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遺址的意義

1. 石峁遺址的發掘成果

文物部門曾於1976～1981年對該遺址進行過初步發掘，發現有房址、灰坑以及土坑墓、石槨墓、瓮棺葬等，出土陶、玉、石器等數百件，尤以磨製玉器十分精細，頗具特色，其原料主要為墨玉和玉髓，器類有刀、鐮、斧、鉞、鏟、璇璣、璜、牙璋、人面形雕像等。並發現了古城址。石峁遺址玉器的出土可上溯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時出土的玉器已散佚海外，被歐美幾家博物館入藏。
（圖冊資料來源 ） 在2012年的一次考古挖掘對石峁城址外城北部的25000餘平方米的一座城門遺址進行了重點發掘。外城東門址位於遺址區域內最高處，由「外瓮城」、兩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內瓮城」、「門塾」等部分組成。
此次考古中發掘出6件完整的玉器，種類為玉鏟、玉璜、石雕人頭像等。這是石峁遺址考古中首次發掘出的玉器。玉器就在石牆里，這是奇特的發現。可發掘中確實如此。出土的玉器一種是在傾斜的石牆裡面，第二種就是在倒塌的石牆堆積裡面，距離地面都比較低。
石峁遺址出土了大量玉器，尤其以現藏陝西歷史博物館的玉人頭像價值最高，是中國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的唯一一個以人為雕刻對象的玉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王煒林說：「上世紀70年代，就有考古人員在石峁徵集到127件玉器。其中不少被陝博收藏著。目前流失在世界各地的石峁玉器有4000件左右。」石峁玉器世界聞名，但是一直沒有「正名」。這是因為沒有在考古發掘上發現過石峁玉器，缺乏關鍵依據。
但在此次考古挖掘中，發掘出了6件完整玉器。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古收獲。證明了石峁玉器確實存在，流散各地的石峁玉器也因此「正名」。 2012年12月20日，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地處黃土高原北部邊緣且距離黃河20多公里的陝西神木石峁遺址，在2012年5月至11月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集中埋置人頭骨的遺跡兩處，以年輕女性居多，與城牆修建時的奠基活動或祭祀活動有關。主持發掘的專家邵晶透露，這種頭蓋骨祭祀遺跡在中國新石器考古史上十分罕見。
在下層地面下發現集中埋置人頭骨的遺跡兩處，一共48個頭骨。一處位於外瓮城南北向長牆的外側；一處位於門道入口處，靠近北墩台。這兩處人頭骨擺放方式似有一定規律，但沒有明顯的挖坑放置跡象，擺放范圍外瓮城外側呈南北向橢圓形，門道入口處的遺跡略呈南北向長方形。經初步鑒定，這些頭骨以年輕女性居多，部分頭骨有明顯的砍斫痕跡，個別枕骨和下頜部位有灼燒跡象。
主持發掘的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邵晶說，在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部落首領人物死後使用人殉已成為通行的禮俗。但以年輕女性頭蓋骨用於奠基儀式或祭祀活動，在中國境內的考古發掘中十分罕見，在陝北地區為首次發現。這兩處集中發現的頭骨可能與城牆修建時的奠基活動或祭祀活動有關。依據實驗室分析結果，這些女性的年齡在20歲左右。 考古工作者2012年在後陽灣的一座房址附近發現了鱷魚骨板，呈正方形，正面有許多點狀小孔。很多人據此判斷那個時代的黃土高原，氣候濕潤適宜揚子鱷成長。
這塊鱷魚骨板是包括陝晉中北部、內蒙古中南部在內的河套地區的首次發現，所以推斷這條鱷魚未必生長於此，極有可能來自遙遠的南方。根據史料記載，上古時代有一種鼓名叫鼉鼓，用揚子鱷的皮革製作而成，是等級的象徵。因為「鼉」便是揚子鱷的古稱，按照學界最流行的觀點，這些骨板很可能便和製作鼉鼓有關。專家推測，鱷魚骨板出現在神木石峁，可能是當時上層社會的奢侈品交流而來的。 2012年在對石峁遺址的發掘中，在後陽灣一處房址之下，發現了一件被打碎的雙鋬鬲。發現時，兩個鬲套扣在一起，裡面有一些肢骨、肋骨等散落於套扣的鬲中。後經考古專家對骨骼鑒定發現，這些遺骨屬於一個不足周歲的嬰兒。這種用炊具埋葬夭折嬰兒的習俗，在當時的中國普遍存在。
經過細致發掘，在這具嬰兒的骨骸上發現了一些紡織物殘片。這一發現，對他們來說意義重大。北方地區因為氣候乾燥，土壤水分不夠，很少有紡織品能夠保存下來，更何況是4000多年前的紡織品，所以尤為珍貴。經初步鑒定，這些紡織物原料為薴麻類纖維，這說明北方至少4000多年前就已經懂得人工紡織，並已經開始有意種植薴麻。此外骨殖上部殘留的織物殘片，分為上下兩層，下層緊貼骨殖，經緯較為細密，上層經緯較為粗疏，說明4000多年前的石峁人已經有了內外衣之分。這一發現對於研究中國服飾的歷史，也有著重要意義，證實了「北麻南絲」這一構想的可操作性。 2015年9月考古人員在石城的牆體發現眾多「石雕人面像」，初步證實古城曾在原始宗教信仰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在開展正式考古發掘前，石峁遺址有石雕人面像的現象已引起考古專家注意。近十年前，有學者就對石峁遺址展開考察，進而公布了一批特徵明確、造型獨特的石雕或石刻人像，數量20餘件，均為砂岩質地，大部分是人面像，也有半身或全身的石像，其中不乏高鼻深目者，推測可能與中國西北地區早期青銅時代的同類雕刻有關。

2. 石峁遺址的保護工作

石峁遺址發現於上世紀70年代，因數千件流散的玉器而聞名。由於遺址的范圍大，遺址范圍內的修路、取土等建設活動，甚至對遺址的濫挖、盜掘等仍時有發生，遺址的保護形勢急迫。鑒於遺址的重要性和考古工作的長期性，與會學者紛紛呼籲，應在當地盡快設立石峁遺址保護管理機構，加強對遺址的日常監管和看護。同時，盡快制定保護措施和遺址的保護規劃。
通過加強宣傳，增強當地居民文物保護意識，避免遺址進一步遭到破壞。加大對保護力度，特別是加大打擊盜掘的力度。保護好遺址是後續所有工作得以開展的前提和基礎。神木的經濟高速發展，文化如何同經濟發展相協調，如何保護展示，這是政府應當慎重並著手考慮的。專家希望，石峁遺址的發掘能納入到當地文化建設的體系，通過對該遺址的發掘、保護、展示，嘗試通過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促進當地文化、經濟的協調發展。陝西省文物局劉雲輝副局長表示，將會繼續大力支持做好石峁遺址的文物考古及遺址保護工作，推動石峁遺址的研究走向深入。 黃帝活動在石峁所在的陝北黃土高原是史有明言的，那就是《史記》、《漢書》有關黃帝的陵墓在距石峁不遠的陝北子長一帶的記載。《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崩，葬橋山」，《索隱》引《地理志》說：「橋山在上郡陽周縣」。查《漢書·地理志》，其上郡陽周縣下確實記有「橋山在南，有黃帝冢」的字樣，陽周即今陝北子長縣，當今陝西黃陵縣以北偏東三四百里的地方。除此之外，《漢書·地理志》上郡膚施縣下還記載其地「有黃帝祠四所」，膚施即今陝西榆林，在子長縣北，毗鄰石峁所在的神木縣高家堡。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長一帶有黃帝的冢墓，還有人們祭祀黃帝的祠堂，則黃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在此一帶活動是無可否認的。
同時,依據《潛夫論·志氏姓》、《列子》、《山海經》《大荒西經》、《左傳·成公十三年》、《國語·晉語四》、《國語·齊語》等典籍分析,認為不僅黃帝後裔白狄在陝北地區活動，黃帝部族的直接後裔周人的也都在陝北活動。
最後，沈長雲教授再次強調，根據考古專家發現石峁古城的年代為龍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階段，正與黃帝活動的時間大體相當，由此更能確定石峁古城為黃帝部族所居。 《光明日報》國學版（2013年4月15日第15版）刊發了煙台大學人文學院陳民鎮先生《不要把考古與傳說輕易掛鉤》一文，認為把石峁古城直接與黃帝掛鉤，至少是與一般的記載相沖突的。
石峁古城有沒有可能是黃帝後裔的居邑呢？在傳統的古史觀念中，黃帝與堯舜等都是一脈相承的，屬於徐旭生先生所說的「華夏集團」。
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為距今約4300年，相當於「龍山時代」。我們知道，「龍山時代」是中國文明發生的關鍵階段，中國文明在這一階段逐步定型。過去一般將「龍山時代」的年代定為距今4600年至4000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結果表明，「龍山時代」的上限在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的下限在距今4300年以前，這一調整將帶來深遠的影響，需要我們重視。如果同時代山西襄汾的陶寺古城與堯舜有關，那麼陝北的石峁古城是否便是黃帝部族的居邑呢？
這便涉及到黃帝的時代問題。《路史·發揮》卷三引《竹書紀年》：「黃帝至禹，為世三十。」如果這一記載有一定的根據，再結合《說文》中一「世」三十年的記載，黃帝到大禹之間間隔了900年。結合「夏商周斷代工程」關於夏代始年的認識，黃帝的年代距今約5000年，實際上這也是通常人們對黃帝時代的認識。如果石峁古城直接與黃帝有關，至少是與一般的記載相沖突的 。 來源： 光明日報
拙文《石峁古城是黃帝部族居邑》發表以後，引起學界不少人的關注。其中有對拙文提出批評者，如陳民鎮先生。他認為我的論證是將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存與古史傳說輕易掛鉤，說這種做法「是危險的」。他承認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在龍山晚期，但卻以同時代的襄汾陶寺古城與堯舜有關為由，提出堯舜以前的黃帝不會居住在石峁。按照《路史·發揮》「黃帝至禹，為世三十」的記載，他認為黃帝的年代距今約5000年，因此我有關石峁古城為黃帝部族居邑的說法是錯誤的。他還認為，石峁遺址所屬的考古文化只是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的性質和游牧傳統，與黃帝代表的華夏文明是不相稱的，石峁古城可能是北方草原文明的人群對南方農耕文明的一種防禦性建築。
所謂不要將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址與古史傳說輕易掛鉤，這話我也贊成。但這里的關鍵似乎並不在可否讓考古學遺址與古史傳說掛鉤，而在於這樣的掛鉤是否准確與合理，或如作者所說，在於你這個鉤掛得是否輕率與簡易。實際上，當今考古界這類「掛鉤」的做法早已屢見不鮮，如將登封王城崗說成是禹都陽城、將襄汾陶寺遺址說成是堯舜都邑等等。作者對此並未加以反對，卻獨反對「將黃帝文化落實到某種考古文化」，這是何道理！想必作者會說，其所主張的是「大多數學者」的意見，然而學術研究的是非優劣難道可以用「大多數」或「少數」作為評判標准么?
「大多數學者」所稱說的不一定就是真理。如當今多數學者（包括作者）都說陶寺古城是堯的都邑，然而先秦古文獻到底有哪一部明確指出堯都在今山西襄汾陶寺的呢？《史記》只是說「昔唐人都河東」，後人將唐人理解為陶唐氏，又將陶唐氏說成是的堯的「號」，於是變成了堯都在河東。殊不知顧頡剛早就指出：「在《左傳》上，堯沒有唐號，唐亦不言堯後」（見《古史辨》第一冊），《鶡冠子》中甚至有「堯伐有唐」之語，《呂氏春秋·古樂》亦分陶唐氏與帝堯為二事，是堯與唐並不能混為一談。他之後的徐旭生雖仍堅持帝堯陶唐氏的說法，卻又對陶唐氏在河東（即晉南）的認識大加批駁，說陶唐氏舊地只是在今河北唐縣、望都一帶。事實上，《史記·貨殖列傳》早有「堯作於成陽」的記載，成陽在今山東菏澤地區，不知今學者為何置《史記》的記載於不顧。限於篇幅，我不能對這個問題展開論述，也不能對舜的居邑及夏文化的地域等問題展開論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從別的地方找到我有關論述的文章。這里只是想藉此例子表明，不在「大多數」范圍內的學術主張，不一定就是沒有道理而應該被棄置不顧的。
回到黃帝與石峁古城關系的爭議上來，我感到作者對我的批評，仍是靠著「大多數」立論，以所謂「一般認識」作為是非標准，提出他的不同於我的主張的。
首先是黃帝的年代問題。前已指出，作者強調陶寺古城與堯舜有關，就是為了顯示作為「五帝」中的後兩位「帝」生活在龍山時期，即石峁古城開始建造於距今4300年左右的年代，以此來襯托作為「五帝」之首的黃帝與石峁古城無關。說黃帝為「五帝」之首而遠在堯舜之前，當然是「一般認識」，然而這個認識對不對呢？當今學者，從顧頡剛、傅斯年等人開始，包括徐旭生，實已很少有人相信司馬遷《五帝本紀》所記述的那樣一套以黃帝為首，其他幾位古帝及夏商周三代王室都是黃帝子孫的血緣譜系了，大家都承認所謂「五帝」實只是史前各個氏族部落的首領，是這些部族的後人各自奉祀的祖先，並且這些部族都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既然如此，我們憑什麼去證明這各個部族的首領在歷史上存在的先後次序呢？譬如黃帝，其作為周人的祖先，我們到底有何證據說他一定在其他四帝之前？是人們把黃帝——周人這支氏族的世系與顓頊諸帝的世系比較的結果，還是有什麼確切的史料證明黃帝生活的時代一定比諸帝久遠？帝嚳據說是商人的祖先，我們姑且相信這個說法，然而他到底是商人多少代前的祖先，並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說明，憑什麼就說他一定在黃帝、顓頊之後，而在堯舜之前呢？所可論定者，大概只有顓頊在堯舜稍前的一些時候，因為有《左傳》諸書提到了有虞氏的世系，說顓頊作為有虞氏的首領在舜之前。除此之外，其他都是無從論定的。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作者在這里給出的黃帝距今5000年而在堯舜之前的「證據」，即所謂《竹書紀年》的記載。不幸的是，這條記載的可信性卻很值得懷疑。一則，據陳夢家、方詩銘諸家的研究，《紀年》的編年紀事實起自夏，今《路史·發揮》所引《竹書紀年》提及黃帝之事，並非《紀年》原文。其二，就「黃帝至禹，為世三十」這句話而言，亦是羅泌隱括其所用材料之語，非《紀年》原文，而羅泌著《路史》在《今本紀年》之後，並有摘抄《今本》之行為，安知此語不是羅泌據《今本》中其他材料得出的結論？我想，即令這句話出自真的《紀年》，也沒有必要信以為實，因為《紀年》寫作在戰國末年，其時已有將黃帝等傳說中人物編在一個譜繫上的書籍出現，此與黃帝等人本來的部族首領的形象已發生了很大改變，《紀年》照此而稱說黃帝如何如何，也是很自然的事，豈可信以為真。這里，我倒想問，除了這類戰國晚近的文獻，還有哪些先秦時期的古籍能夠提供黃帝距今5000年的證據呢？
其次是黃帝與華夏暨華夏文明的關系問題。作者仍按老套路說，黃帝作為一般認識中的「華夏始祖」，其所創造的文明當然是華夏文明，而華夏文明只分布在長江、黃河流域。言下之意，是黃帝及其部落不會在北方長城地帶留下他們的足跡。這套看似有理的說辭是經不起推敲的，因為它無法回答何以有那麼多文獻，而且是較早的文獻提到黃帝活動在今北方長城地帶的問題，如拙文所舉，不僅陝北留有黃帝的陵墓，河北涿鹿留有黃帝與蚩尤征戰並在那裡「合符」和作為都邑的文獻記載，還有他的後裔白狄族與周人活動在陝晉一帶的記載與考古學遺跡。作者對我所舉的這些論據未做正面回應，也是在迴避這個問題。看來，作者是混淆了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祖先黃帝傳說與真的黃帝部族的歷史這二者間的界限。黃帝之作為華夏族的共同祖先，乃是華夏民族形成以後體現在華夏共同文化上的民族心理素質的表現，而我國華夏民族的形成乃是周朝建立以後，經過周人與夏商舊族及各蠻夷戎狄的長期融合而成為一體後才出現的事情。至於華夏族何以奉黃帝為共同祖先，並把他置於諸位祖先之首，則是周人屬於黃帝部族直系後裔的緣故。作為周人祖先的黃帝原本生活在北方長城地帶，這與他日後作為華夏民族的祖先而被當作華夏共同文化的代表是兩回事情，二者互為關聯卻並不矛盾，我們不能以後者去否定前者所倚靠的史實背景。
最後是石峁遺址及所屬考古學文化的性質問題。我們認為，作者將石峁古城所屬的考古學文化歸入草原文化的范疇，將石峁居住的人群視作與南方農耕文明相對立的人群，完全是一種想當然的做法，不嚴密又不科學。所謂北方草原文化的形成有一個過程，不是一開始北方各地就是一派草原文化的風光的。石峁遺址屬於朱開溝文化，朱開溝文化基本屬於一種農耕文化，尤其在它的早期階段，而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正值朱開溝文化的早期。這里涉及到朱開溝文化分布區域早晚期地理環境的變遷問題。學者研究，當朱開溝文化的早期，其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尚為森林草原景觀，降水量也較多，是較適宜於農業經濟的發展的，考古發現也證明其時朱開溝的農業生產已發展到較高的程度（田廣金《北方文化與匈奴文明》，第261-263，又300-301頁）。只是到了它的後期，才因這個地方的氣候變得越來越乾冷，致使其自然環境向典型的草原景觀轉化，當地的經濟也才變為半農半牧經濟，而這已相當於商代開始的時期了，我們不能以後例前，說黃帝時期這里的人們就是從事畜牧業經濟，甚至是「游牧經濟」。可以設想，正是這樣一種氣候環境的變遷，才促使居住在這里的黃帝族後裔——―部分白狄族人和周人的東徙南遷，才有了後來周人在渭水流域的崛起並建立周王朝，也才有了以周人為主導的中原各古老部族的大融合暨華夏民族的形成。從這個角度看，石峁古城作為周人祖先黃帝族的居邑，也可稱得上是華夏民族的發祥地。

3. 如何看待在石峁遺址考古工作中所發現的約為4300年前的大型建築遺址

不是，雍州是為了對付齊家文化（公元前2200～1600，共工以及前來投靠的三苗版以及一些西方來的權部落），並州石峁是為了對付草原文化的葷粥而在公元前2300年的小聚落基礎上在公元前2200~2100年以後擴建的，其擴建期落在舜的時代，《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高陽氏出身的舜在接替了高辛氏的堯的實權後，把高陽氏的八愷聚集到自己身邊，而把高辛氏的八元打發去邊疆「舜舉八愷，使主後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很可能就是當12州牧，舜此時還沒有重測菱形天下全圖，沿用的還是黃帝時代的方形天下全圖，這個圖里石峁是位於並州范圍內的，很可能這個並州牧就是周祖棄或不窟。
圖有點不對，應該是以河北石家莊以北的定州也就是常山所在的緯度為北三州的南界，石峁遺址剛好在並州的東南角上

4. 石峁遺址的發掘意義

地處黃河之畔、農牧交錯帶的陝西神木石峁遺址，以「中國文明的前夜」入選2012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是目前國內所見規模最大的龍山時期至夏階段城址，以公元前2000年的三重石頭城牆和玉畫雙絕的英姿乍露，吸引著考古學家的目光。
石峁遺址為中國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發展過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資料。有國內專家直接用「石破天驚」來形容石峁城址的發現。石峁城址將有助於進一步了解所對應那個時代的社會形態、聚落形態演變、人地關系及遺址的功能。
石峁城址還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質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科學背景，更對進一步了解早期的歷史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義。它的發現可能會改變人們對中國史前格局的認識。
2012年10月，經中國考古學會、國家文物局、陝西省文物局、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國家博物館等40餘位考古專家，對神木縣石峁遺址發掘現場聯合考察認為，石峁遺址是已發現的中國史前時期規模最大城址，對於進一步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等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這一遺址規模宏大的石砌城牆與以往發現的數量龐大的石峁玉器，顯示出石峁遺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
經過大量考古調查、勘探和部分發掘，考古隊在遺址中發現了保存相當完整、基本可以閉合的石砌城牆及城門、角樓和疑似「馬面」等附屬設施。通過分析調查，專家初步認定石峁城址應當始建於龍山中期，延續至龍山晚期至二里頭早期階段，無疑是黃河中游地區龍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間的一個超大型中心聚落，是黃河腹地二里頭遺址之外一個重要遺址。

5. 石峁遺址的介紹

石峁（mǎo）遺址是中國已發現的龍山晚期到夏早期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址。位於陝西省版榆林市神木縣權高家堡鎮石峁村的禿尾河北側山峁上，地處陝北黃土高原北部邊緣。初步判斷其文化命名為石峁類型，屬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遺存。據專家研究有可能是黃帝的都城昆侖城，也有專家提出了質疑石峁遺址是距今約4000年左右，面積約425萬平方米。這個曾經的「石城」壽命超過300年。1976年，西北大學考古系教授戴應新在山西進行考察，從山西民間聽到關於神木石峁的一些信息，於是專門到石峁考察，此後先後有來自西安和北京的考古隊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2006年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峁遺址以「中國文明的前夜」入選2012年十大考古新發現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發現」以及「二十一世紀世界重大考古發現」。

6. 石峁遺址，為什麼會使用少女的頭來作為城牆的奠基

石峁遺址據考古學家後期對挖掘出來的大量骸骨分析證實，從石峁遺址的城牆下方挖出的骨骼大部分頭顱都屬於年齡在20歲左右少女的頭顱。

從城牆下骨頭的排列上來看，排放是非常規律整齊的，我認為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當時他們地區的人民信奉一種巫術，認為用最純潔的少女靈魂奠基城牆能讓城牆更加堅固，使城牆保值永遠不倒。用純潔的少女靈魂來鎮守他們的家園，能保他們的家園永遠不受外敵侵入，這種巫術用少女的靈魂做法、布陣他們認為這樣能夠更好的保護他們家園的太平。能讓他們的家園屹立不倒永遠留存下來。

7. 陝北榆林石峁遺址的發現為什麼被稱為「石破天驚」

因為作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處重要遺址，石峁遺址在規模、形制、內涵、所處時代和所處位置上都具有獨一無二的特性，它的發現足以改寫華夏上古歷史，所以才被國內學者以「石破天驚」來形容：

1、從規模上，石峁遺址佔地超過四百萬平方米，超過了著名的良渚和陶寺等遺址，是我國新石器時代面積最大的古城，完全超過了人們的認知，而且對這種古城目前還找不到任何的史料存在，這在特別重視古文獻和田 野考古相結合的我國是非常特殊的案例。

5、石峁所處的位置遠離傳統學者認為的華夏文明核心區域之外，更靠近草原地帶，一般被認為是文明落後地區，但石峁的發現證明四千多年前在這么偏遠的地方居然有這么發達的文明，這一文明又在歷史上無聲無息，對它的深入研究必然將改變上古華夏文明的固有認知體系。

8. 石峁遺址 屬於什麼文化

石峁（mǎo）遺址是中國已發現的龍山晚期到夏早期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址。位於陝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高家堡鎮石峁村的禿尾河北側山峁上，地處陝北黃土高原北部邊緣。初步判斷其文化命名為石峁類型，屬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遺存。石峁遺址是探尋中華文明起源的窗口，可能是夏早期中國北方的中心[1]。據專家研究有可能是黃帝的都城昆侖城，也有專家提出石峁遺址是夏朝的首都[2]。

石峁遺址是距今約4000年左右，面積約425萬平方米。這個曾經的「石城」壽命超過300年。1976年，西北大學考古系教授戴應新在山西進行考察，從山西民間聽到關於神木石峁的一些信息，於是專門到石峁考察，此後先後有來自西安和北京的考古隊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

2006年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石峁遺址以「中國文明的前夜」入選2012年十大考古新發現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發現」以及「二十一世紀世界重大考古發現」。[3] 2018年4月，陝西神木石峁遺址發現4000年前大型陶鷹。[4]2019年5月，石峁遺址被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5]。

2019年9月，科技人員通過對陝西石峁遺址的遺存物取樣並進行碳14年代測定，初步確定了石峁遺址核心區域——皇城台的建造年代，大約是在公元前2200年-1900年之間。
遺址規模
1976年就被發現的石峁遺址，經過系統調查和考古發掘，發現了石峁城址，這是一處宏大的石砌城址。
考古勘探確認了石峁遺址由「皇城台」、內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並相對獨立的石構城址組成。調查發現，石峁石城分為外城和內城，內城牆體殘長2000米，面積約235萬平方米；外城牆體殘長2.84千米，面積約425萬平方米。[8] 其規模遠大於年代相近的良渚遺址、陶寺遺址等已知城址，成為已知史前城址中最大的一個。

石峁遺址
「皇城台」位於內城偏西的中心部位，為一座四麵包砌護坡石牆的台城，大致呈方形。內城將「皇城台」包圍其中，依山勢而建，城牆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牆。外城系利用內城東南部牆體、向東南方向再行擴築的一道弧形石牆，絕大部分牆體高出地面，保存最好處高出現今地表亦有1米余。
城牆越溝現象將石峁城址基本閉合起來，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獨立空間，為探討石峁早期地貌變遷及環境提供了重要資料。

9. 寨山墓地的發現，對研究史前墓葬有什麼意義

寨山石城墓地被發現，為考古學家、歷史學家研究中國早期國家起源提供了重要實證。

從墓室內部結構來看，無論是隨身葬品、陶器還是墓室大小與裝飾，都不難發現，這座墓具有濃重的石峁文化墓葬特徵，而其中可能蘊含的葬之葬俗，更會影響史前墓葬的研究結果。

本次寨山墓地的首次露面，彌補了石峁遺址諸多大型墓地被盜的缺憾，其中所發現的重要部分都將成為考古學家、歷史學家研究史前墓葬的重要參考，也為豐富石峁文化提供了寶貴的考古材料，作為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的重要考古參考，寨山墓地的發現也為研究中國早期國家起源發展提供了獨具意義的參考。

10. 寫石峁遺址作文結尾怎麼寫

依據新聞報道中發掘者的描述和分子人類學者的討論，石峁遺址的祭祀人頭骨主要接近夏家店下層 文化，於是不少人類學者和考古學者認為石峁遺址人們的敵人可能屬於夏家店下層文化。依據潘其鳳先生關於大甸子墓地人骨的常規聚類成果， 大甸子墓地的人群有一類近似中原。從考古材料看，第一類人群中的一部分位於墓葬區的等級較高，又發現與二里頭文化相似的酒器，所以潘其鳳先生認為第一類人群中有的可能來自中原，另一類近似那個時代的長城地帶。我們認為可能與石峁人中的一部分有聯系。
石峁遺址的墓葬有的有壁龕，這與夏家店下層文化非常類似。因此兩文化應有往來和影響，尤其是兩者有共同的類似器物和信仰的神靈，並且神靈的具體造型也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像T形或Y形耳，目與額頭兩側的羽翼或簇羽連成一體的風格、額頭有X形的羽翼紋等。還有，都有簡化的介字形羽冠及面部的神面、都發現有在神面兩側有近似括弧形輪廓的造型風格、都有來自龍山時代晚期神面風格的神靈、信仰中都有明確的龍蛇內容等，這些都能表明文化間的影響程度。從藝術表現形式、意義、墓葬風格等方面而論，夏家店下層文化與石峁文化高度關聯。
在所屬人文背景的情況下， 石峁遺址城門祭祀用人頭骨存在可能來自或類似夏家店下層文化人的情況並不表明兩文化之間一定有戰爭。有證據說明石峁人的構成中有夏家店下層文化一類的人，並且這些人在石峁文化中地位不一定是奴隸的身份，或者石峁人與夏家店下層文化人具有高度的文化關聯和政治均是經濟的結盟，其首領也可能在結盟中有一定的高級地位。石峁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中都有明確豐富的東夷系文化信仰以及地域關聯是我們這樣判斷的另一個宏觀考慮。。

大家都認為，石峁城的一些石雕神面明顯具有石家河文化晚期風格，我們曾確切地認為這些神面尤其是有羽翼紋的，其文化屬性即是東夷系，有的明顯屬於少昊系。石峁文化中出現的諸多鷹，顯然與山東龍山、河南龍山(主要在瓦店遺址、該遺址附近的一個遺址、登封告城西以及花地嘴有發現)、石家河文化晚期等遺址和文獻中出現的鷹一樣，就是呼應生少昊氏始祖的，換言之應是天命生少昊氏始祖鷙的神鳥，實圖騰神鳥。與天命生商人始祖卨的神祖玄鳥鴞，以及命之和姜嫄在巨野雷澤生周人始祖稷的神鳥的雷澤神鳥性質相似。西周神鳥崇拜現象明顯，實際是周人神誕神話始祖的神父為神鳥的體現。同時從其與天帝之足的關聯看，由於震為足，所以也與巨野之雷澤的雷神有關。周人信仰雷神、並與其祖先關聯，與神鳥關聯，這些方面與商人類似，除了神鳥的種類不一致，幾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區別。從有關夏字的討論看，夏人的始祖神誕神話與商周始祖神誕神話其實也應是一個模式，二里頭綠松石龍就是雷出地奮的重要遺跡表明嚇人是高度信仰雷神的，夏字造型又屬於蹲踞式，從這些方面講，夏字與神鳥、雷神、始祖之神父即神祖關聯密切。只不過從卜辭看，商人的女始祖造型、始祖神父即神祖的造型、始祖之人父之造型，除了少量為跪坐式、倚座式，基本都與蹲踞式有關，所以其中有的字像表示其始祖人父嚳的字似乎也可以讀為夏字了，其與所謂的夒字、夔字高度近似。神鳥為神祖、雷澤生殖崇拜文化自高廟文化、半坡文化以來就非常盛行，尤其是仰韶文化以來，魚與神鳥組合的雷澤神誕神話考古學材料發現眾多。
石峁遺址的領隊孫周勇先生曾認為石峁文化類似於陶寺文化中晚期，自然兩者人群也應有一定類同的成分。陶寺人的基本成分屬於中原，則石峁文化也應有一定的中原人存在。我曾在2106年的10月於鄭州舉辦的牙璋會議的報告上認為石峁可能與啟征伐的其子武觀之西河政體有關（《古本竹書紀年》還記載「胤甲即位，居西河。」（《山海經·海外東經》注、《太平御覽》八十二、《通鑒外紀》二、《開元占經》六引作「胤甲居西河」，《御覽》四引作「胤甲居於河西」，這些文獻中的西河與啟所居西河並不是一地)，啟子武觀可能應是代表夏王朝「中央」在石峁的重要上層人物之一，不過從夏代早期的綜合事件看，尤其是武觀所封之地西漢時記載其又名畔(叛)觀看，則石峁之西河(《禹貢》九州中記載其地附近即為西河)是啟子武觀所封之西河的可能性較小，除非叛觀之地的判斷是錯誤的。
石峁文化及其附近區域的玉器文化來自和傳承都較為久遠，有的東方玉器很早已到達附近區域，像山西夏邑清涼寺墓地、下靳墓地、蘆山峁遺址等。在常規的歷史進程中，石峁人也與東方聯系密切，石家河文化晚期人們應有遷徙和文化傳播。石峁文化應該可以視為是在自東方、本地、東南方的東夷系人重要匯集的區域形成的以東夷人文化為主體，尤其是東夷系精神信仰為主體的文化。
花地嘴遺址與石峁遺址主體有密切聯系，遺址出土的玉璋、硃砂繪制的神面、鷹形造型圖像等多具有石峁文化風格。有的陶斝雖然具有晉中、晉南風格，其實在屬於石峁文化的神木新華遺址也有發現。石峁文化陶斝似盉多，這表明兩者至少有共同的斝文化關聯。尤其是花地嘴新砦期的一幅硃砂繪制的鴞目神面，其額頭的倒三角形設計，與石峁諸多石雕神面特徵相似，而這一風格在當時別的文化神面中基本不見。
新砦遺址的新砦二期晚段(時代相當於二里頭一期或其早段)陶器蓋上的高羽冠無身神面，有鴞的喙嘴元素、五步蛇鼻子面龐等的元素，還有幾分虎的元素，整體與石峁遺址皇城台一件石雕上的一個神面非常相似(新砦陶器蓋神面還有近似T字形耳羽，在石峁遺址皇城台有羽翼紋的神面中也有明確發現)。該石雕圖像中的這一神面有明確虎的元素，還有神鳥的元素。龍的元素表現在面龐上端的勾旋表現形式，一般蛇尤其是五步蛇等毒蛇這一位置的自然造型都是這樣的。該石雕神面有兩個，其中心還有一個神面，按照我們關於虎食人卣中神人為商人蹲踞式擬鴞形的玄鳥神祖、虎為保護神(即是保護辟邪的意義。商代還有不少饕餮食人的圖像，而饕餮又多有虎的成分，清華大學藏的一件商代青銅器的主體饕餮紋即是明確的虎身。由此可見饕餮食人和虎食人意義基本一致。當然饕餮也有蛇身的，還有明確表現為牛身的)的認識，則石峁該石雕中與新砦陶器蓋神面較為相似兩個神面中間的神面也應是神祖的角色。
若所述，石峁皇城台類似新砦陶器蓋神面的該石雕神面的羽翼紋也表明其具有神鳥元素，並具虎的元素，在這一圖像中，其中虎的元素是與虎食人卣的虎之功能是相同的。這也表明新砦陶器蓋神面以及所述與之類似的皇城台石雕神面本身不是神祖面，是特殊畏獸，復原的話可能是龍身。新砦陶器蓋神面鼻子與二里頭綠松石龍非常一致，二里頭綠松石龍我們已證明其具有雷龍性質，新砦陶器蓋神面顯然也可能與雷有關，石峁類似該神面的石峁神面也應該做如是判斷，即若復原的話，這兩個神面都有龍虎甚至是鴞等元素綜合體現的面龐，其身可為龍、可為神鳥(一般應該是鴞)。自然這類畏獸一般不擬人化，從弗利爾博物館人面卣中的雷龍有人面的情況看，擬人化雷龍則一般只把其首擬人化，不太可能把其身擬人化為那一時代常見的神祖或巫的蹲踞式人形。不過無論如何，新砦陶器蓋神面與石峁該石雕神面可能都與雷神有關。商代的虎食人、虎食鴞題材中，其中的虎可以替換為雷龍或者饕餮，這都表明他們屬於畏神或者畏獸的性質。
其實石峁皇城台遺址本身也有虎食人石雕，其內涵是否可能與虎食人卣有關是一個重要問題，若相關，則中間的神人是哪一個氏族的神祖似乎是較為難以判斷的。我們認為應該屬於同樣的類型，含義表達是類似的。我們可以相信，石峁虎食人圖像中間的神人應該是少昊系某一氏族的神祖無疑。另，從林巳奈夫先生所引用的一件西周早期銅器中人形的天也可以為虎食的情況看，天、天帝或上帝之首也可以有虎首，《甲骨文合集》28111的卜辭之中帝字的寫法就是這樣的。這樣地看，龍山時代以及商周虎食人形圖像中的人形身份只有在上帝、天帝、天和神祖之間選擇才具有確切的依據。不過由於天的概念產生和變遷，一般應是神祖。這里應該論及的是，西周早期發現過虎食人形天的青銅器，商代民間信仰天的情況也較為明顯，林巳奈夫先生即認為商代金文中有天的內容，也有學者像晁福林先生認為商代天的概念在帝字中是有一定存在的。
林巳奈夫先生還曾經認為饕餮紋是太陽神又是上帝，又有認為饕餮紋是商人某一氏族的象徵物及其該氏族的上帝的認識，這一新變觀點更為我們的討論這一問題增加了復雜性。不過，依據我們的判斷，龍山時代所見的兩件玉器上的虎食人圖像中的人形，有披肩發，顯然是擬合鷹的，也可以講即是擬合神鳥鷙的，也即該神像是少昊氏男性始祖的神父(或曰神祖，其他同)。商代虎食人卣中的神人是商人玄鳥氏的神父，周代不屬於商遺民的虎食人圖像中神人有的是神祖，也有像林巳奈夫先生所引用的京都人文研究所所藏得一件西周青銅器是首有虎的蹲踞式神人，該神人持有一隻神鳥，應該是正命一隻神鳥降臨天下的意思，按照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文獻講法，其應該是非常少見的明確表示天的圖像。至於已公布的石峁虎食人石雕圖像中的人首，顯然應該是神祖，因為同屬這一時間段的弗利爾玉刀之虎食人首中的神人首呼應的是蹲踞式的少昊氏始祖之神祖或曰神父的。於此，總的看來，已公布的石峁皇城台在具有新砦陶器蓋神面風格圖像中心的那個神面應是神祖面，並且屬於東夷系某一氏族的神祖。石峁遺址近期公布的諸多石雕神面和陶器等材料，有助於進一步證明我們的認識。
石峁遺址也有不少素麵石雕神人首，有的特徵明顯屬於地方或附近的土著。 這樣的話，石峁人群中的統治勢力主要是東夷系和地方戎狄等土著貴族，其社會人的構成中可能還應有與夏家店下層文化人們相似的成分。石峁人的信仰曾經成為夏家店下層文化主要的信仰之一，大甸子墓地以及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層文化陶器上的特殊彩繪能夠說明這一問題。而夏家店下層文化與二里頭文化關聯密切，新砦期與石峁文化關聯密切(像牙璋、新砦陶器蓋神面、花地嘴硃砂繪神面、花地嘴以及新砦以眼睛代表神面的風格。還有兩文化中陶器的藍紋風格)，新砦期的文化因素不少又傳達到二里頭文化(像牙璋、玉璧形玉鉞、鴞文化因素、以單獨眼睛代表神面等)。這些文化中的相似因素利於表明石峁文化、二里頭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等之中的東夷或曰其中的少昊氏、玄鳥氏等東夷文化勢力的特殊地位。
我們認為二里頭文化中的盉、商代的盉都應是神鳥造型，有的還蘊含有或者明確表現有神獸造型。其中有的盉的眼睛可以作為神鳥的，也同時可以作為神獸的，構成一組常見的類似虎食人或者神鳥的圖像。這些和的造型擬合的神鳥形，從商代的材料看，應該是鴞，因為我們發現過一件典型的鴞首盉是一重要證據，商人的圖騰為鴞也是重要的文化背景。商代的一些圖像復雜的盉，在盉口擬合有饕餮或神獸，該神獸或饕餮與盉本身的神鳥形構成一組神獸食神鳥的文化圖像。總的看來，這使得盉，依照常規看是一隻神鳥，盉口看則是神獸造型，有的同時共用一雙眼睛。浙江江山肩頭愣等地的馬橋文化的盉類似二里頭文化的盉，但是齊家文化的鴞盉卻不蘊含或表現神獸，這是需要注意的。另二里頭文化的盉，若擬合神鳥的話，是和什麼神鳥呢？從造型看，可能是鴞。這些鴞與玄鳥氏有關否，是一個重要問題，現在看是可能的。由於玄鳥鴞是候鳥，尤其在中緯度地區。這樣的話玄鳥鴞應該與春天的閃電神鳥有關，因為從諸多鴞尊、鴞形銅器或侯家莊1001號商墓的骨角雕花器物圖像看，鴞以及長尾巴神鳥在商代已有作為雷鳥或閃電神鳥的案例。二里頭牌飾與鈴的組合，即是閃電與雷的組合：龍象徵閃電，鈴從文獻講象徵雷聲以及地奮。其有的牌飾為鴞面或者有鴞簇羽的元素，其可能還有龍身，這類組合的意義依然是閃電與雷的組合。可能是由於鴞的生活特徵與蛇類似，顯得很神奇，同時鴞為候鳥，與雷在一年內的出沒時間相似，又由於鴞為候鳥，與雷電出現的時間也近似，所以以鴞加入到有的二里頭綠松石牌飾中的閃電龍神面中，是具有一定意義的。總之二里頭銅牌和鈴的組合與綠松石銅龍與鈴的組合是同一類的主題。另本文所謂的這些盉，主要是指杜金鵬先生在《封頂盉研究》一文中所言的D形陶盉和青銅盉而言的(杜金鵬：《封頂盉研究》，《考古學報》1992年第1期)

2019、8、15修改
石峁的蹲踞式神人(一般均是人首，少量有上肢，一般都省略了蹲踞式，與屬於肖家屋脊文化或石家河文化晚期、龍山文化等發現玉人的情況類似)、虎食神人(弗利爾玉刀的虎食人圖像應該即是石峁文化的產物。石峁遺址本身發現也不少，新發現並公布的立於皇城台地面圖騰柱，其頭頂中心有一個圓形，實際即相當於是一般石家河文化晚期玉人首常見的頭頂縱向的穿，這個穿有學者認為可能是用於增加羽翼紋樣的，我們認為那隻是其中一個功能，其主要還是用於體現該神祖等是可以通過其溝通天地的，是可以往來天地的，即這是通天神柱。該圖騰柱首端應該是兩個對稱的虎，用以表現虎食人的造型，即是虎食某一氏族的神祖)、位於另外神人中心的神人、神獸面中間的神人(該神人兩側有神獸面，這一神獸面與新砦器蓋神獸面有類似的地方，這樣的構圖，我們應該理解為中間的神人實際是為神獸面所食的，符合「他我」的解讀模式，即該神人與這一神獸面的性質有關。這一神獸有羽翼冠，有二里頭綠松石龍似的鼻子，可能與之類似，是閃電龍的首，龍身省略，只不過新砦器蓋的這一閃電龍的羽冠較為明顯，同時由於鴞為候鳥，又與春天密切先關，所以該呼應春天開始較多出現閃電的閃電龍構圖中間增加了鴞的元素罷了，也可能同時是由於這一閃電龍的造型中有玄鳥氏的影子，是玄鳥氏氏族的閃電龍。二里頭文化、三星堆文化、、齊家文化等之中的綠松石牌飾是表示閃電龍的，但是至少有兩件的圖案為典型的鴞面，還有日本MIHO博物館的一件有鴞簇羽，這與所述新砦器蓋表示閃電神的龍面構圖元素中有鴞成分的原因類似。於是依據中國古代藝術圖像中確實存在「他我」構圖之情況，石峁遺址這樣的表示閃電的神獸中間的神人，也應該有閃電神的特徵。同時其還是東夷系某一氏族的神祖，即是該氏族男始祖的神父，而非學術界語焉不詳的所謂祖先神)，性質是類似的，即是東夷系某一氏族的神祖。同時這些神祖，有的首有完整的虎，有的首有龍身神獸面，應該用「他我」解讀方法論之：
1， 首有虎的，由於虎有陰陽之陽，從諸多商代虎食人卣材料看，虎可以用來作為雷神之象，所以綜合地看，虎食之人除了神祖的身份外，應同時有雷神特徵。弗利爾博物館的一件西周早期龍食人玉刀，其中的龍是身有火字形花紋的陰陽之雷龍，其與虎食人之虎可以呼應，這也利於表明虎食人之虎確實可以象徵雷神。
2，石峁遺址首兩側有獸面龍的(龍身省略)石雕神人，由所論，該獸面類似新砦陶器蓋之閃電龍面，所以其也可能是閃電龍面。於是這樣兩個省略龍身的神獸面中間的神人除了神祖的身份，還應有閃電龍神的特徵。
石峁城牆所見到的曲屈身的蛇，造型類似卜辭中的它字，與二里頭諸多器蓋似神器上有取形五步蛇的小龍之含義也類似。二里頭的綠松石龍以及二里頭一件陶簋上的龍也是取形於五步蛇的，是象徵閃電的，具有以之體現生機、神聖的意思。《山海經.海內東經》也說:「鮒魚之山,帝顓頊葬於陽,九嬪葬於陰,四蛇衛之。」依據《山海經.海外北經》記載，共工之台，其「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沖南方」，也是令人敬畏的神聖建築。綜合地看，皇城台相似四方之台，牆之龍蛇像似「隅有一蛇」、「四蛇衛之」，城牆為艮卦，艮卦即強調保衛的概念。這樣看，這些石雕龍蛇應該還具有保護、衛城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