫的。。

《西遊記》是一部中國古典神魔小說，為中國「四大名著」之一。書中講述唐朝法師西天取經的故事，表現了懲惡揚善的古老主題。《西遊記》成書於16世紀明朝中葉，自問世以來在中國及世界各地廣為流傳，被翻譯成多種語言。西遊記是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最優秀的神話小說，也是一部群眾創作和文人創作相結合的作品。小說以整整七回的「大鬧天宮」故事開始，把孫悟空的形象提到全書首要的地位。第八至十二回寫如來說法，觀音訪僧，魏徵斬龍，唐僧出世等故事，交待取經的緣起。從十四回到全書結束，寫孫悟空被迫皈依佛教，保護唐僧取經，在八戒、沙僧協助下，一路斬妖除魔，到西天成了「正果」。

在中國，乃至亞洲部分地區西遊記家喻戶曉，其中孫悟空、唐僧、豬八戒、沙僧等人物和「大鬧天宮」、「三打白骨精」、「火焰山」等故事尤其為人熟悉。幾百年以來，西遊記被改編成了各種地方戲曲，及電影、電視劇、動畫片、漫畫，版本繁多。在日本等亞洲國家也出現了以孫悟空為主角的文藝作品，樣式眾多，數量驚人。關於西遊記的作者，一般認為是明朝的吳承恩。現在一般認為，《西遊記》是民間無名作者和文人作家相結合的創作成果。

《西遊記》主要描寫的是孫悟空保唐僧西天取經，歷經九九八十一難的故事。

3. 吳承恩是在什麼時候寫西遊記的

西遊記是吳承恩在明代的時候寫的，具體時間歷史並沒有記載。

《西遊記》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浪漫主義章回體長篇神魔小說。現存明刊百回本《西遊記》均無作者署名。清代學者吳玉搢等首先提出《西遊記》作者是明代吳承恩。

這部小說以「唐僧取經」這一歷史事件為藍本，通過作者的藝術加工，深刻地描繪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全書主要描寫了孫悟空出世及大鬧天宮後，遇見了唐僧、豬八戒、沙僧和白龍馬，西行取經，一路降妖伏魔，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終於到達西天見到如來佛祖，最終五聖成真的故事。

《西遊記》自問世以來在民間廣為流傳，各式各樣的版本層出不窮，明代刊本有六種，清代刊本、抄本也有七種，典籍所記已佚版本十三種。

(3)西遊記的寫擴展閱讀：

貞觀年間，玄奘載譽返回長安。他從印度帶回了多尊佛像，而這些佛像也成了中國製作佛像的參照標准。據專家介紹，此次展出的這尊善業泥像可能就是參照玄奘帶回的佛像製作的。

在這尊善業泥像背後，刻有「印度佛像大唐蘇常侍等共作」十二字銘文，也直接說明了這尊泥像和印度的淵源。而印度兩字的出現，也說明了在唐代，除了天竺之外，已經有了印度這個稱謂。

《西遊記》非吳承恩原創：

據專家介紹，《西遊記》的作者為吳承恩，但是吳承恩並非西遊記故事的原創者，而是集大成者。

此前，在甘肅張掖博物館曾對外公布了一組「西遊記」壁畫，在約十六平方米的牆面上，繪制著10個西天取經的故事。據專家考證，這批壁畫的繪制年代可能應是元末明初，這就意味著，要比吳承恩寫《西遊記》的時代還要早200多年。

此外，在敦煌莫高窟中，也發現了唐僧取經壁畫，比大佛寺的又要早一百多年。在壁畫中，取經的隊伍只有唐僧和孫悟空兩個人，而這也正是西夏（北宋）這一時期流傳的「西遊記」版本，或許是最早的《西遊記》。

「西遊記」的故事雖然成型很早，但由於一直沒有具體的作者，使得這部作品的改編整合者吳承恩成了作者，從而名垂青史。

4. 《西遊記》是一人寫的嗎

使這個故來事變成一個偉大的源精品，不完全是吳承恩個人完成的。《西遊記》除極少數版本曾署名元代全真道人丘處機之外，大部分版本署名均為無名氏。直到清朝康熙、順治年間的地方文獻里，才發現了吳承恩曾經寫過《西遊記》的一些記載。清代初年吳一進在編《山陽縣志》的時候，發現明代的縣志《淮安府志》，在那裡發現《西遊記》的作者是吳承恩。但是到了胡適寫序時卻又說不知作者為誰了。最終魯迅拍板吳承恩，現代文豪一語定案，延續至今。但是爭論並沒有就此罷休。

吳承恩是《西遊記》作者，文獻依據有懷疑。中國古代小說的著作權是很難完全落實到一個人頭上的，特別是根據傳說改編的小說。僅僅是能夠說在某一階段，某一版本是哪些人在中間起了作用，留了手筆。

西遊記的作者到底應該是誰？就好像它的故事一樣撲朔迷離，亦真亦幻。但是不管爭論與否，在廣大觀眾的心目中，《西遊記》和吳承恩這三個字早已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從某種意義上講，一部氣度恢弘和知識浩繁的《西遊記》，不可能只是某一個人靈光一現得來的，它肯定是一個民族長期積累的智慧結晶。而吳承恩三個字正是這種結晶的象徵。

5. 西遊記寫的是什麼

共一百回,六十餘萬言.分回標目,每一回目以整齊對偶展現.故事敘述唐三奘與徒弟孫悟空,豬八戒,沙僧內,白龍馬,經過八十容一次磨難，到西天取經的過程.
內容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一到七回)介紹孫悟空的神通廣大。第二部分(八到十二回)敘三藏取經的緣由.第三部分(十三到一百回)全書故事的主體,悟空等降伏妖魔，安達西天取回真經。

6. 西遊記是什麼時候寫的

為吳承恩創作的神話小說，大約寫作於1560年--1580年左右。

7. 西遊記是羅貫中寫的嗎

《西遊記》是一部時代累積型的作品，是不知名的群眾作者同文人作家相結合的創作成果，它的寫定者一般認為是吳承恩。如果誰這個要素是吳承恩及其先前傳播「西遊故事」的無數文人和藝人，那麼說什麼這個要素就是吳承恩收集整理的《西遊記》故事，通過什麼渠道這個要素就是編輯出版《西遊記》，對誰說這個要素則是讀到這些故事的讀者，而產生什麼效果這個要素就是《西遊記》傳播的文化對人們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影響。

（一） 《西遊記》之「控制分析」

從晚唐五代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元代的《西遊記平話》、《西遊記雜劇》，到明中葉百回本的出現，《西遊記》的創作由民間說話的樸拙、稚嫩，漸次向文人化過渡，終於達到了藝術創作的一個巔峰，成為神魔小說創作的典範。對於《西遊記》的研究、解讀，從世德堂百回本問世之日起，幾乎就一直沒有停止過：關於作者、關於主旨、關於成書，一直是見仁見智、眾說紛法。迄今為止我們所發現的不同版本《西遊記》，明代的也好，清代的也好，要麼署朱鼎臣編輯，要麼署華陽洞天主人校，要麼署丘處機撰，要麼乾脆不署作者姓名，偏偏沒有一本註明「吳承恩」三字。使吳承恩成為《西遊記》 近乎不可動搖的作者要歸因於胡適、魯迅兩位大學者的努力。

吳承恩出身於社會下層的小商人家庭，沉抑下僚，懷才不遇。儒家傳統思想中的民主因素和明中葉資本主義萌芽後新思潮的影響，使他不像有些封建正統文人那樣，把通俗的戲曲、小說等市民文學視為異端，而是敢於利用這種文學形式寫成長篇小說《西遊記》，以發泄內心的塊壘，從而在作品中明顯地體現出市民文藝的思想藝術特徵。《西遊記》在成書以前，唐僧取經故事雖然已流傳數百年之久，但它能成為一部思想、藝術上成熟的長篇神話小說，最後決定小說的思想傾向和人物性格的則是吳承恩。他把大鬧天宮中的孫悟空的反抗性格統一到「皈依佛法」中來，並做到孫悟空前後性格的一致和主題的統一，這是他對取經故事再創造的一大功績。他在所寫《禹鼎志序》中曾說：「斯蓋怪求余，非余求怪也。」其作意好奇，亦秉性使然。他曾讀過玄奘法師《大唐西域記》、慧立《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西遊記平話》等作品，為西域茫茫的奇山險壑所吸引，十分景仰玄奘的堅韌不拔的毅力，他決心對唐僧取經故事進行再創造，因而便寫成《西遊記》這部長篇小說，從而把被復制的神話世界又使之還原為社會現實。

《西遊記》的最初傳播過程是先由位於開封的周王府傳出，而後再由開封人周如山攜其書到江南刊刻。所以《西遊記》研究專家吳聖昔先生認為，開封周王府的《西遊記》，是最早的《西遊記》抄本。明代盛於斯的《休庵影語》，詳細介紹了位於開封的周王府與《西遊記》最早版本的關系，是不可多得的歷史資料：「余幼時讀《西遊記》，至《清風嶺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談詩》，心識其為後人之筆，遂抹殺之。後十餘年，會周如山雲：『此樣抄本，初出自周邸，及受梓時，訂書以其不滿百，遂增入一回，先生疑者，得毋是乎？』蓋《西遊記》，作者極有深意，每立一題，必有所指，即中間科諢語，亦皆關合性命真宗，決不作尋常影響……」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西遊記》的最初抄本出自開封的周王府。而我們現在看到的《西遊記》的較早的版本，卻出自南京，這是怎幺回事呢？原來奧秘在周如山身上。周如山不但是一位書商，而且還是大梁（開封）人。周如山刊刻過小說《國色天香》，有書坊在江南。

《西遊記》所寫的唐玄奘取經故事的演化是十分曲折復雜的。從唐代至明代，它曾經歷過各個不同階級、階層的人的編寫、修改和加工。最初本為真人真事的記述和傳說。研究者早就指出，江流僧故事的創作，與兩則前朝筆記有關。一則為「陳義郎」⑵，出自晚唐溫庭筠（約812－866）所撰《乾□（左「月」右「巽」）子》。故事敘述陳義郎之父陳彝爽與學友周茂方同習學業，後陳彝爽擢第得官，周茂方卻名落孫山。茂方由此心生妒嫉，在隨彝爽赴任途中，害死彝爽，騙占其妻，又冒名赴任——唯能鞠養義即如已出。十七年後，義郎偶遇「鬻飯」為業的祖母，歸詢母親，得知父親被害情由，乃手刀茂方、替父報仇；終為官府所赦，奉母還鄉。 另一則筆記題為「某部悴逼盜」⑶，出自宋人周密（1232—1308）《齊東野語》。文敘某郡倅江行遇盜被殺。其妻為強盜所迫，不得已委身相從；唯將懷中數月嬰兒置黑漆盒中順水流去。此子後為某寺僧收養。十餘年後，婦人偶至寺中，以漆盒為記與子相認。婦人密囑寺僧報官捕盜，終於替夫報仇，取子而還。——顯而易見，江流僧的情節是這兩則筆記故事的拼合。如江中遇盜、產子拋江、僧寺收養等關目，都與「某郡倅遇盜」相同；而占妻奪位、子報父仇又與「陳義郎」近似。

《大唐西域記》記錄了玄奘取經的經歷和見聞，其中僅夾雜一些宗教傳說和佛經故事。之後，《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詳述了玄奘西行的事跡，開始塗上了某些神秘色彩，穿插了一些神話傳說，並與佛經故事相融合，逐漸脫離史實。宋、元之際，中國原有的神話傳說材料又與玄眉取經故事相融合，從而增加了更多的神異性；至南宋，這些神異傳說經過不斷加工改造，特別是說話人的加工改造，從而形成為一套完整的神魔故事。《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的猴行者以白衣秀士形象出現，有膽識、有本領，並能降妖捉怪。至金、元，玄奘取經故事開始搬上舞台。金院本有《唐三藏》，元雜劇有吳昌齡《唐三藏取經》（均已亡佚）。元末明初，楊顥賢寫的《西遊記雜劇》，孫行者已開始具備有孫悟空的一些主要特徵。他帶有機警、活潑、粗獷的本色；他神通廣大，為盜取仙衣、仙桃曾大鬧天宮，在李天王捉他時，尚能輕而易舉地使其被擒。皈依佛法之後，他一路降妖捉怪，便成為取經隊伍中的主角。此外，元代還有《西遊記平話》，經過許多民間藝人的加工改造，故事性大大增強，情節更加豐富。從現存的殘文來看，其內容已接近後來吳承恩的《西遊記》。很明顯，吳承恩在晚期時所寫的長篇小說《西遊記》，必然受有上述長期以來玄奘取經故事構架與內容的制約和影響。

（二）《西遊記》之「內容分析」

傳世之作具有永恆的魅力。百回本《西遊記》自明代中葉問世以來，流傳至今。從時間上說，400多年久盛不衰，從影響所及看，遍於全世界，在中國更稱得起是婦孺皆知。一般都認為《西遊記》講的是神魔故事，從唐代玄奘取經以來，到明中葉《西遊記》百回本的出現，中間經過近900年，這段史實在漫長歲月中不斷演變，變成故事，而其基本內容是以神魔形式出現的。但一到百回本出現後，由於它的完美而離奇、瑰麗而神秘，在以後不同時期，引起了不同層次、不同身份的人們在某一點上的共鳴，那就是《西遊記》以幻化的形式，充分揭露時政腐敗，反對昏君統治，批判宗教，歌頌敢於反抗、敢於斗爭和蔑視一切困難的斗爭精神。

《西遊記》的主要思想傾向為崇儒釋排道思想。《西遊記》是一部宗教小說，是佛教東來的「副產品」。在「西遊」故事流變中，又漸漸融入道教和儒教的某些東西，使之具有了「三教合一」的性質。唐僧在西行途中多次遇難，代表儒的天官諸神與代表釋的佛菩薩均持積極救護態度，唯有代表道的魔怪則千方百計地加以破壞。這一類描寫，亦與作者在詩文中所體現的對佛道的不同看法是一致的。 在《西遊記》的掃魔斗爭中，對人的貪婪、自私、奸滑等惡劣品質，對封建統治階級的昏庸腐朽以及舊社會人吃人的罪惡等陰暗面，亦採取了揭露和揶揄、諷刺的手法。這些描寫，明顯反映了作者儒家思想中的積極因素。宋人《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元末明初楊訥（景賢）的《西遊記雜劇》均無刺道描寫；元末《西遊記》（舊）的《車遲國斗聖》中所寫的車遲國王亦與吳承恩《西遊記》中的車遲國王不同。說明只有吳承恩才在玉帝、車遲國王、比丘國王身上注入明世宗血液。吳本以後的朱鼎臣《唐三藏西遊釋厄傳》和楊志和的節縮本《西遊記》，亦將刺道內容刪掉。吳承恩在《西遊記》中之所以增加刺道內容，在當時是有明顯「鑒戒」之意的。

《西遊記》的形象塑造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評論家認為形象所包含的思想的深度、廣度，塑造形象藝術上達到的高度、精度，決定著作品的生命力。孫悟空是作者理想的化身，《西遊記》以生花的妙筆使孫悟空這一文學典型栩栩如生地出現在你的眼前，神態逼真，須眉畢露。在取經途中，孫悟空始終鬥志昂揚地頑強戰斗。孫悟空的勇敢戰斗、嚮往自由以及掃滅吃人妖魔的獻身精神，正是人類征服自然、爭取解放的美的本質的折射和大聖大德品格的體現。由於在他身上寄託有廣大被壓迫勞動人民破除黑暗邪惡、走向光明幸福的希望，因之，長期以來孫悟空成為家喻戶曉、老少皆知的神話英雄人物形象。這也是《西遊記》幾百年來在人們中間流傳，永遠不可磨滅地印在人們記憶里的根本原因。

《西遊記》所演奏的是一曲追求美好理想的贊歌，弘揚的是一種追求真理的精神。《西遊記》就是到西方取經，玄奘就是要留學。因為佛教方面他有些問題沒有解決，因為佛教派別很多，各個流派的說法是不太一致的。玄奘有許多疑問，所以他要趁勢到印度去留學，取經。要真正地把握它的印度原典、原義是什麼，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講，就是要追求真理。雖然在《西遊記》中作者極盡玩笑之能事，「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七篇）但他並沒有否認西天取經本身的積極意義。西天取經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也象徵了作者對人生理想的探詢過程。然而，到靈山雷音寺困難重重，唐僧自己也知道「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難定」。因此，這個集體所應具備的精神素質就顯得極為重要了，孫悟空當然是第一主角，他敢作敢為，高超的本領，樂觀的精神，使他成為了取經集體的主心骨；豬八戒雖然貪吃貪睡，好財好色，但這個可以置之世界第一流的畫廊而無愧的人物所具有的憨厚耐勞卻是取經途中不可缺少的；唐僧雖然手無縛雞之力，而且耳軟心活，不辨忠奸，但其堅定的意志，執著的信念卻是鼓舞西行的關鍵動力；老實厚道的沙和尚則是眼明心亮，是非分明。《西遊記》告訴我們，啟示我們，有志者事竟成。玄奘一行歷盡千辛萬苦，他最後成了正果，這是中國人不畏困難，百折不撓的精神的體現。表示我有志向、有志略、有志氣，任何事情，只要我們去奮斗，都是能做成的。

《西遊記》是一部中國古代政治、社會學的「大網路全書」，取經故事中的掃魔斗爭深深地植根於社會現實。《西遊記》中昏君身旁多惡道以及用小兒心肝治病都是現實的反映。吳承恩在《禹鼎志序》中自稱，該書「不專紀鬼，明紀人間變異，亦微有戒鑒寓焉」。台灣薩孟武先生曾在《西遊記與中國政治》一文中深掘《西遊記》的文化底蘊：為什麼妖魔都想吃唐僧肉而神仙卻不想吃？（這是由中國社會分配製度決定的）；為什麼二郎神神通廣大卻不讓他駐守在天宮？（因為他是外戚，尤在防範之首）；為什麼孫悟空三鬧天宮時，玉帝寧可自低身份去請西天佛祖，而不再去找二郎神？（防其功高蓋主）；為什麼孫悟空有緊箍咒約束，而唐僧使用緊箍咒卻沒有任何約束，用錯了也不用承擔任何責任？（中國封建制度的不民主）。李希凡先生的《論中國古典小說的藝術形象》中有一句話，說「一個嚴整有序的天上世界，是《西遊記》的首創」，的確是吳承恩整理出一個釋道儒三家擺平、尊卑分明、大小有序的神仙體系，描摹出一個威勢森嚴、包羅萬象的天宮世界。吳承恩據何而定？吳承恩的心中應該有一個模型，這個模型就是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朝廷。特別是那個玉帝，只關心金丹御酒，除了派兵剿殺外毫無所謀，臣下一有奏本，就只會說依卿所奏，正是嘉、萬兩代的朝風；還有那個無事不管、處處當家的太白金星，象煞了嘉、萬朝的首輔。

《西遊記》的許多情節不僅讀來有趣，並能勾起人的聯想，能讓讀者去回味、思考。比如第五十六回，由於孫悟空打死了幾個強盜，唐僧生氣，豬八戒挑唆，書中交代「那長老懷嗔上馬，孫大聖有不睦之心，八戒、沙僧亦有嫉妒之意，師徒都面是背非」，四眾離心離德，進而趕過走了悟空（正心），所以緊接著出現了假悟空（二心）。回目點出「道味放心猿」，才出現「二心攪亂大乾坤」。第七十二回，全書中唯一一次唐僧執意要去化緣。按佛、道、明儒都講究「靜坐息慮」，而這回唐僧動了虛榮念頭：「我若沒本事化頓齋來，為徒的怎能去拜佛？」結果引出七個蜘蛛精吐出無數煩惱絲，將他禁錮其中，所謂「七情迷本」。再如，玉華州悟空、八戒、沙僧動了為人師的念頭，引出九頭獅子等一大群雜毛獅子攪鬧一場。書中並沒有說教：不可生嗔念、嫉妒，不可七情妄動，不可好為人師；書中只是用假、真悟空表示二心，用七個蜘蛛精代表七情，用獅子表不稱的師道……除有趣的情節與語言，讀者只要稍作思考，便會聯想到一些人所共知的道理。實際上，《西遊記》里包含了揚善棄惡、弘揚道德規范、祛除邪魔的精神。我們從《西遊記》中可以體會到，妖魔鬼怪最後都是被降服的，正義得到伸張，真理得到顯現。

《西遊記》的內容博大精深，謎一樣的引人。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導劉蔭柏認為《西遊記》的主題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三教合一；中國西遊記文化研究委員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博士後、運城學院教授李安綱則認為吳承恩絕對不是《西遊記》的作者，孫悟空是人類心靈的完美象徵，美猴王出處是《易經》「美在其中」四字，《西遊記》的原型是《性命雙修萬神圭旨》，唐僧81難原型是石泰《還源篇》81章，《西遊記》的主題是表現全真道三教合一的教義，《西遊記》採取儒家入世的精神、藉助道家出世的智能、達到佛家自由的境界，是東方傳統文化的自覺載體。

（三）《西遊記》之「媒介分析」

《西遊記》素以豐富恣肆的想像力，獨立於「四大古典小說」之林，不僅在中國家喻戶曉，近年亦且在西方傳播日廣。《西遊記》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除了因其自身具有極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內涵，典範而卓越的藝術成就之外，還得益於多種藝術的助力。六百多年來，各種藝術形式以《西遊記》為重要題材，衍生出大量的詮釋、改編與創新之作。它們不僅極大地推動了《西遊記》的廣泛傳播，而且以其各具特色的藝術魅力而為廣大民眾所喜聞樂見。它們與《西遊記》一起，形成一片絢麗多彩的藝術天地，成為西遊記文化的主要內容。

改編是推動傳播深入進行的有力方式。筆者認為所謂創新，在文本積累越來越多的文學空間里，可能指的更多的是對以往文本的改編或者說把以往文學質素重新來一個安排。《西遊記》本是開放性文本，其中充滿民間的歡樂精神。現在頗為流行的香港無喱頭電影《大話西遊》，深受一幫年輕人的喜愛。《大話西遊》的奇思妙想也真夠胡鬧的了，如果我們看不慣《大話西遊》的胡鬧，要譴責這種胡鬧的話，我們就應該由此譴責吳承恩的胡鬧，因為《西遊記》的故事是以唐代著名的玄奘法師遠赴天竺（今天的印度）求取佛經這一真實歷史事件衍生而來。玄奘根據自己的西行經歷、見聞寫了一部《大唐西域記》，其後他的門徒慧立、彥悰又寫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關於他西行的文字描述中已夾雜了許多神秘色彩。猴行者的出現，據現有材料看，最早應該是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而《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的出現是《西遊記》成書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環。此書現存宋代刻本（劉克庄的所謂「取經煩猴行者」之說，恐怕是此話本在宋代流布的一個明證），但有證據表明，它是晚唐五代寺院「俗講」的底本。所謂「俗講」是當時宗教徒（有僧也有道）為了吸引世俗民眾，自神其教，將一些宗教典籍、掌故以一種通俗化的方式進行傳播，在當時影響極大。《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應該是這一特定背景下的產物。從《大唐西域記》到《西遊記》是質變，從《西遊記》到《大話西遊》只不過是量變。四百多年前，《西遊記》就像今天的《大話西遊》，給喜歡胡鬧的人一個大驚喜。

通俗小說從誕生之日起就俱有了濃重的、無法抹除的商業色彩、市民色彩，就與書坊結下了不解之緣。古代通俗小說絕大部分由民間坊肆刊印，坊肆往往集出版、銷售於一身，兼營小說租賃業務，幾乎承擔起了通俗小說流通的全部事宜，《西遊記》亦是如此。坊刻本多投時所好，刊行具有廣泛社會需求的品種，《西遊記》等通俗文學讀物等，適應了中下層民眾的生活日用和文化消費需要，其知識作用和文化意義多在傳播過程中發揮消耗，相較於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傳播廣泛，其在通俗文化傳播方面的作用更不容忽視。

中華文化歷來不是封閉的體系，在五千年甚至更為漫長的歲月中，她吸收並融鑄了大量外來文明的精華。由這個角度來看，《西遊記》的成書，正可看作中華文化海納百川、胸懷寬廣的一個縮影。在人類文明傳播史上，不同文化傳承間的交流與溝通，本是十分正常、頻繁發生的事。《西遊記》所演說的取經故事本身，就是中外交通最為切近的的例子。《西遊記》最早起自小說四家中的「說經」，溯流而上，這種以生動故事宣揚宗教教義的手法，還應到「變文」、「俗講」中尋覓源頭。有意思的是，面對「東土眾生」，基督教的宗教宣傳竟也不謀而合地採用了「寓宣傳信仰於世俗性談話」的形式；這對反觀中國民俗心理以及中華民族面對外來文化的接受心態，又是個有意思的課題。

為名著續書，是中國一大文化傳統。《西遊記》與其它中國古典名著一樣，也有許多續作。百回本《西遊記》問世之後，很快風行一時，因為這種「駕刃游虛」「向壁虛構」的創作方法，獲得了讀者的極大認同。接下來，出現不少《西遊記》的續書。當然這所謂續書又分幾種情形：一種是模仿《西遊記》筆法，選擇相似的題材，偶爾借用一下前書的人物，如《南遊記》、《東游記》，從書名就可以知道是模仿前者，另外孫悟空、觀音等形象也在裡面出現。可笑的是，《南遊記》居然為孫悟空編出了一大幫兒女，尤其是那位女兒「月孛星君」，潑辣得很呢。《東游記》中孫悟空嫉惡如仇的脾氣不減當年。因為八仙與龍王爭斗不休，玉帝派兵擒拿，惹惱了大聖，「一棒打下，二十萬天兵沒其一半」。這種其實還算不上嚴格意義的續書。真正意義上的續書主要有這樣三部：《續西遊記》、《西遊補》、《後西遊記》。清末民初又有《也是西遊記》、《西遊新記》等。此後還有一些續作。以上這些續書，從整體上看，其思想性與藝術性均不及原著，然各有特色，均有一些精彩的章節，具有一定的可讀性。
（節選自王運濤《中國古代貶謫文化與經典文學傳播研究》一書，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1月版）

8. 寫一篇關於西遊記的議論文.

西遊記是一部神話小說

《西遊記》主要描寫的是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悟凈師徒四人西天取經，歷經九九八十一難的故事。唐僧取經是歷史上一件真實的事。大約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僅25歲的青年和尚玄奘離開京城長安，隻身到天竺（印度）游學。他從長安出發後，途經中亞、阿富汗、巴基斯坦，歷盡艱難險阻，最後到達了印度。他在那裡學習了兩年多，並在一次大型佛教經學辯論會任主講，受到了贊譽。貞觀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長安，帶回佛經657部。他這次西天取經，前後十九年，行程幾萬里，是一次傳奇式的萬里長征，轟動一時。後來玄奘口述西行見聞，由弟子辯機輯錄成《大唐西域記》十二卷。但這部書主要講述了路上所見各國的歷史、地理及交通，沒有什麼故事。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彥琮撰寫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則為玄奘的經歷增添了許多神話色彩，從此，唐僧取經的故事便開始在民間廣為流傳。

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會》等，元雜劇有吳昌齡的《唐三藏西天取經》、無名氏的《二郎神鎖齊大聖》等，這些都為《西遊記》的創作奠定了基礎。吳承恩也正是在民間傳說和話本、戲曲的基礎上，經過艱苦的再創造，完成了這部令中華民族為之驕傲的偉大大文學巨著。

吳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安府山陽（今江蘇省淮安市）人。約生於明弘治十三年至正德初年之間（1500—1510），約卒於萬曆十年（1582）。吳承恩的曾祖父、祖父都是讀書人，任過縣學的訓導、教諭。但到了他父親吳銳這一輩，由於家貧困，出贅徐家，「遂襲徐氏業，坐肆中」，當起了小商人。盡管如此，吳家卻不失讀書的傳統。據說其父吳銳雖為商人，不僅為人正派，而且好讀書，好談時政，這自然對吳承恩產生較大影響。吳承恩從小就很聰明，很早入了學，少年得志，名滿鄉里。天啟《淮安府志》卷十六說吳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但成年後的吳承恩卻很不順利，在科舉進身的道路上屢遭挫折，到四十多歲才補了一個歲貢生，五十多歲任過浙江長興縣丞，後又擔任過荊王府紀善，這是同縣丞級別差不多的閑職。

吳承恩創作《西遊記》大約是中年以後，或認為是晚年所作，具體時間無法確定。除《西遊記》外，他還創作有長詩《二郎搜山圖歌》和《禹鼎志》。現存《射陽先生存稿》四卷，包括詩一卷、散文三卷，是吳承恩逝世後由丘度編訂而成。

《西遊記》全書一百回，從大的結構上看，可分成三個部分。第一回至第八回是第一部分，主要寫了孫悟空出世、拜師、大鬧天宮，這是全書最精彩的章節，熱鬧非凡，孫悟空上天入地好一頓折騰，將他的反抗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第八回至第十二回是第二部分，主要寫了唐僧的出身及取經的緣由。第十三回至最後一回是第三部分，主要寫唐僧西天取經，路上先後收了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三個徒弟，並歷經九九八十一難，終於取到了真經，修成了正果。 《西遊記》向人們展示了一個絢麗多彩的神魔世界，人們無不在作者豐富而大膽的藝術想像面前驚嘆不已。

然而，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是一定社會生活的反映，作為神魔小說傑出代表的《西遊記》亦不例外。正如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西遊記》「諷刺揶揄則取當時世態，加以鋪張描寫」。又說：「作者稟性，『復善諧劇』，故雖述變幻恍忽之事，亦每雜解頤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確如此。 通過《西遊記》中虛幻的神魔世界，我們處處可以看到現實社會的投影。如在孫悟空的形象創造上，就寄託了作者的理想。 孫悟空那種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奮起金箍棒，橫掃一切妖魔鬼怪的大無畏氣概，反映了人民的願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種正義的力量，表現出人民戰勝一切困難的必勝信念。又如取經路上遇到的那些妖魔，或是自然災難的幻化，或是邪惡勢力的象徵。他們的貪婪、兇殘、陰險和狡詐，也正是封建社會里的黑暗勢力的特點。不僅如此，玉皇大帝統治的天宮、如來佛祖管轄的西方極樂世界，也都濃濃地塗上了人間社會的色彩。而作者對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的態度也頗可玩味，在《西遊記》中，簡直找不出一個稱職的皇帝；至於昏聵無能的玉皇大帝、寵信妖怪的車遲國國王、要將小兒心肝當葯引子的比丘國國王，則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對這些形象的刻畫，即使是信手拈來，也無不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西遊記》不僅有較深刻的思想內容，藝術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豐富奇特的藝術想像、生動曲折的故事情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詼諧的語言，構築了一座獨具特色的《西遊記》藝術宮殿。

但我認為，《西遊記》在藝術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創造了孫悟空、豬八戒這兩個不朽的藝術形象。 孫悟空是《西遊記》中第一主人公，是個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無窮的本領，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著大英雄的不凡氣度，也有愛聽恭維話的缺點。他機智勇敢又詼諧好鬧。而他最大的特點就是敢斗。與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響了「齊天大聖」的美名；與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決不放過一個妖魔，如意金箍棒下決不對妖魔留情；與一切困難敢斗，決不退卻低頭。這就是孫悟空，一個光彩奪目的神話英雄。說到豬八戒，他的本事比孫悟空可差遠了，更談不上什麼光輝高大，但這個形象同樣刻畫得非常好。 豬八戒是一個喜劇形象，他憨厚老實，有力氣，也敢與妖魔作斗爭，是孫悟空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滿身毛病，如好吃，好佔小便宜，好女色，怕困難，常常要打退堂鼓，心裡老想著高老莊的媳婦；他有時愛撒個謊，可笨嘴拙腮的又說不圓；他還時不時地挑撥唐僧念緊箍咒，讓孫悟空吃點苦頭；他甚至還藏了點私房錢，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實在多，這正是小私有者的惡習。作者對豬八戒缺點的批評是很嚴厲的，但又是善意的。他並不是一個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們並不厭惡豬八戒，相反卻感到十分真實可愛。唐僧的形象寫得也不錯，但比起孫悟空、豬八戒來，則要遜色得多。沙僧更是缺少鮮明的性格特點，這不能不說是《西遊記》的缺憾。盡管如此，《西遊記》在藝術上取得的成就仍是十分驚人的，孫悟空、豬八戒這兩個形象，以其鮮明的個性特徵，在中國文學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藝術豐碑。而且，這里的人物也給現代管理學帶來很多值得參考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