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城遺址圖片
❶ 廣漢市三星堆為什麼如此緩慢,甚至沒有發展,頂多租點當地的農田栽種點樹木。
三星堆遺址是11年英國牧師董宜篤(V.H.Donnithorne)在廣漢獲悉當地農民燕道誠因車水溉田挖出石壁、玉璋、玉琮、玉壁等一大批玉石器而被發現的。根據燕氏家族提供的情況，董宜篤得到這批玉石器出土的消息時，已事隔兩年，實際上，這批玉石器是1年出土的。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已近七十年了。 在這近七十年中，四川省內的文博考古單位和大專院校，先後對三星堆遺址進行調查和發掘，並開展了多種學科參與的綜合研究，現已初步揭示出：在夏商時代中國西南地區的成都平原上有一個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中心，這個文明中心有其自身文化特點，又與中原夏商文明以及中原夏商文明以外的其它地區的方國文明存在著密切聯系；其主要的文化內涵表現在以下方面：1．具有政治中心性質，其規模超過周圍相鄰的城址；．有高度發達的青銅冶鑄技術和黃金冶煉加工技術；有規模可觀的玉石器加工作坊和高超的玉石器加工技術；．有分布范圍達至平方公里的夯土城牆遺址；．自然水系的合理利用與治理；．有較為完善的宗教禮儀祭祀制度。這些重要內容構成了三星堆遺址的主要文化內函。 三星堆遺址在過去的調查發掘中，因工作地點的不同，曾被分別稱為「真武宮遺址」、「橫梁子遺址」、「月亮灣遺址」、「中心場遺址」等等。因同屬一個遺址群落，故在10年以後，統一命名為三星堆遺址。 近幾年的調查表明，三星堆遺址的文化遺存主要分布在鴨子河南岸大堰村至西外鄉高澗村臨河的高台地上，在馬牧河南岸的三星村一帶的高台地上也有較為集中、豐富的文化堆積。遺址的分布中心是真武村及三星村。 在三星堆遺址周圍的廣漢、什邡、彭縣、新都等地區，還調查到十餘個相當於三星堆上層文化的古遺址，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廣漢金魚鄉石佛寺遺址、興隆鄉煙堆子遺址、什邡市人民——新安遺址等。三星堆遺址周圍地區的一般遺址的發現，正顯示了三星堆遺址在周圍古遺址群中的政治經濟中心地位 一、考古發掘 三星堆遺址發現後，於1年華西大學葛維漢、林名均等在三星堆遺址首次拉開了考古發掘的序幕；1年四川省博物館和四川大學聯合對三星堆遺址進行了發掘工作；10年以來，四川省博物館、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歷史系與廣漢市文化部門合作，又對三星堆遺址進行了十餘次的試掘和發掘工作，前後共揭露文化遺存約000餘平方米，試掘城牆夯土1000餘平方米。比較重要的有10?年三星堆Ⅰ、Ⅱ、Ⅲ區的發掘；1年三星堆Ⅱ區兩個祭祀坑的發掘；1?年東城牆的發掘；11?年西城牆的發掘；1年南城牆的發掘：1年11月?年月仁勝村土坑墓的發掘等。 現已基本查明，三星堆遺址包含著兩種文化面貌不盡相同、且又有前後承繼關系的遺存：一種是三星堆早期遺存，或稱三星堆遺址一期文化，其相對年代大約在中原地區的龍山時代；另一種是三星堆晚期遺存，即三星堆二至四期文化，或叫三星堆遺址上層文化，其相對年代大致在夏至商末周初或更晚。 以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早期遺存，在四川盆地內有廣泛的分布。綿陽邊堆山、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寨、漢源獅子山等處遺址，都屬於這一時期的遺存。在成都平原還發現了相當於三星堆一期的遺址，其中有新津龍馬寶墩遺址、都江堰市青城鄉芒城遺址、溫江縣萬春鄉魚鳧城遺址、崇州市雙河古城遺址等，這些遺存已被命名為「寶墩文化」。在這些遺址內都發現了夯土城牆，城址規模較大，面積在0?0萬平方米左右。這些古城的發現，說明在三星堆一期，蜀人正由原始公社向文明社會過渡，出現了大小城邦組織，為後來出現高度發達的夏商時代三星堆古蜀文明奠定了基礎 以三星堆二至四期為代表的晚期遺存，除在盆地內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地區有較為廣泛的分布外，在川北的嘉陵江、川西南的青衣江、大渡河流域也有分布。另外，在三峽地區的商周遺存中也見較為強烈的三星堆文化因素。在陝南漢中地區、鄂西地區，也受到三星堆文化的影響。 二、三星堆文化的一般特徵 (一)三星堆早期遺存 三星堆遺址早期遺存的一般特徵可以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 1．陶器。主要為泥質灰陶和夾砂褐陶兩大類。灰陶中以泥質青灰陶和灰白陶為最多。褐陶中有表面磨光的黑皮陶；有內黑外褐、或內褐外黑的黑衣陶。另外，還有一定數量的橙黃陶。器形主要有鋸齒形口沿罐、花邊形口沿罐、喇叭口大翻領罐、敞口鏤孔圈足豆等器形。其中不乏有製作精美、表面磨光的禮儀用器。陶器製法多手制，但輪制亦有一定比例。多平底器和圈足器。有的平底器的底較厚，似假圈足。紋飾有細如粗網的繩紋、籃紋、重疊繩紋、網紋、米粒紋、縷孔、細弦紋、齒紋等。 ．石玉器。石器是主要的生產工具，以斧、錛、鑿為主，器形較小，加工較精緻。反映了這一時期已經脫離了粗放的農業階段，出現了較高級的農業經濟，農業的高度發展為生產工具的精細加工提出了技術要求，同時，也為後來生產精美的玉石禮儀用器准備了條件。 這一時期已經出現了玉璧、玉環、玉圭等小型的玉石禮儀用器。仁勝磚廠工地墓葬中出土有玉牙璧、玉錐形器、玉矛、貓眼石球等。 ．房屋建築。在地面挖溝槽，築木骨泥牆，兩壁抹草拌泥，並經火燒烤。 ．宗教意識。在房屋基址出現奠基坑，以青壯年或兒童作為奠基用的人牲；在勝仁磚廠工地發現坑位方向一致的墓葬個，有的坑內埋入骨架仰身直肢，有的人骨架身軀不全，似經肢解。有的坑內埋有經肢解的動物犧牲，坑壁及坑底經反復夯砸或拍打，坑內的人的軀體和動物犧牲似也經過夯砸或拍打，這是一種特殊的掩埋方式，其性質有待進一步研究。 ．城的出現：在成都平原與三星堆早期遺存同時期的其它遺存中，已普遍出現了夯土城牆。這些古城遺址群中的城邑沒有一個形成了象三星堆古城這樣的中心都邑，只有三星堆早期遺存發展成了蜀國的中心都邑，最後創造出璀燦奪目的三星堆晚期青銅文明。 (二)三星堆晚期遺存 1．陶器。可以分為三期： 早期陶器以夾砂褐陶為主，並有一定數量的泥質灰陶和泥質橙黃陶。器形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豆、平底盤、圈足盤、鳥頭柄器、缸、瓮、器蓋、紡輪等。素麵陶較少，且有一定數量的磨光黑色皮陶。紋飾主要有繩紋、附加堆紋、雲雷紋等。時代相當於二里頭至二里崗下層時期。 中期陶器仍以夾砂陶為主，有灰褐和黑灰兩色。此外，還有少量的泥質灰陶和泥質紅褐陶。器形除第二期常見的器形外，新出現有尊形器、觚形器、形器等。在本期稍晚還出現尖底盞和器座。本期小平底罐由早期的圓弧肩變為圓折肩，由薄卷唇變為尖圓唇，腹變淺，呈缽形；高柄豆由直柱柄變為竹節柄或網綻狀柄，出現實足尖。素麵陶比早期增多。繩紋主要有粗繩紋、凹弦紋、附加堆紋、網紋、鏤孔、雲雷紋等。時代相當於二里崗上層一、二期(鄭州白家莊期)至殷墟早期(殷墟一、二期)。 晚期陶器以夾砂褐陶為主，泥質灰陶比例大增，還有少量的夾砂紅褐陶和夾砂黑褐陶。中期常見的器類基本沿用，但器形變化較大。小平底罐幾乎全演變成小平底缽，另有向尖底杯演進的。的足胎壁較厚，腿瘦長，多乳頭狀實足尖。陶器多素麵，紋飾以粗繩紋和凹弦紋為主。粗繩紋表面多經抹平，凹弦紋多施用於器物的頸、肩上。另外，還有附加堆紋、網紋、鏤孔、雲雷紋等。年代相當於殷墟晚期(殷墟三、四期)至西周早期。 ．玉石器。此時玉石禮器大量出現，許多斧、錛、鑿、斤等工具也不是實用器，而是禮儀性的工具，工具的禮儀化是三星堆晚期遺存的重要特徵。比較集中發現的是1年的玉石器坑和1年一、二號祭祀坑中出土的玉石器，以及1年、1年真武倉包包出土的玉石器。 可將這些出土的玉石器納入遺址的分期范疇。1年在真武倉包包處還發現二里頭形制的玉璋1件；1年又在真武倉包包出土祭祀坑一個，該坑內出土文物除兩件銅牌飾外，還出土玉瑗、玉鑿、石璧等玉石器數十件。其中石璧大小依次遞減的順序重疊放置於祭祀坑中。該坑的時代相當於三星堆遺址二期(二里頭至二里崗下層時期)，說明在這一時期三星堆文化已有較為完備的禮儀祭祀制度。 1年在三星堆南面發掘出土兩個商代大型祭祀坑。其中，一號祭祀坑出土玉石器近00件，二號坑出土玉石器100餘件。經整理研究後可知，一號坑部分玉璋和玉戈年代較早，有的可能早至二里崗時期，個別的還可以早到二里頭晚期至二里崗下層時期。一號坑其餘的玉石器大致相當於殷墟一期；二號坑的玉石器的年代相於殷墟二期。 這一時期玉石器的特點，一是器物的體形大小兼備，如玉璋大的長達10厘米以上，小的僅長厘米左右。石璧大的直徑達0厘米左右，小的也僅?厘米。二是以工藝精良見長，如玉璧、玉瑗的好、孔兩面多數都有十分精確的凸起的周邊，在肉的兩面碾琢出若乾重凸起的同心圓，其凸網極為准確、圓潤。玉璋、玉戈長達七、八十厘米，硬度在度左右，但兩側邊刃極薄，刃網准確、流暢。有的玉石器其上或鎪或鏤或刻出十分精細而生動的紋飾圖案，並見有用鹼性植物汁液作腐蝕劑描繪在玉石器上，將花紋圖案浸染而成的。三是玉石料的材質種類廣泛。經過岩礦型鑒定，除有軟玉、碧玉、琥珀、瑪瑙外，還有陽起石蛇紋石岩、陽起石角岩、陽起石透閃石岩、蝕變白雲大理岩、白雲質板岩、硅技板岩、蝕變灰綠岩、蝕變基性岩、陂嶁石岩、片麻岩、安山玢岩、石英片岩、角礫岩、石灰岩、灰長岩等數十種岩礦種類。 ．青銅器和黃金器。相當於三星堆遺址二期的青銅器主要有銅牌飾和鑲嵌綠松石的銅虎等。 在三星堆遺址兩個大祭祀坑中出土了青銅器三、四百件。一號坑出土的種類有人頭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龍形飾、龍柱形器、虎形器、戈、瑗、戚形方孔璧、龍虎尊、羊尊、瓿、器蓋、盤等。一號坑的下埋年代相當於殷墟一期，而一號坑的青銅器早的可以早到二里崗上層一、二期，晚的在殷墟一期偏早階段，而不見晚於殷墟一期的器物。一號坑出土的青銅器的年代相當於三星堆遺址三期的前段。 二號坑出土的青銅器有大型青銅立人像、跪坐人像、人頭像、人面具、獸面具、獸面、神壇、神樹、太陽形器、眼形器、眼泡、銅鈴、銅掛飾、銅戈、銅戚形方孔璧、鳥、蛇、雞、怪獸、水牛頭、鹿、鯰魚以及、尊等器物種類。二號坑下埋的時代大約在殷墟三、四期之間，出土的青銅器年代都在殷墟二期的年代范圍內，但有早晚之間的差異，可以分成早、晚二組：早期組相當於殷墟二期早段，晚期組相當於殷墟二期晚段。二號坑在三星堆遺址的分期上相當於三星堆遺址的三期晚段。 兩個坑出土的青銅器中，除青銅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長江中游地區的青銅文化風外，其餘的器物種類和造型都具有極為強烈的本地特徵，這些青銅器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前1?1)蜀國青銅文明豐富多彩的文化面貌。 三星堆青銅器以大量的人物、禽、獸、蟲蛇、植物造形為其特徵。青銅的人頭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靈；青銅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則代表祭祀祈禱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銅獸面具和扁平的青銅獸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祗；以仿植物為造型特點的青銅神樹，則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識。以祖先崇拜和動、植物等自然神靈崇拜為主體的宗教觀念，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 器形高大、造型生動、結構復雜是三星堆青銅器重要特點。二號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達.米，重10多公斤，由素麵的梯形基座和方形的以及立人像三部分組成。人像頭戴獸面形高冠，身著衣服三層，最外層衣服近似「燕尾服」，兩臂平抬，兩手呈握物獻祭狀。這樣高大的青銅鑄像在商代青銅文明中是獨一無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獸面具寬1厘米，重0多公斤，造型極度誇張，方形的臉看起來似人非人，似獸非獸，角尺形的大耳高聳，長長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猙獰、怪誕，可謂青銅藝術中的極品。青銅神樹高厘米，樹上九枝，枝上立鳥棲息，枝下碩果勾垂，樹桿旁有一龍援樹而下，十分生動、神秘，它把有關古代扶桑神話形象、具體地反映出來了。 一、二號祭祀坑分別屬於商代中期和晚期，大量精美的青銅器的存在，說明這時期三星堆遺址處於繁榮鼎盛時期。而三星堆青銅器的出現，可以上溯到商代早期甚至夏代。1年在三星堆遺址北面高駢鄉發現的土坑中，出土了一件近似二里頭文化的銅牌飾。1年在真武倉包包出土的祭祀坑中，又出土銅牌飾兩件。銅牌是二里頭文化中特有的銅器，在商文化中已不曾見到。有學者推測三星堆出土的銅牌飾的年代相當於二里頭晚期到商代早期，這說明三星堆青銅文明的生產可上溯到商代早期或夏代是不成問題的了。 三星堆遺址的黃金器是商文化遺址中最豐富的。一是種類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飾、金箔魚形飾、金箔璋形飾、金箔帶飾、金料塊等。二是形體大，其中一號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用純金皮捶打而成，長1厘米，重00多克，其上用雙勾手法雕刻出魚、鳥、神人頭像和箭等圖案。圖案的意義大致是：在神人的護佑下，箭將魚射中，鳥又將箭桿帶魚馱負著歸來。這是一柄權杖，同時又可看作是具有巫術原理的魔杖。傳說蜀的國王魚鳧是以漁獵著稱，因而後世尊奉為神，這柄金杖有可能和魚鳧氏的傳說有關系。一、二號坑均出土有金面罩。二號坑出土的銅頭像上有的貼有金面罩，構成金面銅頭像。可以推測，出土的金面罩原來都是粘貼在銅頭像上使用的。一、二號坑出土豐富的黃金器也是三星堆遺址晚期遺存的重要特徵。 ．房屋建築。三星堆遺址晚期遺址的房屋主要有方形，長方形和圓形三種形式，以長方形和方形者居多。是在原生地面上挖溝槽，槽中立木柱，間以小木棍或竹棍作為牆骨，在兩側抹草拌泥成為牆壁，並經火燒烤。屋面用五花土鋪墊，並經夯實。開間一般較大，面積在1?0平方米左右。其中一間大房子進深米，開間米，面積約00平方米。圓形房子一般不挖溝槽，直接在地面上掘柱洞立木圍成一圓圈，圓圈中心立擎柱以支撐屋頂。柱子之間無壁牆，估計是一種干欄式建築。屋內有火塘。 ．宗教祭祀。1年月和月，在三星堆遺址內先後發現兩個商代祭祀坑。隨後，學術界對兩個祭祀坑的性質爭論很大，有人認為是祭祀坑，有人認為是器物坑，有人認為是窖藏，更有人認為是陪葬坑。經過對出土文物的整理研究和學術界一段時期的討論，現已比較傾向於「祭祀坑」說。從兩個坑出土的器物的使用性質和功能分析，兩個坑內埋入的器物都不屬於日常生活用器，也不屬於一般性的禮儀祭祀用器，而是僅適合於大型宗廟內使用的像設、禮儀用器和祭祀用品。兩個坑內埋入的器物，同一坑內的器物年代差距較大。從器物的種類、用途和年代距離以及同一器類之間彼此連續發展，無文化面貌上的差異等情況來看，反映出是同一國家的先後時代不同的兩個宗廟內的用品。兩個不同時期的宗廟被毀後，再掘坑將宗廟重器埋入坑中。造成這種情況很可能是同一國家內統治階級內部權力的轉移即改朝換代所造成。在宗廟被毀後，舉行祭祀的禮儀，將宗廟器物焚後埋入坑中。 除1年夏在三星堆遺址發現的兩個大型祭祀坑外，1年春天在一、二號祭祀坑西側還發現兩個小型祭祀坑，坑內出土銅器和玉石器，器物也經火燒過。這些情況說明有關三星堆晚期遺存的祭祀遺跡在三星堆遺址的分布是比較廣泛的。 ．城牆建築。在遺址東、南、西三面發現城牆。這些城牆雖然曾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壞，但是城牆基礎依然存在。以調查和試掘結果表明，東城牆現殘長1000餘米，估計原長度應為100米左右，北偏東1度；西城牆被鴨子河和馬牧河沖毀，現殘長00餘米，北偏東度；南城牆在中段向南拐折，殘長約00米。整個城址呈北窄南寬布局，東西寬100?000米，南北寬000米左右，面積約?平方公里。城牆橫斷面為梯形，牆基一般寬0餘米左右，頂部現存寬度約0餘米。牆體由主城牆(即牆心主體部分)和內側牆、外側牆三部分組成。主城牆呈梯形，採用平夯法夯築，兩腰經鏟削修整，並用圓木棒橫向拍打，表面十分平整、光滑、堅硬；內側牆和外側牆採用分段夯築法築成，每段夯築到一定高度，經切削修整後，又再繼續接夯。在主城牆局部，已經出現使用土坯磚來增加城牆高度，這是中國城牆建築史上發現的最早使用土坯壘築城牆的實物例證之一。另外，內、外側城牆為多數呈傾斜狀的斜行夯層。有的地方能看到分塊版築的情況；有些夯層為堆土壘築，夯築方法顯得較為隨意。這一方面說明了城牆的建築離版築技術的出現時代不遠；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城牆的體量較大，全部使用版築技術來夯築城牆滿足不了工程進度的需要。 在城牆外側均發現有寬約0?0米的濠溝，濠溝的兩端分別與鴨子河和馬牧河相溝通，組成一個既有利於防洪排災、又有利於防禦和交通運輸的綜合性水系工程。由此可見，對水系的利用和治理是古蜀文明的一大特徵。 在城牆的夯土內發現的陶片均屬於三星堆遺址一期(即相當於龍山時期)。在東城牆、西城牆和南城牆的試掘中，都發現了城牆夯土疊壓在一期文化層之上，同時又被二期或二期偏晚的文化層疊壓的地層關系。另外，在濠溝內沉積的主要是三、四期的地層，這說明三星堆遺址城牆的建築時代在二期(相當於夏至商代早期)，使用年代在二期之晚至三、四期(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 三、三星堆文明在中國夏商文明中的關系、地位和作用 古代的蜀國，地處中國西南的邊陲。關於蜀的歷史，除甲骨文和《尚書·牧誓》外，晚至春秋與戰國之交，蜀和中原的交往才見於文獻記載。而關於蜀國春秋戰國時期青銅文化的面貌，則是晚至本三十年代才認識的。至於夏商時期的青銅文化情況，學術界則是一無所知。三星堆夏商青銅文明的發現和確認，使人們對古蜀文明認識向前推進了1000多年，填補了古蜀文化和古蜀國歷史的空白。 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局的形成在秦漢時期。其實，這種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局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基礎早在夏商時期就已經奠定。龍山時期，各個大型的族團已經形成。這些族團之間的互相兼並、交流融合，最後以夏族為主體的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王朝建立。傳說記載蜀族是帝嚳封其支庶於蜀後發展起來的民族，並有「禹生於石紐」、「禹娶於塗山」的傳說。石紐和塗山分別在蜀巴二地，這些傳說記載反映了蜀族和中原民族的關系甚為密切和古老。夏代文明是中國青銅文明的早期階段。在三星堆遺址中出土了大量二里頭夏文化的典型器陶以及近似於二里頭風的銅牌飾、玉璋等器物。傳說記載和出土材料都說明古蜀民族的產生和中原民族有著密切的關系；而中原青銅文明一經出現，古蜀民族就對中原青銅文明因素加以吸收。三星堆青銅文明作為中原地區以外的一個方國文明，它的產生和中原青銅文明有直接聯系。 仁勝磚廠土坑墓中出土的玉錐形器，具有分布於長江下游及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玉錐形器的風。良渚文化的年代大約在距今000年?00年之間，三星堆出土的玉錐形器的年代估計在距今000年左右，說明在龍山或二里頭早期，三星堆早期的居民不但與中原地區有較為密切的文化交往，甚至與遠至長江下游或太湖地區的居民也有文化方面的交往，這些重要發現使我們對認識三星堆文化的視野由巴蜀地區拓寬到中原地區乃至長江下游和太湖地區。 商文明是中原地區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從三星堆文明中的商文化因素消長變化的情況分析，也可以看出商文明對蜀文明的發展也起過重要促進作用。在三星堆遺址出土的戈、璋、琮、壁、環、瑗等玉石兵器和禮器中，絕大多數器物具有明顯的商文化因素；出土的相當於二里崗上層至殷墟一期(約公元前1?)的青銅禮器中，尊、瓿、盤和器蓋等容器形制種類，都是商文化這一時期常見的形制種類，器物的紋飾也是商文化的紋飾風。而到殷墟二期(約公元前1左右)，玉石器的戈、璋中，大量出現獨具地方風的器物形制；青銅尊、雖然形制接近殷商文化或長江中游地區和陝南漢中地區出土的同類器物，但器物的紋飾極具地方風，表現出強烈的地方民族個性。這時具有古蜀民族自己特點的青銅文明已經形成。從三星堆青銅文明的產生和發展來看，三星堆青銅文明既有其自身特點，又與中原夏商文明有不可分割的聯系；三星堆文明是中國青銅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殷墟婦好墓中出土的Ⅰ式玉戈和Ⅱ式玉戈的形制的玉器，在三星堆兩個祭祀坑中有大量發現，相反，在中原地區這種形制的玉戈僅在殷墟婦好墓中見到。這說明這種玉戈是三星堆文化的特徵性器物，殷墟婦好墓中見到的這種器物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化影響的結果。 中國商代的青銅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以、尊、鼎、鬲、壺、爵、角、觶等青銅禮儀用器為代表，這些器物造型莊重、紋飾繁縟，具有威嚴、神秘之感，而以動物和人像為題材的造型則較少；尤其是獨立人像的青銅製品，則幾乎不見。三星堆青銅文明則大量出土人像、人頭像、人面具以及神樹造型的青銅製品，無疑更加豐富了中國商代青銅文明的內容，填補了中國青銅文明的某些空白。 中原地區商王朝至商代晚期已是「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四海」的強大的奴隸制國家，商文明對其周鄰的方國文明產生過重要作用和影響。作為一個遠離商王朝的蜀國，在商代已具有自身特點、且可與商文明媲美的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使我們有必要對商文明以外的周鄰地區的商代方國文明的形成和發展進行重新評估。大量的地下出土材料說明，中國文明是多元化的耦合而形成的，各方國、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方面的長期互相交流，取長補短，最後才出現了以中原文化為主體、各自異彩紛呈的中國古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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