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遺址標識

Ⅰ 武安市有哪些革命遺跡

武安是革命老區，現存許多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留下的革命遺址。為了加大對革命遺址的開發、保護和利用，發揮其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該市開展科學普查，對所獲得的資料數據進行查訪、核實後，統一進行表格登記，製成電子文檔，精心做好圖文資料的搭配，做到每處遺址有說明、有登記表、有數碼照片。
近兩萬字的采訪記錄和400餘副高質量照片使193處革命遺址有了詳實的檔案資料，共分為三大類。從性質上分，屬全國革命遺址189處，其他革命遺址4處。從類別方面分，重要黨史事件及重要機構或人物活動紀念地141處，重要黨史人物或革命領導人故居28處，烈士墓地6處，烈士陵園、烈士紀念碑或紀念亭共計43處。從保護級別方面分，屬於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1處，即晉冀魯豫中央局舊址；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2處，即中國人民解放軍長江支隊出發地舊址，舍利塔和武北抗日高小舊址；屬邯鄲市文物保護單位的有3處，即百官烈士祠堂、李河林烈士碑、梁溝兵工廠舊址；屬武安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2處，即武安烈士陵園、賀進烈士陵園。 從性質上分,屬全國革命遺址189處,其他革命遺址4處。從保護級別方面分,屬於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1處,即晉冀魯豫中央局舊址;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2處,即中國人民解放軍長江支隊出發地舊址——舍利塔和武北抗日高小舊址——禪房寺。

Ⅱ 中國近代歷史和中國黨史如何劃分

中國近代歷史和中國黨史如何劃分？

中國近代史究竟研究那一個時期的歷史？不同時期的學者認識是不一樣的。

中國歷史載籍中早有近代的提法，但是近代以來歷史科學中近代的概念，大致上來自歐洲的史家。在西文里，modern times 大致是指從公元1500年左右以後一直到現今的歷史時期，也就是文藝復興以來的歷史。清末民初翻譯西方著作時，人們把modern times 譯為「近世史」。在20世紀上半葉，學者們採用「近世史」、「近代史」這個概念時，往往指的是離他們不遠，仍在發展中的歷史。如梁啟超將「乾隆末年至今」稱為「近世史」。20世紀初，李泰棻在所著《中國最近世史》中將「近世史」的開端從道光時開始。

事實上，絕大多數作者都主張以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這是考慮到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轉變，理由是很充足的。也有部分作者把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放在明末，認為新航線的開辟是歐洲近代史的開端，也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如鄭鶴聲認為：「自新航路發現以來，世界交通，為之大變，人類生活與國際關系，較之中古時代，顯有不同之處，是即中古史與近世史之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演變，有『繼往開來』之趨勢，其一切表現，皆在根據往古事跡而發揚光大之。且推陳出新，由此而孕育未來之局勢。每一民族思想為其演變之原動力。故近世史之范疇，實包括近三四百年之歷史，無論中西，大都皆然。」郭廷以也把近代中國歷史的開端放在16世紀初的葡人東來。呂思勉在《中國近代史講義》也認為中國近世史始於明代中葉，歐人東來。

把中國近代史開端比肩歐洲近代史的想法，是希望藉此說明中國近代種種巨大變化的由來，自有其著述的理由。但是，歐洲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歷史，及其影響到中國，其間經歷了極其復雜的歷史過程，就中國歷史來說，從明末到鴉片戰爭前夕，有著300年之久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固然不能說歐洲的近代歷史對中國毫無影響，但是要指出，這種影響對於中國自身的歷史發展是微不足道的。一部中國近代史，把明末到有清一代的歷史全要講到，我們還是不能進入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這從著作的技術性要求來說，也是不無困難的。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長編兩卷只作到了鴉片戰爭前夕，鄭鶴聲的《中國近世史》是中央政治學校的講義，其南方印書館的版本從明末作到清朝康雍乾年間，中央政治學校的印本，上冊與南方印書館版本基本相同，下冊從鴉片戰爭講到辛亥革命。本來要敘述中國近代史，但大部分篇幅用在敘述鴉片戰爭以前的歷史，鴉片戰爭以後的歷史卻敘述簡略。這些作者在抗戰期間從事撰述，勞碌奔波，困苦莫名，難竟全功，是可惜的；但這與中國近代史的起點定的不合適，不無關系。

有趣的是，給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作「引論」的羅家倫，卻不同意郭廷以的看法，而把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始，他在《引論》中說：「如果史學家從『鴉片戰爭』開始講中國近代史，也不過是為研究便利，和認定這件事對於中西短兵相接後，所發生的各種影響的重要性起見，把它當作一個重要時期的開始而已。」。蔣廷黻與羅家倫一樣，認定中國近代史開始於第一次鴉片戰爭，認為雖然自明季以來中西有接觸，但那時歐洲僅產生了商業革命，因此對於中國影響不顯著；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與西方發生了新的關系，因為歐洲產生了工業革命，對中國產生很大影響。

20世紀30—40年代，因為民族救亡的需要，越來越多的學者反思百年國恥，傾向於以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因為這場戰爭是資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開始，也是近代中國民族危亡的開端。自1933年李鼎聲出版《中國近代史》以後，陸續有陳恭祿、蔣廷黻、範文瀾的著作用了《中國近代史》作為書名。可見，20世紀30年代起，「中國近代史」這一概念已經普遍地為人們所接受。以「中國近代史」作為教材或專著的中國近代史類著作高達數十種。

馬克思主義史學傳入中國以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開始接受蘇聯史學的分期法，把十月革命作為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標志。十月革命以前的時期稱為「近代」，從世界范圍來說，那是資本主義形成、發展的時代，是資本主義戰勝封建主義和前封建主義的時代，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世界資本主義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十月革命以後的時期，稱為「現代」，指的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時代。因此「近代」與「現代」就成為具有不同含義的兩個時間尺度，被賦予了不同的社會屬性，成為兩個前後相接的歷史時期，其中「近代」作為一個概念指的是已經結束了的歷史時期，「現代」指的是最近的，現今仍在發展中的一個歷史階段。以此觀點，觀照中國歷史，認為中國沒有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史，但是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有一個屬於資本主義的體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我們通常所說的中國近代史，就是指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因此，歷來應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歷史的人都主張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的起點，因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從此開端的。」

關於中國近代史的下限，1949年以前的著作，絕大部分作者都將中國近代史的下限與學者生活的當前時代聯系起來。1947年華北新華書店出版的範文瀾著《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出現了關於中國近代史時限的完整定義，表現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對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創造性貢獻，是中國近代史學科開始趨向成熟的一個標志。范著把1840年以後的中國社會定義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把1840-1919年的中國歷史劃為中國近代史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把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的歷史，稱為中國近代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雖然是從革命史的角度定義中國近代史，卻對於整個中國近代史的時限給出了科學的、符合學術規范的規定。範文瀾的書是1945年完成寫作，1947年出版的，那時他還不可能預計新民主主義革命到1949年獲得最後勝利。但是他在該書的《說明》中劈頭就說：「《中國近代史》分上下兩編，上編敘述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下編敘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上編又分兩個分冊，1840年至1905年為第一分冊，1905年至1919年為第二分冊。本書是上編的第一分冊。」該書目錄明確標明：「上編 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他的志願未遂，上編第一冊只寫到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以後便無下文。但是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大框架，卻基本上奠定下來了。

根據範文瀾的設計，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榮孟源、劉桂五等學者在1948年編寫了初中歷史課本《中國近代史》上編，明確標舉「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這本課本的編輯說明指出：「本書為初級中學中國近代史課本。全書分二編：上編敘述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1840-1919）；下編敘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1919-1945）。」這本課本是一個完整的《中國近代史上編》，它不僅為新中國建立之初迫切需要的初中歷史教材解了燃眉之急，而且是對1949年以前中國近代史書編纂體系的一個良好的總結，也為新中國建立以後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指出了基本的方向。

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多數學者主張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下限，並且以1840-1919年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研究對象和時間范圍，而把五四運動作為中國現代史的起點。在40年代及其以前，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現代史本來沒有明確的界限。如李鼎聲著《中國近代史》（1933年，上海，光明書局）和同一作者著的《中國現代史初編》（1940年，香港，國泰出版公司）所處理的內容和時間范圍基本相同。50年代起，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分期明確了。王廷科論證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劃分，他根據列寧關於區分不同時代的基本特徵，是哪一個階級為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的判斷，提出：「所謂『近代史』，就是指以資產階級為中心的時代的歷史；所謂『現代史』就是指以無產階級為中心的時代的歷史。」他主張1919年為中國近代史的下限，同時，也是中國現代史的開端。他認為，自1919年五四運動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正是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站在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的主要方向；因此，中國歷史就由「近代」進入到了「現代」；不能將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與我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不加區別地一並劃入中國現代史范圍；應當如實地把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與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聯系起來，寫成一部完整的中國現代史」；如果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與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並列起來，一起劃入中國近代史范疇，「那麼在客觀上就貶低了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地位」

在20世紀50-60年代，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

剛剛建立，學者們的興趣和研究方向還在晚清時期，中國近代史是以革命史為中心的，就是晚清政府的歷史，也只能作為革命史的陪襯；1919年以後的歷史，主要是中共黨史的研究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研究，還剛剛起步。事實上，國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也在追尋新中國成立的由來，他們的研究視線，也仍舊停留在晚清時期的社會歷史變化上。

這是因為，新中國剛成立，革命時期的熱情還在繼續，人們迫切希

望知道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由來，舊民主主義革命如何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轉變，以及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所以對五四運動以前的近代革命史給予高度重視。從政治上說，1949年以前的歷史剛過去未久，許多歷史當事人還在，加之海峽兩岸還處於敵對狀態，因此對1919年後的歷史作自由的學術研究，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有礙難之處。

事實上，早在20世紀50年代討論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時，就有學者主張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中國近代史的下限。「因為1840－1949年，中國社會性質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革命性質也還是反帝反封建（以後加上反官僚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革命。」

同時，「近代史和現代史的劃分，不應該是一個社會內部的分期，而應是標識這一種革命到另一種革命的交替，這一社會形態到另一個社會形態的轉變。」「近代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端，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取得的勝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結束。」這個社會，「不是有完整意義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下的變態社會。」「因此，以近代史概括充當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而不因五四運動把一個社會形態分割為兩截的近代、現代史，是更為科學的，也更能完整地反映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變化、發展的規律」。當時，李新、劉大年、榮孟源都持這種看法 。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近代中國的認識不斷加深，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以1919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下限，對歷史認識和學科建設都沒有好處，主張將1840－1949年的歷史打通來研究。胡繩早在1981年所著《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序言中就說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超過30周年的時候，按社會性質來劃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看來是更加適當的」。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出版後，中國近代史學界再次關注中國近代史的下限問題，列舉出不以1949年為中國近代史的下限的種種弊端，主要是不利於了解和把握中國歷史發展的全過程，不利於揭示和認識中國近代歷史發展規律；主張把近代中國110年作為一個完整的歷史時期，「所謂完整的歷史時期，就是說這個110年不同於秦漢以來任何一個歷史時期，而是一個特殊的歷史社會形態，即封建社會崩潰中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1997年胡繩在祝賀《近代史研究》創刊100期時，重提「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這以後的三十年，視為一個整體，總稱之為『中國近代史』是比較合適的。這樣，中國近代史就成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歷史，有頭有尾。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歷史可稱之為『中國現代史』，不需要在說到1840－1949年的歷史稱之為『中國近現代史。』」筆者也曾附會其中，繼續闡釋胡繩有關中國近代史分期的意見並且討論與中國近代史分期有關的問題。經過這一次討論，大體上統一了中國近代史學界的認識。

這樣，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中國近代史的學科對象終於得以確立：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歷史作為研究對象。這個研究對象的時間范圍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約110年的歷史。這種認識，是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得出的，是以對近代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即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的考察為出發點的。應該說，這個認識是符合近代中國真實的歷史進程的，也就是說，中國近代史學科對象的確立，是在幾代學者長期探索、爭鳴的基礎上形成的，是科學的學科體系。

在作出這種結論性認識的時候，有兩個問題需要提出討論。一是蘇聯的歷史分期主張。蘇聯把十月革命以前的歷史看作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歷史，是世界的近代史；把十月革命以後的歷史，看作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時代的歷史，是世界的現代史。這種觀點打破了西歐中心論的傳統觀點，體現了歷史觀的進步，但是不能簡單地拿來套在中國歷史分期上，正像我們不能簡單地拿歐洲的歷史分期法套在中國歷史上一樣。中國歷史發展有自己的特點，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中國近代歷史所經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歐洲和蘇聯都未曾經歷過的。結合中國五千年的歷史發展，主要考察近代以來發生的歷史巨變，把1840至1949年所經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作為中國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國歷史自身的規律和特點的。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中國開始了獨立地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程，中國歷史越出了近代，進入了自己的現代時期。

另一個問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關系問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問題的提出，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主張。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處理自己面臨的革命任務的時候所確立的基本理論綱領，也是自己的革命實踐綱領。提出這個革命理論的基本事實根據，是中國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度里進行的。這個革命的任務，對外是爭取民族獨立，對內是推翻封建統治，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這個革命任務是貫穿於整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時期的，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及其以前，這個任務都沒有變化。其區別在於革命的具體對象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革命的領導力量因有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和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產生而出現變化。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性質的社會主義革命。這種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因為領導力量的不同而出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區別。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對近代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有系統論述。毛澤東在1935年說：「中國革命的現時階段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十分明顯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說中國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了。1924年1927年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次革命沒有完成，而是失敗了。1927年至現在，我們領導的土地革命，也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因為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並不是反資本主義。今後一個相當長時間中的革命還是如此。」毛澤東在1939年說：「我們現在乾的是什麼革命呢？我們現在乾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我們所做的一切，不超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范圍。現在還不應該破壞一般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制，要破環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就叫做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但是這個革命，資產階級已經無力完成，必須靠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這個革命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這種人民民主的共和國，就是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共和國。它比起現在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來是不相同的，它跟將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也不相同。」這兩段話，已經把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基本問題講清楚了。概括來說，反對封建制度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這個革命理應由資產階級來領導。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產階級的力量幼弱，無力完成領導這個革命走向勝利的任務，不能不由無產階級通過它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來承擔這個領導任務，所以稱之為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

、毛澤東的「兩半論」成為全黨觀察近代中國社會總理論的出發點

中國共產黨人所以重視研究近代中國社會性質，是由於指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政治理論上的需要。基於此，毛澤東在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一向重視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研究，把它作為確定中國革命戰略和策略的主要依據。他對此有過不少精闢的論述，從而形成了其系統的「兩半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理論構成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內容，成為全黨同志及馬列主義理論家與史學家觀察和分析近代中國社會的理論出發點。

從20世紀20年代初到抗日戰爭爆發前這十多年間，毛澤東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論述，主要側重於中國的半殖民地問題，並由此出發分析和強調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及其戰爭的一些特點。1923年7月，他指出：「中國現在的政治問題……是簡單的一個國民革命問題」；「半殖民地的中國政治，是軍閥外力互相勾結鉗制全體國民的二重壓迫政治」，廣大國民只有「建立嚴密的聯合戰線，這個革命才可以成功」。1926年初，他在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政治態度時說：「在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於帝國主義的……是極端的反革命派．」1928年10月，又指出：中國紅色根據地能存在於「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奇怪現象」，「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有兩種：即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1935年12月，他在分析抗戰前夕的中國政治形勢時說：「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來，中國是好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國家……保存了一種半獨立的地位」；「現在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整個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的狀態改變為日本獨占的殖民地狀態。」由上可知，毛澤東這期間雖然也談了半封建社會落後的農業經濟狀況，但他更強調：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的地位，決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特殊性。

從目前見到的材料可以斷定，毛澤東從抗戰前夕的1936年開始，已完全認識了近現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這一特殊國情；他在此後的四五年間，經常用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理論概括來分析中國社會，並依據這種分析來制定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與策略。1936年12月，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論及「如何研究戰爭」時指出：「我們的戰爭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度里進行的。因此，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他在同文中至少5次提到這個「半殖民地的大國」政治與經濟的一些特點。顯然，毛澤東最遲在該年已用「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理論概括，來說明近現代中國社會的性質了。這是他長期研究中國國情得出的結論。李文稱毛「關於中國社會的思想」由於受到過何干之研究的「直接影響」，到1938年初才形成，這純屬是主觀臆測的無稽之談。

毛澤東在以後的幾年之中，盡管有時還偏重於對中國半殖民地國情的分析，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提法，卻更多地時常出現在其講話和著作中。1938年3月，毛澤東在對抗日軍政大學第3期部分學員講話時強調說：「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最本質的規律。我們要用這個規律去觀察一切事務。」該年5月，他在名著《論持久戰》中又一再強調：「我們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同年11月，他在六屆六中全會的總結報告中指出：「中國的特點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

進入1939年後，毛澤東根據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的實踐需要，對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問題，進行了系統而總結性的闡述。他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中指出：「我們現在乾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目的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種人民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比起現在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來是不同的，它跟將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也不相同」；「我們在目前的階段上不是實行社會主義，而是破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改變中國現在的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義的制度。」他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論及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與動力等問題時說：「由於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半封建經濟占優勢而又土地廣大的國家。這就不但規定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基本的革命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而且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還有民族資產階級的參加，並且規定了中國革命斗爭的主要形式是武裝斗爭。」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全面、系統和集中地論述了近現代中國社會性質與民主革命的諸問題，其中第一章第三節專門論述「現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性質，指出：「自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一步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強調：「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在一方面促使中國封建社會解體，促使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因素，把一個封建社會變成了一個半封建社會；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們又殘酷地統治了中國，把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成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他在論及中國社會性質與近代民主革命的關系時說：「只有認清中國的社會性質，才能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所以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1940年初，毛澤東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中談到中國革命的前途與轉變時指出：「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現時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這個第一步的准備階段，還是自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即中國社會開始由封建社會改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的。」

總之，毛澤東向來注重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考察，並對它進行過長期的研究．他結合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的實踐，在近二十年中對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問題，作過一系列精闢、深刻而獨到的闡述，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理論概括不斷完善和日益深入人心。在他看來，了解和明白近代中國社會性質是一件事關革命大局的頭等大事，千萬不可忽視而掉以輕心——因為「中國社會的性質，亦即中國的特殊國情，這是解決中國一切革命問題最基本的根據」。毛澤東所確認的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理論概括，如果單從概念上去咬文嚼字地理解，或許會覺得將「半殖民地」、「半封建」這兩個原本說明不同情況的概念拼在一起有些欠妥帖；但是，如果我們將之視為這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過程中的一種理論創新，則會發現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理論概括，畢竟是經受過中國民主革命斗爭檢驗的、因而也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且至今仍充滿著辯證法活力的正確論斷。它並未褪色和過時。*

Ⅲ 上海有哪些革命遺址,黨史名人故居啊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位於上*海市望志路106、108號（今興業路76、78號）。沿街並排兩幢兩層磚木結構建築，坐北朝南。
該樓於民國9年（1920年）夏秋間建，與左右緊鄰4幢同類房屋同時建成，屬貝勒路樹德里（今黃陂南路374弄）一部分。是為上*海典型石庫門式樣建築，外牆青紅磚交錯，鑲嵌白色粉線，門楣有礬紅色雕花，黑漆大門上配銅環，門框圍以米黃*色石條。
該幢住宅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發起人之一李漢俊與兄李書城的住宅，人稱「李公館」。李書城，系同盟會發起人之一。李氏兄弟為該樓最早住戶。樓南路側當時尚存農田，環境頗僻。李家將兩樓內牆打通，樓梯合一，組成一家。106號樓上是李漢俊卧室，樓下客廳約18平方米。
民國10年7月23日(即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在此客廳舉行。
出席會*議的有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代表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明、陳公博、周佛海和陳獨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等13人，代表全國53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也參加了會*議。會*議由張國燾主持。23～24日，張國燾先報告籌備經過，說明會*議重要意義，提出討論的問題；旋由各地小組匯報活動*情況；成*立黨綱和工作決議起草委*員會。25～26日起草文件，27～29日討論《黨綱草案》和工作決議草案。會*議討論熱烈，對黨的性質、綱領和組*織原則等主要問題取得一致。7月30日，會*議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和搜*查，被*迫中止。最後一天的會*議改至浙江嘉興南湖一條遊船上舉行。（註：最後一天的日期未能確定，7月31日與8月1日兩說。）
大*會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宣告了中國共*產黨誕生；制定並通過了第一個黨綱：「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採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斗*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廢除資本私有制」和「聯合第三國際」；所通過的第一個決議確定：黨在當前的中心任務是加強對工*人運動的領*導，「黨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並在工會里灌輸階*級斗*爭的精神」，「使工會避免成為其他黨派之傀儡」；還就宣*傳、工*人學校、工會組*織的研究機*構，對現有政黨的態度，與第三國際的聯*系等問題作出相應決定。大*會選*舉中*央領*導機*構，陳獨秀任中*央局書*記，李達負責宣*傳，張國燾負責組*織。 民國11年，李家他遷，該處為其他居民租用。民國13年增建廂房。後來樓下開設商店，解*放前後為恆福昌麵坊。
1951年10月，經勘查確認後辟為紀*念館，名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第一館。1958年，按當年原狀修復，拆*除廂房。進入大門為天井，經過6扇玻璃窗門進入會*議室，室內置有長餐桌、圓凳、茶幾、椅子、兩斗桌及花瓶、茶具等，均按當年式樣仿製。新中國建立後，上*海市人*民政*府經過調*查核實恢復了會址原貌，建立了會址紀*念館，1959年5月26日，公布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 。1961年3月4日，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紀*念館還設有輔助陳列室，展出了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文獻資料。有三部分內容：1.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歷*史背*景；2.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產生及其活動；3.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Ⅳ 山西有哪些紅色遺址

此次普查革命遺址較為集中的是晉中和長治。晉中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軍總部(前方總部)、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師部、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等高級黨政軍機關活動時間較長的地區，有536處革命遺址。長治市是革命老區，是太行、太岳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上黨戰役的發生地，現發現遺址519處。在革命遺址類別中，重要黨史(歷史)事件和重要機構舊址有1412處，重要黨史(歷史)事件及人物活動紀念地有727處，革命領導人(重要人物)故居有218處，烈士墓有197處，紀念設施有554處。其中，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有麻田八路軍總部紀念館、黃崖洞保衛戰烈士陵園、白求恩紀念館、朱德總司令在陵川舊址、劉胡蘭紀念館、晉綏邊區革命紀念館、晉綏解放區革命烈士陵園、晉綏軍區司令部遺址、晉西北行政公署遺址等。

Ⅳ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歷史沿革

30年前，中國共產黨正面臨著怎樣認識和對待黨的歷史的問題，也包括對黨史的一些混亂狀況撥亂反正的問題。所以，中央成立了一個黨史委員會，同時成立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兩個工作機構。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任主任是胡喬木。1988年7月，兩個工作機構合並成為新的中央黨史研究室。
走進中央黨史研究室大院，最引人注目的是辦公樓上「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那麼，中央黨史研究室究竟承擔著哪些工作呢？據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傑介紹，中央黨史研究室既是黨史研究部門，也是中央的一個工作部門，「整個黨或者整個社會上涉及到黨史問題的有關工作，我們都要組織或參與。」李忠傑概括了黨史研究室的職能，主要是黨史研究、黨史學習教育、黨史宣傳、黨史重大事件和歷史人物的紀念活動、黨史資料征編、黨史咨詢，還參與黨史遺址保護和相關場館建設、黨史題材作品著作的組織或出版以及紅色旅遊等項工作。
黨史研究室還會參與紅色旅遊工作？各級黨史部門積極對紅色旅遊進行工作指導，在制定紅色旅遊發展規劃、建設紅色旅遊場館等方面發揮了作用。這兩年，許多地方黨史部門利用掌握的豐厚黨史資料，開始了對重要革命遺址遺跡的普查。
宣傳黨史、讓人們了解黨史，也是黨史研究室的一項重要工作。李忠傑說：「年輕人很關心黨史，年輕黨員很關心黨史，但是黨的歷史到底是怎麼回事、走過了什麼道路、取得了什麼成就、有過什麼曲折、有過什麼教訓，可能不完全清楚，需要學習。」
「大家從網路上、報紙上、其他各種讀物上會看到很多關於黨史的文章、故事、奇聞軼事等等。不過，對這些文章是需要具體分析的，有的是真實的，有些是不準確的，甚至還有一些敵對勢力利用歪曲黨的歷史醜化我們黨，來詆毀我們的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就需要我們採取適當的措施，做好澄清歷史事實的工作。」李忠傑表示。
實際上，日益走向開放的黨史研究室正在採取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發揮著黨史的「育人」作用——《中國共產黨歷史28講》一書成為學習黨史的入門教材，在各類媒體上開辦「永遠的豐碑」專欄讓人們通過短小精悍的故事獲得有益的啟迪。一組數字可以反映出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宣傳「攻勢」——「十二五」期間累計出版書籍1026部，組織各種紀念活動634次，拍攝影視作品166部。
如今，全國從中央、省、市到縣四級都有黨史機構，總數達到2836個，工作人員一共有1．7萬多人。多年以來，這群人為了神聖而崇高的黨史事業，默默無聞，兢兢業業，對黨史事業始終甘於奉獻，激情不減。

Ⅵ 江陰市愛國抗戰遺址有哪些

江陰要塞司令部舊址位於江陰市人民中路60號，建築面積2000多平方米，為中西合璧版的權2層樓房。民國初年由江陰實業家、愛國民主人士吳汀鷺先生所建，整座建築坐北朝南，集木雕、灰雕、磚雕、石雕與一體，有照壁、花園和前、中、後房屋三進四側。
抗日戰爭時期，此宅曾被侵華日軍強占為駐澄警備司令部。抗戰勝利後，被國民黨軍隊接收，1947年被作為國民黨江陰要塞司令部。1949年4月22日，江陰縣城解放後，要塞司令部由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接管。4月28日，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海軍首屆黨委擴大會議在此召開，成為海軍司令部所在地。5月中旬，人民解放軍江陰要塞司令部在此正式成立，劉世湘任司令員，唐君照任政委。此後，這里相繼駐扎過陸軍、海軍部隊。
1992年9月被列為江陰市文物保護單位。2003年，解放軍某部正式將其移交給江陰市人民政府。經過精心修繕保護，舊址成為融名人故居、優秀建築、黨史遺址於一體的人文景觀。2009年2月被命名為江陰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13年5月被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Ⅶ 武漢市有哪些革命遺址,革命紀念建築物,革命烈士陵園。紀念館

一.全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
第一期（2005年公布，2011年修訂）（12）
1.武漢市紅色旅遊系列景區(點)
江漢區八七會議舊址紀念館
武昌區毛澤東舊居及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
第二期（2011年4月1日）（14）
1.武漢市辛亥革命系列景區
武昌區辛亥革命紀念館及首義廣場
江夏區中山艦紀念館
二.湖北十佳紅色景區
1.武漢市革命博物館
毛澤東同志舊居
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
中共五大會址紀念館
2.「八七」會議舊址紀念館
漢口中華全國總工會舊址1926～1927年武漢市
：武漢黨史遺址
武漢黨史遺址遺跡有146處，其中重要歷史事件及重要機構舊址50處，重要歷時事件及人物活動紀念地27處，革命領導人故居20處，烈士墓19處，紀念設施30處。加上其他遺址遺跡29處計175處。
22處重要黨史遺址分布
1.中共中央組織部遺跡（江岸區銘新街13號）
2.中共中央宣傳部舊址暨瞿秋白舊居（江岸區吉慶街126號,原輔義里27號）
3.中共中央機關舊址（江岸區勝利街165號）
4.中共中央軍委武昌辦事處舊址（武昌彭劉楊路乾福巷6-13號）
5.中華全國總工會暨湖北省總工會舊址（江岸區友益街16號）
6.武漢國民政府舊址（漢口中山大道708號）
7.共產黨武漢支部機關遺跡（武昌多公祠5號）
8.中共中央長江局（1927年）暨湖北省委機關舊址（江岸區珞珈山街，原珞珈碑路12號）
9.中共武漢區委機關遺跡（首義路省民主黨派大樓附近，原武昌黃土坡下街27號)
10.京漢鐵路總工會舊址（漢口解放大道2185號）
11.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武昌都府堤20號）
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遺跡（江漢區自治街41號）
12.「八七」會議會址（江岸區鄱陽街139號）
13.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舊址（武昌解放路南段）
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南湖校區遺跡（洪山區華中科技大學武昌分校校內）
14.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舊址（江岸區長春街57號）
15.陸軍新編第四軍司令部漢口舊址（江岸區勝利街332-352號）
16.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舊址（武昌曇華林武漢市第十四中學內）
17.中共中央長江局（1938年）國際宣傳組遺跡（江岸區洞庭街冷凍廠附近）
18.《新華日報》社大陸里舊址（江漢區民意一路大陸里4-6號）
19.姚家山新四軍第五師司政機關舊址（黃陂區蔡店鄉姚家山村）
20.木蘭山風洞革命活動舊址（黃陂區木蘭山西南坡半山腰處）
21.三店徐王灣「劉、鄧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部」舊址(新洲區三店街坨坑村徐王家灣南「王氏宗祠)
22.侏儒山戰役遺址（侏儒山為武漢西部屏障，是通往江漢平原的重要戰略要地）

Ⅷ 黨史的重大事件

中國共產黨成立、成立新中國、實行改革開放

Ⅸ 咸陽的革命遺跡有哪些

旬邑、淳化、三原、涇陽、長武等黨史資源大縣；

共遺址160個，其中革命遺專址148個，其他遺址12個。

歷史事件和重屬要機構舊址91個，重要歷史事件及人物活動紀念地10個，

重要人物故居14個，烈士墓地23個，紀念設施22個；

Ⅹ 霍山縣 革命遺址30處分別是哪些地方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全縣設有標志物的革命舊址遺址有30多處，但10多年後這一帶就有一些標志物已遭破壞。其中新四軍第5師(李先念師)在上土市鎮決心庵駐扎舊址等30處革命遺址系首次發現。具體哪些地方沒有公布。

這些革命遺址數量多、類型多、范圍廣，既有黨的重要機構舊址，也有重要黨史人物的故居、舊居、活動地；既有重要事件、重大戰役戰斗舊址，也有革命烈士事跡發生地或墓地；既有重要的革命歷史文化遺址，也有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近年來興建的有關紀念場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