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壇遺址

『壹』 考古發掘中有哪些實例證實了我國五帝時期的戰爭

我國五帝時期的戰爭，在考古發掘中也發現了許多相印證的資料，以實物記錄了這一時期的戰爭。例如，江蘇邳縣大墩子墓地，曾發現帶有箭鏃的人腿骨。山西絳縣遺址中，也曾發現帶箭鏃的人骨。這一時期的遺址上，還出土了一些戰斗用的護身武器。如甘肅永昌鴛鴦池出土了一件石護臂，兩件骨護臂。骨護臂是由寬0.7～1.4厘米的26根骨片組成。至於攻擊性的武器，如石矛、石刀、石鏃、骨鏃等，那就更多了。此外，在這一時期的遺址中，還廣泛地出現大量有人工傷痕的殘斷人骨，也可以證明這一時期存在著戰爭。如在邯鄲澗溝龍山文化遺址中，發現一圓袋形土坑，口徑僅1.37米，深1.23～1.25米，卻掘出10副人骨架，骨架上留有多處傷痕和燒痕。其中一具中年男子頭骨上留有六處鈍器砍擊傷痕，另一具青年骨架，右臂被砍斷。這當然不是正常死亡的，極可能為戰斗中的犧牲者。據統計，僅此一處遺址內，就發現類似的殘缺人骨數十具。這一時期的遺址中，還發現不少無屍頭骨和無頭骨架。如在澗溝遺址中曾掘出9個被砍下來的無屍頭骨，經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室技術鑒定，認為是砍下後又剝去頭皮的頭骨，是部落戰爭中掠獲的人頭。類似的人頭骨，在樂都柳灣、永登蔣家坪、吳縣張陵山等地遺址均有出土。沒有人頭的骨架，也出土很多。最早者出現於寶雞北首嶺墓地，墓中骨架上端置有尖底罐以代替頭顱。此外，湖北房縣七里河、雲南賓川白羊村、青海民和陰山、青海貴南尕馬台等遺址，均有這樣的發現。以尕馬台遺址為例，1977年發現一處齊家墓地，墓地內有六座被砍掉頭顱的墓葬。墓中均有骨珠、小石片等隨葬裝飾品，說明並非奴隸。全部葬於墓地東北角邊緣位置。考古學家判斷，這是在戰爭中被其他部落砍去人頭的死者，為與本氏族正常死亡者相區別，所以才埋在本氏族墓地一角的邊緣，認為「這是軍事民主制時期本族人對因戰爭(被獵首)死者埋葬的真實情況」。

『貳』 陶寺遺址的修建是為了測節氣 建立於五帝時代 陶寺遺址在今天仍然能准確測出所有節氣

爾雅通識答案~ 陶寺遺址在今天仍然能准確測出所有節氣。望採納 謝謝

『叄』 中國五千年歷史從何而來

中國五千年歷史，是始於夏代的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至今為五千年。

其中夏代的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商代的始年為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殷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為公元前1046年。專家們對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過程進行了梗概式描述。

距今5800年前後，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並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

一、中國五千年歷史是由「夏商周斷代工程」與「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簡稱「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共同證源的。

1、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中國的一項文化工程，是一個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上夏、商、周三個歷史時期的年代學的科學研究項目，是一個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系統工程。

1996年啟動，是國家「九五」科技攻關重點項目。該工程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相結合，設置9個課題44個專題，組織來自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古文字學、歷史地理學、天文學和測年技術學等領域的170名科學家進行聯合攻關，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國夏商周時期的確切年代，為研究中國五千年文明史創造條件。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個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上夏、商、周三個歷史時期的年代學的科學研究項目，是一個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系統工程。該工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九五計劃」中的一項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該工程正式啟動於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結題。

2、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簡稱「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繼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又一項由國家支持的多學科結合、研究中國歷史與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

該項目首先進行了為期三年(2001—2003年)的預研究。在預研究的基礎上，2004年夏季，國家「十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啟動。

該項目發布最新成果：在距今5000年前，我國已進入文明階段，出現了國家，進入「古國時代」。

(3)五帝壇遺址擴展閱讀：

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既缺乏資料，也缺乏系統的認識。因此，中華文明雖然具有悠久的歷史，但真正有文獻記載年代的「信史」卻開始於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見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在此之前，中國的歷史只能是傳說和半信史，時間脈絡十分模糊。

但由於夏商周斷代工程缺乏有力的考古實證，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後，引發了不少商榷批評的聲音。為了彌補這個缺憾，2001年開始啟動旨在揭示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經過十幾年之後，5月28日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發布會上透露，截至目前探源工程已取得重大進展，以考古資料實證了中華大地5000年文明。

當「上下五千年」不再成為「傳說」，國人的激動之情，溢於言表。「考古實證中華文明有5000年」的消息，在朋友圈呈刷屏之勢。

「上下五千年」不再成為「傳說」，是回歸歷史的真實。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一段沒有被文字直接記載下來的歷史，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大進展，我們已經可以成功實現對這段歷史進行描述，從而填補了歷史上這一關鍵時段的空白。

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也是世界人類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組成部分，因此，這還填補了世界文明史上的空白。

「上下五千年」不再成為「傳說」，是對「西方中心論」的有力駁斥。西方中心論，是隨著中華文明近代的落伍、西方文藝復興後產生工業革命殖民全球的產物。西方中心論是一種從西方的角度來看整個世界的一個隱含的信念，自覺或下意識感覺到歐洲對於世界的優越感，是對文明文化和歷史的誤解。

認為西方文化優於、高於非西方文化；或者認為人類的歷史圍繞西方文化展開；或者認為西方文化特徵、價值或理想帶有某種普遍性，從而代表非西方未來發展方向……這些都帶有西方中心論的色彩。

對中華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中的歷史地位進行正確的定論，關繫到中華民族的精神原動力，進而關繫到人類文明的根本走向這樣的大問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用豐富的證據和科學的研究揭示出中華文明獨立起源的客觀事實，使「中華文明西來說」等謬論不攻自破。

「上下五千年」不再成為「傳說」，更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對於公眾而言，歷史的價值與魅力就在於其和現實之間的密切關聯。

經過幾十年高速發展之後的中國，深感於精神家園建設之迫切與重要。任何個人或民族，都不可能與過去割裂。從民族的歷史和文明源頭汲取營養，無疑是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支撐和最佳選擇。

探源工程實證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並蓄、綿延不斷」的總體特徵。這既揭示了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秘密，更對於堅定文化自信、思考中華民族的未來，具有重要意義。

『肆』 五帝時期成都平原古城堡的遺址有哪些

成都平原古城堡遺址，目前確認的已發現5座：寶墩、梓路、魚鳧、雙河和芒城。它們都構築於公元前2500年前後，屬寶墩文化時期（前2800～前2000）。

『伍』 秦始皇是不是呂不韋的兒子

秦始皇不是呂不韋的兒子。

秦始皇父親是秦莊襄王子楚，秦莊襄王（前281年—前247年），又稱秦庄王，嬴姓，趙氏，本名異人，後改名為楚（一作子楚），秦孝文王之子，秦始皇之父，戰國時期秦國國君。

子楚早年曾在趙國邯鄲作質子，後在呂不韋的幫助下成為秦國國君。庄襄王三年（前247年）五月丙午病逝，享年三十五歲。秦莊襄王陵位於陝西省西安市新城區韓森寨村。其子秦始皇建立秦朝後，追封秦莊襄王為太上皇。

(5)五帝壇遺址擴展閱讀：

秦始皇是出生於趙國都城邯鄲（今邯鄲），並在此度過了少年時期。前247年，13歲時即王位。前238年，22歲時，在故都雍城舉行了國君成人加冕儀式，開始親理朝政，除掉呂不韋、嫪毐等人，重用李斯、尉繚，自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後滅韓、趙、魏、楚、燕、齊六國。

39歲時完成了統一中國大業，建立起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強大國家——秦朝，並奠定中國本土的疆域。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叱吒風雲富有傳奇色彩的劃時代人物，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王朝的開國皇帝，對中國和世界歷史產生深遠影響。

把中國推向大一統時代，奠定中國兩千餘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被明代思想家李贄譽為千古一帝。秦始皇認為自己的功勞勝過之前的三皇五帝，採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構成「皇帝」的稱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使用「皇帝」稱號的君主，所以自稱「始皇帝」。

『陸』 石峁遺址的保護工作

石峁遺址發現於上世紀70年代，因數千件流散的玉器而聞名。由於遺址的范圍大，遺址范圍內的修路、取土等建設活動，甚至對遺址的濫挖、盜掘等仍時有發生，遺址的保護形勢急迫。鑒於遺址的重要性和考古工作的長期性，與會學者紛紛呼籲，應在當地盡快設立石峁遺址保護管理機構，加強對遺址的日常監管和看護。同時，盡快制定保護措施和遺址的保護規劃。
通過加強宣傳，增強當地居民文物保護意識，避免遺址進一步遭到破壞。加大對保護力度，特別是加大打擊盜掘的力度。保護好遺址是後續所有工作得以開展的前提和基礎。神木的經濟高速發展，文化如何同經濟發展相協調，如何保護展示，這是政府應當慎重並著手考慮的。專家希望，石峁遺址的發掘能納入到當地文化建設的體系，通過對該遺址的發掘、保護、展示，嘗試通過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促進當地文化、經濟的協調發展。陝西省文物局劉雲輝副局長表示，將會繼續大力支持做好石峁遺址的文物考古及遺址保護工作，推動石峁遺址的研究走向深入。 黃帝活動在石峁所在的陝北黃土高原是史有明言的，那就是《史記》、《漢書》有關黃帝的陵墓在距石峁不遠的陝北子長一帶的記載。《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崩，葬橋山」，《索隱》引《地理志》說：「橋山在上郡陽周縣」。查《漢書·地理志》，其上郡陽周縣下確實記有「橋山在南，有黃帝冢」的字樣，陽周即今陝北子長縣，當今陝西黃陵縣以北偏東三四百里的地方。除此之外，《漢書·地理志》上郡膚施縣下還記載其地「有黃帝祠四所」，膚施即今陝西榆林，在子長縣北，毗鄰石峁所在的神木縣高家堡。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長一帶有黃帝的冢墓，還有人們祭祀黃帝的祠堂，則黃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在此一帶活動是無可否認的。
同時,依據《潛夫論·志氏姓》、《列子》、《山海經》《大荒西經》、《左傳·成公十三年》、《國語·晉語四》、《國語·齊語》等典籍分析,認為不僅黃帝後裔白狄在陝北地區活動，黃帝部族的直接後裔周人的也都在陝北活動。
最後，沈長雲教授再次強調，根據考古專家發現石峁古城的年代為龍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階段，正與黃帝活動的時間大體相當，由此更能確定石峁古城為黃帝部族所居。 《光明日報》國學版（2013年4月15日第15版）刊發了煙台大學人文學院陳民鎮先生《不要把考古與傳說輕易掛鉤》一文，認為把石峁古城直接與黃帝掛鉤，至少是與一般的記載相沖突的。
石峁古城有沒有可能是黃帝後裔的居邑呢？在傳統的古史觀念中，黃帝與堯舜等都是一脈相承的，屬於徐旭生先生所說的「華夏集團」。
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為距今約4300年，相當於「龍山時代」。我們知道，「龍山時代」是中國文明發生的關鍵階段，中國文明在這一階段逐步定型。過去一般將「龍山時代」的年代定為距今4600年至4000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結果表明，「龍山時代」的上限在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的下限在距今4300年以前，這一調整將帶來深遠的影響，需要我們重視。如果同時代山西襄汾的陶寺古城與堯舜有關，那麼陝北的石峁古城是否便是黃帝部族的居邑呢？
這便涉及到黃帝的時代問題。《路史·發揮》卷三引《竹書紀年》：「黃帝至禹，為世三十。」如果這一記載有一定的根據，再結合《說文》中一「世」三十年的記載，黃帝到大禹之間間隔了900年。結合「夏商周斷代工程」關於夏代始年的認識，黃帝的年代距今約5000年，實際上這也是通常人們對黃帝時代的認識。如果石峁古城直接與黃帝有關，至少是與一般的記載相沖突的 。 來源： 光明日報
拙文《石峁古城是黃帝部族居邑》發表以後，引起學界不少人的關注。其中有對拙文提出批評者，如陳民鎮先生。他認為我的論證是將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存與古史傳說輕易掛鉤，說這種做法「是危險的」。他承認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在龍山晚期，但卻以同時代的襄汾陶寺古城與堯舜有關為由，提出堯舜以前的黃帝不會居住在石峁。按照《路史·發揮》「黃帝至禹，為世三十」的記載，他認為黃帝的年代距今約5000年，因此我有關石峁古城為黃帝部族居邑的說法是錯誤的。他還認為，石峁遺址所屬的考古文化只是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的性質和游牧傳統，與黃帝代表的華夏文明是不相稱的，石峁古城可能是北方草原文明的人群對南方農耕文明的一種防禦性建築。
所謂不要將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址與古史傳說輕易掛鉤，這話我也贊成。但這里的關鍵似乎並不在可否讓考古學遺址與古史傳說掛鉤，而在於這樣的掛鉤是否准確與合理，或如作者所說，在於你這個鉤掛得是否輕率與簡易。實際上，當今考古界這類「掛鉤」的做法早已屢見不鮮，如將登封王城崗說成是禹都陽城、將襄汾陶寺遺址說成是堯舜都邑等等。作者對此並未加以反對，卻獨反對「將黃帝文化落實到某種考古文化」，這是何道理！想必作者會說，其所主張的是「大多數學者」的意見，然而學術研究的是非優劣難道可以用「大多數」或「少數」作為評判標准么?
「大多數學者」所稱說的不一定就是真理。如當今多數學者（包括作者）都說陶寺古城是堯的都邑，然而先秦古文獻到底有哪一部明確指出堯都在今山西襄汾陶寺的呢？《史記》只是說「昔唐人都河東」，後人將唐人理解為陶唐氏，又將陶唐氏說成是的堯的「號」，於是變成了堯都在河東。殊不知顧頡剛早就指出：「在《左傳》上，堯沒有唐號，唐亦不言堯後」（見《古史辨》第一冊），《鶡冠子》中甚至有「堯伐有唐」之語，《呂氏春秋·古樂》亦分陶唐氏與帝堯為二事，是堯與唐並不能混為一談。他之後的徐旭生雖仍堅持帝堯陶唐氏的說法，卻又對陶唐氏在河東（即晉南）的認識大加批駁，說陶唐氏舊地只是在今河北唐縣、望都一帶。事實上，《史記·貨殖列傳》早有「堯作於成陽」的記載，成陽在今山東菏澤地區，不知今學者為何置《史記》的記載於不顧。限於篇幅，我不能對這個問題展開論述，也不能對舜的居邑及夏文化的地域等問題展開論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從別的地方找到我有關論述的文章。這里只是想藉此例子表明，不在「大多數」范圍內的學術主張，不一定就是沒有道理而應該被棄置不顧的。
回到黃帝與石峁古城關系的爭議上來，我感到作者對我的批評，仍是靠著「大多數」立論，以所謂「一般認識」作為是非標准，提出他的不同於我的主張的。
首先是黃帝的年代問題。前已指出，作者強調陶寺古城與堯舜有關，就是為了顯示作為「五帝」中的後兩位「帝」生活在龍山時期，即石峁古城開始建造於距今4300年左右的年代，以此來襯托作為「五帝」之首的黃帝與石峁古城無關。說黃帝為「五帝」之首而遠在堯舜之前，當然是「一般認識」，然而這個認識對不對呢？當今學者，從顧頡剛、傅斯年等人開始，包括徐旭生，實已很少有人相信司馬遷《五帝本紀》所記述的那樣一套以黃帝為首，其他幾位古帝及夏商周三代王室都是黃帝子孫的血緣譜系了，大家都承認所謂「五帝」實只是史前各個氏族部落的首領，是這些部族的後人各自奉祀的祖先，並且這些部族都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既然如此，我們憑什麼去證明這各個部族的首領在歷史上存在的先後次序呢？譬如黃帝，其作為周人的祖先，我們到底有何證據說他一定在其他四帝之前？是人們把黃帝——周人這支氏族的世系與顓頊諸帝的世系比較的結果，還是有什麼確切的史料證明黃帝生活的時代一定比諸帝久遠？帝嚳據說是商人的祖先，我們姑且相信這個說法，然而他到底是商人多少代前的祖先，並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說明，憑什麼就說他一定在黃帝、顓頊之後，而在堯舜之前呢？所可論定者，大概只有顓頊在堯舜稍前的一些時候，因為有《左傳》諸書提到了有虞氏的世系，說顓頊作為有虞氏的首領在舜之前。除此之外，其他都是無從論定的。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作者在這里給出的黃帝距今5000年而在堯舜之前的「證據」，即所謂《竹書紀年》的記載。不幸的是，這條記載的可信性卻很值得懷疑。一則，據陳夢家、方詩銘諸家的研究，《紀年》的編年紀事實起自夏，今《路史·發揮》所引《竹書紀年》提及黃帝之事，並非《紀年》原文。其二，就「黃帝至禹，為世三十」這句話而言，亦是羅泌隱括其所用材料之語，非《紀年》原文，而羅泌著《路史》在《今本紀年》之後，並有摘抄《今本》之行為，安知此語不是羅泌據《今本》中其他材料得出的結論？我想，即令這句話出自真的《紀年》，也沒有必要信以為實，因為《紀年》寫作在戰國末年，其時已有將黃帝等傳說中人物編在一個譜繫上的書籍出現，此與黃帝等人本來的部族首領的形象已發生了很大改變，《紀年》照此而稱說黃帝如何如何，也是很自然的事，豈可信以為真。這里，我倒想問，除了這類戰國晚近的文獻，還有哪些先秦時期的古籍能夠提供黃帝距今5000年的證據呢？
其次是黃帝與華夏暨華夏文明的關系問題。作者仍按老套路說，黃帝作為一般認識中的「華夏始祖」，其所創造的文明當然是華夏文明，而華夏文明只分布在長江、黃河流域。言下之意，是黃帝及其部落不會在北方長城地帶留下他們的足跡。這套看似有理的說辭是經不起推敲的，因為它無法回答何以有那麼多文獻，而且是較早的文獻提到黃帝活動在今北方長城地帶的問題，如拙文所舉，不僅陝北留有黃帝的陵墓，河北涿鹿留有黃帝與蚩尤征戰並在那裡「合符」和作為都邑的文獻記載，還有他的後裔白狄族與周人活動在陝晉一帶的記載與考古學遺跡。作者對我所舉的這些論據未做正面回應，也是在迴避這個問題。看來，作者是混淆了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祖先黃帝傳說與真的黃帝部族的歷史這二者間的界限。黃帝之作為華夏族的共同祖先，乃是華夏民族形成以後體現在華夏共同文化上的民族心理素質的表現，而我國華夏民族的形成乃是周朝建立以後，經過周人與夏商舊族及各蠻夷戎狄的長期融合而成為一體後才出現的事情。至於華夏族何以奉黃帝為共同祖先，並把他置於諸位祖先之首，則是周人屬於黃帝部族直系後裔的緣故。作為周人祖先的黃帝原本生活在北方長城地帶，這與他日後作為華夏民族的祖先而被當作華夏共同文化的代表是兩回事情，二者互為關聯卻並不矛盾，我們不能以後者去否定前者所倚靠的史實背景。
最後是石峁遺址及所屬考古學文化的性質問題。我們認為，作者將石峁古城所屬的考古學文化歸入草原文化的范疇，將石峁居住的人群視作與南方農耕文明相對立的人群，完全是一種想當然的做法，不嚴密又不科學。所謂北方草原文化的形成有一個過程，不是一開始北方各地就是一派草原文化的風光的。石峁遺址屬於朱開溝文化，朱開溝文化基本屬於一種農耕文化，尤其在它的早期階段，而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正值朱開溝文化的早期。這里涉及到朱開溝文化分布區域早晚期地理環境的變遷問題。學者研究，當朱開溝文化的早期，其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尚為森林草原景觀，降水量也較多，是較適宜於農業經濟的發展的，考古發現也證明其時朱開溝的農業生產已發展到較高的程度（田廣金《北方文化與匈奴文明》，第261-263，又300-301頁）。只是到了它的後期，才因這個地方的氣候變得越來越乾冷，致使其自然環境向典型的草原景觀轉化，當地的經濟也才變為半農半牧經濟，而這已相當於商代開始的時期了，我們不能以後例前，說黃帝時期這里的人們就是從事畜牧業經濟，甚至是「游牧經濟」。可以設想，正是這樣一種氣候環境的變遷，才促使居住在這里的黃帝族後裔——―部分白狄族人和周人的東徙南遷，才有了後來周人在渭水流域的崛起並建立周王朝，也才有了以周人為主導的中原各古老部族的大融合暨華夏民族的形成。從這個角度看，石峁古城作為周人祖先黃帝族的居邑，也可稱得上是華夏民族的發祥地。

『柒』 中國古代朝代順序排列

中國在世界上以歷史悠久而聞名，在曾經的四大古國里，只有中國的文明沒有出現斷裂，就單憑這一點足以讓我們自豪。

專家們還發現了河圖和洛書。河圖刻有一到十個自然數排列圖形，洛書刻有一到九個自然數排列圖形。這些圖形是刻在距今約五六千年的龜甲上，人稱 "河洛文化"。有人稱這是中華文化的源泉。 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城頭山遺址發現了距今六千多年的古城和祭壇。距今約七千年的河姆渡遺址的文明程度也有力地證實中國的文明史在五千年以上。

『捌』 中國人習慣說中國的歷史是「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歷史的起始源頭在哪裡 ——飛鳥

這個只是傳統的說法,事實中華文明不止五千年,一般來說這個五千年是從大禹治水那時算起的.大禹治水的時間根據目前的考證應在公元前2200多年．也就是距今4200多時．不過五千年文明之說早已有之，以當時的學術水平自然不能考證得很清楚，因此只能大概地說五千年了為什麼說中國有5000年的歷史
最近，夏商周斷代工程己經取得突破性成就。專家己公布了《夏商周年表》，確定夏代始年約為公元前2070年。黃帝事夏一千年左右。這樣算來，從黃帶至今已有五千年的歷史。
一般講文明史，是以城、青銅和文字為標志的。考古工作者已在河南淮陽發現了一座屬於黃帝時代的古城遺址-平糧台古城遺址，在這里發現了標志文明的青銅和文字。就文字而言，通常把甲骨文看做是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估計距今三千年左右。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陝西發現了黃帝時代的骨刻文字，專家認為這才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字。科學家還發現山東大波口文化中晚期?quot;陶文"與商朝的甲骨文有一脈相承的跡象，估計 "陶文"距今約五千年。1993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山東的一座古城遺址中又發現了一種與甲骨文差別較大的"陶文"。"陶文"是刻在陶片上的，有11個宇，分五行排列。第一行3宇，其餘各行皆2字，文字大小均勻，筆劃纖細。陶文距今也接近五千年。專家們還發現了河圖和洛書。河圖刻有一到十個自然數排列圖形，洛書刻有一到九個自然數排列圖形。這些圖形是刻在距今約五六千年的龜甲上，人稱 "河洛文化"。有人稱這是中華文化的源泉。
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城頭山遺址發現了距今六千多年的古城和祭壇。距今約七千年的河姆渡遺址的文明程度也有力地證實中國的文明史在五千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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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五帝時期江漢地區的古城堡遺址有哪些

五帝時期，江漢地區古城堡遺址有9座，分別是城頭山、石家河、陶家湖、馬家院、陰湘、雞叫城、門板城頭山城址平面圖灣、雞鳴城和走馬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