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坑儒遺址

❶ 有哪些史料上記載了焚書坑儒這件事求書中原話

焚書坑儒是秦始皇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毀書籍、坑殺術士、儒士的事件。
焚書坑儒發生在中國古代的秦朝。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齊人淳於越反對當時實行的「郡縣制」，要求根據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駁斥，並主張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學誹謗朝政。秦始皇採納李斯的建議，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對不屬於博士館的私藏《詩》、《書》等也限期交出燒毀；有敢談論《詩》、《書》的處死，以古非今的滅族；禁止私學，想學法令的人要以官吏為師。此即為「焚書」。第二年，兩個術士（修煉功法煉丹的人）侯生和盧生暗地裡誹謗秦始皇，並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調查，審理下來，得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全部 「焚書坑」及「坑儒谷」遺址
坑殺。此即為「坑儒」。兩件事合成「焚書坑儒」（《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等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葯、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需要特加註意的是，從李斯的上書可知，當時帝國所有的書籍，包括明令燒毀的在內，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備份。朱熹也雲：秦焚書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舊留得；如說「非秦記及博士所掌者，盡焚之」，則六經之類，他依舊留得，但天下人無有。

❷ 中國古代一共出現了幾次焚書坑儒

兩千年前，秦王贏政經過十年征戰統一中國，自稱秦始皇帝之後，一方面頒布新法，廢除分封，統一度量，使車同軌、書同文；另一方面卻又專任獄吏、橫征暴斂，大興土木，命人四處尋覓長生不老之葯。

儒生方士對其暴行提出了激烈批評。為了鞏固剛剛建立起來的政權，秦始皇採納了丞相李斯的奏議，將民間流傳的秦以外的《史》、《詩》、《書》和百家之言通通燒掉，有敢私議者殺，敢以古非今者滅族，見之不舉者同罪，只有醫葯、卜巫、農耕、種樹之書可以保存。翌年，又活埋了四百六十名儒生方士。這便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焚書坑儒」事件。

這是第一次大規模焚書

提起焚書，一般人馬上會想到秦始皇和清朝的文字獄。其實在我國歷史上，大規模的焚書不止這幾次，發生在南北朝的一次焚書就同樣是文化史上的浩劫，只不過其他朝代焚書是為實行思想文化領域的專制統治，這次焚書的起因則完全不同罷了。

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動亂的年代，朝廷走馬燈似地更換，但和三國時期一樣，政治、社會的動盪並沒阻滯文化的發展，這時期的一些統治者的文化修養也較高。比如南朝梁的幾個皇帝，雖然治國平天下的本領一塌糊塗，卻都酷愛文學，周圍聚集了一班文士，看起來一派風雅。蕭繹，也就是這次焚書的主人公，是梁朝開國皇帝梁武帝蕭衍的第七子，與父兄一樣愛寫詩論文，盡管他們熱衷的宮體詩格調低下，為後人所不齒，但在當時卻風行文壇。蕭繹為人「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己者，必加毀害」， 「雖骨肉，亦遍被其禍」。梁武帝末年侯景叛亂，蕭繹心懷鬼胎，擁兵觀望，坐視父兄圍困敵手、先後遇害。接著，他又殺戮了好幾個兄弟，終於在公元552年奪得帝位。可惜好景不長，皇帝只當了兩年，北朝的西魏就攻進了梁都城江陵，他也被俘丟了性命。

做為一個殘暴昏庸的君主，蕭繹的死沒人感到惋惜，可他臨死前的焚書之舉，卻讓有識之士扼腕不已。史載江陵城破時，蕭繹將宮中十餘萬卷藏書付之一炬，還將寶劍在柱上擊斷，哀嘆：「文武之道，今夜盡矣！」被俘後，西魏人問他為何焚書，他說：「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蕭繹的焚書是在個人陷入絕望境地而做的非理智之舉，與秦、清等朝代為愚民而強令焚書有本質區別，因而後人也往往對其此舉抱以寬容的態度。但從客觀角度看，大規模的焚書必然是一場文化災難。可以想見，一個醉心文學的皇室的浩瀚藏書中定然有一部份民間罕見甚至全國獨一無二的珍貴典籍，這些珍品在熊熊大火中化為灰燼，對文化而言，無疑是不可估量的損失。有人說其罪甚於項羽之焚阿房宮，並不為過。

蕭繹回答為何焚書的話則令人玩味。南朝時近乎病態的宮體詩盛行，文人普遍精神空虛墮落，蕭繹也不例外。他一生寫的詩文不少，可根本看不到反映動亂時代人民疾苦的作品，全都是些風花雪月之作。可以推想，他所讀的所謂萬卷書，其內容也不會出此范圍。身為亂世中的統治者，毫不關心國計民生，而是成天沉迷於這類無聊腐化的文學中，不亡國才是怪事。這不是書的錯，而是他讀錯了書。可是他至死執迷不悟，國破身死之日，還不反省自己的昏聵無能，反將亡國歸咎於書。他這番話是不是後來常在神州暗流涌動的「讀書無用論」的濫觴不得而知，僅以其所為所言而看，他確實是被所讀的這萬卷書害了。

第二次大規模焚書

一千四百四十年前的今天，公元五五五年一月十日（梁元帝承聖三年十一月甲寅）晚上，在梁朝的首都江陵城（今湖北江陵縣）內發生了一場中國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被西魏大軍圍困在內城的梁元帝令舍人高善寶將宮中收藏的十四萬卷圖書全部焚毀。

這些圖書的價值，從它們的來歷就能完全了解。對此，《隋書·經籍志》有詳細記載，大致如下：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規定以吏為師，禁止百姓收藏圖書。學者逃亡山林，有的連儒家經典也沒有能保存下來，只能靠口頭傳播。漢惠帝時取消了禁止百姓收藏圖書的法令，儒家學者才開始在民間傳播學說，但由於原書沒有完整地保留，長期依靠口頭流傳，造成很多錯亂和遺漏，《書經》出現了兩種本子，《詩經》有三種，齊地流傳的《論語》與魯地不同，《春秋》有數家之多，其他的典籍更混亂。漢武帝設置了太史公作為專門機構，收藏全國獻上的圖書。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就是以太史所藏史書為主要依據寫成一百三十篇《史記》的。到了漢成帝時，這些藏書又流失了不少，因而派陳農到各地收集散落在民間的圖書。又令光祿大夫劉向等人加以校閱整理，劉向死後，漢哀帝令其子劉歆繼承父業，終於將三萬三千九十卷書分為七類，編成《七略》。

王莽覆滅時，皇宮中圖書被焚燒。東漢光武帝、明帝、章帝都很重視學術文化，特別注重儒家典籍，各地紛紛獻書，皇宮中的石室和蘭台的藏書又相當充足了。於是將新書集中在東觀和仁壽閣，令傅毅、班固等依照《七略》分類整理，編成了《漢書?藝文志》。可是到董卓強迫漢獻帝西遷長安時，軍人在宮中大肆搶掠，將用縑帛寫成的長卷當作帳子和包袱，但運往長安的書籍還有七十餘車之多。以後長安也淪於戰亂，這些書籍被一掃而光。

魏國建立後，開始收集散在民間的圖書，由中央機構秘書負責收藏整理，根據不同內容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加上西晉初在汲郡（治今河南汲縣西南）古墓中發掘出來的一批古書，共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不久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爆發，首都洛陽飽受戰禍，成為一片廢墟，皇家圖書盪然無存。

東晉在南方立國後，又陸續收集了一些，但對照原來的四部目錄，只剩下三千十四卷。此後北方的遺書逐漸流到江南，如東晉末劉裕攻佔長安時，曾從後秦的府藏中收集到四千卷古書。到宋元嘉八年（四三一年）秘書監謝靈運編成《四部目錄》，已著錄了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到齊朝末年，戰火延燒到藏書的秘閣，圖書又受到很大損失。梁初的秘書監任在文德殿集中、整理圖書，不計佛經共有二萬三千一百六卷。由於梁武帝重視文化，加上江南維持了四十多年的安定局面，民間藏書也大量增加。侯景之亂被平息後，湘東王蕭繹（即以後的梁元帝）下令將文德殿的藏書和在首都建康（今南京）收集到的公私藏書共七萬余卷運回江陵。

其餘的七萬卷應該是梁元帝在江陵的舊藏，至此，他的藏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十四萬卷。梁元帝將這些圖書付之一炬的後果如何，《隋書?經籍志》也有記載：由於北方長期戰亂不絕，圖書散失更加嚴重。北魏統一北方後，朝廷的書籍還很少。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曾向南方的齊朝借書，藏書才稍有增加。爾朱榮之亂時，朝廷的藏書又散落民間。北周在關中建立之初，藏書只有八千卷，以後逐漸增加到一萬多卷，滅北齊後又獲得了五千卷。

隋文帝開皇三年（五八三年）接受了秘書監牛弘的建議，派人到各地搜訪異書，規定原書可在抄錄或使用後歸還，並且每卷發給一匹絹的獎賞，因此收獲很大。隋滅陳後，又獲得了不少書籍，但這些大多是太建年間（五六九――五九二年）新抄的，用的紙墨質量差，內容也錯誤百出。這說明經過江陵焚書，南方的古籍已毀滅殆盡了。經過整理，隋朝秘閣的藏書達到三萬余卷。隋煬帝時將秘閣的藏書抄寫了五十份副本，並在東都洛陽建觀文殿作藏書之用。

唐武德五年（六二二年）滅王世充，攻佔洛陽後，將所有圖書裝船運往長安。由於過三門峽時翻了船，大多數圖書落水漂沒，留下的只有一二成，連目錄都殘缺不全。唐初修《隋書·經籍志》時收集到的書有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共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

由於唐初的藏書包括了五五五年以後數十年間問世的書籍，實際恢復的舊籍還不滿原來的一半。從數量上說，梁元帝毀滅了傳世書籍的一半。從質量上說，他所毀的是歷代積累起來的精華，質量自然遠在民間所藏或太建年間抄本之上，所以損失是無法用數量來估價的。從秦始皇到唐初，中國的書籍已經遇到了大小無數次災難。從唐初到現在，天災人禍又難計其數，當時的近九萬卷書中大多也沒有能保留下來。但一次由皇帝主動焚毀十四萬卷書的記錄，在這二千多年間是絕無僅有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見的。

要是梁元帝沒有焚書，那麼即使在西魏軍隊佔領江陵時有所破壞，總有一部分會作為戰利品集中到長安，也總有一些會流傳到今天，而間接保留到今天的信息必定會更多。如果這樣，公元五五五年前的中國史會比今天所了解的豐富許多，中國古代文明必定會更加輝煌。一千四百四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人中知道發生過這場浩劫的人肯定已經不多了，但是江陵焚書的起因卻是值得所有關注中國文明命運的人認真思考的。

梁元帝焚書的間接原因是西魏的入侵和防禦戰的失敗。公元五五四年十一月（梁承聖三年十月），西魏遣大將於謹、宇文護、楊忠率五萬大軍從長安出發，直指江陵。其實，二年前梁元帝定都江陵，就已經註定了他覆滅的命運。江陵背靠長江，北方無險可守，而且遠離南朝長期的政治、軍事中心建康。為了應付兄弟和宗族間的沖突、控制潛在的敵對力量，他又將軍隊分駐在各地，對北方的強敵西魏非但不加防範，還妄想利用它來消滅異己，甚至在接到梁朝舊臣馬伯符從西魏發來的密件時，還不相信對方已在作入侵的准備。

西魏的主帥於謹在出兵時就對梁元帝的戰術作了預測：上策是「耀兵漢、沔，席捲渡江，直據丹揚」，即軍隊總動員後主動放棄江陵，轉移到建康。中策是「移郭內居民還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即將外城居民遷進內城，加固城防工事固守，等待援兵。下策是「難於移動，據守羅郭」，即不作任何主動轉移，死守外城。而從各方面情況分析，梁元帝必然採取下策。以後的發展果然不出於謹所料，梁元帝的戰術甚至比下策還糟糕。

十一月二十日，武寧太守（治所在今湖北荊門市東北）宗均報告了魏軍即將南下的消息。梁元帝召集大臣商議，大將胡僧辯和謀臣黃羅漢說：「兩國關系友好，並沒有什麼利害沖突，必定不會如此。」上年曾出使西魏的侍中王琛說得更絕：「我當時揣摩宇文泰（西魏太師，實際統治者）的神色，肯定沒有入侵的道理。」梁元帝決定派王琛再次出使西魏。可是三天後，魏軍已到達襄陽（今湖北襄樊市）一帶，元帝這才下令內外戒嚴。但王琛跑到石梵（今湖北鍾祥縣境）後又給黃羅漢送去急信：「邊境秩序井然，以前的消息都是兒戲。」這使元帝又將信將疑。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元帝才派人到建康去徵召握有重兵的大將王僧辯來江陵任大都督、荊州刺史，率軍入援。但他對抵抗魏軍毫無信心，十二月一日晚上在鳳凰閣上已發出「今必敗矣」的哀嘆。即使在這樣的形勢下，他對部屬的防範控制卻絲毫沒有放鬆，郢州刺史（治今武漢市）陸法和出兵援江陵，他派人阻止：「我這里能夠破敵，你只要鎮守郢州，不必調動軍隊。」就這樣失去了一支最近的援兵。十二月十日，魏軍渡過漢水，於謹派宇文護和楊忠率精騎襲占江津（今湖北沙市市東南），截斷了東陵以東的長江水路。當天梁元帝在江陵外城的津陽門外舉行了一次閱兵，但北風大作，暴雨驟降，只得草草收場。第二天，魏軍攻下武寧，俘獲太守宗均。一向坐轎的元帝騎馬出城，部署在城周豎起一道六十餘里長的木柵，命胡僧辯、王褒分別負責城東城西的防務，太子巡守城樓，百姓搬運木石。當天夜裡，魏軍到達離江陵僅四十里的黃華，十四日進抵木柵下。十五日，梁軍開門出戰，新興太守裴機殺了魏將胡文伐。可是到了二十四日柵內失火，燒掉了幾千家民房和二十五座城樓，魏軍乘機大舉渡過長江，於謹下令築起包圍圈，江陵與外界的聯系完全斷絕。盡管梁元帝已多次向四方徵召援兵，但沒有一支到達。實力最強大的王僧辯遠在建康，雖已作了部署並派出前軍，卻准備採取等待時機，襲擊魏軍後路的策略，可惜還來不及實行，江陵就已陷落。另一支援兵由廣州刺史（治今廣州市）王琳率領，雖日夜兼程，剛趕到長沙。二十七日，深感絕望的梁元帝撕下一塊帛親筆寫上：「吾忍死待公（你），可以至矣！」催王僧辯進軍，但早已無濟於事。五五五年一月四日，梁軍分路開門出戰，全部敗還。十日，魏軍全面攻城，梁軍主將胡僧辯中流矢而死，軍心動搖，有人開西門放入魏軍。元帝退入金城（內城），立即派兩位侄兒作人質，向於謹求和。城南將領紛紛投降，城北的將士苦戰到黃昏，聽到城陷的消息才四散而逃。

元帝在焚書時想赴火自殺，被左右阻止，於是准備投降。謝答仁等勸他乘夜突圍，只要渡過長江，就能得到駐在江南馬頭的一支梁軍的救援，但元帝不慣騎馬，認為「事必無成，徒增辱耳」。在王褒的挑撥下，元帝還懷疑謝答仁的忠誠，因此在他建議收集內城殘部五千餘人固守後又拒絕與他見面，氣得謝答仁吐血而去。元帝換上白馬素衣出東門投降，備受羞辱後，於一月二十七日被殺。魏軍從梁朝王公大臣和江陵百姓中選了數萬人為奴婢，作為戰利品押回長安，其餘老弱幼小全部殺盡，得到赦免的只有三百餘家。當時天寒地凍，冰雪交加，又有二三成人沿途凍死或被人馬踩死。

這場戰爭實際只進行了一個月，而且梁軍根本沒有什麼有效的抵抗，最大的損失還是這十四萬卷書和江陵城中的無辜百姓。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戰爭實在稱不上「大戰」，與秦漢之際、兩漢之際、東漢末年、西晉末年、東晉十六國期間已經發生過的戰爭相比，江陵之戰只是小巫而已，此後至今大小戰爭不知又發生了多少。這些戰爭，無論是國內的農民暴動還是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之爭，無論是民族、政權間的沖突還是外敵入侵，都曾造成文化積累的破壞和文明的倒退，書籍的損失只是其中之一。但在印刷技術還沒有形成或沒有普及的情況下，大量書籍都只有稿本或少數抄本流傳，無數傑出學者的畢生心血、千百年的學術文化結晶在鐵血和烈火中毀於一旦。《隋書·經籍志》中提到的幾次書籍大災，無一不是發生在戰亂之中。直到近代，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內的戰亂還毀滅了大批珍貴典籍。明永樂年間編成的二萬多卷《永樂大典》，唯一還留下的一部近二萬卷的副本在一八六○年英法聯軍和一九○○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被焚燒或掠奪，目前所存僅八百卷。乾隆五十八年編成的、多達近八萬卷的《四庫全書》，盡管在副本以外又抄成了七部，但副本與其中的三部分別毀於帝國主義對北京的入侵和太平天國戰爭。

人類文明所受的浩劫又何止於在中國？而其中為害最烈的也是戰爭，直到今天還在威脅著一些珍貴的文化遺產。例如前南斯拉夫一座聞名世界的古橋，不久前毀於戰火。

正因為如此，我在閱讀史籍，寫出江陵焚書的前因後果後，最大的願望就是：在今後的一千四百四十年間，在更長的未來以至永遠，在中國，在世界，不要再有戰爭。讓和平永遠伴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讓我們的先人創造的豐富多彩的文化永遠保留在地球上，成為我們和後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

如果這善良的願望被侵略者所破壞，那就應該用強大的軍事力量摧毀戰爭狂人。當年的梁元帝只要稍有一點信心和勇氣，在戰略和戰術上少犯一些錯誤，江陵之戰或許根本不會發生，或許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同樣，如果清政府能適應世界潮流，變法圖強，或者能堅決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外國入侵者就不至於能如此猖狂肆虐，《永樂大典》的大部分或許能保存到今天。

在戰爭還無法完全避免的情況下，國際大家庭應該採取更有效的措施來保護文化遺產，應該制定在戰爭中保護文化遺產的公約，將在戰爭中破壞文化遺產的行為確定為對全人類的罪行。

江陵焚書又是梁元帝主動犯下的罪行，因為魏軍兵臨城下時並沒有焚書的必要，他要戰要降也與是否焚書無關。在他被俘後曾被問到焚書的原因，回答是：「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這固然說明他至死也不了解亡國的真正原因，或者知道了而不願承認，但也證明了他一生愛書，愛讀書，由極度的愛突變為極端的恨，要讓這些書成為他的替罪羊或殉葬品。

據《梁書·元帝紀》所載，他五歲時就能背出《曲禮》的上半部.雖然自幼瞎了一眼，卻異常好學，「博總群書，下筆成章，出言為論，才辯敏速，冠絕一時」：「性不好聲色，頗有高名」。這些話或許有所誇張溢美，但有幾件事情卻是不會作假的：元帝酷愛玄學，從五五四年十月十九日開始在龍光殿給大臣們講解《老子》。十一月二十三日，魏軍已經到達襄陽，他才暫停講課，宣布「內外戒嚴」。二十七日，見邊境沒有什麼動靜，便又恢復講課，百官只得穿著軍裝聽講。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江陵已處於魏軍合圍之中，元帝上城巡視，還雅興不減，隨口作詩，群臣奉和。他的著作有《孝德傳》三十卷，《忠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五十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韜》三卷，《補闕子》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志》、《懷舊志》、《荊南志》、《江州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合計超過四百卷。如此廣博浩繁的成果，即使是專業學者也並非唾手可得，對於一位活了四十七歲、又經歷了多年亂世的皇帝來說，實在是了不起的成績。他的詩文雖然不脫輕薄浮艷習氣，但也不乏清新雋永之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據有一席之地。作為皇子，他先後在會稽（今浙江紹興市）、建康、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和荊州（治江陵）任職，要收羅七萬卷圖書，並最終匯集到十四萬卷，也是煞費苦心的。要說梁元帝愛書，愛讀書，是毫無疑問的。

不僅梁元帝如此，歷代帝王中愛書和愛讀書的人還不在少數，如《隋書·經籍志》中提到的幾次大規模徵集圖書，無不與當時帝王的愛好有關。連昏庸無道以致亡國的隋煬帝，在保存古籍方面也做了一件好事。要不是他下令將秘閣的三萬卷書抄了五十份副本，說不定多數書會逃不過隋末唐初的戰禍。皇帝既有絕對的權力，又有取之不盡的錢財，還有普天之下的臣民可供驅使，在收集、整理和保藏圖書方面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個人都無法替代的。

但是歷史的悲劇也正發生在皇帝身上。一旦圖書為皇帝所收藏，就成了他個人的私產，不僅從此與民間絕緣，而且隨時有被纂改或銷毀的可能，也會成為一位皇帝或一個朝代的殉葬品。梁元帝焚書後，又把所佩寶劍在柱上砍折，自嘆：「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在他眼中，十四萬冊書與一把寶劍一樣，不過是他的私產，有用時用之，無用時毀之，何罪之有？

秦始皇的焚書和梁元帝的焚書是公開的，另一種形式的「焚書」卻是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不動聲色地進行著。實際上每一次大規模的收書征書，都隨之以大規模的抄寫、整理和編纂，都得按皇帝的旨意和當時的主體意識進行加工、篡改以至銷毀。唐初編纂《隋書?經籍志》時採取的原則就是：「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可以肯定，有不少「文義淺俗，無益教理」，或「浮雜鄙俚」的書籍或內容已被刪削，或被銷毀了。皇帝一次次「稽古右文」的盛舉，同時也是思想文化的一次次清剿。《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的徵集規模和收錄范圍都大大超過了前代，但在此期間禁毀、刪削、篡改的書籍數量也是空前的。

書籍如此，其他藝術品也是如此。唐太宗酷愛王羲之書法，不惜採取卑劣手段從其後人處騙取《蘭亭序》真跡，最後還將它作為陪葬品帶進了陵墓。一些愛好書畫的帝王在一件件國寶上任意蓋印、題詞，要不是皇帝被推翻，這些稀世珍品就一直是他們的私產。要是多幾位唐太宗，被帶進墳墓的書法真跡還會更多；要是多幾位乾隆皇帝，名畫必定會變成御璽的印譜。而每次戰亂或改朝換代，少不了皇宮的焚燒或戰利品的擄掠，又有多少藝術珍品隨之遭殃？

而且要是皇帝沒有什麼文化倒還好辦，懂行了、太高明了麻煩就更多。皇帝的欣賞習慣、評價標准以至個人好惡，無疑就是學術、文化、藝術的鑒定準則，成為不可違抗的法律。一個流派、一種思想、一類風格或一部著作會因此而興旺發達，而另一些卻會就此消失。即使是為了滿足皇帝的虛榮心，也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乾隆皇帝最愛賣弄小聰明，以能親自發現臣下的錯處為樂，《四庫全書》抄成後他要親自校閱，而最大的樂趣莫過於找到錯字，以顯示自己的天縱聖明。總裁官紀昀深通邀寵之道，讓抄手們故意留下一些錯字。可惜《四庫全書》卷帙過於浩繁，乾隆皇帝看了一些後就不再有興趣了，但那些故意寫成的錯字卻再也無人改正了。

相反，散處民間的書籍和藝術品雖然免不了蟲鼠水火之害，難免不毀於戰亂，卻不會有這一類災難。所以秦始皇焚書毀不盡天下的書，圖書在一次次浩劫後會有倖存者，清朝列入禁毀書目的一些書現在還能見到，主要還是靠民間的收藏。中國古代的地圖製作相當發達，但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一幅西漢初年的古地圖之前，除了有幾塊十一世紀刻成的石刻地圖外，竟沒有明代以前的地圖原本傳世。主要原因倒不在於地圖描繪的困難，而是由於地圖一向是皇家與官方的秘藏，又是行政權力的象徵，私人收藏地圖就有謀反之嫌，而官方的地圖又一次次成為改朝換代的犧牲品。

舊時代的文人學者在對江陵焚書痛惜之餘，自然不會譴責梁元帝為罪犯，因為他們從皇權觀念出發，是無法否認皇帝有這樣的處置權的。封建專制制度造成了這樣的悲劇，但悲劇並沒有隨著封建制度的覆滅而成為過去。本應屬於全體公民所有的文化遺產實際為個別特權人物所佔有的現象，在辛亥革命後還是屢見不鮮。直到文化革命中，江青、康生之流還能擁有大批珍貴文物。無獨有偶，不久前台灣園山飯店中也發現了一批本應保存在「故宮博物院」的文物。至於政治權力或個人應該控制、干預學術、文化、藝術，則至今仍然是某些政治家的信條，就不必多說了。因此我希望文化遺產永遠屬於人民，學術、文化、藝術真正保持獨立，才能避免大大小小、形形式式的江陵焚書事件重演。

寫到這里，我聯想到了近來學人們不時在討論的人文精神問題。老實說，我到現在還不很明白人文精神的確切含義，特別是在中國應如何詮釋。但我相信，對學術、文化、藝術的追求應該是人文精神的內容之一。從這一意義上說，梁元帝身上是有那麼一點人文精神的。他對文學和學術的追求以及取得的成果，豐富了中國的文化，至今還值得我們研究和肯定。

但梁元帝是典型的雙重人格，在他勤奮好學、富於創造、刻意追求的另一面是極端的虛偽、殘忍、優柔寡斷、貪生怕死，學術上的認知從來沒有成為他的實踐。例如他著有《孝德傳》、《忠臣傳》，自然是為了闡述、宣揚孝和忠，但自己的行為卻既不孝也不忠。在侯景圍攻建康，他的父親梁武帝危在旦夕時，他卻以「俟四方援兵」為借口，在上游擁兵自重，甚至殺了勸阻他退兵的下屬蕭賁。在建康陷落後，他忙於骨肉殘殺，乘機逼死了親生兒子蕭方等，殺了侄子蕭譽，趕走了侄子蕭其弟武陵王蕭紀發兵東下後，他不僅讓方士畫了蕭紀的像，親自在上面打釘子，咒他早死，還請西魏出兵，讓西魏佔了蜀地。蕭紀兵敗時，他又密令部將樊猛不許將蕭紀活捉回來。蕭紀的兩個兒子被他關著絕食，以致自己咬臂上的肉吃，十三天後才死去。王偉是侯景的頭號幫凶，從發動叛亂起的一切行動幾乎都出於他的策劃。但此人才思敏捷，詩做得很好，被押到江陵後，在獄中寫了一首五十韻的長詩獻給梁元帝。梁元帝愛他的文才，准備赦免。忌妒王偉的人得知後，對梁元帝說：「以前王偉寫的檄文也很好呀。」他找來一看，原來上面寫道：「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項羽的眼睛有兩層眼珠，還會有烏江之敗；湘東王只有一隻眼睛，難道天下會歸他嗎？）他勃然大怒，將王偉的舌頭釘在柱上，開膛剖肚，一刀刀碎割而死。王偉的罪行早夠死刑，元帝因愛才而不殺；但一旦得知他曾挖苦自己，就如此殘酷地殺死；究竟還有什麼是非好惡的標准？

可是我們不能因為梁元帝的為人而否定他符合人文精神的那些行為，就像不能因為一個人的人品不好就否定他的書法藝術一樣。書法的評價標准只能是書法本身，所謂「字如其人」實際上大多是對既成事實的承認，我看是靠不住的。董其昌是個劣紳，誰能從他寫的字里看出來？汪精衛當漢奸後寫的字，究竟與早年革命時寫的字有什麼兩樣？但對書法家的評價就不能只用書法的標准，還要包括他的為人和作用。顯然，對梁元帝一類歷史人物，人文精神不能成為唯一的評價標准，而只能用之於其某一個側面。

如果梁元帝不是一位皇子和皇帝，而是一介布衣，那麼他的兇殘險惡的一面可能就不會得到充分表現，或者不會留下具體的記載，我們今天看到的可能只是他的詩文和好學不倦的故事，他就是一位著名詩人和優秀學者。不幸的是，歷史給了他皇帝這樣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他是否願意，都只能用皇帝的標准來衡量了。

中國歷史上有不少這樣的皇帝，像李後主、宋徽宗、明武宗、明熹宗，他們本來應該是傑出的詩人、書法家、畫家，優秀的運動員、工匠。還有的皇帝，如梁元帝的父親梁武帝蕭衍、明朝的崇禎皇帝朱由檢，可以成為某一方面的典範，如個人生活樸素、工作勤奮等等。還有像晉惠帝和南朝的一些少年皇帝，不過是低

❸ 中國古代焚書坑儒的皇帝是誰

嬴政即秦始皇（前259～前210年），秦莊襄王之子，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嬴姓，趙氏內，名政（亦作「正容」），是中國戰國末期秦國君主及秦朝第一任皇帝，又稱秦始皇帝。先秦時期男子稱氏不稱姓，故稱之趙政（趙正）、秦王政為妥，但後世多稱之嬴政。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使用「皇帝」稱號的君主，對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均產生了深遠而重大的影響，被明代思想家李贄譽為「千古一帝」。

❹ 古代中國焚書坑儒，古代西方好像也有類似現象

這里是源頭自己質疑的源頭

孔子的生平和著作很清晰。不用我介紹了，網上隨便搜。他只是儒家的奠基人。

亞里士多德的作品可比孔子多的多。還是各門學科的奠基人。取搜搜看都是嚇人的題0目。是現代許多學科祖宗。

從網上看到質疑 古希臘的造假 感覺很有道理 但又覺得好像有點問題 畢竟這樣懷疑西方的源頭好像 有點 不敬 呵呵 還是有點民族自卑的

下面是自己讀後的一點疑惑，望 「大家」 解惑。

西方的著作如何傳下來的？莎草紙上？羊皮上？除了聖經外 西方到底有多少古希臘時候的古書？

紙草非常脆，非常不耐潮濕。有些博物館據說有古代的，但都是殘片，真偽嗎？？？那位大家知道有整本的書存在的。如果希臘的著作以紙草為載體傳下來了，而紙草的發源地埃及傳下來的文字材料在那裡呢？為何我們還不認識埃及文字，而要看石碑。

實際上紙草的埃及文字材料很少幾乎沒有存世。所以埃及文字沒有人認識。古希臘的紙草載體的文章也不太可能存世，那裡可比埃及潮濕多了。

而且紙草的製造工藝失傳了，現在的紙草製作工藝是現代人重新發明的，而且現在的紙草和歷史上的紙草有很大區別，現在的太高級了。

羊皮書非常貴，一般用來在修道院里抄寫聖經。根據羊皮聖經存在的可憐數量我不相信古希臘的眾多書籍 都是羊皮的（前2世紀才有羊皮紙，所有希臘人的經典不可能寫在上面）

中國的竹簡存世不少，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阿拉伯人的百年翻譯 用什麼做的 載體？ 羊皮？ 現在在那裡？還有嗎？

為何西方上古能有那麼多的書存世？

中國固然有焚書坑儒，西方也有多次焚毀圖書館的記錄，比中國多的多。還有宗教的焚書。 為何同是上古，中國就那麼有限的幾本書存世？還很短？。。

而西方的僅僅亞里士多德就存世100多種呢。現存世的他的文集竟然達到幾百萬字？需要多少頭羊?（羊皮紙的製作工藝非常復雜，價格昂貴，但攜帶方便。所以用它製作的書，裝修豪華。中世紀中國紙沒有出現之前，歐洲貴族擁有一本聖經是一筆比較大的財產。都是傳家寶）

中國歷史上也有很多上古的假書出現，不過大多被中國清楚地歷史剝去了外衣。著名的古文尚書等等不少呢。

西方的偽書有嗎？ 那幾本是西方著名的偽書呢？

西方現存的古希臘的著作是真的嗎？我現在是真的懷疑是跟中國一樣是偽書。

依據阿拉伯翻譯運動保存了下來， 可現在阿拉伯的翻譯書在哪裡呢？用什麼做載體？神聖的古蘭是用精緻的羊皮 後來他們很快就會用中國紙了 莫非阿拉伯人用紙把西方的名著作為載體存了下來？有點可能。但到底翻譯了多少呢？

莫非近代的歐洲人把許多發明、發現都假託到亞里士多德本身上，就想中國的許多東西都是黃帝發明創造的一樣？

希臘的幾個人是奠基人， 注意是多個領域！他們淵博的知識來自何處？那麼多神奇的創造性開創奠基工作怎麼就只在他們的腦子里迸發。除了是個神之外，我無法想像有這樣的人存在。

這種科學神人在近代、現代、當代可曾出現過一個？ 沒有，也根本不會存在

看看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吧？《形而上學》《倫理學》《政治學》《分析前篇和後篇》《修辭學》《物理學》《靈魂論》等等竟然到160多部之多，並且洋洋灑灑達到百萬字。而且據說沒有傳世的但被人引用過的還有1000多種！

天哪你知道寫這些書是多大的工程嗎？

這樣的神人以後會出現嗎？

這樣多產的文學家好像也沒有出現過.

呵呵，或許網路寫手會出現 超過1000部作品的，可是能傳世前年的能有幾部呢？

那個被稱為亞里士多德第二的埃拉托色尼，不知道是啥時候有這個說法的，反正無史可考。也是同樣的一個後世的神人 。

西方現在的歷史研究 是自己的闡述 是寫作人在講述歷史是什麼樣子 是在發現歷史中國現在的歷史研究 實在證明歷史 證明歷史確實如此 或者證明歷史並非如此相對於西方的歷史中國的歷史脈絡如此清晰。

上古的書都是手抄本 這肯定是沒有問題的。

羅馬時代中國已經開始製造偽書了。有名的古文尚書就在那時候出生的。

古羅馬時代的書就可信嗎，如果羅馬時代存在眾多的抄書者，為了賺錢， 為了好賣 當時的人肯定編造了許多書冒名亞里士多德等古希臘的名人的古書。 羅馬人從來都是被卑鄙的。

修道院里的書是存在的，但在神學時代，唯一的知識分子虔誠的僧侶階層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翻抄《聖經》。

文藝復興時代為了政治的需要，就從修道院里找到了思想武器 古代的書。 這和歷史上中國的托古改制多象。中國為了改制，寫書，編造了很多古代名人古書的還少嗎？

為何西方修道院里的古書不是後人撰寫的呢，羊皮紙容易保存，修道院里又是個傳統的抄書的地方。幾百年前的羊皮紙和墨水都是現成的，為何西方的革命者就不會假造偽書呢？

對於虔誠的修士抄寫和聖經不符合的東西我表示大大的懷疑？

西方上古文化有書傳下來並不奇怪， 關鍵是其他的眾多文明相比，流傳下來的太多了，而且是很多現代學科的奠基之作。

中國文明，流傳下來的上古文明寥寥數篇。

古兩河流源文明，僅有後人發現的楔形你版。還有那些石頭雕刻的字留下他們的文明。

古埃及文明，紙草的發源地和生產地，沒有什麼紙草作品留下，只有石碑讓後人破譯。

古印度文明，只有印章上的可能的文字讓後人猜測，後來的亞里安人也只靠印度教流傳下來一直在加工的吠陀。佛陀的智慧在印度大陸已經消亡。

美洲的文明更是虛無縹渺。

那些不滅的書往往流傳下來的都是宗教典籍。猶太人的舊約，基督徒的聖經，佛教徒的佛經，伊斯蘭的古蘭太新了點。

為何那末多的文明，偏偏西方文明的源頭 那麼幸運 留下了 那麼多不可想像的典籍 還是那末的科學 如過沒有中世紀的黑暗 我相信這個文明的一脈興盛。

西方文明的那些「神"人以及他們的著作 是近代西方的造假。

舉個例子，就象現在的韓國人一樣。韓國人拍攝的朱蒙 廣開土大王 就好像歷史真的是那樣。 這是我的疑惑 西方這個造假是真的嗎?

我現在強烈懷疑這個造假的存在，畢竟強盛起來後有這個造假的能力誰都希望自己的祖宗厲害。

❺ 歷史上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不是造成了許多中國古代典籍的毀滅呢

秦始皇焚書坑儒這一歷史事件雖然大部分朋友都知道，但只是通過字面意思將此理解成“焚燒書籍”，“坑殺儒生”兩件事，但其實有些人對於其中細節並不了解，為什麼要燒書？燒了哪些書？是民間的所有書都燒了嗎？除此之外，我們還要看一下焚書坑儒時，當時的民間文化程度有多高，有多少書可以燒，才能回答是不是造成了許多中國古代典籍的毀滅這個問題。

從“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也可以看出，各國典籍的存留是由專人決定的，其中史官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即要經過史官的鑒別以後才能決定是否要燒毀該書。說到底，焚書坑儒是秦始皇進行文化專制的一種手段，針對的是“借古非今，以愚黔首”的知識分子，認為他們不利於政權穩定，更並非與儒學有什麼仇，更不會與文化知識過不去。

2.焚書令推行力度存疑。從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下焚書令到秦始皇三 十七年(前210)病死於沙丘平台，其間不足四年。一般政令的推廣和實行都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完成，所以焚書的效果有待考證。加之秦始皇“焚書坑儒” 的政策使得儒生逃往山林，大量典籍得以保存於民間。

當然，焚書坑儒的確是文化專制下的黑暗產物，根據典籍記載，確實有相當一部分的民間藏書毀於秦火，自此終結了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文化繁榮局面，確實毀滅了中國古代典籍，但是無法確定有多少，更談不了是不是“許多”。但其符合文化大一統的時代要求，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❻ 古代哪個皇帝焚燒古籍

焚書坑儒，又稱「焚詩書，坑術士（一說述士，即儒生）」，西漢之後稱「焚書坑儒」。秦內始皇在公元前容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毀書籍、坑殺「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
「焚書坑儒」一詞出處《史記·卷121·儒林列傳》的說法是「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經常被「坑儒」觀點引做證據的是《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秦始皇長子扶蘇的話(「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西漢末孔安國(孔子10世孫)《〈尚書〉序》亦言：「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西漢劉向《〈戰國策〉序》：「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1]
同時秦始皇焚書並未焚燒醫學、農牧等技術實用書籍。

❼ 焚書坑儒對古代中國文化的影響

「焚書坑儒」造就了中國「大一統」格局

「焚書坑儒」一直是秦始皇殘酷暴戾的證據，被後世天下學人唾罵了兩千多年，以至於現在某些人一想到這個歷史事件，仍然耿耿於懷，恨不能掘墓鞭屍，恨不能穿透兩千多年的時空，對秦始皇敲骨吸髓。這種仇恨實際上是後來的文人們潛意識裡面的集體恐懼，是一代代傳承下來的。從感情上來說，老僧也覺得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手段過於激烈，對當時的儒生們的確是太過殘酷，他完全可以採取更緩和的一些方法。不過如果要評價一個歷史事件，最好從該事件產生的效果來評價，而不要採用道德或者感情的標准。那麼焚書坑儒的歷史效果是什麼呢？我認為通過這件事情之後，造就了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歷史格局。

先來看看「焚書坑儒」的實質，「焚書坑儒」的實質其實是統一思想的運動。當年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在政治結構上，廢除了分封制，在全國范圍內施行郡縣制；在文化上，統一了文字，以小篆為標準的官用文字；在經濟領域內，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這些措施都是國家大一統的基本要素，是國家強暴力能夠控制的要素。但有些東西是國家強力結構很難駕馭的，特別是在秦朝初年，戰國時期剛結束，百家仍然在爭鳴中，思想領域內極度混亂，而一個國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統一，最主要的條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價值觀，而思想混亂是形成共同價值觀的大敵。因此，光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統措施還不行，最關鍵最長遠的統一要素是思想的統一，形成統一的核心價值觀念，才能讓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內的統一措施有效。而當時最大兩種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是尊古的，而秦始皇統一中國偏偏是新事務，他採取的措施也都是些新措施，這些東西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而當時六國貴族，也借著儒家的「克己復禮」妄圖恢復周朝的分封制，從而取得失去的權勢。所以，對於剛剛統一的秦朝來說，統一思想就是維護大一統的關鍵措施。因此，秦始皇在找到了幾個儒生茬之後，一場統一思想的文化運動就開始了，手段是激烈了點，但客觀效果明顯的。雖然統一的秦朝只持續了十幾年，但秦朝以後的所有統治者，無一不把統一思想看成維護統治的關鍵手段，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國大一統思想正式形成。此後所有的統治者，基本上都把儒家思想作為國家的核心思想。這里需要特別說明一下，秦朝「坑儒」，和漢朝的「尊儒」，其實質是一樣的，都是要統一思想。實際上從漢朝以來，所有的封建統治者，基本上都是施行的「陽儒陰法」，或者是「實法名儒」，就是表面上是採用儒家觀點，實際上卻是法家的手段。皇帝用法家的方法統治天下，而用儒家的學說教化百姓。法家強調的是權、術、勢，古人把這些東西當成是帝王術，作為駕馭百姓群臣的方法；而儒家學說主要是強調仁和禮，仁和禮最大的益處就是從道德上形成行為自覺，而不用採取暴力措施，是維護等級制度的好工具，所以歷代統治者都用儒學教化天下。而當年秦始皇由於沒有認識到可以儒學是可以利用的，所以採取了激烈手段。但焚書坑儒實際上是定下了陽儒陰法的調子。所以，我認為焚書坑儒造就了中國的大一統。

當然，我在這里並不是想說秦始皇坑儒就坑對了，我只是想要說他統一思想的方向是對的，並且。具體方法可以更好一些，但在一個人命不如草芥的時代，沒有比直接肉體消滅更干凈利落的方法了。另外，我覺得評價一個歷史事件，一定要從它產生的歷史效果上去評價，這樣可能會更客觀一些。

❽ 焚書坑儒給我國古代文化造成了哪些損失

想一想，焚書坑儒給我國古代思想文化造成了哪些損失
答題參考：焚書坑儒摧殘了自春秋戰國以來百家爭鳴所形成的文化繁榮局面，毀滅了許多 古代文化典籍，沉重地打擊了儒家學派用及廣大知識分子，鉗制了人們的思想，給我國古代文化造成極大損失。

❾ 秦始皇本紀 中國古代史 初中課本如何寫秦始皇的郡縣制和焚書坑儒

事件簡介
焚書坑儒發生在中國古代的秦朝。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年），博士齊人淳於越反對當時實行的「郡縣制」，要求根據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駁斥，並主張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學誹謗朝政。秦始皇採納李斯的建議，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對不屬於博士館的私藏《詩》、《書》等也限期交出燒毀；有敢談論《詩》、《書》的處死，以古非今的滅族；禁止私學，想學法令的人要以官吏為師。此即為「焚書」。第二年，兩個術士（修煉功法煉丹的人）侯生和盧生暗地裡誹謗秦始皇，並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調查，審理下來，得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全部 「焚書坑」及「坑儒谷」遺址
坑殺。此即為「坑儒」。兩件事合成「焚書坑儒」。

焚書坑儒的原因
1.是秦朝建立專制主義政治體系的需要 2.一些儒生和游士引用儒家經典，借用古代聖賢的言論批評時政（只是對於坑儒，史學家們現在仍有爭論。一般來說有三種看法： 1、歷史上並無焚書坑儒一事，這純屬後人的杜撰。持這一觀點的是民國時期興起的「疑古派」，近幾十年的出土文物，有力地支持了司馬遷《史記》的真實性，從而證明了「疑古派」觀點的不成立。 2、的確坑了一些人，不過那隻是些方士，或稱術士。持這一觀點的人，是由於無任何經學根底的涵養，導致不認識術士的術字，而將術士與方士混淆。古籍多通假字，《禮記.學記》雲：「蛾子時術之」，術述即是一例。術士即述士，古代學者遵從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信條，學述（學術）而不自造作（創作）。此亦「學術」一詞的本源和本義。 3、秦始皇的確活埋了許多秦朝學術界、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 3.在關於郡縣制的辯論中，丞相李斯斥責儒者依古制實行分封制的主張不合時宜。

焚書事件
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1年－前221年）由於社會逐漸進入青銅時代，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一些平民百姓逐漸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他們面對紛亂的社會狀況，希望通過思索和鑽研前人治世理念尋找到一條可以使社會安定，百姓不再流離失所的救世之路。於是產生了諸多的學派學說，並撰寫出無數著作，史稱諸子百家。 公元前221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王朝——秦朝建立。由於當時社會上百家爭鳴，嚴重的阻礙了秦始皇對征服的原六國民眾思想的統一，並威脅到了秦朝的統治。公元前213年秦丞相李斯進言，說愚儒「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趨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於是，秦始皇為了統一原六國人民的思想，於當年開始銷毀除秦記以外的所有六國史書和私藏於民間的《詩》《書》，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史稱「焚書」（《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等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葯、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需要特加註意的是，從李斯的上書可知，當時帝國所有的書籍，包括明令燒毀的在內，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備份。朱熹也雲：秦焚書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舊留得；如說「非秦記及博士所掌者，盡焚之」，則六經之類，他依舊留得，但天下人無有。 隋朝牛弘提出「五厄」之說，論中國歷代圖書被焚毀，首當其沖即為秦始皇焚書，二是西漢末赤眉起義軍入關，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劉石亂華，五是魏師入郢。而劉大魁作《焚書辨》，毫不客氣地指出：書之焚，非李斯之罪，實項羽之罪也。據《史記·項羽本紀》，「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帝國的珍貴藏書，就此付之一炬。可憐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聖人之微言，最終只化為若干焦耳的熱量而已。

❿ 「焚書坑儒」事件對中國古代文化有何影響

焚書坑儒，對於鞏固國家的統一，消除割據的意識，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秦始皇所採取這種野蠻的、殘酷的手段，對中國古代的文化無疑是一次非常嚴重的摧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