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轍遺址

❶ 二里頭遺址發現的雙輪車轍和青銅器證明了什麼

二里頭遺址發現的雙輪車轍，證明距今3700年左右，我國已有了雙輪車。二里頭的青銅器是我國最早的一批青銅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銅器。

❷ 二里頭遺址那麼重要為什麼不開發

中國考古最重要的原則是:搶救為主，保護第一
就現在的技術條件，發掘只會破壞遺址原貌和重要的遺存。
中華第一龍並不是在2005年的二里頭遺址發現的

❸ 什麼是「二厘頭文化」

二里頭文化

二里頭遺址位於河南偃師二里頭村，於1959年發現，遺址距今大約3800－3500年，相當於中國歷史上的夏、商時期，屬探索中國夏朝文化的重要遺址。1960年考古學家在二里頭遺址的上層發現了一處規模宏大的宮殿基址，為中國迄今發現的最早宮殿建築基址。這一發現為研究中國歷史早期國家的出現及其特點，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資料。1988年被國務院公布為中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二里頭遺址共分四期，一二期屬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屬青銅和宮殿文化。學術界對二里頭遺址有兩種看法,目前尚無定論:一種認為二里頭遺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文物，發現的宮城就是夏都；另一種認為一二期是夏朝文物、三四期是商朝文物，所以發現的宮城是商都。

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10月下旬，70多位來自大陸、香港、台灣及韓國、日本、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的知名專家學者雲集「華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參加在這里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形成的「意見書」中說：「建議盡早啟動二里頭遺址和偃師屍鄉溝商城遺址作為夏商都城遺址群，共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

尋找夏文化

為了迎接遠道而來的客人，中國社科院二里頭工作隊的二層小樓裝扮一新，「華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隊門口豎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慶柱為其揭碑。在專家眼裡，這是一塊分量很重的石碑，因為在二里頭這個看似普通的村莊下，埋藏著中華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這里曾是中國第一個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過夏的繁榮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替的壯闊史劇。

上個世紀，甲骨文的發現以及對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證明了商王朝的存在。這給了中國學者以極大的鼓舞，他們希望能從考古學上尋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遺存，進而恢復夏代歷史的本來面貌。尋找夏王朝存在的證據，成了近半個世紀中國學者孜孜以求的目標。

1959年夏，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隊在傳說中夏人活動的中心地區豫西開始了對「夏墟」的考古調查。偃師二里頭被納入學者的視線。這是首次明確以探索夏文化為學術目標所進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此後，中國三代考古工作者對二里頭遺址進行了持續不斷的發掘，發現了大型宮殿基址、大型青銅冶鑄作坊、制陶、制骨遺址，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築以及400餘座墓葬，出土了成組的青銅禮器和玉器，證明了它是一處早於鄭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規模的遺址，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成為公認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關鍵性遺址。

由於它所處的年代正是中國歷史上的夏商時期，所以從發現至今，圍繞它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懸念是：它是夏都還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後，二里頭文化的主體為夏人遺存的觀點逐漸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學術界也都傾向於認為二里頭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里頭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觀點時，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鄒衡孤軍奮戰，如今，此一「異說」逐漸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年屆80的鄒衡先生說，「夏的存在與否，在國際學術上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二里頭遺址用事實證明了夏朝的真實存在。」

二里頭：一個不斷改寫中國之最的地方

在皓發白首的專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顯得年輕而有活力。正是這位在世紀之交接任隊長的年輕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學理念，給二里頭遺址考古工作迎來了轉型和振興。這種理念著重於遺址的范圍與城市布局、城郭遺跡的尋找、禮制建築的發掘、中心遺址與周圍其他聚落的關系等。

幾年來，二里頭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稱贊的成績：廓清了遺址的實有范圍，找到了遺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還發現了宮城城垣，證實了宮城的存在。此外還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宮殿建築基址，發現一些有關遺址布局的新線索，獲得一些包括大型綠松石鑲嵌龍在內的珍貴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劉慶柱稱，新發現證明這是一處經過縝密規劃、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頭都邑規劃性的判明，對於探索中國文明的淵源具有重大的標尺性意義，為人們研究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國早期城市與宮室制度、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的形成等課題，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說起二里頭，許宏喜歡用5個「中國之最」來形容：這是迄今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發現有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築群、最早的宮城、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及鑄銅作坊，還發現了最早的車轍痕跡，將中國發明雙輪車輛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頭遺址放到其出現前後大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它的每一項發現都牽動人心，並有理由相信，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還將會有更多的中國之最出土」，對未來，許宏充滿自信，「殷墟的發現曾震驚了世界，二里頭將像20世紀的殷墟一樣，引領21世紀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輝煌。」

約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這一千多年間，中國歷史上發生了急劇動盪的社會大變革。這一變革可以用文明化、國家化或社會復雜化來概括，作為中華文明最早階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誕生肇始於這一時期。這一時期一個大的分水嶺是公元前2000年前後。此時，數百年異彩紛呈的中原周邊地區的各支考古學文化先後走向衰落；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覆蓋廣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典型代表的二里頭文化，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為依託而迅速崛起。二里頭文化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發現「龍圖騰」

當劉慶柱揭開紅色綢布、一件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復製品）展示在世人面前時，在場的70餘名專家學者報以熱烈的掌聲，這是「中國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最為精彩的一幕。

這件距今至少3700年，出土於二里頭遺址的大型綠松石龍形器，被學者正式命名為「中國龍」，認為它的出土，為中華民族的龍圖騰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

綠松石龍形體長大，總長70．2厘米，由2000餘片各種形狀的綠松石片組合而成，每片綠松石的大小僅有0．2至0．9厘米，厚度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製作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龍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見的。

將之命名為「中國龍」的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鵬闡釋了其中的原因：「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西周初期一件名為「何尊」的青銅器上，其銘文將包括偃師在內的洛陽平原稱為「中國」，意為「天下之中」。「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看，二里頭遺址地處最早被稱作『中國』的地方，所謂『天下之中』的洛陽平原，又是我國年代最早的『中國』即第一個王朝都城所在地，那麼，二里頭遺址所見的龍，自然就是天經地義的『中國龍』」，杜金鵬說。

雖然在以往的考古發現中，有許多比二里頭還早的龍的形象，如距今7000多年的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豬龍等，但它們跟秦漢以來的文化沒有直接的聯系，杜金鵬說，「從文化傳統的親緣關繫上看，只有中原地區發現的龍，從夏、商、周到秦漢一脈相承，從這個意義上講，發現於二里頭的龍形器是中華民族龍圖騰最直接、最正統的源頭。」

杜金鵬說，偃師二里頭被學術界推定為夏代都城遺址，而夏王朝被學者認為是中國第一個中央王朝，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龍文物，應該視為華夏民族共有的最早的龍圖騰。

據龍的發現者許宏博士介紹，它是在二里頭宮殿區一座高等級貴族墓葬中被發現的。當時，它被放置於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髖骨處。這引起了專家學者對綠松龍的用途及墓主人身份進行種種猜測。杜金鵬推測，它是一個在紅漆木板上粘嵌綠松石而成的「龍牌」，色彩艷麗，對比強烈，富有沖擊效果，是在宗廟祭祀典禮中使用的儀仗類器具。

除了綠松石龍，二里頭遺址還發現有其他與龍有關的文物，如陶器、銅牌飾上的龍圖像，有的似蛇，有的脫離了原始形態的蛇形象，有爪有鰭。據目前所知，在全國現有250處二里頭文化遺址中，集中出土龍文物的只有作為都城的偃師二里頭遺址，且都是出土在宮殿區或其附近重要地點如鑄銅遺址或祭祀區。專家認為，這表明二里頭時期，龍文物的地位是顯赫尊貴的，是與夏王和其他貴族密切相關的，龍已經成為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代表了王權，這種觀念代代相傳。

新的考古發現，使一度歸於沉寂的中國考古界關於夏商分界的討論重新出現新的興奮點，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關於二里頭文化與夏商文化的關系問題，持不同觀點的學者都能從新發現中找到有利於自己的證據，「這完全是兩個聲音，但有一點值得放心，無論持什麼觀點，沒有人懷疑新發現的價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說。「從新發現中，人們幾乎可以觸摸到中國第一個王朝的脈動了，」許宏說，但作為都城的二里頭，它的內涵布局及其演變過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後人們共同的社會生活與組織結構、它的族屬國別以及人地關系等諸多課題，目前還只是粗線條的把握。就其族屬和國別而言，目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論的范疇，二里頭文化與夏文化問題的最終解明，仍有待於帶有較多歷史信息的內證性遺存比如文字的發現。

❹ 什麼是五都薈洛

在洛河沿岸、東西不足100公里的范圍內，分布著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東周王城遺址、漢魏故城遺址、隋唐洛陽城遺址等五大都城遺址，人稱「五都薈洛」。如此密集的都城遺址，聯系如此密切、時間跨度又如此之大，這在世界范圍內都極為罕見。

1、二里頭遺址：一個不斷改寫中國之最的地方
二里頭遺址被考古界稱為「一個不斷改寫中國之最的地方」。在這里，考古工作者發現了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築群和宮城遺址、最早的青銅禮器群、最早的鑄銅作坊、最早的雙輪車轍痕跡。二里頭遺址的每一項考古新發現，都可能改寫中國歷史紀錄。

二里頭遺址佔地3平方公里，其時代距今3800年至3500年，是當時中國乃至東亞規模最大的城市。該遺址1957年被發現，經考證為夏都斟 所在地。40多年來，二里頭遺址的文物鑽探和考古發掘工作持續不斷，累計發掘面積達4萬平方米，有很多的中國乃至東亞「之最」在這里揭曉。以該遺址文化內涵為代表而命名的「二里頭文化」，彌補了考古學上夏文化的缺憾，對研究華夏文明的淵源、國家的興起、王都建設等重大問題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2、偃師商城遺址：夏商王朝的界標
偃師商城遺址距二里頭遺址僅6公里，位於偃師屍鄉溝一帶，面積約20平方公里，1983年被發現。經考古工作者20餘年的調查、發掘，結合文獻資料，現已確定偃師商城為商都西亳。
距今3600多年的偃師商城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我國商代早期城址中年代最久遠、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帝都。它經過周密規劃，選址得當、重點突出、主次分明、布局合理，總結了我國自仰韶文化晚期開始的造城經驗，開了其後建造都城的先河，在我國都城建設上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偃師商城被作為夏商王朝的界標。

3、漢魏故城遺址：我國規模最大的古代都城遺址
漢魏洛陽故城遺址位於偃師市、孟津縣、洛龍區交界處，佔地面積100平方公里。它始建於西周，此後東漢、曹魏、西晉、北魏等朝代相繼以此為都，至唐初廢棄。前後延續有1500多年，作為都城時間近600年。漢魏故城是我國所有都城遺址中，定都總時間最長、規模最大且保存較為完整的古城遺址。
該遺址內埋藏著西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等朝代最為典型、最為豐富的文化遺存，對研究當時社會政治、經濟、軍事、交通、文化等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保護區現存有內城、宮城、金墉城、外廊城、永寧寺、太學、辟雍、明堂、靈台、白馬寺等重要文物遺跡，部分城牆保存完好。

4、隋唐洛陽城：當時世界上不多見的大城市
「以洛河為軸線，兩岸對稱發展」是如今洛陽市發展的目標。其實，早在千年前的隋、唐兩代，洛陽就是這樣的城市布局。當時的東都洛陽城，就是沿洛河兩岸建設的。它規模宏大，布局有序，佔地面約47平方公里，與如今的洛陽城面積相當，是當時世界范圍內不多見的大城市之一。
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在隋唐洛陽城遺址內進行了數百次文物調查和考古發掘，累計發掘面積達13萬平方米，發現城門、院落、宮殿基址、池湖遺跡、道路遺跡多處，基本搞清了主要遺址的分布和整體布局。隋唐洛陽城不但在我國城市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而且對其他國家（如日本）的城市建設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5、東周王城遺址
市大遺址保護辦公室負責人介紹，由於東周王城遺址位於市中心，絕大多數被建築所覆蓋，歷史上遺址遭破壞比較嚴重。因此，在國家確定的首批重點保護的36處大遺址中，東周王城遺址沒有入選。但鑒於東周王城遺址的重大價值，在洛陽大遺址保護研討會上，來自國內外的與會專家一致呼籲，應將東周王城遺址列入國家重點保護的大遺址行列。我們期待著這一願望早日實現。

其它：
有「東方金字塔」之稱的邙山陵墓群
邙山陵墓群位於洛陽市區北部、東北部的邙山上，佔地100多平方公里，是目前我國面積最大的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邙山陵墓群分布著東漢至北魏時期的帝王後妃、皇親國戚和達官顯貴的陵墓，還有不計其數的平民墓葬，時間跨度500餘年。根據文獻記載，這是有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四個朝代的16座帝陵及其陪葬墓群，著名的漢光武帝陵是其中之一。目前，邙山陵墓群現存陵墓可見封土的就有470餘座，素有「東方金字塔」之稱。

❺ 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是屬於什麼文化

二里頭遺址位於河南洛陽偃師二里頭村，於1959年發現，遺址距今大約3800-3500年，相當於中國歷史上的夏、商時期，屬探索中國夏朝文化的重要遺址。1960年考古學家在二里頭遺址的上層發現了一處規模宏大的宮殿基址，為中國迄今發現的最早宮殿建築基址。這一發現為研究中國歷史早期國家的出現及其特點，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資料。1988年被國務院公布為中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二里頭遺址共分四期，一二期屬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屬青銅和宮殿文化。學術界對二里頭遺址有兩種看法,目前尚無定論:一種認為二里頭遺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文物，發現的宮城就是夏都;另一種認為一二期是夏朝文物、三四期是商朝文物，所以發現的宮城是商都。
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10月下旬，70多位來自大陸、香港、台灣及韓國、日本、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的知名專家學者雲集「華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參加在這里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形成的「意見書」中說：「建議盡早啟動二里頭遺址和偃師屍鄉溝商城遺址作為夏商都城遺址群，共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

幾年來，二里頭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稱贊的成績：廓清了遺址的實有范圍，找到了遺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還發現了宮城城垣，證實了宮城的存在。此外還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宮殿建築基址，發現一些有關遺址布局的新線索，獲得一些包括大型綠松石鑲嵌龍在內的珍貴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劉慶柱稱，新發現證明這是一處經過縝密規劃、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頭都邑規劃性的判明，對於探索中國文明的淵源具有重大的標尺性意義，為人們研究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國早期城市與宮室制度、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的形成等課題，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說起二里頭，許宏喜歡用5個「中國之最」來形容：這是迄今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發現有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築群、最早的宮城、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及鑄銅作坊，還發現了最早的車轍痕跡，將中國發明雙輪車輛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頭遺址放到其出現前後大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它的每一項發現都牽動人心，並有理由相信，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還將會有更多的中國之最出土」，對未來，許宏充滿自信，「殷墟的發現曾震驚了世界，二里頭將像20世紀的殷墟一樣，引領21世紀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輝煌。」

約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這一千多年間，中國歷史上發生了急劇動盪的社會大變革。這一變革可以用文明化、國家化或社會復雜化來概括，作為中華文明最早階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誕生肇始於這一時期。這一時期一個大的分水嶺是公元前2000年前後。此時，數百年異彩紛呈的中原周邊地區的各支考古學文化先後走向衰落;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覆蓋廣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典型代表的二里頭文化，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為依託而迅速崛起。二里頭文化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二里頭，本是一個地處中原腹地洛陽平原的普通村莊的名字。和中國千千萬萬個村落名一樣，她樸素得不能再樸素。但就在她的身後，在綠油油的麥田下，卻隱藏著3000多年前華夏民族的一段輝煌的歷史，這段歷史也被其後人遺忘了3000多年，直到50年前她進入了考古工作者的視野，才從此躋身於中華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殿堂。我們也由此知道，在數千年華夏史前文化積淀的基礎上，這里產生了最早的「中國」。

最早的城市幹道網、最早的中軸線布局的宮殿建築群(都邑與建築上的王權表徵)、最早的青銅禮樂器群(華夏青銅文明之肇始)、最早的青銅器鑄造作坊、最早的綠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雙輪車的證據、最早的具有明確城市規劃的大型都邑。

讀著這些「最早」，自己難以放下手捧的《最早的中國》。驅使自己一口氣讀完的是那份對史前中國求知的慾望，是這些「最早」背後先人們無限的智慧，是在大量實物證明下作者敘述的自信，是撥開迷霧見晴空透亮的感覺。不知多少中國人陷於「知現在中國」而不知「史前中國」的迷惑之中，我也是其中之一，進入學堂，手捧「國史」回溯泱泱中國，似清晰，又似模糊，文字記載的歷史總感覺沒有「商鼎漢罐」來得實在，也總感覺文字記載難以盡現泱泱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好在「重孝」、「好墓葬」的傳統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歷史實物，讓我們不斷的剝離掉那一層層的歷史土層，一步步地去無限接近那「史前之中國」的源頭，去追尋早已遠去的祖先們的身影。

首先，二里頭時代的二里頭都邑，就是當時的「中央之邦」;二里頭文化所處的洛陽盆地乃至中原地區，就是最早的「中國」。二里頭文化作為東亞地區最早的「核心文化」，它的崛起也給人騰空出世、異軍突起的感覺。二里頭文化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其次，二里頭的都邑所在的洛陽盆地「背邙面洛」。無論從交通、地理條件、自然氣候以及文化的「雜交」等方面，都為二里頭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一種堅實的物質基礎。二里頭遺址的宮殿群、交通要道以及功能區的劃分無不顯示出二里頭遺址是一個經過縝密規劃、布局嚴整的大型都邑。二里頭遺址是迄今可以確認的最早的具有明確規劃的都邑，後世中國古代都城的營建規制與其一脈相承。從這個意義上講，二里頭遺址的布局開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的先河。

第三，自古以來，中國號稱「禮儀之邦」，「樂分貴賤，禮別尊卑」，是對禮儀之邦的一種詮釋，因此禮制是理解中國文明的鑰匙，作者以「禮制」的研究作為主線，從酒禮，祭祀和戰爭，禮樂器等方面細致進行了整體性的闡釋，這種闡釋不僅包括上層結構的「王權」和「禮制」，還包括下層結構的「生業(官營手工業)」和「生活」。作為禮器的青銅器、玉器等都是統治階層身份地位的象徵，二里頭的青銅禮器是中國青銅時代的徽標。如作者中所言，「沒有作為「先祖」的二里頭青銅器，也就沒有殷墟婦好墓青銅器的洋洋大觀和司母戊大方鼎的雄渾霸氣，沒有其後中國青銅文明的鼎盛與輝煌!」

第四，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二里頭時代已經告別了「小國寡民」的「邦國」時代，經進入了王朝時代，天時，地利的優勢，使得二里頭文化接受四方沖擊的洗禮，在血與火中「涅槃」升華;同時也得四方之賜，東西南北文化因素的融合，成就其高度的發展和政治的成熟。而二里頭文化的強勢輻射，與其說是自二里頭文化積極地、有系統地向外進行信息傳送，不如說是以各地的接受方為主體，有選擇地加以吸收。

同時，書中包含了大量有關中國考古學學術探索歷程的史學回顧，如二十世紀初的「古史辯」運動和中國考古學的誕生、三十年代殷墟的發掘、五十年代鄭州商城發現、以及半個世紀以來二里頭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從某種角度講，這些考古學史甚至本書都是中華民族自我探索的印記。

總之，許宏研究員憑借極富激情的文字和一幅幅精彩的寫實照片，將我們帶入了那座令人神往的二里頭龐大都邑，那個激動人心的最早的「中國」，進而掀開了那段中華民族不應忘卻的集體記憶。

❻ 十大考古哪裡有新發現

10日，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評選會在北京落幕，26個初評入圍項目的發掘主持人介紹了遺址的發現發掘情況。經過評審和投票，最終產生了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分別是：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遺址、山東章丘焦家遺址、陝西高陵楊官寨遺址、寧夏彭陽姚河塬西周遺址、河南新鄭鄭韓故城遺址、陝西西安秦漢櫟陽城遺址、河南洛陽東漢帝陵考古調查與發掘、江西鷹潭龍虎山大上清宮遺址、吉林安圖金代長白山神廟遺址、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

同處春秋戰國時期，新鄭先後作為鄭國、韓國後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達539年之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其北城門遺址和鄭國三號車馬坑進行發掘，據該項目負責人樊溫泉介紹，鄭韓故城選址科學、形制完整、氣勢宏大，展現了其在中國都城城市文明形成過程中的突出作用，而北門遺址中帶車轍的道路遺跡和出土的車輛馬匹相互結合，為描繪春秋戰國的生活添上濃重一筆。

山東大學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系、章丘區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聯合發掘的山東章丘焦家遺址，是山東地區，乃至黃河流域最早的城址之一。該項目負責人王芬介紹，這展示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社會面貌的巨大變化，為我們認識黃河下游史前社會的轉變及復雜程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資料。

宗教考古有了重大突破

為探究唐宋之後以大上清宮為中心的道教分布、影響范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鷹潭市博物館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推斷出主體殿宇基址的年代為明代早期至清代前期。端莊沉穩的紅條石建築基座，靈氣秀雅的鵝卵石園林地面，使得整個宮觀既有北方官式、皇家宮觀建築特點，又兼具南方傳統建築風格。「大上清宮是我國迄今為止發掘規模最大、等級最高、揭露地層關系最清晰、出土遺跡最豐富的具有皇家宮觀特徵的道教正一教祖庭遺址，是宗教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該項目負責人胡勝說。

安圖金代長白山神廟遺址位於吉林安圖縣二道白河鎮西北4公里處的丘陵南坡上，相傳唐代有將軍東征高麗時在此獲得一匹寶馬，故又名寶馬城。寶馬城選址是經過精心考量的，占據最為高敞地利，城內建築軸線的南向延長正對長白山主峰，天氣晴朗時，主峰盡收眼底，體現其超然的地位。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金世宗效仿中原皇帝封禪五嶽之舉，封長白山神為興國靈應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對遺址進行了4年發掘。該項目負責人趙俊傑介紹，神廟遺址的整體布局與以中嶽廟、西嶽廟等為代表的宋金時期皇家山嶽祠廟非常相似，凸顯其規格之高，也為更好地理解宋金時期祠廟建築布局和規制，以及禮制建築的傳承關系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陵墓發掘彌補考古缺環

東漢共有帝陵12座，其中11座位於河南洛陽境內。東漢陵寢制度作為中國古代陵墓由「天下之中」到「南面稱王」軌跡演變的關鍵節點，屬於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其帝陵位置和分布長期以來是考古學的缺環。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鄭州大學歷史學院對東漢帝陵及其陵園進行了大規模勘探，明確了帝陵墓冢的基本特徵，即墓葬為長斜坡墓道「甲」字形明券墓，墓道南向，墓室為方形「甲」字形迴廊墓。該項目負責人嚴輝說：「這為今後研究東漢時期陵寢制度的內涵與演變，以及進一步探討陵園歸屬問題提供重要參考。」

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高陵區文體廣電旅遊局發掘的陝西高陵楊官寨遺址東北部，考古隊發現一處大型成人墓地，墓葬總數在2000座以上，規模空前，是國內首次發現並確認的廟底溝文化大型墓地，性質應為大型普通居民公共墓地。「為研究渭水流域史前時期葬制葬俗、人種學、人群血緣關系、聚落形態、社會組織狀況等重大問題提供了科學的實物依據。」該項目負責人楊利平說。

區域文化遺存見證歷史足印

早在1986年，考古學家嚴文明就提出史前文化格局的「重瓣花朵」模式。他認為，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區，周圍還有甘青文化區、山東文化區、燕遼文化區、長江中游區、江浙文化區，「五個文化區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區是花心，各文化區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時又有不同程度的聯系，中原文化區更起著聯系各文化區的核心作用」。

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共同努力下，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遺址走進公眾視野。該項目負責人於建軍介紹，通天洞遺址是新疆境內發現的第一個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首次提供了該地區舊石器時代—銅石並用時代—青銅時代—早期鐵器時代的連續地層剖面，對了解新疆地區4萬多年以來古人類演化發展過程，確立區域文化發展的編年框架有重要意義。

此外，通天洞遺址出土的典型莫斯特文化遺存，在國內只發現於少數幾處遺址，為解決學術界爭議的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是否存在舊石器時代中期人類文化遺存，以及莫斯特技術的傳播路線提供了依據。

在寧夏彭陽姚河塬西周遺址，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彭陽縣文物管理所斬獲頗豐，包含仰韶時期、常山下層、晚商、劉家、先周、西周、戰國、秦漢等多時代的遺存和文化類型。「商代晚期遺存含有劉家、中原、寺窪等地文化因素，說明晚商時這里已經是一處具有多文化雜居的中心性遺址，而不是一處單純的土著遺存。」該項目負責人馬強認為，這為研究晚商到西周時期中原王朝與西北邊陲的關系提供了全新資料。

「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的發掘，不僅是明代考古的重大發現，也是內陸水下考古的有益嘗試，『圍堰』發掘手段為今後的灘塗考古、淺水埋藏遺址的發掘提供了工作範式。」該項目負責人劉志岩說。該遺址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眉山市彭山區文物保護管理所共同發掘，為研究張獻忠大西軍征戰歷史、政權建設、經濟建設等方面提供豐富實物資料，有助於解決明史中的諸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