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遗址在地域上属于

⑴ 二里头文化遗址里发现了哪些夏代玉器

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夏代玉器中，兵杖类玉器占了较为重要的地位，突出地反映了“以玉为兵”的历史事实和“轩辕之时，神农氏势衰，诸侯相侵伐”的炎黄之

战、黄帝蚩尤之战、共工颛顼之战的氏族社会末期社会战乱的实景。战争的结果是强大部落兼并弱小部落，社会开始向部落融合统一，即国家形成迈进。

玉戈、玉钺、玉刀是作为兵器形成出现的三大类型“礼权玉器”。这些器物证实，夏王朝是经过长期战争，才得以建国执政的，象征的是夏朝君王的军权和战争的胜利与凯旋。玉器所反映的是战争与征服和礼从的特殊文化形态。

⑵ 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是属于什么文化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村，于1959年发现，遗址距今大约3800-3500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属探索中国夏朝文化的重要遗址。1960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的上层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宫殿建筑基址。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历史早期国家的出现及其特点，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资料。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里头遗址共分四期，一二期属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属青铜和宫殿文化。学术界对二里头遗址有两种看法,目前尚无定论: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文物，发现的宫城就是夏都;另一种认为一二期是夏朝文物、三四期是商朝文物，所以发现的宫城是商都。
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10月下旬，70多位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云集“华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参加在这里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形成的“意见书”中说：“建议尽早启动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作为夏商都城遗址群，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几年来，二里头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廓清了遗址的实有范围，找到了遗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还发现了宫城城垣，证实了宫城的存在。此外还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宫殿建筑基址，发现一些有关遗址布局的新线索，获得一些包括大型绿松石镶嵌龙在内的珍贵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称，新发现证明这是一处经过缜密规划、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渊源具有重大的标尺性意义，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说起二里头，许宏喜欢用5个“中国之最”来形容：这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头遗址放到其出现前后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项发现都牵动人心，并有理由相信，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还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之最出土”，对未来，许宏充满自信，“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二里头将像20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这一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变革可以用文明化、国家化或社会复杂化来概括，作为中华文明最早阶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诞生肇始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一个大的分水岭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此时，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而迅速崛起。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二里头，本是一个地处中原腹地洛阳平原的普通村庄的名字。和中国千千万万个村落名一样，她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但就在她的身后，在绿油油的麦田下，却隐藏着3000多年前华夏民族的一段辉煌的历史，这段历史也被其后人遗忘了3000多年，直到50年前她进入了考古工作者的视野，才从此跻身于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殿堂。我们也由此知道，在数千年华夏史前文化积淀的基础上，这里产生了最早的“中国”。

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都邑与建筑上的王权表征)、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华夏青铜文明之肇始)、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读着这些“最早”，自己难以放下手捧的《最早的中国》。驱使自己一口气读完的是那份对史前中国求知的欲望，是这些“最早”背后先人们无限的智慧，是在大量实物证明下作者叙述的自信，是拨开迷雾见晴空透亮的感觉。不知多少中国人陷于“知现在中国”而不知“史前中国”的迷惑之中，我也是其中之一，进入学堂，手捧“国史”回溯泱泱中国，似清晰，又似模糊，文字记载的历史总感觉没有“商鼎汉罐”来得实在，也总感觉文字记载难以尽现泱泱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好在“重孝”、“好墓葬”的传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实物，让我们不断的剥离掉那一层层的历史土层，一步步地去无限接近那“史前之中国”的源头，去追寻早已远去的祖先们的身影。

首先，二里头时代的二里头都邑，就是当时的“中央之邦”;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就是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化作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它的崛起也给人腾空出世、异军突起的感觉。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其次，二里头的都邑所在的洛阳盆地“背邙面洛”。无论从交通、地理条件、自然气候以及文化的“杂交”等方面，都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种坚实的物质基础。二里头遗址的宫殿群、交通要道以及功能区的划分无不显示出二里头遗址是一个经过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第三，自古以来，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乐分贵贱，礼别尊卑”，是对礼仪之邦的一种诠释，因此礼制是理解中国文明的钥匙，作者以“礼制”的研究作为主线，从酒礼，祭祀和战争，礼乐器等方面细致进行了整体性的阐释，这种阐释不仅包括上层结构的“王权”和“礼制”，还包括下层结构的“生业(官营手工业)”和“生活”。作为礼器的青铜器、玉器等都是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二里头的青铜礼器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徽标。如作者中所言，“没有作为“先祖”的二里头青铜器，也就没有殷墟妇好墓青铜器的洋洋大观和司母戊大方鼎的雄浑霸气，没有其后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与辉煌!”

第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二里头时代已经告别了“小国寡民”的“邦国”时代，经进入了王朝时代，天时，地利的优势，使得二里头文化接受四方冲击的洗礼，在血与火中“涅槃”升华;同时也得四方之赐，东西南北文化因素的融合，成就其高度的发展和政治的成熟。而二里头文化的强势辐射，与其说是自二里头文化积极地、有系统地向外进行信息传送，不如说是以各地的接受方为主体，有选择地加以吸收。

同时，书中包含了大量有关中国考古学学术探索历程的史学回顾，如二十世纪初的“古史辩”运动和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三十年代殷墟的发掘、五十年代郑州商城发现、以及半个世纪以来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从某种角度讲，这些考古学史甚至本书都是中华民族自我探索的印记。

总之，许宏研究员凭借极富激情的文字和一幅幅精彩的写实照片，将我们带入了那座令人神往的二里头庞大都邑，那个激动人心的最早的“中国”，进而掀开了那段中华民族不应忘却的集体记忆。

⑶ 二里头文化遗址对研究夏文化有何意义

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10月下旬，70多位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云集“华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参加在这里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形成的“意见书”中说：“建议尽早启动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作为夏商都城遗址群，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寻找夏文化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中国社科院二里头工作队的二层小楼装扮一新，“华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队门口竖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为其揭碑。在专家眼里，这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石碑，因为在二里头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这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寻找夏王朝存在的证据，成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被纳入学者的视线。这是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此后，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由于它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所以从发现至今，围绕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悬念是：它是夏都还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里头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时，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孤军奋战，如今，此一“异说”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年届80的邹衡先生说，“夏的存在与否，在国际学术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二里头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夏朝的真实存在。”

二里头：一个不断改写中国之最的地方

在皓发白首的专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显得年轻而有活力。正是这位在世纪之交接任队长的年轻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学理念，给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迎来了转型和振兴。这种理念着重于遗址的范围与城市布局、城郭遗迹的寻找、礼制建筑的发掘、中心遗址与周围其他聚落的关系等。

几年来，二里头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廓清了遗址的实有范围，找到了遗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还发现了宫城城垣，证实了宫城的存在。此外还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宫殿建筑基址，发现一些有关遗址布局的新线索，获得一些包括大型绿松石镶嵌龙在内的珍贵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称，新发现证明这是一处经过缜密规划、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渊源具有重大的标尺性意义，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说起二里头，许宏喜欢用5个“中国之最”来形容：这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头遗址放到其出现前后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项发现都牵动人心，并有理由相信，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还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之最出土”，对未来，许宏充满自信，“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二里头将像20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这一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变革可以用文明化、国家化或社会复杂化来概括，作为中华文明最早阶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诞生肇始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一个大的分水岭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此时，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而迅速崛起。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发现“龙图腾”

当刘庆柱揭开红色绸布、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复制品）展示在世人面前时，在场的70余名专家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最为精彩的一幕。

这件距今至少3700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被学者正式命名为“中国龙”，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总长70．2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将之命名为“中国龙”的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阐释了其中的原因：“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二里头遗址地处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所谓‘天下之中’的洛阳平原，又是我国年代最早的‘中国’即第一个王朝都城所在地，那么，二里头遗址所见的龙，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中国龙’”，杜金鹏说。

虽然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有许多比二里头还早的龙的形象，如距今7000多年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猪龙等，但它们跟秦汉以来的文化没有直接的联系，杜金鹏说，“从文化传统的亲缘关系上看，只有中原地区发现的龙，从夏、商、周到秦汉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现于二里头的龙形器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源头。”

杜金鹏说，偃师二里头被学术界推定为夏代都城遗址，而夏王朝被学者认为是中国第一个中央王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文物，应该视为华夏民族共有的最早的龙图腾。

据龙的发现者许宏博士介绍，它是在二里头宫殿区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中被发现的。当时，它被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这引起了专家学者对绿松龙的用途及墓主人身份进行种种猜测。杜金鹏推测，它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而成的“龙牌”，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冲击效果，是在宗庙祭祀典礼中使用的仪仗类器具。

除了绿松石龙，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其他与龙有关的文物，如陶器、铜牌饰上的龙图像，有的似蛇，有的脱离了原始形态的蛇形象，有爪有鳍。据目前所知，在全国现有250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集中出土龙文物的只有作为都城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且都是出土在宫殿区或其附近重要地点如铸铜遗址或祭祀区。专家认为，这表明二里头时期，龙文物的地位是显赫尊贵的，是与夏王和其他贵族密切相关的，龙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了王权，这种观念代代相传。

新的考古发现，使一度归于沉寂的中国考古界关于夏商分界的讨论重新出现新的兴奋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关于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能从新发现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完全是两个声音，但有一点值得放心，无论持什么观点，没有人怀疑新发现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从新发现中，人们几乎可以触摸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脉动了，”许宏说，但作为都城的二里头，它的内涵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后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与组织结构、它的族属国别以及人地关系等诸多课题，目前还只是粗线条的把握。就其族属和国别而言，目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论的范畴，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问题的最终解明，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比如文字的发现。
参考资料：http://ke..com/view/95963.htm

⑷ 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 二里头文化一号遗址复原图 二里头文化时

⑸ 二里头文化是什么意思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村，于1959年发现，遗址距今大约3800－3500年，相当于中国版历史上的夏、商时期，属权探索中国夏朝文化的重要遗址。1960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的上层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宫殿建筑基址。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历史早期国家的出现及其特点，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资料。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里头遗址共分四期，一二期属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属青铜和宫殿文化。学术界对二里头遗址有两种看法,目前尚无定论: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文物，发现的宫城就是夏都；另一种认为一二期是夏朝文物、三四期是商朝文物，所以发现的宫城是商都。

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⑹ 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朝商朝的文化遗存都有

没有！只有夏朝！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村位于伊、洛二水之间，距离洛阳市约18公里，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是夏代都城遗址。1959年这里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玉器等，其中小件铜器如刀、爵、铃等，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青铜器。第三期文化层中发现两处大型宫殿夯土台基。其中西边一处面积约10000平方米，在台基中北部有一座面阔8间、进深3间的宫殿基址，四周环以廊庑。在遗址东南部还发现大面积铸铜、制陶作坊遗址。该处现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学家在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偏晚阶段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使得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的考古界出现了新的兴奋点。殷墟曾震惊世界，二里头也将引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夏朝的建立者禹在建立政权以后，为便利于政治统治，将天下分为九州，洛阳就是当时的豫州。禹将都城定在阳城(今河南登封)，与洛阳相距不过百里，所以洛阳也属于夏朝统治的中心。在夏朝的第三个帝王太康(启的儿子)统治时期将都城迁到了洛阳。关于这一点史书里记载，“太康居斟郡，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斟鄩，据历史学家考证，就在今洛阳市偃师的二里头村附近。
夏朝在太康继位以后，由于太康贪图享乐，不务朝政，整日只知游猎玩耍，导致东夷部的后异乘机反叛，并攻占了夏的都城斟鄩，赶走了太康，一度夺取了夏王朝的统治权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康失国”事件。太康失国以后，与弟弟仲康一起逃往东方，不久很快死去。仲康的儿子相依靠其它东方诸侯残存发展，处境困难，最后在相的儿子少康时才又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这在中国历史上又称“少康复国”。少康恢复夏王朝统治以后，夏朝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活动区域以伊洛一带的河南地为中心，东通东海，西连西河，北及燕山，南逾长滩，所有夏、夷诸部的众多邦国均都臣服于夏的统治。
少康以后，夏朝几世均不在洛阳建都，至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统治时期才又定都于斟鄩。这一点(史记·吴起列传)是这样记载的：“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显然就是洛阳所处的位置。
总的来看，夏朝主要活动中心在洛阳，亦即史书记载的斟鄩。然而几千年过去了，斟鄩故城早已埋入地下，成为人们难以寻觅的历史遗迹，我们根据史书记载的地理方位，判断夏代的斟鄩就在我们洛阳。由于长期以来缺乏考古资料的证明，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直到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徐旭率队来豫西作夏墟调查时，在洛阳市偃师县城区西南9公里处的二里头村南高地上发现了沉睡几千年的夏都斟鄩，这一点才成为不争的事实。研究表明，洛阳在夏代太康、孔甲、帝皋、夏桀四个帝王统治时期曾是都城，为夏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二里头遗址包括偃师二里头，圪挡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总面积400万平方米，堆积着四期文化层。经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规模宏大，设施完备，内容丰富。宫殿、陵寝、房屋、道路、水井多有发现，并且还发现了当时的铸铜遗址，发现了原始的青铜工具，其中有武器和酒器，说明我国青铜文化的历史在夏代已经相当成熟，同时也说明洛阳是我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地区。二里头晚期的文化层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制品，有琮、圭、璋等礼器，陶制品则更多，有陶塑的龟、猪、羊头以及陶器上刻划的一头二身龙蛇纹、龟纹和人物形象。这些考古发现反映了夏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古代洛阳人民的聪明智慧。
另外，考古工作者从二里头遗址的灰坑中发现了许多埋葬的奴隶，其形状各异，有仰身，有俯身，有的被捆缚，有的身首异处。他们或因苦役而累死，或因奴隶主的酷刑而丧生，或因当时奴隶制时代的人祭、人牲制度而被活埋殉葬，反映了当时奴隶主统治的惨忍。夏代奴隶主暴虐无道的统治，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广大奴隶的拼命反抗，他们愤怒地诅咒夏朝的奴隶主统治，甘愿与其同归于尽。在当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东部的商族兴起，在其首领商汤的领导下推翻了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的统治，夏朝经历了四百七十余年历史以后终于灭亡。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从此进入学者的视线，中国考古学界由此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探索夏文化。
此后，中国夏商周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还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发现了众多二里头文化遗址，迄今为止已有300余处。前不久结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力推动了夏文化问题的研究，偃师商城的始建被确认为是夏、商王朝更替的界标，二里头遗址应为夏王朝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二里头工作队自2001年起，对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进行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发现并清理大型建筑基址数座。同时，对宫殿区及其附近的道路进行了追探，在宫殿区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大路。2003年春季，对已发现的道路进行了解剖发掘，并发现了宫城城墙。截至2004年春季，基本搞清了宫城城墙及宫殿区外侧道路的范围、结构和年代。2004年，又在宫城以南发现了另一堵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4期的大型夯土墙以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
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网
宫殿区的四围均有宽达10余米至20米左右的大路，四条大路的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的方向基本一致。经解剖发掘，知上述大路由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续使用。
宫城平面略呈纵长方形，东西宽近300米，南北长约360米~370米，总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其中东墙方向174°，西墙方向174.5°，东北角呈直角，南墙与东墙延长线的夹角为87°。城墙沿已探明的4条大路的内侧修筑，保存最好的东墙残长330余米，其上已发现门道2处。墙体宽2米左右，残存高度在0.1米~0.75米之间。由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可知，宫城城墙的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2、3期之交，一直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4期晚段或稍晚。
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的、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它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且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的都邑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上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时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发掘区内车辙长5米余，且继续向东西延伸。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车辙遗迹，它的发现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为探索我国古代车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二、早晚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群
目前，已确认的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至少有2座（3号、5号基址）。二者位于宫殿区东中部，东西并列，其间以宽约3米的通道相隔，通道的路土下发现有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3号基址系一座（或一组）大型多院落建筑。基址南北窄长，主体部分至少由3重庭院组成。已揭露的3重庭院的西庑经统一规划，已探明基址的长度达150余米，宽度则在50米左右。北院内发现有积水迹象的大型坑状遗迹，2号基址北部的主体殿堂及殿前广庭，都是在填平夯实它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3号基址中院主殿夯土台基宽6米余，其上发现有连间房屋和前廊遗迹。中院和南院院内发现有成排的墓葬和石砌渗水井等遗迹。5号基址仅经局部揭露，已在其东缘发现有大型柱础和墙槽遗迹。
至二里头文化第3期，宫殿区东部兴建起2号（依托宫城东墙而建）和4号两座大型夯土基址。二者建于3号基址的废墟之上，相对独立又共有建筑中轴线，构成一组大型建筑基址群。在宫城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各有一座与夯墙方向一致的夯土基址，跨建于宫城城墙之上（7号、8号基址）。其中7号基址恰好坐落于1号宫殿基址南大门的正前方，构成宫城内的又一组有明确中轴线的大型建筑基址群。由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可知，这些夯土基址的年代与宫城城墙大体同时，自二里头文化3期至二里头文化4期晚段或稍晚。
就现有的材料看，进入二里头文化3期后，二里头遗址持续着2期以来的繁荣，宫殿区、铸铜作坊与道路网络系统等重要遗存的总体布局以及建筑方向基本上一仍其旧。但同时又出现了若干显著的变化，如在宫殿区周围新筑了宫城城墙，新建了一大批夯土建筑基址。而所有这些建筑基址与此前的建筑都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在宫殿区东部，两个时期的建筑格局大变，由一体化的多重院落布局演变为复数单体建筑纵向排列。同时，随着新的土木工程的兴建，宫殿区内富有生活气息的遗迹骤然减少。宫殿区布局结构的演化过程，既有显著变化，又有延续性，这种现象究竟反映了怎样的历史事实，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三、宫殿区内的贵族墓及出土遗物
在3号基址院内发现的成排的中型墓葬，已清理了5座。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多铺朱砂，有棺痕，出有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印纹釉陶器（或原始瓷）、绿松石器、成组蚌饰、海贝和大量陶器。从层位关系和随葬遗物看，这些墓葬均为3号基址使用时期的遗迹，时代为二里头文化第2期。这是二里头遗址发掘中，首次在宫殿区内发现的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墓。
2002年春，在清理3号基址南院内的墓葬时，于其中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1件大型绿松石器。经考古所科技中心文物保护技术人员的努力，一件绿松石龙形器于2004年夏秋之际被清理出来。器物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于有机物上，组成龙身和图案，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
以往在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时代的贵族墓葬中就曾有大量的绿松石片集中出土，这些绿松石片原来均可能粘嵌于有机物上，但出土时，大多散乱而无法复原其全貌。因此，这一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弥足珍贵。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四、二里头文化第4期遗存的集中发现
2号宫殿基址北墙外，发现了另一座大型建筑基址（6号基址）。已发现若干柱础和夯土墙，南北排列的柱础与2号基址西庑廊柱大体在同一直线上。其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4期，应为2号基址使用一段时期后增建的建筑。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4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在二里头遗址属首次发现。
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以南，又发现一道东西向夯土墙，墙宽与宫城城墙一样，也在2米左右，但有较宽深的基槽，夯筑质量高于宫城城墙。其与宫城南墙大体平行，方向88°，已确认的长度达200余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4期偏晚，不久即遭废毁。
2004年春季，在宫城以南，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废料坑，出土了数千枚绿松石块粒，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该坑时代属二里头文化4期偏晚。当年秋季，循此线索继续钻探试掘，确认这里存在一处范围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使用上限至少可上溯至二里头文化3期。
继始建于二里头文化4期的6号基址之后，此次又发现了建造与使用于此期的夯土墙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存。二里头文化4期尤其是其偏晚阶段，正值一般认为的夏商王朝更替的关键期。种种迹象表明，二里头遗址在这一时期尚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一步的探索将会不断深化我们对这座初期王朝重要都邑的认识。
保护范围：二里头村南土冢向东850米，向西1600米，向北至洛河大堤，向南至排水渠，东南以自然台地为限。
建设控制地带：自保护范围周边向四周各扩100米。

⑺ 二里头文化是否夏代遗址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村，于1959年发现，遗址距今大约3800－3500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属探索中国夏朝文化的重要遗址。1960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的上层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宫殿建筑基址。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历史早期国家的出现及其特点，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资料。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里头遗址共分四期，一二期属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属青铜和宫殿文化。学术界对二里头遗址有两种看法,目前尚无定论: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文物，发现的宫城就是夏都；另一种认为一二期是夏朝文物、三四期是商朝文物，所以发现的宫城是商都。
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10月下旬，70多位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云集“华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参加在这里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形成的“意见书”中说：“建议尽早启动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作为夏商都城遗址群，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寻找夏文化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中国社科院二里头工作队的二层小楼装扮一新，“华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队门口竖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为其揭碑。在专家眼里，这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石碑，因为在二里头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二里头文化遗址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这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寻找夏王朝存在的证据，成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被纳入学者的视线。这是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此后，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由于它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所以从发现至今，围绕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悬念是：它是夏都还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里头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时，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孤军奋战，如今，此一“异说”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年届80的邹衡先生说，“夏的存在与否，在国际学术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二里头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夏朝的真实存在。”
二里头：一个不断改写中国之最的地方
在皓发白首的专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显得年轻而有活力。正是这位在世纪之交接任队长的年轻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学理念，给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迎来了转型和振兴。这种理念着重于遗址的范围与城市布局、城郭遗迹的寻找、礼制建筑的发掘、中心遗址与周围其他聚落的关系等。
几年来，二里头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廓清了遗址的实有范围，找到了遗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还发现了宫城城垣，证实了宫城的存在。此外还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宫殿建筑基址，发现一些有关遗址布局的新线索，获得一些包括大型绿松石镶嵌龙在内的珍贵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称，新发现证明这是一处经过缜密规划、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渊源具有重大的标尺性意义，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说起二里头，许宏喜欢用5个“中国之最”来形容：这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头遗址放到其出现前后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项发现都牵动人心，并有理由相信，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还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之最出土”，对未来，许宏充满自信，“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二里头将像20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这一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变革可以用文明化、国家化或社会复杂化来概括，作为中华文明最早阶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诞生肇始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一个大的分水岭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此时，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而迅速崛起。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