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园论文
❶ 关于和平公园植物小论文
植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并包含了如乔木、灌木、藤类、青草、蕨类及绿藻等熟悉的生物。植物世界是一个庞大、复杂生态系统，占据了生物圈面积的大部分。植物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存必须的氧气，还给人类提供了食物和能量，绿色植物大部份的能源是经由光合作用从太阳光中得到的。植物可分为孢子植物和种子植物，有动物没有的叶绿素和基质，能进行光合作用，植物有细胞核，能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有些特例不能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有些没有叶绿素，有别的光合作用元素，植物有细胞壁，没有神经系统，没有感觉。
植物距今二十五亿年前（元古代），地球史上最早出现的植物属于菌类和藻类，其后藻类一度非常繁盛。直到四亿三千八百万年前（志留纪），绿藻摆脱了水域环境的束缚，首次登陆大地，进化为蕨类植物，为大地首次添上绿装。三亿六千万年前（石炭纪），蕨类植物衰落，代之而起是石松类、楔叶类、真蕨类和种子蕨类，形成沼泽森林。古生代盛产的主要植物于二亿四千八百万年前（三叠纪）几乎全部灭绝，而裸子植物开始兴起，进化出花粉管，并完全摆脱对水的依赖，形成茂密的森林。在距今1亿4千万年前白垩纪开始的时候，更新、更进步的被子植物就已经从某种裸子植物当中分化出来。进入新生代以后，由于地球环境由中生代的全球均一性热带、亚热带气候逐渐变成在中、高纬度地区四季分明的多样化气候，蕨类植物因适应性的欠缺进一步衰落，裸子植物也因适应性的局限而开始走上了下坡路。这时，被子植物在遗传、发育的许多过程中以及茎叶等结构上的进步性、尤其是它们在花这个繁殖器官上所表现出的巨大进步性发挥了作用，使它们能够通过本身的遗传变异去适应那些变得严酷的环境条件，反而发展得更快，分化出更多类型，到现代已经有了80多个目、200多个科。正是被子植物的花开花落，才把四季分明的新生代地球装点得分外美丽。
❷ 求一篇科学论文
1·植物学方面
在19个世纪对我国植物作过比较多研究工作的是俄、英、法三国。俄国对我国植物的研究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主要在与其接壤的我国北方广大地区。他们在1804年就编出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植物志。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编写了《阿尔泰植物志》(Flora Altaica 1829-1834)。在我国的北京和内蒙的一些地方收集过植物标本的宾奇(A.Bunge)，则对北京及周围地区的植物作过一些研讨。当然,对我国植物研究得更多的沙俄植物学家是马克西姆维兹(C.Maximowicz)。他是上个世纪西方研究我国植物的数个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也是曾亲自到我国采集过生物标本的少数几个著名的植物学家之一。
马克西姆维兹是彼得堡植物园的首席植物学家，俄帝国科学院院士和植物博物馆主任。在我国的东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流域作了长期而广泛的植物学采集。此外，对那周边的日本和朝鲜的植物也作过很多的采集。对我国东北和朝鲜日本的植物颇为熟悉。不仅如此,许多俄国考察队和东正教使团人员采回的植物标本也是经他鉴定发表的。著名的如普热泽瓦尔斯基(N.M.Przewalski)、普塔宁(G.N.Potanin)、皮尔塞卿斯基 (P.J.Piasetski)等人在我国西北和西南广大地区采得的植物标本大多由他整理发表。由于他还颇有见地地与英、法等西欧大的植物学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标本交换关系，所以英、法等国的采集者在我国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收集的标本也有不少由他定名发表。
马克西姆维兹前后用近四十年的时间研究我国的植物,在此基础上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包括《阿穆尔 [4] 植物志初编》(Primitiae Florae Amurensis 1859)，书中共记述985种植物,包括57种苔藓。其中有新属4个,新种112个。书末还附有“北京植物索引”和“蒙古植物索引”。完成这项工作后，他曾试图全面记述东亚各国植物，后来意识到这非他力所能及，转而描述新种和订正原来记述过的属种。
从1866至1876年，他发表了20篇专文，按属别描述日本和我国东北的植物。尔后又于1876至1888年，同样按属排列发表了8个分册的《亚洲植物新种汇要》(Diagnoses Plantarnm Novarum Asiaticarum) [5] 。他曾研究普热泽瓦尔斯基数次率人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收集的大量植物标本，发现新种300多个，新属9个。1889年，他着手系统整理普热泽瓦尔斯基在我国采的植物，但只完成两个分册，分别为《唐古特 [6] 植物》(Flora Tangutica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具花托花和盘花植物 [7] ），及《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 [8] 部分地区植物名录》(Enumeratio Plantarum Hucusque in Mongolia nec non Adjacente Parte Turkestaniae Sinensis lectarum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唐古特植物》共描述植物203种，其中有30个种是首次描述。连同以前在科学院期刊发表过的，总计有两个新属60个新种。绝大部分植物附有插图。《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部分地区植物名录》第一分册记植物330种，其中记有蒺藜科的一个新属和22个新种。同年，他还出版《普塔宁和皮埃塞泽钦所采的中国植物》(Plantae Chinenses Potanianae et Piasezkianae 1889 )的第一分册（从毛茛科到马桑科）。
马克西姆维兹先后记述我国植物数千种,其中有新种数百个。还描述新属十多个。很明显，他对我国东北数省、内蒙、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山西等与俄国毗邻地区植物的区系作了广泛的研究工作。
与马克西姆维兹同时，还有不少俄国植物学家研究过我国植物。曾任彼得堡植物园园长的雷格尔(E.Regel)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植物学家，1835 年即出版过《俄国植物志》。他和贺德(Fr.v.Herder)分别研究了雷德(G.Radde)在我国东北采的植物，前者研究离瓣花双子叶植物（从毛茛科到石竹科），后者研究合瓣花植物、无花被植物和单子叶植物。并于1864—1892年以《雷德所采植物》(Plantae Raddeanae)的名称发表。
当然，在马克西姆维兹之后以研究我国植物著名的俄国人最早的要数柯马洛夫(V.L.Komarov),这位植物分类学家于19世纪末曾在我国东北和朝鲜采集,得标本6000余号。此后,他分别于1901—1902，1903—1904，1905—1907刊行了他编写的三册《满州植物志》(Flora Manchuriae)。他还研究了不少带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植物属种。另外，巴里宾(J.W.Palibin)等其他一些俄国植物学家也曾对我国的植物有过不少研究。
英国人对我国植物的研究与该国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有相同之处，即很注意做类似普查性质的工作。早期英国的著名植物学家如胡克 (W.J.Hooker),班克斯(J.Banks),林德赖(J.Lindley)乃至在华为领事官的汉斯(H.F.Hance)都曾对中国的植物作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见于有关的植物学期刊中。
胡克研究过许多我国的蕨类植物。后来，另一英国蕨类植物学家贝克尔(J.G.Baker)家也研究过大量的中国蕨类植物，他完成了胡克的《蕨类纲要》(Synopsis filicum)并添了许多新种。1873年，《蕨类纲要》出第二版时，贝克又把不少新种作为附录加上。此人对我国的百合科植物也有过研究。林德赖对我国的兰花作过不少研究。J·D·胡克(J.D.Hooker)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些地方考察过，发表过那里的一些杜鹃，有些还经他引进英国。他还与当时英属印度加尔格达植物园的主任桑姆生(T.Thomson)合著了《印度植物志》(Flora Indica)。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数位英国植物学家都很熟悉中国的园林花卉和经济植物。其原因很显而易见,就来自英国的四位最著名的植物采集者福群 (R.Fortune)和韩尔礼(A.Henry)、威尔逊(E.H.Wilson)和福雷斯特(G.Forrest)而言,他们分别是园林协会,东印度公司,英国把持的中国海关和一些著名花卉种苗公司的雇员，与商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的1861年，英国植物学家边沁（G.Bentham）即出版了《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ensis )。书中共记述香港植物1065种。在那以后的19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最著名的英国植物学家是丘园的赫姆斯莱(W.B.Hemsly)。众所周知，丘园是世界上研究植物学的中心，而赫姆斯莱与俄国的马克西姆维兹类似,也曾一生致力于中国植物的研究。是上个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初研究我国植物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
赫姆斯莱1860年就曾在丘园工作,最初是作为边沁的助手。后来曾因健康等原因离开丘园,但在1883年又重新回到丘园工作。1884年,英国皇家学会决定，从它的政府科学拨款中拿一笔钱编写已知中国植物的目录，他参加了这项工作。后来热心了解中国植物的美国商人福勃士(F.B.Forbes)也积极投身此项工作。于是，他们一起合作发表了《中国植物名录》(Indix Florae Sinensis 1886--1905)。这套著作的植物包括朝鲜、琉球所产,内容述及分布和同物异名的辨别等等。1896年，他研究了西藏的植物区系，发表“西藏植物 ”(The Flora of Tibet)，这项研究被我国植物学家视为这一地区的先驱工作。他还与他人合作撰写了“西藏或亚洲高原植物”(The flora of Tibet or high Asia 1902)等。当然这只是他比较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工作远不止于此，上个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初许多英国人采集的植物主要由他进行鉴定发表的。他发表有关中国植物的描述文章数以百计。
从1909年至1956年，在我国西南高地、缅甸和印度的阿萨姆及喜马拉雅山区作了长达近五十年地学和植物学考察和收集的瓦德,对该地区的植物分布及具体区域种类的多寡可谓见多识广。他一生写过不少关于我国西南地区植物学区系和植被方面的文章。包括《绿绒蒿的故乡》(Land of Blue Poppy)、“中国喜马拉雅的植物”(The Sino-Himalayan flora 1927)、“西藏的森林”(The forests of Tibet 1935)、“西藏的地理学和植物学概论”(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botany of Tibet, being 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the country 1935)等等，对那里的植物区系特点，及地理环境对植物区系的影响等做了很有价值的探讨，提出了“中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等有见地的概念 [9] 。
本世纪前期,支持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负责人鲍尔佛(B.Balfour),也是一位与我国植物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学者。他是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曾研究和定名了大量由福雷斯特自中国西南滇川等地引进的植物花卉和标本。其中包括首次引入爱丁堡植物园的大量报春和杜鹃花属植物。 1922年,鲍尔佛死后,继任该园园长和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的斯密思(W.W.Smith)继续与福雷斯特合作,也研究了大量后者在华采集的植物,有关成果大多发表在爱丁堡植物园的期刊中。他熟谐我国喜马拉雅山一带的植物，也是报春花和杜鹃花属植物的专家。由于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采集杜鹃花。他们合作的结果之一是使爱丁堡成为研究我国杜鹃花属植物的中心。
法国近代地理学发达较早，在17世纪中期，法国人就在北美的考察方面有出色的业绩；此外在18世纪中叶以前法国一直拥有北美加拿大等大片的殖民地。因此一些法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两地间生物的重要关系。如传教士杜德美和在我国海关任职的福威勒等。他们可能是最早注意东亚和北美生物区系间联系的人。鸦片战争后，法国人研究中国的植物以邻近法属殖民地越南、老挝等国的西南地区出色,这与他们的传教士在这一带的活动活跃密不可分。法国植物学家研究中国植物有较长的历史和出色的成就。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巴黎自然博物馆所属植物园栽种了大量由法国传教士送回的中国植物，该园的主要园丁卡约瑞(E.A.Carrière)，发表了一些中国植物的新种，还引种了不少由西蒙和谭微道送回的植物，并在有关刊物中发表了大量栽培于该苗圃的中国观赏植物。曾任这个植物园主任的迪赛森 (J.Decaisne)也曾描述和发表过大量来自日本和中国的植物新种。瑞士植物学家德堪多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时，在探讨中国栽培植物的时候曾经用了贝勒和他的研究成果。另外两个植物学家普兰琼(J.E.Planchon)和拜伦(H.Baillon)也研究过一些中国植物，其中一些为谭微道 (A.David)所采。
当然，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的法国学者以弗朗谢(A.Franchet)最为著名。他和同时的马克西姆维兹、赫姆斯莱等人一样，堪称是那个时期研究中国植物的最杰出人物。此人在研究我国的植物之前，曾对日本的植物作过不少研究。从1878年开始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1881年他还着手整理巴黎自然博物馆的植物标本并进行相关的描述。他还鼓励在华的传教士积极为该博物馆收集标本。著名的传教士谭微道,赖神甫(G.M.Delavay)、法盖斯(P.Farges)、苏里(J.A.Soulié)等采集的标本主要是由他研究定名的。在此基础上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共记载中国植物 5000余种,新种1000多个,新属约20个。其中相当部分是赖神甫采自云南的植物。
弗朗谢的主要著作有《谭微道植物志》(Plantae Davidianae)。此书分两卷,第一卷的副标题是“蒙古和华北及华中的植物”于1884年出版,记载北京河北和内蒙等地的植物1175种,计新种 84个。书后附标本图27张。第二卷的副标题是“藏东植物”于1888年出版,记载川西宝兴植物402种,其中163种为新种。书后附有17张标本图，包括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宝兴杜鹃(Rhododendron mupinense)、腺果杜鹃(Rh. David)和一张珙桐的彩图。谭微道所采的植物涵盖面很广，对于西方了认识中国的植物区系意义很大。
弗朗谢曾试图系统整理赖神甫从我国云南送回的20万号植物标本，但终究力不从心，不得不放弃这一念头，转而描述其中新种。但即使这个任务，他也未能完成。通过长期对我国西南植物的研究,弗朗谢认为我国西南的川西、藏东和滇北是杜鹃花科、百合、报春、梨、悬钩子、葡萄、忍冬和槭属植物分布的中心。 [10] 他的上述看法大体是正确的，也为后来英、美和德国的植物学家继续这一地区植物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和打下了基础。
弗朗谢之后,列维尔(H.Leveille)长期研究东亚植物,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二十余年中,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涉及我国的不少。20世纪上半叶长期研究亚洲植物的巴黎博物馆植物学家盖根湃(F.Gagnepain)，也研究过不少中国植物。
德国柏林植物园和博物馆负责人、柏林大学教授代尔斯(L.Diels)曾长期研究瑞典人柏固(C.A.Bock)和奥地利人洛色恩 (A.E.Rosthorn)在我国四川大巴山等地采集的中国植物,著有《中国中部植物》(Die Flora von Zentral-China 1901),记述了我国中部秦岭地区一带的植物数千种。他还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中国近代植物地理学的第一篇论文-----《东亚高山植物区系》(Die Hochalpine Flora Ost-Asiens 1904)。其后，他又鉴定描述过英国采集者福雷斯特在华的首批标本。1913年，他又发表“中国西部植物地理学调查”(Untosuchungen zur Pflanzegeographie von West-China)。对我国西部的植物地理进行了研究，并尝试进行分区。
基于当时的研究成果，代尔斯对我国的植物地理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尝试进行分区，同时指出我国植物区系的性质和成分。他认为中国中西部高山地区不但植物种类繁多，而且存在大量原始类型和由原始类型向进化类型过渡的中间类型，是大量植物种属的发祥地和分化中心。另外，这里的地质学证据也表明这里地层古老；同时，这里的动物分布情况也显示了这一点。因此，在系统发生学上很值得详细研究。后来，他在赫姆斯莱、沙坚德等人有关工作的基础上，对东亚的植物地理作了进一步的总结。他认为，东亚，尤其是中国内部，长富有北半球的普通植物。与北美植物的亲缘关系很近。有些属很发达，如黄精属、百合属、飞燕草属、淫羊霍属、小檗属、虎尔草属、杜鹃花属、报春花属、龙胆属、马仙蒿属及望江南属等等。他还指出，由于地层古老，且气候和地理条件优越，又未受地质变迁的大伤害，所以我国多有特产植物，如水青树属(Tetracentron )、杜仲属(Eucommia)和珙桐属(Davidia)等。这反应在他1929年出版的《植物地理学》等著作中。他还写有《秦岭及中国中部植物论文集》(Beiträge zur Flora des Tsing-Ling-shan und undere Zusatze zur Flora von Centrachina)。顺便提一下，20世纪30年代末，在洪堡大学学习的我国植物学家郝景盛，曾在代尔斯教授的指导下写了“青海植物地理研究”和“ 柳属植物志要”两篇论文。
此外，另一德国植物学家和树木学家柯恩(B.A.E.Koehne)也曾为威尔逊采集的一些植物新种定名，主要是花楸属（Soubus ）和山梅花属(Philadelphus)植物。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哈佛大学堪称是研究中国木本植物的中心。该校的植物学家沙坚德(C.S.Sargent)曾到日本等亚洲国家采集植物标本, 熟悉东亚的植物。对我国的木本植物（主要由威尔逊等人收集）尤其有研究。从1913年起,沙坚德教授主编了《威尔逊植物志》(Plantae Wilsonianae),计三册,于1917年全部出版。该书记载了1907,1908,1910间,阿诺德树木园通过威尔逊等收集得的中国中西部木本植物。在该书第一卷，描述了威尔逊采集植物种类的一半左右，其中包含两个新属，225个新种，162个树木新变种。全书总共描述植物3356个种和变种,是当时研究中国木本植物最广博的参考著作。至今犹为研究我国木本植物及湖北、四川植被的重要参考书。
沙坚德还根据自己长期对北美和东亚植物的研究,发表了两篇颇富创建性关于东亚和北美植物区系的论文。其一为“东亚和北美东部木本植物比较”(A Comparison of Eastern Asiatic and Eastern North American Woody Plants,1913),另一为“中国和美国木本植物种的比较”(A Comparison of Woody Species of China and America 1920)。在前一篇论文中,他就东亚北纬22.3度以北地区与美国得克萨斯格兰河以北地区的木本植物进行了比较。他逐科地指明两地的有无及属种的多寡和特有属种。在植物区系学上有重要意义。
1898年从德国赴美的瑞德(A.Rehder)也是对我国植物，尤其耐寒木本植物作过很多研究的树木学家。他长期在阿诺德树木园工作，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树木学教授。研究、描述过威尔逊和洛克(J.Rock)和其他一些人收集的许多植物。并发表了不少文章。他出版过一些重要的树木学著作，包括《北半球寒温带地区栽培的耐寒树木索引》(Bibliography of Cultivated Trees and Shrubs Hardy in the Cooler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1949) [11] 。另一位曾与韩马迪在我国云南和四川收集大量植物标本的德国植物学家施耐德(C.K.Schneider)，后来也去了阿诺德树物园，在那里作了四年的研究，分类描述了大量威尔逊在我国西部采集的植物。他后来成为以我国为分布中心的小檗属(Berberis)和丁香属(Syringa)的专家。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植物学家梅里尔(E.D.Merrill1876—1956)是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梅里尔博士1902年以植物学家的身份到美属菲律宾马尼拉服务，先在农林部，后来在国家实验局任职，最后任科学局局长。1924年回到美国，先后任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兼农业实验场场长，纽约植物园园长，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兼阿诺德树木园园长和哈佛大学植物标本总监 [12] 。1920年他到浙江、安徽采集过标本。他很熟悉东亚植物。20世纪上半叶，我国不少学者采集的标本是由他鉴定命名的。象我国前辈植物学家钟观光先生采着的一马鞭草科新属种，就是经他鉴定命名为钟木(Tsoongia axillariflora)的。这属后来即成为纪念钟观光的钟木属。他鉴定我国学者送去的植物标本通常比较快速准确,为我国植物学家称道。他发表过不少关于我国华南、广东、海南岛植物的文章。1920年他路经南京时，与我国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相识，后来建立了终身的友谊。他们合作研究广东和海南植物，先后一起发表了“广东植物志资料”，“海南植物志资料补充”等许多研究文章。在纽约植物园工作期间，他曾指导我国植物学家裴鉴做博士论文。梅里尔先后研究东亚植物数十年。他和沃克(E.H.Walker)合作编写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1938)及由沃克作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补编I》(Supplement I, 1960),收集东亚的植物文献相当充分,至今仍是研究我国和东亚植物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在华西南的云南、四川和西藏等地进行过重要植物学考察，并采集过大量植物标本的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H.Handel-Mazzetti)，是本世纪上半叶研究我国植物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从中国回到奥地利维也纳后,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并因对分布中心在我国西南的报春花属和珍珠菜属植物有精深的研究，而被当时的学术界目为专家。他还约请了其他一些植物学家研究他收集的植物标本。在此基础上，又查阅了当时西方各大植物研究机构收藏的中国植物标本。编写了《中国植物志要》(Symbolae Sinicae)，1937年在维也纳全部出版。
韩马迪的著作共分7卷，分别为藻类、真菌、地衣、藓类、苔类、蕨类和种子植物。书中的内容非常丰富,对许多分类群都有颇深入而有见地的探讨，是当时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的一部带有总结性重要著作。他也因此植物学界誉为中国叙述植物学的权威。这部著作至今对于我国植物学者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他还发表过《中国植物地理结构及其亲缘》(The Phyto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Affinities of China)等有关我国植物地理学的文献。并曾根据他在我国西南等地的调查资料，进行了全中国的地理分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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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花（2篇任选） 我家阳台上有一盆美丽的水仙花，我可喜欢它了！ 水仙花长得既漂亮又高雅．每次我放学回家总爱跑到阳台上看水仙花．水仙花的底部有无数条白色的须根，聚在一起，像一位白胡子老爷爷的胡须，雪白雪白的． 水仙花还长有一片片翠绿的大叶子，它为水仙花增添了几分美丽之处． 再来讲一讲水仙花的花茎吧．它就像大家经常吃的韭菜芯．这个花茎长得非常笔直．花茎上的花朵长得更美．它可是用六朵白色的小花瓣组成的．花瓣向外舒展开，只见花瓣中的黄色花芯．整个花朵就像是一个特致的小酒杯，金光闪闪．水仙花在微风中仿佛是一位花仙子，正在偏偏起舞，真是令人赏心悦目．呵，怪不得有”凌波仙子”的美称． 我爱我家那盆水仙花，它给我带来了欢趣，给我带来了快乐 2 小时候，我一直住在外婆家。那时，外婆家的院子里种了好多好多美丽的花儿。春天有迎春花、牡丹花；夏天有太阳花、蟹爪莲；秋天有菊花、一串红，夏天有腊梅花、水仙花。 其中我最喜欢水仙花，喜欢它的外表，更喜欢它的“内心”。它虽然没有牡丹花那样娇贵，没有太阳花那样红艳，没有菊花那样引人注意，也没有腊梅花那样清香醉人。可是水仙花亭亭玉立，水仙花玉洁冰清。还有一个更大的理由：“水仙花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水仙花素有“凌波仙子”的美称。的确它那动人的身姿使人一见倾心。 外婆家的那几盆水仙花可美了。 一月，水仙花开了！它那翡翠般的碧叶翠绿翠绿，绿得发光，绿得鲜亮，纵横交错的绿叶间，错落有致地开着几朵洁白无瑕的小花，花中嵌着一属黄金般的花蕊，散出阵阵淡淡的幽香，显得格外高雅。水仙花与泥土无缘，雨花石是它的“土壤”。我想：我要像它那样在思想上纯粹洁白，没有一点污泥。水仙花的根部像只大洋葱，根下长着白色的根须，它们像一条条长长的蚯蚓绕着一块块坚硬的雨花石，又显得十分倔强。 一阵风拂过，小花摇晃着脑袋，摆动着它柔美的身躯，似乎穿着水晶衣裳在水石上翩翩起舞，使人见了心旷神怡。 冬天，很多花儿都经不住严寒的摧残，受不了命运的考验——枯萎了。而水仙花却毫不畏惧，当室外寒风凛冽、冰天雪地的时候，它傲然挺立着，还是那么精神抖擞、生机盎然，仿佛在与寒风搏斗，如此坚忍不拔，使人越来越喜爱它了。 我爱水仙！爱它的美丽芬芳，爱它的高尚纯洁，更爱它的顽强不屈！ 我爱荷塘 你们喜欢什么?我喜欢夏天的荷塘. 初夏,荷叶从水里探出嫩黄色的小脑袋.到了盛夏,嫩绿的荷叶变成一个个碧绿的大盘子.盖漫了荷塘.荷花也不甘示弱,从淤泥中探出了粉红色的脑袋.荷花虽然是从淤泥中生长出来的,但花朵却是那样的纯洁,那样的可爱!真是出污泥而不染啊!有些荷花半卧在水中;有的半开着;有的荷花中露出了嫩黄色的小莲蓬.......荷花千姿百态,美丽极了,让人目不暇接! 清晨,每当从荷糖经过,荷花总是让风婆婆把清香带给人们.荷花上.荷叶上镶满了晶莹透亮的露珠,不时滴答一声,原来是露珠宝宝跳入水中的声音.鱼儿围着荷花跳起了 舞,荷花.荷叶.露珠宝宝都是鱼儿忠实的观众.露珠落入水中的滴答声则是观众给鱼儿的掌声.看到这般景色,真想和它们一起玩,一定也和我一样想和它们一起玩耍吧! 在炎炎夏日下,荷塘变得更加美丽.每个过路人经过荷塘都会随便的摘下几片荷叶戴在头上,挡住火辣辣的太阳.荷塘不仅仅是外表美,还有一种默默奉献的精神,这难道不算一种美吗? 这么可爱的荷塘难道不值得你我喜欢吗? 我爱你-----可爱的荷塘! 1·植物学方面 在19个世纪对我国植物作过比较多研究工作的是俄、英、法三国。俄国对我国植物的研究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主要在与其接壤的我国北方广大地区。他们在1804年就编出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植物志。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编写了《阿尔泰植物志》(Flora Altaica 1829-1834)。在我国的北京和内蒙的一些地方收集过植物标本的宾奇(A.Bunge)，则对北京及周围地区的植物作过一些研讨。当然,对我国植物研究得更多的沙俄植物学家是马克西姆维兹(C.Maximowicz)。他是上个世纪西方研究我国植物的数个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也是曾亲自到我国采集过生物标本的少数几个著名的植物学家之一。 马克西姆维兹是彼得堡植物园的首席植物学家，俄帝国科学院院士和植物博物馆主任。在我国的东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流域作了长期而广泛的植物学采集。此外，对那周边的日本和朝鲜的植物也作过很多的采集。对我国东北和朝鲜日本的植物颇为熟悉。不仅如此,许多俄国考察队和东正教使团人员采回的植物标本也是经他鉴定发表的。著名的如普热泽瓦尔斯基(N.M.Przewalski)、普塔宁(G.N.Potanin)、皮尔塞卿斯基(P.J.Piasetski)等人在我国西北和西南广大地区采得的植物标本大多由他整理发表。由于他还颇有见地地与英、法等西欧大的植物学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标本交换关系，所以英、法等国的采集者在我国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收集的标本也有不少由他定名发表。 马克西姆维兹前后用近四十年的时间研究我国的植物,在此基础上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包括《阿穆尔 [4] 植物志初编》(Primitiae Florae Amurensis 1859)，书中共记述985种植物,包括57种苔藓。其中有新属4个,新种112个。书末还附有“北京植物索引”和“蒙古植物索引”。完成这项工作后，他曾试图全面记述东亚各国植物，后来意识到这非他力所能及，转而描述新种和订正原来记述过的属种。 从1866至1876年，他发表了20篇专文，按属别描述日本和我国东北的植物。尔后又于1876至1888年，同样按属排列发表了8个分册的《亚洲植物新种汇要》(Diagnoses Plantarnm Novarum Asiaticarum) [5] 。他曾研究普热泽瓦尔斯基数次率人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收集的大量植物标本，发现新种300多个，新属9个。1889年，他着手系统整理普热泽瓦尔斯基在我国采的植物，但只完成两个分册，分别为《唐古特 [6] 植物》(Flora Tangutica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具花托花和盘花植物 [7] ），及《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 [8] 部分地区植物名录》(Enumeratio Plantarum Hucusque in Mongolia nec non Adjacente Parte Turkestaniae Sinensis lectarum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唐古特植物》共描述植物203种，其中有30个种是首次描述。连同以前在科学院期刊发表过的，总计有两个新属60个新种。绝大部分植物附有插图。《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部分地区植物名录》第一分册记植物330种，其中记有蒺藜科的一个新属和22个新种。同年，他还出版《普塔宁和皮埃塞泽钦所采的中国植物》(Plantae Chinenses Potanianae et Piasezkianae 1889 )的第一分册（从毛茛科到马桑科）。 马克西姆维兹先后记述我国植物数千种,其中有新种数百个。还描述新属十多个。很明显，他对我国东北数省、内蒙、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山西等与俄国毗邻地区植物的区系作了广泛的研究工作。 与马克西姆维兹同时，还有不少俄国植物学家研究过我国植物。曾任彼得堡植物园园长的雷格尔(E.Regel)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植物学家，1835年即出版过《俄国植物志》。他和贺德(Fr.v.Herder)分别研究了雷德(G.Radde)在我国东北采的植物，前者研究离瓣花双子叶植物（从毛茛科到石竹科），后者研究合瓣花植物、无花被植物和单子叶植物。并于1864—1892年以《雷德所采植物》(Plantae Raddeanae)的名称发表。 当然，在马克西姆维兹之后以研究我国植物著名的俄国人最早的要数柯马洛夫(V.L.Komarov),这位植物分类学家于19世纪末曾在我国东北和朝鲜采集,得标本6000余号。此后,他分别于1901—1902，1903—1904，1905—1907刊行了他编写的三册《满州植物志》(Flora Manchuriae)。他还研究了不少带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植物属种。另外，巴里宾(J.W.Palibin)等其他一些俄国植物学家也曾对我国的植物有过不少研究。 英国人对我国植物的研究与该国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有相同之处，即很注意做类似普查性质的工作。早期英国的著名植物学家如胡克(W.J.Hooker),班克斯(J.Banks),林德赖(J.Lindley)乃至在华为领事官的汉斯(H.F.Hance)都曾对中国的植物作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见于有关的植物学期刊中。 胡克研究过许多我国的蕨类植物。后来，另一英国蕨类植物学家贝克尔(J.G.Baker)家也研究过大量的中国蕨类植物，他完成了胡克的《蕨类纲要》(Synopsis filicum)并添了许多新种。1873年，《蕨类纲要》出第二版时，贝克又把不少新种作为附录加上。此人对我国的百合科植物也有过研究。林德赖对我国的兰花作过不少研究。J·D·胡克(J.D.Hooker)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些地方考察过，发表过那里的一些杜鹃，有些还经他引进英国。他还与当时英属印度加尔格达植物园的主任桑姆生(T.Thomson)合著了《印度植物志》(Flora Indica)。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数位英国植物学家都很熟悉中国的园林花卉和经济植物。其原因很显而易见,就来自英国的四位最著名的植物采集者福群(R.Fortune)和韩尔礼(A.Henry)、威尔逊(E.H.Wilson)和福雷斯特(G.Forrest)而言,他们分别是园林协会,东印度公司,英国把持的中国海关和一些著名花卉种苗公司的雇员，与商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的1861年，英国植物学家边沁（G.Bentham）即出版了《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ensis )。书中共记述香港植物1065种。在那以后的19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最著名的英国植物学家是丘园的赫姆斯莱(W.B.Hemsly)。众所周知，丘园是世界上研究植物学的中心，而赫姆斯莱与俄国的马克西姆维兹类似,也曾一生致力于中国植物的研究。是上个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初研究我国植物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 赫姆斯莱1860年就曾在丘园工作,最初是作为边沁的助手。后来曾因健康等原因离开丘园,但在1883年又重新回到丘园工作。1884年,英国皇家学会决定，从它的政府科学拨款中拿一笔钱编写已知中国植物的目录，他参加了这项工作。后来热心了解中国植物的美国商人福勃士(F.B.Forbes)也积极投身此项工作。于是，他们一起合作发表了《中国植物名录》(Indix Florae Sinensis 1886--1905)。这套著作的植物包括朝鲜、琉球所产,内容述及分布和同物异名的辨别等等。1896年，他研究了西藏的植物区系，发表“西藏植物”(The Flora of Tibet)，这项研究被我国植物学家视为这一地区的先驱工作。他还与他人合作撰写了“西藏或亚洲高原植物”(The flora of Tibet or high Asia 1902)等。当然这只是他比较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工作远不止于此，上个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初许多英国人采集的植物主要由他进行鉴定发表的。他发表有关中国植物的描述文章数以百计。 从1909年至1956年，在我国西南高地、缅甸和印度的阿萨姆及喜马拉雅山区作了长达近五十年地学和植物学考察和收集的瓦德,对该地区的植物分布及具体区域种类的多寡可谓见多识广。他一生写过不少关于我国西南地区植物学区系和植被方面的文章。包括《绿绒蒿的故乡》(Land of Blue Poppy)、“中国喜马拉雅的植物”(The Sino-Himalayan flora 1927)、“西藏的森林”(The forests of Tibet 1935)、“西藏的地理学和植物学概论”(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botany of Tibet, being 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the country 1935)等等，对那里的植物区系特点，及地理环境对植物区系的影响等做了很有价值的探讨，提出了“中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等有见地的概念 [9] 。 本世纪前期,支持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负责人鲍尔佛(B.Balfour),也是一位与我国植物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学者。他是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曾研究和定名了大量由福雷斯特自中国西南滇川等地引进的植物花卉和标本。其中包括首次引入爱丁堡植物园的大量报春和杜鹃花属植物。1922年,鲍尔佛死后,继任该园园长和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的斯密思(W.W.Smith)继续与福雷斯特合作,也研究了大量后者在华采集的植物,有关成果大多发表在爱丁堡植物园的期刊中。他熟谐我国喜马拉雅山一带的植物，也是报春花和杜鹃花属植物的专家。由于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采集杜鹃花。他们合作的结果之一是使爱丁堡成为研究我国杜鹃花属植物的中心。 法国近代地理学发达较早，在17世纪中期，法国人就在北美的考察方面有出色的业绩；此外在18世纪中叶以前法国一直拥有北美加拿大等大片的殖民地。因此一些法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两地间生物的重要关系。如传教士杜德美和在我国海关任职的福威勒等。他们可能是最早注意东亚和北美生物区系间联系的人。鸦片战争后，法国人研究中国的植物以邻近法属殖民地越南、老挝等国的西南地区出色,这与他们的传教士在这一带的活动活跃密不可分。法国植物学家研究中国植物有较长的历史和出色的成就。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巴黎自然博物馆所属植物园栽种了大量由法国传教士送回的中国植物，该园的主要园丁卡约瑞(E.A.Carrière)，发表了一些中国植物的新种，还引种了不少由西蒙和谭微道送回的植物，并在有关刊物中发表了大量栽培于该苗圃的中国观赏植物。曾任这个植物园主任的迪赛森(J.Decaisne)也曾描述和发表过大量来自日本和中国的植物新种。瑞士植物学家德堪多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时，在探讨中国栽培植物的时候曾经用了贝勒和他的研究成果。另外两个植物学家普兰琼(J.E.Planchon)和拜伦(H.Baillon)也研究过一些中国植物，其中一些为谭微道(A.David)所采。 当然，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的法国学者以弗朗谢(A.Franchet)最为著名。他和同时的马克西姆维兹、赫姆斯莱等人一样，堪称是那个时期研究中国植物的最杰出人物。此人在研究我国的植物之前，曾对日本的植物作过不少研究。从1878年开始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1881年他还着手整理巴黎自然博物馆的植物标本并进行相关的描述。他还鼓励在华的传教士积极为该博物馆收集标本。著名的传教士谭微道,赖神甫(G.M.Delavay)、法盖斯(P.Farges)、苏里(J.A.Soulié)等采集的标本主要是由他研究定名的。在此基础上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共记载中国植物5000余种,新种1000多个,新属约20个。其中相当部分是赖神甫采自云南的植物。 弗朗谢的主要著作有《谭微道植物志》(Plantae Davidianae)。此书分两卷,第一卷的副标题是“蒙古和华北及华中的植物”于1884年出版,记载北京河北和内蒙等地的植物1175种,计新种84个。书后附标本图27张。第二卷的副标题是“藏东植物”于1888年出版,记载川西宝兴植物402种,其中163种为新种。书后附有17张标本图，包括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宝兴杜鹃(Rhododendron mupinense)、腺果杜鹃(Rh. David)和一张珙桐的彩图。谭微道所采的植物涵盖面很广，对于西方了认识中国的植物区系意义很大。 弗朗谢曾试图系统整理赖神甫从我国云南送回的20万号植物标本，但终究力不从心，不得不放弃这一念头，转而描述其中新种。但即使这个任务，他也未能完成。通过长期对我国西南植物的研究,弗朗谢认为我国西南的川西、藏东和滇北是杜鹃花科、百合、报春、梨、悬钩子、葡萄、忍冬和槭属植物分布的中心。 [10] 他的上述看法大体是正确的，也为后来英、美和德国的植物学家继续这一地区植物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和打下了基础。 弗朗谢之后,列维尔(H.Leveille)长期研究东亚植物,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二十余年中,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涉及我国的不少。20世纪上半叶长期研究亚洲植物的巴黎博物馆植物学家盖根湃(F.Gagnepain)，也研究过不少中国植物。 德国柏林植物园和博物馆负责人、柏林大学教授代尔斯(L.Diels)曾长期研究瑞典人柏固(C.A.Bock)和奥地利人洛色恩(A.E.Rosthorn)在我国四川大巴山等地采集的中国植物,著有《中国中部植物》(Die Flora von Zentral-China 1901),记述了我国中部秦岭地区一带的植物数千种。他还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中国近代植物地理学的第一篇论文-----《东亚高山植物区系》(Die Hochalpine Flora Ost-Asiens 1904)。其后，他又鉴定描述过英国采集者福雷斯特在华的首批标本。1913年，他又发表“中国西部植物地理学调查”(Untosuchungen zur Pflanzegeographie von West-China)。对我国西部的植物地理进行了研究，并尝试进行分区。 基于当时的研究成果，代尔斯对我国的植物地理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尝试进行分区，同时指出我国植物区系的性质和成分。他认为中国中西部高山地区不但植物种类繁多，而且存在大量原始类型和由原始类型向进化类型过渡的中间类型，是大量植物种属的发祥地和分化中心。另外，这里的地质学证据也表明这里地层古老；同时，这里的动物分布情况也显示了这一点。因此，在系统发生学上很值得详细研究。后来，他在赫姆斯莱、沙坚德等人有关工作的基础上，对东亚的植物地理作了进一步的总结。他认为，东亚，尤其是中国内部，长富有北半球的普通植物。与北美植物的亲缘关系很近。有些属很发达，如黄精属、百合属、飞燕草属、淫羊霍属、小檗属、虎尔草属、杜鹃花属、报春花属、龙胆属、马仙蒿属及望江南属等等。他还指出，由于地层古老，且气候和地理条件优越，又未受地质变迁的大伤害，所以我国多有特产植物，如水青树属(Tetracentron )、杜仲属(Eucommia)和珙桐属(Davidia)等。这反应在他1929年出版的《植物地理学》等著作中。他还写有《秦岭及中国中部植物论文集》(Beiträge zur Flora des Tsing-Ling-shan und undere Zusatze zur Flora von Centrachina)。顺便提一下，20世纪30年代末，在洪堡大学学习的我国植物学家郝景盛，曾在代尔斯教授的指导下写了“青海植物地理研究”和“柳属植物志要”两篇论文。 此外，另一德国植物学家和树木学家柯恩(B.A.E.Koehne)也曾为威尔逊采集的一些植物新种定名，主要是花楸属（Soubus ）和山梅花属(Philadelphus)植物。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哈佛大学堪称是研究中国木本植物的中心。该校的植物学家沙坚德(C.S.Sargent)曾到日本等亚洲国家采集植物标本,熟悉东亚的植物。对我国的木本植物（主要由威尔逊等人收集）尤其有研究。从1913年起,沙坚德教授主编了《威尔逊植物志》(Plantae Wilsonianae),计三册,于1917年全部出版。该书记载了1907,1908,1910间,阿诺德树木园通过威尔逊等收集得的中国中西部木本植物。 在该书第一卷，描述了威尔逊采集植物种类的一半左右，其中包含两个新属，225个新种，162个树木新变种。全书总共描述植物3356个种和变种,是当时研究中国木本植物最广博的参考著作。至今犹为研究我国木本植物及湖北、四川植被的重要参考书。 沙坚德还根据自己长期对北美和东亚植物的研究,发表了两篇颇富创建性关于东亚和北美植物区系的论文。其一为“东亚和北美东部木本植物比较”(A Comparison of Eastern Asiatic and Eastern North American Woody Plants,1913),另一为“中国和美国木本植物种的比较”(A Comparison of Woody Species of China and America 1920)。在前一篇论文中,他就东亚北纬22.3度以北地区与美国得克萨斯格兰河以北地区的木本植物进行了比较。他逐科地指明两地的有无及属种的多寡和特有属种。在植物区系学上有重要意义。 1898年从德国赴美的瑞德(A.Rehder)也是对我国植物，尤其耐寒木本植物作过很多研究的树木学家。他长期在阿诺德树木园工作，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树木学教授。研究、描述过威尔逊和洛克(J.Rock)和其他一些人收集的许多植物。并发表了不少文章。 他出版过一些重要的树木学著作，包括《北半球寒温带地区栽培的耐寒树木索引》(Bibliography of Cultivated Trees and Shrubs Hardy in the Cooler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1949) [11] 。另一位曾与韩马迪在我国云南和四川收集大量植物标本的德国植物学家施耐德(C.K.Schneider)，后来也去了阿诺德树物园，在那里作了四年的研究，分类描述了大量威尔逊在我国西部采集的植物。他后来成为以我国为分布中心的小檗属(Berberis)和丁香属(Syringa)的专家。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植物学家梅里尔(E.D.Merrill1876—1956)是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梅里尔博士1902年以植物学家的身份到美属菲律宾马尼拉服务，先在农林部，后来在国家实验局任职，最后任科学局局长。1924年回到美国，先后任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兼农业实验场场长，纽约植物园园长，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兼阿诺德树木园园长和哈佛大学植物标本总监 [12] 。1920年他到浙江、安徽采集过标本。他很熟悉东亚植物。20世纪上半叶，我国不少学者采集的标本是由他鉴定命名的。象我国前辈植物学家钟观光先生采着的一马鞭草科新属种，就是经他鉴定命名为钟木(Tsoongia axillariflora)的。这属后来即成为纪念钟观光的钟木属。他鉴定我国学者送去的植物标本通常比较快速准确,为我国植物学家称道。他发表过不少关于我国华南、广东、海南岛植物的文章。1920年他路经南京时，与我国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相识，后来建立了终身的友谊。他们合作研究广东和海南植物，先后一起发表了“广东植物志资料”，“海南植物志资料补充”等许多研究文章。在纽约植物园工作期间，他曾指导我国植物学家裴鉴做博士论文。梅里尔先后研究东亚植物数十年。他和沃克(E.H.Walker)合作编写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1938)及由沃克作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补编I》(Supplement I, 1960),收集东亚的植物文献相当充分,至今仍是研究我国和东亚植物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在华西南的云南、四川和西藏等地进行过重要植物学考察，并采集过大量植物标本的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H.Handel-Mazzetti)，是本世纪上半叶研究我国植物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从中国回到奥地利维也纳后,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并因对分布中心在我国西南的报春花属和珍珠菜属植物有精深的研究，而被当时的学术界目为专家。他还约请了其他一些植物学家研究他收集的植物标本。在此基础上，又查阅了当时西方各大植物研究机构收藏的中国植物标本。编写了《中国植物志要》(Symbolae Sinicae)，1937年在维也纳全部出版。 韩马迪的著作共分7卷，分别为藻类、真菌、地衣、藓类、苔类、蕨类和种子植物。书中的内容非常丰富,对许多分类群都有颇深入而有见地的探讨，是当时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的一部带有总结性重要著作。他也因此植物学界誉为中国叙述植物学的权威。这部著作至今对于我国植物学者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他还发表过《中国植物地理结构及其亲缘》(The Phyto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Affinities of China)等有关我国植物地理学的文献。并曾根据他在我国西南等地的调查资料，进行了全中国的地理分区工作。
❹ 根据材料，求一高中作文（最好为议论文）：美国纽约市有一个植物园，与众不同的是告示牌
看到这个故事，我有两点感触——
首先，我非常佩服管理人员别出心裁的管理措施，“奖”与“罚”只是一字之差，却把游客拉到管理者的行列，轻而易举的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其实，不论管理什么，都不是一件易事，都有其内在的困扰，而此时最需要的就是管理者采取必要又可行的措施了。
我们当班主任的也一样。班内几十个学生，性格不同，受教育的程度不同，接受能力也不同，怎样才能在管理上游刃有余，营造一个和谐的班级氛围呢？如果班主任只依靠自己，事必躬亲，那么就是累死，也不会有好的成效。很多班主任可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上自己的课时，学生一个个正襟危坐，专心致志的听讲，可如果是上自习课，学生乱的像一窝蜂，即使情况好的，也不乏部分学生窃窃私语，此时你若进班，各种声音会戛然而止，你若再离开，涛声依旧……当然，这样的情况中学、高中比较少见，而在小学，总有这样的班级。其实，学生有这样的反应也不足为奇，年龄小嘛，不懂事。而出现了这种情况做班主任的绝对不能不理，怎么办？对学生发脾气，狠吵一顿，结果能好一会或是几天，但过不多久又会反弹，正像许多公园旁边立的牌子一样——攀爬栏杆、践踏草坪者罚款100元。而结果呢？不必多言，大家尽看在眼里。
还是美国的这位管理员聪明，把每个游客都为己所用，可谓“无痕的管理”。这个自己管自己，自己管别人的法子在班级管理中也随处可用。
开学初，学生还没有养成保持卫生的好习惯，值日生把教室打扫干净没多久，就会有一些同学随手仍废纸，虽然讲了很多次要保持，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成功，但见效甚微——孩子的自觉性还是差呀。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与同学们共同制定了“轮流检查，做好卫生班长”的制度。我们规定：每天抽出一名学生在值日生打扫好后进行检查，而后利用课间抽查，发现谁的周围有纸屑就扣谁的红花。许多学生因没有保持卫生，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努力获得的红花拱手上交，那叫心疼啊，几次下来就经心了不少。同时，检查人员是轮流的，也就是谁都有当卫生班长的机会，为了干好这一天的“官”，一个比一个认真。看到他们犀利的眼光，我暗自庆幸，自己耍的小伎俩成功了——监督别人时以身作则，做个好榜样。
整个管理我只要开始时监督，后来基本不用问事，省了很多精力做其它的教育教学工作，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这个故事除了让我在班级管理方面有所醒悟外，我也被语言变换后的魅力叹服，只是换一种说法，给人带来的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有时对待学生的缺点也需要改变教育方式。我班强在上课时爱摆弄小东西，以前总是点名提醒他，可这样做，不但影响教学，而且没有任何改观的意向。有时候就这样，你越是想改变越改变不了，反而加深了他对缺点的认识：我有个毛病，上课爱摆弄东西。他越是想越改不掉，这种错误的意识甚至会定格在他脑海中。由此，我变了一种说话方式，当我发现强又犯类似小毛病时，我就先表扬其他坐得好的，来引导他的行为，当我窥到他的这方面有一点进步时，就大加表扬。如此坚持了一段时间，强的爱摆弄的习惯虽没有完全改掉，但已有明显的进步！
可见，让别人做一些事情，一种表达不起作用时，可换另一种表达方式让其接受。
一个简单的告示，流露着无穷的意韵，带给我无尽的思考……
【励志简言】
我们的规章制度里面多数充斥了罚款的条目，多的多到让人头晕眼花的地步，其实我们经常在处罚肇事者，却很少鼓励大家积极的工作，所以效果欠佳。
网络嗖嗖就有许多：别出心裁的告示
❺ 中学生植物学论文 范文
1·植物学方面
在19个世纪对我国植物作过比较多研究工作的是俄、英、法三国。俄国对我国植物的研究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主要在与其接壤的我国北方广大地区。他们在1804年就编出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植物志。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编写了《阿尔泰植物志》(Flora Altaica 1829-1834)。在我国的北京和内蒙的一些地方收集过植物标本的宾奇(A.Bunge)，则对北京及周围地区的植物作过一些研讨。当然,对我国植物研究得更多的沙俄植物学家是马克西姆维兹(C.Maximowicz)。他是上个世纪西方研究我国植物的数个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也是曾亲自到我国采集过生物标本的少数几个著名的植物学家之一。
马克西姆维兹是彼得堡植物园的首席植物学家，俄帝国科学院院士和植物博物馆主任。在我国的东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流域作了长期而广泛的植物学采集。此外，对那周边的日本和朝鲜的植物也作过很多的采集。对我国东北和朝鲜日本的植物颇为熟悉。不仅如此,许多俄国考察队和东正教使团人员采回的植物标本也是经他鉴定发表的。著名的如普热泽瓦尔斯基(N.M.Przewalski)、普塔宁(G.N.Potanin)、皮尔塞卿斯基(P.J.Piasetski)等人在我国西北和西南广大地区采得的植物标本大多由他整理发表。由于他还颇有见地地与英、法等西欧大的植物学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标本交换关系，所以英、法等国的采集者在我国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收集的标本也有不少由他定名发表。
马克西姆维兹前后用近四十年的时间研究我国的植物,在此基础上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包括《阿穆尔 [4] 植物志初编》(Primitiae Florae Amurensis 1859)，书中共记述985种植物,包括57种苔藓。其中有新属4个,新种112个。书末还附有“北京植物索引”和“蒙古植物索引”。完成这项工作后，他曾试图全面记述东亚各国植物，后来意识到这非他力所能及，转而描述新种和订正原来记述过的属种。
从1866至1876年，他发表了20篇专文，按属别描述日本和我国东北的植物。尔后又于1876至1888年，同样按属排列发表了8个分册的《亚洲植物新种汇要》(Diagnoses Plantarnm Novarum Asiaticarum) [5] 。他曾研究普热泽瓦尔斯基数次率人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收集的大量植物标本，发现新种300多个，新属9个。1889年，他着手系统整理普热泽瓦尔斯基在我国采的植物，但只完成两个分册，分别为《唐古特 [6] 植物》(Flora Tangutica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具花托花和盘花植物 [7] ），及《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 [8] 部分地区植物名录》(Enumeratio Plantarum Hucusque in Mongolia nec non Adjacente Parte Turkestaniae Sinensis lectarum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唐古特植物》共描述植物203种，其中有30个种是首次描述。连同以前在科学院期刊发表过的，总计有两个新属60个新种。绝大部分植物附有插图。《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部分地区植物名录》第一分册记植物330种，其中记有蒺藜科的一个新属和22个新种。同年，他还出版《普塔宁和皮埃塞泽钦所采的中国植物》(Plantae Chinenses Potanianae et Piasezkianae 1889 )的第一分册（从毛茛科到马桑科）。
马克西姆维兹先后记述我国植物数千种,其中有新种数百个。还描述新属十多个。很明显，他对我国东北数省、内蒙、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山西等与俄国毗邻地区植物的区系作了广泛的研究工作。
与马克西姆维兹同时，还有不少俄国植物学家研究过我国植物。曾任彼得堡植物园园长的雷格尔(E.Regel)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植物学家，1835年即出版过《俄国植物志》。他和贺德(Fr.v.Herder)分别研究了雷德(G.Radde)在我国东北采的植物，前者研究离瓣花双子叶植物（从毛茛科到石竹科），后者研究合瓣花植物、无花被植物和单子叶植物。并于1864—1892年以《雷德所采植物》(Plantae Raddeanae)的名称发表。
当然，在马克西姆维兹之后以研究我国植物著名的俄国人最早的要数柯马洛夫(V.L.Komarov),这位植物分类学家于19世纪末曾在我国东北和朝鲜采集,得标本6000余号。此后,他分别于1901—1902，1903—1904，1905—1907刊行了他编写的三册《满州植物志》(Flora Manchuriae)。他还研究了不少带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植物属种。另外，巴里宾(J.W.Palibin)等其他一些俄国植物学家也曾对我国的植物有过不少研究。
英国人对我国植物的研究与该国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有相同之处，即很注意做类似普查性质的工作。早期英国的著名植物学家如胡克(W.J.Hooker),班克斯(J.Banks),林德赖(J.Lindley)乃至在华为领事官的汉斯(H.F.Hance)都曾对中国的植物作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见于有关的植物学期刊中。
胡克研究过许多我国的蕨类植物。后来，另一英国蕨类植物学家贝克尔(J.G.Baker)家也研究过大量的中国蕨类植物，他完成了胡克的《蕨类纲要》(Synopsis filicum)并添了许多新种。1873年，《蕨类纲要》出第二版时，贝克又把不少新种作为附录加上。此人对我国的百合科植物也有过研究。林德赖对我国的兰花作过不少研究。J·D·胡克(J.D.Hooker)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些地方考察过，发表过那里的一些杜鹃，有些还经他引进英国。他还与当时英属印度加尔格达植物园的主任桑姆生(T.Thomson)合著了《印度植物志》(Flora Indica)。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数位英国植物学家都很熟悉中国的园林花卉和经济植物。其原因很显而易见,就来自英国的四位最著名的植物采集者福群(R.Fortune)和韩尔礼(A.Henry)、威尔逊(E.H.Wilson)和福雷斯特(G.Forrest)而言,他们分别是园林协会,东印度公司,英国把持的中国海关和一些著名花卉种苗公司的雇员，与商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的1861年，英国植物学家边沁（G.Bentham）即出版了《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ensis )。书中共记述香港植物1065种。在那以后的19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最著名的英国植物学家是丘园的赫姆斯莱(W.B.Hemsly)。众所周知，丘园是世界上研究植物学的中心，而赫姆斯莱与俄国的马克西姆维兹类似,也曾一生致力于中国植物的研究。是上个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初研究我国植物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
赫姆斯莱1860年就曾在丘园工作,最初是作为边沁的助手。后来曾因健康等原因离开丘园,但在1883年又重新回到丘园工作。1884年,英国皇家学会决定，从它的政府科学拨款中拿一笔钱编写已知中国植物的目录，他参加了这项工作。后来热心了解中国植物的美国商人福勃士(F.B.Forbes)也积极投身此项工作。于是，他们一起合作发表了《中国植物名录》(Indix Florae Sinensis 1886--1905)。这套著作的植物包括朝鲜、琉球所产,内容述及分布和同物异名的辨别等等。1896年，他研究了西藏的植物区系，发表“西藏植物”(The Flora of Tibet)，这项研究被我国植物学家视为这一地区的先驱工作。他还与他人合作撰写了“西藏或亚洲高原植物”(The flora of Tibet or high Asia 1902)等。当然这只是他比较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工作远不止于此，上个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初许多英国人采集的植物主要由他进行鉴定发表的。他发表有关中国植物的描述文章数以百计。
从1909年至1956年，在我国西南高地、缅甸和印度的阿萨姆及喜马拉雅山区作了长达近五十年地学和植物学考察和收集的瓦德,对该地区的植物分布及具体区域种类的多寡可谓见多识广。他一生写过不少关于我国西南地区植物学区系和植被方面的文章。包括《绿绒蒿的故乡》(Land of Blue Poppy)、“中国喜马拉雅的植物”(The Sino-Himalayan flora 1927)、“西藏的森林”(The forests of Tibet 1935)、“西藏的地理学和植物学概论”(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botany of Tibet, being 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the country 1935)等等，对那里的植物区系特点，及地理环境对植物区系的影响等做了很有价值的探讨，提出了“中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等有见地的概念 [9] 。
本世纪前期,支持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负责人鲍尔佛(B.Balfour),也是一位与我国植物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学者。他是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曾研究和定名了大量由福雷斯特自中国西南滇川等地引进的植物花卉和标本。其中包括首次引入爱丁堡植物园的大量报春和杜鹃花属植物。1922年,鲍尔佛死后,继任该园园长和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的斯密思(W.W.Smith)继续与福雷斯特合作,也研究了大量后者在华采集的植物,有关成果大多发表在爱丁堡植物园的期刊中。他熟谐我国喜马拉雅山一带的植物，也是报春花和杜鹃花属植物的专家。由于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采集杜鹃花。他们合作的结果之一是使爱丁堡成为研究我国杜鹃花属植物的中心。
法国近代地理学发达较早，在17世纪中期，法国人就在北美的考察方面有出色的业绩；此外在18世纪中叶以前法国一直拥有北美加拿大等大片的殖民地。因此一些法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两地间生物的重要关系。如传教士杜德美和在我国海关任职的福威勒等。他们可能是最早注意东亚和北美生物区系间联系的人。鸦片战争后，法国人研究中国的植物以邻近法属殖民地越南、老挝等国的西南地区出色,这与他们的传教士在这一带的活动活跃密不可分。法国植物学家研究中国植物有较长的历史和出色的成就。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巴黎自然博物馆所属植物园栽种了大量由法国传教士送回的中国植物，该园的主要园丁卡约瑞(E.A.Carrière)，发表了一些中国植物的新种，还引种了不少由西蒙和谭微道送回的植物，并在有关刊物中发表了大量栽培于该苗圃的中国观赏植物。曾任这个植物园主任的迪赛森(J.Decaisne)也曾描述和发表过大量来自日本和中国的植物新种。瑞士植物学家德堪多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时，在探讨中国栽培植物的时候曾经用了贝勒和他的研究成果。另外两个植物学家普兰琼(J.E.Planchon)和拜伦(H.Baillon)也研究过一些中国植物，其中一些为谭微道(A.David)所采。
当然，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的法国学者以弗朗谢(A.Franchet)最为著名。他和同时的马克西姆维兹、赫姆斯莱等人一样，堪称是那个时期研究中国植物的最杰出人物。此人在研究我国的植物之前，曾对日本的植物作过不少研究。从1878年开始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1881年他还着手整理巴黎自然博物馆的植物标本并进行相关的描述。他还鼓励在华的传教士积极为该博物馆收集标本。著名的传教士谭微道,赖神甫(G.M.Delavay)、法盖斯(P.Farges)、苏里(J.A.Soulié)等采集的标本主要是由他研究定名的。在此基础上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共记载中国植物5000余种,新种1000多个,新属约20个。其中相当部分是赖神甫采自云南的植物。
弗朗谢的主要著作有《谭微道植物志》(Plantae Davidianae)。此书分两卷,第一卷的副标题是“蒙古和华北及华中的植物”于1884年出版,记载北京河北和内蒙等地的植物1175种,计新种84个。书后附标本图27张。第二卷的副标题是“藏东植物”于1888年出版,记载川西宝兴植物402种,其中163种为新种。书后附有17张标本图，包括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宝兴杜鹃(Rhododendron mupinense)、腺果杜鹃(Rh. David)和一张珙桐的彩图。谭微道所采的植物涵盖面很广，对于西方了认识中国的植物区系意义很大。
弗朗谢曾试图系统整理赖神甫从我国云南送回的20万号植物标本，但终究力不从心，不得不放弃这一念头，转而描述其中新种。但即使这个任务，他也未能完成。通过长期对我国西南植物的研究,弗朗谢认为我国西南的川西、藏东和滇北是杜鹃花科、百合、报春、梨、悬钩子、葡萄、忍冬和槭属植物分布的中心。 [10] 他的上述看法大体是正确的，也为后来英、美和德国的植物学家继续这一地区植物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和打下了基础。
弗朗谢之后,列维尔(H.Leveille)长期研究东亚植物,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二十余年中,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涉及我国的不少。20世纪上半叶长期研究亚洲植物的巴黎博物馆植物学家盖根湃(F.Gagnepain)，也研究过不少中国植物。
德国柏林植物园和博物馆负责人、柏林大学教授代尔斯(L.Diels)曾长期研究瑞典人柏固(C.A.Bock)和奥地利人洛色恩(A.E.Rosthorn)在我国四川大巴山等地采集的中国植物,著有《中国中部植物》(Die Flora von Zentral-China 1901),记述了我国中部秦岭地区一带的植物数千种。他还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中国近代植物地理学的第一篇论文-----《东亚高山植物区系》(Die Hochalpine Flora Ost-Asiens 1904)。其后，他又鉴定描述过英国采集者福雷斯特在华的首批标本。1913年，他又发表“中国西部植物地理学调查”(Untosuchungen zur Pflanzegeographie von West-China)。对我国西部的植物地理进行了研究，并尝试进行分区。
基于当时的研究成果，代尔斯对我国的植物地理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尝试进行分区，同时指出我国植物区系的性质和成分。他认为中国中西部高山地区不但植物种类繁多，而且存在大量原始类型和由原始类型向进化类型过渡的中间类型，是大量植物种属的发祥地和分化中心。另外，这里的地质学证据也表明这里地层古老；同时，这里的动物分布情况也显示了这一点。因此，在系统发生学上很值得详细研究。后来，他在赫姆斯莱、沙坚德等人有关工作的基础上，对东亚的植物地理作了进一步的总结。他认为，东亚，尤其是中国内部，长富有北半球的普通植物。与北美植物的亲缘关系很近。有些属很发达，如黄精属、百合属、飞燕草属、淫羊霍属、小檗属、虎尔草属、杜鹃花属、报春花属、龙胆属、马仙蒿属及望江南属等等。他还指出，由于地层古老，且气候和地理条件优越，又未受地质变迁的大伤害，所以我国多有特产植物，如水青树属(Tetracentron )、杜仲属(Eucommia)和珙桐属(Davidia)等。这反应在他1929年出版的《植物地理学》等著作中。他还写有《秦岭及中国中部植物论文集》(Beiträge zur Flora des Tsing-Ling-shan und undere Zusatze zur Flora von Centrachina)。顺便提一下，20世纪30年代末，在洪堡大学学习的我国植物学家郝景盛，曾在代尔斯教授的指导下写了“青海植物地理研究”和“柳属植物志要”两篇论文。
此外，另一德国植物学家和树木学家柯恩(B.A.E.Koehne)也曾为威尔逊采集的一些植物新种定名，主要是花楸属（Soubus ）和山梅花属(Philadelphus)植物。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哈佛大学堪称是研究中国木本植物的中心。该校的植物学家沙坚德(C.S.Sargent)曾到日本等亚洲国家采集植物标本,熟悉东亚的植物。对我国的木本植物（主要由威尔逊等人收集）尤其有研究。从1913年起,沙坚德教授主编了《威尔逊植物志》(Plantae Wilsonianae),计三册,于1917年全部出版。该书记载了1907,1908,1910间,阿诺德树木园通过威尔逊等收集得的中国中西部木本植物。 在该书第一卷，描述了威尔逊采集植物种类的一半左右，其中包含两个新属，225个新种，162个树木新变种。全书总共描述植物3356个种和变种,是当时研究中国木本植物最广博的参考著作。至今犹为研究我国木本植物及湖北、四川植被的重要参考书。
沙坚德还根据自己长期对北美和东亚植物的研究,发表了两篇颇富创建性关于东亚和北美植物区系的论文。其一为“东亚和北美东部木本植物比较”(A Comparison of Eastern Asiatic and Eastern North American Woody Plants,1913),另一为“中国和美国木本植物种的比较”(A Comparison of Woody Species of China and America 1920)。在前一篇论文中,他就东亚北纬22.3度以北地区与美国得克萨斯格兰河以北地区的木本植物进行了比较。他逐科地指明两地的有无及属种的多寡和特有属种。在植物区系学上有重要意义。
1898年从德国赴美的瑞德(A.Rehder)也是对我国植物，尤其耐寒木本植物作过很多研究的树木学家。他长期在阿诺德树木园工作，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树木学教授。研究、描述过威尔逊和洛克(J.Rock)和其他一些人收集的许多植物。并发表了不少文章。 他出版过一些重要的树木学著作，包括《北半球寒温带地区栽培的耐寒树木索引》(Bibliography of Cultivated Trees and Shrubs Hardy in the Cooler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1949) [11] 。另一位曾与韩马迪在我国云南和四川收集大量植物标本的德国植物学家施耐德(C.K.Schneider)，后来也去了阿诺德树物园，在那里作了四年的研究，分类描述了大量威尔逊在我国西部采集的植物。他后来成为以我国为分布中心的小檗属(Berberis)和丁香属(Syringa)的专家。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植物学家梅里尔(E.D.Merrill1876—1956)是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梅里尔博士1902年以植物学家的身份到美属菲律宾马尼拉服务，先在农林部，后来在国家实验局任职，最后任科学局局长。1924年回到美国，先后任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兼农业实验场场长，纽约植物园园长，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兼阿诺德树木园园长和哈佛大学植物标本总监 [12] 。1920年他到浙江、安徽采集过标本。他很熟悉东亚植物。20世纪上半叶，我国不少学者采集的标本是由他鉴定命名的。象我国前辈植物学家钟观光先生采着的一马鞭草科新属种，就是经他鉴定命名为钟木(Tsoongia axillariflora)的。这属后来即成为纪念钟观光的钟木属。他鉴定我国学者送去的植物标本通常比较快速准确,为我国植物学家称道。他发表过不少关于我国华南、广东、海南岛植物的文章。1920年他路经南京时，与我国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相识，后来建立了终身的友谊。他们合作研究广东和海南植物，先后一起发表了“广东植物志资料”，“海南植物志资料补充”等许多研究文章。在纽约植物园工作期间，他曾指导我国植物学家裴鉴做博士论文。梅里尔先后研究东亚植物数十年。他和沃克(E.H.Walker)合作编写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1938)及由沃克作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补编I》(Supplement I, 1960),收集东亚的植物文献相当充分,至今仍是研究我国和东亚植物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在华西南的云南、四川和西藏等地进行过重要植物学考察，并采集过大量植物标本的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H.Handel-Mazzetti)，是本世纪上半叶研究我国植物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从中国回到奥地利维也纳后,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并因对分布中心在我国西南的报春花属和珍珠菜属植物有精深的研究，而被当时的学术界目为专家。他还约请了其他一些植物学家研究他收集的植物标本。在此基础上，又查阅了当时西方各大植物研究机构收藏的中国植物标本。编写了《中国植物志要》(Symbolae Sinicae)，1937年在维也纳全部出版。
韩马迪的著作共分7卷，分别为藻类、真菌、地衣、藓类、苔类、蕨类和种子植物。书中的内容非常丰富,对许多分类群都有颇深入而有见地的探讨，是当时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的一部带有总结性重要著作。他也因此植物学界誉为中国叙述植物学的权威。这部著作至今对于我国植物学者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他还发表过《中国植物地理结构及其亲缘》(The Phyto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Affinities of China)等有关我国植物地理学的文献。并曾根据他在我国西南等地的调查资料，进行了全中国的地理分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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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科普论文，要有趣味性
人或动物的生存与植物的关系
不久前，我们家搬入了现在的新房子。刚搬完家，叔叔阿姨们就送来了好几盆花和几株树。门口、客厅里、房间里和阳台上都摆上了盆景。我对爸爸说：“我们家都有成植物园了，摆那么多的植物干吗？”爸爸笑着说：“植物能制造气氛，净化空气，人和动物谁都离不开它们，离开了它们都有不能生存。”人或动物离开植物后不能生存？为什么人或动物离开植物后不能生存？我将信将疑。决定做几个小实验来证明这个问题。
星期天，我从车库里抓来两只老鼠。这两只可怜的小老鼠即将成为我的实验品。它们不停地挣扎着，圆溜溜的一次性薄膜桌布小眼睛瞪着我。我把第一只小巧玲珑老鼠放在一个大鱼缸里，用把玻璃瓶封得严严实实的，生怕瓶里的空气与外界的空气相通。我仔细地观察着，只见小老鼠沿缸着壁，绕着缸底快速地向前窜。咦，小老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难道爸爸说的不是真的？可是，没过几分钟，只见小老鼠绕圈的速度越来越慢，直到停滞不前，奄奄一息的样子。顿时，我把一次性薄膜桌布轻轻拿开，捉出第一保小老鼠，放进第二只小老鼠，又搬入了四盆枝繁叶茂的植物。然后轻轻盖上一次性薄膜桌布。我不停地拍打鱼缸，只见小老鼠惊慌地乱窜。过了好久也没要咽气的样子。这个实验证明了植物可以输送动物所需要的氧气。
为了进一步证明人类和动物对植物的依赖性。我来到我们老家附近一个饲料加工厂。那儿的空气里到处弥漫着一股哝哝的灰尘味，熏得我直咳嗽。我感到十分难受。然后，我又跑向我们家屋后的一片竹林里，那是一个空气新鲜的地方，我感觉极为清爽。这个实验证明植物可以净化空气。使人呼吸顺畅。
这两个实验证明，人类和动物的生存与植物有密切的关系。这其中到底有多大的科学道理呢？我们科技小队来到图书馆去查阅了许多的科技书籍，还到学校电子北阅览室上网查询，总结出以下几点： ① 人必须依靠植物提供氧气，只有植物才能制造氧气。如果说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几天不喝水且有一息尚存的话，几分钟就可能性命难保，氧气可是人生命活动的第一需要呀！一个成年人每天呼吸约2万多次，吸入氧气0.75千克，呼出二氧化碳0.9千克。 ② 动物与植物的呼吸，物质的燃烧，也都要消耗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这样一来，空气中的氧气不就一天天增加么？不！天地间之所以没有产生过这种危机，就是因为植物既是天然氧气“制造厂”，又是二氧化碳的“广阔市场”。 ③ 有人做过统计,1公顷阔叶林，在生长季节每天能制造氧气750千克，吃掉二氧化碳1000千克。所以算起来，只要有10万平方米的林木，就可以供给一个人氧气的需要量，并把呼出的二氧化碳吸收掉。因为有植物源源不断地补充氧气，空气中的氧气才能保持基本恒定。相反，如果没有植物，地球上的氧气只要500年左右的时间既可以用完。
所以，人类和动物能够维持生命，活动时所需要的氧气，必须归功于绿色植物。植物与我们人类和动物的生命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在此，我们同学呼吁全社会的人们不要再砍伐植物，让植物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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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植物园创建于1956年的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是一个集物种保存、科研科普、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植物园。该园地处风光秀丽的武汉东湖之滨，磨山南麓，占地面积约 70公顷，园内建有观赏植物区，水生植物区、珍稀植物区、药用植物区、猕猴桃园、松伯园 、树木园、竹园等10多个各具特色的植物园专类园区，共引种栽培各类植物4000余种。武汉植物园以收集保存华中地区的资源植物为特色，并以收藏水生高等植物最多而闻名于国内外。经过40年的建设，该园已成为我国八个大型植物园之一。其优美的园景园貌构成了“武汉市旅游名胜十二景”中一道绚丽的绿色风景线。
40多年来，武汉植物园针对我国华中地区兼具南北气候过渡带的植物区系特点,在植物分类学、地植物学、植物生态学、植物遗传学、资源植物学等方面为我国生物学基础研究、植物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生态环境建设、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已成为我国在区域植物资源研究方面独具特色、在国内外有较高声誉的植物学研究机构。 武汉植物园现有职工150人，其中科技人员114人，具有植物学博士学位和植物学、生态学硕士学位授予权；优势学科领域为：植物保育遗传学与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水生植物生物学与内陆水体植被恢复、农林复合生态学与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植物园国家战略资源储备和植物迁地保护的综合研究基地。作为国家战略性植物资源储备基地之一，武汉植物园占地70公顷，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猕猴桃种质资源库和东亚最大的水生植物资源圃；还建有两个植物迁地保护附属园地即“三峡植物园”和“华中地区珍稀植物迁地保护基地”。本园共引种栽培植物7000多种，是华中地区最丰富的植物物种多样性与种质资源保存基地。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和全国青少年科教教育基地；是湖北省、武汉市科普教育、环境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三大基地，同时也是国家AAAA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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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学方面
在19个世纪对我国植物作过比较多研究工作的是俄、英、法三国。俄国对我国植物的研究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主要在与其接壤的我国北方广大地区。他们在1804年就编出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植物志。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编写了《阿尔泰植物志》(Flora Altaica 1829-1834)。在我国的北京和内蒙的一些地方收集过植物标本的宾奇(A.Bunge)，则对北京及周围地区的植物作过一些研讨。当然,对我国植物研究得更多的沙俄植物学家是马克西姆维兹(C.Maximowicz)。他是上个世纪西方研究我国植物的数个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也是曾亲自到我国采集过生物标本的少数几个著名的植物学家之一。
马克西姆维兹是彼得堡植物园的首席植物学家，俄帝国科学院院士和植物博物馆主任。在我国的东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流域作了长期而广泛的植物学采集。此外，对那周边的日本和朝鲜的植物也作过很多的采集。对我国东北和朝鲜日本的植物颇为熟悉。不仅如此,许多俄国考察队和东正教使团人员采回的植物标本也是经他鉴定发表的。著名的如普热泽瓦尔斯基(N.M.Przewalski)、普塔宁(G.N.Potanin)、皮尔塞卿斯基 (P.J.Piasetski)等人在我国西北和西南广大地区采得的植物标本大多由他整理发表。由于他还颇有见地地与英、法等西欧大的植物学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标本交换关系，所以英、法等国的采集者在我国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收集的标本也有不少由他定名发表。
马克西姆维兹前后用近四十年的时间研究我国的植物,在此基础上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包括《阿穆尔 [4] 植物志初编》(Primitiae Florae Amurensis 1859)，书中共记述985种植物,包括57种苔藓。其中有新属4个,新种112个。书末还附有“北京植物索引”和“蒙古植物索引”。完成这项工作后，他曾试图全面记述东亚各国植物，后来意识到这非他力所能及，转而描述新种和订正原来记述过的属种。
从1866至1876年，他发表了20篇专文，按属别描述日本和我国东北的植物。尔后又于1876至1888年，同样按属排列发表了8个分册的《亚洲植物新种汇要》(Diagnoses Plantarnm Novarum Asiaticarum) [5] 。他曾研究普热泽瓦尔斯基数次率人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收集的大量植物标本，发现新种300多个，新属9个。1889年，他着手系统整理普热泽瓦尔斯基在我国采的植物，但只完成两个分册，分别为《唐古特 [6] 植物》(Flora Tangutica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具花托花和盘花植物 [7] ），及《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 [8] 部分地区植物名录》(Enumeratio Plantarum Hucusque in Mongolia nec non Adjacente Parte Turkestaniae Sinensis lectarum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唐古特植物》共描述植物203种，其中有30个种是首次描述。连同以前在科学院期刊发表过的，总计有两个新属60个新种。绝大部分植物附有插图。《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部分地区植物名录》第一分册记植物330种，其中记有蒺藜科的一个新属和22个新种。同年，他还出版《普塔宁和皮埃塞泽钦所采的中国植物》(Plantae Chinenses Potanianae et Piasezkianae 1889 )的第一分册（从毛茛科到马桑科）。
马克西姆维兹先后记述我国植物数千种,其中有新种数百个。还描述新属十多个。很明显，他对我国东北数省、内蒙、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山西等与俄国毗邻地区植物的区系作了广泛的研究工作。
与马克西姆维兹同时，还有不少俄国植物学家研究过我国植物。曾任彼得堡植物园园长的雷格尔(E.Regel)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植物学家，1835 年即出版过《俄国植物志》。他和贺德(Fr.v.Herder)分别研究了雷德(G.Radde)在我国东北采的植物，前者研究离瓣花双子叶植物（从毛茛科到石竹科），后者研究合瓣花植物、无花被植物和单子叶植物。并于1864—1892年以《雷德所采植物》(Plantae Raddeanae)的名称发表。
当然，在马克西姆维兹之后以研究我国植物著名的俄国人最早的要数柯马洛夫(V.L.Komarov),这位植物分类学家于19世纪末曾在我国东北和朝鲜采集,得标本6000余号。此后,他分别于1901—1902，1903—1904，1905—1907刊行了他编写的三册《满州植物志》(Flora Manchuriae)。他还研究了不少带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植物属种。另外，巴里宾(J.W.Palibin)等其他一些俄国植物学家也曾对我国的植物有过不少研究。
英国人对我国植物的研究与该国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有相同之处，即很注意做类似普查性质的工作。早期英国的著名植物学家如胡克 (W.J.Hooker),班克斯(J.Banks),林德赖(J.Lindley)乃至在华为领事官的汉斯(H.F.Hance)都曾对中国的植物作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见于有关的植物学期刊中。
胡克研究过许多我国的蕨类植物。后来，另一英国蕨类植物学家贝克尔(J.G.Baker)家也研究过大量的中国蕨类植物，他完成了胡克的《蕨类纲要》(Synopsis filicum)并添了许多新种。1873年，《蕨类纲要》出第二版时，贝克又把不少新种作为附录加上。此人对我国的百合科植物也有过研究。林德赖对我国的兰花作过不少研究。J·D·胡克(J.D.Hooker)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些地方考察过，发表过那里的一些杜鹃，有些还经他引进英国。他还与当时英属印度加尔格达植物园的主任桑姆生(T.Thomson)合著了《印度植物志》(Flora Indica)。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数位英国植物学家都很熟悉中国的园林花卉和经济植物。其原因很显而易见,就来自英国的四位最著名的植物采集者福群 (R.Fortune)和韩尔礼(A.Henry)、威尔逊(E.H.Wilson)和福雷斯特(G.Forrest)而言,他们分别是园林协会,东印度公司,英国把持的中国海关和一些著名花卉种苗公司的雇员，与商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的1861年，英国植物学家边沁（G.Bentham）即出版了《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ensis )。书中共记述香港植物1065种。在那以后的19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最著名的英国植物学家是丘园的赫姆斯莱(W.B.Hemsly)。众所周知，丘园是世界上研究植物学的中心，而赫姆斯莱与俄国的马克西姆维兹类似,也曾一生致力于中国植物的研究。是上个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初研究我国植物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
赫姆斯莱1860年就曾在丘园工作,最初是作为边沁的助手。后来曾因健康等原因离开丘园,但在1883年又重新回到丘园工作。1884年,英国皇家学会决定，从它的政府科学拨款中拿一笔钱编写已知中国植物的目录，他参加了这项工作。后来热心了解中国植物的美国商人福勃士(F.B.Forbes)也积极投身此项工作。于是，他们一起合作发表了《中国植物名录》(Indix Florae Sinensis 1886--1905)。这套著作的植物包括朝鲜、琉球所产,内容述及分布和同物异名的辨别等等。1896年，他研究了西藏的植物区系，发表“西藏植物 ”(The Flora of Tibet)，这项研究被我国植物学家视为这一地区的先驱工作。他还与他人合作撰写了“西藏或亚洲高原植物”(The flora of Tibet or high Asia 1902)等。当然这只是他比较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工作远不止于此，上个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初许多英国人采集的植物主要由他进行鉴定发表的。他发表有关中国植物的描述文章数以百计。
从1909年至1956年，在我国西南高地、缅甸和印度的阿萨姆及喜马拉雅山区作了长达近五十年地学和植物学考察和收集的瓦德,对该地区的植物分布及具体区域种类的多寡可谓见多识广。他一生写过不少关于我国西南地区植物学区系和植被方面的文章。包括《绿绒蒿的故乡》(Land of Blue Poppy)、“中国喜马拉雅的植物”(The Sino-Himalayan flora 1927)、“西藏的森林”(The forests of Tibet 1935)、“西藏的地理学和植物学概论”(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botany of Tibet, being 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the country 1935)等等，对那里的植物区系特点，及地理环境对植物区系的影响等做了很有价值的探讨，提出了“中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等有见地的概念 [9] 。
本世纪前期,支持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负责人鲍尔佛(B.Balfour),也是一位与我国植物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学者。他是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曾研究和定名了大量由福雷斯特自中国西南滇川等地引进的植物花卉和标本。其中包括首次引入爱丁堡植物园的大量报春和杜鹃花属植物。 1922年,鲍尔佛死后,继任该园园长和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的斯密思(W.W.Smith)继续与福雷斯特合作,也研究了大量后者在华采集的植物,有关成果大多发表在爱丁堡植物园的期刊中。他熟谐我国喜马拉雅山一带的植物，也是报春花和杜鹃花属植物的专家。由于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采集杜鹃花。他们合作的结果之一是使爱丁堡成为研究我国杜鹃花属植物的中心。
法国近代地理学发达较早，在17世纪中期，法国人就在北美的考察方面有出色的业绩；此外在18世纪中叶以前法国一直拥有北美加拿大等大片的殖民地。因此一些法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两地间生物的重要关系。如传教士杜德美和在我国海关任职的福威勒等。他们可能是最早注意东亚和北美生物区系间联系的人。鸦片战争后，法国人研究中国的植物以邻近法属殖民地越南、老挝等国的西南地区出色,这与他们的传教士在这一带的活动活跃密不可分。法国植物学家研究中国植物有较长的历史和出色的成就。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巴黎自然博物馆所属植物园栽种了大量由法国传教士送回的中国植物，该园的主要园丁卡约瑞(E.A.Carrière)，发表了一些中国植物的新种，还引种了不少由西蒙和谭微道送回的植物，并在有关刊物中发表了大量栽培于该苗圃的中国观赏植物。曾任这个植物园主任的迪赛森 (J.Decaisne)也曾描述和发表过大量来自日本和中国的植物新种。瑞士植物学家德堪多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时，在探讨中国栽培植物的时候曾经用了贝勒和他的研究成果。另外两个植物学家普兰琼(J.E.Planchon)和拜伦(H.Baillon)也研究过一些中国植物，其中一些为谭微道 (A.David)所采。
当然，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的法国学者以弗朗谢(A.Franchet)最为著名。他和同时的马克西姆维兹、赫姆斯莱等人一样，堪称是那个时期研究中国植物的最杰出人物。此人在研究我国的植物之前，曾对日本的植物作过不少研究。从1878年开始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1881年他还着手整理巴黎自然博物馆的植物标本并进行相关的描述。他还鼓励在华的传教士积极为该博物馆收集标本。著名的传教士谭微道,赖神甫(G.M.Delavay)、法盖斯(P.Farges)、苏里(J.A.Soulié)等采集的标本主要是由他研究定名的。在此基础上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共记载中国植物 5000余种,新种1000多个,新属约20个。其中相当部分是赖神甫采自云南的植物。
弗朗谢的主要著作有《谭微道植物志》(Plantae Davidianae)。此书分两卷,第一卷的副标题是“蒙古和华北及华中的植物”于1884年出版,记载北京河北和内蒙等地的植物1175种,计新种 84个。书后附标本图27张。第二卷的副标题是“藏东植物”于1888年出版,记载川西宝兴植物402种,其中163种为新种。书后附有17张标本图，包括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宝兴杜鹃(Rhododendron mupinense)、腺果杜鹃(Rh. David)和一张珙桐的彩图。谭微道所采的植物涵盖面很广，对于西方了认识中国的植物区系意义很大。
弗朗谢曾试图系统整理赖神甫从我国云南送回的20万号植物标本，但终究力不从心，不得不放弃这一念头，转而描述其中新种。但即使这个任务，他也未能完成。通过长期对我国西南植物的研究,弗朗谢认为我国西南的川西、藏东和滇北是杜鹃花科、百合、报春、梨、悬钩子、葡萄、忍冬和槭属植物分布的中心。 [10] 他的上述看法大体是正确的，也为后来英、美和德国的植物学家继续这一地区植物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和打下了基础。
弗朗谢之后,列维尔(H.Leveille)长期研究东亚植物,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二十余年中,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涉及我国的不少。20世纪上半叶长期研究亚洲植物的巴黎博物馆植物学家盖根湃(F.Gagnepain)，也研究过不少中国植物。
德国柏林植物园和博物馆负责人、柏林大学教授代尔斯(L.Diels)曾长期研究瑞典人柏固(C.A.Bock)和奥地利人洛色恩 (A.E.Rosthorn)在我国四川大巴山等地采集的中国植物,著有《中国中部植物》(Die Flora von Zentral-China 1901),记述了我国中部秦岭地区一带的植物数千种。他还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中国近代植物地理学的第一篇论文-----《东亚高山植物区系》(Die Hochalpine Flora Ost-Asiens 1904)。其后，他又鉴定描述过英国采集者福雷斯特在华的首批标本。1913年，他又发表“中国西部植物地理学调查”(Untosuchungen zur Pflanzegeographie von West-China)。对我国西部的植物地理进行了研究，并尝试进行分区。
基于当时的研究成果，代尔斯对我国的植物地理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尝试进行分区，同时指出我国植物区系的性质和成分。他认为中国中西部高山地区不但植物种类繁多，而且存在大量原始类型和由原始类型向进化类型过渡的中间类型，是大量植物种属的发祥地和分化中心。另外，这里的地质学证据也表明这里地层古老；同时，这里的动物分布情况也显示了这一点。因此，在系统发生学上很值得详细研究。后来，他在赫姆斯莱、沙坚德等人有关工作的基础上，对东亚的植物地理作了进一步的总结。他认为，东亚，尤其是中国内部，长富有北半球的普通植物。与北美植物的亲缘关系很近。有些属很发达，如黄精属、百合属、飞燕草属、淫羊霍属、小檗属、虎尔草属、杜鹃花属、报春花属、龙胆属、马仙蒿属及望江南属等等。他还指出，由于地层古老，且气候和地理条件优越，又未受地质变迁的大伤害，所以我国多有特产植物，如水青树属(Tetracentron )、杜仲属(Eucommia)和珙桐属(Davidia)等。这反应在他1929年出版的《植物地理学》等著作中。他还写有《秦岭及中国中部植物论文集》(Beiträge zur Flora des Tsing-Ling-shan und undere Zusatze zur Flora von Centrachina)。顺便提一下，20世纪30年代末，在洪堡大学学习的我国植物学家郝景盛，曾在代尔斯教授的指导下写了“青海植物地理研究”和“ 柳属植物志要”两篇论文。
此外，另一德国植物学家和树木学家柯恩(B.A.E.Koehne)也曾为威尔逊采集的一些植物新种定名，主要是花楸属（Soubus ）和山梅花属(Philadelphus)植物。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哈佛大学堪称是研究中国木本植物的中心。该校的植物学家沙坚德(C.S.Sargent)曾到日本等亚洲国家采集植物标本, 熟悉东亚的植物。对我国的木本植物（主要由威尔逊等人收集）尤其有研究。从1913年起,沙坚德教授主编了《威尔逊植物志》(Plantae Wilsonianae),计三册,于1917年全部出版。该书记载了1907,1908,1910间,阿诺德树木园通过威尔逊等收集得的中国中西部木本植物。在该书第一卷，描述了威尔逊采集植物种类的一半左右，其中包含两个新属，225个新种，162个树木新变种。全书总共描述植物3356个种和变种,是当时研究中国木本植物最广博的参考著作。至今犹为研究我国木本植物及湖北、四川植被的重要参考书。
沙坚德还根据自己长期对北美和东亚植物的研究,发表了两篇颇富创建性关于东亚和北美植物区系的论文。其一为“东亚和北美东部木本植物比较”(A Comparison of Eastern Asiatic and Eastern North American Woody Plants,1913),另一为“中国和美国木本植物种的比较”(A Comparison of Woody Species of China and America 1920)。在前一篇论文中,他就东亚北纬22.3度以北地区与美国得克萨斯格兰河以北地区的木本植物进行了比较。他逐科地指明两地的有无及属种的多寡和特有属种。在植物区系学上有重要意义。
1898年从德国赴美的瑞德(A.Rehder)也是对我国植物，尤其耐寒木本植物作过很多研究的树木学家。他长期在阿诺德树木园工作，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树木学教授。研究、描述过威尔逊和洛克(J.Rock)和其他一些人收集的许多植物。并发表了不少文章。他出版过一些重要的树木学著作，包括《北半球寒温带地区栽培的耐寒树木索引》(Bibliography of Cultivated Trees and Shrubs Hardy in the Cooler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1949) [11] 。另一位曾与韩马迪在我国云南和四川收集大量植物标本的德国植物学家施耐德(C.K.Schneider)，后来也去了阿诺德树物园，在那里作了四年的研究，分类描述了大量威尔逊在我国西部采集的植物。他后来成为以我国为分布中心的小檗属(Berberis)和丁香属(Syringa)的专家。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植物学家梅里尔(E.D.Merrill1876—1956)是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梅里尔博士1902年以植物学家的身份到美属菲律宾马尼拉服务，先在农林部，后来在国家实验局任职，最后任科学局局长。1924年回到美国，先后任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兼农业实验场场长，纽约植物园园长，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兼阿诺德树木园园长和哈佛大学植物标本总监 [12] 。1920年他到浙江、安徽采集过标本。他很熟悉东亚植物。20世纪上半叶，我国不少学者采集的标本是由他鉴定命名的。象我国前辈植物学家钟观光先生采着的一马鞭草科新属种，就是经他鉴定命名为钟木(Tsoongia axillariflora)的。这属后来即成为纪念钟观光的钟木属。他鉴定我国学者送去的植物标本通常比较快速准确,为我国植物学家称道。他发表过不少关于我国华南、广东、海南岛植物的文章。1920年他路经南京时，与我国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相识，后来建立了终身的友谊。他们合作研究广东和海南植物，先后一起发表了“广东植物志资料”，“海南植物志资料补充”等许多研究文章。在纽约植物园工作期间，他曾指导我国植物学家裴鉴做博士论文。梅里尔先后研究东亚植物数十年。他和沃克(E.H.Walker)合作编写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1938)及由沃克作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补编I》(Supplement I, 1960),收集东亚的植物文献相当充分,至今仍是研究我国和东亚植物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在华西南的云南、四川和西藏等地进行过重要植物学考察，并采集过大量植物标本的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H.Handel-Mazzetti)，是本世纪上半叶研究我国植物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从中国回到奥地利维也纳后,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并因对分布中心在我国西南的报春花属和珍珠菜属植物有精深的研究，而被当时的学术界目为专家。他还约请了其他一些植物学家研究他收集的植物标本。在此基础上，又查阅了当时西方各大植物研究机构收藏的中国植物标本。编写了《中国植物志要》(Symbolae Sinicae)，1937年在维也纳全部出版。
韩马迪的著作共分7卷，分别为藻类、真菌、地衣、藓类、苔类、蕨类和种子植物。书中的内容非常丰富,对许多分类群都有颇深入而有见地的探讨，是当时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的一部带有总结性重要著作。他也因此植物学界誉为中国叙述植物学的权威。这部著作至今对于我国植物学者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他还发表过《中国植物地理结构及其亲缘》(The Phyto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Affinities of China)等有关我国植物地理学的文献。并曾根据他在我国西南等地的调查资料，进行了全中国的地理分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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❿ 历史文物遗迹考察的论文提纲怎么写啊据有美术研究价值的文物遗迹。
参考范文： 洛阳隋唐城遗址植物园野趣水景园的植物造景艺术 摘 要：通过对野趣水景园的规划理念、植物配置类型及景观营造的总结与分析，以洛阳隋唐城遗址植物园中的野趣水景园为例，探讨富有特色的植物景观营造规划方法，特别是水边空间的植被绿化，要根据各自的场所和植物的不同生活形态来选择，充分利用水、湿生植物，通过合理分区营造丰富多彩的水体景观，并就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字：洛阳；植物园；造景 洛阳有着悠久的建城历史，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还有闻名遐迩的园林和丰富的植物资源，这座地处暖温带的城市有着丰富的水系和肥沃的土地，人文风景和自然风景资源丰厚，利于造园。 2006年，坐落于古城里坊遗址之上的洛阳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建成。洛阳隋唐城遗址植物园位于新旧城区的中部核心地区，东起现状里坊路，西至王城大道，南临古城路，北接洛宜路，周边为规模更大的隋唐地遗址保护区，全园占地861 800m2。 园区被东西流向的古洛渠、胜利渠分成3大区域，南区为生产管理区，北区为苗圃科研基地，中区为专类园区。 野趣水景园是专类园区中独具特色的一个园子，位于植物园的西北部，总面积133 800 m2，水域面积28 378 m2。设计时间为2005年10月，2006年6月建成。 1 野趣水景园的总体规划 作为植物园中专类园区的一个区域，野趣水景园要与全园总体规划目标原则一致，满足全园所要达到的功能——以洛阳的山水、植物和隋唐遗址文化为基础，以文物保护和促进当地生物产业发展为前提，以科研、科教、生产、旅游和文化娱乐为主要功能的综合性植物园，同时，要充分利用原有渠道，解决灌溉、排水和造景要求[1]。 造园手法富有细节变化，充分体现自然野趣的风格特色，充分利用水系、地形与植物配置相协调，使园中的一切都统一在娴雅而和谐的气氛之中。同时运用山水画艺术风格，使园林成为立体的山水写意画，有形的自然山水诗。 总体布局可以概括为“一心、一环、一轴线”。 一心：以湖水围绕的大洲为重心，统帅全园。洲内林木森森，野花怒放，趣味盎然。 一环：以环湖路为纽带串联景区，环湖路既为水陆的分界面，又作为景观沟通与联系的桥梁。大小不同的岛屿美不胜收，水中的荷花、睡莲、美人蕉等竞相开放，相映生辉。 一轴：通过贯穿水景园内的二级路形成与全园的有机联系，既体现了水景园独特的人文景观，又实现了与整体植物园协调统一的连通。 2 水景园植物景观特色 以水生植物造景为主题，以洲、岛、渚等丰富的地形地貌，野趣自然的植物配置，分区域展示了各植物组合的野生、天然、美丽的园林景观，从而集中体现了耐湿、挺水、浮水、沉水等植物在湿地水域的生态环境中所起的固岸护坡、洁净水质、哺育动物等大地之肾的生态功能。 以植物造景为主，除了原种的植物收集展示，还补充大量观赏价值高的品种作为配景，既了解植物自身的质地、美感、色泽及绿化效果，又注意到植物配置的群体美及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从季相、色彩、质地等造景要素上全面提升植物园的观赏性，营造出具有丰富科学内涵的优美园景和舒适的环境以吸引游人前来参观，达到寓教于游憩休闲的目的。 3 植物配置类型分析 3．1 疏林缀花草地的植物配置 以榉树、榆树、黄连木、乌桕等高大乔木为主，或孤植或群植。修剪整齐的草坪，姿态优美的大树，散置的置石，以及镶嵌于草坪上的花卉组合，共同组成了一幅自然、朴素、淡雅的优美景色。 3．2 水边空间的植物配置 水生、湿生植物所在的水边空间，将水域和陆地的景观融为一体，其在生态保护和环境美化中所起的作用是其他植物难以替代的，它们极大地丰富了园林的水体景观，还与水质处理系统、生态保护系统巧妙地结合为一体[2]。 3．2．1 水边林、湿生植物带 这一地带处于水陆交界处，土壤湿润，选用的植物材料应对水分条件的变化适应性很强，还要有与自然山水相协调的景观效果。在陆地与近水区之间种植了水杉、落羽杉、垂柳等乔木，林下种植了吉祥划等耐湿植物，岸边种植了千屈菜、卵叶丁香蓼等适应性强的岩生植物，是植物种类最多的地带。千屈菜花色明艳醒目、姿态娟秀洒脱，与水体绿树形成对比，层次分明，景色优雅宜人[3]。 3．2．2 直立水生植物带 这里会出现不定期的水位变化，是受波浪影响的区域，坡面坡度变化很大，主要是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芦竹（Arundo donax）、美人蕉（Canna indica）、雨久花（Monochoria korsakowii）、菖蒲（Acorus calamus）、水葱（Scirpus valis）、再力花（Thalia dealbata）等直立水生植物生长的区域，植物品种繁多，色彩丰富，姿态优美：碧叶如盖的荷花，叶似利剑的菖蒲、瓣如飞燕的鸢尾（Iris germanica），花絮似雪的芦苇，穗若串珠的蓼花（Polygonum hydropiperl）等，这些挺水植物与水体和岸上的景物相互映衬，反映出不同季相的秀美景色。 精品荷花区集中了大量的精品荷花品种如：玉吉（Nelumbo nucifera 'Clean Jade'）、祝福玉莲（N. nucifera 'Zhufu'）、友谊（N. nucifera 'Friendship red'）、牡丹莲（N. nucifera 'Friendship Peony'）、赛佛座（N. nucifera 'Saifo zuo'）等，沿岸种植水杉、垂柳等耐湿植物作背景，同时点缀一些睡莲、萍蓬等浮叶花卉，使得景色生机盎然，充满韵律节奏感与山林隐逸野趣[4]。 3．2．3 浮叶——沉水植物带 该区是许多水生观赏植物适宜的区域，如睡莲、萍蓬草（Nuphar pumilum）、金银莲花（Nymphoides indica）等。 睡莲王莲景观区：拥有大量色彩娇丽优雅的睡莲品种，如仁者（Nymphaea 'Rene gerard'）、佛琴娜莉斯（N. pygmaea 'Virginalis'）、爱丽（N. laydeder 'Elisiana'）、粉牡丹（N. 'Pindk Peony'）、怀特（N. tetragona 'Tuberoda Richa'）、日出（N. 'sunrise'）等，景观壮丽，秀色宜人。 沉水植物景观区：有金鱼藻（Ceratophyllum demersum）、狐尾藻（Myriophyllum verticllatum）、篦齿眼子菜（Potamogeton pectinatus）、穿叶眼子菜（P. perfoliatus）等，洁净水持，提高水的含氧量，犹如水下森林、意境幽深。 3．3 洲岛植物配置 应用丰富多样的植物品种，使山体、绿地和水体自然衔接，创造大片野趣、休闲的园林景观。大量运用各种野花组合，营造自然美丽的景观，或置于路旁石畔，或置于水边林缘，或大片种植。野花组合品系的选择要根据应用地区的气候条件、海拔高度、土壤条件等因素，选用不同品系具有极强生态适应性和抗逆性的花卉品种进行混合配比。野花组合是由一、二年生花卉和多年生宿根花卉按配方组成的多种组合，如“夏日花园组合”“一、二年生组合”等。这种多类型搭配的组合，才能从早春到晚秋开花不断，达到良好的景观效果。 河中的水杉树小岛颇具特色，茂密的水杉挺拔林立，水葱、垂柳带来淳朴的野趣，让人享受到返璞归真的体验。岛中植物与水生湿生植物协调花生，共同营造出自然美丽的景观效果。 4 植物配置的经验与心得 大量运用水生植物造景，充分发挥水生植物的姿韵、线条、色彩等自然美，力求模拟并再现自然水景，创造了独特的耐人寻味的园林意境。水生、湿生植物配置进行合理分区：沉水植物区、睡莲王莲景观区、荷花观赏区、沿岸的水生湿生植物区。使得水面空间层次丰富，驳岸处理自然，使山水融为一体。 地被植物与野花组合的广泛应用是野趣水景园造景的主要组成部分。林下岸边、路旁广泛栽种地被植物与各种草花组合，大大丰富了园林的色彩和景观。如园路两旁选种一些与绿地环境相适应的草花组合——“夏日花园”，色彩缤纷，夹道相映成趣。园路转角“超矮的花坛组合”，淡雅秀丽。林下大量种植鸢尾、葱兰，高低错落，色彩丰富。 同时更兼顾景观生态学要求，重视园林的生态效益，把景观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同时又考虑了其景观多样性与景观个性的统一，科学合理地配置和营造景观，最终达到自身的景观稳定。 5 问题与思考 （1）水生植物不仅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还能吸收水体中的养分物质，净化水系，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但是水生植物不像陆地植物易于控制，如果对其习性不了解，会存在较大的植物分割危险，因此应加强对水生植物的侵害性研究，才能作出更科学合理的植物配置方案。 （2）施工与设计要有机结合，在施工过程中，现场施工与设计之间要充分协调，地形整理、植物配置、置石等景观性强的工程，要依据施工现场的情况和进度随时调整和调度，既要掌握法则，又要灵活运用，力求达到最佳效果。 6 结语 位于专类园区北部的野趣水景园，植物千姿百态，绿树成荫，湖面微波粼粼，水鸟纷飞，野趣盎然。同时大量运用水湿生植物造景，鸢尾风韵优雅、清新自然；再力花花穗修长，随风摇曳，洒脱多姿；芦苇成片种植于溪边，重阳时节，柄柄芦花呈现出一派深秋的景色，煞是好看；花叶芦竹洒脱自然；泽苔草无拘无束，田园野趣尤浓；纸莎草高大洒脱；花蔺婀娜潇洒，柔美多姿。水、湿生植物洒脱的姿形、优美的线条、绚丽的色彩、美丽的四时景色，通过艺术构图，形成了一幅幅风光秀丽的园林景观。 参考文献： [1]唐学山,李雄,曹礼昆,等.园林设计[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6 [2](日)都市绿化技术开发机构,地面植被共同研究会.地面绿化手册[M].王世学,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3]赵可新,钱萍.水生、湿生植物在湖西综合保护工程中的应用[J].中国园林,2005(7):73-75. [4]李尚志.水生植物造景艺术[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5.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