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鏟遺址

A. 裴李崗文化遺址出土了哪些物品

李崗村位於新鄭縣城北，遺址中有一些形狀奇特的石斧、石鏟、石磨盤、石磨棒、陶壺等40餘件。

石磨盤是原始社會晚期的遺物，是碾穀物的生產工具，形狀像一塊長石板，而兩頭呈圓弧形，像鞋底狀。石磨盤是用整塊的砂岩石磨製而成的，正面稍凹，可能是長期使用造成的。

真是難以想像，7000年之前，在如此遙遠的時代，人類就能夠用整塊的石板琢磨出可供穀物脫殼的加工工具，這的確是一種凝聚著原始人類高度智慧的生產工具。

裴李崗文化遺址有墓葬114座、陶窯l座、灰坑10多個，還有幾處殘破的穴居房基。出土各種器物400多件，包括石器、陶器、骨器以及陶紡輪、陶塑豬頭、羊頭等原始藝術品。

遺址東半部為村落遺址，文化層厚一兩米，內含遺物極少。西半部為氏族墓地。墓坑呈長方形，邊緣不整齊。隨葬品主要是石器和陶器。石器有磨製的或琢磨兼施的，其中典型器物有鋸齒石鐮、兩端有刃的條形石鏟等。陶器均為手制，代表器物是三足陶缽、筒形罐等。

裴李崗文化的陶器以泥質紅陶數量最多，占陶器總數的一多半，夾砂紅陶次之，泥質灰陶最少。陶器均為手制，大多為泥條盤築。有紋飾的器物較少。

而石器則以磨製為主，有石鏟、石斧、石鐮、石磨盤等。

B. 卡若遺址的文物遺存

該遺址面積大，保存好，遺存豐富。發現有房址、道路、石牆、石台、石圍圈、灰坑等遺跡。出土物包括石器、陶器、骨器、裝飾物等，還發現有炭化的粟米和動物骨骼等。卡若遺址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中國瀾滄江上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位於西藏自治區卡若村，1978～1979年發掘。遺址分為早、晚兩期。發現房屋基址28座。其中的圓底房屋，經復原，是一種以室內立柱和周邊斜柱搭成的圓錐形窩棚式建築。另有豎壁半地穴式和地面式建築。晚期的半地穴式房屋，在穴四壁壘砌石牆，有的並在上部續建一層樓居，顯示出建築的地方特色及營造技術的進步。還發現可能與原始宗教有關的圓石台、石圍圈遺跡。工具以大型打制石器為主，兼有細石器和磨製石器 ，骨器也較豐富。陶器以飾幾何圖案刻劃紋的最具特色。發現農作物粟和家畜豬的遺存。當時經濟生活以粟作農業為主 ，輔以經常性的狩獵。 卡若遺址的房屋建築。據初步分析，大體可分為兩種類型。第一類是木結構的草泥牆建築。以草拌泥築牆可以增強堅固性能，使其不開裂縫。居住面用土墊平，然後夯實或烘烤，使其堅固耐用，房屋中央有石頭砌成的爐灶。室內和房子四周較均勻地分布有柱洞。第二類為半地穴式的卵石牆建築，居住面規整而堅硬。牆壁用石塊靠穴壁壘砌，黃泥抹縫，多為方形，從村落布局看，當時人們居住的區域已有一定規律。房屋遺跡像是打破了疊壓關系，比較復雜，可以分為3期遺存，至少延續了500年左右。原始村落布局除房屋外，還發現有石鋪路、石牆建築、窖穴等，說明居住者在努力改善居住條件。
卡若遺址還出土了大量的粟粒和谷灰，這說明早在4000多年前，西藏就有了原始的種植業。同時已經知道選擇適應性能良好、抗逆性很強的票來種植。據考古學家發現，粟這種糧食作物在我國種植已有7000年以上的歷史。這里出土的粟粒和谷灰同西安半坡遺址窖穴中的粟粒和谷灰情形基本上是一致的。看來，卡若遺址的先民當時是以農業為其生活的主要來源，狩獵和採集則是不可缺少的輔助手段。 迄今為止，共揭露遺址面積1800平方米左右，發現房屋遺跡31座，石牆3段，圓石台二座，石圍圈3座，灰坑4處。出土文物數萬件，包括石器7978件，骨器368件，陶片200多塊（其中可復原者46件），裝飾品50件等。卡若遺址已正式列入西藏自治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卡若遺址的時代，應屬4000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期。在這個時期里，人類物質文化的主要特徵是學會了磨製石器，發明陶器，開始了各種植物的種植和動物飼養。卡若遺址出土的東西基本具備這些特點。
卡若遺址的地層堆積，主要為昌都紅土層，底部泥質較多，以雜色頁岩為主。上部為紅色砂岩，紅層中因斷屑和褶皺關系，有時顯露出三疊紀及保羅紀地層。卡著遺址的全新地層堆積分為南北兩部分。南部厚2米，有二期文化堆積；北部厚2.5米，有三期文化堆積。
遺址中出土的石器有打制石器也有磨光石器，種類也較多。計有鏟類、鋤類、切割器、投擲器、尖狀器、砍砸器、敲砸器、刮削器、碎磨器、石砧等，還有石鏃、石矛等細石器，有的石器，特別是磨光石器有的採用玉石製作，打磨得極為精細。
出土的骨器有骨鑽、骨針等。各種各樣的骨針，製作得非常精細，這說明當時生產和工具製作的技能都已到了相當高的水準。還有燒制有各種花紋的陶器，其中以一種雙體陶罐最為突出。出土的裝飾品中，有用玉、石、骨等製作的環、珠、鐲等，說明卡若遺址的主人已經產生了美的觀念，知道打扮自己了。遺址中出土的玉器和海貝是卡若居民與各個地區的民族相互交換而來的，這說明盡管西藏和其它地區之間有高山大河的阻隔，但並不能斷絕本地居民和其它民族的正常交往。 卡若人建造居址：(一)一般選擇河流兩岸的舌形台地。這種地方，靠近水源、地勢平坦、海拔較低、土地肥沃。(二)舌形台地面積一般不大，可供人們建造居址的空間有限。所以居址面積不會很大。這些從卡若遺址可以得到反映。卡若遺址的面積約1萬平方米。和平原同類遺址相比要小得多。如內地黃河流域仰韶文化遺址面積都在數萬平方米以上，大的達數十萬平方米。(三)由於空間狹小，建築十分密集。卡若遺址已發掘的1800平方米范圍內就出土房屋達29座之多。其中還有些是樓屋。卡若人的房屋，一般在10-30平方米之間，其中一座近70平方米。這些房屋發展序列是：早期主要是半地穴平底和半地穴圜底房屋，稍晚出現地面房屋和雙室房屋。到了晚期，主要是石牆房屋。有的還可以復原成半地穴二層樓屋。這種樓屋，上層住人，下層養家畜。
卡若遺址的農作物只發現小米一種，但出土數量很多。推測當時卡若人吃的糧食主要是小米。小米耐乾旱，耐寒冷，卡若人生活的地方適合種植小米。卡若人進行農業生產的工具可能有許多木質工具。木質工具不易保存，所以發現的主要是石質工具和骨質工具。其中石質工具最多。具體講，有挖掘用的石鏟、石鋤等；有收割用的石刀以及研磨穀物用的石磨盤、石杵等。其中出土的石刀數量較多，式樣也較豐富。有單孔石刀、雙孔石刀、三孔石刀和兩側帶缺口的無孔石刀。石刀的刃部有弧刃、平刃、凹刃幾種。這些石刀主要用於收割谷穗，使用時用繩子把石刀捆在手上，類似我國北方某些地區農村收割谷穗用的「掐刀」。
發掘中，只出土了一種家畜骨骼－家豬骨骼。一般認為，人類飼養家畜的歷史，最早的是狗。所以，推測當時除了豬以外，可能還有狗。考古學家還認為，豬的飼養可能和農業經濟有關。農業出現，一是定居了，二是有了一定數量的糧食儲存，捕獲的小野豬一時吃不了，乾脆關起來圈養，等長大之後食用。久而久之，野性去掉了，還會繁殖，變成了家豬。除了出土家豬的骨骼外，還出土了許多其他野生動物的骨骼。經專家鑒定共13個種，都是現生種。包括：狐、馬鹿、狍、藏原羊、青羊、鬣羚，以及兔、鼠兔、喜馬拉雅旱獺等。還有鳥的骨骼。從而可以推測，卡若人獵獲的動物，有的供人食用，有的供人皮毛，還有的供人骨料等。
這些野生動物骨骼中，有一個種最值得主意，那就是狍子。狍子在今日昌都地區已經看不到了。據文獻記載：狍子的分布主要在我國東北、華北和長江以北的某些高山之上，如海拔2000－2500米的湖北神農架。卡若遺址發現狍子骨骼，說明5000年前的卡若地區高山氣候與我國華北相似。卡若人狩獵工具有投擲用的矛和石球等。矛是用石料加工成的，捆綁在木棍頭上當標槍用，投向大獵物。石球用繩索捆包住，類似現代體育項目的鏈球一樣甩出去，投向獵物。還有一種狩獵工具就是弓箭。弓是用什麼材料製作的還不太清楚。箭包括箭桿箭頭兩部分。其中箭頭是用石料製成的。這種石箭頭，鋒利、堅硬，可以穿透獵物的骨骼。雲南元謀大墩子遺址出土了一具人頭蓋骨，上有一節殘斷的箭頭。可以想像，石箭頭斷在骨頭里，殺傷力一定很大。卡若人還用石制的砍砸器砍砸動物骨骼，用石制的切割器切割獸肉。卡若遺址還出土一件骨制的刀梗，梗上有槽，槽上可以鑲嵌細石葉作刀刃。細石器刀刃，鋒利無比，可以和現代人的刮鬍子刀片相比。
卡若人衣著，除毛、皮外還有紡織物。從出土的一件陶器底部內(T623：117)留下的布紋痕跡(制陶時留下的)看，每平方厘米經線和緯線各8根。可見織物粗糙，還很原始。另外還出土很多紡輪、骨錐、骨針等也是證明。其中出土的骨針不僅數量多，製作也非常精製。最小的一枚長2.4厘米，直徑0.1厘米，類似今日的鋼針。可見卡若人的縫紉技術是很高的。制陶業是新石器時代人們的重要生產部門，卡若人也不例外。可能是由於高原缺氧等原因，制陶水平並不很高。從出土的陶片看，燒制陶器的火候不高，溫度也控制的不好，燒出來的陶器陶質疏鬆，顏色也不均勻，呈紅、黃、灰、黑等色。卡若人製作陶器的陶土未經陶洗，並摻有一定量的沙子和雲母等，為的是增加強度。制陶以手制方法為主，輪制技術還未掌握。大件陶器用泥條盤築法，小件使用捏製法。形也很簡單，主要是罐、盆、碗三種，無論哪種陶器，都是小平底。極少數器物有流。
器形雖簡單，但紋飾卻非常豐富。出土的陶片按製作方法可分為9大類：刻劃紋、繩紋、抹刺紋、附加堆紋、剃刺紋、印壓紋、篦紋、籃紋、彩繪。如果以圖案分，可分數十種，如：平行紋、方格紋、三角折線紋、菱形紋、渦紋、葉脈紋、貝紋、繩紋、剃刺紋、壓印紋、指甲紋等等。這些紋飾，多為幾何形紋飾，十分抽象，有深刻內涵。如：三角折線紋可能表現起伏的山脈。渦紋表示水的旋渦。還有一部分是對實物的直接描述，如葉脈紋，表示植物的葉脈，貝紋表示貝等等。還有一類除了美觀，對陶器本身有加固作用。如繩紋，可以密集陶胎；附加堆紋，可以彌合器物接縫等等。卡若遺址出土一件雙體獸形罐，是一件內涵深刻，造型絕妙的藝術品。通高19厘米，形體似雄、雌兩獸對卧。其中一體以雙勾三角折線紋為主，另一體以雙勾菱形紋為主。紋飾採用刻劃手法，還施以黑色彩繪。從這件器物可以看出卡若人高超的藝術水準，還可以看出卡若人對世間陰陽兩性的理解。
在卡若人經濟生活中，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交換。估計可能是以物換物的交換。從遺址中出土的玉斧、玉裝飾品等玉質製品中可以推測出來。這些玉器製品，玉材多為硬玉類，顏色有碧綠、淺綠、白色等。據調查，都不是本地產品。很有可能是從遠處交換來的。
遺址中還出土一些貝飾。經鑒定所用材料均為寶貝(COWRIE SHELL)。這種貝主要產於我國南海。在黃河流域原始文化中也常常見到用於製作裝飾品。因此卡若的貝，極有可能是通過文化傳播，或直接、或間接以交換的手段獲得的。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遠古時代的卡若人也是如此。卡若遺址中出土的裝飾品就是證明。如：璜、環、珠、項飾、鐲、貝飾、牌飾、垂飾。原料有石、玉、骨、貝等。這些裝飾品大多製作精細。例如一件乳白色的簪，長14.6厘米，用骨料磨製而成，明亮光滑，一端呈尖狀，一端雕成重疊的蘑菇狀。可用於束發。由此可見當時的人並非披頭散發。
璜有骨璜和石璜兩種。其中一件乳白色石璜是用大理石磨製而成的，內徑6.2厘米，寬1厘米，厚1.4厘米。全器呈三分之一弧形，兩端各一小孔，似玉，質感柔潤光滑。璜是佩帶在人胸前的飾物，有很強的裝飾性。
遺址中還出土兩串項飾，一串用長方形珠串成，另一串由長方形和管狀珠串成。長方形珠是用粘土製成的，中央有孔。管狀珠是用鳥類的骨頭製成的，中央也有孔。這些頭上插的，胸前掛的，項上戴的，可以想像，當時的人們，把這些美麗的飾物裝點在身上，是何等的楚楚動人呀！
卡若人和其他新石器時代的人們一樣，有自己的圖騰。圖騰，一般是某種動物，也可以是某種植物或日月山川等非生物。卡若人的圖騰是什麼呢？就現有的發掘材料還很難說清楚。但不妨可以做一些推測。從卡若遺址發掘出大量遺存中，沒有發現與魚有關的東西。如捕魚用的網、魚鉤，還有人們吃剩下的魚骨等。相反，這些東西，在其他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都是極為常見的。因為魚是那時人們的重要食物。是不是卡若附近沒有魚類資源？也不是。卡若附近的瀾滄江里魚就很多。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卡若人不吃魚呢？考古學家們認為：卡若人可能以魚為自己的圖騰，把魚當作為自己的祖先加以崇拜，所以就不吃魚了。
另外，在發掘中，還出土了兩處圓石台，一處直徑1.5米，高0.25米；另一處直徑為2米，高2.3米。 都是用礫石築成。估計可能是用於祭祀活動的遺跡。 原始社會，圖騰制度出現後，人們的社交、婚姻、家庭、祭祀等一切活動都離不開圖騰。圖騰對於氏族血系共同體的鞏固，氏族成員的團結，以及氏族的經濟活動，戰爭等都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

C. 樊城堆遺址的發掘

自來1977年試掘以來，經兩自次正式發掘，揭露面積累計達825平方米，取得了一批實物資料，初步了解了它的文化內涵和性質。樊城堆遺址於1975年被發現，1977年、1978年、1980年先後進行了三次發掘。遺址為土墩型遺址，高出旁邊田地1～3米，南北長124米，東西寬100米，面積超過1萬平方米。其文化堆積可分七層，第一、二層為商周文化遺存，距今約3500年左右；第三層為龍山文化遺存，距今約4000年左右；第四至第七層為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存，距今約5000～4500年，其下文化層與贛江東岸的築衛城遺址下文化層屬同一類型。出土的文物有石斧、石鏟等生產工具，杯、碗、罐等生活用具。另外還發現制陶窯址。

D. 裴李崗文化遺址的遺存

裴李崗遺址面積2萬平方米。該遺址的發現填補了我國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一段歷史空白。1986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該遺址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目前發掘出墓葬114座、陶窯l座、灰坑10多個，還有幾處殘破的穴居房基。出土各種器物400多件，包括石器、陶器、骨器以及陶紡輪、陶塑豬頭、羊頭等原始藝術品。
遺址東半部為村落遺址，文化層厚1至2米，內含遺物極少。西半部為氏族墓地。墓坑呈長方形，邊緣不整齊。隨葬品主要是石器和陶器。石器有磨製的或琢磨兼施的，其中典型器物有鋸齒石鐮、兩端有刃的條型石鏟等。陶器均為手制，代表器物是三足陶缽、筒形罐等。出土的木炭標本經測定，距今約8000年，絕對年代早於仰韶文化1000多年。

E. 薛城遺址的古文化遺址

沙溝遺址
該遺址位於沙溝鎮沙溝五村村內，遺址南部有條古河道穿過，整個遺址幾乎全部被村莊覆蓋，只中間留有空地。遺址為高出河床兩米左右的台地，東西長約450米，南北寬約400米，總面積約18萬平方米。在遺址范圍內，地面散見許多陶器殘片。經三次考古調查，搜集各類標本達300餘件(片)。石器有石斧、石鏃、石環、石錛、石鏟等，陶器有盆形鼎、罐形鼎、鏤孔杯、高足杯、罐、盆、鬲、豆、器蓋等，陶質有磨光黑陶、褐陶、夾砂紅陶及少量的白陶。另外，還發現幾座殘墓，一為兒童墓葬，頭東腳西，骨架上覆蓋紅陶罐片；一為成人墓葬，仰身直肢，頭東腳西，有隨葬品黑陶杯、罐、白陶鼎等；另一墓為南北向，出土有褐陶鬲、罐等。前兩墓屬於新石器時代，後一墓屬於東周時期。該遺址現被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奚村遺址
該遺址位於夏庄鄉奚村磚廠的南部，大明河東岸，南靠河北庄西部田灣村北，河西岸是龐庄村，總面積約兩萬平方米。此遺址在耕土下是文化層，出土文物有石斧、夾砂紅陶鼎足、壺片、磨光黑陶殘片等，根據出土文物初步鑒定為新時器時代遺址。
灰谷堆遺址
該遺址位於夏庄鄉潘樓村東南約500米、古蟠龍河北岸。明萬曆十三年《滕縣志·古跡考》載：「仲虺墓在奚仲墓東，俗呼為灰谷堆，灰虺訛也。」由此知奚仲之十二世孫商湯左相仲虺葬於此。整個遺址呈台形，總面積約7.5萬平方米，表面暴露有大量的夾砂泥質褐陶、灰陶及黑陶殘片，所見文物有鬲腿、豆柄以及其它器物的口沿、底等，根據器物的殘片，初步定為商周遺址。

F. 淶源縣歷史古跡

1、拒馬源抄中石器時代遺址
位於拒馬源北側台地上，文化層包含物有打制石器、燒骨、燒果核、紅褐色素麵陶片、黑褐色素麵陶片、陶支架、碳等。據測定這處遺址距今9000±100多年，這一時期屬母系氏族公社的萌芽時期，人們還過著狩獵、採集生活。這一發現，將人類的陶瓷史提前了2000年。
2、南屯仰韶文化遺址
位於拒馬河南岸，文化層內包含物有石鏟、紅陶泥質磨光缽口沿、紅陶夾沙劃紋陶片、黑陶夾沙素麵陶片等，屬仰韶文化中期，距今約6000年，農業、家畜飼養、漁獵、制陶技術都已發達，婚姻已由"群婚"發展為"對偶婚"，這里就是一個氏族部落的遺址。
3、紂王城
商周時期，人口逐漸增多，居落遺址相應增多，面積及文化層堆積也較為豐富，已發現的遺址大都分布在拒馬河及其支流沿岸，如下北頭先商時期遺址、甲村商代遺址、三甲村商代遺址。
三甲村商代遺址，即為史載"紂王城"遺址。《河北通志稿》記："紂王城，在淶源縣東十五里，清統志相傳紂派比干築，此中有比干廟，清畿輔通志、按山西通志名商王址存"，史載與出土文物相合，此處當屬「紂王城」無異。

G. 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簡介

位於獨樹鎮北2公里張庄村與翟庄村之間。南北長180米，東西寬120米，面積2.2萬平方米。該遺址於1976年發現，經二次試掘，出土石器有石斧、石鏟、鋸齒石鐮、石錛、圓柱形石磨棒等。陶器為殘片，棕紅色陶居多，其它有泥質黑陶、泥質紅陶和灰陶等，主要有圓錐形及方錐形鼎足，粘貼口沿罐、平底碗、侈口雙耳壺、折沿盆等。還有發現顏料、刻符等，反映了當時農業經濟已佔一定比重。經國家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碳14測定，年代在7千年左右。此處遺址含裴李崗文化因素和仰韶文化特徵，當是裴李崗文化和仰韶文化之間的一個過渡環節。國家《考古》雜志於1983年第五期專期作了介紹。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H. 廣西有什麼著名的歷史遺址

靈渠，古稱秦鑿渠、零渠、陡河、興安運河、湘桂運河，是古代中國勞動人民創造的一項偉大工程。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興安縣境內，於公元前214年鑿成通航。靈渠流向由東向西，將興安縣東面的海洋河（湘江源頭，流向由南向北）和興安縣西面的大溶江（灕江源頭，流向由北向南）相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運河之一，有著「世界古代水利建築明珠」的美譽。2018年8月13日，靈渠等4個項目入選2018年(第五批)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
融安縣南朝古墓群。融安縣地處桂中北部，地屬山區，全縣大部分地區為山坡土嶺。融安縣歷史悠久，春秋戰國時代為融州。秦未漢初、三國時代為潭中縣地。唐、宋、元、明時期為融州。融安縣發現及發掘的古墓葬中都是以南朝古墓為主。在廣西南朝古墓中很有它的代表性和濃厚的地方特色，對當地的歷史、文化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
甑皮岩遺址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廣西桂林市甑皮岩路26號，地處桂陽公路與萬福路交匯處，距市中心約8千米，公交車可直達，是嶺南地區唯一一個國家級新石器時代洞穴遺址文物景區。
曉錦遺址坐落在距資源縣城13公里的曉錦村後龍山上。經有關專家對原始文化層與出土文物進行分析，曉錦古人類遺址至少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應是新石器時代晚期，後期可能至商周時期。
百穀遺址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市那畢鄉大和村百穀屯東北，為舊石器時代遺址。 百穀遺址原始地貌保存完好，石製品埋藏豐富。已發現數量較多的石製品，及可供年代測定的玻璃隕石標本。遺址表面還發現更多的大型礫石石器。在高嶺坡遺址內，出土了石製品69件和玻璃隕石等。之後又出土石製品90餘件，證實磚紅壤是石器的原生地層，推斷距今約70萬年，把人類在廣西活動的歷史大大提前。
頂螄山遺址遺址地處邕寧邕江支流八尺江右岸，是一處距今約5000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古人類遺址，整個山丘呈橢圓狀南北延伸，地勢東高西低，總面積約4000多平方米，被列為1997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和國家大遺址展示中心之一。
社山遺址又稱交東貝丘遺址，位於廣西省防城港下轄東興市江平鎮交東村西南海邊，是新時期時代的遺跡。遺址在高出海面約10多米的山丘上。山上有一社山，遺址在社山東部隆起處，故得名社山遺址。
鯉魚嘴遺址為舊石器至新石器時期的古遺址，位於廣西柳州市區南部大龍潭公園內的大龍潭東北、龍山南麓的岩廈下，北距柳江河約3公里，遺址面積約200餘平方米。
柳城巨猿洞位於柳城縣社沖鄉新社沖屯西北500米的楞寨山，洞口離地面約為90米。1956年該屯村民覃秀懷在挖岩泥時發現，1957年至1963年，中國科學院古人類和古脊椎動物研究所先後六次對該洞進行發掘，挖掘總長度為180餘米，是挖掘到巨猿和其他動物化石種類和數量最多的地方，對研究人類起源和地質變遷有重大科學意義。
靖江王陵，位於廣西桂林市區七星區東郊堯山西南麓，南北15公里，東西7公里，共有王親藩戚墓葬300多座。整個陵園規模龐大、氣勢磅礴，有「北有十三皇陵，南有靖江皇陵」之稱，其中有11人葬堯山，有「靖江王11陵」之謂。靖江王是朱元璋於洪武三年首批分封的十個王國之一，也是唯一以侄孫輩受封的藩王。
靈泉寺遺址。2006年8月至10月，柳州市博物館文物工作隊會同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距今靈泉寺東南80米處的區域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發掘面積約500平方米。經過發掘清理，揭露地下遺址約300平方米，清理出靈泉寺3期建築遺跡：一期約為唐代，二期約為北宋末期至南宋中期，三期約為明代中期。
智城城址位於廣西南寧市上林縣。遺址包括覃排鄉愛長村石儉屯西北450米處的智城垌古城址和澄泰鄉洋渡村石牛山六合堅固大宅頌碑。智城古城建於公元634年至682年之間，城址分內城和外城兩部分。總面積6.19公頃，周長1.7公里。

I. 求兩處臨淄古文化遺址的詳細介紹

淄博地區分布著廣泛的龍山文化遺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桐林遺址。龍山文化由大汶口文化發展而來，距今4000年左右，屬於父系氏族社會時期，反映了原始社會解體和向奴隸社會過渡時期的狀況。因為最早發現於濟南市章丘縣龍山鎮城子崖，而被命名為「龍山文化」。這一時期的陶器以灰陶為主，黑陶次之，紅陶、白陶極少。龍山文化時期是原始社會人類進化里程中的一個驛站，更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史跡。

桐林遺址位於齊故城西北方向15公里處，烏河東岸，路山以北，地處臨淄區桐林村、田旺村之間，原稱「桐林田旺遺址」。2001年7月國務院公布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時，更名為桐林遺址。畫水在這里與烏河交匯，西面是愚公山。1991年版《臨淄文物志》記載：桐林遺址包括田旺、桐林、義和三村之間的五處遺址，南北長1000米，東西為500米，總面積50萬平方米，屬於原始社會晚期的龍山文化類型。早在4000年前，就有人類在此繁衍生息，從事射獵採集、耕稼陶漁的原始勞動。春秋戰國時期，這一帶建有齊國重要的城邑。1977年，山東省人民政府公布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淄博市人民政府在此樹立了石質標記。2001年7月，國務院公布「桐林遺址」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桐林遺址一帶地勢較高，呈台田式，土質松軟，灰色文化層厚度3至4米，最深處達到7米，內涵十分豐富。這里依山面河，自然環境優越，歷史上曾多次出土過石鏟、石斧、石鐮、石錛、石網綴等磨製鑽孔石器，以及杯、鬶等黑、紅、白質陶器。1982年，應當地群眾修田建渠之需要，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這里進行過一次局部挖掘清理，出土了許多甗、鬶、鼎、罐、杯、豆、盆、碗等陶質文物，以黑陶質生活器皿最多。出土文物大都器型規整，器表多素麵磨光，紋飾以弦紋居多。其中鼎、甗類器具的足部呈鳥嘴狀，飾鳥冠圖狀；盆、杯和各類器蓋，多數是黑陶，胎質細膩，鈾面光亮；杯仿竹節式，造型精巧，杯壁非常薄，火候也恰到好處。出土文物中的泥質磨光黑陶盆形鼎，大小有別，系列有序，屬於「列鼎」，為研究我國禮器起源和龍山文化時代的社會性質提供了重要線索。這些珍貴文物，分別由山東省考古研究所與齊國歷史博物館收藏。

考古專家認為，桐林遺址既有山東龍山文化的基本特點，又有其自身的獨到之處。發掘出土的一件紅陶鬲，高38.5厘米，口徑達30.3厘米，在山東省同類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中是罕見的。但最為典型、最引人注目的，還是一件大型灰陶甗。它上半部為甑，下半部為鬶，並且配有帶鼻紐的器蓋，足呈袋狀，表面裝飾著泥條型附加堆紋，腰部有圓孔箅子，口徑44厘米、通高116厘米，是迄今為止全國出土的同類器皿中最大的一件。用這個灰陶甗一次做熟的食物，可以供應十幾人食用。這些珍貴文物，加上出土的大量家畜的骨骼和牙齒，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龍山文化時期父系氏族公社先民們集體生活的情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桐林遺址鑽探中發現了大量夯土層，被考古專家認定為山東地區目前已知最大的古代城堡，由此判斷這一遺址是龍山文化時期臨淄一帶的人類活動中心，對於研究探討我國階級社會的產生和文明的形成有著重要價值。

桐林遺址附近曾經建有繁華程度很高的古代城池。據《括地誌》和民國九年（公元1920年）《臨淄縣志》記載，臨淄西北30里有戟里城，春秋時代為棘邑，是齊國大夫子山之邑。齊太公田和篡齊之後改作畫邑，是因為靠近畫水而得名。戰國後期的名士王蠋就是畫邑人。《史記·田單列傳》記載，公元前284年，燕國大將軍樂毅統帥五國兵馬攻伐齊國，佔領齊都臨淄後，聽說素有賢名的王蠋在固守畫邑，下令軍隊環畫邑30里外安營紮寨，不準驚擾王蠋。燕軍侵佔齊國70多座城池後，樂毅派人帶上珠寶玉器和錦衣羅帛，以高官厚祿引誘王蠋投降，遭到嚴詞拒絕。燕國使者說：「你如果不接受，我軍就屠平畫邑，殺個雞犬不留。」王蠋慷慨直言：國家破亡，我也沒有苟且偷生之理；強迫我做你們的將領，豈不是讓我助紂為虐！與其生而無義，還不如壯烈地死去！

他命令家人扔出燕人的禮品，驅逐了燕國使臣，安排好家事後引頸而死。王蠋壯烈殉國的事跡，極大地鼓舞了齊國軍民同仇敵愾抗擊燕軍的士氣。即墨城裡的田單凝聚眾人力量，以「火牛陣」大破燕軍，吹響了光復齊國失地的沖鋒號角。後人思念王蠋的高尚品德，把他埋葬在故鄉的土地上，並撰文立碑作為紀念。明代文學家徐一夔曾經為他寫過碑文；北宋詞人秦少游寫過情文並茂的《王蠋論》。與秦少游同時代的思想家李覯曾賦七言絕句盛贊王蠋：

全齊拱手授燕兵，義士誰為國重輕。

七十二城皆北面，一時忠憤獨書生。

王蠋墓就在桐林遺址以西一公里，今路山鎮召口村南60米處，墓前原有民國年間所立的石碑，碑文是「齊烈士王蠋之墓」，已經損壞，現有1988年臨淄區人民政府所立「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王蠋墓」的標志。

現代勘探發掘表明，在桐林遺址龍山文化遺存的上層，存在大片的夯土建築基址道路和西周時期墓葬，也出土了一些戰國及漢代的磚、瓦、陶器碎片，進一步證實此地曾經是一處繁華的古代城邑，與《括地誌》、《臨淄縣志》的記載相吻合。為進一步探討魯北地區史前文化特徵和齊文化源流，2002年秋季，北京大學文博學院、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臨淄區文化局對桐林遺址進行新的發掘，查明龍山文化遺址面積150萬平方米，發現一處大型城壕聚落遺址，並探出岳石文化和西周前期文化遺址40萬平方米，清理出壕溝、灰坑、窯穴、墓葬、房基等遺址，出土陶鬲、陶罐、骨器、石器、蚌器等文物，為探尋齊國早期都城遺址——營丘的地望所在，提供了極有價值的線索。

閑暇時節，到桐林遺址作一次愉快的郊遊，遙想原始社會後期先民們的集體生活場景，緬懷齊地先賢面對強敵視死如歸的愛國事跡，你的靈魂將會在與先人的無聲交流中得到凈化和升華。

田齊王陵分布於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的臨淄齊故城南7.5公里處的鼎足山和牛山之東。在臨淄四隅，有150餘座古陵墓（冢），被稱為「臨淄墓群」。這些古墓，大都是春秋戰國及漢代齊國王侯、大臣、貴族的陵墓。其中在今齊陵鎮南部，田齊有六王葬此，被稱為田齊王陵。1988年，國務院公布為全國盤活文物保護單位。二王冢，俗稱「二王墳」，又稱「齊王冢」，位於齊陵鎮南的鼎足山上。二墓東西並列，方基圓頂，南北長約190米，東西總長320米。其中西冢墓長約190米，似有三層，逐層收縮，圓墳頂高約12米。東冢圓墳較西冢矮。「二王冢」，文獻鄉載為齊桓公墓和齊景公墓，經過考證，現認為是田齊侯剡，田桓公午之墓。四王冢，又名「四豪冢」，俗稱「四女墳」，系田齊威，宣、泯、襄四代君主這墓，位於牛山東側，依南山東西並列。自西向東為序：其一為齊威王墓，高30米，周長140米；其二為齊宣王墓，高34米，周長157米；其三為齊泯王墓，高22米，周長190米；其四為齊襄王墓，高23米，周長130米。四墓相間，第一、二墓相隔130米；第二、三墓間距105米；第三、四墓之距160米，總長541米。宛如群峰連綿，氣勢巍峨。

田齊王陵是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六君王墓，墓冢東西排列，綿延相連，封冢高聳，氣勢雄偉，狀若山丘。附近又有小封冢環繞四周，共有幾十個，故有「齊陵」之稱。陵區最著名的有二王冢和四王冢。

二王冢位於鼎足山的東麓，傳說是春秋時期齊桓公和齊景公的墓葬。桓公呂氏，名小白，是齊國的公子，稱「公子小白」，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以管仲為相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發展國力，壯大軍事力量，最終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景公名杵臼，公元前547～前490年在位，任晏嬰為相，政績為當時人所稱道。二冢東西相列，因山為冢，高達20米，周長120米。

四王冢在淄河村南，傳說是戰國田齊威王、宣王、瑉王、襄王墓。威王約在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任用鄒忌為相，孫臏為軍師，國力空前強大，成為「戰國七雄」之一。宣王名辟疆，約在公元前319～前301年在位，聚集文學游說之士，創立稷下學派。四墓冢自西而東並列，封冢高大，周長為100～12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