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爐石早期巴文化遺址公園

⑴ 巴國的歷史遺跡

1987年以來,清江隔河岩考古隊、高壩洲考古隊先後對清江中、下游地區進行了數次考古發掘，共發掘新石器時代遺址6處，這些遺址地層中出土文物主要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經對比研究發現，清江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址與長江三峽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大溪文化遺存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相當於大溪文化的早期和中期遺存。從出土的箭鏃、魚鉤、網墜等狩獵和捕魚工具，以及遺址地層中較多的魚骨、獸骨來分析,魚獵生活在當時人們的經濟生活中依然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石器
石器共出土數千件,器形有斧、錛、鋤、鏟、鉞、錘球、杵、鏃等20餘種，主要為生產用工具，分別用打制、磨製、打磨兼制、琢磨兼制等方法製成，石器製作的原料多就地取材，為清江河灘的爍石。
骨器
骨器主要有骨錐、骨針、骨鏃、骨鉤、骨飾等。其中的骨錐、骨針作十分精緻,有的骨針,其圓徑僅0.5厘米,孔徑只有0.08厘米。可見當時的骨器製作工藝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
陶器
陶器主要有碗、缽、盤、簋、器蓋、杯、盆、鼎、罐、釜、缸、支座等20多種,時代偏早的陶器有碗、盆、盤、器蓋等,時代偏晚的陶器有圈足碗、豬嘴形支座、彩陶單耳杯等。 作為廩君時期巴國五個氏族來源的武落鍾離山，位於長陽縣西北的都鎮灣東側，西北臨清江，東南臨南漢溪，三面環水，山上五峰並立，據《太平寰宇記》載:「武落鍾離山,一名難留山，在長陽縣西北七十八里。」 所謂「夷水」，又謂「鹽水」，即清江，《通典》卷一百八十七載:「今夷陵郡巴山縣清江水，一名夷水，一名鹽水」。
如今在清江中游地區調查發現的相當於中原夏、商、周時期的古文化遺址主要分布在長陽縣境內，共有4處，即香爐石遺址、桅桿坪遺址、南岸坪遺址、深潭彎遺址等，在長陽以西的巴東、建始、恩施境內的一些遺址中，雖發現有零星的商、周時期的陶器碎片。在上述幾處被確認的早期巴人遺存中，以香爐石遺址最具代表性。
香爐石遺址地處清江腹心──長陽漁峽口，1988年和1989年先後作過兩次發掘，該遺址處在陡峭山崖的夾縫中，面積約700多平方米，文化層的整體堆積厚度達到4.5米以上，不僅堆積較厚，且遺物保存較好，這是目前在整個清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早期巴人遺存」。
香爐石遺址的地層堆積自上而下可分為7個層位，遺址地層堆積中出土文物十分豐富，僅首次發掘的400平方米的面積中，就出土各類石器、骨器、陶器、兵器等多達9240件。且這些文化遺物自夏商時期開始至春秋戰國時期而未間斷，並被學術界確認為是屬於「早期巴文化遺物」。現結合地層與出土遺物逐次進行分析。
夏代前的巴人
夏代以前的巴人源頭，學術界如今爭議頗大，有清江說,峽江說（西陵峽），甚至還有三星堆文化說等等，無論哪種說法都缺少充分的材料讓學術界所信服，因為在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大溪文化與夏、商、周時期的香爐石文化之間還存在很大一段缺環。
在西陵峽地區雖發現了時代較早、數量較多的巴文化遺址，有的遺址在夏時期的巴人遺存之下直接疊壓著湖北龍山文化地層，但諸多遺址從地層堆積、出土遺物及文化內涵看，受中原文化的影響較多，巴文化的遺存不夠單純，土著文化的特色均不及清江流域的香爐石遺址那麼系統典型，川西平原發現的三星堆文化也不能代表巴文化的源頭，因為三星堆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陶器是小平底罐，而鄂西清江流域及西陵峽地區巴文化遺存的代表性器物是圜底釜，這應是兩種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不能說後者也出土了小平底罐就與三星堆是同屬一種文化體系。
如今在清江下游和清江與長江交匯處的石板巷子、茶店子和雞腦河等遺址的發掘中，發現了相當於中原龍山文化末期至夏代早期的巴文化遺存，但由於發掘工作做得較少，所獲資料有限,還難於作出更為確切的論證。
至夏禹時期，巴國加入夏王朝，成為夏王朝的諸侯之一。《華陽國志.卷一.巴志》載：「會諸侯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巴蜀往焉。」
至此，巴國成為夏的統治集團的一個部分。《山海經·海內南經》記載：「夏後啟之臣曰孟塗，是司神於巴，巴人請訟於孟塗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是請生。（孟塗）居山上，在丹山（瀘州丹山景區位於瀘州市南114公里的敘永縣境內，由分散的幾個景點組成，總面積200多平方公里,為國家級旅遊景點）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竹書紀年》也記載：「帝啟八年，帝使孟塗人巴涖訟。」
商代
這一階段共分兩層:遺址第⑥層文化層據碳十四測定年代數據為距今3520±130年，相當於中原商代早期文化層;第⑤層文化層相當於商代中、晚期夏末商初，巴作為夏的一部分，參與了夏與殷的斗爭，起碼在夏滅亡的時候，巴並沒有成為商的同盟。《山海經·大荒西經》記載：「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屍。故成湯伐夏桀於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厥咎，乃降於巫山。」巫山，即巴國所在，巴國收留了夏亡國後的遺民。
在商代，巴沒有完全臣服加入殷政權，反而和殷發生過戰爭。殷墟文字記載說明，公元前13世紀的殷武丁時期，武丁和婦好都曾經征討過巴國。
商代中、晚期
遺址第⑤層出土的商代中、晚期文化遺物,以陶器為大宗,石器呈明顯下降的趨勢,陶器中以釜為器類之冠,占陶器總數的90%以上,次為罐、缽、杯、豆、紡輪和網墜。釜的器形大小不一,有夾砂灰褐陶、褐陶、黃褐陶等,飾有細繩紋、方格紋、藍紋等。說明這一時期,隨著生產的發展,制陶技術的進步,以陶釜為特徵的代表性器物在早期巴文化中逐步占據其重要位置。
此外,在該地層中還出土了數量較多的卜骨和與生活相關的獸骨,卜骨用大魚的左鰓蓋骨製成,均有鑽孔。鑽孔大多為橢圓形、圓形和長方形,一般鑿槽較深,有的已鑿穿,燒灼痕跡明顯,有的可看見兆紋。 公元前11世紀，巴的軍隊作為前鋒加入了周武王伐紂的戰爭。也因此在周滅商後，正式成為周王朝的諸侯國之一，並入周王朝的疆域。《華陽國志·巴志》稱：「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代紂，前歌後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
春秋時期的楚國逐漸強大，驅趕巴國的疆域不斷向西遷移。《華陽國志·巴志》載：「巴、楚數相攻伐」「巴子怒，伐鄧，敗之。其後巴師、楚師伐申。楚子驚巴師。魯庄公十八年，巴伐楚，克之。」「魯文公十六年，巴與秦、楚共滅庸。」「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敗於鄾。」
《左傳·桓公九年》：「文十六年（即公元前611年）以後，巴遂不見，蓋楚滅之。」最終楚國奪取了巴國經濟的根基：位於巫溪和清江的鹽業基地。逼使巴都城也沿江向西遷移。《華陽國志·巴志》：「巴子時雖都江州（重慶 主城區），或治墊江（重慶合川），或治平都（重慶豐都），後治四川閬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重慶涪陵）」
陶器
其中陶釜的數量達2100多件,占陶器總數的88.3%左右。陶質有夾砂褐陶、灰褐陶、黃褐陶、、泥質灰陶、灰褐陶等。紋飾有方格紋、繩紋、回形紋等。器形的製作以手制為主,不少器壁還保留有手指按窩,說明在西周時期,以陶釜為特徵的代表性器物在巴文化中依然十分興盛。除陶釜之外,其它陶器器類有罐、盆、缽、杯、紡輪、網墜等。
陶質印章
還出土了兩枚陶質印章,印章印文為陰刻。張政良認為:陶璽印文字屬巴蜀文化系統。陳公柔認為:兩璽印出在早期巴文化遺址西周地層中,當然是巴人比較早的璽印。夏淥認為:兩璽印印文一為「蔡」,一為「鮫」,前者與甲骨文相近,後者與有巨口有利齒的水生動物有關。是中國璽印歷史中的文字記載找到了第一件實物例證,在此之前,我國所發現的古璽印上限僅在戰國。也證明中國首先使用璽印。盡管香爐石遺址陶璽印的印文目前尚未辨識清楚,但不影響稱它是古代璽印的定名,即使是用它來印陶器,也應是我國古代璽印的一種或璽印的祖型。
石器和骨器
除上述陶器外,還出土了少量的石器和骨器。石器有斧、錛、刀、鏃、紡輪、礪石等;骨器有錐、鏃、牙飾等。同時還出土了部分卜骨已及大量的與生活相關的獸骨、鳥骨、魚骨等,其卜骨的製作方法與鑽孔形狀與商代出土遺物基本相似。
銅器和貝幣
值得一提的是,在該地層中出土了部分銅器小件,計有銅錐、銅鑿、銅鏃、銅環、銅魚鉤等。另外,還發現了貝幣,均為海貝,雖然數量不多,應是巴人區域貨幣史的實物依據。說明清江流域在西周時期已開始慢慢步入青銅時代,經濟交往中逐步開始使用貨幣。
從該地層出土遺物可以看出,西周時期,清江流域的巴人在生產技術、制陶技術等方面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以陶釜為特徵的代表性器物在早期巴人的陶器文化中依然占據絕對的統治地位,說明早期巴文化有其自成體系且發展穩定的陶器群體。清江流域的巴人依然處於氏族部落的原始或半原始的社會狀態,石器和骨器等原始工具依然在生產和生活中廣泛使用,魚獵和採集依然是當是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手段,巫術活動中仍然以占卜為主要活動方式。 遺址第③層為東周早期文化層(即春秋時期),出土遺物中仍以陶器為大宗,占遺物總量的97.3%。此外,石器、骨器、銅器,也有一定數量的出土。
陶器
陶器器類仍以釜為主,占陶器總量的68%左右,釜的器形發生變化,較前期變小。還發現有鬲、罐、瓮、缽、碗、盤、豆、杯、紡輪、網墜等。豆的形態特點各異,其中有碗形豆、細柄豆等。陶質有夾砂灰褐陶或黑陶,泥質陶中有灰陶、灰黑陶等。紋飾主要有方格紋、繩紋、鋸齒紋、魚鱗狀網狀暗紋、錐刺小三角紋等。陶釜是早期巴文化中最具特徵的代表性器物。以陶釜為特徵的自成體且發展穩定的陶器群體依然占據重要位置,釜的形體盡管發生了一些變化,但無論從陶系特點和器物特點看,一直保持著早期巴人土著文化特色。
石器
石器器類主要有斧、錛、刀、鏃、紡輪、礪石、鑿、鏟、環、墜飾等,石器數量與前期同類出土物呈明顯下降趨勢。銅器有錐、鑿、削刀、鏃等。骨器有錐、鏟、鑿、筷、鏃、牙飾等。
楚文化
這一時期出現部分楚文化的器物,如楚式鬲等,楚文化開始影響到清江中游地區,也說明巴人在不斷吸收外來文化。 戰國時期,清江流域的巴人逐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沿清江上游西遷進入川東;一部分往南進入了湘西;還有一部分則在清江流域定居下來,繁衍生息。戰國到秦漢時期,以虎鈕淳於為特徵的青銅文化逐步取代了早期巴文化中以釜為特徵的陶器文化,青銅文化成為這一時期巴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
巴式青銅器
1949年以來,在清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區,窖藏出土的巴式青銅器50餘件在這些出土的虎鈕淳於中,保存最為完整、造型最為精緻、器物最為珍貴的當屬在建始景陽出土的雙虎鈕淳於。
雙虎鈕淳於重12.75公斤,通高49厘米,整個形狀上大下小,肩部隆起,略成橢圓的圓柱體。上端有一長32厘米,寬25厘米的橢圓形盤,盤中並立兩只長15厘米的銅虎,雙虎間有一環相連,便於懸掛,虎身刻有柳葉形花紋,虎的形體粗獷,虎口大張而鋒齒畢露,尾平伸略上卷,體態豐滿,栩栩如生。
虎鈕淳於
淳於為樂器,由淳與盂兩種器形復合而成。《周禮·鼓人》雲:「以金淳和鼓」。鄭《注》:「淳,淳於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近代出土有陶制淳於,都作「碓頭大上小下」之形,加上素鈕,以便懸系,這應是早期淳於的形制,銅制淳於多是模仿陶制而成。依照考古分期,淳於必然是由陶淳→素淳→鈕淳→虎淳,從粗糙向精製發展而成 ,據考證,淳於的起源應在黃河流域。
山東,為春秋時期,以後由山東逐步傳入江淮。春秋時代的淳於,主要用於戰陣,《國語·晉語》曰:「戰以淳於、丁寧(丁寧,鉦也),儆其民也。」同書《吳語》曰:「吳王夫差乃秉戰袍,親就,鳴鍾鼓、丁寧、淳於、振鐸。」可見當時黃河流域的晉國和長江流域的吳國都有了淳於,並用於戰陣。
淳於傳入清江流域及三峽地區的巴人區域時,則逐步改變了原有的特徵,以虎為鈕,巴人從東夷人那裡繼承和襲用了淳於的形體和音樂功能,同時對淳於之鈕加以改造創新,讓虎的威嚴,凌駕於淳於之上,使之成為巴民族的象徵,並以此物祈求虎神的保護。
虎鈕淳於主要分布於渝、湘、鄂、黔毗鄰區域,從戰國到漢代,可謂盛極一時。從總體特徵看,其鑄造風格、圖案表現手法以及淳於的形體特點等,均不屬於專門的作坊製作,而是有小區域的製作風格。
鑄范風格各異,使虎鈕淳於形成了精彩紛呈的局面。從虎鈕淳於的大小尺寸看,鄂西清江流域的虎淳多在55──70厘米之間,而湘西地區的虎淳則多在50──55厘米。從虎的形態上看,鄂西南清江流域的虎淳上,虎的形體粗獷,虎口大張而鋒齒畢露,尾平伸略上卷,有的虎淳之虎背部生有雙翼,有如虎添翼之勢,整個形象威嚴而神秘;而湘西北之虎,張口而不露齒,或露出不明顯,尾多上翹,背部無翼,整個形象朴實生動,接近自然界中所見的虎的形象。這些不同特點,說明虎鈕淳於在當時存在著小區域差異。但虎鈕淳於之虎經過論證卻並非巴人的圖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