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发掘仰韶文化晚期遗址

A. 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于何时是谁发现的

1916年6月当瑞典人安特生教授在山西勘探铜矿资源的时候，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了一批古新生代的生物化石，这一发现结合当时矿藏资源勘探工作难以为继的状况，安特生教授以及当时地理测绘研究所所长丁文江先生随即调整了工作重心，转而进行对古新生代化石的大规模收集整理工作，同时这一工作也得到了当时民国农商部以及瑞典皇家的支持，于是，安特生先生的考古生涯自此也拉开了帷幕。
仰韶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河南西部、陕西渭河流域和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已发掘出近百处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均反映出较同一的文化特征。
仰韶文化遗址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米，最厚达4米。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发现这里有四层文化层相叠压，自下而上是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中期。由于以彩绘陶器为特征的文化现象首先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命名为“仰韶文化”，从而使仰韶村遗址闻名中外。1961年3月国务院将仰韶文化遗址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中国和美、英、日等国的考古专家进行国际田野文物考察，在仰韶村附近的班村，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数十斤5000年前的小米，说明中国农业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

B. 仰韶文化遗址的考古历史

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发现这里有四层文化层相叠压，回自下而上是答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中期。
1961年3月，国务院将仰韶文化遗址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中国 和美、英、日等国的考古专家进行国际田野文物考察，在仰韶村附近的班村，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数十斤5000年前的小米，说明中国农业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

C. 仰韶文化从哪里传播来的

仰韶文化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城北9公里处的仰韶村。 仰韶文化，因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故名。仰韶文化也称彩陶文化，多数是粗陶。这是当作同系统文化的代表名称。1921年，经中国政府批准，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我国考古学家袁复礼一起进行了首次发掘。根据出土文物，确认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遗存。按照考古学惯例，把首先发现地作为该文化类 型的名称，故名"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遗存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湖北的西北部，西到甘肃、青海接壤地带，东至河南东部，上下2000年，纵横数千里。仰韶文化是距今7000年至5000年前中国版图上涌动的漫漫洪流，展现了我国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和文化成就，大致经历了早中晚三个历史时期：

早期（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属于我国母系氏族制度繁荣时期的高级阶段，父系氏族制已经萌芽，主要包括陕西西安的半坡类型、陕西渭南的史家类型及区系年代相当的其他文化类型或遗存。

中期（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属于我国由母系氏族制度向父系氏族制度过渡的时期，主要包括河南陕县的庙底沟类型及区系年代相当的其他文化类型或遗存。

到了晚期（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家族公社所有制已经发展起来，父系氏族制度和父权制在各地均已确立，主要包括山西夏县的西王村类型、河南荥阳的秦王寨类型、郑州郊区的大河村文化遗址三四期类型及区系年代相当的其他文化类型或遗存。
折叠中晚期的仰韶文化

目前已考古发掘仰韶村遗址的仰韶文化，展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种植业、手工业、纺织业、畜牧业、渔猎采集业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形态的发展态势。

就其居住情况而言，圆形房屋骤减，方形房屋仍有大中小之分，地穴较早期为浅，地面建筑木草结构的房屋数量增多，大型排房或成片房屋已经确立。

到了晚期，无论单间或套房都有火塘，不少房间内还有储藏粮食的窖穴。农业已由刀耕火种阶段转入典型的锄耕阶段，以种植粟、黍等农作物为主的旱作农业在当时经济生产中占主导地位。仅靠妇女的力量已难以胜任，一部分男子终于放弃渔猎而投身于农业生产，渔猎采集经济已由主要手段变为补充手段，饲养的猪狗数量增多。生产工具的手工制造业有较大进步，粗糙的打制石器占极少数，光滑的磨制石器占大多数。中耕管理、收割庄稼的工具有石锛、石锄、木锄、石刀、陶刀、石镰、蚌镰等，加工粮食的工具有磨盘、磨棒、石臼、石棒等。石锤、砺石是制作工具的工具，石镞、骨镞是狩猎所用的工具，石坠、陶坠、骨针、骨链等是纺织、缝纫所用的工具。在仰韶文化晚期，制陶手工业尤为突出。由于制陶技术娴熟，陶壁厚薄均匀，表面打磨光滑，用红、黑、白色矿物作原料研成粉末，涂于器物表面烧制而成。陶器以红陶为主，也有灰陶，其中彩陶最具特色，红底黑彩，花纹以几何图案最多，也有飞鸟和动物图案。
这些不胜枚举的仰韶文化遗存，体现了仰韶先民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作，推动了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历史进步、社会文明、经济文明和文化文明，使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与时俱进。

D. 仰韶文化起源于哪呢

图一、彩陶人面鱼纹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图二、彩陶瓮（半山类型）

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一系列5000—6000年前的城址和文字、铜器等“文明”史迹不断被揭示，给传统“中原三代中心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最近10多年，中国考古学再度成为世界人文学科关注的一个焦点.一系列5000—6000年前的城址和文字、铜器、礼制建筑等“文明”史迹不断被揭示于中华大地上，给传统文明观中的“中原三代中心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使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成为世纪末中国考古学上争论最多的一个课题。

（一）仰韶时代中晚期是“城”的初现与中国文明的萌芽期

在距今6000—4800年间，相当于中原编年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是“城”产生的初期阶段。城首先出现于长江中游的澧县城头山，之后扩展到黄河中下游，但也仅见城头山、西山和西康留三座。初城时代已经与简单社会所没有的许多复杂因素共存，但离文明社会还有一定的距离。

1、仰韶时代中晚期私有制产生、阶级分化和特权等级的形成，是原始社会组织结构“危机”的体现，表现出社会进步、文明萌芽的根本特点。

初现的城是原始社会的发展、进化在聚落形态上的表现。从外部形态和功能上说，夯土城圈是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以环壕为特点的大型聚落构筑技术的提高和形态的完善，但这些多为圆形的初城显然又保留了浓重的环壕聚落的形态残余。在应付越发频繁的外部战争、内部冲突中，壕防向城防的转变，聚落的防御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E. 如何定位仰韶文化，它对于中国古代文明有何意义

仰韶文化从发现至今已经90年了。这90年，仰韶文化的考古遗址不断被发现，仰韶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分期不断细化，仰韶文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不断有新的解释，关于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也还在争论中……
相对一个跨越2000多年，纵横数千里的文化来说，90年显然并不足以解开所有的谜。
中国文明的起源还在探索中
2011年11月8日。仰韶文化发现九十年国际论坛在刚刚落成的仰韶博物馆举行。位于馆前的四座铜像也举行了揭幕仪式，他们分别是对仰韶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四位学者——安特生、袁复礼、夏鼐和安志敏。
安特生，这位瑞典的地质学家，偏偏对考古有兴趣。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他和我国考古工作者袁复礼等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陶器和石器，以该村命名的仰韶文化诞生。
仰韶文化对于中国考古学意义非凡——这是中国考古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以遗址地的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种命名方法后来也成为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通则，沿用至今。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也被视为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真正传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这也是我国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就此起步。
1923年安特生的《中国远古之文化》正式发表，把仰韶文化确立为中国史前文化，这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不攻自破，而且让仰韶文化走向了世界。
在20世纪初，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石器时代。这也是安特生发现仰韶遗址时感慨万端的原因。他以欧洲著名的丹麦遗址为例，“长为100至300公尺，其广50至150公尺，厚1至3公尺”，而仰韶南北为960公尺，东西480公尺，灰土层厚1至5公尺不等。“则可知在石器古人时代其地当为一大村落无疑矣。”
仰韶村出土的大量精美的彩陶，使仰韶文化又被称为“彩陶文化”。在当时考古很少的中国，由于没有其它的参照，安特生认为这些彩陶不可能是中国本土的，反倒与西方的安诺遗址的彩陶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简单的推理，安特生提出“文化西来说”。这一学说被西方广泛认同。
他的西来说刺激了中国考古学家开展更多的考古工作，寻找仰韶文化的来源与去向。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一处单纯的仰韶文化遗址，这也是后来的“西阴文化”，那里出土陶器上的“西阴纹”后来在其它仰韶文化的地域也出现过。
1931年，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梁思永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它的下层是以红陶和少量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中层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上层是以灰陶和绳纹陶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遗存。因为在安阳小屯最先确定，又称小屯文化。这个三叠层证明不同文化的连续性，有力地驳斥了西来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说，“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可以说一直伴随着对仰韶文化的不断认识。从20年代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到后来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再到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仰韶龙山一元发展说，发展为现在的多元说，应该说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发现了李家村等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70年代在华北地区，磁山裴李岗和老官台文化等前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现，中国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和连续发展性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自80年代中期以来，对中国史前文化的总体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现在知道，中国史前文化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从国内某一个中心向外传播的。各地的史前文化是在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或多或少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黄河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的一元论终于被多元论所取代。”
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明，在漫长的史前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始终占据领先地位。东北的红山、江浙的良渚都曾达到相当的高度，黄河中游的核心地位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但只是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才突现出来，并最终奠定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基础，而这与它长期处于各文化区的中间地带有很大关系。
现在我们更多地讲中国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向心性、连续发展性、多元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这是几代考古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等基本问题依然还在探索中。
新材料能够带来多少新观点？
对于仰韶文化，不是考古的人可能还有点陌生，但我们一定都知道半坡遗址，也都记得教科书上的那张人面鱼纹彩陶盆的照片。它于1955年在陕西省西安市半坡出土。彩陶盆呈红色，由细泥红陶制成，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整个画面构图自由，极富动感，充满奇幻色彩。专家认为古代半坡人在许多陶盆上都画有鱼纹和网纹图案，这应与当时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这种盆可能是为儿童特制的葬具。
半坡是仰韶文化早期的代表类型。目前已知的仰韶文化的类型还包括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后岗类型等，它们分布于黄河中游的河南、陕西、山西、河北，辐射至湖北、甘肃、内蒙古等地区，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年代大约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2800年，前后持续2000多年。这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算得上独领风骚。
通过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同时期对多个重要遗址如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河南淅川下王岗、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等的正规考古发掘，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仰韶时期人们的生存环境、居住模式、村落形态、经济手段、日常生活，乃至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婚姻关系、丧葬习俗等内容，将这些内容叠加，几乎可以完整再现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方式——当时的先民们已过着比较稳定的氏族定居生活，农业已相当发达。已经出现一定规模和布局的村落，较大村落的房屋布局有一定的规律，村落外有公共墓地和窑场。
对于半坡与庙底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争论了近半个世纪的问题。虽然比较多的意见都认为半坡与庙底沟文化之间具有承续关系，但始终也还是有些学者认为两者是平行发展的，它们并不存在先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王仁湘认为，如果从彩陶来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半坡文化的彩陶，是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彩陶的主要器形上，两个文化有一致的选择；在彩陶的构图原则与绘制方式上，两个文化有相同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在题材的选择上，两个文化也有相同的选择，或者说庙底沟文化彩陶上的一些典型题材，在半坡文化中都能找到出现的源头。这都充分显示出两个文化先后连续发展的脉络。
近几年比较重大的发现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介绍说，从1999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河南省文物局先后七次对西坡进行了考古发掘，在2004年至2006年的发掘中，更是发现了我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建筑面积达516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说明聚落内部结构已由仰韶早期的向心式布局开始转变为开放式布局，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的出现，也昭示着仰韶文化中晚期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提高。“新的发现总能带来新的启示。一个文化内涵的丰富取决于细致的田野考古，我们现在许多定性的研究需要大量考古信息的支撑。”
如何定位仰韶文化？
彩陶是仰韶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仰韶文化遗留下的彩陶遗址分布极为广泛，半坡和庙底沟之外，还有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支系。王仁湘认为，彩陶艺术虽然是原始时代流行的艺术，但已经非常成熟与完备，达到了一种高峰与极致。它所建立起的艺术体系，对后来的艺术发展也起了重要的影响。彩陶传播的过程中，携带了文化传统，将广大区域居民的精神聚集到了一起，为后来的统一局面奠定了浓厚的文化基础。这种传播，不仅仅是艺术思潮的扩散，意味着更深刻的文化认同，标志着华夏历史上的一次文化大融合，是一个伟大文明的酝酿与准备。事实上，以晋、陕、豫交界地带为中心区域的庙底沟类型在其所处的时代（距今约6000年至5300年）确实居于领先的强势地位，成为中国史前时代第一个繁盛期的最绚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仰韶中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周邻文化的影响极其广泛和强烈，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快了各地文明化进程。从现有材料来看，它在同时代文化中发展水平是最高的，这种领先性在仰韶文化中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讲，文明是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过去我们把仰韶文化同夏联系，后来又把龙山文化与夏联系，现在认为二里头与夏关系更近，与仰韶文化好像关系不大了，但文明的产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仰韶文化至少在酝酿和准备期起了重要的作用。
无论如何，对于中国考古，仰韶是一个永远的坐标。

F. 仰韶文化的墓葬形制和埋葬特点，详细点

仰韶文化，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最早发掘的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而得名。其分布，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共发现遗址约1000多处，经较大规模发掘的典型遗址有10余处。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仰韶文化的前身是老官台、李家村、磁山、裴李岗诸文化（有人统称为“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在中原地区发展为庙底沟二期文化。仰韶文化以其分布之广泛，延续之久长，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而成为中国诸新石器文化中的一支主干，它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制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

发现和研究 仰韶村遗址位于渑池县城北，包含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东周文化等不同遗存。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了该遗址。后来又在黄河中、上游调查发现了若干类似的文化遗址。由于这些遗存均含有一定数量的彩陶，曾被统称为“彩陶文化”。1926年起，中国学者先后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万泉（今万荣）荆村、河南安阳后冈、浚县大赉店等遗址。1931年梁思永在后冈第一次发现了商代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从而明确了仰韶文化的相对年代。自仰韶文化发现至40年代，学术界还初步探讨了该文化的特征和性质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仰韶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有了新的收获。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查，比较大规模地发掘了一批重要遗址，如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华县元君庙和泉护村、华阴横阵，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等。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以若干典型遗址为代表，考古界分析了仰韶文化的面貌，并对其分区、类型、分期及相互关系等问题，结合放射性碳素断代测定的绝对年代，进行讨论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还对其彩陶纹饰、制陶工艺、生产工具、建筑技术、埋葬习俗等，作了专题研究。又通过研究村落布局、住房形式、埋葬制度、工具用品等实物资料，综合探讨了仰韶文化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状况，以期复原当时的社会历史，其中主要对半坡类型的社会结构有了较多的认识。

社会性质的探讨 关于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大多数的意见是，早、中期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晚期向父系氏族公社转变；也有少数人认为整个仰韶文化属于父系氏族社会。

论证仰韶文化为母系氏族社会，主要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聚落布局和埋葬习俗等。仰韶文化经济生活的基础，是原始的锄耕农业，采集、渔猎和家畜饲养是其必要的补充，生产水平比较低下。农耕主要由妇女承担，她们还从事采集、制陶，并抚养子女，料理氏族内集体生活的各种事务。担负着社会生活的主要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具有崇高的地位，世系以母系计算，人们生活在以血缘纽带联结起来的氏族集体中，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

聚落布局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社会关系。仰韶文化聚落以向心布局为典型形态。这种布局的特点是居住区为聚落的核心，住宅呈向心圆形整齐地排列。姜寨聚落有5个居住群落，每个居住群落在聚落内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单元，可能是一个氏族。如此，则姜寨聚落应是包括5个氏族的一个部落实体。这种向心布局，意味着维系氏族团结的血缘纽带是牢固的，这也是与母系氏族社会组织的特征相一致的。

埋葬制度也部分地反映出氏族社会的概况。氏族成员集体埋葬在公共墓地，葬坑的排列组合与聚落布局一样，表现出每个氏族成员无论活着还是死后，都受氏族社会组织的约束。葬制中的二次多人合葬、女性厚葬、母子合葬等，都反映了以女性为中心、母性权威在社会上受到尊敬的情况。同性合葬，可能说明当时有性别组织的存在。大小坑相套的葬制，可以解释为同一部落或同一氏族中，不同氏族或母系大家庭的关系。同一墓地内有分片的墓区，如元君庙墓地那样，可能是包括两个氏族墓地的部落墓地。儿童瓮棺不入公共墓地，表明成丁礼习俗和年龄组织的存在，还可能显示了母系氏族社会中母子间的亲密关系。

主张仰韶文化为父系氏族社会者，认为当时已有发达的锄耕农业，处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后；又提出墓葬中随葬品之有无和多寡，与私有制萌芽有关，这是父系氏族产生的标志。还有的以仰韶文化晚期轮制陶器的产生和多间房子的出现，作为父系氏族社会的征兆。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仰韶文化是由“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后者包括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或称大地湾文化）和李家村文化（见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其中对渭水流域的老官台文化了解得比较清楚，经过大地湾期、白家期和北首岭期3个发展阶段，一直可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衔接起来。从器物对比来看，“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的陶器以三足器和圜底器为特点，器类中的钵、碗、盂、罐、盘，与仰韶文化早期的器物接近，随时间的推移其特点越加相同。所饰刻划纹、绳纹和线纹，以及简单的彩纹，如宽带纹和在盆、钵内面着彩，都为仰韶文化所承袭并进一步发展。其他如“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房子，成人多实行头向西的单人仰身直肢葬，儿童也用瓮棺埋葬等，都说明它与仰韶文化有渊源关系。有人认为，其演变最早可能是在渭水流域完成的。仰韶文化发展到晚期，即秦王寨类型和西王村类型。前者在中原地区，发展成庙底沟二期文化，后者在渭水流域，发展为赵家来类型和常山下层类型，然后再发展到陕西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两者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

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是大体并行发展的两支原始文化，相互借鉴和影响之处很多。如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的鼎、圈足器和镂孔器，多是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为仰韶文化所吸收；大汶口文化刘林、大墩子墓葬中的彩陶盆、钵，无疑是从仰韶文化中汲取的。在长江中游，大溪文化中期的卷唇盆、敛口钵与仰韶文化相同，器盖上的把钮与半坡尖底瓶口形状一致，关庙山遗址出土的彩陶花纹中也有与庙底沟类型特征相同的。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中、晚期向西发展所形成的一个地区性支系。接近北方沙漠草原地带的仰韶文化诸遗存，含有不少细石器的文化因素。远处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也含有仰韶文化的纹饰和器形，甚至有人看作仰韶文化向东北发展的地方支系。

总之，仰韶文化在长达2000年的历史行程中，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不断吸收周围诸文化的因素，又给周围文化以不同程度的影响，共同为中华民族文化机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G. 你对郑州仰韶文化有多少了解

仰韶文化彩陶中日鸟结合纹饰比较多见。仰韶文化的日鸟组合纹饰分别见于河南陕县庙底沟、陕西华县泉护村、山西大禹渡等遗址。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纹饰，最上方用弧线表示天穹，纹饰中间用圆圈表示太阳，最下方为一展翅飞翔的鸟，所传达的正是“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阐述着先民太阳崇拜的自然观念。

H. 仰韶文化的文化状况

仰韶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考古文化，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地区及其边缘地区，大约处于32~41度、东经106~114度之间，仰韶文化绝对年代在4933BC~2923BC左右，其延续时间约2000年。加上零口二期一类遗存的年代，其上限当为5000BC。其地位十分显赫，影响也十分久远。
从1921年渑池仰韶村遗址发现到2000年，全国有统计的仰韶文化遗址共5013处，其分布范围，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陕东一带。分布省份有陕西、河南、山西、甘肃、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宁夏9个省区。 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布局，周围有一条围沟，村落外有墓地和窑场。村落内的房屋主要有圆形或方形两种，早期的房屋以圆形单间为多，后期以方形多间为多。房屋的墙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里面的，也有用木头做骨架的。墙的外部多被裹草后点燃烧过，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选址一般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的阶地上，或在两河汇流处较高而平坦的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有利于农业、畜牧，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
聚落建筑的布局整齐有序。半坡聚落保存较完整，居住区在中心，外围绕一周大壕沟，沟外北部为墓葬区，东边设窑场。共揭露出40多座房屋遗迹，有一座大房子为公共活动的场所，其他几十座中小型房子面向大房子，形成半月形布局。仰韶文化居民死后按一定的葬俗埋葬，多长方形土坑墓，墓中有陶器等随葬品，小孩实行瓮棺葬。盛行单人仰身的直肢葬，但合葬墓占一定比例。合葬的人数不等，多的达80人。葬制中实行女性厚葬和母子合葬，反映了以女性为中心的特点。聚落房子朝向中心广场的统一布局，则表明当时维系氏族团结的血缘纽带根深蒂固。这些与母系氏族社会组织的特征是相吻合的。
但也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母系氏族制度衰落期到父系社会早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它主要是一个父系社会 。成年男女合葬墓、成年男子与小孩合葬墓，以及大量小型房址，说明一夫一妻制家庭日趋增多并占据统治地位；“灰坑葬”说明非自由民（奴隶）的存在。体现男性生殖器崇拜的陶（石）祖、男根图，以及表现“贵族的感情”的遗迹、遗物，则是父权与君主（世袭酋长）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种种迹象表明，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早期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中期则普遍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农业
仰韶文化各个部落继承了前仰韶时期各种文化的传统生产方式，农业生产仍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粟的遗存在各重要遗址中经常发现，如西安半坡一座房子内的罐、瓮中都盛放着粟，另一座房子的小窖穴中也发现了粟壳遗存，特别是有一个窖穴中粟壳堆积达数斗之多。在重要遗址北首岭、泉护村、下孟村、王湾，也都发现了或多或少的粟壳。临潼的姜寨遗址，还发现了另一种耐旱作物黍。靠近长江北岸的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了稻谷痕迹。此外，在洛阳孙旗屯、郑州林山砦、淅川下集等遗址，也都发现了粮食遗迹。上述情况表明，仰韶文化范围内的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粮食作物品种不仅是一种粟。同时，人们还掌握了蔬菜种植技术，半坡遗址的一座房子内，一个陶罐里装满了已经炭化的白菜或芥菜之类的茶籽。
仰韶文化处于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和土地轮休的耕作方式，生产水平仍比较低下。早期阶段可能有尖木棒等木质工具及石铲、石锄等挖掘土地。这时的石斧大多形体厚重，横断面呈椭圆形，适于砍伐林木以开垦荒地。收割农作物则用两侧有缺口的长方形石刀和陶刀。加工粮食使用石磨盘、石磨棒和木杵、石杵等。中晚期的庙底沟、大河村类型，出现了大量舌形或心形的石铲，磨制得比较平整光滑。在临汝大张村、郑州大河村等遗址，还出土一种大型、通体磨光的长条形石铲或有肩石铲。这一时期收割谷穗改用磨光的长方形石刀，有的还带穿孔。这些工具都比早期的半坡类型有所进步，生产效率也因此得到提高。
家畜饲养业比新石器时代早期也有一定进步，饲养的家畜有猪、狗和羊，马的骨头也有少量发现。鸡骨发现较多，可能已经驯化为家禽了。
采集和渔猎
仰韶文化时期，黄河中游各部落的采集和渔猎经济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当时的采集品中有榛子、栗子、松籽和朴树籽等，还有水中的螺蛳。其它如植物块根、鸟蛋、蜂蜜以及昆虫等，也是采集的对象，这些与过去没有多大区别。
各氏族营地附近，都有大小河流和比较宽阔的水域，水产十分丰富，利于捕捞活动。遗址中普遍发现了石、陶制网坠和骨制鱼钩、鱼叉等工具，说明当时氏族先民的捕捞方法既有网捕，也有垂钓和投叉击刺。许多遗址的彩绘陶器上都有鱼网的描画。半坡类型的彩陶盆内及其它一些彩陶器皿上常有鱼网纹和鱼纹，显然是长期捕捞活动的真实写照。
狩猎主要是男子从事的活动，一般集体围猎较大和较凶猛的野兽。半坡遗址出土的猎获物骨骼较多，有斑鹿、水鹿、竹鼠、野兔、狸、貉、獾、羚羊等等，有的遗址还出土了一些飞禽的骨骼。狩猎所用的工具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用骨、石、角磨制的箭头，有三角形、柳叶形、带翼和圆锥状等十多种不同的形式，都磨制得很锋利。还发现了较多石、角制的矛头和投掷用的石球。从这些遗物可知，当时的狩猎方法包括射击、投掷和集体围打等几种，鹿是狩猎的主要对象。
手工业
仰韶文化的手工业经济与农业、畜牧业经济一样，主要从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活动，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已普遍存在，商品经济的萌芽还没有产生。在各个部落里，氏族成员从事的生产劳动主要是以性别和年龄为分工的。手工业生产中的一些专业性技术，开始由氏族内部长期从事、积累了一定经验的成员掌握，这些专业分工尚不十分明确和规范。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制陶业和制石、制骨、制革、纺织、编织等。
仰韶文化的农耕石器包括石斧、石铲、磨盘等，除此之外还有骨器。除农耕外仰韶文化的人显然还进行渔猎。在出土的文物中有骨制的鱼钩、鱼叉、箭头等。仰韶文化前期的陶器多是手制的，中期开始出现轮制的。一些陶器上留有布和编织物印下来的纹路，由此可见仰韶文化有编织和织布的手工业。在发掘的动物骨头中除猎取的野生动物外还有大量狗和猪的骨格，羊比较少。
对仰韶文化墓地的发掘为对它的认识带来了许多贡献。墓地的随葬品和下葬的方式为当时的生活方 式、信仰、生活条件带来了许多启发。
生产工具以较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的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 当精致。有较发达的农业，作物为栗和黍。饲养家畜主要是猪，并有狗。也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各种水器、甑、灶、鼎、碗、杯、盆、罐、瓮等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红色，多用手制法，用泥条盘成器形，然后将器壁拍平制造。红陶器上常有彩绘的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是仰韶文化的最明显特征，故也称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制陶业发达，较好地掌握了选用陶土、造型、装饰等工序。多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用慢轮修整口沿，在器表装饰各种精美的纹饰。陶器种类有钵、盆、碗、细颈壶、小口尖底瓶、罐与粗陶瓮等。其彩陶器造型优美，表面用红彩或黑彩画出绚丽多彩的几何形图案和动物形花纹，其中人面形纹、鱼纹、鹿纹、蛙纹与鸟纹等形象逼真生动。不少出土的彩陶器为艺术珍品，如水鸟啄鱼纹船形壶、人面纹彩陶盆、鱼蛙纹彩陶盆、鹳衔鱼纹彩陶缸等。陶塑艺术品也很精彩，有附饰在陶器上的各种动物塑像，如隼形饰、羊头器钮、鸟形盖把、人面头像、壁虎及鹰等，皆栩栩如生。在半坡等地的彩陶钵口沿黑宽带纹上，还发现有50多种刻划符号，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在濮阳西水坡又发现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是中国迄今所知最完整的原始时代龙虎形象。
中国的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这时的陶器是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次之。红陶分细泥红陶和 夹砂红陶两种。主要原料是粘土，有的也掺杂少量砂粒。在仰韶陶器中，细泥彩陶具有独特造型，表面呈红色，表里磨光，还有美丽的图案，是当时最闻名的。细泥陶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水平，具有一定代表性，所以考古上常将仰韶文化称为彩陶文化。西安市半坡村发掘的彩陶盘也是属于仰韶文化的产品。
制陶业
仰韶文化的制陶业比较发达，制陶技术最能代表当时的手工业经济发展的水平。从考古发现看，各部落都掌握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包括选用陶土、塑坯造型、烧制火候等一系列技术和绘画、贴塑装饰的工艺。
不过，制坯还停留在手制阶段，不少小件器物仍采用直接捏塑的简易方法。仰韶文化中期以前，一般都采用泥条盘筑法制坯造型，后来出现了用慢轮修整口沿部分的技术。制陶的工匠能够在器物表面施加各种纹饰，有的用特制的模具拍打，有的用工具刻划，有的装饰主要是为了加固器体，有的则仅仅是为了美观。其中装饰作用最明显的是彩陶花纹。
仰韶文化各种类型遗址发现的彩陶花纹形式与风格互有区别，但也有它们的共同特点。早期以红地黑彩或紫彩为多，中期流行先涂绘白色或红色陶衣为地，再加绘黑色、棕色或红色的纹饰，有的黑彩还镶加白边，十分美丽。绘画所用的颜料、磨砚、研磨锤等工具，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遗址的营地、墓葬中都有发现。从彩陶图案纹饰的痕迹分析，当时绘画已经使用毛笔一类较软的工具。
各地的居住营地中，有专门烧制陶器的窑场和作坊。已发现仰韶文化各时期的陶窑上百座，构造分为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种，以横穴窑最为常见。横穴窑是较原始的一种陶窑，由火膛、火道、窑箅和窑室四部分组成。其特点是火膛、火道与窑室作横向排列，窑室在火膛后方并略倾斜向上，两者通过两条或更多的火道相连。窑室底部为窑箅，上有箅孔（即火眼），火苗经过火道和火眼进入窑室。横穴窑还可依其火道和箅孔的长短、形状而细分为四种形式。至于竖穴窑，主要特点是火膛位于窑室的下部，两者基本相垂直。如在偃师汤泉沟所见的一座典型的竖穴窑，火膛中还立木柱以支撑上部有 7个火眼的窑箅。
仰韶文化的陶器，主要是泥质红陶，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几种，也有一些泥质黑陶和夹砂灰陶器。半坡类型的陶器主要是夹砂陶罐、小口尖底瓶、钵和卷沿彩陶盆。器表多饰绳纹、线纹、锥刺纹、指甲纹和弦纹，彩绘图案是在钵的口沿外绘画一周紫色、红色宽带纹、盆的内外绘画人面、鱼、鹿、植物等象生性花纹和三角形、圆点组成的几何形图案。在圜底钵口沿的宽带纹上，发现有二十多种不同的刻划符号，可能是中国古代文字的渊源。庙底沟类型的陶器主要有曲腹碗、曲腹盆、小口尖底瓶、小口平底瓶、斜沿罐、釜、灶等，彩陶纹饰除象生性的蛙纹外，最富特征的是大量以圆点、曲线、涡纹、弧线、三角涡纹、方格纹组成的繁杂图案。西王村类型是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存，彩陶已很少，出现了一批形制较小的泥质红陶平沿盆。后冈类型的陶器以红顶碗、钵、圜底罐形鼎居多，彩绘纹饰流行成组的平行短线，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
大河村类型的仰韶文化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早期阶段的文化特点基本上与庙底沟类型一致，陶器种类与彩陶纹饰也大体相同，不过更多的彩陶施以淡黄或白色陶衣；这种类型的晚期文化堆积很典型，陶器主要有各式鼎、盆、钵、壶、瓮、罐、豆、甑、缸及大口尖底器，彩陶花纹有六角星纹、太阳纹、星月纹、网纹、～纹、X 纹等等。大河村类型发展到最后阶段，有许多因素与相邻的山东大汶口文化、湖北屈家岭文化相同或相似，表现出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同一趋势。
大司空村类型是在后岗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这时期的陶器以灰陶为主，红陶降于次要地位，代表器型的直口圆唇折腹盆、敞口浅腹盆、斜腹或折腹钵、碗、罐等，刻划与拍印纹饰与仰韶文化其它类型一致，彩陶风格如纹样则较为特殊，在暗褐色地上施黑、红二种色彩，花纹为弧线三角、曲线、波浪等，断续构成带状图案，其间并缀以叶纹、S 纹、同心圆纹、睫毛纹等。下王岗类型是仰韶文化早期阶段最南部的一个类型，分布于豫南唐河、白河流域和鄂北汉水中游一带，可能是裴李岗文化移民的后裔创造的一种古老文化。这种类型的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红陶为主，种类包括罐形锥足鼎、钵、罐、盆等，有些器物与半坡类型的极为近似，鼎与长颈壶与裴李岗文化有一定渊源。这种类型的晚期阶段陶器种类增加，彩陶也以红地黑花或灰衣红彩居多，纹饰有条带纹、三角纹、斜十字纹、叶纹、涡纹和方格纹。
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各种类型的制陶业，在近二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非常稳定。总的趋势是泥质红陶和彩绘陶器逐渐减少，灰陶、黑陶的比重越来越大，最终发展到以黑陶为主的龙山文化时期。
石器制造业
仰韶文化的石器制造业比较发达，早期打制的多，使用直接打击法，制出的砍砸器和刮削器往往不加修整即行使用，比较粗糙。中期以后，磨制石器已明显占居主导地位，器形也有很大改进，数量大批增加。各类型遗址中出土的磨制石器，都是先打出初坯然后细致研磨成器的。与磨制相联系，切锯石材和穿孔的技术普遍使用，穿孔石斧在各遗址都有发现。穿孔主要使用钻穿，但往往先凿出浅窝再施钻，也有的是先磨出凹槽而后施钻的。穿孔石器是为了更好地装柄以制成复合工具，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由于仰韶文化内涵丰富，分布地域辽阔，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文化差异很大，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依据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参照学术界传统看法，将仰韶文化划分为六区、五段、19个类型（或遗存）：在仰韶文化区系中，关中豫西晋南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已发现遗址约2000多处。自1921年发掘仰韶村开始至2000年，已开展80年的工作，发掘遗址最多，揭露面积最大，发现遗迹遗物最为丰富。区内有5个文化类型：零口二期遗存、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及西王村类型；甘青区位于仰韶文化分布的西区，已发现遗址1000处左右，主要分布在陇东地区。区内有3个文化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豫中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东区，已发现仰韶文化遗址数百处。主要分布在郑洛一带。区内有4个文化类型：石固五期遗存、后岗类型、庙底沟类型、秦王寨类型；豫北冀中南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东北区，发现遗址很少，约100处，其中豫北约30 ~ 40处、冀中南约50处左右。区内有4个文化类型：北福地一期甲类遗存、后岗类型、钓鱼台类型、大司空村类型；豫西南鄂西北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南区，已发现遗址较少，不足百处。区内有4个文化类型：大张庄遗存、下王岗类型、八里岗类型、赵湾类型；陕晋冀蒙长城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北区，已发现遗址较少，约100多处。区内有3个文化类型：石虎山遗存、王墓山类型、海生不浪类型。
典型类型举例：
半坡类型
代表：西安半坡村和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彩陶
器型：圆底或平底的盆、小口长颈大腹壶、圆唇直口鼓腹罐
风格：朴实厚重 彩绘纹样：动物纹（人面纹、鱼纹、 鱼鸟结合纹、 鹿纹） 几何纹 （写实纹饰－抽象几何纹）编织纹
作品：1、人面鱼纹彩陶盆
这件陶盆上画有人面，人面两侧各有一条小鱼附于人的耳部。有的学者根据《山海经》中某些地方曾有巫师“珥两蛇”的说法以为人面鱼纹表现的是巫师珥两鱼，寓意为巫师请鱼附体，进入冥界为夭折的儿童招魂。
鹿纹彩陶盆 人面鱼纹盆 鱼鸟纹细颈瓶
2、彩陶船形壶
这件陶钵的底部有布纹印痕，是制陶时把未干陶坯放在麻布上衬垫所致。
庙底沟类型
代表：河南陕县庙底沟和陕西华县泉护村出土的彩陶器型：大口小底曲腹盆和碗
风格：挺秀饱满、轻盈而稳重
彩绘纹样：纹样多为两端相交组成的新月形、叶形、花瓣形纹（植物纹），以及弧线与直线相交而构成的三角形纹（几何纹），还有少量的动物纹和编织纹。
代表作品：彩陶花瓣纹盆、勾叶纹彩陶盆、植物纹彩陶盆、鱼鸟纹彩陶盆、彩陶鲵鱼纹瓶、漩涡纹曲腹盆、鹳鱼石斧缸。

I. 郑州大河村遗址的仰韶文化

郑州市市共发现仰韶文化遗址21处。除周口市烟草公司仓库进行简单的试掘外，其他都进行了考古调查。笔者同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赵芝荃先生把这些遗址划分为早晚两期的意见。属于早期的遗址9处，有西华商高宗陵、小白庄、泥土店、商水马村、良台寺、河湾、扶沟支亭、太康方城、周口市烟草公司仓库。属于晚期的遗址9处，有西华商高宗陵、南柳城、小白庄、瓦屋赵、榆树王、商水范台庙、胡庄、淮阳王禅冢和郸城段寨。西华的小白庄、瓦屋赵遗址和太康方城同上述晚期遗址有所不同，含较多的其他文化因素。 早期遗址：这里仰韶文化早期的遗址均靠近河流，附近地势较高，为岗丘形状的遗址，有的除了包括有仰韶文化的遗存以外，还有其他时代的文化遗存。这种岗丘形状的遗址是当时人们为了防御洪水的侵泛所选择的高岗住址，经过长期居住而形成的。一般略高于地面，文化层1—2米，有些遗址人为破坏严重，仅剩一小部分或仅能在地面采集一些遗物。方城和马村遗址发现有房基、圆形和不规则形灰坑、大量的烧土块。发现的动物骨骼种类有：马、猪、狗、鸡、鹿角，鹿角数量众多，且每个遗址都有发现。生产工具以石斧常见，石铲较少。石斧形制相同，大小不一，刃部较宽且磨光。
早期的陶器，正如《河南周口地区考古调查简报》一文中所描述的“陶质分夹蚌屑褐陶、夹砂褐陶、泥质橙黄陶、磨光红陶、泥质红黄褐陶、泥质红黄陶和泥质夹砂陶等种，夹蚌屑或褐陶为土褐色，包含蚌屑或砂粒较多，用于炊器类，泥质橙黄陶数量较多，制陶火候较低，陶片易粉碎，磨光红陶用于壶、盉器类”。这些器物以素面和磨光为多，纹饰有弦纹、麻点纹和附加堆纹。彩陶少见，一般多棕红彩和白衣褐彩。纹饰有网纹、圆点纹和弧线三角纹，常施于壶、盆等泥质陶的外壁上部，有的钵口沿施一周红彩。常见的器物有鼎、罐、钵、盆、壶、盘、盉、杯等。
鼎分罐形和釜形，鼎足有锥状和圆柱状。锥状足剖面为椭圆形，正面有凹槽，圆柱状足顶端有一周辐射状长指甲纹，或施一条附加堆纹；深腹罐有敞口直壁或敛口圆腹，有的小口圆肩；盆皆大口，分两式，I式宽平沿，浅腹，I式窄沿，深腹直壁，钵分直口和敛口，大小不一；盘大浅腹，高柄杯鼓腹，肩有篦点纹。
仰韶早期的罐形鼎与淅川下王岗早二期鼎相同。釜形鼎与庙底沟仰韶文化陶鼎、郑州大河村二期I式鼎相似。常见的圆锥状外刻凹槽、断面为椭圆形的鼎足与大河村一期、荥阳点军台遗址的鼎足完全相同。敛口钵接近下王岗早一期的陶钵。主要绘于盆、壶上部的白衣黑色或棕色的弧线、圆点纹彩陶花纹，同大河村一。
晚期遗址中发现有房基、灰坑等，生产工具发现不多，大体与早期相同，唯陶纺轮数量增加。采集的陶器与早期相比，夹砂和夹蚌屑红陶减少，泥质和夹砂灰陶数量较多，泥质黑陶占一定比例，也有一部分褐陶和黄陶。夹蚌屑陶，所夹蚌屑少于早期，且质地变硬。灰陶有深浅之分，陶质坚硬，器壁较薄。除素面和磨光者外，纹饰以篮纹为主，弦纹、附加堆纹较少，篮纹横施，纹理不齐。彩陶数量增加，有褐、白、朱等色，也有白衣彩陶，纹饰简单，以网纹、平行线纹为多，有些彩绘容易脱落为烧后所绘。器形有鼎、碗、盆、杯、高领罐、豆、觚、尖底瓶、壶、缸、瓮、器盖等。
鼎：皆罐形鼎，器表为素面或饰横篮纹，鼎足为扁三角形或鸭嘴形；罐可分深腹罐、圆腹罐、大口罐、敛口罐。高领罐小口，肩部磨光，上施弦纹；盆平沿深腹；碗平底斜壁；觚高柄平底；豆分长柄和短柄；缸折沿深腹，颈部施一周附加堆纹；瓮直口小领；器盖种类较多，常见矮圈足碗状器盖；器座形似圈足。
仰韶晚期陶器，大多数与郑州大河村遗址四期和禹县谷水河二、三期相同或接近，深腹罐与谷水河二期Ⅰ式罐相近，高领罐、瓮也接近谷水河三期同类器物；敛口罐与大河村四期Ⅱ式罐、圆腹罐和大河村四期相同。这里的仰韶晚期遗存应属于大河村类型的后段。时间上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具有向河南龙山文化过渡的性质。
西华的小白庄和瓦屋赵遗址同上述仰韶晚期遗址不尽相同，两遗址皆位于西华县西部，相距甚近，陶器以夹砂红陶、夹蚌屑褐陶为多，泥质灰陶次之，也有部分泥质红、黄陶。红陶一般呈红灰色。纹饰有斜篮纹或上部横施、下部竖施的篮纹，以及方格纹、弦纹。彩陶为白衣红彩。器形有鼎、罐、豆、壶、盆、器座等。鼎最常见，一般呈褐色，有盆形、罐形，足可分三式，Ⅰ式较多，宽扁状，内凹外凸，正面有几道划槽，Ⅱ式为扁三角形，Ⅲ式为鸭嘴形；豆为圈足镂孔；高领罐，肩部磨光。圈足器较多，有圈足杯和高圈足壶等。上述器物中一部分在本地仰韶晚期常见，应属于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但有相当数量的器物则含有屈家岭文化因素、如Ι式足鼎、圈足镂空豆、圈足杯和圈足壶等器物的形制和湖北京山屈家岭、淅川下王岗中期的器物相同或相似。Ⅲ式足鼎、高领罐则与大汶口晚期同类器物相同。这两处遗址对研究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关系提供了资料。

J. 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的西山城址的历史地位

郑州西山城址位于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陈庄遗址约15公里。还有郑州市区的须水乡白庄、沟赵乡张五寨、杜寨、金水区胜岗、古荥乡石河、荥阳市区的汪沟、竖河、池沟寨、陈沟、阎村、张河、杨寨北等诸多遗址，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由此可知，西山城址是这一聚落群中的唯一城址，其地位一定高于诸聚落遗址，是这一地区的中心要邑。近年来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有女神庙、祭坛、原始殿堂、高台冢、龙虎塑、古城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古城。“古城是大概念，它可包括庙、坛、殿、堂、冢、塑之类的建筑。目前所说的古城，虽大多数主要指遗址中的城垣，但城垣的发现和古城的确定，意味着与之相应的其它重要建筑的可能存在，或已破坏，或未出土。因而古城址的出现被认为是人类原始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西山古城迄今仅发现遗址中的城垣，与之相应的庙、坛、殿、堂、冢之类虽未出土，或遭破坏，但一叶落而知秋，意味着这些重要建筑的可能存在。
约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新时代，西山城址的面世，标志着这个新时代的开端。“大约开始于仰韶时代晚期，持续整个龙山时代，而迄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这一段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战国时代’。西山古城，在聚落发展史上，它的颇类于八角形的近圆形平面，正处在从传统的圆形环壕聚落向城墙环团的方形城址的过渡阶段，它的出现，宣告了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开启了以后持续千年的那种群雄逐鹿，战争不已的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龙山时代的先河。”西山城址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就是起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作用。它所扮演的这种角色，绝非仰韶文化的环壕聚落和龙山时代的方形城址所能取代的。
西山城址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雏形城市”。城市是以空间与环境利用为基础，以聚集经济效益为特点，以人类社会进步为目的的一个集约人口、集约经济、集约科学文化的空间地域系统。“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同时又能扩大自身的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社会发展更加繁复的形式，从而保存不断积累起来的社会遗产。社会权力不是向外扩散，而是向内聚合。社会的各种不同构成因素，以前只是分散在广大的河谷平原，偶而也传及更远的地区，现在都在压力之下被动员起来并束集在一起，统统进入了城市的高大围墙的封闭之中。”作为文明诸要素之一的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逐渐创造出一种新的复杂的社会机构和体系。早先，在论及中国文明起源时，人们往往把目光投向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女神庙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高台土冢”，而今中原地区黄河之滨仰韶文化城址的面世，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我们从西山古城高峻的城垣上空，看到华夏文明的新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