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山晚期至二里頭早期環壕聚落遺址

❶ 二里頭遺址的遺址演變

新世紀以來的鑽探與發掘結果表明，二里頭遺址沿古伊洛河北岸呈西北—東南向分布，東西最長約2400米，南北最寬約1900米，北部為今洛河沖毀，現存面積約300萬平方米，估計原聚落面積應在400萬平方米左右。其中心區位於遺址東南部的微高地，分布著宮殿區和宮城（晚期）、祭祀區、圍垣作坊區和若干貴族聚居區等重要遺存；西部地勢略低，為一般性居住活動區，常見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基以及隨葬品以陶器為主的小型墓葬 。 從第二期開始，二里頭都邑進入了全面興盛的階段，其城市規劃的大的格局已基本完成。中心區由宮殿區、圍垣作坊區、祭祀活動區和若干貴族聚居區組成，這一時期的遺存開始遍布現存300萬平方米的遺址范圍。新的發掘結果表明，宮殿區在此期已得到全面開發。其中，3號、5號基址所代表的大型多進院落宮室建築群開始營建，院內開始埋入貴族墓；該區域的外圍垂直相交的大路已全面使用。官營作坊區興建了圍牆並開始生產銅器，可能還有綠松石器 。
從判定考古學文化最重要的元素——陶器上看，具有二里頭文化特色的陶器群形成於二里頭文化第二期 。作為東亞歷史上最早的核心文化，在文化因素上取大范圍吸收、大規模輻射之勢的二里頭文化，也是始於二里頭文化第二期的 。自二里頭文化第二期始，二里頭文化向北越過黃河，向東、西方向也有所推進，而向南推進的力度最大 。
公元前1750年左右，二里頭文化的居民開始在此營建大型聚落。二里頭文化一期時的聚落面積就超過了100萬平方米，已發展成伊洛地區乃至更大區域的中心。如此迅速的人口集中應為來自周邊地區的人口遷徙。這一時期的出土遺物包括貴族用器，如白陶、象牙和綠松石製品，以及青銅工具，但由於晚期遺存對該期堆積的嚴重破壞，聚落的布局尚不清楚。
宮殿區的面積不小於12萬平方米，其外圍有垂直相交的大道，晚期築有宮城。大型宮殿建築基址僅見於這一區域。貴族聚居區位於宮城周圍。中小型夯土建築基址和貴族墓葬主要發現於這些區域。其中宮城東北和宮城以北，是貴族墓葬最為集中的兩個區域。綠松石器製造作坊和鑄銅作坊都位於宮殿區以南，已發現了夯土牆。這一有圍牆圈護的作坊區應是二里頭都邑的官營手工業區。祭祀活動區位於宮殿區以北和西北一帶，東西連綿約二三百米。這里集中分布著一些可能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築、墓葬和其他遺跡。
都邑主幹道網位於宮殿區的外圍。已發現的四條大路垂直相交，略呈井字形，顯現出方正規矩的布局。保存最好的宮殿區東側大路已知長度近700米。大路一般寬10餘米，最寬處達20米。這幾條大道的使用時間均較長，由二里頭文化早期沿用至最晚期。這是迄今所知我國最早的城市道路網。
這一龐大的中心城市最終在二里岡文化晚期淪為一般聚落，遺存僅見小型房址、灰坑、墓葬等，它們疊壓或打破了二里頭文化的宮殿基址。此後，聚落徹底廢毀。
二里頭都邑的中心區分布著宮城和大型宮殿建築群，其外圍有主幹道網連接交通，同時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區。製造貴族奢侈品的官營手工業作坊區位於宮殿區的近旁；祭祀區、貴族聚居區都拱衛在其周圍。上述種種，無不顯示出其王都所特有的氣派。由上述發現可知，二里頭遺址是迄今可以確認的最早的具有明確規劃的都邑。就現階段的認識而言，二里頭遺址的布局開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的先河。 二里頭文化第三期持續著第二期以來的繁榮。總體布局基本上一仍其舊，道路網、宮殿區、圍垣作坊區及鑄銅作坊等重要遺存的位置和規模幾同以往。但與前一期相比，這一階段的遺存也出現了若干顯著變化，值得關注。首先是在宮殿區大路上偏內側增築了宮城城牆，宮城城牆圍起的面積超過10萬平方米。一大批大中型夯土建築基址興建於此期。在宮城南大門中軸線上，興建起了面積達1萬平方米的1號基址。宮城東部，二里頭文化第二期時由前後相連的多重院落組成的3號、5號基址已廢毀。這一區域有一個宮室建築和使用的空置期，前後約數十年的時間，原來的3號基址的遺墟上散布著小型房址和灰坑等。新建的2號、4號基址另起爐灶，採用單體建築縱向排列，壓在被夯填起來的3號基址的原址上。其中2號基址的主殿和部分院落，是在填平夯實3號基址北院內的大型池狀遺跡的基礎上建成的。兩個時期的建築格局大變，同時又基本上保持著統一的建築方向和建築規劃軸線，是頗耐人尋味的 。
隨著宮城城牆與一批新的大型建築基址的興建，宮城內的日常生活遺跡，如水井、窖穴等在數量上顯著減少。這一現象似乎昭示了宮殿區功能的變化。在圍垣作坊區的北部，一處面積不小於1000平方米的區域被用作綠松石器的生產。與此同時，鑄銅作坊開始生產作為禮器的青銅容器。除了青銅禮器，貴族墓中也開始隨葬大型玉禮器，其奢華程度較二里頭文化第二期又上了一個台階。聯繫到大型宮室的營建，有學者認為真正的「朝廷」與「宮廷禮儀」應是發端於此期的 。

❷ 二里頭遺址的發現有什麼歷史意義

二里頭遺址的發現的歷史意義：填補了龍山文化晚期與二里岡商文化之間文化序專列發展的空白屬,奠定了夏商文化探索的基礎。
二里頭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國內外具有重大影響。中國是地球上為數不多的有獨立起源的文明古國，是四大文明古國歷史唯一沒有間斷過的國家。但中國古代文獻中，有確切歷史記載，可以依靠的絕對年代只到公元前841年周厲王時。一些西方學者和疑古派一度懷疑夏朝的存在，懷疑禹是神話傳說中的動物（一條肉蟲），甚至主張東周以前無信史，把中國的歷史一下子縮短了一半，卻有些讓人不能接受。為此，國家在「九五」期間，把夏商周斷代工程列入重大科研項目，重點任務是要理清夏商分界與夏代的歷史脈絡。自二里頭遺址發現後，學者們為此爭論了四十年，經「夏商周斷代工程」多學科的交叉研究，新的考古發現與史書的相互印證，專家們認定，夏文化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紀至公元前十六世紀，後來被商朝取而代之。這意味著幾乎可以從二里頭遺址摸索到中華文明的起源了，明確寫出了孔子和司馬遷沒有搜尋到的中華「家譜。

❸ 中國文明起源

中華文明的起源：早期先民創世的集體記憶的形式——炎黃傳說
在華夏族形成和發展內過程中，有關容炎帝、黃帝的傳說，在春秋戰國以來的歷史文獻中佔有突出的地位。近代以來，中國人普遍以炎黃子孫自稱。
近50餘年來，一系列考古文化遺址的發掘，使中華文明起源的許多具體情境日益變得清晰。我國各地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後期的遺址，普遍存在著大量的精緻玉器，墓地和隨葬品差別明顯，顯示出早期社會原始平等的關系已經被破壞，貴賤有別、高下有序的社會等級已經存在。古城、祭壇遺址以及成套的玉質禮器的出土，表明部族間的沖突已經激化，凌駕於一般聚落或部落之上的政治實體也已經產生。這些考古資料表明最遲在距今5000-4000年前，中華文明的起源已如漫天星斗，八方雄起。其中，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是部族遷徙、分合、沖突最為集中的區域，也是中華文明融合、誕生的核心地區。

❹ 中國有幾個文明起源中心

關於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各種觀點 根據上述理論，具體分析現有實物資料的涵義，以判明中國文明時代開端的年代和文化遺存，是考古學界正在研究的重大課題，目前尚無定論。有下列5種主要學術見解：

①仰韶文化晚期至龍山文化早期，已經或正在經歷著從氏族到國家演變過程中的質的轉變，為中國早期國家階段，或可稱「原始文明」時期。這相當於古史傳說的五帝時代。如公元前3500年紅山文化最高層次的遼寧凌源牛河梁壇廟冢遺址，便體現了王權與神權的結合。當時為建造巨型公共建築物調動組織了很大的社會力量，採石、制玉、制陶已有相當專業化的分工，還出現了神職人員等特殊階層，表明已存在高於氏族部落的政治實體。

②以中原龍山文化為核心，中國各大文化區進入文明時代始創期，出現早期國家。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至二里頭文化（見二里頭遺址）早期可能為夏代文明。夏代以前的五帝後期，存在的天下萬邦局面，即是一種早期國家形態，可稱為雛形國家、方國、邦國，或前王朝時期的部落方國時代。如從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的墓地，可看出當時已形成從「王」、貴族到平民的不同階級和等級。許多地方出現了由玉器（良渚文化最豐富）、彩繪陶器、彩繪漆木器等組成的整套禮器，反映出以私有制和宗法等級制為基礎的禮制已經確立，這是中國古文明的要素和特點之一。

③以仰韶文化後期、大汶口文化後期、紅山文化後期、良渚文化早期等為代表，約當黃帝、顓頊和帝嚳時代，原始氏族社會走向衰落，出現了貧富分化以至初步的階級分化，中國文明起源歷程由此開始。至龍山時代，約當唐虞時代，諸考古學文化大概已走近文明社會門檻，也有的或者已進入與夏代文明有所不同的早期文明社會。其後整個二里頭文化即夏代文化則屬於文明代。

④仰韶文化屬於原始氏族社會。龍山文化處於軍事民主制時期或稱英雄時代，尚未跨入文明的門檻。整個二里頭文化即夏代文化才是中國文明社會的開端。

⑤二里頭文化晚期相當於夏末商初，夠得上稱為文明，肯定進入文明時代。而夏文化則屬於探索中尚未解決的問題。

❺ 早期城邑與環壕聚落的區別

有關我國古代「城」的出現，古文獻中就有一些零散的記載。如《軒轅本紀》雲：「黃帝築城邑，造五城」；《禮記·祭法篇》正義引《世本》曰：「鯀作城郭」等。我們姑且不論這些文獻資料的可信性程度如何，僅傳說中時代較早的神化人物黃帝的具體的生存年代就很難確定。因而，要探討「城」的起源，我們還必須把目光移向以田野發掘為中心的考古學。
以往，人們在探討這一問題時，大都局限於起源的時間。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並非「城」之起源問題的全部內容。要解決這一問題，還必須對有關的考古資料進行綜合而全面的考察。自近代考古學在中國誕生迄今，考古工作者已在山東、河南、內蒙、湖北、湖南等地發現了20餘處史前時期的城址。同時，城堡出現以前的史前聚落在各地也多有發現和揭露。這些在古文獻中無跡可尋的實物資料，自然就成為我們探索「城」之起源問題的真實而可靠的線索。現有的考古資料已能令我們相信，古代的「城」起源於史前時期的環壕聚落，是環壕聚落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一、城的構成要素源於
環壕聚落
要探索古代「城」的起源，首先必須著眼於早期城址的構成要素及結構特徵，我們才有可能把握住它起源與發生的線索和脈絡。城不單是指城牆，還包括其它諸多構成要素。考古發現中的房址、窖穴、墓葬、陶窯、水井等遺跡都是其構成要素的物質體現，都是不可忽視的內容之一。
目前發現的早期城址大都建造在平原或低矮的丘崗台地上。面積大小有別，一般都不太大，多在數萬至30餘萬平方米間，個別達到120多萬平方米。如湖北天門縣石家河城址，若以城外環壕所圍面積計算，則已達180餘萬平方米。[1]城之平面形狀多近長方形或近於方形，個別則略呈圓形，如湖南澧縣城頭山城址，[2]或呈扁橢圓形，如山東陽谷縣景陽崗城址。[3]城垣結構多呈一重式，個別為東西二城並列而中間共用一牆者，如河南登封縣王城崗城址；[4]還有如山東壽光縣邊線王城址呈內外二重式結構，小城位於大城內東南部。[5]關於大小二城的關系，雖有學者據初步發現的個別跡象認為，大城是在小城廢棄後建造的，約建造於公元前1800年前後，較後者晚了100年左右。[6]但我們覺得，大城的建造可能晚於小城，但未必定是在小城廢棄後。因為很難設想，在新建的大城內人們怎能容忍舊城的殘垣斷壁存在，它必會妨礙新城的規劃與建設。而要徹底摧毀舊城，又是一項不可小視的巨大工程。同時，城堡的擴建也未必定要以毀棄舊城為前提，更何況內外城結構還有可能與當時社會組織結構的發展變化相適應。所以，在證據不夠充分的情況下，還不能斷然判定大城就是在小城廢棄後興建的。相反，大城建成後與小城並存、呈內外結構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這些城址內大都發現有房址、窯穴、墓葬、陶窯和水井等遺跡。它們都是早期城址的有機構成要素，體現著早期城的構成特點。河南淮陽平糧台[7]和郾城縣郝家台[8]等城址內的房基都是成排分布的。而且，許多城址內都發現有不同於一般住房的夯土高台建築。窯穴則是古代儲藏用的設施，也是不可缺少的構成要素。城內一般都設有燒制陶器作坊，有的可能還有冶鑄銅器作坊。平糧台城址中還發現迄今所知最早的排水設施，即埋於地表下的陶水管道。另據同時期如山西襄汾縣陶寺[9]等遺址存在有較大規模的特定墓區分析，除城內發現的墓葬外，這些城址的周圍可能也有特定的墓區存在。這些城址的絕對年代約在公元前2700〜前1800年之間，分屬於黃河流域的龍山文化時期和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及石家河文化階段。
上述早期城址的這些構成要素及結構特徵大都可在早於城內的環壕聚落中找到其源頭或前身。所謂環壕聚落，就是指在古代人類居住地，尤其是在居住區周圍設有防禦性壕溝的聚落遺存。因這種壕溝多呈不規則圓形而環繞於居住地周圍，故日本考古學界稱其為「環濠」聚落。我國一般稱之為「圍溝」或「圍壕」等，名稱不甚統一。我們認為，這種聚落是人類文化進入農耕階段以後常見的一種聚落形式，並進而發展為「城」，而城牆及其四周的護城壕則更是環壕的延續和發展（後文論及）兼之「環壕聚落」一詞易於理解，且有一語道破這種聚落的主要結構特徵之妙，故以此稱之。
在我國，目前的考古發現已經把環壕聚落出現的時間上溯到公元前6000年前後。而此前的新石器文化尚在探尋之中，或許環壕聚落發生的時間還要早一些。迄今見諸報道的史前期環壕聚落已有10處之多，相信今後還會有更多的發現，其中時代最晚者約在公元前3000年前後。在前後大約3000年的時間范圍內，環壕聚落本身也存在著一個發生發展的過程，聚落規模有由小到大的趨勢，本文不作論述。時代稍晚的一些環壕聚落並不亞於其後有些城址的規模。如公元前5000年前後形成的西安半坡聚落，現存面積即達5萬平方米左右，[10]若包括為後世所破壞的部分，估計原有面積當不少於10萬平方米。從結構來看，環壕聚落多呈一重環壕結構，類似於早期城址，如與半坡聚落時代相當的臨潼姜寨聚落[11]等。但在內蒙古林西縣白音長汗遺址則發現了由南北並列的兩個居住區構成的環壕聚落。[12]兩區最近處僅相隔10餘米，各自都有壕溝環繞，其內各有成排分布的房屋建築，看不出其間有主次之分。年代約在公元前6000年前後，屬興隆窪文化。如果不考慮時間上的差異，它與王城崗城址之間在結構上的類似性則是無可否認的，決非偶然的巧合。兩個人類集團共居一處，但各自卻有完全獨立的區域界限。這是否是兩個氏族或部落最初走向聯合時的情形在聚落形態上的一種具體反映？另據我們研究，50年代發掘的半坡聚落實為兩重環壕結構的聚落遺存，內環壕把居住區分為內外而非原來所謂南北兩個部分，所體現的應是不同階層之別。這種形式的環壕聚落在日本也有發現，並非孤例。[13]由此看來，在龍山文化時期出現如邊線王的內外城結構形式並不難理解，並非這一時期的獨創與發明。
環壕聚落一般可分為居住區、墓葬區和制陶區等部分，其構成要素除環壕外，還有房址、窯穴、墓葬、陶窯等遺跡。居住周圍有壕溝環繞，內有房址、窯穴、兒童瓮棺葬等，有的也有成人葬。房屋布局因地而異僅就黃河流域而言，雖說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及姜寨聚落的房屋呈向心圓式環列於居住區內，但此後的房屋布局卻有逐漸向成排式演變的趨勢。如河南鄭州大河村遺址相當於仰韶晚期的房屋即成排分布。[12]這也許就是其後的城址多呈長方形或方形結構的一個重要因素，這種形狀無疑最適於房屋建築的成排分布。聚落中一般都有大型房屋存在，而且呈現出規模愈來愈大，規格愈來愈高的發展趨勢。而後來各城址內普遍存在的夯土高台建築應是這種大型房屋建築的發展演變形式，可能大都是上層或中心人物顯示其權力與地位的一種標志。成人墓區一般與居住區分離，位於環壕外側。每個聚落內似都有專門的制陶區，但在環壕所圍的居住區內也常發現有陶窯。在黃河流域，水井則可能是龍山時代的一項發明，不見於龍山時代以前的聚落遺址，成為一些龍山時代聚落遠離河流的重要前提條件之一。
通過上述分析比較，我們不難看出，早期的城與環壕聚落在構成要素及結構特徵上具有相當的一致性和連續發展性，可以認為早期城的構成要素均源於環壕聚落，而且較之環壕聚落有了明顯的進步。

二、城牆是環壕的發展
演變形式
城牆是城內的重要構成要素。目前發現的早期城址除內蒙古的為石砌城垣外，黃河和長江流域的均系夯土城牆，但兩者在建築方式上仍有區別。長江中游的城頭山和石家河城牆都是直接在地面上平鋪夯實而成，特別是石家河的牆體坡度僅25度左右，雖經夯實處理，但與通常所謂板築有異，調查者特謂之曰「堆築」。兩城的建造年代都稍早一些。黃河流域的城垣大都是先挖基槽，逐層填平夯實後再板築夯土城牆。兩個流域在築牆方式上的差異，究竟是地區性文化特徵之別呢，還是因時間早晚而造成的形態差異或兩者兼有之。即在理論上，城牆的築建也應存在著由簡單到復雜的發展過程，長江流域發現的可能是城牆的原初形態，而黃河流域的則可能代表較為進步的城牆建築形式。在山東鄒平縣丁公、[15]河南輝縣孟庄、[16]前述長江流域二城的城垣外側，都明確地發現有護城壕存在。其它城址雖尚未發現，估計亦應有之。各城皆設城門，數量似不盡一致，在平糧台城址南方東西兩側還發現有門衛房遺跡。這些城垣寬度不一，且差別較大。
我們說城牆是環壕的發展演變形式，非是直接由壕溝演變為城牆。所謂環壕也不僅指壕溝的存在，實際已涉及到人們在建造壕溝時如何處理掘出之土的問題。對於主要使用石質工具的史前人類來說，挖溝固然不易，而要移開大量的掘出之土亦非易事。這樣，倒不如就近堆於壕溝附近，既省時又省力，又可加強壕溝一側的高度，提高環壕的防禦性能，而且當以堆於內側最為合理。這並非是我們的主觀臆斷，而是為考古發現所證實的事實。半坡聚落大圍溝（外環壕）內側溝口的水平高度高出外側1米左右，最初可能還要高一些。發掘者推測一種可能就是挖河時將掘出之土堆於內側口沿處以便防衛。這不無道理，並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再次得以證實。據報道，在湖南澧縣八十土當遺址中發現有彭頭山文化晚期的環壕聚落，環壕內側有圍牆與之並行環繞於遺址中心區周圍，年代距今約8000年。[17]這里所謂的圍牆實際應是挖溝時為堆土方便而在環壕內側形成的又一道防護屏障，所堆之土似未經任何人工夯實處理。歷次疏浚溝槽的淤土依次覆蓋於圍牆外側而未加高牆體，這更能說明所謂圍牆實系挖溝堆土所致，非特意建造的牆。是否所有環壕聚落都有這類圍牆存在，我們不敢妄加推斷。但一般認為在那些沒有發現圍牆如姜寨聚落中，原應有與環壕相輔的柵欄類防衛設施。這類圍牆或柵欄設施當是城牆的原始雛形，而環壕則是護城壕的直接前身。至於引水為「池」，只不過是對壕溝防禦性能的加強和充分利用。平糧台城址的門衛房更是環壕出入口處哨所建築（如姜寨）的變體。所以我們認為城牆是環壕的發展演變形式，兩者都有河與牆或柵欄存在，但前者主要目的在於建牆（經夯實處理），而後者則主要在於挖溝設防。

三、關於城的出現
時間之討論
在人類歷史上，環壕可能是出現最早而且較完善的防禦性設施。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隨著人類集團的不斷擴大，史前戰爭的不斷升級及技術水平的不斷進步，頗具防禦性能的環壕聚落發展演變為更高形式的城堡，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和結果。但任何事物本身都應有其發生、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城也不例外。目前發現的早期城址都沒有超出龍山時代的范疇，這些城址是否就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城呢？特別是黃河流域的城址。
如前所述，長江流域的兩座城址可以代表城的原初形態，即城牆直接修建於地面上。而黃河流域的城址大都是先挖基槽而後建牆,建牆技術已趨完善，在理論上代表城的進步形態,似乎不是最早階段的城。而且,這種挖槽築基的建牆技術亦非是在龍山時代才出現的。如甘肅秦安大地灣的405號[18]及陝西扶風案板遺址的3號[19]兩座仰韶晚期大型房屋的牆體都是先挖基槽，在基槽內栽立壁柱後逐層填平夯實，再建牆體。既然挖槽築基的技術在仰韶晚期已普遍出現，難道人們就沒有可能把這種技術同時運用於聚落的防禦性設施建造方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半坡聚落後期的大圍溝外沿，發現有一條長約20餘米、寬5米的灰褐色條帶狀硬土堆積，最厚處達1米，原當更厚(高)。其土質比較純凈，當系一次性堆積，且屬人工所為。而且「土質特別堅硬」，或經人為地夯實處理。另外，這條帶狀堆積的外側還有一可能為同時期形成的「較寬的窪溝」，但其間的關系不明。因半坡遺址發掘面積較小，無法判斷這種硬土帶狀堆積是否普遍存在於大圍溝外側，其性質亦難確言。但它卻依溝口外沿直接堆於地面上，其堆積與形成特點與長江流域的城牆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十分耐人尋味。
雖說我們還不能斷言半坡聚落發現的就是原初形態上的城牆，但如果城牆的建造確實存在著由地面堆築到挖槽築基的發展過程，則可以肯定龍山時代的城址並不代表最早的城，黃河流域還應存在有堆築城牆於地面之上的原初形態的城。再依半坡聚落的發現及挖槽築基建牆技術出現的時間分析，是否可以認為黃河流域的城，最早可能發生於仰韶文化中晚期。這一推測無疑還需要今後的考古發現為證實。
概言之，城堡與環壕聚落是同一文化現象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具體表現，前者是在後者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的。是後者的高級形態。城本身也應有其發生發展的過程，它的原初形態應是堆築（經夯實）城牆於地面之上，而挖槽築基則是其進步形態。目前黃河流域發現的城址可能不是原初形態的城，我國古代的城最早可能發生於仰韶文化中晚期，與黃河流域位居南北方文化交融中心的地理優勢相適應。

❻ 二里頭遺址的文明發展到了什麼程度

1980年代中後期，在河南新密市發現新砦遺址，隨後又在附近發現類型相似的回遺址，從而彌補了河南龍答山文化晚期與二里頭文化一期之間的文化空白，被稱作二里頭文化的新砦期，其下又分作早晚二期，使得二里頭文化的分期增加至六期。新砦期文化的文化遺存的特徵介於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與二里頭文化之間，沿襲關系非常明顯，是二者的文化過渡期。1983年發現的偃師商城始建於二里頭文化第四期，距離二里頭遺址僅6公里，可以算是夏衰商興的表現，所以夏商的分界線應當在三、四期之間，前三期與新砦期屬於夏文化，而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崗遺址可能是最早的夏文化的遺存。
可以看出，二里頭文明跨度時間比較大，起源於原始文明後期，發展到夏商時期

❼ 舉出一些在黃河流域發現的早期人類文化遺址

仰韶文化是中國黃河中游地區重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它的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它的分布在整個黃河中游從今天的甘肅省到河南省之間。今天在中國已發現上千處仰韶文化的遺址，其中以陝西省為最多，是仰韶文化的中心。仰韶文化的名稱來源於其第一個發掘地—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的仰韶村遺址。

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年 - 前2500年）是新石器時代後期父系氏族社會的文化典型。以泰山地區為中心，東起黃海之濱，西到魯西平原東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今江蘇淮北一帶，安徽和河南省也有少部分這類遺存的發現。

龍山文化最早因山東濟南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的發掘，被人們發現。龍山文化處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存在於公元前2,900年至2,100年。這個時期陝西地區的農業和畜牧業較仰韶文化有了很大的發展，生產工具的數量及種類均大為增長，快輪制陶技術比較普遍，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同時，占卜等巫術活動亦較為盛行。從社會形態看，當時已經進入了父權制社會，私有財產已經出現，開始跨入階級社會門檻。

二里頭文化是中國跨越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的文化，以河南的二里頭遺址而得名。時間為大約從前21世紀到前17世紀，地域范圍為河南中、西部的鄭州附近和伊河、洛河、潁河、汝河等流域以及山西南部的汾河下游一帶。

❽ 山東臨沂發現北辛文化環壕聚落，是哪個時代的遺址

山東臨沂發現北辛文化環壕聚落，是新石器時代遺址。

據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8月10日消息，該院自2019年11月底至2020年8月初對山東沂南縣里宏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發現北辛文化遺存，並清理出北辛文化小型環壕一段。

里宏遺址位於臨沂市沂南縣磚埠鎮里宏村東，地處沂河與汶河交匯處，發掘面積近1000平方米。現存遺址平面為南北向的長條形，南北長約200米、東西殘寬約40米，殘余面積7000餘平方米。

里宏遺址領隊朱超介紹說，本次發掘清理各時期灰坑98個、溝狀遺跡14條、墓葬2座、房址7座、長條形坑20個、灶2個、水井1口以及柱洞若干，時代自北辛文化開始，經龍山、岳石、商、周等幾個時期，持續至魏晉。

(8)龍山晚期至二里頭早期環壕聚落遺址擴展閱讀：

北辛文化

北辛文化是分布於黃河下游一種新石器時代文化，在環魯中南山地周圍的兗州、曲阜、泰安、平陰、長清、濟南、章丘、鄒平、汶上、張店、青州、莒縣、臨沭、蘭陵和滕州等地，都發現了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

北辛文化由於最早發現於江蘇淮安青蓮崗，考古界曾定名為青蓮崗文化，後因該文化以滕州市官橋鎮北辛遺址最為典型，遂重新定名為北辛文化。

主要遺址有山東滕州北辛、兗州王因、泰安大汶口、江蘇邳縣大墩子、連雲港市二澗村和淮安青蓮崗等。碳14測定這種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 5400年至前 4400 年之間，其後發展為大汶口文化。

❾ 石峁遺址的發掘意義

地處黃河之畔、農牧交錯帶的陝西神木石峁遺址，以「中國文明的前夜」入選2012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是目前國內所見規模最大的龍山時期至夏階段城址，以公元前2000年的三重石頭城牆和玉畫雙絕的英姿乍露，吸引著考古學家的目光。
石峁遺址為中國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發展過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資料。有國內專家直接用「石破天驚」來形容石峁城址的發現。石峁城址將有助於進一步了解所對應那個時代的社會形態、聚落形態演變、人地關系及遺址的功能。
石峁城址還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質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科學背景，更對進一步了解早期的歷史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義。它的發現可能會改變人們對中國史前格局的認識。
2012年10月，經中國考古學會、國家文物局、陝西省文物局、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國家博物館等40餘位考古專家，對神木縣石峁遺址發掘現場聯合考察認為，石峁遺址是已發現的中國史前時期規模最大城址，對於進一步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等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這一遺址規模宏大的石砌城牆與以往發現的數量龐大的石峁玉器，顯示出石峁遺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
經過大量考古調查、勘探和部分發掘，考古隊在遺址中發現了保存相當完整、基本可以閉合的石砌城牆及城門、角樓和疑似「馬面」等附屬設施。通過分析調查，專家初步認定石峁城址應當始建於龍山中期，延續至龍山晚期至二里頭早期階段，無疑是黃河中游地區龍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間的一個超大型中心聚落，是黃河腹地二里頭遺址之外一個重要遺址。

❿ 中國文明成就

我國曾位居世界前列的文化成就

數學：東漢成書的《九章算術》、南朝時祖沖之精確算出圓周率。

天文歷法：商朝關於日食、月食的記錄、哈雷彗星的記錄、十九年七閏法、《甘石星經》、關於太陽黑子的記錄、地動儀、對月食的科學解釋、《授時歷》。《徐霞客游記》中關於石灰岩溶蝕地貌的記述。

四大發明：蔡倫改進造紙術、隋朝出現雕版印刷，北宋畢日
升

發明活字印刷術，指南針在宋朝時用於航海，唐末火.葯開始用於軍事，南宋時發明了「突火槍」。

二、中醫學的發展扁鵲發明切脈，形成望、聞、問、切四診法。

《黃帝內經》是中國最早研究病理學的著作。

《神農本草經》是我國最早的葯物學著作。

《傷寒雜病論》奠定了中醫學的基礎。張仲景被稱為「醫聖」。

華佗發明的「麻沸散」是世界上最早的外科麻醉葯物。

《唐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由國家頒定的葯典。《千金方》總結了唐朝以前和唐朝當時的醫葯學成果。

《四部醫典》是藏醫著作。

《本草綱目》是中國古代醫學的集大成著作，總結了16世紀以前的中醫葯成就。

三、農學：《齊民要術》反映了6世紀以前黃河中下游農牧業經驗，是現存中國最早最完整的農書。

《農桑輯要》是忽必烈統一中國後，由國家頒發的農書，也是蒙古族接受農耕和封建化的標志。

《農政全書》介紹了我國傳統農學成就，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農學體系。書中還介紹了歐洲的水利技術和工具，是西學東漸的代表。

四、地理學：《禹貢地域圖》《水經注》《徐霞客游記》。

五、網路學：沈括的《夢溪筆談》、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其中收錄了一些日本、朝鮮、歐洲傳來的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