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元號遺址
A. 仰韶文化遺址陶片上的刻劃符號就是中國原始文字。運用學漢字學知識判斷下列說法是否正確,並說明原因
當然是倉頡造字，不過，現代學者認為漢子不是個人發明創造的，它經歷了漫長的演變，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是智慧人民的結晶。
B. 角山遺址出土陶器是否有刻畫符號
應該有。
角山窯址是商代（公元前17-11世紀）中早至晚期的窯址，距今約3500-3100年。商代是中國歷史上版的奴隸制社權會，農業是當時社會生產的主體，手工業是農業的附從，一般都難以形成規模，角山先民卻例外地建設起了規模化的陶瓷生產基地。經過考古工作者鑽探勘測，角山窯場的面積超過七萬平方米，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夏商時期全國最大的窯場。這么大的窯場不要說是科技不發達的商代，就是在今天也是不能小視的。窯場之內陶瓷窯爐成群，在小范圍發掘中已發現了燒成坑、馬蹄形圓窯、龍窯近20座。出土文物十分豐富，已取得完整和可復原陶瓷器3000餘件，陶瓷碎片幾十萬片，陶片成堆堆積，雖歷經幾千年風雨侵蝕和人為改變，仍留存有高達四五米的陶片堆積。窯場中大量的文物遺存表明，角山窯場規模宏大，生產鼎盛，而且連續生產三四百年，是商代獨一無二的最大窯場。
C.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器上刻畫的符號表和二里頭宮殿復原圖中有哪些歷史信息
http://image..com/i?ct=503316480&z=0&tn=imagedetail&word=%B6%FE%C0%EF%CD%B7%B9%AC%B5%EE&in=26800&cl=2&cm=1&sc=0&lm=-1&pn=1&rn=1&di=1538605380&ln=49
考古學家在中國最早的都城遺址－－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首次發現了一座始建於二里頭文化晚期偏晚階段（第四期）的大型建築基址，這使得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後，關於夏商分界的討論一度歸於沉寂的中國考古界出現了新的興奮點。
這座建築基址發現於著名的二里頭遺址2號宮殿的北牆外，現編號為6號。「它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它的始建年代正值一般認為的夏商王朝更替的關鍵期。」中國社會科學院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許宏說：「它到底是夏人營建還是商人所建？進一步的發掘將有助於這一歷史疑案的最終破解，為夏商分界問題研究提供新的材料。」
二里頭遺址是中國學者在尋覓夏文化的過程中發現的，此後持續40餘年的田野發掘所獲取的豐富遺存和信息，使二里頭遺址作為夏商時期一處重要都城遺址的學術地位得到確認，為夏文化內涵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科學資料，從而為夏文化的探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由於它所處的年代正是中國歷史上的夏商時期，所以從發現至今，圍繞它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
由於地處古代文獻所記載的夏王朝的中心區域，年代也大體在夏王朝的紀年范圍內，二里頭遺址理所當然地成為目前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關鍵性遺址，它留給人們最大的懸念是：它是夏都還是商都西亳。
爭論的焦點還集中在對二里頭文化性質即所屬族屬與朝代的認識，歸納起來也有兩種主流觀點：一是認為二里頭文化前期為夏文化、二里頭文化後期為早商文化；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
夏商周斷代工程以後，二里頭文化的主體為夏人遺存的觀點逐漸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學術界也都傾向於認為二里頭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這意味著人們幾乎可以從中觸摸到中國第一個王朝的脈動了。說幾乎是因為二里頭遺址本身還存在著許多未解之謎，」許宏說，「作為都城的二里頭，它的內涵布局及其演變過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後人們共同體的社會生活與組織結構、它的族屬國別以及人地關系等諸多課題，目前還只是粗線條的把握」。
「就其族屬和國別而言，目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論的范疇，二里頭文化與夏文化問題的最終解明，仍有待於帶有較多歷史信息的內證性遺存比如文字的發現，」許宏說，「隨著二里頭遺址勘察發掘與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它在探索華夏文化的源流、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形成上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也將進一步彰顯」。
考古新發現：我國最早的宮殿建築群年代提早約百年
新華網鄭州10月13日電（記者桂娟）考古學家最近在我國已知最早的大型宮殿基址－－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2號宮殿下面，發掘出一座時代更早、規模更大、結構更為復雜的大型建築基址，將迄今為止可確認的我國最早的宮殿建築群的年代提早約百年左右。
主持發掘工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介紹說，這座現編為3號的建築基址屬於二里頭文化早期，它結構復雜，規模龐大，是迄今為止可確認的二里頭文化最早的大型夯土基址。它南北窄長，已探明的長度達150餘米，主體部分至少由三重庭院組成。
許宏說，過去由於材料所限，學術界對肇始期的中國早期宮室建築的認識來源於過去發掘的二里頭遺址1號、2號宮殿，認為其形制簡單，獨門獨院，到了稍後的偃師商城時期，宮室建築的結構才復雜起來，3號基址的揭露改變了這種看法。
發現於1959年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時代約距今3850年－－3550年，相當於我國歷史上的夏、商王朝時期。而考古發現始建於二里頭文化晚期的1號、2號宮殿基址，是此前學術界確認的我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基址。
早在1978年對二里頭的考古發掘中，就發現2號宮殿基址下疊壓著二里頭文化早期的大面積夯土遺存，但它的規模、形制結構以及具體年代等問題都有待解明。鑒於此，二里頭考古工作隊近年將田野工作的重點放到對二里頭早期建築及其與晚期建築基址關系的探尋上，自2001年秋季起進行了為期4個季度的發掘，發掘面積達3000多平方米。
發掘結果表明，2號基址下面疊壓著時代更早、規模更大、結構更為復雜的二里頭文化早期大型建築基址。現編號為3號、5號的兩座大型建築東西並列，其間的通道下發現了長逾百米的木結構排水暗渠。
考古隊在3號基址中院和南院院內還分別發現了成排的中型墓葬，現已清理了5座。墓葬均為土坑豎穴，多鋪硃砂、有棺痕，出土了銅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印紋釉陶器(或原始青瓷)嵌綠松石工藝品、蚌制工藝品、海貝等大量精美隨葬品。其中不少器種如斗笠狀白陶器、鳥首玉飾、大型嵌綠松石器、由上百件齒輪狀有孔蚌片組成的飾品等前所未見。
成組貴族墓發現於宮殿區，在以往的考古發掘中尚屬罕見，在二里頭遺址則屬首次發現，這對判明3號基址的性質及二里頭文化葬俗有重要意義。
「華夏第一都」的布局基本搞清
新華網鄭州10月13日電（記者桂娟）經過新中國三代考古學者半個多世紀的不懈努力，中國最早可確認的都城遺址、素有「華夏第一都」之稱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布局基本搞清。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說，這對於全面認識作為都城的二里頭遺址的性質、追尋中國早期城市及國家形態的源流都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意義。
考古工作隊先在二里頭宮殿區外圍探明了3條垂直相交的大道，確認由其圍起的宮殿區面積達12萬平方米左右，近來又發現了宮城城牆的線索，在探索二里頭遺址都城總體結構與布局上取得重要突破
已探明的二里頭遺址宮殿區道路網路系統由3條大道組成，它與過去發掘的1號、2號宮殿基址走向一致，東側的南北向大道已探明長度近700米，北側大道和南側大道已探明的長度均超過300米，兩路間距約400米。在宮殿區內，還鑽探出若干條小型道路；在1號、2號宮殿基址之間，發現有大面積的路土遺跡和數百平方米的卵石活動面及若干夯土基址。
許宏說，經過40多年的考古發掘研究工作，如今遺址規模與布局大勢已基本被掌握。最近的鑽探與發掘結果表明，遺址沿古伊洛河北岸呈西北－東南向分布，東西最長約2400米，南北最寬約1900米，北部為今洛河沖毀，現存面積約3平方公里。其中心區位於遺址東南部的微高地，分布著宮殿基址群、鑄銅作坊遺址和中型墓葬等重要遺存；西部地勢略低，為一般性居住活動區。遺址的東部邊緣地帶發現有斷續延伸的溝狀堆積，已探明長度逾500米，可能是建築用土或制陶用土的取土溝，同時也具有區劃作用，形成遺址的東界。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考古學家致力於尋找失落的夏王朝的遺存，這種探尋活動集中在河南西部。根據古代文獻記載，豫西地區是中國第一個王朝－－夏的中心活動區域，而「下洛之陽」為夏王朝的重要都邑所在地。
1959年，古史學家徐旭生在豫西進行「夏墟」調查時，在偃師市翟鎮鄉二里頭村發現了一處大型遺址。自此，新中國三代考古學者對這一遺址進行了40多次發掘。考古發掘和研究情況表明，這里是公元前二千紀前半葉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最大的聚落，它擁有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宮殿建築群、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及青銅冶鑄作坊，是迄今為止可確認的我國最早的王國都城遺址。
新聞背景：中國學者的尋夏之旅
新華網鄭州10月13日電（記者桂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日前離開繁華的北京，奔赴偏遠的河南偃師二里頭村，開始了他新一年度的尋找夏文化之旅。
二里頭，洛河北岸一個看似普通的村莊。鮮為人知的是，這塊土地埋藏著中華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十九世紀至十六世紀，這里是中國第一個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過夏的繁榮和夏商王朝更替的風雲變幻。但這一民族的久遠記憶，卻因時光的流逝而變得黯淡模糊，人們甚至懷疑這一段輝煌是否曾經有過。
上個世紀，甲骨文的發現以及對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證明了商王朝的存在。這給了中國學者極大的鼓舞，他們希望能從考古學上尋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遺存，進而恢復夏代歷史的本來面貌。尋找夏王朝存在的證據，成了近半個世紀中國學者孜孜以求的目標。
1959年夏，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隊在傳說中夏人活動的中心地區豫西開始了對「夏墟」的考古調查。偃師二里頭，從此被納入學者的視線。以此為標志，中國考古學界開始進入了有目的、有計劃地探索夏文化的時期。
此後，中國三代考古工作者對二里頭遺址進行了持續不斷的發掘，發現了大型宮殿基址、大型青銅冶鑄作坊、制陶、制骨遺址，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築、以及400餘座墓葬，出土了成組的青銅禮器和玉器，證明了二里頭是我國最早的都城遺址。
伴隨著新的考古發現的不斷出現，中國學術界關於夏文化和夏商分界問題的研究不斷升溫，其學術紛爭歷時之長，討論之熱烈為海內外所關注。前不久結束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有力推動了夏文化問題的研究，偃師商城的始建被確認為是夏商王朝更替的界標，二里頭遺址應為夏王朝的一處都邑、二里頭文化的主體為夏人遺存的觀點逐漸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
目前，對中華文明起源和夏文化的探索都在積極的進行之中。像正在致力於此項研究的其他學者一樣，許宏博士對未來充滿了信心：「殷墟的發現曾震驚了世界，有理由相信，二里頭將像20世紀的殷墟一樣，引領21世紀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輝煌。」
D. 美國岩畫遺跡公園發現的符號是古漢字嗎
<div> (1)源遠流長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特徵之一。漢字和史學典籍是中華文化源遠流專長的重要見證。(8分屬)
(2)漢字是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見證之一。文字是文化的基本載體，記載了文化發展的歷史軌跡和豐富成果。(6分)文字的發明，使人類文明得以傳承，標志著人類進入文明時代。(6分)數千年來，漢字為書寫中華文化、傳承中華文明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漢字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識。(6分) <div> 本題第(1)問要求概括出兩則材料的共同點，主要圍繞源遠流長這一特徵展開回答；第(2)問直接從漢字對中華文化的作用角度展開分析。
E. 中國的文字究竟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有什麼證據
中國文字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有人說我國是一個有著上下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在河南安陽殷墟發現的甲骨文，證明了商朝是有文字記載的信史。由於甲骨文是中國發現最早的文字，距今有3600餘年，比兩河流域的釘頭字晚了大約2000年。西方學者對文明的四項標准：城市、文字、青銅、神廟和祭壇。由於文字是判斷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所以整部中華文明史也只有3600餘年，而非傳統認知的上下5000年。
浙江跨湖橋遺址（碳14測年，距今7000－8000年）有陶器紅顏料象形字元
甘肅大地灣遺址（距今8300年—4800年）有陶器彩繪字元
河南賈湖遺址（距今9000——7500年）有契刻字元……
還不止這些，安徽凌家灘遺址（距今5300年—5000年），居然還出土了一件玉八卦，不知道是不是傳說中的伏羲畫八卦……
中國學者普遍認為：這出土的眾多刻符，很多已經和甲骨文極為相似了，可以算是文字，西方學者卻不認可。但是，不管西方學者是否認可，不管這些刻符是不是文字。但是，這些考古學上的發現，至少都說明中國歷史源遠流長，超出西方人的想像，也不可能是“中華文明由西方傳來”，而是中華文明自有起源!
F. 探險家在一次探險中發現了一個原始部落的遺跡，根據發現的結果表明，這個部落所用算術中的符號「+」、「-
設8=a，復9=b，5=c，3=d，制7=e，
則：a3=a，
∴a=1；
∵b3=c，
∴b=2，c=8
∵2d=d，
∴d=0
∵（20+1）e=100+e，
∴e=5
即：8，9，5，3，7別表示1，2，8，0，5
∴89×57可表示為12×85=1020
而1020按原始部落的算術規則可表示為8393．
故選C．
G. 良渚文明的良渚文化中的刻劃符號也有自己的特點
依據現已發表的良渚文化的刻劃符號資料，若按符號本身劃分，可分為單個的符號、幾個符號連在一起構成句子的文字元號，以及幾個圖畫符號連在一起的符號。
若按符號刻在何種器物來劃分，可分為陶器上的刻劃符號和玉器上的刻劃符號。
作為單個符號的，可以舉出60年代在上海馬橋遺址屬於良渚文化的第五層出土的陶器和殘片上被釋讀為「五」等符號；1986－1987年在餘杭鎮西的南湖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內刻的單個符號，在瓶窯北湖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內刻的單個符號；在江蘇澄湖出土的有把帶流罐形壺上刻的符號，在上海金山縣亭林遺址出土的殘豆盤的內腹底刻底符號。
作為二個符號連在一起的，有上海馬橋遺址第五層出土的或被釋為「七」「有」（ㄓ）或被釋為「戊」「田」的符號。還有三個符號在一起的，如1974年在餘杭大觀山果園出土的石紡輪，其表面等距離刻有「*」「Y」「+」三個符號。
作為幾個符號連在一起而組成句子的，最著名的是江蘇吳縣澄湖遺址出土的貫耳黑陶罐腹部並列刻有四個被李學勤先生釋為「巫鉞五俞」的符號。
此外，現為美國哈佛大學賽克勒（Sacklei）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黑陶貫耳壺圈足內壁刻的多字陶文，也是幾個符號連在一起的。幾個圖畫符號或稱「圖像」連在一起的，主要是餘杭鎮南湖出土的一件黑陶圈足罐，該罐燒成後在肩至上腹部連續刻有8個圖像符號。 刻在良渚玉器上的符號，多為單個，也有被認為是幾個符號組合在一起的。
玉器上刻的單個符號，主要是與大汶口文化陶文「炅」有關的符號，如弗利爾美術館收藏的一件筒形玉琮和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玉琮上都刻有「」即上邊為日形的圓圈，下邊為火形的符號。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刻有火形的符號。該符號的下部刻得有點像人字形似的分開，所以，有的學者將之稱為鳥紋，有的學者將之稱為雲紋。
但山東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陶文中，有一個「炅」字的下部偏旁「火」，其寫法與上海博物館藏的這件琮上的「火」的形狀結構完全相同，故釋為「火」的符號應沒問題。在餘杭南湖出土的一件黑陶豆盤，中間刻有雙圓圈的「日」符號，兩邊刻有對稱的「火」形符號，也是大汶口文化陶文「炅」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上海福泉山5號墓出土的陶壺上刻有「火」與「日」相結合的符號，該符號中「日」隱藏於「火」之下，露出三分之一大小的「日」形。 此外，在良渚玉璧上還刻有鳥、山等組合性的圖形。
對於良渚文化中的單個符號，有的因與商周文字相聯系而可以嘗試釋讀，有的則看不出有什麼聯系而無法釋讀。但即使能嘗試釋讀，也因其單個、孤立，看不到語言的基礎，於是有一些學者認為它不是文字。
盡管如此，在良渚玉器和陶器上的「炅」、「火」符號，因與大汶口文化中的同一符號相同而有其特殊意義。關於大汶口文化中的「」和「」，不但發現於山東的莒縣陵陽河、大朱村、諸城前寨等大汶口文化的遺址中，也發現於湖北的石家河文化中，還發現於安徽蒙城縣尉遲寺大汶口文化遺址中。在如此廣泛的地域出現這一相同符號，說明它有約定俗成、為廣大地區所樂於接受的意義。 符號「」是符號「」的簡體，一般隸定為「炅」，但對其解釋卻各不相同。將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這些相關符號聯系起來考慮，「」、「」、「火」諸形中，「火」是最基本最核心的符號。「」符號的下部是「火」形，上部的「○」既可以釋為「日」即太陽，也可以釋為天空星星之「星」。如果釋為「星」，那麼它與「火」形的符號相結合，意為辰星「大火」即大火星；
如果釋為太陽，在這里，這個太陽也是天象或天的代表，從而整個圖形意指的也是大火星，它表達了當時的人們對於星宿大火觀察、祭祀和觀象授時，而大汶口文化的這類圖像在良渚文化乃至石家河文化遺址中一再出現，標志著對於辰星大火的祭祀和施行大火歷的文化傳統，從古夷族向古越族以及荊楚之地的傳播，也說明負責祭祀「大火」和觀象授時的「火正」已出現。
從文字起源的角度看，多個符號連在一起，其意義更大。
H. 二里頭遺址出土夏代陶器上24個符號有13個和現存的水書一模一樣嗎
我查的資料如下，我對上古歷史了解不太多，建議你有興趣到古籍店看看殷商史。
水族自稱「雖」，是我國南方古代「百越」族群中「駱越」的一支發展而成的單一民族，聚居在貴州南部邊陲的三都水族自治縣，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水族是為數不多的既有民族語言，又有民族文字的少數民族之一。
古樸、稚趣、渾厚的水書是水族的一種古老文字，水族稱為「泐雖」，漢譯為水文或水書。關於水書的悠久歷史，著名社會學家岺家梧教授《水書與水家來源》著作中說：「水家古文字創制之時代極為古遠，可上溯到殷商時代，並與甲骨文、金文有淵源關系。」的確，現存有二百餘字的水書仍像漢字早期的甲骨文一樣，以象形字、形聲字、會意字居多，幾乎都停留在類似的甲骨文、金文等原始文字階段。水書盡管是原始文字，但作為水族一部古老的文化典籍，它保存了大量的水族天文、歷法、氣象和宗教資料，對於研究水語的語言文字、社會歷史、哲學思想、天文歷法氣象、文學藝術、宗教信仰等均具有重大價值，堪稱一種獨特的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
水書沒有統一的刻版，均系謄寫錄而得以傳習。根據水書的發展與演變，其字體可分為古體、今體、異體三種，其字形結構大致分為干支數目字、象形字、形聲字、會意字四種。水書的分類較為復雜。就其吉凶而言，可分吉祥和凶禍兩類；就其使用范圍而言也分為兩類，即普通水書和秘密使用的書。水書按形式劃分，有朗讀本、閱覽本、通常本、時象本、方位本、星宿本等待。
水書直接或間接地記錄了水族先民關於天文歷法、生產、防衛、營造、婚喪、生育、祭祀、出行等諸多方面的社會實踐和認識。據考證，水書在宋代就已盛行於水族民間，至今在水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仍然被廣泛應用，其中以喪葬、婚嫁和營造方面應用最廣。如喪葬，從入殮、停棺、出殯、定親、立碑和開控以及事後除服等等，每一細小環節均受水書的種種制約。又如嫁娶，從問親、定親、開親到新婚出閣、入新房、回門以及婚配雙方生庚八字生克，無不依據水書的規定來行事。除此之外，像平時的裁壽衣、裝棺木、修圈門、搭雞籠、挖廁所、炒制火葯、補高壽、背幼嬰回娘家等等，也都要依照水書的規定擇
I. 賈湖文字元號會不會是甲骨文起源
賈湖遺址是河南舞陽的，不是湖南。
賈湖遺址：中國黃河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位於河南舞陽賈湖村。1983～1987年發掘。發現有房子、陶窯、墓葬與陶器、石器、骨器等。出土的缽、雙耳壺與錐足鼎等陶器具有裴李崗文化同類陶器特徵。有契刻符號的龜甲與石器，其契刻符號可能與原始文字有關。還發現一批保存完好的骨笛，多數有7個音孔，音孔旁鑽有調音的小孔，有的還刻劃等分符號，是中國豎吹的管樂器的祖型。據測試，它們已具有音階結構，可吹奏旋律，且發音準，音質好。這些發現，為研究中國音樂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標本。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位於舞陽縣城北24公里賈湖村東側的沙河故道旁。從107國道到漯河，再轉省漯平公路可達。保護區面積5.5萬平方米，是一處規模較大、保存完整、文化積淀極為豐厚、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址。該遺址發現於20世紀60年代初，1983-2001年先後六次對賈湖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工作，大批陶器、石器、骨器等各種反映賈湖先民生活狀態和文明的文物相繼出土，尤其是一批七孔骨笛和具有原始文字性質的甲骨契刻符號，讓世人驚嘆。
賈湖墓葬中隨葬的成組龜甲及內裝石子、共存的骨笛和杈形骨器等原始宗教用具表明，賈湖人之中流行巫術崇拜與巫術信仰。從隨葬龜甲和墓地葬狗現象分析，當時存在著龜靈崇拜、祖先崇拜和犬牲現象。以八、六、四、二為主要組合的成組龜甲和內裝石子分析，當時已存在著用龜占卜的現象。這對後來影響中國數千年的象數思維的形成與發展有重要作用。而龜甲、骨、石、陶器上契刻符號的發現表明，在8000～9000年前的賈湖文化出現了原始文字性質的符號，其中個別符號與商代甲骨文有相似之處，因之，賈湖刻符很可能與漢字起源有一定的關系。如此則證明，刻劃是漢字的主要來源之一。
J. 都說甲骨文是最古老的文字，還有哪些古老的文字
根據史料與歷史的記載以及考古的發掘的發現考古界認定甲骨文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文字，但是我國的考古學家認為甲骨文只是一種比較成熟的古老文字，還有一些文字元號因為發掘數量較少等原因無法被認定為是文字。
西安的半坡村遺址上也出土了一些陶器和陶片，上面也有被刻畫上的符號，這半坡陶符，出土量極少是一些象形文字。賈湖契刻符號在河南賈湖遺址中發現的一種與文字相關的甲骨契刻符，香港的中文大學教授指出這些刻符比在殷墟遺址中發現的甲骨文在四千多年，時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文字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