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机制

㈠ 为什么说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制度安排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推动环境保护工作实现
生态补偿机制
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行政手段的转变，有利于推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加快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实现不同地区、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发展。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落实新时期环保工作任务的迫切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对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将其作为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要求:“要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中央和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应考虑生态补偿因素，国家和地方可分别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国家《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也明确要求改进和完善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开展跨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
为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一些地区积极开展工作，研究制定了一些政策，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生态补偿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目前对生态补偿原理性探讨较多，针对具体地区、流域的实践探索较少，尤其是缺乏经过实践检验的生
态补偿技术方法与政策体系。因此，有必要通过在重点领域开展试点工作，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标准体系，以及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补偿渠道、补偿方式和保障体
系，为全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方法和经验

㈡ 生态补偿的相关机制

生态修复补偿机制
1、实行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这项原则要求补偿和破坏主体相一致，一个主体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破坏了生态环境，有义务进行修复补偿。但是不要求必须在原地修复补偿，如果在经济区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允许到生态区进行修复补偿。这并不意味着在经济区可以随意破坏，不进行任何修复。必须努力把破坏降到最低限度，只是在经济区无法完全修复的部分，才到生态区进行修复补偿。投资者和建设者在项目上马之前就必须做好补偿安排和预算，投资总额必须包含适当比例的补偿费用。
2、自行补偿和委托补偿。实行谁破坏谁补偿原则，主要是指破坏者必须履行补偿义务，支付补偿投资或成本。既可以由经济区的破坏者直接到生态区进行修复补偿，也可以委托专门机构或生态区进行修复补偿，并由前者承担全部费用。例如，修建高速公路给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破坏，可以由高速公路的建设者进行异地修复补偿，也可以由投资者和建设者向有关单位交纳一定的补偿金，由后者专门进行异地修补补偿。可以成立专门从事生态修复补偿的实体，按照不同的破坏类型、范围和程度进行异地修复补偿。
3、等量补偿和加倍补偿。为了从总体上保持生态平衡，应当区分不同的情况，实行等量补偿和加倍补偿。等量补偿就是破坏量和补偿量相等。例如，在一个地方破坏1公顷森林或草地，在另一个地方营造1公顷森林或草地。有些破坏可能没有明确的计量单位，可以通过综合测算相关生态功能来进行等量补偿。加倍补偿就是补偿量大于破坏量。例如，在一个地方砍伐5棵树，在另一个地方种植10棵树并保证成活。对表2中一般保护区的破坏可以实行等量补偿，但是对全面保护区和重点保护区或重点保护对象的破坏，应当实行加倍补偿。
4、治理补偿。对生态环境的某些破坏不易实行异地补偿，如排放各种污染物，除了就地治理之外，还可以进行异地治理。破坏者向专门机构交纳一定费用，在治理控制区或其他区域进行异地治理，对整个生态环境可以起到某种修复作用。可以在表2所列的治理控制区划出部分区域，专门用于异地治理和修复补偿。
生态建设补偿机制
1、实行共享共建原则。所谓共享，是对生态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成果而言，不仅生态区受益，而且经济区也分享生态保护和建设成果。所谓共建，就是由生态区和经济区按照合理的分工共同进行生态建设。其中生态区具体实施保护和建设；经济区承担部分保护建设费用，也可以派出部分人员直接参与建设和提供技术指导。共享共建是构建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的利益基础。
2、以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要补偿途径。如上所述，区域主体功能定位要依托行政区，生态区和经济区通常由不同的行政区管理，一般不能由生态区直接向经济区索取生态建设补偿费用，而只能通过国家或上级政府在经济区征税，然后以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向生态区提供生态补偿费用。从全国来看，经济区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需要通过法律规定，按照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生态补偿费，建立生态补偿基金。建立科学的生态保护和建设业绩评价体系，由国家或上级政府组织对生态区环境保护实效进行全面评估，实行转移支付。
3、合理确定生态补偿水平。需要全面考虑生态区和经济区的多种因素：（1）生态区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成效；（2）生态区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直接成本，包括人财物的投入和消耗；（3）生态区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机会成本，主要是生态区为保护生态环境所放弃的本来能够得到的经济收入；（4）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支付能力。其中（2）（3）两项由生态区和经济区按一定比例合理分摊。
4、飞地补偿。所谓飞地补偿，是指两种主体功能区各划出部分区域，分别由对方来建设和发展。这是条件下的一种生态补偿途径。

㈢ 生态补偿机制的地方试点

地方试点进展如何？
在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方面，浙江省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专继2005年出台《关于进一属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2006年出台《钱塘江源头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省级财政专项补助暂行办法》之后，2008年又出台了《浙江省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试行办法》，成为全国第一个实施省内全流域生态补偿的省份。
2008年1月，《江苏省太湖流域环境资源区域补偿试点方案》正式实施，规定:建立跨行政区交接断面和入湖断面水质控制目标，上游设区的市出境水质超过跨行政区交接断面控制目标的，由上游设区的市政府对下游设区的市予以资金补偿；上游设区的市入湖河流水质超过入湖断面控制目标的，按规定向省级财政缴纳补偿资金。

㈣ 如何构建我国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水源地保护的经济手段，其目的是调动水源地生态建设与保护者的积极性。水源地生态补偿资金的筹集有两个渠道，一是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二是进行市场化筹集。其市场化筹集是根据“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以水资源为载体，受益者依其消费的生态资源的数量进行付费。同时根据“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以整个水源地保护区为对象，界定生态补偿对象，同时按照其经济行为确定补偿要素，根据其在水源地生态保护中贡献的大小，在能够调动其积极性的前提下确定补偿标准。在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形式上可采用生态受益者对水源地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两种形式。

（中经评论?北京）四、生态补偿的方式

一般来说，水源地生态供给者为生态受益者带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水源地生态补偿方式包括受益对象对水源地的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两种形式。

（一）直接补偿

直接补偿是受益对象根据水源地提供的水资源和水生态，结合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支付意愿而提供给水源地的补偿，由于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又称为市场化补偿。其表现形式为具体的受益对象对生态供给者的直接补偿，是一种点对点的补偿形式。

水资源的受益者与供给者之间的补偿方式可以采用资金或实物补偿。资金补偿是最为常见的补偿方式，也是最为直接的补偿方式。在现实操作中可形成例如补偿金、补贴、生态保证金（押金退款）、赠款等方式。为了提高物质使用效率，补偿者也可运用物质、劳力和土地等进行补偿（即实物补偿方式），解决受补偿者部分生产要素和生活要素，改善受补偿者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增强生产能力。

在实际的操作，以上方式很少单独运用，常将各种方式组合起来加以综合使用，相互弥补缺陷，优化补偿效果。如云南省盈江县星云有限公司在勐乃河三级电站开发过程中，就对水源地实行以资金补偿为主的综合生态补偿形式：一是与村寨签订保护森林协议，禁伐作为电站水源林的约750亩集体林，由公司每年给村寨8.8万元资金补偿；二是实行以电代柴，对昔马镇涉及电站水源林的两个村共7个村民小组约1200人，每人每月无偿补助用电6度；三是动员村民在森林较稀疏的地方补种树苗，由公司每年补助2000元树苗款。

为了减少生态补偿的运作成本，对水源地的生态补偿还常采用地区直接补偿以及部门直接补偿的形式。

下游地区对水源地的补偿可以通过“谈判”制度完成。谈判制度以生态资源供给者收益损失作为补偿的下限，以生物多样性、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降污、休闲游乐以及科研价值之和作为补偿上限，由水源地向下游提出补偿要求，下游生态受益地区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当地流域生态的直接和间接效益与水源地进行协商谈判，最终确定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这种谈判补偿的方式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比如在负责给广州、深圳和香港供水的东江流域，经过多次协商与协调，建立了流域上下游区际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广东省每年拿出1.5亿元，交给上游江西省寻乌、安远和定南三县，用于东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

部门补偿是其他部门（行业）对水源地的直接补偿。在不同行业、不同生态要素开发主体之间，如果某一部门（行业）为另一部门（行业）提供了生态产品并使之受益，则生态受益部门（行业）要对生态供给部门进行补偿。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补偿是“直接受益者付费”补偿，如林业部门投资进行生态环境建设，旅游部门受益于良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较好的旅游效益；水利部门得益于淤塞减少，水量增大；政府得益于抗洪救灾支出减少；航运部门得益于河流通畅、货运增加，那么可以在这些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利益的再调配。其调配的方式可以在相关产业的税费中提取适当比例作为产业间生态补偿基金，政府再以此基金对林业部门进行直接的补偿。目前，陕西省耀县每年从水资源税收中提取10%补偿给水源区的林业部门用于流域保护，就是采用了这一形式。

（二）间接补偿

间接补偿是水源地生态受益者以税收或生态基金等形式将资金转移给财政部门，然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形式补偿给水源地，因此又称为政府补偿。间接补偿主要针对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其形式主要表现为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补偿。这种补偿完全依靠中央或上级政府完成数额巨大的财政转移支出，财政压力很大。另外，这种补偿方式涉及的因素错综复杂，加上统计数据不完备，计算不准确，从而导致补助程序透明度差、随意性大，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监督，转移支付效益低下。

一般地，间接补偿采用的形式更为多样化。除了资金补偿和实物补偿外，智力补偿也是常用的形式。为避免补偿过程中智力资源的闲置，补偿者也可开展智力服务（即智力补偿方式），提供无偿技术咨询和指导，提高受补偿地区或群体的技能与管理水平。

五、结语

我国的生态补偿研究和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前期社会发展过程中问题和矛盾的累积，使我们的研究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许多理论上十分清晰的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在我们设计的补偿机制的各个环节，尚存在许多制度性缺陷。从补偿主体来看，由于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规范的生态资源管理体系，缺乏对水源地生态资源产权关系的明确界定，因而补偿主体在某些地区难以界定；从补偿标准来看，由于没有制定科学的生态补偿标准，加之监督工作存有空位，可能会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从生态补偿形式来看，像地区补偿、部门补偿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的建立涉及整个国家的法律、财政以及资源管理制度的修改，往往也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还需要相关的辅助机制的配套完善。

㈤ 生态补偿机制应如何进行完善

据报道，为控制欧美黑杨在洞庭湖区的无序栽种，湖南省政府2003年印发《关内于促进洞庭湖区杨容树生产健康发展的通知》，明确要求“三不种”，即保护区核心区不种、行洪道不种、基本农田不种。

而我国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对保护区的生产经营活动有严格限制，二者之间存在一些矛盾。清理欧美黑杨需要对所有权人做出生态补偿，且补偿数额较大，地方政府无力承担。特别是南洞庭湖和横岭湖为省级自然保护区，国家和省级层面均无固定的资金投入渠道，清理难度更大。

希望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早日完善！

㈥ 加大资金投入，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土地生态保护需要大量资金，划定的生态保护区内的土地收归国有，对于被用作生态涵养的土地给予一定的补偿资金。必须加大资金投入，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政府应通过多种渠道千方百计地增加对土地生态建设的投资，可采取国家、省、地方政府和集体投资、个人投资等形式扩大投资来源; 通过财政转移加强土地生态保护投入，建立土地资源有偿使用和土地生态价值纳入经济核算的制度，逐步建立土地生态补偿、土地资源开发补偿的土地生态补偿机制。

㈦ 什么是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机制是为改善、维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调整相关利回益者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答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以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为原则的一种具有经济激励特征的制度。

另外一种解释是：对在发展中对生态功能和质量所造成损害的一种补助, 这些补偿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受损地区的环境质量或者用于创建新的具有相似生态功能和环境质量的区域。

㈧ 生态补偿是什么

生态补偿（Eco-compensation）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促进补偿活动、调动生态保护积极性的各种规则、激励和协调的制度安排。

狭义的生态补偿指对由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给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造成的破坏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的补偿、恢复、综合治理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

广义的生态补偿则还应包括对因环境保护丧失发展机会的区域内的居民进行的资金、技术、实物上的补偿，政策上的优惠，以及为增进环境保护意见，提高环境保护水平而进行的科研、教育费用的支出。

(8)生态补偿机制扩展阅读

生态补偿应包括以下几方面主要内容：

1、对生态系统本身保护（恢复）或破坏的成本进行补偿；

2、通过经济手段将经济效益的外部性内部化；

3、对个人或区域保护生态系统和环境的投入或放弃发展机会的损失的经济补偿；

4、对具有重大生态价值的区域或对象进行保护性投入。

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以内化外部成本为原则，对保护行为的外部经济性的补偿依据是保护者为改善生态服务功能所付出的额外的保护与相关建设成本和为此而牺牲的发展机会成本。

对破坏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的补偿依据是恢复生态服务功能的成本和因破坏行为造成的被补偿者发展机会成本的损失。

㈨ 为什么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您好，很高兴为您解答。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之本、发展之基。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会失去基本的依托。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随着工业生产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加，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急剧增加，生态环境破坏这一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日趋强化的环境约束。着眼于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就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专节论述，强调要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我们应深刻认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意义和基本途径，在实践中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之所以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因为一个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与重建等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同时，一个区域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可能会丧失许多发展机会、付出机会成本。而生态环境又是一种公共品，一个区域生态环境的积极变化会给相邻区域带来生态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合理体现生态环境这一公共品的价值，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生态环境较好的区域往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如长江、黄河的上游地区，西南的山林地区，西北的农牧交错地区。但必须看到，这些区域的生态环境也已非常脆弱，具有生态脆弱与经济落后重叠交织的特征。没有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这些区域必然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积极性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与重建。而一旦这些区域为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而大力开发自然资源，又必将破坏生态环境。此外，即使在发达地区，一些地方为支持大城市发展，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等方面付出大量生态保护成本，导致经济社会发展较慢，也需要通过生态补偿机制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近年来，我国对生态环境问题高度重视，并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作为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就是要以保护生态环境为根本出发点，根据生态功能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等多种因素进行核算，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调整各区域相关各方的利益关系。当前，我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生态环境的公共品属性决定了政府的财政投入是生态补偿的主要渠道。中央财政应依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重点对提供大量生态产品的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特别是对中西部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均衡性转移支付。省级财政则应对省级的生态功能区进行补偿支持。

建立区域间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这是在平等的区域主体之间进行的补偿，包括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生态受益地区对生态保护地区的生态补偿。

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健全考虑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环境价格形成机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措施。这包括进一步完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等现有相关政策，同时积极试点和推行资源使用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补偿模式，形成层次分明、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资源环境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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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 如何建立横向生态补偿体制和机制

如何建立横向生态补偿体制和机制？
好的生态不是免费午餐
试想一下，如果四川水土流失严重，上海人将面对什么样的黄浦江？如果内蒙古沙尘四起，北京人还能见到纯净的天空吗？
“我们现在也注意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自然、资本、生态补偿以及生态服务定价或者绿色预算、核算等。这些概念有一个共同点，其基本的理念就是—环境是有成本的，并且应该把它加入主流的决策过程。它不仅关系环境本身，还事关决策。”巴基斯坦环境保护部原部长阿明说。
如何在自然资源定价的基础上，通过跨区域的合作方式，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解决共有自然资源的定价问题？在6月26日召开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绿色政策工作坊—横向生态补偿的体制机制”主题论坛上，这是与会专家关心和讨论的话题。
“青山绿水”与“金山银山”需要生态补偿守护
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科学确定生态保护者与生态受益者的权利和义务。加快形成生态损害者、赔偿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运行机制。在《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引导生态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之间通过资金补助、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实施补偿。
“生态补偿在中国不是新事物，已经研究跟实践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了。”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王金南说，所谓“上游青山绿水饿肚皮，下游吃香喝辣要减肥”。长期以来，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系统退化严重，环境污染触目惊心，资源环境压力前所未有，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绿水青山要守住，金山银山要建设。”王金南认为，生态补偿机制是“青山绿水”保护者与“金山银山”受益者之间的利益调配机制。
2005年，中国出台“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十二五”规划纲要则提出，设立国家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推行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加快制定实施生态补偿条例。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雨果有句名言，"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一个时机已经到来的想法"。”阿明说，“如果看一下环保领域，可以说生态补偿的理念已经成熟了，它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巴基斯坦，环保部门尝试把环境问题转化为经济问题，通过对环境退化进行成本核算。阿明举例说：“红树林是有价值的环境资源和资产。在印度洋海啸之后，许多红树林都受到了严重破坏。为此，我们建立了面向未来的红树林这样的合作项目，来研究红树林这样的自然资源真正的经济价值。”他还了解到，英国政府每年的年度预算都有绿色预算，也就是跟环境相关的预算，研究哪些自然资产是需要考虑的、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并对成本和效益进行对比和计算。“关键是如何将这种理念和实践在发展中国家变为主流。”
生态补偿与公众期待还有差距
如何以最低的资源、环境成本确保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将资源、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自然，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这绝非易事。
“生态补偿这一问题讨论了很多年，说来容易却做起来难。”王金南表示，在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基础上，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或市场交易等方式，对生态保护者给予合理补偿，是明确界定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权利义务、使生态保护经济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制度。
王金南表示，目前，我们国家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必须关注为什么要补、谁补谁、补多少、怎么补、资金从哪儿来、效果如何等六大环节。“生态补偿目前存在管理多元化、政策碎片化，责任主体、分工不明确，管理交叉等问题。”他坦言，中国生态补偿与公众期待还是有差距。目前，中国各类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和资金已达到相当规模，但一些政策未进行梳理与整合，导致现有的各类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存在交叉或重复现象，对生态保护的引导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试着想找到过去十年市场在生态补偿中扮演的角色，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看到。”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说，就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来说，目前中国呈现双重市场失灵的特征，因此必须建立生态补偿的市场，并且保证它高效、正常的运转。
市场与政府须“双轮驱动”
“云南的抚仙湖有超过200亿立方米的蓄水量，其市场价值却少得可怜，使用价值也很低。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存在价值却很大，中国不能失去这样大规模的高质量湖泊。要保住这样的湖泊，政府必须作为。”齐晔认为，市场本身并非生态补偿最重要的工具，政府在资源分配方面，更应该扮演好创造市场、并保证市场公平的角色。
齐晔表示，在推动生态补偿过程中，要注意层次分明，让市场有所作为，还要让政府发挥其能力、承担起责任；需要设立机制，让不同的区域形成协同效应。“政府的角色是创造市场，并保证市场能够扮演其公平、恰当的角色，特别是在资源分配方面。”
在王金南看来，在生态补偿上，我国应建立市场补偿机制和政府补偿机制的“双轮驱动”机制。目前，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如管理多样化、重复补偿等现象，政策没有形成长效机制等。他建议，今后要从国家、省、地区三个层次建立生态补偿协调机制，加快推动生态补偿立法与技术规范制定，推动横向生态补偿，加快建立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
王金南建议，继续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偿力度，逐步提高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效果评估制度，完善生态保护补偿绩效考核机制；对于一些重大工程，建议适当整合渠道并将补助期限延长，确保相关居民顺利转产。
全球环境基金主席石井菜穗子说，应当通过市场机制补偿生态发展，通过国家、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实现生态补偿长效性。
“国家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四种不同的补偿方式：资金补助，产业转移，人才培训，还有共建园区。可能某些专家认为，从制度上建设来看，这样一种补偿很难实现一体化。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完全机制化的补偿办法还在形成过程中，在此情况下，我想采取多样化的办法，体现补偿的要求也有一定的作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二局局长尹艳林说。
给公众一个深入自然的理由
中国气象报记者 赵晓妮 杨春竹 通讯员曾居仁
6月底的贵阳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一派绿意，风一吹，云和水都在动。
“我们要给公众一个理由，让公众理解为什么要去自然，为什么要去森林，为什么要去湿地。”
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上，北京林学会副理事长王小平表示，需要挖掘生态保护和治理的价值，提高公众参与度，“挖掘、保护、恢复和发展”。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教授、韩国生态旅游协会会长金星一亦有同感。讲起韩国的恢复森林政策，金星一认为有三个因素保证该政策的成功实施，首先便是强有力的领导，“历届总统都非常支持森林恢复，将水资源、森林资源保护作为政府优先的任务”；其次是在经济方面的协同增效，让所有资源都能够参与进去；第三是新村运动，“就是老少参与，所有人皆是其中的一员，实现环保和节能”。
当然，生态治理并非易事，比如太和江的恢复就经历了艰难历程。太和江横穿蔚山市，而蔚山是韩国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从1960年到2000年，城市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到2000年出现了很多工业园，人口急速增长，经济发展迅猛。
“但城市发展是有代价的，那里的河流已经变成了死河。”金星一说，“于是他们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恢复，我曾与一个官员聊天，他说他们投入了10亿美元进行修复和改造。”
2002年，蔚山市开始治理太和江，首先截污阻排，阻断污水流入太和江，疏浚8.8公里的淤泥带，拆除混凝土河堤，建成绿色堤岸，征收河两岸44万平方米土地，建成了沿江步行道、足球场、公园和自行车路。除了巨额资金，金星一认为，公众参与是推动太和江恢复成功的关键，公众负责清洁、植树、运营等。“现在我们看到鸟和鱼又回来了，人们甚至在太和江里举办游泳比赛。”他颇为感慨，“一条死河变成游泳举办地，成为最富饶的候鸟聚集地，十分不易。”
“从机制和体制上我们能做什么呢？比如说绿色义工的组织、绿色假期、绿色志愿者等，这些活动由谁组织？”王小平提出，在倡导公众参与这方面，专业的协会组织在凝聚共识、聚合力量和行动方面不能缺席，要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情。
王小平说：“我们不能抱怨说，我们的森林这么好，为什公众不来。实际上，城市长大的孩子对森林有恐惧心理。今年通过森林大篷车进城市公园活动，可以帮助孩子和家长去学习和理解。另外，在法律层面，我们去年发起了一个中小学生课外活动的计划，要求中小学生每年要有百分之十的时间与自然相关。”他认为，除了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应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为公众提供便利，顺势引导，让大家感受到“我应该到大自然中去”。
专家畅谈：生态补偿应注重资源整合
中国气象报记者杨春竹 张静
在以“绿色政策工作坊—横向生态补偿的体制机制”为主题的生态论坛上，巴基斯坦环境保护部原部长阿明，艾卡特环境与投资集团主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委会专家约翰·福格齐,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助理教授萨雅吉·博斯，哥斯达黎加火山山脉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菲利普·卡拉佐，全球环境基金主席石井菜穗子等嘉宾展开对话。
“生态补偿不仅事关环境本身，也事关各行各业的决策。”阿明认为，现在对于生态补偿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自然、资本、生态补偿以及生态服务定价或者是绿色预算、核算这样一些概念有一个共同点，基本的理念就是环境是有成本的，并且应该把它加入主流的决策过程。他是从政治角度来看生态补偿的，这需要可行的绿色增长目标，需要重视环境，更需要谨慎保护环境，而不是出卖环境。
约翰·福格齐强调，中国是一个人口流动非常大的国家，因此必须有更好的稳定性、可持续性，这样才可以保护环境，同时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齐晔针对中国在生态补偿方面出现的双重的市场失灵这一问题开出的药方是，要有一个市场，并保证它高效、正常运转。同时，政府必须作为，要让市场发挥作为，要建立机制，让不同的区域形成协同效应，保证市场能够扮演其公平、恰当的角色，特别是在资源分配方面。
萨雅吉·博斯谈到生态补偿机制体制的时候，特别想到了中国的谚语—饮水思源。他说，对中国来讲，实行增加生态补偿的机制非常重要。城乡的人口流动，只要使用了良好的生态补偿机制，城乡人口的流动是可以解决的。中国目前处在一个过渡期，未来在GDP中服务业占的比重和消费会增加，所以生态补偿非常重要。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王金南认为，要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做好生态补偿，建立生态补偿三大维度，建立国家层面的横、纵向补偿机制，明确如何补、谁补谁，补多少。如，以生态环境的正负外部性定标准，建立输血和造血双轮驱动，从政府、市场化受益者、生态善心者，实现补偿资金多渠道，同时，实现生态、社会、经济的三方发展。今后，应从国家、省、地区三个层次建立生态补偿协调机制，加快推动生态补偿立法与技术规范制定，推动横向生态补偿，加快建立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
菲利普·卡拉佐强调，应重视生态良性发展，注重整合资源，注重自然资源的利用，通过建立基金会，推动生态保护，组织土地所有者积极参加森林的保护，建议加强合作，在政策、法律层面上实现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