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州曾国遗址

⑴ 随州的旅游

随州主要旅游景点：炎帝神农故里风景区（AAAAA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大洪山（AAAA级）、千年银杏谷（AAAA级）、广水徐家河、广水黑龙潭、高贵三潭（AAAA级）、桐柏山、广水中华山、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化公园、白云公园、神农公园、回龙寺公园、西游记漂流、封江水库、明玉珍故里、曾侯乙墓遗址等。
2014年接待国内旅游人数1582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96.93亿元。接待海外游客1.5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0.17亿元。 炎帝神农故里
炎帝神农故里风景区以“建筑返古、环境还野”为特色，以炎帝神农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依托，以炎黄子孙寻根谒祖为核心，以体验炎帝神农的农耕文化、医药文化、贸易文化、原始艺术文化等为根本，建设了“寻根谒祖朝圣区”、“圣迹观光体验区”、“农耕文化展览区”、“旅游服务及沿河景观带”、“自然生态景观区”五大功能区和谒祖广场、炎帝神农大殿、圣火台、圣火广场、九拱桥、弯月湖、旭日园、烈山糊等主要景点。
大洪山风景名胜区
大洪山国家风景名胜区位于湖北省中北部，总面积305平方公里，横卧江汉，蜿蜒荆襄，气势磅礴，风光秀丽，以峰俊、林幽、洞奇、湖美、泉醇而著称。景区壮丽的山岳风光，茫茫的原始森林，神奇的千年古银杏，幽幽的千年古刹，九洞十八泉的奇特地质，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土特产品，浓郁的人文风情，动人的故事传说，交相辉映，融自然景观和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与一体。
大洪山主峰宝珠峰海拔1055米，为楚北天空第一峰；海拔840米的火山口湖白龙池，为华中高山第一池；千年古刹洪山寺，为汉东佛教第一寺；枝繁叶茂、守望千年的银杏王，为中华银杏第一树。
千年银杏谷
随州洛阳镇古银杏群落居世界古银杏群落之首，以古银杏群落为标志的天人合一的田园风光，楚天无双，也是洛阳镇最具有开发价值的旅游资源。洛阳镇现有定植银杏树510多万株，其中百年以上的17000多株，千年以上的308株。洛阳镇古银杏树连接成片，构成群落，举世罕见。
随州博物馆
随州市新博物馆位于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大道中段西侧风景宜人的厥水河畔。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擂鼓墩古墓群”毗邻。距离市中心约1公里。占地100亩，馆舍由展厅、文物库房和辅助用房三部分构成。建筑面积9636平方米，其中：陈列楼7000平方米，文物库房2000平方米，编钟演奏厅300平方米，其他建筑336平方米。
馆藏文物十分丰富。堪称一座内涵丰富的文物宝库，而且随着基本建设的发展步伐，出土和征集的文物还将增多。尤其是青铜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内涵丰富、时代跨度大，而且铸造精美，在全国屈指可数，被誉为“青铜器王国”。特别是曾国青铜器群，为研究曾国文化及曾、楚关系，提供了重要实物史料。战国菱形勾连云纹铜敦之精美，为国内已出土铜敦之首。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出土的36件编钟更为珍贵，其音色、间律均与曾侯乙编钟相通，被称之为曾侯乙编钟的“秭妹钟”，曾多次出访美、英、德、法、日、丹麦、瑞士等国家，充分展示了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
徐家河旅游度假区
徐家河省级旅游度假区位于广水市长岭镇风光秀美的徐家河水库，是湖北省第三大淡水湖泊。景区以繁茂丰富的森林资源，浩淼无际的碧绿湖水，众多奇特的岛屿港湾，争鸣斗艳的珍禽异兽，婀娜多姿的花卉植物，源远流长的历史遗产，浓郁丰厚的民俗风情而著称，是融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森林生态环境、森林保健功能于一体，具有旅游、休闲、度假、养生、科研等多功能的生态型旅游度假区。
高贵三潭
三潭风景区位于广水市北部，地处鄂豫之交。有三潭、高贵山金顶、许家冲水库、平靖关古关隘4个游览区，35个游览点。清奇幽邃的“三潭叠韵”是三潭景区标志性景点，被誉为“中原一秀”。中国第一青檀园总面积2000余亩，是华中地区最大的青檀群落。风景区最高峰大贵山金顶海拔908米，其门匾“崧高峻极”与河南少林寺门匾如出一辙。闻名遐迩的雄关古道平靖关、恢宏壮观佛教名刹乾明寺、明朝忠烈杨涟的故地杨公岭、惟妙惟肖的“双狮夺珠”石都极具观赏价值。
中华山国家森林公园
中华山国家森林公园地处广水市东北部，桐柏山南麓，大别山西端，是江淮流域的分水岭，南北景观兼而有之。景区面积6927公顷，是湖北省面积最大的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气候宜人，森林植被保护完好，共有木本植物69科155属1830种。这里地形复杂，地势险峻，有“九峰、七寨、五寺、一百零八岭”之称。这里山水风光秀丽，分为莲花湖、祖师殿、香峰寺、龙泉沟、古井庵、观音寺六大景区，金牛溪、哈哈岭、宝林寺、兴王寨等50多个景点，是集森林旅游、疗养避暑、观光度假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⑵ 青铜器的发展历史

青铜器历史

形成期

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时期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是早期青铜器的代表。

在中国，距今5000-4000年，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记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

中国的青铜器主要指4000多年前用铜锡合制的青铜器物，简称“铜器”。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出现并流行于4000年前直到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

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陶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

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

青铜器的颜色真正做出来的时候是很漂亮的，是黄金般的土黄色，因为埋在土里生锈才一点一点变成绿色的。由于青铜器完全是由手工制造所以没有任何两件是一模一样的，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

随着原始社会的发展，鼎由最初的烧煮食物的炊具逐步演变为一种礼器，成为权利与财富的象征。鼎的多少，反映了地位的高低；鼎的轻重，标志着权力的大小。在商周时期，中国的青铜器形成了独特的造型系列：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等。青铜器上布满了饕餮纹，夔纹或人形与兽面结合的纹饰，形成神灵的图纹，反映了人类从原始的愚昧状态向文明的一种过渡。

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单刃青铜刀是目前已知的我国最古老青铜器，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青铜刀。经碳14鉴定距今约5000年。

此刀长12.5厘米，为单范铸成。没有槽及环首等成熟的后世刀具才有的部件，在刀具形成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夏朝时代

夏朝是我国已认定的最早奴隶制王朝，经夏商周断代工程认定，其开始于约公元前2070年（禹传启家天下），灭亡于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鸣条灭夏）。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般被考古学界认定为夏朝都城所在位置。

夏朝青铜器是我国青铜历史上的快速发展时期，偃师二里头遗址青铜铸造作坊面积超过1万平米。二期至四期都有冶炼青铜器的出土，一期青铜铸造遗迹里也有冶炼痕迹。

现已清理出二至四期的铸造工场遗址，其周围遗留不少陶范、坩埚、炉壁、铜渣、木炭,及一些小件铜器、少量大件铜器。青铜器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主要遗物之一,有礼器、工具、兵器等。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

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中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

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经测定：含铜量在67.01～91.99%之间，含锡量在3.48～13.64%之间，含铅量在 0.1～24.76%之间，成分不甚稳定。但含铅量较高，使铜液保持良好的流动性能，与商代早期青铜器器壁很薄的工艺要求是相适合的。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

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如今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

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

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

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

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起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现的器类有方彝、觯、觥等。方形器大为发展，几乎所有的酒器都为方形。纹饰方面，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主体花纹和地纹明显区分，地纹常为细雷纹，与主体花纹构成强烈对比。主体花纹多采用浮雕手法，风格有浑圆、峻锐两种。铭文多为一二字，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

器形方面，鼎的变化较大，除通常样式外还出现了分档鼎。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为无耳，腹变浅，最大腹径上移。觚的造型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十字架镂孔退化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体爵大减，圆体爵盛行。斝的变化是斝板上始见兽头装饰。三足明显增高。戈出现了带胡带穿。

2、商代晚期后段：器类方面，无肩尊和扁体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见马衔等车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类。这一期纹饰最为发达，艺术装饰水平达到高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体的兽面纹空前发展。纹饰不仅仅施在器身，有些视线不及的底部也装饰花纹。

花纹总体风格森严庄重。这一期出现了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但最多不过三四十字。铭文铸工精细，内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赏赐、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现了蹄形足；圆鼎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变化是双耳簋急剧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为细长身喇叭口。爵的变化不大，仍为圆体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后移。斝仍见兽头装饰，继续流行袋足斝，但体较低而宽，柱饰粗壮。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西周青铜器

在西周早期仍然延续商代的青铜器，部分西周青铜器还带有铭文。

春秋战国青铜器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冶炼技术仍然在继续发展，但已经不像前朝那样繁琐，而是讲究实用和朴素风格。商朝和西周时期盛行酒器，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大为减少。带钩和铜镜是当时冶炼水平的代表物。在楚国的长沙出土了最多数量的铜镜。

而在曾国（今湖北随州）出土的大型曾侯乙编钟以及其他一系列青铜器则是春秋时期高超的冶炼技术的反映。进入秦汉时期，虽然青铜器依然在前期铸造，但是也开始逐渐被早期铁器所取代。铜镜的冶炼工艺沿袭下来，但在材料上也开始出现改变。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

(2)随州曾国遗址扩展阅读：

分类

一、分类

青铜器主要有工具、兵器、构件、礼器和装饰品等类别。制作精美的大型青铜器都是礼器。

1、青铜食器

食器主要分为蒸饪器、盛食器两种。蒸饪器包括鼎、鬲（lì历）、甗（yǎn眼）等；盛食器包括簋（guǐ轨）、簠（fǔ府）、盨（xǔ许）、敦（ì对）、豆等。其中鼎是最重要的青铜器。

2、青铜酒器

酒器主要分为饮酒器和盛酒器两种。饮酒器包括爵、角、斝（jiǎ甲）、觚（gū姑）、觯（zhì志）和觥（gōng公）等；盛酒器包括尊、卣（yǒu友）、壶、罍（léi雷）、锺和方彝等。

3、青铜水器

青铜水器主要是在行礼时净手所用，以表示恭敬和虔诚。水器包括盘、盉（hé禾）、匜（yí移）、鉴等。

4、青铜乐器

主要的乐器有铙、钟、鼓、镈、𬭚及钲等。 根据钟纽的形制差别，不同的钟有“铙”、“铎”、“镈钟”、“甬钟”、“钮钟”等不同称呼。而编钟是将各种不同的钟按照大小、音阶依次排列而悬挂在钟架上。现存最大的曾侯乙编钟是最好的代表。

5、兵器

青铜兵器有戈、矛、戟、钺、剑、铍、箭镞、盾钖等。

6、车马器

当卢、马冠、节约、銮铃、軎辖、毂等。

地理分布

以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为主地带的青铜器出土较早较多，以前被认为是青铜器造诣最高的地方。近年来不断在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商文化的边缘或者不属于商文化的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部分青铜的造诣甚至超过中原地区。长江流域的青铜器是如何发展的，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和研究才能证实。

主要出土地：

河南安阳殷墟，商代后期；

陕西扶风、岐山周原遗址，西周时期；

湖南长沙宁乡炭河里遗址，商代后期至西周；

湖北随州擂鼓墩墓葬群，春秋时期；

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商代后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后期；

四川成都青白江船棺墓群，春秋至战国时期。

⑶ 随州的古曾国和山东的一个古曾国哪个在先

随州的的在先

曾国湖北省随州一带，西与姜姓申国为邻，西周末年，追随申国、犬戎攻杀周幽王，灭亡西周，后被越国所灭。鄫国在今山东省兰陵县向城镇，为姒姓诸侯国，后为莒国所灭。

⑷ 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的学术价值

首先，叶家山墓地是近30余年来湖北省首次发现的高等级贵族墓地，规格和规模在江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都是首屈一指。所见墓葬保存之好，出土文物之丰，时代特征之明确都为迄今湖北考古发现之仅有；
其次，本次科学发掘所获的大量西周陶器、铜器和原始瓷器等，不仅保存完好，而且组合和共存关系明确，是研究湖北汉水流域西周文化的重要标准性器物群，丰富了西周年代学研究的实物资料库；
第三，对西周的曾国研究将是一个重大突破。自曾侯乙墓发现以来，有关曾国的来源和始封问题未成定论。本次发掘的65号墓是所见大墓之一，从铜器铭文与伴出的铜钺、铜面具等重器可以推定墓主极有可能是曾侯谏，说明曾国早在西周早期就在汉东地区称侯；
第四，大量成熟、品类齐全的原始瓷器屡现于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将有助于解开原始瓷器的产地问题；
第五，本次发现的青铜器大多有铭文，已知铭文总字量达400余字，铭文内容除常见的一些西周早期的族氏文字和方国名外，也见有大量过去所未见之人名，对排定墓地世系及与其他方国的关系具有重大价值；
第六，为汉东方国的研究提供了最新材料。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器群的面世，说明西周早期，曾、鄂应是同时并存于随州的两个古国。从铜器出土范围看，西周早期的曾国似应仅存于随州的漂水流域，但随着鄂被周的消灭，姬姓曾国迅速扩展至汉北及河南新野一带，成为替代鄂国的汉东第一大国。
据专家介绍，叶家山墓地是江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最为重要的一次西周考古发现。此次，是我国首次对一处完整的西周早期曾国墓地进行全面科学发掘，出土的文物数量多、保存好、价值高，尤其是青铜器铭文达400余字，将为研究曾国历史及相关学术问题，提供一批十分珍贵的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