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教遗址

⑴ 中国原始宗教崇拜遗址有哪些

半坡遗址，河姆渡遗址，元谋人遗址，凌家滩遗址，大汶口遗址，黄河河边的白马庙，洛河边的神龟碑，殷墟的甲骨文，伏义河盆地中央的卦台山，等等，都有原始宗教的痕迹。

⑵ 破坏宗教遗址会怎样

那要看是否宗教遗址里面是否有冷坛破庙兵将，如果有，并且他们认为你不敬，会有各种惩罚。
如：破财、走霉运、身体不适，严重的还有疯了的。

⑶ 阿布米那基督教遗址的详解

建成于公元3世纪的阿布米纳修道院，目的是为了纪念一位名叫米纳斯的亚历山大士兵，他是戴克里先军队的一名军官。在戴克里先军队取得战胜后，米纳斯拒绝屠杀任何基督教徒。
不但如此，他还公开宣称了自己的基督教精神，这一行动极大地激励了其他基度教徒继续承受来自戴克里先军队的压迫和折磨。
修道院
阿布米纳修道院位于亚历山大城市的南部，处于危地埃尔－那川和亚历山大之间。
传说米纳斯的尸体在由弗里吉亚运回的途中，骆驼突然停止行走，于是，米纳斯的尸体只好就地掩埋。就在同一地方，一口水井出现在沙漠中。水井的出现使得该地长满了野葡萄和橄榄树。这片绿洲被称作神圣的米纳葡萄园。今天，只有废墟和沙漠成了历史上这一片美丽的绿洲的见证者
为了容纳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朝圣者，于公元5世纪修建了热水池贝西丽卡，为周围的热浴室和浴池提供圣水。传说朝圣者将贝西丽卡的水装到一个很小的花瓶中。花瓶用带有圣徒米纳斯象的密封封好，圣徒米纳斯站在两条跪着的骆驼中间。
在公元5世纪和6世纪期间，热水池贝西丽卡周围建造了许多建筑，有一个48000平方尺的修道院与贝西丽卡的北部相通。考古学家挖掘出一个完整的城镇，发现了许多房屋和公墓。它们甚至还发现了制造花瓶的瓦罐匠、作坊以及花瓶的碎片。
阿卡缔斯的贝西丽卡这一建筑物的造型是一个很长的带有柱廊的大厅。大厅的东端通常建有一个或多个半圆形拱顶，最西端是教堂的前厅。阿卡缔斯的贝西丽卡建于公元5世纪，位于一群华丽的建筑物中心，正好处于亚历山大城南部。建筑的顶部由56根大理石柱支撑。
洗礼池位于贝西丽卡的西端，角落是半圆形的，带有多彩的大理石壁龛。这是表现了古代基督教建筑艺术风格的唯一的建筑物。贝西丽卡的西面有一个教堂，其建筑风格明显受到古埃及和拜占庭建筑艺术的影响。

⑷ 考古学家根据原始部落的遗址以教综 发掘出来的遗物、化石等,推知原 始人的生

会不会制造工具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人类最初制造、使用的工具是打制石器和木棒，因此说有明显加工痕迹的石器的出现是原始人类遗迹的最好的证明．
故选D．

⑸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的教化街营外宿舍旧址

遗存类型：地面建筑
遗存规模：占地面积565平方米
建筑类型：砖混结构
形制：教化街营外宿舍旧址位于南岗区教化街副36号，其建筑为一层砖混结构，现存部分约33米，宽约24米。
用途：原为尤戈维奇小学(以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之名命名)，日伪时期曾作为七三一部队市内的营外独身宿舍。
保存概况：解放后作为哈铁教化幼儿园使用，现为哈尔滨铁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使用。目前东侧已经拆除，并经过修整、改造。

⑹ 河南古代教育机构遗址有哪些

河南古乐道河南古代教育机构主要在安阳河洛阳可以

⑺ 藏区四大古遗址

象雄王国遗址
遗址距今约1600多年。象雄王国曾经在青藏高原显赫一时，本教就形成于此时。公元8世纪象雄被吐蕃王朝所灭。如今与着名的达果雪山、当惹雍错并存的象雄遗址存有无数断壁残垣，供人凭吊和观光。古老的象雄产生过极高的文明，它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象雄文，而且还是西藏最古老的佛教“雍仲本教”的发源地，对后来的吐蕃以至整个西藏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其神秘的消亡留下了许多千古之迷。难怪今天有许多人煞费苦心仍找不到有关象雄文化遗址的蛛丝马迹，这也许正如一位作家所说“象雄是游牧民族。它不属于土地的文明”。
象雄的都城据本教传说是在被称为琼隆银城的地方，琼隆在今阿里扎达境内。扎达土林中确实有不少早期的人类洞窟遗址和岩画。在那曲尼玛县文部乡办事处不远的穷宗有大片遗址，也被称为象雄都城之所在。穷宗附近的当惹雍错是本教徒最看重的神湖，湖边今存一建于悬崖山洞中的寺庙——玉本寺，相传为本教最古老的寺庙，香火尤盛。
西藏古格王国遗址
古格王国遗址位于阿里地区扎达县托林镇扎布让村西南约1公里处，是古格王国遗留下的规模最大的一处建筑群遗址，同时也是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约始建于公元10世纪前后，是吐蕃王朝第九代赞普朗达玛的重孙吉德尼玛衮在吐蕃王朝崩溃后，率领亲随逃往阿里建立起来的。
卡若遗址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昌都地区昌都县以南约12公里处的卡若镇卡若村，属于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距今约有4000至5000年的历史，是西藏自治区历史上首次科学发掘的古文化遗址，是考古界公认的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遗址之一（另两项为拉萨曲贡文化遗址、藏北细石文化遗址）。该遗址面积约3.8万平方米，出土文物多达3万余件，包括石器、玉器、骨器和陶器等。
曲贡文化遗址
1984年10月，西藏考古学家在拉萨北郊娘热山沟曲贡村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处4000年以前的拉萨先民村居遗址，把拉萨的文明史推到4000年之前。曲贡文化遗址分布在曲贡村和军区总医院北面的山坡下端，坡上是裸露的山崖，坡下是拉萨河谷地。这个古老的村庄东西约150米，南北约30米，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是迄今在西藏发现的海拔最高、年代最早、面积较大、文化层堆积较厚、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的多种文化并存的遗址之一。被誉为拉萨的“半坡”。

⑻ 明教的现存遗迹

明教在中国具有极重要的地位，期间两个主要朝代的建立都和明教有关。至今，在福建省福州市仍有浦西境明教文佛祖殿，福建泉州晋江市仍存有小型摩尼寺，当地俗称草庵寺。
草庵寺是我国唯一仅存的摩尼教寺庙，也是世界现仅唯一摩尼教寺庙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晋江市华表山南麓，草庵始于宋绍兴间，初为草筑故名，元顺帝至元五年（公元1399年）改为石构歇山式建筑。草庵成为我国研究世宗教史和农民起义活动以及中国与波斯古代海上交通极为珍贵之实物依据。草庵依山崖傍筑，建筑形式为石构单檐歇山式，四架椽，面阔三开间，间宽1·67米，进深二间3．04米，屋檐下用横梁单排荜拱承托屋盖，简单古朴。
《晋江县志》载：“华表山在五都，距城南四十里，双峰角立如华表，然麓有草庵，元时建祀摩尼佛。”庵内依山石刻一圆形浅龛，直径1.68米，圆龛内雕刻一尊摩尼光佛，跌坐在莲花坛上。坐像身长1．52米，宽0.83米，头部长0.32米，宽0.25米，奇妙的是佛像面部呈淡青色，手显粉红色，服饰为灰白色，是利用岩石中不同的天然三色精巧构设。摩尼佛像头部比较特别， 呈现辉绿岩（青斗石）颜色，背有毫光射纹饰，呈现花岗岩石质，散发披肩，面相圆润，眉弯隆起，嘴唇稍薄，嘴角两线深显，下颚圆突。身着宽袖僧衣，胸襟打结带，无扣，结带用圆饰套束蝴蝶形，而向两侧下垂于脚部，双手相叠，手心向上，置于膝上，神态庄严慈善，衣褶简朴流畅，用对称的纹饰表现时代风格。这是世界仅存的一尊摩尼教石雕佛像，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像被1987年8月在瑞典召开的国际研究摩尼教的会议选为会徽。
在佛龛的左上角阴刻一段文字：“谢店市信士陈真泽立寺，喜舍本师圣像，祈荐考妣早生佛地者。至元五年戌月日记”。五行楷书，34字，字径2. 5X2．5厘米。
在右上角还有阴刻比较粗糙的文字“兴化路罗山境姚兴祖，奉舍石室一完。祈荐先君正卿姚汝坚三十三宴，妣郭氏五九太孺，继母黄十三娘，先兄姚月涧，四学世生界者。”
这些文字价值性很高，是世界唯一摩尼光佛造像和庵寺建筑年代可借的文字佐证，非常可贵，同时也是研究泉州明教的一手历史材料。
19世纪以来在敦煌莫高窟、新疆吐鲁番发现大批摩尼教文书，证明摩尼教在中国西北各地曾广泛传播。

⑼ 孔望山的宗教类遗址

孔望山摩崖石刻造像群位于孔望山南麓西端的断崖上，分布在东西长 18米，上下高约8米的范围内。造像群像有三种：浮雕造像、小龛内的线刻画像和附属于浮雕造像的台座和灯碗。浮雕造像共有89尊，其中道教的汉装人物像4尊，分别为老子及其供养人、关令尹喜和黄帝。属佛教人物造像共85尊，主要为佛经变故事，核心是位于造像中央偏下部的“涅盘图”，共由46尊人物图像组成，中心人物是高浮雕的释迦牟尼仰身卧像。
孔望山除了造像群这一宗教遗迹外，还发现了其它的类似遗迹，亦有道教也有佛教的东西。在造像群东南侧不远处有一汉代高大石象，它体型雄健浑厚，神态温良驯善。石象左腹刻脚带脚铃，手持长钩的象奴。以钩驯养家象属汉代常见之术，驯象用钩与大象则常见佛家经典和佛事活动之中。石象四足下，均刻出仰莲一朵，更表明了石象佛教题材的性质。再往南较远处，便是汉代的石蟾蜍。战国秦汉，直到魏晋蟾蜍一直被人们视为神物，是辟五兵、镇凶邪、助长生、主富贵的吉祥之物。对有着超自然的神灵信仰的人们来说，只要是免灾降福的，佛祖、上帝、道尊与蟾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在宗教内容方面，孔望山遗址有浓厚的道教因素和氛围，除前述有关道教方面内容外，早在 1984年由已故丁义珍先生在考古调查中，发现孔望山东主峰顶两处东汉至魏晋的道教遗存。一处为“石承露盘”，另一处为“杯盘刻石”，后者位于前者北偏东约15米处。利用“承露盘”收集和餐饮仙露是当时方士和道教常用的求仙之术（考察报告并发表于《文物》1984年第5期）。
“杯盘刻石”也是当时人们普遍祭祀道教崇敬人物的祭器。这两处重要的石刻遗迹位于孔望山主峰顶上，高高在上，极目远眺，一览无余，给人飘然出世之感，实为理想的饮仙露美酒、求仙拜仙和修炼成仙的绝佳场所。 2001-2002年考古发掘在孔望遗址多处发现古代建筑遗迹。特别是造像群前不远处的台地上，有一处成规模的建筑基址，有汉代绳纹瓦片和云纹瓦当出土。这一些发现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在汉代，孔望山摩崖造像群之前的地方，存在着建筑，结合周围的同时期的石象、石蟾蜍等具有宗教因素遗物和此处强烈的道教信息，可以合理地认为汉代此处存在着一座宗教性质的建筑而不应是普通的世俗建筑。在道教中，老子为“大老君”尊为后圣，其下的东海君为古东海之神，被奉祀于“东海庙”。传世汉印有“东海庙长”，为三、四百石官吏（相当于东汉—小县之长）之印，表明东海庙是东汉时期由官府管理和一处极为重要的道教庙宇。宋代赵明诚所着《金石录》收录了东汉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东海庙碑》碑文。该碑的碑座据有关考证是孔望山脚下的石碣形碑座。总之，从自然地理环境、文化因素、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早期道教的重要遗存——“东海庙”应当就在孔望山遗址之中。表明连云港地区应当是东汉海滨地区的道教中活动中心。
孔望山以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宗教类遗迹，是道、佛并存，而以道教为盛，是符合佛教中国本土化的历史实际的。
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宗教，讲究的方术神仙之学，追求的是长生不老和羽化成仙之道。在秦汉时期，在上到皇帝下至平民大众中很有市场。道教的黄老之学在西汉前期一度成为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东汉末年张角则借太平道发动了规模宏大的黄巾大起义。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佛教。一种异域文化，要得到人们的认同和地位的抬升，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佛教与道教一样有神仙极乐世界的美好描述，有摆脱人生苦恼，成仙成佛之道，再实际一点的是祈福免灾的现实功用。这样一种共性，加上中国早期教派意识还不是那么强烈，佛道并行，甚至共存于一处宗教信仰场所既是一种正常，亦是一种必然。东汉的楚王刘英（其王都在连云港市毗邻的邳县一带）据正统史书记载是既“喜黄老（道教），学为浮屠（佛教），斋戒祭祀”，是佛道不分，诚信之至！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道教起源于滨海地区，汤用彤又指明东汉的佛教是依附于道教而存在的。孔望山摩崖宗教类石刻则提供了这方面的实证资料。
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中东汉时期佛教题材内容的发现，将中国摩崖佛教石刻上推了几个世纪，比著名的敦煌莫高窟还早200多年，被誉为“九州崖佛第一尊”。它的发现对传统的中国佛教史、艺术史和和中外关系史等许多方面都提出挑战性的课题。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佛教是由“陆上丝绸之路”由西传入中国，然后再向其它地方传播的，然而，孔望山的这种早期的佛教的摩崖造像为什么没有在最先传入佛教文化比较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出现呢？有人就认为这和东汉时期徐淮地区浓厚的宗教气氛和鲁南苏北汉代发较的汉画像石雕刻技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有人认为佛教的传播除了陆上丝绸之路这个途径外，并不能排除“陆上丝绸之路”终点的连云港也存在着以之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同样也输入了印度佛教，落地开花，孕育了孔望山摩崖佛教造像题材。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在看过孔望山东汉摩崖造像摄影题诗道:“海上丝绸路早开，阙文史实证摩崖。可能孔望山头像,及见流沙白马来。”尽管深入的研究还正在进行,但仅已确认的其所属时代及佛教内容,就意味着中国的佛教史、艺术史的改写,它的历史意义不仅是在连云港,还在全中国乃至世界,不仅是遥远的过去历史,还是现实的与未来的。

⑽ 谁知道南阳各县市天主教堂遗址

1、靳岗大教堂
2、南阳天主教府（宛城区民权街中段东33-34号）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法国传教士安恩利格首次流动到南阳靳岗传播天主教并设立教堂，南阳始有天主教活动。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又有外籍传教士到南阳城内传教。清康熙五年（1666年）下令没收教堂，南阳天主教活动中断。雍正十二年（1734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道光十四年（1834年），法国传教士又先后间断地到靳岗活动，均因受到当地宫民的缉捕而中止。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河南省内天主教发展很快，教徒达到2000人左右。是时，罗马教廷为进一步扩大传教范围，派法国传教士安巴都（安西满）来靳岗，筹划成立天主教河南教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以靳岗为“总堂府”的河南天主教区正式成立，安巴都任首届主教，河南省内的教徒由2000多人骤增至3500多人。同治八年（1869年），罗马教廷令法国遣使会撤离南阳，教务由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派人接替。翌年，由意籍传教士安化成借用原法国主教安西满的护照，受命来靳岗接管河南教务，成为第二任主教。安西满这个名字在教会中影响较深，后来教会开办的学校常用他命名。安化成于1904年2月死于鹿邑县，葬于南阳靳岗。民国6年（1917年），意大利传教士包海容接任南阳主教，曾在靳岗创办圣母无原罪修女会及西满中、小学各一所，到1936年因病回国。所遗主教一职，由副主教梅岭南接任。1948年梅逃往汉口，南阳教务交副主教孔宪章负责，直至1953年。
河南教区自1844年从江南教区划出后，陆续将全省划分为九个小教区，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才将原设在靳岗的河南教区“主教座堂”迁往省政府所在地开封，靳岗遂变为南阳教区总堂所在地。
南阳教区成立于民国27年（1938年），下辖9县（分堂）、44个堂口。
民国36年（1947年），南阳教区管辖的南阳、唐河、方城、南召、镇平、内乡、淅川、邓县、新野9个县中，有大小堂口44个，念经处109个，神职人员371人（外国传教士24人、修士32人，中国神甫8人、传教先生172人、代洗先生10人、教员83人、修道42人），教徒26355人，未受洗教友7542人。靳岗天主教堂的主要设施有：大经堂、女经堂、司铎楼、教学楼和神职人员墓地等。其经济收入，除接受罗马教廷资助外，还有土地3000多亩、出租房屋近千间（包括上海、武汉两地88栋楼房）等不动产；在市内尚有医院、商号和兼办汇兑等经营，以及教徒们的各项捐献。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6年）开办一所培训神职人员的圣心修道院，先后培训出的修士，升为神甫的47人。继而又增设圣母无原罪修女会、仁爱会、炼狱会、圣衣会等各类善会15种组织，其附属机构先后有西满幼稚园一所、西满小学一所、德星女子小学一所，民国25年（1936年）又开办西满中学一所。1946年改德星女小为西满女中，全区共有教会开办的中学2所、小学18所，医院诊所1l处，孤儿院2所，孤老残废院1所。
自靳岗建立教堂起，南阳人民与教会的斗争连年不断。同治五年（1866年），桐柏县人民愤怒捣毁平氏教堂。光绪年间，泌阳、唐县、桐柏三县人民组织“齐心会”，焚烧乌金沟教堂，南阳县人民围攻靳岗教堂等，列入教案的就有13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教案涉及的南阳、南召、泌阳、桐柏、镇平、唐县六县和裕州，由地方官员与安西满主教共同议定，共赔偿天主教损失白银75348两，铜钱29083串。
1951年，靳岗天主教徒率先实现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并建立起三自革新筹备委员会，不久更名为靳岗天主教反帝爱国爱教委员会，1953年又改称靳岗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委员会。其他教徒较多的县也分别建有这一组织。同年，公安部门发出通告，取缔圣母军。1957～1958年，区内教会派代表到北京、郑州两地出席全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和河南省天主教代表会议，张宛祥神甫和南阳市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张雨汝、委员吴子奇被选为省天主教爱国委员会委员。1960年教徒由原来的6660人减少为4325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宗教政策遭到破坏，宗教活动基本中止，大部分宗教界上层人士也受到冲击。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靳岗天主教堂于1980年8月15日首先恢复了爱国会组织和正常的宗教活动。1981年，南阳市内、南阳县李家湾、唐河县官庄和桐河四个堂口也得到恢复，对蒙受委屈的6位上层人士亦分别情况一一正名，全区已成立南阳市、唐河县天主教爱国委员会。为培养后继神职人员，1984年和1985年选派青年教徒4人分赴北京、武汉两地神学院学习。到1985年恢复活动的大小教堂5座，有神职人员5人，教徒4129人，圣诞节进堂诵经者5000多人。
1951年至1953年，人民政府将外国传教士孔宪章、何树基、刘尚义、撒思光、法式典 、穆聂蒂、彭士沛等人逮捕审判并驱逐出境。 其它外国传教士也相继申请离境。到1954年5月，外国人直接控制南阳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局面告终。同时南阳各县分别建立起天主教反帝爱国爱教委员会和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实现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