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的思想内容
㈠ 桃花扇的主要内容和主题是什么
男主角:侯方域
女主角:李香君
《桃花扇》是一部以南明王朝的兴亡为内容的历史悲剧,共40出。故事写明末归德书生侯方域来南京应江南乡试,落第不归,寓居莫愁湖畔,参加了反对阉党的复社,后经画家杨龙友的介绍,结识了秦淮名妓李香君,两人萌发爱情,订婚之日,方域题诗扇以赠香君,作为信物。阉党文人阮大铖闻讯即出重金置办妆套,托其结拜兄弟杨龙友送给香君,意在拉拢复社文人侯方域。香君义形于色拒不让方域接收阮的馈赠。阮为此忌恨,乘左良玉移兵南京之时,诬方域内通左军;为避害,方域只身逃离南京投奔杨州督师史可法,为之参赞军务。崇祯在北京自缢后,奸臣马士英等在南京迎立福王,建立南明朝廷。昏王奸臣不理朝政、征歌逐舞、迫害复社文人。马、阮等人逼迫香君嫁给新任曹抚田仰,香君宁死不从,以头撞地,血染方域当年所赠诗扇;杨龙友采摘花汁点染成桃花图,是谓桃花扇。马、阮于赏心亭置酒赏雪,香君乘机骂筵以泄愤恨。方域回到南京,被阮捕获入狱。清兵南下,昏君奸臣出逃,方域出狱后在避难栖霞山时,与香君相遇于白云庵,在张道士的点拨下,他们双双出家入道。
该剧以侯方域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中心线索,展现了明末腐朽动乱的社会现实,暴露了南明小朝廷的昏庸与腐败,热情歌颂了敢于和权奸作斗争的高尚气节和爱国情感。李香君是中国古典戏曲中罕见的一个光彩照人的妇女形象。她不仅美丽聪明,而且正直刚强,明大义有气节,她有着鲜明的政治是非观,把爱情的关系和选择建立在政治的关系和选择的基础上,这是她比《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形象更高大的基点,也是《桃花扇》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之所在。该剧在结构艺术上的成就更为人称道,它以“一生一旦为全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终而达到“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创作目的。故而从思想与艺术上看,把该剧当作明清传奇戏曲的压卷之作,是不过分的。
《桃花扇》是中国清代著名的传奇剧本,作者是孔尚任,是他经历十余年三易其稿而完成的。此剧表现了明末时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吴次尾、陈定生为代表的清流同以阮大铖和马士英为代表的权奸之间的斗争,揭露了南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和衰亡原因,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表现南明覆亡的历史,并总结明朝300年亡国的历史经验,表现了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桃花扇》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形象体系;在艺术结构上,以侯、李爱情为线索,组织进多方面的社会矛盾,严整紧凑;另外,其曲辞亦流畅优美,富于文采。
该剧剧情是:侯方域在南京旧院结识李香君,共订婚约,阉党余孽阮大铖得知候方域手头拮据,暗送妆奁用以拉拢。香君识破圈套,阮大铖怀恨。南明王朝建立后,阮诬告侯方域迫使他逃离南京。得势的阮大铖欲强迫香君改嫁党羽田仰遭拒,香君血溅定情诗扇。友人杨龙友将扇上迹点染成折枝桃花,故名桃花扇。后,南明灭亡,侯、李重逢。但国已破,何为家?他们撕破桃花扇,分别出家。
㈡ 简答题: 1.简述陶渊明诗文的艺术特色; 2.简述《桃花扇》的主要思想内容。
1,陶渊明诗歌的艺术特色:
语言 陶渊明作品的语言平淡,但这平淡是把深厚的感情和丰富的思想用朴素平易的语言表达出来;表意易读懂,其内涵还需细细品味,但又富有情致和趣味。梁实秋曰:“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但是那平不是平庸的平,那淡不是淡而无味的淡,那平淡乃是不露斧凿之痕的一种艺术韵味。” 如农家口语,但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却生动鲜明。苏轼云:“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读有奇趣。如嗳嗳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奇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则疲精力,至死不悟。”体现了一种“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语)的巧妙构思。
手法 他善于以白描及写意手法勾勒景物、点染环境,意境浑融高远又富含理趣。语言精工本色,朴素真率,笔调疏淡,风韵深厚。但陶诗并非只有飘逸悠然、自然冲淡一种风格,也有金刚怒目的慷慨豪放如《咏荆轲》、《读山海经》的“精卫衔微木”等。陶诗还善于将兴寄和自然美融为一体。他笔下的景物既是有象征意义的意中之景,又是生活中的实有之景。如《拟古》其七“日暮天无云”中所写“云间月”、“叶中华”,便既是月夜春景,又是对人生最美好酣畅的短暂时光的比喻。陶渊明笔下的景物往往被人格化,如青松、芳菊、归鸟、孤云,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物,也是诗人高洁性格的象征。
风格 陶渊明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而这田园生活也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其中的优秀作品寄寓着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表露出其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志趣,但也有宣扬“人生无常”,“乐安天命”等消极思想。其艺术特色,兼有平淡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具有独特风格。陶渊明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诗文重在抒情和言志。抒情、写景、议论紧密结合,情景交融,从中反映了作者的个性,他的清高自赏和不与世俗同习。
㈢ 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代表了清代戏剧的最高成就有 A方
“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戏剧作品是《桃花扇》。
在清代戏曲发展史上,孔尚任的《内桃花扇》是思容想和艺术上成就最高的作品之一。正因为此,人们历来把《桃花扇》和洪升的《长生殿》誉为清代戏曲艺术中的“双璧”,孔尚任和洪升这两位戏剧作家也获得了中国文学史上“南洪:北孔”的并称。
㈣ 《桃花扇》艺术成就,思想主旨
《桃花扇》的思想内容 《桃花扇》的内容是借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弘光王朝覆亡的历史。侯方域题诗宫扇赠李香君,二人相恋。马士英、阮大铖欲与侯方域结交,通过画家杨文?表示愿代出资促成侯、李的结合。李香君怒斥马、阮,侯方域受到李的激励,亦对此事加以拒绝。武昌总兵左良玉率军移食南京,朝野震动,侯方域修书劝阻,阮大铖诬以私通和做内应的罪名,侯方域被迫投奔在扬州督师的史可法。李自成攻陷北京,马士英、阮大铖等迎立福王,并对复社文人进行迫害,准备强逼李香君嫁与漕抚田仰为妾。李香君坚决不从,矢志守楼,倒地撞头时,血溅侯方域所赠的宫扇。杨文?在宫扇血痕上画成桃花图,李香君遂将桃花扇寄与侯方域。清兵南下,攻陷南京,李香君、侯方域先后避难于栖霞山,在白云庵相遇,共约出家。孔尚任企图通过这个爱情故事,描写明末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揭示南明覆亡的原因,抒发“兴亡之感”。
《桃花扇》以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离合为线索,描写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兴亡历史,即“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为后人提供历史与人生的借鉴。这里的“感“,包含着家国兴亡之感和人生悲剧之感两重意义。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例证,后者是前者宗教和哲学的引申和归纳。
就其艺术成就,简单概括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桃花扇》既忠于历史,又善于对历史事件进行适当的加工,以符合剧情和人物塑造的需要,从而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这《桃花扇》是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如在侯方域《李姬传》等素材的基础上(《壮悔堂文集》卷五),根据李香君“侠而慧”、“风调皎爽不群”的性格特征,不仅增饰了《却奁》、《守楼》的情节,更无中生有地虚构了《寄扇》、《骂筵》、《选优》、《归山》、《入道》等情节,生动地刻画了李香君的鲜明的政治立场,高昂的政治热情,清醒的政治头脑,刚烈的斗争意志,和深沉的忧国情怀,塑造出一位具有独立人格和高尚气节的女性形象,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形象画廊中别具一格,光彩夺目。
二、丰富多彩的人物塑造
《桃花扇》的人物个性鲜明,决不重复。《桃花扇》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艺人歌妓,有姓名可考者就达三十九人之多。他们之间既有主次之分,也有褒贬之别,即使是同一部的人物,作者也注意写出其性格差异。如马士英和阮大铖同为魏阉余党,一个贪鄙而无才略,一个却狡猾而富有才情;柳敬亭和苏昆生同是江湖艺人,一个机智、诙谐而锋芒毕露,一个憨厚而又含蓄。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起陪衬作用的次要人物,作者都精心设计,细笔勾勒。
李香君是此剧中光彩照人的正面形象。她色艺非凡,身为秦淮名妓,却出污泥而不染,注重气节,很有政治远见。她和侯方域的结合,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憎恶魏阉余孽这一共同的政治态度上,《却奁》一出,歌颂了她鲜明的政治觉悟和刚烈性格。她的不幸遭遇也就由此开始,刚烈性格也愈来愈鲜明。田仰强娶,她拒媒守楼,血染桃花扇;福王选妓,她不畏强暴,怒骂阮大铖。如果说“守楼”主要表现她对爱情的坚贞,那么《骂筵》则说明她已经成为正义的化身来鞭挞邪恶。在李香君身上,坚贞的爱情和疾恶如仇的政治态度紧密相连,因而她的经历中爱情的不幸遭遇和国家的覆亡命运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三、精美绝伦的结构艺术
首先,以主要人物的爱情悲欢作为铺演全剧情节的基点。全剧40出,分上、下两本。第二十一出《媚座》总批云:“上半之末,皆写草创争斗之状;下半之首,皆写偷安宴乐之情。争斗则朝宗分其忧,宴游则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侯方域一线连接史可法、江北四镇,以及驻扎在武昌的左良玉。李香君一线则以南京为中心,牵动弘光王朝及朝臣和秦淮歌妓艺人。虽然情节起伏多变,结构却浑然一体,不枝不蔓。
其次,以典型道具为贯穿全剧的主线。全剧情节纷繁复杂,却以侯方域和李香君的定情物桃花扇贯串始终,一线到底。孔尚任《桃花扇凡例》说:“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乎珠。观者当用巨眼。”桃花扇经历了一个从赠扇、溅扇、到画扇、寄扇,最后撕扇的过程,由此串连起各色人等和诸多事件。
“桃花扇”的象征意义。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中,“桃花”常代美人之面,拟妖娆之态,系情爱之念,喻婚嫁之欢。桃花而加纨扇,其色最艳,其怨最深。桃花命薄,秋扇怨多。“桃花扇”既是李香君红颜姣好的写照,又是她薄命违时的隐喻,既是侯李爱情旖旎香艳的表征,又是这一爱情悲凉凄惨的暗指。它的一体两面性,构成了《桃花扇》的凄艳境界。
第三,以中介人物作为联结正邪双方的纽带。这个中介人物就是杨龙友。从身份上说,杨龙友既是马士英的亲戚,阮大铖的盟弟,又是侯方域的好友。从立场上说,他与阮大铖同属阉党,但与之又有不同,他有怜香惜玉之心,有时也良心发现。身份和性格上的二重性,使他左右逢源,往返于尖锐矛盾的两派人物之间,在人物关系中起粘着穿插的作用。
四、体制的创新
在全剧正文40出以外,孔尚任特意添加了四出戏:上本开头试一出《先声》,下本开头加一出《孤吟》,代替“副末开场”,这是上、下本的序幕;上本末尾闰一出《闲话》,是上本的“小收煞”,下本末尾续一出《余韵》,是全本的“大收煞”。这四出各有起讫,又统一联贯,揭示出“那热闹局就是冷淡的根芽,爽快事就是牵缠的枝叶”(第十出《修札》)的哲理,表达了孔尚任对历史上盛衰兴亡的逆转的深刻认识。
五、典雅亮丽的语言风格
《桃花扇》曲词刻意求工,典雅亮丽,以淋漓酣畅,悲凉沉郁见长。说白整练自然,雅饬顺畅,均极见功力。但是作者以作词之法作曲,少用衬字,少用俗语,所以“典雅有馀,当行不足;谨严有馀,生动不足。剧中许多曲词,我们在书房里低徊吟咏,真觉情文并茂;而搬到舞台上演唱,不见得入耳就能消化,这实际上表现了明清之间文人剧作的共同特征。”(王季思《桃花扇·前言》)而且,孔尚任于音律毕竟还未精通,所以也招来“有佳词而无佳调”(吴梅《曲学通论》)的讥议。
㈤ 《桃花扇》的思想意义是什么
《桃花扇》是中国清代著名的传奇剧本,作者是孔尚任,是他经历十余年三易其稿而内完成的。此剧表现了容明末时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吴次尾、陈定生为代表的清流同以阮大铖和马士英为代表的权奸之间的斗争,揭露了南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和衰亡原因,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表现南明覆亡的历史,并总结明朝300年亡国的历史经验,表现了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
㈥ 《桃花扇》中是赞扬侯李两人的爱情和爱国精神吗
当《桃花扇》一问世,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在各地城市频繁演出,“岁无虚日”,而且连偏僻的地方也时有演出,可见剧作的艺术成就之高,魅力之远,无怪乎《桃花扇》曾被称为“中国古代典型戏剧的压轴戏”。其艺术上的成就是值得赞扬的,尤其在结构方面更值得一提,梁启超曾在《曲海扬波》卷一中这样评价道:“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华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之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可以说,《桃花扇》的结构在古代戏剧中很优秀突出的。本文拟就其结构艺术作一探讨。
所谓戏剧,是一种运用文学、舞蹈、音乐、美术等艺术手段塑造人物形象,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社会生活的综合性舞台艺术。就戏剧结构而言,俗称“布局”,指的是剧作从全剧出发,对于戏剧冲突、戏剧动作(情节)在有限的舞台时空所作的组织和安排,即情节结构。一部好的作品的结构要求:首先,剧本须服从主题的需要;其次,剧本须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最后,剧本须遵循自身规律,达到完整统一。最重要的是要具有独创性,能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突出社会矛盾,使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集中表现出鲜明、独特的人物个性。
可见,戏剧结构就是作家在进行戏剧文学创作时,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对塑造形象和表现主题的需要进行构思,经过集中、提炼的生活材料、人物、事件、环境等裁剪,合理而匀称地安排,组织成有机的艺术整体。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曾指出:“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这就是说,写文章必须注意谋篇布局,重视组织结构。因此,戏剧作品的结构,对于作品的内部组织和外部形态的构成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构成上,应有戏剧冲突,这是戏剧的一般规律。“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戏剧要在一定时空限度内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就必须具有强烈而富于表现力的戏剧冲突。而《桃花扇》的戏剧冲突无疑就是侯、李的爱情故事了。《桃花扇》的戏剧结构就是作者借侯、李爱情的悲欢离合来反映南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抒发兴亡之感。
在戏剧文学里,戏剧主要是通过剧中人物的事件、语言等塑造艺术形象,揭示人物性格,表现矛盾冲突,展现思想和主题。这是戏剧文学的一个特点。孔尚任巧妙地运用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为线索,把纷繁复杂、变幻不定的历史事件组成了一个波澜起伏的戏剧冲突,运用一把扇子串联前后事件,最终反映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原因。
《桃花扇》以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为戏剧冲突,展开戏剧的发展。展示人物行为动机之间的尖锐矛盾和他(她)自身性格的内在矛盾的戏剧冲突,而他们的爱情却始终卷入在南明政治的漩涡和南明政权从初建到覆亡的过程中。直到南明灭亡,他们才得以重逢,而在他们团圆之际,却受到张道士的启示,两人忍痛割爱,双双入道。因为国破家亡,有了爱情又有什么用呢?而象征他们爱情的“桃花扇”也被张道士撕碎,掷于地下。因此,南明的结束是侯、李爱情的了断,作者赋予了他们深刻的政治意义,抒发了强烈的亡国之痛。
侯、李的分分合合,始终与南明朝廷的兴亡始末联系在一起的。孔尚任巧妙地以侯、李爱情悲剧为基点,以侯、李派生出各色人物,构筑起一系列事件,写出了南明覆亡的历史。该情节起伏多变,头绪众多,场面宏阔,但其结构始终不枝不蔓,浑然天成。正如作者所自道:“排场有起伏转折,惧独辟新境;突如而来,悠然而去。令观者不能预其局面,凡局面可拟者,即厌套也。”(见孔尚任《桃花扇·凡例》)这些有关戏剧的理念在他的《桃花扇》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所谓道具,是指戏剧、电影和其它演出中所需的舞台用具。在戏剧文学中,典型道具特别能点明主题,有推动剧情向前发展的作用,亦有对情节的发展、场面的展开乃至人物的塑造的美化作用,有的道具在剧作中还是一个寓意深刻的象征物。在全剧中,孔尚任特意渲染了侯、李的定情之物——桃花扇。一把象征爱情离合的“桃花扇”是贯穿全剧的主线,同时又是象征了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南明王朝的覆亡。孔尚任在《凡例》中说道:“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珠,观众当作巨眼。”可见扇的妙用,作者已刻意赋予其特殊意义。
“桃花扇”作为典型道具的出现,首先作为情物。男女主人公初次见面时,侯方域将一把宫扇作为定情之物送给李香君,从此无名的扇子变成男女之情的信物。随着剧情的发展,道具“桃花扇”又作为一种武器。这时,扇不仅仅是指侯、李的爱情,更是指南明政权。“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这里染上了悲壮的色彩。因而,桃花扇作为李香君不肯屈辱于权奸的一种武器,也是一个女人为爱情挣扎的过程,意味着南明走向灭亡的必经之路。最后,道具“桃花扇”又作被撕毁形态,意示着南明的最终覆灭,是由于朝廷的腐败、内部的勾心斗角造成的。通过一系列的“赠扇”、 “溅扇”、 “寄扇”、 “撕扇”等情节,把多个人物与一系列矛盾冲突串联起来,使一把宫扇成为“离合”、 “兴亡”的见证,从而把“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烘托了全剧的主题思想,表现了作者的亡国之痛,也隐寓流露出作者理想的破灭。于是,“南明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见于孔尚任《桃花扇·本末》)
该剧将爱情主题与反权奸主题均收之“桃花扇”底,将二者的尖锐对立直推观者面前,从而表现出凄美的诗意,并以此作为剧本的题名,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充分体现了孔尚任独特的艺术匠心。
在戏剧文学里,中介人物对于人物关系起着串联与互补作用。而中介人物,往往都是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能充分深刻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某些本质和规律的人物形象。对于人物关系而言,中介人物能起到牵制和推进人物性格的发展,又能影响并推动人物环境的变化,直接推动剧情的发展。《桃花扇》的另一特色在于利用中介人物杨龙友等人作为联结正邪双方的纽带,在剧情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穿插作用。
杨龙友,他能诗能画,风流倜傥,游离于复社文人和阉党权奸之间,它既是马士英的亲戚,又是阮大铖的盟友、侯方域的朋友、李香君之母李贞丽的相好。他促成了侯、李的结合,又想利用李香君为阮大铖拉拢复社文人。当闻左良玉欲移师南京,满朝官员一筹莫展时,他出面求侯方域写信退兵;当李香君大骂马士英而遭毒打时,他又巧加维护;当阮大铖诬陷侯方域私通左良玉而欲逮捕时,他又暗中促成侯方域的逃跑。孔尚任写出了这个中介人物的多面性。可见,性格决定着情节,情节的发展又推动人物性格的发展,使剧情具有生动性和丰富性,能比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的风貌与本质,也正是通过这些复杂的人物关系构成不同的人物矛盾冲突,营造出一个又一个戏剧性,从中揭示不同人物的思想与性格。
通过中介人物的串联与互补,巧妙地安排人物关系的变化,恰当地组织人物的矛盾冲突,有规律地影响并推动剧情的发展,从而成功塑造出人物形象。这又是《桃花扇》结构的一个重要特色。
《桃花扇》描写、概括如此广阔的、复杂的历史生活画面,如果没有精巧的艺术结构是很难成功的。其意义最突出的,就是达到了政治与戏剧的完美统一。
首先,以政治斗争推动爱情发展,又借爱情纠葛来表现政治斗争风雨。侯、李爱情上的悲欢离合的结构主线,始终和国家兴衰存亡结合在一起。侯、李两人的合,由杨龙友、阮大铖等人促成的;离,也是由阮大铖诬陷侯方域而产生的。侯、李两人最后的合也非以往戏剧中的大团圆,而是在南明王朝灭亡之际,男女主人公在逃往路上偶然相遇;其最后的离,也因国家的灭亡而分离。可见,政治与爱情紧密结合。其次,在爱情离合的结构的主线下,虚写与实写,明写与暗写,详写与略写相结合,巧妙地组织剧情,集中地反映主要情节冲突,有重点,有深度。在剧中,实写李香君,虚写侯方域,反之亦然。李自成攻占南京,清兵南下,都作暗写,而权奸、复社文人之争等都作明写;描写李香君、候方域、马士英、史可法、苏昆生等用明写,主要情节和人物十分突出,使观众、读者觉得丰富又集中。
人物形象是叙事性文学作品的主体,也是戏剧作品主题思想的主要体现者,塑造人物形象是作品创作的中心任务,因而结构对人物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采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从社会环境和人物关系出发,去把握人物的思想性格。
正是由于以爱情的悲欢离合为焦点,所以在侯、李的爱情关系上,以严肃的写实笔调,通过典型丰富的细节描写,揭示这些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社会意义。首先,从性格方面来看,突出了李香君正直,刚强的性格;其次,从立场观点来看,反衬了李香君明大义,识大体的高尚气节;再次,从社会角度来看,折射了作者浓厚的爱国情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及南明的社会形态。可见,通过人物性格、语言方式、立场观点、社会角度等体现人物形象的深刻性,因此他们的爱情也因国家的灭亡而死亡。所以,戏剧所展现的并不只是爱情,而是南明灭亡的全过程,作者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分析塑造来体现结构的重要性。故而,结构对人物塑造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意旨突出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通过人物性格思想的变化,反映南明历史的社会面貌。
戏剧作品的主题,是作品所描绘的全部生活现象,既是作品的整个形象体系所表现出来的中心思想,又称主题思想。主题是戏剧作品内容的核心,是一部戏剧的灵魂和统帅,也是一个作为作品中心的对体裁的思想认识。所以,结构对一部戏剧的主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戏剧作品的结构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样式,都必须服从主题的需要。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谈到戏剧结构时就曾强调要“立主脑”,而且说,主脑是什么呢?“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这表明作品的结构应服从主题的需要。因此,作者在创作时,对作品内容的安排,什么在前,什么在后,何者为主,何者为辅,材料怎样剪裁,章节怎样联结,首尾如何呼应等等,都应服从主题的需要而精心构思,周密布局。
《桃花扇》所反映的是一部亡明史,同时也是一部民族悲剧,只不过是借侯、李的恋爱故事来哀悼南明覆亡的历史,抒发兴亡之感。其意义是明确的,希望大家知道南明王朝覆灭的前因后果,借此惩创人心,突出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达到了政治意图。作者曾这样自述道:“《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又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就矣。”(见孔尚任《桃花扇·本末》)短短几句话,就已表达了作者那种不胜感慨的神情。显然,这种感慨不是因侯方域、李香君的恋爱波折而发,而是为国家民族的不幸而生。体现了全剧的创作宗旨:“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从以上可以看出,结构对主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性意义,以民族气节来警惕人心,激励后代,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感。
作为古典戏剧的压轴戏,《桃花扇》一剧对我国戏剧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与元代王实甫《西厢记》、明代汤显祖《牡丹亭》和清代洪升《长生殿》相比,它打破了中国传统戏剧惯常的大团圆的结局。过去《西厢记》的结局是张生和崔莺莺不顾一切阻力,勇于追求爱情婚姻自由,通过机智和勇敢终于走到一起。又如,《长生殿》的结局是杨贵妃虽然死了,但她与唐明皇的爱情致死不渝,精诚不散,终成连理。再如,《牡丹亭》的结局是杜丽娘经过生与死的较量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终于与梦中情人结合在一起。因此,他们的结局都是由于男女主人公通过千辛万苦,不屈不挠的斗争和执着的追求结合在一起,以大团圆的结局收场, 符合了以往戏剧惯常手法,平复和满足当时观众心理。反映了人民的美好善良的愿望,希望某些理想得到实现,同时又宣扬善恶因果报应的轮回思想,体现了人民的乐观主义精神,也表现了人民在精神上急于摆脱黑暗现实的浪漫理想。
《桃花扇》整部戏剧结构的结局就不是大团圆之作,而是在张道士的训斥之下侯、李恍然大悟,最后双双入道。因此打破了以往戏剧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情爱观念,因为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制约,他们爱情的意义在于抵制奸党,坚持民族气节,当奸党和国家名存实亡时他们的爱情也名存实亡了,有力地刻画了历史的必然性破败,折射了人生的意义:人在命运面前的被动与无奈,也是不能逃避的。《桃花扇》的悲剧性的结局,有力地打破了古代戏剧习见的大团圆程式,显示出更大的现实主义的魅力,给读者或观众留下了更大的思考余地。
中国古代爱情戏往往表达了封建社会中人们对禁欲主义的反抗以及对婚姻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例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都集中反映了对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控诉,强烈表达了对婚姻自由的无限向往。又如,清代洪升的《长生殿》主要是借兴亡之感来突出杨、李爱情,从而表达自己的爱情理想,具有浪漫主义思想。可见,当时的爱情戏剧都是以“情”为主的,具有缠绵婉转的爱情主题。
《桃花扇》不仅仅限于“爱情”之内,更添加了“政治”内容,使结构呈现出政治与爱情复合的样貌,使剧本从狭窄的情爱主题中跃出,具有了更大的容量和表现张力。因为作者将爱情描写与政治斗争描写巧妙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中国爱情戏剧的新发展。一方面,作者把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与南明兴亡的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表现了复杂的社会生活。男女主人公的分分合合,无一不与南明兴亡相联系,突出其“政治”意义。另一方面,作者对于其两人的爱情作了单独描写,是为了突出“兴亡之感”,也就是突出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从《桃花扇》的结构设计,已大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爱情戏的一种新的发展。
中国古代历史剧往往强调历史的真实性,认为过于虚幻则超出了历史的事实,脱离了现实生活,缺乏考证性,不符合戏剧要求。所以在此以往的历史剧结构,其实是完全按历史事实的发展逻辑顺序去编排设计的。例如,由于《长生殿》是通过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来串联兴亡历史,不算历史剧,《牡丹亭》亦是如此。而《桃花扇》作为中国古代的优秀历史剧,是因为其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结合,这是古代历史剧的一个新的突破。在我国元明清三代的戏剧中,以历史为题材的比例最大。但真正优秀的历史剧并不多,而《桃花扇》则是例外。孔尚任总结了前人的创作经验,突破了我国历史剧的发展。其一,书中所述事件大都经过作者考据,所出现的人物也是历史上曾有过的真人真事。如:阮大铖、吴文箕等人,均是历史上曾有过的真人。其二,剧中的内容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与虚构,创造出的是能反映社会生活规律与本质的“艺术真实”,而这种艺术真实使剧作所反映的现实更具真实有力。如:李香君的溅扇、骂筵均是虚构,入道同样也是虚构。在历史上,侯方域是位阔少爷,而剧中却是经济拮据的落魄公子。明亡之后,历史上的两人不再相会,而剧中两人不但相会,而且入道,等等。正如作者在《桃花扇·凡例》里所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虚假。至于儿女之情,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他想说明戏剧必须要有“根据”,又允许虚构,还可以深入到塑造人物形象时的集中与概括,使其具有戏剧艺术的美感。而《桃花扇》正是突破了中国古代历史剧的模式上的创新,把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结合起来,利用“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的结构框架,把明朝亡史书写了一笔。 综上所述,孔尚任的《桃花扇》把爱情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李香君与侯方域的爱情负载了国家、民族的重任,最终指向政治伦理。作者借侯、李的爱情来反映南明覆灭的历史,尤其在剧情发展、人物塑造和主题思想中突出了戏剧结构的宏伟精巧,这是作者对明清传奇结构的独特见解。而且与其他戏剧相比,更突出了作者对审美意识的高度评价。
㈦ 简析《长生殿》和《桃花扇》思想内容的特点
长生殿是清初剧作家洪升(1645-1704年)所作的剧本,取材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和元代剧作家白朴的剧作《梧桐雨》,讲的是唐玄宗和贵妃杨玉环之间的爱情故事,但他在原来题材上发挥,演绎出两个重要的主题,一是极大地增加了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内容;二是改造和充实了爱情故事。
清代初期,有许多人在作品中影射和探索明代灭亡的教训,孔尚任的《桃花扇》就是这样的作品,《长生殿》也同样,重点描写了唐朝天宝年间皇帝昏庸、政治腐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导致王朝几乎覆灭;剧本虽然谴责了唐玄宗的穷奢极侈,但同时又表现了对唐玄宗和杨玉环之间的爱情的同情,间接表达了对唐朝统治的同情,还寄托了对美好爱情的理想。
这部剧本以宫廷生活为主线,穿插社会政治的演变,情节跌宕起伏,有几个高潮。并让苏州音乐家徐麟帮助他严格地按照曲律填词,使整个音乐布局与曲辞密切配合,风格各异,与人物场景配合的恰如其分。杨玉环酒醉后用《南扑灯蛾》曲“宛然一幅醉杨妃图”;郭子仪唱用北曲雄浑激昂。所以此剧一经演出,立刻轰动,北京城中几乎家家会唱其中的唱段。其中片段被各种戏剧剧种改编,梅兰芳的京剧《贵妃醉酒》也是改编自《长生殿》。
洪升也是因为在孝懿皇后丧期内仍然观看《长生殿》,被革职回乡,酒醉落水而亡。
《长生殿》这是一幅明代缂丝作品,现收藏于江苏镇江博物馆。其题材取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描绘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七夕定情于华清宫长生殿的场面。按宫廷中深沉暗光的场景,其用色以绛红紫黑等暖色调为主,用捻金线勾勒渲染,更显出金碧辉煌的宫廷气氛。所用缂丝织法有齐缂、平缂、鳞缂等。尤其是以金线勾勒景物轮廓,取得了强烈的色彩效果。
《桃花扇》是清朝戏剧作家孔尚任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时,经十余年苦心创作的传奇剧。三易其稿写出的一部传奇剧本,历来受到读者的好评。近代戏剧家欧阳予倩对《桃花扇》情有独钟,曾分别在话剧、京剧、电影等领域涉猎过这一题材。剧情以明代才子侯方域来江南创“复社”邂逅秦淮歌妓李香君,两人陷入爱河并赠题诗扇为主线,揭露了魏忠贤的亲信阮大铖陷害侯方域,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的罪行,李香君不从而撞头欲自尽血溅诗扇,侯方域的朋友杨龙友利用血点在扇中画出一树桃花。南明灭亡后,李香君入山出家。扬州陷落后侯方域逃回寻找李香君,最后也出家学道。桃花扇一剧形象地刻画出明朝灭亡前统治阶层腐化堕落的状态,是中国传奇剧的典范。
鉴赏之一
桃花扇是侯方域、李香君定情之物。孔尚任以此记录着男女主人公的沉浮命运,又用它勾连出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一把纤巧的扇子,在孔尚任手中不仅串络着纷乱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并雄辩地展示出它们的破灭的必然性。在民族沦落、社稷倾圮的时代,作者把高尚的人格给予身为妓女的李香君,把一个孱弱的灵魂赋予了享有盛名的才子。而将最深沉的同情寄予在社会地位卑微的民间艺人身上。孔尚任借助他们的口,抒发了对末世既临的无可奈何、无可挽回的叹息。
苏昆生的悲歌,不仅是对回光返照的南明王朝的凭吊,不仅是对三百年大明江山一旦覆亡的伤感,也不仅是对瞬息万变的历史兴亡的慨叹,在这些凭吊、伤感、慨叹的深处,涵蕴着对封建社会“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历史趋势的预感,唱出了封建末世的时代哀音!……在这种时代哀音中,流溢着封建末世文人心中破败感、失落感、忧患感交织躁动的感伤情怀。
鉴赏之二
《桃花扇》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历史剧。剧作的主题正如孔尚任自己所说的,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作品通过侯方域与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反映了明末动荡的社会现实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从而揭示了南明覆灭的根本原因。作者从沉痛的故国哀思出发,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丑恶的本质,严厉地遣责了他们祸国殃民的罪行;同时,以激昂的爱国热情歌颂了民族英雄和热爱祖国的下层人民。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创作意图:
《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也?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它说明,《桃花扇》是以侯朝宗和李香君坚贞不屈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并把他们爱情生活上的波折与国家兴亡的命运结合起来,实际上是以生花之妙笔,写亡国之痛剧,抒发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
作品展现了明末广阔的社会图景:朝政黑暗,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尖锐,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明朝垮台,清兵入关,马士英、阮大铖等勾结四镇拥立福王,建立了南明王朝。但福王不思收复失地,反而贪恋声色。马士英、阮大铖以迎立有功,操纵朝政,狼狈为奸,卑鄙地宣称:“幸遇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排挤忠良。一些武将“没有阵上逞威风,早已窝里相争斗”,整个王朝君是昏君,臣是佞臣。剧作以具体的艺术形象揭露了南明统治集团的荒淫无耻和日益走向腐朽的丑恶本质。
与此相反,作者以无限崇敬与沉痛的心情,塑造了史可法这个不朽的形象。他在被马士英、阮大铖排挤,四镇将领不听调动万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敌,死守孤城,最后怀着满腔悲愤以身殉国。
《桃花扇》的伟大成就,还表现在热情地歌颂了下层人民的忠心坚贞和爱国主义精神,塑造了为封建统治阶级所鄙视的歌妓、艺人的优美形象。
李香君,这个温柔、美丽、多才多艺的少女,她虽是秦淮歌妓,但与之交往的多是复社领袖,受到了进步思想影响。她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和爱憎分明的感情,秉性正直、善良、刚强,不贪富贵,不畏强权,深明大义,嫉恶如仇。当她知道阮大铖送来妆奁时,义正词严地责备侯朝宗:
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处也?
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
在这之前,李香君还只是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这之后,她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跟侯朝宗、跟复社文人联系在一起,因而成为阮大铖迫害的对象。她与迫害自己的黑暗势力展开不妥协的斗争。她坚决拒绝嫁田仰,公开声称:“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坚定的生活理想,志同道合的爱情,给她以“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的勇气和力量。李香君的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放射出特殊光辉的妇女形象。
柳敬亭,这个白髯飘飘、神采奕奕的民间老艺人的形象,也塑造得相当成功。他技艺超群,但更可贵的是他有着强烈的正义感,痛恨权奸邪恶,深明大义。当他知道阮大铖是阉党后,便马上拂衣离开舒适的阮家,宁愿“闲坐街坊吃冷茶”,并以说书为武器,宣扬公道,打击邪恶。他对祖国的感情极其深沉。当大敌压境,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而左良玉要领兵东下南京时,他不怕吃百般苦地跋涉千里万里,去阻止左良玉的轻举妄动。明亡后,他泛舟江湖,做归隐的渔翁,而不甘心做顺民,并经常与朋友在一起,痛悼祖国之衰亡,倾吐怀念祖国的深情。这些品质都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作家通过柳敬亭的形象,热情地讴歌了下层人民优秀的品质,赞颂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展示了他们的美好灵魂。
㈧ 《桃花扇》的主题是什么
桃花扇》的思想内容 《桃花扇》的内容是借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弘光王朝覆亡的历史。侯方域题诗宫扇赠李香君,二人相恋。马士英、阮大铖欲与侯方域结交,通过画家杨文
㈨ 红楼梦前五章的主题思想,并且有人物性格剖析
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什么?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二百年来人们见仁见智,各种说法漫天飞,搜罗起来不下有数十种之多,新说法又不断涌现,彼此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其实,《红楼梦》的主题思想脂砚斋已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了,我们何必再去作毫无意义的争论呢?
对于《红楼梦》的主题思想,脂砚斋是怎样告诉我们的呢?
书中第七回秦钟初次露面,脂砚斋对他加了如下一条批语:
古诗云:“未嫁先名玉,来时本姓秦,便是此书大纲目、大比托、大讽刺处。”
批语中的“此书”当然指《红楼梦》;“此书大纲目”当然指《红楼梦》的纲领或要点,也就是《红楼梦》的主题了。由此可知《红楼梦》的主题是写一位姓秦名玉的姑娘出阁嫁了人家。这当然是隐喻之词,所以脂砚斋随后说:《红楼梦》的主题可以用秦玉姑娘嫁人来作最恰当的比喻(即批语中的“大比托” )。脂砚斋还告诉我们:秦玉姑娘嫁人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即批语所说的“大讽刺” )。我们只要把“秦玉姑娘嫁人”这件事搞清楚,《红楼梦》的主题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应怎样解释“秦玉姑娘嫁人”这件事呢?
笔者认为,解释这件事并不困难,因为“秦”可指华夏或指汉人,在一般工具书里都可查到;而“玉”呢?我们知道传国玉玺是华夏政权的象征,它就是现今我们所说的国家的印把子。所以“秦玉”二字就是指华夏政权,也就是指华夏这个国家。
在封建社会,姑娘出阁嫁了人家,就要改从夫家的姓,成为夫家的人,服从夫家的家规。其行动受管束,人格被降低,劳力受剥削,于是形同奴隶。曹雪芹生活于明亡于清的时代,也就是华夏亡国的时代, 汉人由姓明改为姓清,汉人被强制剃发易服,成为低头满人之下的被征服者。满人不事劳动,却过着优越的生活,完全由汉族劳动人民来供养。至于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掠夺与剥削,史书有载,不消多说,这种情况,用封建社会姑娘出嫁至夫家的遭遇,比喻汉人亡国后的情况不是很恰当的么? 由于人口近亿,并且实力强大的明朝,却亡于一个人口不足百万、实力弱小的小国,这就是“大讽刺”了。
综上所述可知,脂批所说的“秦玉姑娘嫁人”是隐指明亡于清,也就是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古国的灭亡,这就是《红楼梦》的“大纲目”。除以上解释外,我们还能有其它的解释吗?
《红楼梦》的主题既然是写明亡,那么反清与悼明之亡必然是这部书的主要内容。
曹雪芹虽然是汉人,但却是入了旗的,他怎能反清?
我们知道曹雪芹的入旗是因其先人的居地被清朝占领,其先人被俘,成为满人的奴隶,这样才入了旗,并且世代为奴。曹雪芹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光荣华夏民族意识的人,加之他的高傲性格,他哪能甘心做异族的家奴!因此他具有反清思想是必然的。也有人说:当曹雪芹那个时代,清朝统治中国已历百年,入了旗的汉人都已“满化”,不会有反清思想了。这一说法值得研究,我们用现实例子加以质疑:当前外籍华人已分布于全世界,有许多家族在国外生活已历数个世代,远超过百年,他们都应当“洋化”了。然而他们中很多人却坚守本民族传统,热爱祖国,不少人每年不远万里回国祭祖、祭扫皇帝陵墓、祭奠孔子等。这应如何解释?过去英国统治印度已超过百年,为什么还会出现一个反英的甘地?而且追随甘地的印度人何止千千万万!像印度这样的例子,当今世界上还有很多。那么清朝统治入旗的汉人一百年,就不会出现一个反清的曹雪芹!雪芹之后的嘉庆朝,入旗的汉人官员曹纶参加汉人创立的天理教,共谋在京发动反清政变,事泄被处死。这是清朝统治中国超过百年后,入旗汉人反清的一个显著例子。类似例子还有很多。怎能说入了旗的汉人经过清朝统治一百年就不会反清了。
当然,时至今日满汉两族已融合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各民族都是国家的主人,已不存在谁统治奴役谁,和谁反抗谁的问题,这和曹雪芹那个时代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是毋庸多说的。
《红楼梦》主题既然是写反清与悼明之亡,可是这部书的内容不就是贾宝玉在大观园内与林黛玉、薛宝钗等少女们写诗、作赋、填词、造谜语么?再不然就是打打闹闹、啼啼笑笑,哪里有什么反清悼明的影子?但我们应充分理解曹雪芹所处的那个文字狱恐怖时代,如果《红楼梦》被发现有反清悼明内容,那么粉身碎骨的将不仅曹雪芹一身一家,而且还会祸连九族,所以曹雪芹必须将此书义旨深而又深的隐藏起来,因此要想找出《红楼梦》这种犯大禁的内容,也是不容易的。百年来,根据这部小说文本的特殊性、根据它对触忌清朝的隐微表露、根据一些脂批的指引,认定《红楼梦》是反清悼明政治小说的索隐派,虽然前仆后继地去探寻这部书背后的这一隐秘,但始终未能获得公认的突破。
当然,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不是要人们绝对看不出这部书的义旨的,否则就失去他写作这部书的根本用意了。为了使人们破解这部书的犯禁义旨,他在书中留有突破口,我们只要从突破口切入,就会得到全面突破。
破解《红楼梦》义旨的突破口有两个,一为《姽婳词》,是有关反清的;一为薛宝琴的十首怀古诗谜,是有关悼明之亡的。我们先研究第二个突破口。
《红楼梦》与 《桃花扇》有着密切关系。我们知道《桃花扇》是以侯方域与李香君二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从侧面反映出南明之亡的前因后果 ,从而告诉人们:明代三百年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这一问题,所以《桃花扇》与悼明之亡有关,因而《红楼梦》也就与悼明之亡有关了。《红楼梦》与《桃花扇》有关,是借助第五十一回薛宝琴的十首怀古诗谜透露出来的,因为这十首诗谜中的八首是用隐笔采取《桃花扇》的某些内容编制成的。今说明如下:
我们首先研究其中第八首《马嵬怀古》
寂寞脂痕渍汗光,温柔一旦付东洋。
只因遗得风流迹,此日衣裳尚有香。
这首怀古诗谜是根据《桃花扇》有关史可法的一些剧情编制的。据《桃花扇》第三十八出《沉江》的叙述,史可法于清军攻破扬州后,他缒城而出,急奔南京去保驾。但渡过长江后,遇到柳敬亭、老赞礼、侯方域三人,从他们口中得知皇帝(福王)已出逃,绝望之余,史可法脱掉靴、帽、袍服,跳入长江自杀。柳敬亭等人见史可法脱下来的衣裳里面满是印着史可法官衔的朱印,即“钦命总督江北等处兵马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衣裳由老赞礼保存起来,欲将其埋葬于扬州梅花蛉史可法点兵之处。在续四十出《余韵》中,柳敬亭问老赞礼史可法的衣冠后来怎样处理的。老赞礼答曰:
后来约了许多忠义之士,齐集梅花岭,招魂埋葬,倒也算千秋盛事,但不曾立得碑碣。
根据以上叙述我们对照《马嵬怀古》
第一句:“寂寞脂痕渍汗光”
由于史可法衣裳里面满是朱印痕迹。过去印油(俗称印色或印泥)都是用银朱与油脂调和而成,印字及其周围有明显油脂痕迹,因此“寂寞脂痕”是代指史可法自杀前脱下来的、永不再穿的、带有朱印油脂痕迹的衣裳。“渍汗光”是说衣服被汗水湿透。这一句总的是说:史可法由扬州奔走而来,他脱下来的衣裳已被汗水湿透了。
第二句中的“温柔”,是代指人的躯体,因为活着的人的躯体都是温暖的柔软的。“付东洋”也就是常说的付诸东流,此处可作毁灭讲。这一句是说史可法跳入长江自杀,毁灭了自己。由于长江流入东海,史可法的遗体要流入东海的,所以“付东洋”是很巧妙的双关说法。
第三、第四句是说史可法留在扬州梅花岭的衣冠冢,供后人瞻仰、纪念,流芳千古。
在《红楼梦》里,有关史可法的事还有许多,今举两例:
第三十回有“龄官划蔷”一事。书中说“蔷”字为十八笔,但“蔷”字正写正该为十七笔,多少年来引起人们的探讨、质疑,始终未能得到澄清。其实龄官在地上所划的字不是“蔷”,而是“史可法”三的字!这三个字不多不少恰为十八笔。作者借许多事暗示“划蔷”一事与史可法有关。例如:史可法沉江而死(《桃花扇》第三十八出),是在五月,而龄官划“史可法”是在端阳节前一日,也是五月。端阳节为爱国者屈原投水自杀的日子,这与史可法的情况相似,可见作者在此处是用屈原投水自杀点出史可法的沉江自杀来;龄官被大雨淋湿而全然不觉,仍在地上划字不止,岂非在水中划字!原来这为暗示史可法之死于水,而龄官(其实是作者)在哀悼他;表面上龄官哭泣是为想念贾蔷,但贾蔷就在她身边,她的哭泣就毫无道理。这说明龄官之哭完全不是为了贾蔷,而是为了哀悼某一个人——当然就是史可法了。另外一点,宝玉在大雨中跑回怡红院,高声叫门,丫鬟们却听不出是他的声音,这可能吗?后来袭人为他开了门,他把袭人踢了一脚。其实这是曹雪芹踢读者,恨他们听不懂自己的话,不理解“划蔷”这篇文字的真义。第一百十七回邢大舅借说笑话骂贾蔷,应是针对“划蔷”一事而发的。这个笑话最后说道:“我打量是真墙,哪里知道是个‘假墙’”。作者借“墙”“蔷”谐音,指点出龄官划的“蔷”不是“蔷”字,应是别的字。
通过以上对“划蔷”隐义的论述,我们可约略窥出曹雪芹表达危险政治意蕴的方法。
由于“蔷”字可暗指史可法,所以贾蔷便与史可法有了联系,有时他可代指史可法!如此就可解开有关贾蔷一条长批之谜。
第十八回对贾蔷有一长批,是取自庾信的《哀江南赋序》。今节录其文如下: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乌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不免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
这一批语加于贾蔷身上可以说是荒谬的。现在我们知道贾蔷可以代表史可法,问题就解决了。史可法受命督师江北以抵御清兵,但其部下的军阀们飞扬跋扈,不受钤束,而且内讧不已,互相残杀,因而被清军各个击破予以屠戮。致使福王政权一年之内垮了台,南明很快被清消灭。批书人借贾蔷而说史可法以写出此批,那就非常对景了。
㈩ 康熙年间思想和艺术上戏剧的最高成就
康熙年间,随着清朝统治趋向稳定,明亡的阵痛归于平静,文人们开始更多地以一种空幻与伤感的情绪来看待明清之际的历史兴亡。这时在戏剧方面出现了洪升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这两部名作,前者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后者直接以南明政权的覆灭为背景,把美好爱情的丧失和政治的变乱相联系,取得感人的效果,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与上述社会情绪有关联。而两位作者也因他们的优秀创作,获得“南洪北孔”的称誉。
《长生殿》是一部以写“情”为主、兼寓政治教训与历史伤感的作品,但这和反清意识没有什么关系。《骂贼》一出,写乐工雷海青责骂安禄山和投降的官员,也主要表现正统的“忠义”思想,将此解释为对清人及降清官员的讽刺,实属穿凿。洪升的父亲、外祖父都是清初就出仕的,他本人也有意于仕途,不可能把清朝统治者斥之为“贼”。如果有所指,也只可能指李自成,这倒是符合当时一般文人的态度的。
《长生殿》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实不及《桃花扇》。这可能有写作难度上的问题。剧中的唐明皇,既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又是一个传说人物,分寸不易把握。为了突出“情”的主题,作者写他在马嵬坡兵变中“宁可国破家亡”,宁可弃舍“九重之尊,四海之富”(《埋玉》),也不愿弃舍杨贵妃,这和“皇帝”的身份难以相符。在其他各出中,唐明皇的性格也大抵集中在痴于“情”这一点上,显得比较简单。杨贵妃的形象,在前半部分写她恃宠骄纵,为独占唐明皇的欢心而机变百出,又因害怕失宠而忧心忡忡,性格较为丰富,也切近一个宠妃的身份。其他人物,如作为忠臣义士的郭子仪、雷海青等,都显得简单化。
《长生殿》艺术上的长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在结构方面,全剧长达五十出,场面壮丽,情节曲折,而组织相当严密。李、杨爱情是戏的主线,这条主线又以一组道具——一对金钗、一只钿盒贯穿始终,随情节变化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属于交代性的第一出《传概》不算,剧本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他们二人以金钗钿盒为定情信物,而后经过一番波折,至七夕长生殿盟誓,形成一个高潮;紧接着安史乱起,马嵬坡兵变,杨贵妃惨死,李、杨的爱情转化为悲剧,而作为信物的金钗钿盒成为随葬品;其后再描写他们“那论生和死”(《传概》)的深情,已成蓬莱仙子的杨贵妃拆金钗一股、钿盒一扇托道士转交唐明皇,又坚前盟;最终二人在天宫团圆,金钗再成双、钿盒又重合。对“钗盒情缘”的刻意描写,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同时,剧中又巧妙地把宫廷内外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情景与李、杨爱情的线索组合成一体,写了安禄山、杨国忠、高力士、李龟年、雷海青等各式人物乃至村妇小民的活动,使剧情显得很丰富,又层次分明地展开。除了后半部分稍略拖沓而外,全剧显示了作者杰出的构造能力。
其二,《长生殿》的曲词优美,尤为人们称道。从文字上说,它具有清丽流畅、刻画细致、抒情色彩浓郁的特点。前面说剧中唐明皇的形象比较简单,但在写他痴于“情”这一点上,还是很深入的。如《闻铃》一出,继承《长恨歌》、《梧桐雨》的笔法,借风声雨声,衬托唐明皇心中的缠绵悱恻之情:
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迸。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茔。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负了卿,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语娉婷,相将早晚伴幽冥。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阁道崚嶒,似我回肠恨怎平!(《武陵花前腔》)
这可以说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而随着人物身份的不同,《长生殿》曲辞的风格也多有变化,如前面抄录李龟年流落江南时所唱的一支曲子,别有一种苍凉的感觉;剧中有几支民间百姓的唱词,则大多偏向于通俗风趣。在音律上,不但洪升本人精于此,而且还得到曾作《九宫新谱》的专家徐麟的帮助,所以“句精字研,罔不谐叶”(吴仪一序),即使从书面诵读,也能感受到那富于音乐性的美感。由于《长生殿》具有很好的舞台效果,当时传演极盛:“爱文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以是传闻益远。畜家乐者,攒笔竞写,转相教习。优伶能是,升价什佰。”(同上)至今,《长生殿》的若干出还常常在昆剧舞台上演出。
《桃花扇》可谓中国古典戏剧的最后一部杰作,在许多方面均富有艺术创造性。
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女主角李香君给人的印象颇为深刻。明末秦淮名妓多与当代名士交往,且表现出对于政治的热情(参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这使她们多少能够摆脱由妓女身份带来的屈辱感。《桃花扇》把李香君放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来刻画,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特点,虽说不免夸张(如《骂筵》),但她的聪慧、勇毅的个性,还是显得颇有光彩。
《寄扇》一出,写香君坚不下楼,以示对侯方域的忠贞,苏昆生问她:“明日侯郎重到,你也不下楼么?”香君道:“那时锦片前程,尽俺受用,何处不许游耍,岂但下楼?”在对政治派别的选择和对情人的忠贞中,包含了对美满人生的憧憬,这样写人物,让人觉得比较可信而可亲。
中国古代戏剧写到政治斗争时,正反两面人物的品格常呈现为相反的极端,《桃花扇》虽不能完全摆脱陈套,但已有较明显的改进。如阮大铖本是著名戏曲家,剧中既写了他的阴险奸滑,也注意写他富于才情的一面;对复社文人,剧中也触及了他们风流轻脱的名士派头。尤为突出的,是在正反两面之间,作者还刻画了几个边缘性的人物,其中杨文骢写得最为成功。他能诗善画,风流自赏,八面玲珑,政治上没有原则,却颇有人情味;他依附马、阮而得势,但在侯、李遭到马、阮严重迫害时,又出力帮助他们。象征李香君高洁品格的扇上桃花,是他在香君洒下的血痕上点染而成,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笔。由于他的存在,剧情显得分外活跃灵动。
总之,在古典戏剧中,《桃花扇》较多地注意到人物类型的多样化和人物性格的多面性。
孔尚任非常重视戏剧结构。在《凡例》中,他提出剧情要有“起伏转折”,又要“独辟境界”,出人意料而不落陈套,还要做到“脉络联贯”,紧凑而不可“东拽西牵”。这些重要的戏剧理论观点,在《桃花扇》中得到较好的实现。全剧四十出,外加开场戏、过场戏、尾声四出,规模略近于《长生殿》,但剧情要比后者复杂得多。剧中以桃花扇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具串联侯、李悲欢离合的爱情线索,又以这一线索串联南明政权各派各系以及社会中各色人物的活动与矛盾斗争,纷繁错综、起伏转折而有条不紊、不枝不蔓。从戏剧的构造能力来说,《桃花扇》在古代戏剧中也是很突出的。
《桃花扇》的悲剧性的结局,有力地打破了古代戏剧习见的大团圆程式,给读者或观众留下了更大的思考余地。尽管作者未必是有意识的,但他确实触及了一个相当深刻的问题:
在强调个人对群体的依附性的历史状态下,某种群体价值的丧失便直接导致个人价值的丧失,这造成了人生的不自由和巨大痛苦。
《桃花扇》的曲辞偏于典雅,不及《长生殿》的优美生动,但也不乏精采之处。前面举例的两支曲子,就是深受人们赞赏的佳作。
在《桃花扇》写成之前,孔尚任还和顾彩合作写过一部《小忽雷》传奇。小忽雷是唐宫的乐器,孔尚任曾有收藏。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载,唐宫女郑中丞善弹小忽雷,因忤旨赐死,为宰相权德舆的旧吏梁厚本所救,遂结为夫妇。《小忽雷》即以此为蓝本,牵入文宗时代一些著名文人的活动以及文士与宦官的斗争,敷演成剧。其文辞优美,但总体成就远不如《桃花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