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可持续发展

1. 生态系统 可持续性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约束分析

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资源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天然地确定了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边界。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大部分城市中水资源的需求量急剧增大，供需矛盾日趋尖锐化。作为城市发展不可缺少资源之一的水资源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城市可持续发展；水资源约束；制度创新

1 引言

党的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这足可突显出资源和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该问题的实质体现在社会经济活动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研究资源约束问题，找到摆脱环境、能源约束的有效途径，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
城市是区域系统的核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在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资源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天然地确定了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边界。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大部分城市中水资源的需求量急剧增大，供需矛盾日趋尖锐化。作为城市发展不可缺少资源之一的水资源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约束

2.1 内能消耗与补给约束
从物理角度来讲，万物都是由能量生成的，可持续发展在根本上涉及到能量及其由之产生的各种具体物质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内能消耗、熵增加和生态系统承载力三个系统性的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实际上就是由此产生的。
由热力学第一定律可知，自然界能量的数量在传递和转化过程中保持不变，即能量守恒。然而，事实上能量守恒定律的一个更加重要的意义是表明，一个系统内能的增加△U，等于系统吸收外界的热量Q和外界对于该系统所做的功W。即:
△U = Q + W
一个系统要做功，要么消耗内能，要么吸取系统外部的能量。社会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能量的使用、消耗和转化行为。如果将城市看作一个系统，其必须通过消耗各种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为城市内部人口提供生产和生活服务。由于城市不合理地使用或超限使用资源，从而使得城市对资源的消耗，在满足当代城市发展需求的同时，也为以后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设定了约束，并且这种约束越来越明显。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因其在经济上居于“先发”地位，国际贸易中表现为资源输入，因而以占世界10%的人口，消耗了占世界80%的能源，显示出其在吸取外部资源、增加“内能”上存在的优势。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突飞猛进式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以不断地吸取经济落后国家的资源为其条件的。而发展中国家，因其经济技术落后，国际贸易中表现为资源型的初级产品输出，经济发展中的内能消耗与补充主要限于国内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大量耗用能源会遇到严重的资源承载力约束，发达国家就没有，或者症状要轻得多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第一个约束，即内能消耗与补给约束。

2.2 熵增加与负外部性约束
由热力学第二定律发现，熵同样是一个表示系统内部特征的量。在一个系统内部，随着能量的不断使用，不能再做功的无用能是不断累增的，即总的熵不断增加，从而形成了熵增加定律。有机体系统要摆脱死亡，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环境中不断吸取负熵，以平衡熵增机制，维持系统均衡。在一个城市系统中，经济的增长依赖于大量能源消耗的支持，而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耗的大量能源，会导致熵的不断积累，包括与熵的具体化形式相联系的废水、废气、废物的大量增加。熵增加会大大扩展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导致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和生命维持系统功能弱化，产生了生态可持续性问题。而生态可持续性又是经济可持续性与社会可持续性的基础，从而使得维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系统均衡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在熵平衡机制上，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科技优势和经济上游地位，通过向经济，位势低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吸取负熵（资源和利润），并大量转移高污染、高能耗产业以及熵扩散等负外部性输出行为，而维持了发达国家内部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均衡发展。发展中国家则完全不同，因其经济位势低，向系统外部特别是向发达国家吸取经济负熵与转移负外部性的能力要弱得多。正是这种发展的约束条件差异，造成了一些发达国家几乎是在肆无忌惮地挥霍能源，而处于经济低位势的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要从本国内部吸取负熵来推动其经济发展，并把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熵增加及其它负外部性积累在国内。这便构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约束，即熵增加与负外部性约束。把内能消耗控制在经济资源能够承受的限度内，把熵增加控制在生物圈的承载力以内，既是对这两大约束条件的具体解释，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条件。
由此得到结论，可持续性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约束”问题，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国家，虽然经济差异而造成的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水平与效用不同，但是作为区域系统的核心的城市，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由于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受到内能补充与熵增加的双重约束，处于不利的可持续环境，因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更为重要。

3 水资源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3.1 城市水资源的概念及基本特征[1][2]
城市水资源是指一切可以被城市利用的、具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并能供给城市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用水的水源，包括当地的天然淡水资源、外来引水资源和可再生的、使用过的水和经处理的污水。城市水资源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城市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正常、稳定运行的前提条件，是发挥城市多功能作用，促使城市聚集经济效益得以实现的客观保障，是衡量城市吸引力和辐射力，评价城市投资环境的基本要素之一。
概括地说城市水资源因其所处的特殊地位和功能表现出如下一些特征：
（1）大量集中性，这主要表现为城市对水资源需求量大而且集中；
（2）连续稳定性，是指城市在不同季节对水的需求量和水质要求变化不大，相对稳定；
（3）高效性，这表现为同样数量的水对城市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较高；
（4）系统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同类型的水（海水、大气降水、地表水、地下水、废水）之间存在质与量的交换，二是城市区域以内和以外的水资源通常处于同一水资源系统，相互间有密切的水力联系，三是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不同环节（如取水、供水、用水、排水等）是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环节疏忽都将影响到水资源利用的整体效益；
（5）有限性，这表现为水资源量上的有限，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有极限；
（6）脆弱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城市区域污染源点多、面广、强度大，因而水资源易受污染，二是易遭破坏，特别是地下水，当开采量超过补给量时，水资源质与量的状态便失去平衡，同时还会引起一系列环境地质问题。
（7）再生性，是指城市水资源的利用并非一次性的，具有一水多用，再生回用的特点；
（8）商品性，由于在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中，政府及供水部门投入了人力物力，付出大量社会必要劳动，水资源通过交换，使其价值得以实现，为各用水单位创造了经济效益，因而城市水资源既具有资源本身的公共属性，又具有商品属性。

3.2 水资源约束的含义
水资源约束是指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水资源供不应求，对发展形成制约。其表现为:一是短期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水资源供应紧缺；二是水资源供给对长远发展所形成的潜在约束。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加上经济粗放增长的方式尚未有效转变，特别是部分资源高消耗、高污染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比较严重，水资源利用效率低，污染、浪费严重，使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水资源约束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制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水资源是生命之源，是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水的存在对人民生活方式的影响有决定性的作用。第二，水资源约束制约着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成长速度。水资源总量约束决定经济长期发展的规模和成长速度，而水资源短缺所造成的资源约束会使短期经济发展受到抑制，常会成为短期经济发展的“瓶颈”。第三，我国水资源在时空结构上的特点或不平衡性形成了水资源的结构约束。经济发展的结构就是经济发展的模式，或者说经济发展的模式是以动态的方式描述经济发展的结构。水资源约束限制着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范围，一定的水资源约束条件决定着一定的经济发展模式。

3.3 水资源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约束
由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水资源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主要表现为功能性约束、生态性约束、经济性约束以及制度性约束。在这些约束中有的是自然形成的，需要通过人为调节来改善，而有的约束则是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生活方式不合理而造成的，这样的约束需要通过人们思想意识的提高和相关配套制度的创新来改善。
功能性约束。自古以来，水就与城市相依相存。比如，除少数军事重镇外，世界各国的城市几乎都建立在河边、湖边和海边，特别是从事商品交易活动的城市。水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在时空及区域分布极不均衡。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由于其历史及所处的地理位置等原因，具有不同的区域特点和优势。因而限制了城市功能的规划和发挥。要缓解这样的约束一般需要人为的调节，如天津市引滦入津、西安的引黑工程、北京引黄入京以及著名的南水北调工程等跨区域的引水工程。
生态性约束。这种约束主要表现为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水环境日益恶化。我国许多城市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时，只重视追求经济效益和水利效益，对水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不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对城市未来的进一步发展造成生态性障碍。生态型约束同时表现为一种长远性和难以修复性。即城市水资源一旦遭到破坏，其产生的影响不会在短时间内体现，其影响是长期持久的且水体的治理需要花费较长时间。
经济性约束。水资源对城市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一种间接的约束力。城市水资源作为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城市的基础设施，始终在决定着一个城市质量、决定着一个城市存亡。水环境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文明、先进程度的标准之一。同时，在水环境上的投资己经在经济上制约着政府的行为。一旦城市水环境遭到破坏，其必然要影响到城市的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环境。从而对城市投资硬环境产生限制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将会影响到城市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
制度性约束。制度性约束主要表现为城市管理者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制度自身的缺陷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约束。任何一种城市水资源开发制度都是依据当时的客观形势，为完成特定的阶段性目标而确立的，具有一定的时效性。然而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时间的推移会使一些事物存在的条件发生重大的变化。城市水资源的开发制度也是如此，如果不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适时作相应调整，必将产生制度性缺陷，进而导致决策的失误。必须加快制度创新，并以此来指导城市水系统的规划及相关技术、经济和投资政策的制定，促进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4 水资源约束条件下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对策

根据我国水资源紧缺的基本国情，要提高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必须选择一条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水资源组合方式，即非传统的现代化道路，关键在于促进水资源的节约，杜绝水资源的浪费，改变传统生产方式，降低水资源的消耗，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生产率和水资源的承载力，以缓解资源的供需矛盾。
首先，从总体上提高全民族的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在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的观念，培育人人节约资源的社会风尚，营造全民节约资源的良好环境。要将节约资源提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来认识，把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目标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以此为依据建立综合反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体现科学发展观、政绩观的指标体系，构建“绿色经济”考核指标体系，实现“政绩指标”与“ 绿色指标”的统一，彻底改变片面追求, 增长的行为。[3]
其次，城市政府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改变透支资源求发展的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城市布局，走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之路。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经济增长与水资源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水资源保护和节约放在首位，充分考虑水资源承载能力，辩证地认识水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加大合理开发水资源的力度，努力提高有效供给水平。调整能源结构，尽量选择清洁能源，建立起“低消耗，高效益”的社会经济结构。
再次，对于一些城市，水资源短缺已影响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消耗城市原有少量水资源同时，为了解决水源不足的问题，要积极开辟新水源。目前主要通过跨区域的引水工程来缓解。但是在合理跨区域调水时应以保持水资源区域系统的平衡为原则，充分认识到这种跨区域调水工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水资源短缺问题，过度的调水实质上是水资源系统不平衡的一种异地转嫁行为，随之会伴生被引水区域的大环境效应问题。
最后，要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关键还要在城市水资源开发管理体制上加快创新。关键是重视经济运行机制在水资源管理中的运用，其主要依赖于政府部门制定的有关经济政策，以此为经济杠杆，来间接调节和影响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等水事活动。[4]从而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一旦退化，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恢复，其利用的难度也很高。只有在利用不超过土地承载力时，土地资源的利用才能实现可持续利用。由于经济的发展，土地资源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当这种压力超过了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就导致了土地退化的发生。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基础，土地资源的退化表现为：土壤肥力降低，生物多样性降低，以及伴随的经济发展的落后。当前世界范围内对土地退化的治理，基本方法仍是基于生态学理论的生物方法。但对土地退化的恢复与生态系统的重建的研究，需要经过谨慎设计的长期实验。绿洲荒漠交错带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为是绿洲的保护屏障，而且在绿洲经济的发展中也起到巨大的作用。通过对国内外大量研究的回顾，讨论了在不同地区进行的长期实验所采用的方法。有人为因素参与的退化土地恢复与生态重建，可以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效果。产生土地退化的原因，不仅仅是土地资源特点与自然环境这样一些自然因素，还包括一些社会与经济因素。因此退化土地的恢复与生态重建的成功，需要一种考虑自然、社会和经济因素的综合的方法。

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
作为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一旦退化，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恢复，其利用的难度也很高。只有在利用不超过土地承载力时，土地资源的利用才能实现可持续利用。由于经济的发展，土地资源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当这种压力超过了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就导致了土地退化的发生。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基础，土地资源的退化表现为：土壤肥力降低，生物多样性降低，以及伴随的经济发展的落后。当前世界范围内对土地退化的治理，基本方法仍是基于生态学理论的生物方法。但对土地退化的恢复与生态系统的重建的研究，需要经过谨慎设计的长期实验。绿洲荒漠交错带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为是绿洲的保护屏障，而且在绿洲经济的发展中也起到巨大的作用。通过对国内外大量研究的回顾，讨论了在不同地区进行的长期实验所采用的方法。有人为因素参与的退化土地恢复与生态重建，可以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效果。产生土地退化的原因，不仅仅是土地资源特点与自然环境这样一些自然因素，还包括一些社会与经济因素。因此退化土地的恢复与生态重建的成功，需要一种考虑自然、社会和经济因素的综合的方法。

关键词： 生态重建 土地退化 绿洲荒漠交错带
1．前言
土地退化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严重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1992年在世界各国之间签定的国际荒漠化公约，对荒漠话的定义为：土地退化，其范围包括沙漠化、盐碱化、草场退化及水土流失。从1977年联合国内罗毕荒漠化会议到1992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再至1994年巴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签署，荒漠化一直是各国政府和科学家所重点关注的环境与社会问题。中国是荒漠化影响较重的国家之一，防治荒漠化也被我国政府列入道《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中，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重点解决的环境议题之一。在我国不同区域发生的各类土地荒漠化面积总和为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3%。在这些区域中，有114.8万平方公里分布在干旱区，占荒漠化总面积的43.8%，目前仍以较快的速度处于扩展之中[1]。
在干旱区，山地、绿洲和荒漠是以流域地表、地下水源为纽带组成的地域生态景观单元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形成于地质时期的绿洲单元，其植被生态类型是由隐域性的湿生植物群落为主，荒漠单元由显域性的旱生和超旱生植物群落组成，介于两者期间的是中生群落构成的生态类型。人工绿洲外围交错带的可持续性是实现绿洲内部可持续性发展的根本保证2。一些研究结果表明[3-7],相对于绿洲和荒漠生态系统，绿洲―荒漠交错带，因水源等环境条件的差异，存在着较强的“生态梯度”，极易受水源变化的干扰而发生变化。历史时期以来，人类大规模土地开发的主体对象几乎全为天然绿洲，以至于天然绿洲现在几乎不复存在，而这个过渡带又成为人们进一步开发利用（垦荒、放牧、砍柴）的对象。在一定的水源条件下，人类水土资源利用等活动和自然营力对过渡带植被生态因子(水量、水位、盐分含量、土壤物化性质)的改变，该地段不可避免地将发生植物群落逆向演替、土地荒漠化的现象。目前干旱区荒漠化发生最为普遍的区域几乎都在绿洲―荒漠交错带。如准葛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河西走廊绿洲边缘区等。

2．区域特征：
依靠高大山体对水汽的阻挡，干旱区基本存在一个完整的自然带图谱[8]，水分因素是控制自然带谱分布的关键因素。当水分由于某种原因，如河流，泉水溢出等，相对集中于某些区域时，在这些区域就形成了绿洲。随水分的减少，绿洲植被类型由隐域性的湿生植物类型向显域性的旱生和超旱生荒漠植物类型转变，两者之间的过度区域，就是通常所谓的绿洲―荒漠交错带。在自然条件下，经过长期的演变，这个区域的生态系统处于与气候相适应的稳定的气候顶级系统。绿洲荒漠交错带在功能上不仅可以作为牧场承载牲畜和野生动物，而且还可以增加下垫面的粗糙度，抑制沙漠化的发展，保护绿洲免遭风沙的侵袭。同时绿洲荒漠交错带也是绿洲生态系统与荒漠生态系统发生能量、物质、信息交换最频繁的界面区域，生境脆弱、敏感，其荒漠化状况是对人类活动强度和自然营力（气候）变化等外部干扰条件的直接反映和浓缩。对这一地区的研究，一直是干旱区与荒漠化有关研究的重点区域。
位于准葛尔盆地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属于固定和半固定沙漠。虽然这里沙漠植被稀疏，自然生产力很低，但对于沙丘的固定却起到重要作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生产建设兵团在沙漠边缘的绿洲与绿洲―荒漠交错带，建立了很多国营农场。以天山北麓，古尔班通古特南缘为例，仅占全疆土地总面积的8.67%，但工农业生产总值占全疆工农业生产总值的51.26%，而工业生产总值则占全疆工业生产总值的70.24%，成为全疆工农业生产水平最高的地区[9]。由于人类活动过于剧烈，本区绿洲沙漠过渡带的自然环境，特别是自然植被受到严重破坏。夏训诚等的研究表明[10]，在50年代，固定和半固定沙丘占据了沙漠的大部分，但是在80年代，沿着沙漠和绿洲的结合部（过渡带），已经出现了一条500公里的带状活动沙丘，波及的县和国营农场有20个。在莫索湾垦区，活动沙丘出现在许多地方，宽度范围在5-20km，成为当今这个地区的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
另一种在干旱区广泛存在并因人类活动而危害加剧的现象是土壤的盐碱化。由于水资源利用不合理，地下水位上升导致的土壤盐渍化，是灌溉农业发展过程最易产生的问题。干旱区由于蒸发强烈，降水极少，土壤更容易因不合理灌溉而发生盐渍化，这是新疆农业与土壤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对于绿洲―荒漠交错带而言，开荒后的土壤，由于不合理的管理，土壤肥力严重下降，发生盐碱化化被迫撩荒，在很多地区都普遍存在。由于原有植被已遭破坏，土壤结构也因盐碱化而恶化，很难在有新的植被重新生长，成为新的风沙源，加剧了自然环境的恶化。李述刚、王周琼等自70年代就开始对准葛尔盆地中分布的比较典型的荒漠碱化土壤类型、特征进行了研究，对荒漠碱化土壤的化学特性[11]、粘土矿物[12]、腐殖质特征[13]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在对多年工作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他们其专著中[14]，集中论述了荒漠碱化土壤的形成、类型、特性及其改良，并在系统分类中划分出了荒漠碱土。对荒漠碱土的认识与治理，同样也是绿洲―荒漠交错带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洲荒漠过度带在干旱区处于特殊的地位。一方面，其受到严酷自然条件的限制，遮盖区域的生态系统极其脆弱。另一方面，人类的各项活动，基本都是以负面影响为主，如樵采、放牧、开荒等，破坏的强度远远大于保护的强度。通过对植被与荒漠环境相互关系的长期研究，黄培佑[15]首先指出了开发造成景观分化的有关现象，并提出了绿洲开发过程中形成的由单一景观向绿洲、绿洲界外区及维持自然状态荒漠三类实体转化的过程。这个界外区的范围，基本与前述的绿洲荒漠交错带的范围相当。由于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过度放牧，樵采，开荒等），使这一地区出现植被衰退、生态系统濒临崩溃、固定沙丘活化等现象。也有一些研究人员[16]，根据这个观点，对界外区的成因与范围进行了研究，结论是过度樵采与放牧是其植被严重退化的导因，并根据人类活动的涉及范围，界定其为绿洲外沿40-60km的范围，而以0-40km的环带为甚。在对阜康新老绿洲及绿洲―荒漠交错带的研究中，潘晓玲[17]提出，：这一植被带（绿洲―荒漠交错带）已从真正意义上的过渡带而转变为断裂带，此区也由维护绿洲稳定的屏障演变成威胁绿洲存在的外患。

3．研究概况：
绿洲―荒漠交错带植被的退化，首先是在干旱区环境的背景下进行的。由于严酷的自然条件。如干旱少雨，土壤贫瘠且含盐量高等因素，尽管在人类活动影响很小的条件下，这个区域的植被能够以顶级生态系统的形式存在。但由于植物种类少，覆盖度低，类型结构简单，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物质与能量的输入与输出，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平衡极易打破。导致绿洲―荒漠交错带退化的原因，从大的方面可分为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
近年来，对自然因素的影响，各种研究首先集中于全球变化异常方面，特别是中纬度地区的气候向暖干方向发展的趋势。如王涛等[18]认为，由于全球特别是中纬度地区气候向暖干方向的发展，是有利于沙漠化发展的大的生态背景。高尚玉等[19]指出：中国风沙灾害加剧是在气候趋于干燥化的背景下，人类大面积发展沙区生产造成的，并认为未来中国风沙灾害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气候增温背景下的降水时空分布、沙区风力变化与土地利用格局调整。通过对我国沙尘暴灾害的研究，史培军等认为[20]，强沙尘暴的逐年加剧，是在气候干暖化背景下，沙化土地扩展的结果。董光荣等[21]对50年代以来北疆气候波动的研究表明，其总的趋势是向干旱化方向发展。通过对上述研究的总结，可以认为，当前全球气候的变化，特别是中纬度地区气候向暖干方向发展的趋势，为干旱区绿洲―荒漠交错带的退化，提供了大的背景。
绿洲作为发育在干旱区的隐域性景观，全球气候的变化无异是控制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因素。但近50年来，绿洲规模的迅速扩大与绿洲―荒漠交错带的严重退化，人为因素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是当前众多研究人员所达成的共识。对有关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历史文献的研究表明[22]，在人类影响很少的时候，这个区域的植被是非常茂盛的。现仍可看到的古丝绸之路北道，又称唐朝路，说明在这个地区曾经存在过绿色走廊。建国初期的调查也表明，这一地区存在大面积的天然梭梭[23]。即使现在，保护较好的部分地段，如阜北农场以东，唐朝路以北，仍然存在植被覆盖度在30%以上的梭梭林22万亩。
考虑到人为因素，对于绿洲―荒漠交错带的土地退化，也许用Bridges[24]所提出土壤退化的定义可以更好的描述：由人类引发的降低土壤当前或未来支持生命生存的能力。所以，土地生产力的恢复和植被的再生是这一地区的核心问题。由于绿洲―荒漠交错带的退化已成为严重问题，地方政府和群众为此做出了相当努力。近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煤已逐渐取代木柴，群众砍伐灌木作为燃料的量越来越少。政府和群众的环境意识大大加强，大多数绿洲―荒漠交错带已处于封育或相对封育状态。自然生态系统处在恢复之中，但由于条件恶劣，恢复的速度极慢。然而，这一地区还存在另一潜

2. 生态可持续发展是什么意思的啊

envi.ruc.e.cn/bbs/archive/index.php/t-995/t-951 - 13k

www.cern.ac.cn/2news/detail. asp?channelid1=110100&id=2883 - 12k
生态学是研究包括人在内的生命与其物理和生物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系统科学，是关于生命、环境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论科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特别是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日益尖锐，生态学在自我完善的同时，表现了对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强烈参与，成为连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也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的转变，正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生态文明”时代在水资源领域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结果，有着深厚的生态学理论基础。

3. 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浅论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一．前言
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方面，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人口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中国人口数量众多、增长量大，给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包括人口数量问题、人口素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

二．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总是和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一个是环境问题，另一个就是人口问题。从环境问题本身来看，它的产生似乎同人口增长没有什么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但是，自从8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和经济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加上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给我们这个地球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同样是摆在人类眼前的事实。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环境污染的主要出口商，他们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生产、生活垃圾和废物的处理不当造成的，人口增长在其中的影响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截然相反，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则是以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增加，这使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生存环境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在这些国家中，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好似一对苦难的孪生兄弟，而这两者的关系实际上又相当复杂。
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社会确定了新的发展目标模式。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方法和途径有很多，但是，为了确保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致遭受根本性的破坏，人类的选择又显得十分有限。促进经济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涵，同时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但有必要明确一点，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人类目前所采取的某些方式是不可取的，是有背于人类和地球的长远发展目标的。意识到这一点的意义在于，人类已经开始努力改进以往的不利做法，并力图去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克服种种阻力，人口问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为此，发展中国家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妥善地处理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这使今后的种种努力显得更为艰巨，也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一）人口与土地与粮食
中国在不到全球7%的耕地上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同时它也说明了中国人口对土地和粮食的压力。中国陆地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可被农林牧副渔业和城乡建设利用的土地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则是沙漠、戈壁、冰川、石山或荒漠，利用难度很高，成本极大。1952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6．2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为2．8亩。当时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是5．5亩。虽然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一倍，却是中国50多年的最高水平。1997年，中国的耕地面积约为14．3亿亩，人均只有1．15亩，比1952年下降了一倍多。1952－1997年间，耕地面积减少了近2亿亩，人口却增长了6亿5千万，人多地少的矛盾大大加剧。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还将进一步下降。预计15年后，人均耕地面积将下降到1亩以下。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加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目前，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5亿，到本世纪末，很可能突破2亿。 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而且表现在对土地环境的污染破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徘徊不前。由于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压力，迫使农民高强度地使用耕地，使耕地的污染和退化严重。目前，提高粮食产量的主要办法是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这使土地的结构遭到破坏、肥力下降、板结贫脊。耕地资源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中国的粮食生产在过去的50多年里有惊人的提高。1949年，中国粮食产量为2264亿斤，人均产量416斤；1997年总产量增长到9883亿斤，人均产量约为800斤。在这期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倍，但是由于同期人口总数从5．4亿增长到12．36亿，使人均产量增长不到1倍。目前，农业生产是困扰中国政府的一大问题。政府年年强调粮食播种面积，但我们仍然感到粮食供给处于紧张状态。中国的粮食亩产现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潜力已远不如过去，因此，为支持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高人均粮食占有量，就必须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

（二）人口与森林和草原
尽管中国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资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仍比较脆弱，森林资源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中国的人口增长对木材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一方面是对木材制品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对薪柴的需求。这种需求驱使人们对森林的大量坎伐。据统计，在全国140个森林局中，已有61个局处于过度采伐状态，25个局的森林资源已经基本枯竭（曲格平，李金昌，1991年）。目前，中国的用材、薪柴、纸浆和其他林业经济产品的供应都很紧张。与此同时崐，由于人口增长对粮食和耕地的需求，加剧了开荒毁林的过程。随着牧区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草原出现了超载放牧和过度开垦的现象，其后果是草原的沙漠化。中国的沙漠专家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到本世纪末，将有8万平方公里土地沙漠化。由于森林和草原的破坏，使水土流失严重。中国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量多达50多亿吨，涉及11个省区，主要在黄土高原和南方的丘陵地区。黄河每立方米水含沙量在37公斤以上，为世界第一。长江每立方米水含沙量也达到了1公斤以上，为世界第四。长江上游多为红色土壤，土层最薄的地区只有4厘米，土层下则是坚硬的岩石。森林的开采、草原的沙化和水土的流失与人口增长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控制人口增长，减少牧业和林业人口，实现人口的产业结构转变，是缓解森林和草原生态环境危机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

（三）人口与矿产和能源
中国是世界上能源储藏比较丰富的国家之一。各种矿产资源种类比较齐全。有不少矿产资源储量在世界上居前列。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高。由于人口迅速增长，高耗能工业广泛建立及能源价格长期偏低，使中国的能源供给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各种预测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能源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激化，能源利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将进一步加剧。近年来，中国农民滥采矿藏的问题十分严重，这无疑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对自然环境的直接冲击。为保证矿产能源的长期和有效供给，提高开采效率和减少开采利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是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之一。
（四）人口与水资源
中国陆地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虽然水资源的总量不少，但利用难度较大。原因在于：一是时间分布不均匀，水资源东南多、西北少；二是时间分配不尽人意，大部分降水量集中在夏季，而且年际变化大。人口的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人口的增长使水资源短缺现象更为突出。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相当于人均水资源减少了一倍多；与此同时，生活、生产用水量急速增长，逐步出现了大片的缺水现象。以北京市为例，1962年前，北京市的水资源是供过于求，此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的发展，使用水量急剧上升，1970年基本上处于供需平衡状态，此后，水资源危机开始出现，目前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北京市生产和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
2、 人口的增长间接地使水资源总量下降。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增长对耕地的需求导致“围湖造田”，破坏了地表水；二是人口增长导致对地下水的超量开采，减少了地下水的总储量。由于超采地下水，一些城市发生了地面下沉，一些沿海城市还出现了海水侵入，影响了地下水的质量。
3、 人口经济活动导致了水体的严重污染。目前，中国每年的废水排放量约为350－400亿吨，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业废水平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或间接地排入水体。地下水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大部分城市地下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别是北方城市地下水的硬度逐年上升。

四．总结
就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而言，中国已经制定了各自的发展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总体上的协调。但是，要使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共进，必须改变就人口论人口、就资源论资源、就环境论环境、就经济论经济的单一倾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长期需要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必须有利于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同时，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的本身也应该以保护和促进长期发展为主要目标。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建立起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多因素综合治理的总体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人口和计划生育是关键问题。
参考资料：http://blog.donews.com/wwcs/archive/2006/05/12/866053.aspx

4.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生态可持续发展是基础、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条件、社会可持续发展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