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氏遺址

① 《中國境內氏族聚落重要遺址的分布》，有什麼共同點，為什麼會這樣分布

史前城址與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境內史前時代城址陸續被發現，部分並經發掘。綜合20多年的發現，已知這批史前時代城址分別分布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總數據不完全統計，達50座左右。
由早期城址的大批發現及國外考古學理論的陸續被介紹而引發的關於早期城址的功能及其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中的地位的討論十分熱烈。本文也擬就這一問題，談一點一得之見，並著重討論在各地早期城址大批涌現的歷史背景下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問題，以就教於識者。
一
黃河流域發現的史前時代城址,僅就其分布地域而言，可以分作三群。
A、河套城址群
見於報道明確屬於史前時代的城址,約15座。主要分布於內蒙古境內陰山山脈以南的丘陵地帶。集中分布在黃河河套地區的包頭大青山南麓；准格爾與清水河之間的南下黃河兩岸和涼城岱海周圍三個地區。這批史前城址均為石城聚落，面積除涼城老虎山城址達13萬平方米，其它多在2萬平方米左右，如小沙灣石城址面積僅4000平方米。石城聚落均臨險而築，有的直接利用陡峭山崖使石築圍牆並不封閉，顯然是因山就勢而築的防禦色彩十分濃厚的城堡聚落。這批石城址的年代，約在距今5000年至4300年之間[1]。
B、中原城址群
分布於河南境內,見於報道和目前已知的有7座。中原城址群基本沿太行山東麓及屬於秦嶺山系的熊耳山、伏牛山東麓一線南北分布。7座城址可分作兩亞群。豫北太行山東麓的2座城址，位於漳、衛河之間；豫中地區的5座城址，分別位於沙、潁河的上中游。就面積而言，後崗城址不明[2]，以孟庄城址[3]和新近確認的新密古城寨城址[4]為大，均在15萬平方米以上。其它為3萬平方米左右。登封王城崗城址[5]現有東西兩座並列城堡，面積僅約12000平方米。中原城址群的年代，西山古城約在距今5300年，王城崗城址約在距今4000多年前[6]。其中西山古城是目前中國境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城址之一，由它的脫胎於環壕聚落的近圓形平面和先進的方塊版築法的夯築方式來看，中原地區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間，似還應有更多的城址分布有待於發現。
C、海岱城址群
集中分布在黃河下游的山東省境內,目前共發現史前時期城址約15座[7]。這批城址中，有13座分布在泰、沂山北麓,沿古濟水走向呈東西一線分布[8]。海岱地區的古代城址，規模宏大，如比較清楚的城子崖城址，面積20餘萬平方米[9]，近年發現的景陽崗城址和教場鋪城址，面積分別達到約35萬平方米和33萬平方米[10]。位於泰、沂山南麓的丹土城址的面積也達20餘萬平方米。新發現的江蘇連雲港藤花落城址[11]，應該屬於這一組群目前所知最靠南的一座，它有內外兩重城垣，外城面積約14萬平方米。丁公、田旺城址的面積均在10

② 慈溪有哪些名勝

杜白二湖區
如果說上林湖是以其清秀的風光和旅遊資源豐富而著稱，那麼杜湖、白洋湖則以其鍾毓神秀和眾多歷史文化遺跡而聞名。慈溪人對杜白二湖情有獨鍾，稱為三北大 地兩顆熠熠閃輝的明珠。
杜湖與白洋湖，其實相距僅200米之遙，杜湖在東，白洋湖在西，因此也有人稱其為「姊妹湖」。如果沿著白洋湖往西而行，就會發現原來上林湖同杜白兩湖相距也不過隔了幾道山巒，真是湖光靈氣，遙相呼應。
杜湖：作為慈溪市的第一大湖，它的面積有3700多畝，初來乍到的遊客一定不相信有這么大。如果有興去游一番，那原來的看法就會大大改觀。其實，杜湖跟杭州西湖一樣，也分里湖與外湖兩個部分，只是因為兩湖中間有條5公里長堤相隔才會產生杜湖並不大的錯覺，可是，如果放眼遠眺，依然渾然一體。沿著湖堤西行，湖的南邊是連綿的群山，北邊是十里長堤，樹木蔥蘢，山峰掩映，煙波浩渺，水天一色。但遇到陰霾密布的天氣，則一掃平常的美麗景緻，那陰陰的山風，滾滾濁浪，令人不寒而慄。湖堤北面高田村，有座磚木結構的晚清建築；湖南面的解家村有定水寺遺址，是唐初名臣、書法家虞世南的故居；南宋越國公袁韶也安葬於此，實在為杜湖添色不少。
杜湖的西面便是形成於兩漢期間的白洋湖，與杜湖不同的是，其面積才1700畝，但三面環山，狹長回迂，如果把杜湖比作大家閨秀，那麼白洋湖倒象位落落大方的農家姑娘，清秀而恬靜，令人賞心悅目，不忍離去。
白洋湖：其實白洋湖的誘人之處，主要還在於它蘊含著濃厚的歷史文化遺跡；湖西山麓規模宏大的革命烈士陵園，埋葬著中共慈溪縣委組織部長鄭俠虎、寧紹台農協特派員沈邦祺及沈一飛等近百名烈士。與烈士陵園隔湖相望的，是近代著名的愛國僑商吳錦堂先生墓，坐北朝南，正南刻有吳公小傳及自撰聯：「為愛湖山堪埋骨，不論風水只憑心」，從中可以得見先生那一顆熱愛故土的殷殷之心和高風亮節的情懷。
距吳錦堂墓的不遠處，便是修復一新的千年古剎--金仙寺，它創建於南朝梁代，距今已有千年歷史，幾經毀葺，風貌依然。寺院山門正對著白洋湖，門前的一對石獅子痴痴地望著歷經千年而依舊盈盈清碧的湖水。每當夕照西來，殘陽如血，四野一片寂靜，渾厚的鍾聲悠悠地傳過來，帶著千年銅銹，充塞著每一個角落。倦飛的鳥兒穿過湖面，穿過鍾聲，各歸其巢。
上林湖越窯遺址
中國瓷文化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中國國名的英文縮寫China一詞的原意就是瓷器，可見中國瓷文化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大約在東周時期，我 國就出現了「原始青瓷」，至東漢時期完成了向青瓷的過渡，開創了人類生產瓷器的歷史。而這個舉世矚目的演進，就是在上林湖窯區完成的。唐代，上林湖越窯青瓷生產進入全盛時期，成為我國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產品最精美的青瓷產地，且歷經唐、五代、北宋六百餘年，長盛不衰。
陳列室中精美絕倫的青瓷器，無論從造型、紋飾、釉色、胎質、品種、數量等方面，都遙遙領先於全國各大窯系。歷代文人常常將上林湖越窯瑩碧潤澤的色彩、如冰似玉的晶瑩胎質、千姿百態的器皿造型、極富想像力的紋飾，作為入詩上畫的題材爭相吟詠。
展室牆上的地圖告訴我們，上林湖生產的青瓷器，當時不僅上貢皇室，內銷各地，還漂洋過海遠銷到亞非20多個國家和地區。近年來在日本、朝鮮、印度等地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大量的上林湖越窯青瓷器。它們被收藏在各國博物館，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見證。
>>五磊寺
慈溪境內有不少靈山古剎，其中當推五磊寺最為著名，她位於杜湖東側，和金仙寺上下對應。一面是煙波浩淼的湖面，一面是高聳挺拔的山巒，濃重的佛教文化為這里的景點罩上了一層祥和的氣氛，五磊寺有浙東第一古寺之稱。
五磊寺名勝古跡較多，寺門前有一水池，取名「真明池」，碧水從東面的象眼冢汩汩流出，注入真明池後又經小渠流到月亮湖，常年不枯竭。
池水清洌甜爽。池旁有赤松五棵，作為五磊寺的香木，為後世傳人所栽。離寺不遠的山坡上，有參天古樹數株，有些樹齡難以估計，需幾人才能合抱。寺內以樟樹居多，枝葉繁茂，四季常青，與五磊寺的金黃建築交相輝映。各種經幢閣樓美不勝收，殿堂亭榭盡浮佳氣。歷代的文人墨客為五磊寺留下了數量可觀的麗章佳句，五磊寺在杜湖邊的石湫頭設有下院，專供上下山者小憩。到20世紀30年代初，律宗第十一代祖師弘一法師曾在此駐足，創設「南山律學院」，後因分歧未果。但五磊寺還是因此成了寧波一帶天台宗的發源地，可見影響之深遠。
>>銬栳山
又名仙居山，它以漫山翠蓋，奇石瀑布而箸稱。銬栳山上的植被，以松、竹、桐為主，在炎熱的夏季步入這幽幽林道，只覺絲絲清涼。到了山頂，茶樹萬叢，清香陣陣襲來。
拷栳山有東西兩逢，東峰高424米，西峰高357米，拷栳溪水隨嶺迂迴流瀉，兩股源流在上方瀑布嶺匯合，沖出涯口奔騰而下，一路上跳躍著銀白色水花，遇峭壁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瀑布。西灣米篩潭瀑布最富有特色，在汛期，瀑布如煙如霧，瀑聲如雷似鼓。
沿著陡坡上去，迎面凌空跨溪的石橋叫汀步橋，溪上溜滑的那個石樑叫泥鰍。站在這石橋上極目四周，都是佳景，南面為念步石階，西面是岩山，北望西灣，一片蔥籠。
站在這崗頂上，我們再看，東峰上有仙居寺遺址，西峰上有清波院遺跡。
它們都是魏晉遺跡。這里還有莫子純讀書處和宋代摩涯石刻等。
>>虞氏舊宅
慈溪虞氏舊宅現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虞氏舊宅位於慈溪市龍山鎮山下村，系虞洽卿赴上海經商發跡後在家鄉營造的私宅，通面闊59米，通進深94米，共由五進房屋組成。
前部分三進，建成於1919年，由照壁、台門、廳堂、第三進及廂房組成。正廳中原掛有「天敘堂」匾，取「敘天倫之樂」之意，後成為虞氏舊宅的代稱。後部分由主樓、後樓兩進西式建築組成，建成於1929年，是整個建築的主體和精華所在。
虞氏舊宅是近代建築中西合璧的成功範例
不同風格的建築都呈左右對稱結構，位於同一中軸線上，主體突出，過渡自然，具有很強的整體感。主樓融中國傳統建築和多種外來建築風格於一體，於高牆深院內營造了一個相當精緻和諧的環境，同時在外觀上以灰牆青瓦，盡量與周圍民居相協調，體現出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建築設計師對外來建築文化的理解和把握能力。
虞氏舊宅的建築施工達到了很高的工藝水平
虞氏舊宅建築無論石作、磚雕、木雕、梁架還是混凝土，都用料講究，精工細作。特別是主樓的混凝土結構和裝飾，70多年過去了，至今很少見到開裂、酥化、脫落現象，馬賽克地面和牆面瓷磚至今完好如初，色彩鮮艷。混凝土檐口線條稜角分明，廊柱柱身、圍牆上部等處的混凝土塑成的毛莨葉、卷草紋、垂幔等裝飾工整飽滿，其精湛工藝令人嘆為觀止。
虞氏舊宅的裝飾藝術獨具特色，具有很高藝術價值
虞氏舊宅隨處可見各種類型的裝飾，梁、枋、雀替、門楣、連楹、柱子、圍牆、樓梯、牆頭、地面上，觸目皆是，或富麗堂皇，或精緻秀麗，均具有相當的藝術特色。
虞氏舊宅是一座優秀的近代建築，它把中國傳統建築文化和外來建築文化有機結合起來，並能和諧地矗立於中國江南鄉村的建築環境中，具有很高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

③ 《中國境內氏族聚落重要遺址的分布》的遺址分布有什麼共同點

共同點：1.分布范圍廣；2.主要集中在長江黃河中下游地區。
原因：居專住在長江黃河附近地區水源屬非常豐富，有水的地方人才能生存，有水的地方獵物多，喝水的沖擊還能形成平原，而平原有利於農業的發展。所以，生活在水源充足的地方有利於生存與發展。

④ 《中國境內氏族聚落重要遺址分布》這些遺址的分布有什麼共同點,為什麼會這樣分布

史前城址與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境內史前時代城址陸續被發現，部分並經發掘。綜合20多年的發現，已知這批史前時代城址分別分布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總數據不完全統計，達50座左右。
由早期城址的大批發現及國外考古學理論的陸續被介紹而引發的關於早期城址的功能及其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中的地位的討論十分熱烈。本文也擬就這一問題，談一點一得之見，並著重討論在各地早期城址大批涌現的歷史背景下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問題，以就教於識者。
一
黃河流域發現的史前時代城址,僅就其分布地域而言，可以分作三群。
A、河套城址群
見於報道明確屬於史前時代的城址,約15座。主要分布於內蒙古境內陰山山脈以南的丘陵地帶。集中分布在黃河河套地區的包頭大青山南麓；准格爾與清水河之間的南下黃河兩岸和涼城岱海周圍三個地區。這批史前城址均為石城聚落，面積除涼城老虎山城址達13萬平方米，其它多在2萬平方米左右，如小沙灣石城址面積僅4000平方米。石城聚落均臨險而築，有的直接利用陡峭山崖使石築圍牆並不封閉，顯然是因山就勢而築的防禦色彩十分濃厚的城堡聚落。這批石城址的年代，約在距今5000年至4300年之間[1]。
B、中原城址群
分布於河南境內,見於報道和目前已知的有7座。中原城址群基本沿太行山東麓及屬於秦嶺山系的熊耳山、伏牛山東麓一線南北分布。7座城址可分作兩亞群。豫北太行山東麓的2座城址，位於漳、衛河之間；豫中地區的5座城址，分別位於沙、潁河的上中游。就面積而言，後崗城址不明[2]，以孟庄城址[3]和新近確認的新密古城寨城址[4]為大，均在15萬平方米以上。其它為3萬平方米左右。登封王城崗城址[5]現有東西兩座並列城堡，面積僅約12000平方米。中原城址群的年代，西山古城約在距今5300年，王城崗城址約在距今4000多年前[6]。其中西山古城是目前中國境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城址之一，由它的脫胎於環壕聚落的近圓形平面和先進的方塊版築法的夯築方式來看，中原地區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間，似還應有更多的城址分布有待於發現。
C、海岱城址群
集中分布在黃河下游的山東省境內,目前共發現史前時期城址約15座[7]。這批城址中，有13座分布在泰、沂山北麓,沿古濟水走向呈東西一線分布[8]。海岱地區的古代城址，規模宏大，如比較清楚的城子崖城址，面積20餘萬平方米[9]，近年發現的景陽崗城址和教場鋪城址，面積分別達到約35萬平方米和33萬平方米[10]。位於泰、沂山南麓的丹土城址的面積也達20餘萬平方米。新發現的江蘇連雲港藤花落城址[11]，應該屬於這一組群目前所知最靠南的一座，它有內外兩重城垣，外城面積約14萬平方米。丁公、田旺城址的面積均在10〜15萬平方米。這是黃河流域其它地方的同期城址所難以企及的。海岱城址群和中原城址群一樣，其年代分屬於兩個時期：屬於大汶口文化的西康留、王家莊城址，年代可早至距今6000年〜5000年前[12] ；其它屬於龍山文化的城址，年代當和中原地區的龍山時代城址相近。
二
長江流域大批新石器時代城址的發現，不論從其廣闊的分布區域還是其深厚的文化內涵上，都令人們耳目一新。這批城址，暫可分作兩群。
A、川西城址群
位於成都平原西側岷江上游兩岸，是90年代中期的重要的考古新發現。川西平原確認的4座史前城址，規模均較大，溫江魚鳧城和郫縣古城的面積均達30餘萬平方米，寶墩城址面積也達25萬平方米，最小的芒城內外兩重城垣，面積也達12萬平方米[13]。據初步研究，這4座城址的年代，約在距今4900年〜4000年之間。
B、江漢城址群
分布於長江中游南北兩岸湘、鄂兩省境內漢水與長江交匯處的東西兩側。目前確認的有8座。長江中游是中國境內率先實現新石器時代革命的地區之一，也是中國稻作農業的重要要起源地。8座城址中，以湖南澧縣城頭山[14]和湖北江陵陰湘城[15]做工作最多。城頭山古城面積約8萬余平方米，其時代據最新發掘成果已重新確定為早期城牆始築於大溪文化晚期，距今約6000年[16]。其它如江陵陰湘城、荊門馬家院[17]、公安雞鳴城[18]、應城門板灣[19]等均屬於屈家嶺文化城址，年代推測在距今5000年~4800年。這一區域內的城址，以屬於石家河文化的湖北天門石家河[20]規模最大，面積達120萬平方米，城內面積也約80萬平方米。
杭嘉湖地區的良渚文化中心區,近年也有發現大規模城址的報道[21]，因具體情況尚不明朗，目前暫不作討論。
三
迄今中國境內發現的史前時代城址，有以下幾點值得予以特別注意：
1.這些城址，僅分布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這是中國新石器文化最早發育和最為發達的兩大地區。
2.中國早期城址最早出現在距今約6000年前，大約在距今4000多年前相繼衰亡。其最蓬勃發展的時期約在距今4800年〜4300年間。而且各地城址的發生、發展和衰亡的歷程大體上是同步的。
3.各城址群分別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同一文化區域內大體呈均衡分布且多位於該文化的腹心地區。城址規模有大有小，若僅依此標准固然可以劃作不同的等級，但彼此之間卻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大小城址間有著嚴格的隸屬關系。龍山時代長達千年的兼並戰爭和萬國林立的歷史真實，必然導致弱肉強食和小國（姑稱之為國）對大國的一定程度的依附關系,因而可能形成一定區域的霸權勢力范圍和區域政治中心,但遠非有些人所說已形成了「都?邑?聚」格局的政治金字塔結構[22]。因為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同一文化區域內大體呈均衡分布的城址，正好說明同一文化內部的沖突加劇，其各自築城防禦的目標，或說可直接面對的敵人，重在內――同一文化相鄰部落集團，而非外――為抵禦外族的入侵。大小城址均衡分布在同一文化的腹心地區，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相互戒備和對立的關系。再從龍山時代的社會發展進程看，當時在各獨立的文化區域內，尚沒有實現政治上的統一，而是一種各自為政，割據自立的局面。既然如此，更談不上大城者為都，小城者為邑的等級結構。張忠培先生對良渚文化的研究也表明：良渚文化「在政治上其文化分布范圍內，還沒有形成處於一尊統治的局面，仍被那些權貴分割成被他們分別統治的地域勢力范圍。把良渚文化中眾多的被不同權貴集團統管、具有國家性質的實體，或暫可稱之為方國。」[23]良渚文化如此，各城址群崛起時代的其它文化分布范圍內的情況，有理由說大體與之類似。而正是遂後崛起的夏文化，在中原地區首次完成了這統一進程，在一個比較遼闊的區域內最先建立起一尊統治的局面，並且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最終奠定了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的地位，揭開了三代文明在這一地區持續輝煌發展的首頁。
4.城址的興廢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以中原城址群為例分析，登封王城崗城址[24]的年代屬王城崗龍山文化二期，至第三期廢棄。由城內發掘及出土物觀察，二、三期正是王城崗遺址的繁榮期。淮陽平糧台[25]的夯土城垣屬不晚於三期的遺存，南門衛房屬三期（下另疊壓一層房基，未發掘），內側第7、8、9層疊壓主城牆，似此時城牆或者已廢。但外側疊壓主城牆的附加夯土（編1〜5層）則屬第四期，表明城牆曾經從外側修補增築。城內F1、F4及墓葬、灰坑等多為三、四期遺存，則這一時期應是遺址的繁榮期。進一步分析,由三期的F4被H31打破,H31內出菱形方格紋罐形鼎、籃紋罐及殘 ，同屬於第三期的H45內出侈沿深腹細繩紋罐、長瘦袋足繩紋 及I式盤、斂口斜腹盆等來看，三期至少可分作早、晚兩段。則平糧台古城始建於三期早段，旋至三期晚段廢棄，而至第四期時，再次修補重築。其間城址存續的二百餘年間，曾經廢棄、修補，重築的過程。郾城郝家台城址[26]疊壓在3層下，被H316打破，城牆及H316和3層同屬郝家台二期，表明城牆存續的時間也不長。輝縣孟庄城址的情況也是迭經修廢[27]。由此可見，城的興起和衰落都是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的一種集中的社會現象。城址的興建、廢棄、重築，正好表明其間經歷的戰爭、弭兵、會盟、再戰的歷史真實，形象地說明了當時社會經歷的巨大動盪和激烈變革。
四
城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大批地出現在中國的大地，決不是一個偶然的社會現象，它與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進程有著不可分割的必然聯系。
中原城址群興起的歷史背景，是仰韶文化後期廟底溝文化發生嚴重裂變，各地具有鮮明的自身特徵的考古學文化紛紛崛起。此前蓬勃發展的廟底溝文化，其分布范圍以陝晉豫鄰境地區為中心，北達河套平原，南至漢水中游，東到鄭洛地區，西至渭河上游。在這一廣闊的區域內，盡管存在著一些細微區別，但其主體文化面貌則大體相同。就陶器而言，流行卷沿或斂口的盆、斂口缽、雙環重唇小口尖底瓶、瓮、鐵軌式口沿深腹罐、釜及灶等；彩陶發達，以黑彩為主，兼用紅彩，多見白衣彩陶，主要用圓點、月牙形，弧線三角或直線條帶組成花狀幾何形彩繪圖案和寫實的鳥紋。表明這一地區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曾經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和平繁榮發展的時期。而至公元前3500年前後，這一局面開始發生明顯變化。在廟底溝文化分布范圍內，關中地區的半坡晚期類型、豫西晉南的西王村類型、豫北冀南的大司空類型和鄭洛地區的秦王寨類型同時崛起。它的實質是各氏族集團不斷發展壯大並日益顯示出其獨立性。由此，各區域文化間發展的不平衡性也隨之增強，原屬同一文化內部的沖突和撞擊加劇。此時秦王寨文化的擴張便是一個耐人深思的例證。據孫祖初對秦王寨文化的研究[28]，在這一文化的早期階段，其分布范圍大體限於鄭洛地區及沙潁河上游，而至它的中晚期，秦王寨文化分布面的四至可依次外推到淮河下游的豫東平原、黃河沿岸地帶、晉南地區、伏牛山北麓。發生於原屬同一文化內部的沖突和撞擊日趨激烈，直接導致保衛氏族集團內部公共財產的設防城堡相繼出現。這種大型防禦設施的產生及其掠奪性戰爭的加劇，必然推動氏族集團內部的變革，促使凌駕於一般社會成員之上的公共權力的集中並進而與神秘的宗教權力相結合，從而催生了一批最早的氏族特權顯貴，產生出最早的特權階層，為早期國家的誕生提供了必要的條件，把中原地區推入到了文明社會的門檻。在這一點上，中原及其周邊地區似乎走著相似的道路。
五
在公元前3500年前後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原以外的其它周邊地區各考古學文化，如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的紅山文化，黃河下游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長江下游杭嘉湖地區的良渚文化和江漢平原區的屈家嶺文化等，與中原地區大體處於同一發展水平，有的甚至比中原仰韶文化更為發達。是什麼原因，使得中原得以一枝獨秀，最終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中心呢？探討這一問題，應該從公元前3500年中原仰韶文化晚期的歷史進程開始。經過對這一時期及其以後的各考古學文化的比較研究，有以下幾點值得予以特別的注意。
首先，在古代文明發展的進程中，中原地區先於國家而出現的凌駕於一般社會成員之上的公共權力的取得，主要不是通過大量聚斂私人財富進而樹立其在氏族集團內部的權威，而是通過攫取公共財產分配權及對公共事物的發言權而取得的。就這一時期經過大面積發掘的幾處聚落遺址的平面布局分析，在鄭州西山[29]、孟津妯娌[30]、澠池班村[31]、新安鹽東[32]等遺址的發掘中，均可見倉儲區在聚落內部相對集中，可知儲存的財物仍為氏族成員的公共財產。私有財產的觀念在這一時期的中原地區並沒有強烈地表現出來。這一時期的墓葬中反映的情況大體與這一結論相吻合。主要見於鄭州大河村[33]、後庄王[34]、西山、洛陽王灣[35]和陝縣廟底溝[36]等處的屬於這一時期的墓葬，均為單人葬，盡管墓葬規格有別，但皆極少見隨葬品。孟津妯娌遺址M50的主人，從其埋葬位置和墓壙規格觀察，顯然是一位氏族權貴，但除了棺槨和佩戴的象牙箍顯示其權威外，卻並不見有更多的身外之物。這些情況，與同時期的其它地區隨葬用器物的豐富多彩，適成為鮮明的對照。更有意思的是，在屬於這一時期的廟底溝遺址中僅有的兩座各隨葬一隻蛋殼彩陶杯的墓葬中，兩只杯子明顯具有屈家嶺文化的風格。在鄭州大河村遺址僅有的隨葬兩件背壺的一座墓葬，墓主人為老年女性，兩背壺卻又系大汶口文化風格的器物。與之相比較，同期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墓葬發現最多。其中在泰安大汶口[37]和莒縣陵陽河[38]發現的大墓均有二層台、棺槨，墓中隨葬較多的玉石器、骨牙器等禮器和工具、豬頭、豬下顎骨等視為財富的標志物。曲阜西夏侯[39]、臨沂大范庄[40]的一些大汶口文化墓葬，則隨葬多達百餘件的陶器。貧富分化的現象在大汶口文化的許多墓地中都表現的非常明顯，表明海岱地區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會財富已越來越向少數人手上轉移並集中。相對而言，中原仰韶文化的氏族權貴們在財富的擁有量上與氏族一般成員是在一個可以接受的低水平差距以內，整個社會財富的分配比較合理，換言之，這是一個大致平均的社會。這樣的社會顯然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加強氏族集團內部團結，提高氏族權貴們的威望和號召力，增強對外擴張的力量。掌握公共財物分配權和對公共事物發言權的氏族權貴們，同時也就獲得對其它氏族的生殺予奪大權，最初的絕對權威就這樣樹立起來。鄭州西山、澠池班村遺址發現的殘酷的人祭遺存，可以視為對違犯族規家法而對氏族成員處以極刑的例證。不靠大量聚斂個人財富，而是大體平均地分配社會財富，通過攫取公共財物分配權和對公共事物的發言權建立個人絕對權威，這一具有中原特色的歷史傳統，在中原龍山時代及其以後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仍然得以延續和發揚。
第二，中原地區氏族部落集團的統治者們，推行了一條符合當時社會發展要求並得到社會廣泛擁護的路線，代表了當時先進的生產關系的發展。這主要可以概括為在文明發展的進程中促使國家機器不斷趨於完備。包括完善官僚體制；《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之時:「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舉風後、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創立刑法；仍據《五帝本紀》帝舜之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 過，赦；怙終賊，刑。」發展強大的軍隊。按黃帝之時，已「教熊貔貅豸區虎，」張守節在《正義》中謂此「言教士卒習戰，以猛獸之名名之，用威敵也。」似是以猛獸命名的軍隊番號。其次，由近80年中原地區有關仰韶晚期及龍山時代的考古發現看，中原部族成員普遍實行薄葬，未見有耗費民力的大型禮儀建築，可知這一部族的傳統是崇尚節儉，不事奢華的。反觀曾經輝煌一時的良渚文化的統治者們，此時卻在濫用民力，大興土木，忙於修建規模巨大的貴族墳山和祭壇，窮奢極欲，無度揮霍，驅使成千上萬的人製作工藝復雜的精美玉器，供其生前享有，死後隨葬。對社會財物的巨大浪費，終於導致社會崩解，文化式微。從這一意義上，乃是最早說明了一個被後世的歷史發展反復證明的簡單真理――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
第三，中原地區「天下一尊」的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確立，決非一場平穩的過渡，而是經過長期的血與火的戰爭實現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戰爭的完成，就生產力發展水平而言，不是簡單的先進戰勝落後的進程，而是如前所述，是代表先進的生產關系而最終決定生產力發展方向的一方戰勝落後的陳腐的一方的結果。中國以後的歷史發展進程，如商之取代夏，偏居西陲的周之滅商，戰國時代的楚之衰亡和秦成一統，無不反復地證明了這一規律。
夏部族所領導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戰爭，是以嵩山及其周圍地區為基點，以伊洛平原為中心逐步向四面展開推進的。在這一歷史進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礙來自強大的東夷部族集團。夷夏斗爭的序幕，約可追溯至大汶口文化時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曾經西侵南下，深入至豫西、豫南部分地區，更曾深入到中原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區――潁水中、上游和伊洛河下游平原[41]。歷史文獻如《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的炎黃阪泉之戰，黃帝與蚩尤的涿鹿之戰，應該講的也是這一時期夷夏斗爭的故事。東夷集團在龍山時代力量之強大，約略可從山東境內如城子崖等一批規模宏大的城址、臨朐朱封龍山文化大墓中的發現[42]及以精美蛋殼黑陶為代表的制陶業和整個手工業的高度發達而見一斑。龍山時代夷夏斗爭的結局，是中原夏王朝的崛起和山東龍山文化的衰落。個中原因十分復雜，其中一點我們可以從夏王朝建立之後夏夷斗爭仍然時斷時續的分析中得到某些啟示。夏初，太康無道，夏政凌遲，因而失國。東夷族有窮氏首領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實質上是東夷部族對中原夏王朝政權的一次顛覆。而後羿代夏後，夏後相逃至同姓斟灌氏處避難。寒浞代羿，滅二斟，殺帝相。其時,相妃後 以有孕之身，逃歸有仍，生少康，更為有仍牧正，寒浞更使其子求殺少康以斬草除根，少康逃奔有虞氏為庖正。有虞氏乃「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更有夏遺臣，逃奔有鬲氏的靡聯合二斟殘餘力量，滅浞復國，史稱「少康中興」。由這段歷史可見，中原夏部族曾以聯姻方式與東夷集團某些部族結成了政治上的聯盟。而整個東夷集團則如此前南方的良渚文化部族一樣，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一尊統治的政治局面，始終處於分裂割據，內亂不已的狀態，使得夏人可以從容進行聯姻結盟，採取分化瓦解，各個擊破戰略，從而最終建立並完全鞏固了自己的「天下一尊」的地位。夏王朝建立之後，促進了以青銅冶鑄業、建築業為代表的生產力的大發展，而山東龍山文化衰落之後，代之而起的岳石文化似乎較之前者倒退了一大截。孰優孰劣，一目瞭然。盡管東夷集團的強大力量一有是以後整個殷商一代的主要威脅，但顯然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無法根本扭轉其頹勢,而只是強弩之末了。
第四，以堯、舜、禹為代表的英雄人物對推動歷史發展的進程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堯、舜、禹的時代，約與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相當，也正與夏王朝建立之前夏部族所領導的統一戰爭約略同時。這一時代產生的許多優秀的部族集團領袖，對推動歷史發展的進程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批部族集團領袖是在嚴酷的實際斗爭中產生並經部族成員推舉出來的。流行於這一進程晚期被後世文獻推崇備至的「禪讓制」，其實質就是部族集團領袖經過長期的實際斗爭考驗深受擁戴而經推舉產生。這一進程，據《古本竹書紀年》記載[43]，包括舜之代堯，可能都不是和平的「禪讓」，而是夾有暴力的奪取。即便依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如果說堯、舜以賢、孝禮讓而名於天下，則大禹純粹是以勤奮智慧和功績卓著而樹立起自身的絕對權威的。部族集團領袖在實際斗爭中產生並深受擁戴，因而被授予許多特權並由此成為夏以後世襲天下的統治集團建立專制制度的基礎。至啟殺益而自立，這一制度終於壽終正寢，蛻變而為世襲制的專制制度。由此中國社會沿著夏王朝開創模式的軌跡，開始了漫長的周而復始，循環發展的歷程。
第五，中原地區「天下居中」的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廣泛吸納各地文明創造的優秀成果的寬廣胸懷和能力，決定了它成為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座大熔爐,奠定了它成為中國古代文明中心的基礎。
仰韶晚期及整個龍山時代的中原社會，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社會，是一座融匯四方文化精華的巨大熔爐。早在仰韶時代晚期，中原文化就與東鄰的大汶口文化、南界的屈家嶺文化廣泛交融。至龍山時代，則更多地吸收了山東龍山文化的因素。如制陶業中一定數量的黑陶的生產，器表裝飾中的泥餅、泥條和圓形鏤孔裝飾等，器類中的鼎、規鬲、瓮、豆、杯等。來自東南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玉鉞等禮器以及代表君權和神權結合的玉琮上的獸面紋等，在二里頭夏文化乃至後來的商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其影子並發展而為最具特徵的文化內涵。在這些陶器、玉器、獸面裝飾等的表象後面，更重要地是接受了其內蘊的統治思想，使得中原文化更顯其博大精深。一個開放的社會，一個廣泛吸納各地創造的文明成果的社會，必然不斷發展進步。有些學者在探討山東龍山文化乃至此前的良渚文化和北方地區的紅山文化的衰落時，往往將之歸結為偶然的自然因素，「洪水說」是這一研究的必然歸宿。但是，大約肆虐於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滔滔洪水，不惟是中國古史傳說中的重要內容，也是世界范圍內廣見記載的一場人類浩劫。中原文化同樣面對無情洪水的威脅。它非但沒有衰亡，反而在洪水中崛起。實際上，一個封閉的社會環境，內亂不已的社會局面，一個暴虐的統治集團，腐敗透頂，失去民心的社會統治，即使在短時期內創造了高度的物質文明，也是不可能長久的。這也正應是中原周邊地區幾支輝煌的古代文化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
最後，中原地區文明中心地位的確立，如果以夏部族完成統一並最終建立夏王朝為標志的話，那也只是它的早期。其文明中心地位的鞏固，則是以後文字的發明和廣泛傳播。從目前考古資料看，舞陽賈湖遺址發現的屬於裴李崗文化的甲骨契刻文字[44]，各地仰韶、龍山文化遺址中大量發現的刻劃符號，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發現的刻字陶文[45]等，可見文字的發明曾經經歷了漫長的歷程，而文字的起源也可能是多元的。可以想想，夏王朝建立後，曾經在推行文字的統一和使用傳播上做出過偉大貢獻。只有囿於目前的資料，這一進程，仍然只能認為完成於以甲骨文的廣泛使用和傳播為標志的商代時期。

⑤ 遠古時代到處是森林沼澤，行走艱難，人類是如何在各大洲之間遷徙的

遠古的人類為何遷徙？答案是跟著吃的走，他們會跟著好天氣和能狩獵到的動物而遷徙。

在中國古代典籍的記載中，古人的遷徙也是非常頻繁的，很多部族也都有過遙遠的遷徙。《史記·周本紀》就詳述了周部族多次的遷徙。

現代考古學表明，泰伯其實並不是最早到達江南的中原人。

上海師大的王偉、邵雍認為，中原文化始終影響著吳越文化。中華文明的繁榮昌盛，經歷了由北向南的推進過程，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江南成了這一文化推進過程的通道。這一過程不是統治者有意推進，而是政治或戰亂帶來的客觀後果。

而泰伯奔吳，當是有意而為，是沿著這條本已存在的文化通道到達江南的。

⑥ 夏朝首都在哪裡 夏朝都城是現在的哪裡

夏朝一共有17個國都，分別是：崇（今河南洛陽嵩縣）、陽城（今河南鄭州登封告成鎮）、陽翟（今河南許昌禹州）、斟鄩（今河南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商丘（今河南商丘睢陽區）、綸城（今河南商丘虞城縣利民鎮東南35里）、平陽（山西安邑或晉陽）、鉏（今河南滑縣）。

窮石（今河南洛陽南）、夏邑（今河南商丘夏邑縣）、帝丘（今河南濮陽南）、原（今河南濟源西北2公里廟街原城）、老丘（今河南開封祥符區國都里村）、西河（今河南安陽東南）。

1、夏都斟鄩

禹初建國時，定都陽城。有學者推斷，位置就在今天河南登封縣的告成鎮。太康遷都斟鄩，即今河南偃師二里頭村附近。夏朝主要活動中心在洛陽一帶，定都時間最長的地方是斟鄩。

幾千年過去了，斟鄩故城早已埋入地下，成為人們難以尋覓的歷史遺跡。1959年春，徐旭生先生在豫西一帶尋找夏墟時，在偃師縣城西南9公里處的二里頭村南，洛河故道之陽，發現了二里頭遺址，引起了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的重視。

同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發掘了二里頭遺址，發現了繼河南龍山文化之後的文化堆積，最初考古學定名為「二里頭文化」，把它作為夏文化的代表。經過四十餘年的考古發掘和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多學科交叉研究，認定二里頭遺址就是夏朝的國都——斟鄩。

2、禹都陽城

大禹因治水有功接替舜成為部落聯盟首領，即位後建立夏朝，定都陽城(今河南鄭州登封告成鎮)，這里後來發掘出王城崗考古遺址。

3、啟都陽翟

啟是大禹之子，即位後以陽翟為都城，並在南面的鈞台大會諸侯。陽翟即今許昌禹州。也有人推測臨近禹州的鄭州新密新砦考古遺址是夏啟之都。

4、大康流亡地：陽夏

太康外出打獵，都城被有穹氏首領後羿所佔領，太康逃至陽夏並死在那裡，陽夏即今周口太康縣。

5、仲康小朝廷：斟鄩

後羿奪取政權後從鉏（安陽滑縣）遷於窮石（焦作孟州），太康之弟仲康在斟鄩建立了一個小政權稱夏王，得到部分諸侯和方伯的暗中支持。

6、相遷於帝丘

仲康死後，其子相繼位，勢力有所發展，引起後羿和其屬下寒浞的警覺，在後羿武力逼迫下相被迫遷往帝丘，並在那裡得到斟鄩氏、斟灌氏部落的支持協助，力量進一步發展。帝丘在今濮陽市濮陽縣五星鄉，這里傳說是上古顓頊帝所居，後來成為春秋時期衛國的都城。

7、少康逃難與復國之路：有仍、有虞、綸、斟鄩

後羿被下屬寒浞殺害篡權，寒浞派其子澆滅斟鄩氏、斟灌氏，攻打帝丘殺死相。相之妻後緡逃至娘家有仍氏（山東濟寧）並在那裡生下遺腹子少康。

少康長大後為躲避澆的追殺又逃至有虞氏部（今河南商丘虞城），在那裡任皰正主管膳食供應，並且娶部落首領二女為妻，得封地綸（虞城東）。

少康以此為根據地建立武裝，發展壯大並最終殺回有穹國，殺寒浞及其子，返都斟鄩復國中興。

8、杼遷原、老丘

少康之子杼也是一位有作為的夏王。王朝統治范圍進一步擴大，杼將都城遷往黃河以北的原（濟源），之後為了征伐東夷部落，又從原遷往老丘（開封祥符區陳留鎮）。

9、胤甲遷西河

杼之後的芬、芒、泄、不降、扃國都一直未變。扃之子胤甲即位後，將王都遷往西河。西河具體位置不可考，大約在山西西南部。胤甲死後，其子孔甲繼位，是敗國之君，其間夏朝政事荒蕪，逐漸失去人心。接下來的皋和發在位時間都不長。

⑦ 夏朝之前真的還有一個「虞朝」嗎

上古時代遠比今人想像的要復雜，多樣性極其豐富，同樣也十分殘酷。王權的誕生非常艱難。【虞朝】猜想是否成立，可以在現有的可靠資料上，按照二重證據法來合理推測：

按目前已發現的考古遺址來看，黃河流域在上古一個空前強大的軍事部族出現之前，是沒有王權的，也就是說不存在任何「朝代」。只存在【邦氏】。這個軍事部族應該就是對應著石峁遺址。考古學家俞偉超有一篇研究石峁遺址軍事建築的論文。其中提到，石峁古城的城防設計，與西亞、中亞的主流形制一致，且更有融會貫通、青出於藍之勢。它是黃河流域目前為止最早的王權證據。如果誰說在此之前還有王權，那就必須有相當的證據。

夏建立之後，有虞氏、陶唐氏、有窮氏、有易氏等繼續存在，有的則被消滅。隨著技術進步的到來，石峁所象徵的軍事時代，被青銅器和馬車取代，天下也就興替了。

⑧ 慈溪景點有哪些

慈溪，位於東海之濱，是長江三角洲經濟圈南翼環杭州灣地區上海、杭州、寧波三大都市經濟金三角的中心，區位和交通優勢十分明顯。

慈溪著名景點有：

1、杜湖
作為慈溪市的第一大湖，它的面積有3700多畝，初來乍到的遊客一定不相信有這么大。如果有興去游一番，那原來的看法就會大大改觀。其實，杜湖跟杭州西湖一樣，也分里湖與外湖兩個部分，只是因為兩湖中間有條5公里長堤相隔才會產生杜湖並不大的錯覺，可是，如果放眼遠眺，依然渾然一體

2、白洋湖
其實白洋湖的誘人之處，主要還在於它蘊含著濃厚的歷史文化遺跡；湖西山麓規模宏大的革命烈士陵園，埋葬著中共慈溪縣委組織部長鄭俠虎、寧紹台農協特派員沈邦祺及沈一飛等近百名烈士。與烈士陵園隔湖相望的，是近代著名的愛國僑商吳錦堂先生墓，坐北朝南，正南刻有吳公小傳及自撰聯：「為愛湖山堪埋骨，不論風水只憑心」，從中可以得見先生那一顆熱愛故土的殷殷之心和高風亮節的情懷。

3、五磊山風景區
五磊山風景區環境清幽，風光宜人，古樹名樹眾多，主峰海拔424米，並有內外五峰環聚，有小「廬山」之稱。景區集山水風光與佛教文化於一體，既有自然天成的山林野趣，又有古樸幽美的名勝古跡。

4、五磊寺
五磊寺是慈溪境內最為著名的寺廟，她位於杜湖東側，和金仙寺上下對應。一面是煙波浩淼的湖面，一面是高聳挺拔的山巒，濃重的佛教文化為這里的景點罩上了一層祥和的氣氛，五磊寺有浙東第一古寺之稱。

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小景點，如：杜白二湖區、上林湖越窯遺址 、五磊寺、銬栳山 、虞氏舊宅、達蓬山等。

⑨ 虞太熙為何許人也，有沒有詳細資料

兩條虞氏後裔史料 一、《江南通志》載：虞太熙，肅子也。任宗丞，與兄太微、太寧，弟太沖，相繼擢第。居家以孝弟聞，立朝以名節顯。熙寧間陳述古以治經有行薦之經筵以備台閣之選。 《宋故揚王荊王府侍講朝散郎充集賢校理輕車都尉虞公之碑》雲：卒以元豐八年十月乙亥，其葬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其壽六十有八。其友丹陽王存為之銘曰：公諱太熙，字元叟，上世自會稽徙江南，為李氏將兵上饒，因為上饒人。祖諱戩，贈殿中丞。父諱肅，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卜居於陽羨之荊溪，累贈太中大夫。有子五人，其一早亡，其四皆名文學，舉進士。長太微、次太寧與公繼擢第；季太蒙，禮部再奏名，不第，棄冠帶，晦跡於荊溪之陽。予從其兄弟游四十年，故知公為詳。——此碑文為《元豐九域志》編者王存撰，由翰林承旨鄧伯溫書，奉議郎劉照刊。虞太熙，是虞氏遷徙到江西上饒的其中一支，但憑碑銘文字，不足以考證其世系。《通志》所載，與近代發現的碑銘基本符合。僅有兄弟四人的記載，互有出入——即《通志》載「弟大沖」，而碑銘載「季太蒙」。也就是說，通志中虞太熙排行第三，而在碑銘中排行第四，況且還有「沖」、「蒙」的不同——或是虞太熙有兄弟五人？虞太熙，與陸游祖父陸佃相交甚厚。當虞太熙出任太平州時，陸佃曾寄詩以送：黃塵初出國門東，楊柳青青畫隼紅。佔得度關雲色異，想知登望月明同。曾傳嚼蠟風情外，更悟烹鮮政事中。聞說太平迎候遠，安排騎竹有兒童。（《送虞太熙學士知太平州》）陸佃，字農師，官至尚書左丞，為當時著名的學者和詩人。北宋文學大家劉攽也曾寫詩寄送，為虞太熙赴番禺上任前。詩雲：遠師猶覺丹青似，大邑知無盤錯憂。梅嶺山長因海盡，夜郎江闊傍城流。鯨魚浪作傖人鱠，槎客常隨賈舶舟。莫為風帆徑清淺，秘書仍自有蓬丘。（《送虞太熙著作知番禺縣》）虞氏一族，在南海一隅做官的倒有不少。東漢虞國和虞歆任日南太守，三國虞翻又被下貶廣州。自古，梅嶺以南是流放的好去處，不知虞太熙又是為了何事？二、元宋禧曾撰《虞家城記》，光緒《餘姚縣志》曾引此文。後來，明初貝瓊又在《復古堂記》中提到了虞家城。宋禧，仁宗慶歷七年為侍御史；八年，同知諫院；尋出為江南東路轉運使，改荊湖北路。皇祐四年（一○五二）為山東轉運使（《金石萃編》卷一三四）。後以兵部郎中、直龍圖閣降知鳳翔府。嘉祐四年（一○五九）知汝州）。其《虞家城記》應撰於宋亡後，避難梅川時。宋禧《虞家城記》雲：余避難梅川時胡處士達道嘗謂余曰鄉有虞家城者父老相傳為虞世南宅基吾壯嵗猶見其遺址髙一丈許厚三丈餘吾祖母出其地余因與其從子惟彥過其處則其址之厚如處士往嵗所見髙則四尺餘耳周圍度之為丈百有五十旁近居者多虞氏按輿地誌及孔曄記漢日南太守虞國宅在餘姚嶼山南郡志謂治之東北三十里有嶼山今所謂虞家城正在其南二里許國宅此無疑謂其宅在治西一里靈緒山南葢郡志誤也郡志既誤而此相傳為世南宅基者意世南亦居是地鄉人自其盛者傳之耳按酈道元水經注雲虞翻嘗登是山望四郭戒子孫曰可留江北居後世祿位當過於我聲名不及爾然相繼代興居江南必不昌諸虞氏由此悉居江北又雲山南有百官倉即虞國舊宅據此則緒山別稱嶼山而郡志沿之殊不為誤且虞氏奕世貴盛多開第宅據翻之言固有居江南北者又不特專此城以居也顧其城厚完非永興輩其力或不能辦此貝瓊《復古堂記》雲：梅川為餘姚之勝處士虞玄佐氏居焉凡自邑而往者逆折行數十里而山石林木皆古人民棊布星錯務本而不爭多至百歲朝莫往來東阡西陌間熙熙然如無懐葛天氏之徒則風俗古矣玄佐繇逺祖永興公以來歴三十七世而嶼山之南猶號虞家城其室廬古衣服古器皆古鼎匜無新制客有過其門者病其習之過於野居之過於常竊非笑之以為不合於時也獨樂之不厭且名其堂曰復古日讀古書其中鴻生碩士咸為賦詠而又徵記於余乃告之曰孔子生春秋時往往傷今之不如古則春秋已非古矣矧距孔子二千餘年中國胥淪於夷至變其嗜好變其語言賤樸素而尚奢靡先王之法盪然無復存者可勝嘆哉有能以復古為事豈非性之獨異乎人出於氣習薫陶之外也然古今人不相逺以今觀之則古之為古矣烏知古之不為今乎以古觀之則今之為今矣烏知今之不為古乎吾將通古今而一之非有古也亦非有今也求其道而己矣道越萬古猶一日使吾之所言皆古人之言使吾之所行皆古人之行衣不必逢掖也冠不必章甫也其人猶古也徒泥其往而詭於今忘其內而飾乎外曰是能好古而不徇時者也余未之信焉嗚呼方俗之益偷益偽尚幸見若人於所不獲見是知古之可復誓將往而從之以詠有虞之音其為適何如耶姚江之上必有和余者於是乎書洪武十年（1377年）歲在丁已冬十月初吉欈李貝瓊在東軒寫。貝瓊在《復古堂記》的前言中，借虞魯瞻之口，雲：「非是之謂也，虞氏之居餘姚，自漢日南太守以來，代有顯人，至唐永興文懿公為尤著，文懿公實泰之遠祖，流裔至今二十七世矣。嶼山之南有虞家城，周圍一百五十丈，相傳以為故宅之基，尚巍然獨存，諸父每相與登眺，白煙涼草，觸目凄然，輒彈指嘆曰：虞氏之先嘗光著矣，奈何無迓續徽猷者乎？復古之名，蓋以此也。」虞魯瞻之「二十七世」，是對自己而言的。對於其叔父虞玄佐，則是二十六世——是虞世南的第二十六世孫。而在光緒《餘姚縣志》中，載宋代虞賓為虞世南第十四世孫，而虞賓之後又有四代——至虞埴為十八世孫。因此，明初虞玄佐，距離宋代虞埴，有八代之距。按虞埴的進士年份為宋嘉定四年，即公元1211年，而貝瓊書寫《復古堂記》時為洪武十年，即1377年，兩者差距在170年左右——八代的差距，能基本吻合。虞家城，是確鑿存在過的——按史載，蓋在唐代。今在考其地，為慈溪烏山一帶。近代出土的虞氏墓磚，大多在縣城東北的穴湖和陳山一帶，而虞世南之父曾葬於更為東北的杜湖之畔。所以說，餘姚虞氏的某些分支，向姚江以北逐漸遷移的說法，是比較可信的。但宋禧把縣東北三十里的嶼山，與縣西一里的嶼山（或稱緒山，今稱龍泉山）進行替換的做法，卻是十分荒謬的——因為，虞家城即使是像他所說，是虞世南築就——「非永興輩，其力不能辦此」——但也是唐代的產物。僅根據嶼山的重名，宋禧先生就把虞國宅也搬到縣東北三十里去，顯得氣力過頭了。記得清唐仲冕在《岱覽》中書及宋先生，卷十二錄宋禧詩刻後記雲：右額雲詩石，並真書，勒唐太一真武二像碑陰。考《宋史》，禧以慶歷八年二月同知諫院，五月出為轉運使，蓋由荊湖北路轉京東路。皇佑四年，距慶歷八年，五年也。禧有宋羅江之目，其人不足稱矣。尋《五雜俎》：時台官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密,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儆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方知宋先生擅作荒誕語，由來已久，不應作驚奇。《水經注》載：（姚）江水又東徑黃橋下。臨江有漢蜀郡太守黃昌宅，橋本昌創建也，昌為州書佐，妻遇賊相失，後會於蜀，復修舊好。江水又東徑赭山南。虞翻嘗登此山四望，誡子孫可居江北，世有祿位，居江南則不昌也。然住江北者，相繼代興，時在江南者輒多淪替。仲翔之言為有徵矣。江水又經官倉，倉即日南太守虞國舊宅，號曰西虞，以其兄光居縣東故也。是地即其雙雁送故處，江水又東徑餘姚縣故城南，縣城是吳將朱然所築，南臨江津，北背巨海，夫子所謂滄海浩浩，萬里之淵也。縣西去會稽百四十里，因句余山以名縣。山在餘姚之南，句章之北也。江水又東徑穴湖塘，湖水沃其一縣，並為良疇矣。江水又東注於海，是所謂三江者也。酈道元的年代，距離虞翻並不遙遠，而且當時還有世系可考。《水經注》對「江水又東徑黃橋下」，「又東徑赭山南」，「又經官倉（虞國舊宅）」，「又東徑餘姚縣故城南」，「又東徑穴湖塘」，「又東注於海」的姚江沿岸地理描述，與今日狀況完全吻合，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去懷疑他對於虞國宅具體位置的認定呢？虞家城，也許是虞世南時代的產物（但亦無史志及文物可以佐證），但與虞國宅是沒有任何關系的。——況且，唐代的虞世南和他的家人，大多時光都是在建康度過的，後來又定居長安，還有什麼必要去營造這樣一個防禦性的龐大建築體系呢？按貞觀之治年代，這是難以想像的。虞家城的建築年代，可能是極其動亂的南北朝——因為孫恩農民起義和侯景之亂，給當時的虞氏家族造成了極大恐慌。按貝瓊文字，可知虞泰，字魯瞻，曾在明朝洪武年間任監察御史。虞玄佐，字繇，為虞泰從叔父，鄉間的教書先生。貝瓊在另一篇《東白軒記》中，寫到「姚江虞玄佐氏有讀書之所，題曰東白，命其從子今監察御史魯瞻來謁……」——即是虞玄佐的書房，為「東白軒」。而虞魯瞻除了擔任監察御史，他的另一個身份是著名的書畫家，據說其山水畫彷彿米芾，而貝瓊也曾在其山水畫上題雲：御史新來水石工，數峰依約米南宮，試添茅屋新林下，著我江南鶴發翁。附：貝瓊資料貝瓊，字廷琚，一字仲琚，又字廷珍。曾祖貝珪，宋理宗時由蘇州徙崇德(今桐鄉)，築室語兒溪上，遂為崇德人。元末世亂，隱居教授，往來於華亭(今江蘇松江)、海昌(今浙江海寧)間，生徒雲集。又曾主教幽湖(今桐鄉濮院)朱顯道家。48歲時始領鄉薦，游京師，作《真真曲》，由此知名。明洪武三年(1370)，舉明經，召修《元史》。同官李敏卿等稱其敘事直而不徇。史成，受賜歸鄉。洪武五年，奉命出任浙江鄉試官。次年，任國子助教，後改作中都國子監，教授勛臣子弟。與張美和、聶鉉齊名，時稱「成均三助」。曾嘆古樂衰廢，堂堂成均(官設學校)，徒具其名，作《大韶賦》以寄感慨。在史館，與金華宋景濂相友善，凡有著作，常互相推讓。及景濂為司業，建議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於天子之學。太祖拒不採用，而當時猶有贊同者，瓊乃作《釋奠》以解辯之，贏得識者之贊賞。其堅持正道，大多類此。洪武十一年，致仕歸。翌年，卒於家，葬於語兒鄉。貝瓊從楊維楨學詩，取其長而去其短；其詩論推崇盛唐而不取法宋代熙寧、元豐諸家。文章沖融和雅，詩風溫厚之中自然高秀，足以領袖一時。著有《中星考》、《清江貝先生集》、《清江稿》、《雲間集》等。

⑩ 炎帝黃帝堯舜禹在山西境內的傳說,遺址和地名

臨汾堯廟、堯陵、仙洞溝等，大禹渡、蒲州城等
神農氏
神農氏是傳說中的炎帝。炎帝是中國的太陽神，又說他是農業之神，教民耕種，他還是醫葯之神，相傳就是神農嘗百草，創醫學。傳說神農死於試嘗的毒草葯。
黃帝
黃帝是傳說中中華民族的始祖。姓公孫，居軒轅之丘，故號軒轅氏。國於有熊，亦稱有熊氏。
黃帝生性靈活，能說會道，道德情操高尚，被擁為西北方游牧部族的首領。他聯合炎帝，打敗由蚩尤率領的九黎族的入侵，代神農而成為部落聯盟的首領，成為「黃帝」。相傳黃帝時期有許多創造和發明，如養蠶、舟車、文字、音律、算數、醫學等。
歷史上堯，舜，夏，商，周，都是黃帝的後裔，故稱「軒轅後裔」，「炎黃子孫」。
顓頊
顓頊，姓姬，號高陽。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二十歲時，黃帝將帝位傳給了他。
即位後，進行政治改革，顓頊又進行了一次重要的宗教改革。被黃帝征服的九黎族，到顓頊時，仍信奉巫教，雜拜鬼神。顓頊禁絕巫教，強令他們順從黃帝族的教化，促進了族與族之間的融合。他在位78年，死時90多歲，顓頊子孫很多，屈原就是自稱顓頊的後裔。
帝嚳
帝嚳，姓姬，號高辛，黃帝的曾孫。帝嚳在位時人才濟濟，把天下治理得很好。帝嚳在位70多年。
堯帝
堯帝，姓尹祁，號放勛。因封於唐，故稱「唐堯」，由於他德高望重，人民傾心於帝堯。他嚴肅恭謹，光照四方，上下分明，能團結族人，使邦族之間團結如一家，和睦相處。堯為人簡朴，吃粗米飯，喝野菜湯。自然得到人民的愛戴。
堯到年老時，由四岳十二牧推舉部落聯盟軍事首長繼承人，大家一致推薦了舜。堯帝把自己兩個女兒嫁給了舜，又對他進行了長期的考察，最後才放心的禪讓。
舜帝
舜帝，姓姚，傳說目有雙瞳而取名「重華」，好有虞氏，故稱虞舜。舜之父瞽叟，其弟名象。由於四岳的推舉，堯命他接替自己的首領職位，並把兩個女兒給他作妻室。《堯典》所記舜的主要事跡有：命後稷按時播植百穀；挖溝開渠以利灌溉；疏通河道，治理洪水；公布五刑，除去四凶族。舜知人善任選用能人，如舜任命了許多官職：命禹作司空，主平水土；命棄作後稷，主管農業；命契作司徒，主管五教；命皋陶管理五刑等等。舜為首領時，把各項工作都做的很好，開創了上古時期政通人和的局面，所以舜成為中原最強大的盟主。正如《史記》所雲：「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實際上，當舜之時，國家機器的雛形已經具備了。死後，禪位於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