鯉魚嘴遺址佔地

『壹』 柳州大龍潭鯉魚嘴遺址資料！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柳州市文物考古隊和柳州市博物館聯合對廣西柳州鯉魚嘴岩廈貝丘遺址進行了第2次發掘，總計發掘面積約8平方米，共發現陶片、石器、骨器以及石核、廢石片等千餘件，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果。

鯉魚嘴遺址位於柳州市區南部大龍潭公園內的大龍潭東北、龍山南麓的岩廈下，北距柳江河約3公里。遺址面積約200餘平方米。

1980年初，柳州市博物館羅秀英和桂林市文管會譚發勝在大龍潭周圍進行摩崖石刻調查時發現該遺址，並採集到少量夾砂陶片。是年10—11月，柳州市博物館和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對遺址進行了發掘，面積總計56平方米，但除T1南部一部分外，其餘大部分區域未發掘到底。該次發掘出土的遺跡、遺物比較豐富，其中，遺跡包括墓葬6座；遺物包括陶片、石器、骨器及蚌器等千餘件以及大量的水、陸生動物遺骸（見《考古》1983年第9期）。資料公布後，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使該遺址成為探討柳州、廣西乃至華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一個重要遺址。1994年，鯉魚嘴遺址被公布為區（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此後，為了妥善保護遺址免受雨水破壞，柳州市文物部門在遺址重要堆積區域修建了保護棚，對遺址的保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遺址保護棚逐漸老化，每年雨季，雨水澆淋對遺址堆積構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脅。同時，1980年的發掘在遺址地層關系的判斷上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為配合新保護棚的設計，得到國家文物局批准後，對鯉魚嘴遺址進行了新的發掘，對所有發掘出的原生堆積土用5毫米孔徑的網篩進行篩選，並使用浮選機進行浮選。依地層迭壓關系及出土文化遺物的變化，遺址堆積自下而上可分為3個時期。

第一期出土遺物主要為數量眾多的石器以及少量水、陸生動物遺骸。石器以燧石石器為主，礫石石器次之，未見陶器及其他質地的文化遺物。燧石石器主要為石片石器，石核石器較少，包括刮削器、尖狀器和切割器等，另有大量的石核和廢石片。刮削器、尖狀器均是從石核上直接打擊剝落下來的，大部分未經二次加工，極少見北方典型細石器中的細石葉和各種形態的細石核。與典型細石器相比，鯉魚嘴細石器的加工方法和製作技術明顯表現出簡單粗糙的特徵，與北方細石器也顯然不屬於同一系統。礫石石器以砍砸器為主，且製作粗簡，加工技術單一，多為單面單向打制而成，以中小型石器為主，表現出典型的華南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器物特徵和技術風格。

第二期出土遺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角器及較多的水、陸生動物遺骸。因為屬於該期的堆積大部分已在1980年發掘中被掘去，所以出土文化遺物較少。文化遺物仍然以細小的燧石石器為主，礫石石器次之，其器類和技術風格與第一期基本相同，唯一重要的變化是該期發現了陶器。陶器均為殘片，以夾粗砂紅褐陶為主，部分為灰褐陶，質地疏鬆，火候較低，器形以敞口、束頸的圜底（釜）罐類器物為主，器表多飾粗繩紋或中繩紋，以印痕較淺、較凌亂的粗繩紋為主，部分器物的口沿上壓印一周花邊，口沿下施一周附加堆紋，附加堆紋貼附不牢，極易脫落。陶器製作方法基本為泥片貼築法。

第三期出土遺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及各種水、陸生動物遺骸。同樣因為屬於該期的堆積大部分已在1980年的發掘中被掘去，所以出土文化遺物較少。陶器仍以夾砂紅褐陶為主，但夾砂大部分為顆粒較細的天然砂粒，少部分為方解石或石英碎粒。紋飾以細繩紋為主，印痕較淺，但規整緻密。制陶方法仍為泥片貼築法，但部分陶片上可見輪修痕跡。陶器器壁較薄，火候較高。器形仍以圜底釜（罐）類器為主。石器發現較少，燧石質細小石器和礫石打制石器基本不見，只見少量磨製石器。骨器數量也較少，僅有骨錐一種。

依據地層疊壓關系及對各期出土遺物特徵的分析，鯉魚嘴遺址第一期出土大量的打制石器，但不見磨製石器和陶器。其中礫石打制石器具有典型的華南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同類器的特徵，但燧石質的細小石片石器則代表著一種新的質材、新的石器類型和新的石器製作技術的出現，表明其屬於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階段，或稱為中石器時代。第二期燧石質細小石器和較大的礫石石器繼續存在，但新出現了陶器，其中飾粗繩紋或中繩紋、敞口、束頸、圜底的陶釜（罐）類器，與桂林甑皮岩遺址第三期文化和邕寧頂螄山遺址第二期文化的同類器物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年代也應大致相同，約在距今9000年前後。第三期燧石質細小石片石器和礫石石器基本不見，而出現了磨製石器；陶器則以細繩紋為主，同時出現了輪修技術，表明其陶器製作方法上的進步，其年代明顯晚於第二期，大體在距今6500年前後。

需要指出的是，鯉魚嘴遺址盡管存在3個時期的文化堆積，但第一期與第二期以及第二期與第三期之間都存在著較大的缺環，也就是說，它們在時間上是不連續的，說明人類曾經長時間不在該遺址生活。不僅如此，從地層堆積上看，即便是同一時期的文化堆積，其間也存在著一定的間歇層，說明人類曾短期離開鯉魚嘴遺址而另覓新的生活地。考慮到鯉魚嘴遺址的堆積內涵（以水陸生動物遺骸為主）及周邊的地理環境，當時人類的主要食物——介殼類和魚類水生動物，當主要取自於遺址前面的大龍潭。但大龍潭水域面積有限，不可能長期為人類提供足夠的食物保障，在人類採集不到足夠的食物以維持群體生活的情況下，人類便另覓新址居住和生活，而一旦大龍潭中的水生動物數量恢復到足以保障一定數量人口的生活所需的程度，便又有人類來到鯉魚嘴定居生活。

鯉魚嘴遺址的再次發掘及地層的重新劃分和確認，可基本建立起柳州地區史前文化最基本的發展演化序列；大量燧石質細小石器的發現，說明柳州地區史前文化與桂林和南寧地區史前文化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差異，而上述三地區在陶器上又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性，為今後深入了解柳州、桂林和南寧三地區間的文化關系提供了相當重要的實物資料；大量水、陸生動物遺骸的發現與研究、各文化層的科學采樣和分析，對了解和復原當時的生態環境及人類生存方式等無疑都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