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意义

⑴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有什么历史意义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的历史意义：填补了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冈商文化之间文化序专列发展的空白属,奠定了夏商文化探索的基础。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中国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有独立起源的文明古国，是四大文明古国历史唯一没有间断过的国家。但中国古代文献中，有确切历史记载，可以依靠的绝对年代只到公元前841年周厉王时。一些西方学者和疑古派一度怀疑夏朝的存在，怀疑禹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一条肉虫），甚至主张东周以前无信史，把中国的历史一下子缩短了一半，却有些让人不能接受。为此，国家在“九五”期间，把夏商周断代工程列入重大科研项目，重点任务是要理清夏商分界与夏代的历史脉络。自二里头遗址发现后，学者们为此争论了四十年，经“夏商周断代工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新的考古发现与史书的相互印证，专家们认定，夏文化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后来被商朝取而代之。这意味着几乎可以从二里头遗址摸索到中华文明的起源了，明确写出了孔子和司马迁没有搜寻到的中华“家谱。

⑵ 有关二里头遗址的争论内容是什么

主要的争议是：遗址所属年代争议、遗址所属朝代争议。
关于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意见。一是二里头一期至四期均为夏文化，四期的部分时期或者全部为夏遗民遗迹；另一种意见认为遗址的第一、二期是夏文化遗址，第三、四期是商汤都城的遗址。
一般认为第一、二期是夏文化遗址，第三、四期是商汤都城的说法是受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的影响，因为根据2005年、2006年中国考古学院利用系统测定法，将二里头遗址的碳14测年限制在前1750年～前1500年（绝大部分测定的时间落在了前1730年～前1720年之间），这样第三期的上限就是前1600年，四期就是前1560～1520年，但是由于二里头的一期起步，二期发展，三期繁荣，四期衰落，一到四期连贯发展，中间没有断层，所以二三期作为夏商分界点不合适，很显然夏商分界点在四期，这样结合《古本竹书纪年》商朝共29王496年（两汉都不止12帝，但是史书上都是用前汉十二帝、后汉十二帝来介绍两汉皇帝，对于商朝少了一王，可能是传抄的失误，也可能是有一王不被承认）从前1046年商周分界上推496年到前1542年，正好落在了四期中间，非常符合二里头遗址考古的遗址，所以二里头意义非凡，既可以找到夏朝自太康到夏桀共12世15后的夏邑遗址，也可以从中找到夏商分界的合理年代。

⑶ 为什么二里头遗址考古重大发现像殷墟一样震惊全世界

二里头遗址的深入发掘对夏商相关考古工作具有深远意义，但和殷墟相比还差得远，也没专有达到震属惊世界的程度。
首先，这个遗址就其年代来说，相当于传说中的夏朝中晚期，也是这个时间段在中原地区发现的最大规模遗址，对研究此时中原文明的发展进程和发达程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案例。
其次，二里头发现了规划严谨的建筑布局、规模庞大的宫室基址、玉器、陶器和青铜器等高规格器物，显示出它是一个王都级别的遗址。
但是，二里头没有发现成体系的文字资料，所以无法确证它和夏朝的关系，学界对其性质还有争论，部分学者认为它也有可能是先商遗址。

⑷ 为何二里头遗址不足以证明夏朝的存在

知乎网友的答案，供参考，说白了就是夏朝没有文字
除非发现当时的文字材料，否则很难证明二里头文化就是旧文献里记载的那个夏代留下的遗存，同样的逻辑，二里头是不是夏代的都城也很难定论。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才证实了殷代的存在，因此在没有充足新材料的情况下，文献里记载的那个夏启建立的夏代是不是真的存在过也是值得怀疑的。
另一方面，虽然不能确证夏代，或者说夏启抑或是夏桀的存在，但考古学上现有的证据可以较为令人信服地证明二里头所代表的政体已经进入了国家时代，具体的可以参看斯坦福大学的刘莉以及社科院的陈星灿等人的研究。

⑸ 二里头遗址的意义是什么

二里头遗址位于伊水、洛水之间的河南省偃师市翟镇镇二里头村，是我国古代夏王朝的一座都城遗址，堪称“华夏第一王都”。

伊、洛二水都是中华文明中著名的两条河流，其间流淌的都是中华文明的历史。

传说很早以前，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得婴儿于空桑之中，那孩子自己说他母亲孕于伊水之滨，梦神告诉母亲：“臼水出而东走。”

母亲睁开眼就见臼水出来了。告诉邻居们快走，大家走远了，回头再看村子已经被水淹没。他母亲化为空桑树，自己就在其桑树中了。莘氏女收养了婴儿，长大后非常有贤德，称之伊尹。

洛水悠悠，弥漫神秘色彩。周公制礼作乐大功告成后，曾率群臣在洛水边摆曲水之宴。他让群臣沿水边席地而坐，将叫做觞的木质酒具放入水中，任其漂浮。觞在何处羁绊打旋，离着最近的人就要饮酒一杯。据说，“滥觞”一词就源于此。

二里头遗址兴盛时期的年代为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的夏文化时期。是当时我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它拥有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青铜冶铸作坊，是我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

二里头遗址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里头遗址包含的文化遗存上自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下至东周、东汉时期。

二里头发现的主要遗迹宫城遗址，位于二里头遗址中东部，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宽近300米，南北长360至370米，面积达10.8万平方米，四周有墙，墙宽2米，残高0.1米至0.75米。

墙外有环城大路，宫城内发现二组排列有序的宫殿建筑群，分别以一号宫殿、二号宫殿为核心，并有明确的中轴线。

一号宫殿基址面积达10000平方米，正殿居基址中北部，四周有回廊；正殿之南为庭院，过庭院为面阔八间的大门。

三号宫殿建筑基址早于一号宫殿基址百年左右，是最早的宫殿建筑基址。

同时，二里头遗址内的墓葬有几十座和手工业作坊，包括铸铜、制玉、制石、制骨、制陶等作坊遗址。

二里头宫城距今已有3600多年，可视为以后历代宫城的祖源。

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中有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器物全长超过70厘米，头宽15厘米，身宽4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于有机物上，组成龙身和图案，每片绿松石很小。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

在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时代的贵族墓葬中都有大量的绿松石片，这些绿松石片原来均可能粘嵌于有机物上，而现在无法辨认。因此，这一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弥足珍贵。

龙形器的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我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双轮车辙，证明距今3700左右，我国已有了双轮车。

而二里头的青铜器是我国最早的一批青铜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

二里头遗址晚期的文化层还有大量的玉制品，有琮、圭、璋等礼器。陶制品则更多，有陶塑的龟、猪、羊头以及陶器上刻画的一头二身龙蛇纹、龟纹和人物形象。这都反映了夏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古代洛阳人民的聪明智慧。

二里头遗址，让夏朝从传说中走了出来，成为了信史二里头遗址被学术界公认为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早在1899年和1928年，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和安阳殷墟的发掘，证实了殷商的存在。由此，20世纪50年代考古界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课题。

1959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此后，经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数十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获。从此拉开了夏文化考古探索的序幕。

1977年，夏鼐先生根据新的考古成果，建议考古界将其主要阶段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

⑹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告诉了我们什么

没有复，迄今为止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制史还只能上溯到商代，夏朝及之前的遗址发掘并没有发现相关文字遗迹。 经考古认定，夏都斟鄩遗址就是二里头遗址。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

⑺ 二里头遗址有什么研究价值

二里头遗址兴盛时期的年代为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的夏文化时期。是当时我国专乃至东亚地区最属大的聚落，它拥有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青铜冶铸作坊，是我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里头遗址包含的文化遗存上自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下至东周、东汉时期。

⑻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有什么意义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版响。中国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有权独立起源的文明古国，是四大文明古国历史唯一没有间断过的国家。但中国古代文献中，有确切历史记载，可以依靠的绝对年代只到公元前841年周厉王时。一些西方学者和疑古派一度怀疑夏朝的存在，甚至主张东周以前无信史，把中国的历史一下子缩短了一半，却有些让人不能接受。为此，国家在“九五”期间，把夏商周断代工程列入重大科研项目，重点任务是要理清夏商分界与夏代的历史脉络。自二里头遗址发现后，学者们为此争论了四十年，经“夏商周断代工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新的考古发现与史书的相互印证，专家们认定，夏文化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后来被商朝取而代之。这意味着几乎可以从二里头遗址摸索到中华文明的起源了，明确写出了孔子和司马迁没有搜寻到的中华家谱。

⑼ 二里头文化遗址对研究夏文化有何意义

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10月下旬，70多位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云集“华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参加在这里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形成的“意见书”中说：“建议尽早启动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作为夏商都城遗址群，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寻找夏文化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中国社科院二里头工作队的二层小楼装扮一新，“华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队门口竖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为其揭碑。在专家眼里，这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石碑，因为在二里头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这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寻找夏王朝存在的证据，成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被纳入学者的视线。这是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此后，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由于它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所以从发现至今，围绕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悬念是：它是夏都还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里头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时，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孤军奋战，如今，此一“异说”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年届80的邹衡先生说，“夏的存在与否，在国际学术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二里头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夏朝的真实存在。”

二里头：一个不断改写中国之最的地方

在皓发白首的专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显得年轻而有活力。正是这位在世纪之交接任队长的年轻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学理念，给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迎来了转型和振兴。这种理念着重于遗址的范围与城市布局、城郭遗迹的寻找、礼制建筑的发掘、中心遗址与周围其他聚落的关系等。

几年来，二里头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廓清了遗址的实有范围，找到了遗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还发现了宫城城垣，证实了宫城的存在。此外还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宫殿建筑基址，发现一些有关遗址布局的新线索，获得一些包括大型绿松石镶嵌龙在内的珍贵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称，新发现证明这是一处经过缜密规划、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渊源具有重大的标尺性意义，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说起二里头，许宏喜欢用5个“中国之最”来形容：这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头遗址放到其出现前后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项发现都牵动人心，并有理由相信，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还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之最出土”，对未来，许宏充满自信，“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二里头将像20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这一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变革可以用文明化、国家化或社会复杂化来概括，作为中华文明最早阶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诞生肇始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一个大的分水岭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此时，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而迅速崛起。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发现“龙图腾”

当刘庆柱揭开红色绸布、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复制品）展示在世人面前时，在场的70余名专家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最为精彩的一幕。

这件距今至少3700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被学者正式命名为“中国龙”，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总长70．2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将之命名为“中国龙”的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阐释了其中的原因：“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二里头遗址地处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所谓‘天下之中’的洛阳平原，又是我国年代最早的‘中国’即第一个王朝都城所在地，那么，二里头遗址所见的龙，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中国龙’”，杜金鹏说。

虽然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有许多比二里头还早的龙的形象，如距今7000多年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猪龙等，但它们跟秦汉以来的文化没有直接的联系，杜金鹏说，“从文化传统的亲缘关系上看，只有中原地区发现的龙，从夏、商、周到秦汉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现于二里头的龙形器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源头。”

杜金鹏说，偃师二里头被学术界推定为夏代都城遗址，而夏王朝被学者认为是中国第一个中央王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文物，应该视为华夏民族共有的最早的龙图腾。

据龙的发现者许宏博士介绍，它是在二里头宫殿区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中被发现的。当时，它被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这引起了专家学者对绿松龙的用途及墓主人身份进行种种猜测。杜金鹏推测，它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而成的“龙牌”，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冲击效果，是在宗庙祭祀典礼中使用的仪仗类器具。

除了绿松石龙，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其他与龙有关的文物，如陶器、铜牌饰上的龙图像，有的似蛇，有的脱离了原始形态的蛇形象，有爪有鳍。据目前所知，在全国现有250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集中出土龙文物的只有作为都城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且都是出土在宫殿区或其附近重要地点如铸铜遗址或祭祀区。专家认为，这表明二里头时期，龙文物的地位是显赫尊贵的，是与夏王和其他贵族密切相关的，龙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了王权，这种观念代代相传。

新的考古发现，使一度归于沉寂的中国考古界关于夏商分界的讨论重新出现新的兴奋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关于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能从新发现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完全是两个声音，但有一点值得放心，无论持什么观点，没有人怀疑新发现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从新发现中，人们几乎可以触摸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脉动了，”许宏说，但作为都城的二里头，它的内涵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后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与组织结构、它的族属国别以及人地关系等诸多课题，目前还只是粗线条的把握。就其族属和国别而言，目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论的范畴，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问题的最终解明，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比如文字的发现。
参考资料：http://ke..com/view/95963.htm

⑽ 二里头遗址那么重要为什么不开发

中国考古最重要的原则是:抢救为主，保护第一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发掘只会破坏遗址原貌和重要的遗存。
中华第一龙并不是在2005年的二里头遗址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