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大洋洲遗址

⑴ 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了什么

新干县位于江西省中部、赣江中游，自古为赣粤交通要道上的重地。20世纪60年代，在县境内大洋洲乡赣江东岸的沙丘上，发现了一座东西长8.22米、南北宽6.6米、带有二层台的一棺一椁形式的商代晚期大墓，墓内随葬品异常丰富，青铜器数量达480余件，是江南地区商代青铜器的一次重大发现，也是国内目前在同一遗迹单位内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一次。

大洋洲商墓所出土的青铜器，工艺精美，品种兽面纹虎耳鼎繁多。礼器有鼎、鬲、觑、簋、豆、匕，酒器有罍、瓿、卣、壶、瓒、勺；乐器有镩、大铙；兵器有胄、钺、戈、戟、矛、长刀、短剑、铡；用器有杖首、炭箕、厨刀；工具有斧、钻、凿、刻刀；农具有耜、臿、犁、镰等。此外还有许多饰件和青铜杂器。大洋洲商墓的青铜器多成组成套。如夔形足扁足鼎，有大小不同30多件。与鼎配合使用的匕也有多件，重叠放置。有的器类有几种形制，如工具中有形状、尺寸都有差异的钻，有平刃、斜刃的刻刀等。

商代的青铜农具出土极少，原因在于农具作为生产活动中的实用器，在破损后无法修复而只能回炉重铸，很难得以留存；二是在商周时期，青铜制品还很珍贵，青铜主要用来铸造礼器和兵器，首先满足祭祀与战争这样的国家大事，农具仍以石、木等质料的器具为主；三是中原一般不用农具来随葬，目前所见的一些农具也主要是出自遗址和窖藏。大洋洲商墓农具众多，堪称农业考古上的重大发现，更是同时期其他青铜文化中少见的。其中镰的形制，是后来流行于长江下游镰的前身。青铜犁也是时代较早的器类。农具中的臿，也有不同的造型。铜耒是目前出土的商代青铜耒中唯一的一件，也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青铜耒。

大洋洲商墓青铜器中有不少大型器物。其中的大方鼎形制宏伟，通高97厘米，重49.2千克，方腹平底，鼎耳上各铸一卧虎。方腹的四面都饰有兽面纹和乳钉纹，四足饰羊角兽面纹。大觑通高110厘米，重78千克，上部为大口盆形的甑，下部为鬲，两部分合为一体，四个袋足。除耳上双鹿以外，整个器物一次浑铸成形，纹饰精美，堪称“中华觑王”。方卣，通高29厘米，细颈方腹，提梁贴靠颈侧，梁端为龙首形，盖纽与梁间有蛇形绊链，饰饕餮纹，圈足饰镂空云纹，腹面有孔，内部有十字形管道，底部也是双层，便于用炭火或沸水加温。饕餮纹小方鼎，底部也是双层，两底间的腹面设一小门，可以向上揭开，将炭火置入加热。青铜器的装饰工艺也很发达，戈与大钺上分别有嵌绿松石和嵌红铜的花纹，铜器表面装饰富有地方特色的燕尾纹、编织纹、变体兽面纹、阴刻云雷纹和立体圆雕虎等动物形象。

大洋洲商墓的青铜器许多与中原商文化的器物相同或类似，但又有不少明显的地域特征。如在礼器的组合上，绝大多数是食器，酒器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并且只有盛酒器与注酒器，而缺少饮酒器，一般常见的尊、觚、爵、角、斝等器类组合都不多见，与中原地区青铜器中酒器占大部分的情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即使是形制和中原类同的器物，不少也有特别的装饰或花纹，如器耳上多附加虎、鹿一类动物形饰，纹饰间多有燕尾纹、阔口的牛首纹等。食器中扁足鼎尤为多见，有大小不同的几十件。鼎耳上都饰立虎，扁足作浮雕状的夔形，个别还有扁足作鱼形的，更为特异，不见于中原地方。乐器中的大铙，在商代是南方特有的器种，三件铙纹饰彼此不同，有的饰有云纹、联珠纹、有的饰勾连雷纹，是前所未见的精品。青铜礼器表达了对虎的崇拜，以虎的形象为主题图案是大洋洲青铜器独有的装饰特点。虎或以立体的形式出现于青铜容器的耳部，或简化为虎头兽面纹饰于器物腹部，或变形为虎足支撑铜鼎。其中一只双尾虎是新干商代大墓的象征性器物，它长近一米，高约半米，虎背上伏着一只小鸟，看上去更像一只大猫，不仅不凶恶，还十分可爱，而且这只老虎还有两条平行并列的尾巴。

兵器的特色更多。墓中有一些象征统治者权威的器物，如象征兵刑权力的大钺等。戈均系直援无胡，有方内、曲内两大类。其中曲内戈。内作无角兽首形，显示利齿。长刀形状狭长，前端钩卷，背上有插入书必内的片状环。戟为浑铸，以直援的戈与长刀合为一体。兵器中的短剑尤其值得重视，这种短剑的剑身下端平直，有短茎，比西南地区出土的早期柳叶形剑、周初的柳叶形剑更近于东周流行的剑的形制。这种短剑的发现，为东周剑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个别兵器上铸有符号，类似于当地陶文，可能是文字。

在大洋洲商墓中还出土不少形式特殊的礼器。一件青铜人面高60厘米，作两面相同的人面形，中间有管上下通贯，可插入木质杆状物。人面顶上有双角，角上饰云纹，双目圆睁，尖耳阔鼻，张口，露出牙齿，有一对卷弯的獠牙，可能与当时的祭祀崇拜有关。还有瓒，前部形如粗矮的觚。后有长柄，系举行隆重的裸（guan）礼时所用，甚为罕见。每当盛大的祭祀时，君主用瓒从罍等大型贮酒器中舀取鬯（chang）酒，然后缓缓地将酒注于地上，以祭享自己的祖先，称为裸礼。这样的墓主一般身份很高。

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大墓是目前已知商代遗迹大规模分布的最南端标志性实物，填补了关于江南商代遗迹分布研究史的一大空白，其惊人的发现可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相媲美。青铜器数量之多、造型之奇特、纹饰之精美，堪称中国南方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并有“北有妇好、南有新干”的美誉。新干大墓出土青铜器不仅融合土著与多元文化因素为一体，而且呈现出了“多、奇、精、美”等特征。充分说明了墓主强大的势力和显赫的地位，可能是商王朝江南的一个方国。它的发现，弥合了江南文明史的断层，成为揭开3000多年前长江流域文化之谜的重大依据，它融合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土著等诸多文化因素，成为探索华夏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重要物证。

⑵ 简述中原文化对江西文化的影响

江西文化，又称之为赣文化和江右文化，泛指赣地从古至今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成果。

赣文化在上古时代脱胎于越文化、吴文化，在两千多年中不断和中原文化融合，最终发展成赣文化。总体看，赣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子系统。经长期发展，它又派生出一系列自己的文化分支，构成层次丰富、脉络清晰的网络。

赣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子系统，经长期发展，它又派生出一系列自己的文化分支，构成层次丰富脉络清晰的网络。

近代以来，新淦出土的青铜鼎、余干出土的陶器、靖安挖掘出的古剑古扇这些在江西现已出土的文物表明，江西或许在殷商时期，就应经拥有了一个独立于中原的文明体系！

从地域角度看：赣文化包含了浔阳文化、豫章文化、临川文化、庐陵文化、袁州文化等诸多子系统。

从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角度看：江西的铜文化、瓷文化、书院文化、禅道文化、苏区文化、文学、艺术、哲学等，各自构成了相对独立的系统，它们对中华民族文化史有着重大的推进作用。

(2)江西大洋洲遗址扩展阅读：

江西是历史人文渊源之地，文章节义之邦，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雄州雾列、俊采星驰”之美誉。

从古至今，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孕育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物，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人文资源，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尤其在宋明时期，全盛的江西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和代表。

一、江西历史文化的四个发展阶段。

文化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文明之河，它从远古浩荡而来，并向未来奔泻而去。历史越是古老悠久，文化便越是深邃悠长。只有对江西文化历史进行梳理，才能连接起江西文化这串绚丽的珍珠项链。

1、从万年到豫章：江西文化载体的形成。

文化根基于地域，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任何文化的发生与生存都必须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王勃在其名篇《滕王阁序》中称赞江西“人杰地灵”，而“地灵”正是产生“人杰”的重要环境。

在江西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早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考古资料显示，江西最早的原始文化是安义和新余两地发现的距今约四五万年的平原型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从那时开始，江西开始有了人类活动，江西的历史也由此开端。

而最能代表江西先民发展历程，反映江西先民生存文化的，当属万年的吊桶环和仙人洞遗址。这一考古发现被评为全球20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并被联合国授予世界农业遗产。在这里发现了世界最早种植人工栽培稻，把世界稻作起源由7000年前推移至12000-14000年前。

而在这里发现的陶片，经过测定，距今已有2万多年。万年县的吊桶环和仙人洞遗址的地层堆积就像一本史书，记录了江西的先民在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的两个“世界第一”。

相对于黄河流域而言，江西的土著居民长时间处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进入文明时代的步伐相对迟缓。直到商周时期，中原文化才与江西本土文化深度融合，而其中的代表，就是樟树吴城遗址、新干大洋洲商墓遗址、瑞昌铜岭遗址等。

这一时期的江西文化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这也表明江西地区再也不是远离中原王朝的“蛮荒”“化外”之地。

位于樟树市吴城乡的吴城文化遗址，距今3000年、面积61万平方米，城内有居住区、祭祀区、制陶区、铸铜区，城外有墓葬区，至今尚存的3-15米高、2800多米长的土筑城墙，是目前南方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商周文化遗址。

1989年发现的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珍贵文物竟达1478件，其中国宝级文物5件。文物中以青铜器最为引人注目，其数量之多、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为全国所罕见，被专家称为“江南青铜王国”。

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掘，一举改写了商周时期被称为蛮夷之地的江南历史，充分证明远在三千多年前赣江—鄱阳湖流域就有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位于瑞昌市夏畈乡铜岭的矿冶遗址，规模庞大，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开采技术、选矿技术和冶炼技术，是目前中国发现时代最早的矿冶遗址，开采的年代从商代中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保存之完整，内涵之丰富，极为罕见。

瑞昌矿冶遗址的发现，不仅将我国采铜历史向前推进了300多年，还揭示了我国青铜文化的独立起源，为中国青铜文化圈的概念和商周时期铜料的来源提供了新的佐证。

说到江西的地理位置，自然少不了“吴头楚尾”之称。祝穆《方舆胜览》说:“豫章之地为楚尾吴头。”从这一称呼上可知，江西处在东吴越和西荆楚两大文化的过渡地带，无论是东边日出还是西边雨，都会从中受到影响。

更何况同源共本，本是同根生、晴也好雨也罢，兼收并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比较开放的包容性、惊人的同一性和独具智慧的开创性,使得那时候的江西文化更显地域特色。

而江西地域文化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豫章郡的设置。西汉初年，朝廷设立豫章郡，下辖南昌、庐陵、彭泽等18县，其所管辖的范围，大抵上就是现在的江西省。

以后虽有小的调整，但大的格局一直未变。由于豫章郡的设置，江西被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控制之下，一方面接受中央文化的熏陶，使这一区域依附而非背离中央，保证了区域文化的完整性。

另一方面又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习俗， 并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将周围尚未纳入进来的地区吸附过来，从而慢慢形成今天江西的政区格局和文化习俗。

2、从边缘到中心：江西文化的高峰。

客观地说，在宋代以前，江西所出人才并不突出，除陶渊明这座文化孤峰之外几乎举不出其他有份量的文化名人。但到了北宋中后期，江西文化迅速崛起，并完全取代了中原作为文化中心的位置。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里头四川和江西，向来是产生大文学家的所在。”

从宋至明，江西文学如日中天，进入光辉灿烂的鼎盛时期，六百余年内，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英才荟萃，名家辈出，如群星璀璨，光耀中华，其壮观景象，至今仍令人们景仰和惊叹不已。

纵观宋明文坛，在作家数量上，江西籍的最多；

从作家队伍素质上看，江西作家中既不乏众体皆备、声名显赫的大家巨擘，也不乏独擅一体、技压群芳的名家高手；

从宋明文学的历程看，由首开风气到蔚为大观，由中兴再起到傲然殿后，皆有江西作家之卓著勋绩；

从宋明文学诗歌、词章、散文、戏曲四个主要领域看，江西作家都大有可书之笔。

江西在宋明时代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江西文化名流巨擘的优秀成果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江西现代文化的丰富源泉。

江西繁荣发达的古代文化，至少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一是文章节义之乡；二是理学的心脏地带；三是诗人与词客的沃土；四是禅宗的腹地；五为道教的重镇；六为经济与治术之地。

为什么江西文化在宋明时期能够独领风骚，创造最高成就？主要是得益于经济中心南移和政治中心的东移。自南北朝开始，江南地区有了较快的发展。隋唐以后，包括江西在内的整个南方地区经济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全国经济重心出现南移。

中原地区先后发生“五胡乱华”“安史之乱”、宋金战争等三次大的长时期战乱，北方居民的大规模举族南迁，给江西带来了众多的劳动力和先进的中原文化。到两宋时期，中国的首都先后迁到河南开封和浙江杭州等地，而明朝建都在南京，明成祖后，依然实行两都制。

江西则成为全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领先地区，其人口之众、物产之丰，均名列前茅。

江西文化的繁荣也与交通的发展息息相关。当时由南海入中原的通道，即由大余梅岭而直下赣江水道的所谓使节之路，这一交通大动脉贯通后，触发了赣江流域的地气、人气和文气。

江西得以用更快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全国交流，众多的达官显要和文化名流频繁地进出江西，而江西学子们也纷纷走出江西，游学游宦，对促进江西文化发展和江西文人成长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3、从全盛到低谷：江西文化的衰退。

进入清代以后，江西文化在全国的地位急速衰退。整个清代，江西只有3位状元，不仅大大低于江苏和浙江，甚至落后于边远的广西。衰退的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江西是全国少有的“三无省”：无学部委员，无重点大学，无博士学位授予点。

是什么原因促使江西文化从巅峰坠落到低谷呢？究其根源，主要是人口迁移、经济开发、交通畅达、文化传递、战争破坏、社会安定等。这几个因素又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

兴也经济，衰也经济。江西经济在全国地位的低落，是文化衰退的根本原因。经济衰退又与交通转移有关。从中唐到清前期，运河—长江—赣江—珠江一直是国内主要的南北通道，对于促进江西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到清中期，由于海运的兴起，赣江水运发生困难。尤其是京汉、粤汉铁路修通后，南北运道改走河北、河南和两湖，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虽然后来有浙赣线，也只是在赣北穿境而过。

到了20世纪80年代，全国除了不通火车的拉萨以外，省级城市都有到北京的直通火车车次，唯有南昌进京需要转车。

由于交通格局的变化，不仅造成物资运输困难，从外部渗入的新思潮、新风尚也绕过江西。致使江西在观念的更新上，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线上的湖南、湖北、安徽等地。

江西文化的衰退，直接的原因还是战争的破坏。非常不幸，在中国近代工业兴起前夕，江西正处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太平军与湘军两军反复交战10余年，江西成为主要战场之一。在这场战争中崛起的湘军“战功未必在疆场”，但“实实受害惟南昌”。

战争刚过，恰逢近代工业在中国兴起，形同废墟的江西城乡，别说喜迎工商新时代的来临，就是恢复传统时代的农耕基础也需时日。江西商人赖以生存的主要商品如茶叶、纸张、木材等的生产则因战火而受到严重破坏，景德镇的瓷业也一度陷于停产。

当然，江西文化的衰退，也与自身的弱点有关。江西文化长期处在传统文化的中心区域，“文章节义”为江西人的传统美德，但这种“美德”主要是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的熏染，它有利于农业社会的巩固，却不利于商品社会的形成。

这一文化特性使得江西文化排斥近代文化，成为江西社会近代化发展的限制因素。

4、从蛰伏到潮头：江西红色文化的兴起。

江西文化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基本事实，就是江西籍文化精英的主要活动地域大多并不在江西。如，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经江西培养考中科举后，即长期在外活动，死后都未归葬江西，而一些外省籍的杰出人才往往在江西创造奇迹。

进入20世纪，在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江西再一次挺立潮头，开创了中国红色文化的新纪元，成为了中国革命、人民军队、共和国、工人运动、改革开放等五大摇篮。

红色文化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波澜壮阔的历史赋予了安源、南昌、井冈山、瑞金等地一个个红色经典称号，不仅成为中国革命史恢宏“交响乐”中的动人“音符”，也造就了独具魅力的红色文化品牌。红色文化是江西近现代以来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之一。

20世纪以来，江西领红色文化之先，红色基因浸透在了江西人的血液和江西的山水之中。全省从南至北，从东到西，一个个人名，一串串的足迹，记录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多个第一或者之最，见证着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光辉历程。

江西也涌现出了方志敏等一批杰出的革命家，江西儿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据史料统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籍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5万多人，占全国的六分之一。江西也是开国将军最多的省份。

红色文化作为植根于中华民族沃土的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理想、爱国情怀、价值观念和道德诉求的集中体现，不仅体现在当时当地，更重要的是可以影响到遥远的未来。

江西红色文化品牌的兴起，不仅可以传播历史正能量，而且可以增强江西人民的自豪感，还能让外界更好地了解江西，从而有力地提升江西文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江西的文化软实力。

江西红色文化以其资源的丰富性、内容的原创性、分布的广泛性和历史见证价值，正成为江西重要的文化品牌。

⑶ 江西新干商墓都发掘出了什么呢

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了众多青铜器、玉器和陶器，当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它的青铜器。

（一）新干大洋洲商墓

新干商代大墓所在沙丘，实为干江水古河道，现西濒赣江仅1公里，其东五公里处为牛头城商代遗址，西越赣江约20公里处为著名的吴城商代遗址。经发掘，该墓为商代大墓，有一棺一椁，椁室东西长8.22米，两端有 2层台。共出土文物1500余件共出土商代青铜器486件，玉器754件，陶器356件，骨器5件。其中国宝级文物5件，国家一级文物23件。

那么，新干大洋洲商墓是什么性质呢？如果把吴城跨越、牛头城遗址和大洋洲遗址三个考古发现放在一块，有力地证明了远在三四千年前的商代，就在今天江西这块地方，确实存在一个以老虎为图腾，有着相当规模的原始国家，这国家不仅掌握了发达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专家们推测，它极有可能就是甲骨文里面提到的"虎方国"！

⑷ 大洋洲 世界遗产(截至2010年)

澳大利亚监狱遗址
澳大利亚 Australia（18处）

1.大堡礁 Great Barrier Reef 1981（世界自然遗产）

2.卡卡杜国家公园 Kaka National Park 1981（世界文化自然遗产）

3.威兰德拉湖区 Willandra Lakes Region 1981（世界文化自然遗产）

4.豪勋爵群岛 Lord Howe Island Group 1982 （世界自然遗产）

5.塔斯马尼亚的荒原 Tasmanian Wilderness 1982（世界文化自然遗产）

6.澳大利亚冈瓦纳雨林 Gondwana Rainforests of Australia 1986（2007年扩展范围后更名为现名称）（世界自然遗产）

7.乌鲁鲁-卡塔丘塔国家公园 Uluru-Kata Tjuta National Park 1987（世界文化自然遗产）

8.昆士兰热带湿地 Wet Tropics of Queensland 1988（世界自然遗产）

9.鲨鱼湾，西澳大利亚州 Shark Bay, Western Australia 1991（世界自然遗产）

10.弗雷泽岛 Fraser Island 1992（世界自然遗产）

11.澳大利亚哺乳动物化石遗址（里弗斯利/纳拉库特） Australian Fossil Mammal Sites (Riversleigh/ Naracoorte) 1994（世界自然遗产）

12.赫德和麦克唐纳群岛 Heard and McDonald Islands 1997 （世界自然遗产）

13.麦夸里岛 Macquarie Island 1997（世界自然遗产）

14.大蓝山地区 Greater Blue Mountains Area 2000（世界自然遗产）

15.波奴鲁鲁国家公园 Purnululu National Park 2003（世界自然遗产）

16.皇家展览馆和卡尔顿园林 Royal Exhibition Building and Carlton Gardens 2004 （世界文化遗产）

17.悉尼歌剧院 Sydney Opera House 2007（世界文化遗产）

18.澳大利亚的罪犯流放地 Australian Convict Sites 2010（世界文化遗产）

新西兰 New Zealand(3处)

1.蒂瓦希普纳默-新西兰西南 Te Wahipounamu–South West New Zealand 1990（世界自然遗产）

2.汤加里罗国家公园 Tongariro National Park 1990（世界文化自然遗产）

3.新西兰亚南极群岛 New Zealand Sub-Antarctic Islands 1998（世界自然遗产）

巴布亚新几内亚 Papua New Guinea（1处）

1.库克早期农业遗址 Kuk Early Agricultural Site 2008（世界文化遗产）

基里巴斯 Kiribati（1处）

1.凤凰岛保护区 Phoenix Islands Protected Area 2010（世界自然遗产）

马绍尔群岛 Marshall Islands（1处）

1.比基尼岛核试验场 Bikini Atoll Nuclear Test Site 2010（世界文化遗产）

⑸ 最著名的青铜文化遗址:答案

世界文化遗产：河南安阳殷墟
长江流域商代文明的最高成就：三星堆遗址
“长江中下游青铜王国”：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

⑹ 大洋洲自然遗产有哪些

澳大利亚11项自然遗产，4项双重遗产。
* 卡卡杜国家公园（自文，1981年，1987年，1992年）
* 大堡礁（自，1981年）
* 威兰德拉湖区（自文，1981年）
* 塔斯马尼亚荒原（自文，1982年，1989年）
* 豪勋爵群岛（自，1982 年）
* 澳大利亚东部雨林保护区（自，1986年，1994年）
* 乌鲁汝—卡塔楚塔国家公园（自文，1987年，1994年）
* 昆士兰的热带雨林（自，1988年）
* 西澳大利亚的鲨鱼湾（自，1991年）
* 芬瑟岛（自，1992年）
* 澳大利亚哺乳动物化石遗址（自，1994年）
* 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自，1997年）
* 麦觉理岛（自，1997 年）
* 大蓝山区（自，2000年）
* 波奴鲁鲁国家公园（自，2003年）

新西兰2项自然遗产，1项双重遗产。

* 汤加里罗国家公园（自文，1990年，1993年）
* 新西兰西南部的蒂瓦希普纳穆（自，1990 年），包括四个国家公园，分别是库克山国家公园、峡湾国家公园、艾斯派林山国家公园及西部区国家公园
* 新西兰亚南极群岛（自，1998年）

所罗门群岛1项自然遗产。

* 东伦内尔岛（自，1998年）

⑺ 15分：请问，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农具是礼器还是实物

共出青铜器480多件,礼器50件,乐器4件,工具127件,兵器273件,工具中有犁、臿、耒、耜、铲、斧回、斤、答锛、镰、銍、钁、刀、凿、锥等，不明白你说的“是礼器还是实物”，这些工具应该都是实用器。
<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⑻ 骨耜是什么

骨耜（sì）是用偶蹄类动物的肩胛骨制成的。其上端厚而窄，是柄部；下端薄而宽，是刃部。柄部凿一横孔，刃部凿两竖孔。横孔插入一根横木，用藤条捆绑固定。两竖孔中间安上木柄（即耒），再用藤条捆绑固定。这样，一件骨耜就制造出来了。

使用时，手持骨耜上的木柄，用脚踏插入横孔的木棍，推耜入土，然后手腕一翻，就能掀起土来。骨耜比石器轻便灵巧，而且表面光滑，不容易沾泥，适宜在江南水田里使用。 骨耜的使用，充分地显示了河姆渡人的聪明智慧。

这种器物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农具。用它挖土，既可以减轻劳动强度，又能提高劳动效率。

在中国原始时代的耒耜遗物中，最有名的当属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耒耜是犁的前身，它的使用一直延续到铁农具使用的初期，故后来有人仍称犁为耒或耒耜。

(8)江西大洋洲遗址扩展阅读：

考古发现

从目前出土的情况来看，史前时期的耜多为骨制或木制，大量见于河姆渡遗址、慈湖遗址等河姆渡文化遗址。大约殷商时期出现了青铜制的耜，但木耜仍很常见，例如在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同时出土了一件青铜耜和一件木耜。

在战国时耜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是头部加宽加厚并起中脊，刃的中部锐出呈等腰三角形,向犁发展,以适应牛耕的需要。一是变薄加宽，向臿发展，以适应松软土地上的作业。同时出现了铁制的刃口套于木制的主体上面。

战国时臿的实物目前未见，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木臿上面套有铁刃，可推测战国时的臿应当与此不会有太大差别。

东汉的许慎认为耒、耜是同一种农具的不同部分：“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也”，而后世多沿其所说。但是现代观点认为它们其实是不同的两种农具，如徐中舒考证说：“耒下歧头，耜下一刃，耒为仿效树枝式的农具，耜为仿效木棒式的农具”。出土的实物也多支持这种观点。

⑼ 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古墓遗址为什么这么低调

宝藏倒没有 但是文物 遗址倒不少 国家怕文物泄露会让附近的居民搬走的

⑽ 最著名的青铜文化遗址:

1、二里头遗址
河南位于偃师市二里头村及其周围，该遗址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范围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等三个自然村，面积不少于3平方公里。年代分布约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一说前1730年～前1720年）。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
2、殷墟
中国商朝晚期都城遗址，古称“北蒙”，甲骨卜辞中又称为“商邑”、“大邑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殷都区小屯村周围，由殷墟王陵遗址、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构成。殷墟出土了大量都城建筑遗址和以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化遗存，系统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
3、四川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距今已有3000年历史，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文化遗址。
4、武汉盘龙城遗址
武汉盘龙城遗址为中国商代前期城市遗址。城址兴建年代约在公元前15世纪前后。它的发现对于研究南方商代文化面貌、城市的布局与性质、宫殿的形制及建筑技术，都具有重要的价值。遗址的城外有约100万平方米的商代遗址。
5、江西吴城遗址
位于江西樟树市的吴城遗址发现于1973年，同年开始发掘。这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遗址，其发现、发掘标志着江西早期文明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揭开了南方地区商代考古的新篇章。随后的系列研究发现，吴城遗址出土文物既有自身浓厚的地方特色，又受到中原商殷青铜文化的深刻影响。
6、大洋洲商代遗址
濒于赣江东岸的大洋洲程家涝背沙洲上，发掘出一座大型商代墓葬。商墓共出土青铜器480件，玉器100余件，陶器300余件。这批出土文物中，以青铜器最引人注目。据专家们评论，其数量之多，品类之全，造型之奇特，纹锦之精美，铸工之精巧，堪称江南之冠，在全国也罕见。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超过了河南殷墟妇好墓，名列全国第一，许多品种也为国内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