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河遗址及商墓

① 我国铁器的历史

西周末年是中国的早期铁器时代。这是中国开始大规模冶炼铁器并将其运用到生产生活中的时代。初期制作的铁器多为削、刀等一些小工具。齐国是中国较早发明冶铁术的国家和地区。

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冶炼铁器是甘肃省临潭县磨沟寺洼文化墓葬出土的两块铁条，距今3510年~3310年之间，该文物不仅打破了此前由铁刃铜钺（北京市平谷县出土）保持的“中国最古老铁器”的记录，同时也打破了由西周虢国玉柄铁剑保持的“中国最古老冶炼铁器”的记录，意义重大。

(1)刘家河遗址及商墓扩展阅读

铁器时代是人类发展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人们最早知道的铁是陨石中的铁，古代埃及人称之为神物。在很久以前，人们就曾用这种天然铁制作过刀刃和饰物，这是人类使用铁的最早情况。地球上的天然铁是少见的，所以铁的冶炼和铁器的制造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

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类型有农具、手工具、兵器及杂器，而以农具和手工具为大宗。与铭刻文字有关的手工具有：锛、凿、锥、锤、刮刀、削、钩、针、锯、斧。

铁工具远比铜工具锋利，它在铭刻文字中的运用，如同毛笔在书写文字中的运用一样，必然引发一场技术革命和艺术革命，这在石刻文字和古玺文字上尤其突出。

② 介绍一下平谷的实际情况

北京 --- 平谷
平谷区位于北京市东北部，距北京城70公里，北与密云县相邻，西与顺义区接壤，东、南分别与河北省兴隆县、三河市和天津市蓟县毗连；面积1075平方公里，人口38.5万，全区划分14个镇、2个乡，275个行政村。
平谷区地处燕山山脉南麓，华北平原北端。北、东、南三面环山，中为平原谷地，故名平谷。东南倚巍峨盘山，北踞万里长城。泃河由东而西转南流贯全境，洳河自北而南汇入泃河。
平谷区历史悠久。

平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平谷这块土地上，便有人类繁衍生息。马家坟、海子、洙水等10余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如双刃刮削器、单刃刮削器、双台面石核等30 多件，充分说明平谷地区已经进入旧石器时代 晚期。上宅、北埝头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房屋基址，说明 在7000年前，平谷的先民已从事农业生产过着定居生活，泃河流域的一种独具特色考古学文化已经形成，被命名为“上宅文化”。夏商时期平谷属古燕国。刘家河商代墓葬出土的16件成套青铜礼器与金耳环等金器，表明平谷的先民不仅掌握了制造铜器的技术，也掌握了制造金器的技术。而铁刃铜铖的发现（全国仅发现3件），更证明人们对铁的性质有了初步的认识。周灭商，周武王封召公奭 于燕，建立了燕国。平谷属燕地。周显王十四年（前354年），“齐师及燕战于泃水，齐师遁”（《竹书记年》）。西汉时，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始建平谷县，属渔阳郡，县沿在今山东庄镇大、小北关村南。后元二年（前87年），汉武帝死，遗诏封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为博陆侯，今北城子村东古城遗址即为霍光封地博陆城。西汉中期，县内设盐官。末期，古北口外的滑盐县迁治于博陆城（东汉明帝时改名盐田县，后废入平谷县）。西汉末年，王莽夺取帝位，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蜂起。北方为农民起义活动地区。更始二十三年（25年），刘秀遣吴汉等10余名将军率军追击尤来、大枪、五幡诸起义军于潞县（今通州）东，又追至平谷决战，有1·3万义军被斩首。义军残部向东退却，后入辽西、辽东后溃散。刘秀军获胜还军蓟城（今 北京），遂定河北，刘秀称帝，国号汉，是为东汉光武帝。平谷仍之，县治迁于今平谷城处。西晋初省平谷县，地属燕国潞县。后赵，复置平谷县，县城迁至今通州北小营村，隶属渔阳郡。北魏时省平谷入潞县。要阳县由北内迁，城址在今镇罗营乡上镇村。东魏省。隋时平谷地区属无终县。唐武德元年（618年），设平谷为大王镇，属檀州密云县。后唐清泰二年（935年），石敬瑭割幽、燕16州于契丹，大王镇属契丹。金天会三年（1125年），金兵破檀州、蓟州至三河，又破宋军于白河，大王镇属金。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升大王镇为平峪（同谷）县，平谷县建置恢复，隶属蓟州渔阳郡。金明昌四年（1193年）重修双泉院，金章宗携王妃、公主秋狝 ，驻于院内。翌年，又于双泉院避暑。贞 佑 元年（1213年），元兵入古北口，下檀州、顺州、蓟州，平谷县归元朝。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长春真人邱处机来县内南独乐河村元宝观（延祥观），观有枯柏，扪之复荣。南塘老人张天度作《复生柏》诗，并刻石立碑。至正18年（1358年），农民起义军红巾军东路首领毛贵挥师北伐，进入河北，攻克蓟州、三河、平谷，威逼大都。明初洪武年间，修筑镇 罗营、北水峪、南水峪、熊儿寨、鱼子山长城。永乐年间，继续修筑峨嵋山、黄松峪、黑水湾、彰作、将军石关长城。期间，平谷先属北平府蓟州，后改属顺天府蓟 州。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取道通州、平谷、密云等地。永乐二年（1404年），营州中屯卫自塞北迁入平谷县内博陆城。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平谷出夫60名。期间，县内迁来大批山西、山东移民。隆庆五年（1571年），知县刘爱疏通6渠入

③ 我国古代什么时候有青铜器和会炼铁的

目前出土的铜器有商朝的,炼铁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

④ 出土个铁碗是哪个朝代的

中国开始使用铁器的年代目前尚无定论。考古发现最早的铁器属于春秋时代，其中多数发现于湖南省长沙地区。战国中期以后，出土的铁器遍及当时的七国地区，应用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农业、手工业部门中并已占居主要地位，楚、燕等地区的军队，装备基本上也以铁制武器为主。战国时期的铁器还经由朝鲜传入日本。西汉时期，应用铁器的地域更为辽阔，器类、数量显著增加，质量又有提高。东汉时期铁器最终取代了青铜器。

根据早期铁器的金相检验，中国的块炼铁和生铁可能是同时产生的。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是战国冶铁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此时早期的块炼铁已提高到块炼渗碳钢，白口生铁已发展为展性铸铁。至迟到西汉中叶，灰口铁、铸铁脱碳钢兴起，随后又出现生铁炒钢（包括熟铁）的新工艺。东汉时期，炒钢、百炼钢继续发展，到南北朝时杂炼生鍒的灌钢工艺问世。至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冶炼技术体系已基本建立。

在人工炼铁以前，世界上许多文化发达较早的民族，都有过偶尔利用陨铁制器的历史。在古埃及前王朝墓中，发现过陨铁管状小珠;第11王朝墓中，曾出土装以银柄的陨铁制护身符。在两河流域乌尔王墓也出土有陨铁碎片。美洲几个古文化中心都使用过陨铁制的箭头、小刀和工具。中国商代台西遗址和刘家河商墓中，也发现过刃部用陨铁锻制的铜钺。但陨铁是天体陨落的流星铁，与人工炼铁的性质根本不同。陨铁制器与人工炼铁的发明没有必然的联系。

⑤ 秦朝崇尚黑色/西汉尚黄色/东汉尚红色，请说明三种颜色各自的文化内涵

汉民族的祖先, 居住、采集、耕种的土地是黄的, 洪水期饮的河水是
黄的, 到了晚期智人阶段, 自己的皮肤也是黄的。应该说, 我们的祖先,
在和森林对比中, 在和禾苗对比中, 在和蓝天白云对比中, 很早就认识
了黄色。
早在五六千年以前, 母系氏族的晚期, 黄河流域活动着一位大政治
家、大发明家, 他曾经征服了黄河流域诸多氏族, 组成氏族联盟, 作了氏
族联盟的领袖。人们尊重他, 纪念他, 称他为“ 黄帝” 。“ 帝”是“ 王天下之
号” 见《说文》, “ 黄帝”就是黄土地上的王天下者。人们把“ 黄”送给了
五帝之首的氏族联盟领袖, 自此, “ 黄” 便成为华夏氏族的民族色, 国
色。
“ 黄”代表吉样、尊贵
《周易》的作者大约已从传说中接受了黄帝以来尚黄的观念。《周
易》经文中, 凡出现“ 黄”的事物为喻, 其占断便绝对是大吉大利, 黄色成
为吉祥、尊贵的代表。如《离》六二“ 黄离, 元吉。”高亨注传义说“ 离,
附丽也。黄离, 黄色附丽于物也。色不能独存, 必附丽于物。如黄金是
黄色附丽于金, 黄裳是黄色附丽于裳等是。《易传》认为黄是美丽之色,可比人之美德。黄离比人有美德附丽于其身, 故大吉。”
此后, “ 黄”几乎成为吉祥之兆的代名词。凡与祥瑞之兆有关者, 常
冠以“ 黄”字, 如“ 黄星” 出现为祥瑞, 晋代王嘉《拾遗记· 轩辕黄帝》说黄
帝“ 以戊巳之日生, 故以土德称王也。时有黄星之祥” 。这也是以为尚黄
自黄帝始的传说。以“ 黄气” 、“ 黄云” 、“ 黄瑞” 、“ 黄旗” 、“ 黄旗紫盖” 、“ 黄
龙”为天子之气。《宋书· 符瑞志上》说“ 帝尧之母曰庆都, 生于斗维之
野, 常有黄云覆护其上。”谢眺《始出尚书省》诗“ 青精翼紫驮, 黄旗映
朱邸。”李周翰注“ 青精, 星也。黄旗, 瑞云也。皆王者将兴之符应也。
紫驮, 天子车也。朱邸, 明帝所居。谓青精辅车, 黄旗映于帝宅, 此谓明
帝将即位之时瑞也。” 载汉代术士尝言“ 黄旗紫
盖, 见于斗牛之间, 江东有天子气。”

东汉尚红不如现在尚红得厉害，话说当年张角起义都是用的黄色，起义军也称黄巾军，而不是红军。西汉也尚黑色。
在我国传统“ 五行”观念中· 居于最高地位的即是黑色。黑色纳“ 五色”于一体, 是“ 五色”的还原与复归, 可以此界定黑
色在“ 五色”观念中的永恒本质。长期积淀于人们色彩视觉情感
中的理念模式通过抽象的经验形式和摹仿性“ 心理视象” 的移入而
导致民族色彩审美图像一“ 尚黑”色彩通感的发生。原始思维结构中的宇宙观念是浑沌而玄虚的, 人类置身于幽
玄的黑色时空而生发对宇宙和天地万物的猜度与诊释。老子哲学
体系中以黑色作为带有生殖崇拜意蕴的象征性色彩, 推衍其与宇
宙万物和人类肇始的密切联系, 贯穿着“ 尚黑”思想的主线, 这条主
线曾经伴随着史前审美风尚演进的漫长历程, 表现出相对稳定的
色彩心理取向。
二、“ 尚黑”观念之孕育
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众多发现表明, 以黑色石料打制的石器
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显然为我们认识史前人类黑色视觉心理的官
能感应提供了材料学依据。广西柳州白莲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
的石器, 多为坚硬的黑色隧石打制而成, 年发掘所得件石
制品中, 黑色隧石制品就有件。③值得注意的是, 在该遗址附近
的都乐河和古柳江河道中却极少有此类黑色隧石, 目前尚难确切
知道它的来源。由此看来, 至少可以相信原始人类对黑色隧石的择
取绝非信手攫来。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遗址出土的数千件细石器也
大多为黑色隧石④ , 从工具发生学角度来看, 原始人类对工具制作
材料的选择更关注于厚重、坚硬的质感, 而黑色隧石除自身所具有
的坚硬质地外, 相对于其他石料还拥有更强烈的色彩视觉感受, 从
而引发出黑色视觉心理的官能感应, 即黑色视觉形态的原初形式。
从目前所能看到的早期旧石器标本中不难发现, 对制作材料
的选择似乎流露出漫不经心的色彩经营尚且没有充分理由言其
审美意识的渗入。然而, 却无法排除原始人对工具制作的经验攫取
和功能思考, 这一阶段的实践活动包含着较多的偶发形态。对于器
物形状、色彩的理性观照溶人了原始的色彩情感体验, 产生色彩理
念驱动状态下的视觉惊奇和感官愉悦, 且正是由于对工具制作技
术和能力的驾驭而获得的自我实现的满足与快感, 才引发某些工
具纯实用功能的摈弃, 进而演变为具有宗教统慑力量和审美意蕴的“ 象征物” 。
吴兴钱山漾四层文化出土的石斧新石器时代, 两面以黑彩
饰绘回纹、云纹、折线纹等纹饰, ⑤流露出明确的宗教动机, 似乎在
传达着邀远的“ 尚黑”讯息石峡文化、裕泽文化、薛家岗文化皆发
现有彩绘石斧。黑色饰纹虽然包含有审美遐想的成分, 但更多是
作为原始宗教传媒的色彩语言符号, 并由此得以实现其文化潜移
和功能逾越。倘若史前“ 尚黑”观念的萌发有可能籍以此类黑色符
号刺激为取象契机, 那么, 至少多半归附于原始宗教复合性心理结
构的涵化促动作用。
黑彩饰绘的石斧应为原始部族宗教活动的一种仪仗或权杖。
河南临汝仰韶文化遗址所出彩陶缸《鹤鱼石斧图》, 即有以浓重黑
彩描绘的带有“ 丫”符号的石斧, 它是具有崇高寓意的仪仗或杖
标, 有可能成为夏代所崇尚的黑色斧饭类仪仗的蓝本⑦ 。
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已基本上具备了自律性的审美观念, 而不
再由严格意义上的功利性动机来统慑, 由对黑色视觉感受实用目
的的追求转人黑色审美抽象意义上的概说, 出现了较多的黑色饰
品。如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出有黑色石墨磨制的带钻孔的小装饰品
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出有黑色煤精石磨制的饰品⑧沈阳新乐
遗址出有煤制的黑色圆泡形饰、耳挡、圆珠等饰品⑨河南浙川下
王岗遗址出有大量以黑、红色彩绘的陶、石、玉质环饰, 独具匠
意。⑩此外, 我国北方地区细石器文化的黑色石制品也达到了高度
工艺化程度, 蕴含有玄秘的色彩视觉感受, 包孕着“ 尚黑”审美情绪
的胚芽。
由色彩陌生感无关注一色彩认知感有关注一色彩情感模
式色彩崇尚秩序的逐渐凸显, 构成色彩认知、发生、演进的原始
系统结构图式, 史前“ 尚黑”观念正是在这种原始结构图式的转合
下悄然孕育萌发。从史前工具、饰品、陶器制作中尚能隐约窥见“ 尚黑”观念孕
育、萌发的轨迹, 那么,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文化阶段则可以界
定为“ 尚黑’,观念的勃兴期。
典型龙山文化黑陶“ 尚黑”之风是否可以视为夏代“ 尚黑”观念
的源头, 尚且毋敢定论, 然而, 从文化传承的脉络来看, 夏文化确是
承袭龙山文化而来。
探索夏文化遗存中的“ 尚黑”遗痕, 王城岗、王湾、陶寺和二里
头文化无疑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王城岗一期文化登封王城岗、禹县瓦店等皆为灰砂黑陶和
泥质黑陶二期文化开始出现精美的磨光黑陶。王城岗晚期与夏文
化十分接近, 以崇尚泥质黑陶为其文化的主体标志。二里头一、二
期文化盛行夹砂黑陶和泥质黑陶, 出现较多的鼎、颤、三足盘、豆、
平底爵、盂、筒形瓤等器型, 被考古界确定为夏文化的下限。山西襄
汾陶寺遗址出有一批木器, “ 器物外表彩绘所用调合粘接剂⋯ ⋯与
漆器较为接近的漆类物’嗯与韩非子所说“ 禹作祭器, 墨染其外, 朱
画其内”的特征极其一致。同期出土的彩绘陶器皆施以黑色陶衣,
如泥质褐陶壶、瓶、盆、盘等器表磨光施黑色陶衣, 再在其上分别以
红、白二色彩绘变体动物纹、折带纹、几何纹、蟠龙纹等纹饰, 类似
舜制木质食器“ 流漆墨其上” 、“ 犹漆墨之”的记述。
再如, 安庆张四墩遗址出土夏文化陶系崇尚黑陶, 器型有黑陶
鼎、豆、盘、篡、杯、罐、瓤、壶、盆等等, 极为丰富。其中, 夏文化早期
黑陶瓤由淮北花家寺大汝口黑陶杯演进而来, 并且逐渐变化为细
腰高颈喇叭口的瓤, 为商代铜瓤的鼻祖, 从中不难看出由大坟口文
化到龙山文化及至夏文化陶器“ 尚黑”之风的源流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 从众多史前文化遗存的发掘情况来看泥质黑
陶由夏代极其盛行至殷商逐渐减少直至消失, 实际上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 尚黑”之风由夏代的勃兴鼎盛至商代趋弱的演化轨迹。
夏代考古发掘中使我们得以看到的实物仅仅是一些不易腐烂
的陶器或木器而已, 无疑只能窥其“ 尚黑”观念之一斑。然而, 见
诸于古籍文献记载的夏代“ 尚黑”史料却是十分丰富的。
《史记· 夏本纪》“ 帝锡禹玄圭, 以告功于天下之。”玄圭, 即黑
色的玉圭。帝舜为表彰禹及其辅佐大费治理水土功绩, 分别赐其黑
色的玉圭和黑色的族旗飘带, 将黑色的特定意义与水之玄色纽系
在一起。由此推衍, “ 五行”北方所配黑色及其黑色之君额项、水官
之臣玄冥绝非空谷来风。
其实, 早在禹之前业已凸显出“ 尚黑”的端倪。《集解》引应劲
日“ 黄帝受命, 有云瑞, 故以云纪事也。⋯ ⋯冬官为黑云。”与“ 五
行”北方黑色之君相符。黄帝、帝尧等衣着服饰皆尚黑。舜时, 黑色
增帛被规定为高辛氏后裔朝见之礼品。使用黑增的高辛氏为夏后
氏之先祖, 故其后裔仍沿袭崇尚黑色, 笔者以为, 夏后氏“ 尚黑”之
风即缘于此。
夏后氏时, “ 尚黑”之风极盛, 渗透于人们行为活动的诸多方
面如服饰、车乘、祭祀、仪礼、居室等等, 无不为“ 尚黑”审美风尚所
统慑, 《礼记》等对此多有记载。如
“ 夏后氏尚黑, 大事敛用昏, 戎事乘骊, 牲用玄。” 《礼记· 檀弓
上》
夏代不仅对车乘和祭祀用牲以及器物、服饰等作出严格规定,
还以黑色作为“ 贡维土五色”之主色, 供天子筑坛祭天立社和诸侯封地的证物, 作文绣服色, 明确服装之等第。同时, 夏代“ 尚黑”之风
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美与丑的审美评价。“ 昔有仍女生女, 叛而甚
美, 光可以鉴, 名日玄妻。’, ⑧皮肤颗黑光可照人, 而仍以为美丽之
至, 可见对黑色崇尚之极。黑色虽然成为夏代崇尚色彩之主流而为
至上之美, 但在局部意义上也包涵有丑的审美评价, 认为“ 己恶而
掠美为昏, 贪以败官为墨, 杀人不忌为贼。’, ⑩“ 墨”为“ 流肴五刑”之
一, 即黯面, “ 先刻其面, 以墨窒之。”通过以黑色刺刻面部而作为一
种罪恶和丑陋的象征。
夏代“ 尚黑”之风至秦仍有所遵循, 如同“ 殷人尚白” 的色彩崇
尚模式一样主导着这一时期的审美风尚。虽然, 自夏以后的“ 尚
黑”之风渐趋衰褪, 而作为一个时代最具坚实根抵的审美风尚的影
像投射总难以被抹去其残垣断迹, 这是由“ 尚黑”观念的流变性所
决定的, 也是文化运演的相对不可徙移性所导致的文化形态和审
美风尚传承的恒常现象。
中国史前“ 尚黑”观念孕育、萌发、勃兴的轨迹并非清晰可鉴
然而, 透过众多史前文化遗存残留的“ 尚黑”遗痕, 仍可得以窥视这
个东方古老民族时断时续的色彩崇尚历程。
殷人虽然崇尚白色, 却仍以玄鸟为其部族图腾。玄鸟, 燕子, 因
燕子的羽毛是黑色的, 故称玄鸟。《诗经· 商颂· 玄鸟》“ 天命玄
鸟, 降而生商。”包孕有黑色之图腾色彩。周虽尚赤, 但周天子在冬
季则要“ 居玄堂” “ 乘玄路, 驾铁骊载玄旗, 衣黑衣, 服玄玉’, ⑩ , 似
乎毫无尚赤之意, 相反却构筑了一个黑色氛围的生存空间。秦汉时
期, “ 秦得水德而尚黑” 邹衍语黑色施用于器物、服饰等, 汉初随
秦制, “ 尚黑”之风依然盛行, 曾规定按五时分别朝服色彩, “ 至朝皆
着皂衣”成为约定俗成的宫廷官显着装仪礼。
黑色对于冕服制度的影响初始于商代, 《书经· 樱篇》“ 绣以五彩, 彰施于五色, 作服汝明。”其中的翻为斧形, 刃白身黑, 取意决
断宗彝则为纯黑。“ 作绩黑也” , 黑色遂成为十二章纹之主色。此
外, 三代盛行“ 玄冠”之式,《仪礼· 士冠礼》“ 主人玄冠” 。年
殷墟西北岗商墓所出浮雕人形玉饰, ⑩头戴高冠, 冠上透空, 周边
有扉棱, 上附装饰品, 研究者认为即是“ 玄冠”之原型。殷商文化遗
存中残留的黑色崇尚痕迹, 足以反映夏代“ 尚黑”之风对殷商文化
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如台西和北京平谷刘家河遗址商代贵族墓出
有黑、红色相间的衣袅滕县前掌大晚商大型墓出土织物皆为黑、
红、白三色彩绘图案殷墟贵族墓出土织物上的兽面纹图案间敷黄
黑色, 或以黑线单色饰绘, 末流贵族或上层平民墓出土织物为红底
黑线绘饰蝉纹, 黑色麻织物最多的则见于中下层平民墓。
商周时期, 黑色仍是棺撑和车乘饰绘的常用色彩, 《周礼· 春
官· 巾车》“ 服车五乘孤乘夏篆, 卿乘夏漫, 大夫乘墨车, 士乘栈
车, 庶人乘役车。”殷墟郭家庄发掘出土的一辆乘车, 箱舆的栏杆、
木板皆画有黑、红相间的彩绘纹饰函潮北黄破盘龙城商代方国墓
葬出土棺撑的雕花阳面皆以黑色涂饰⑩河北莫城台西商墓棺掉
亦为朱漆黑彩。⑩
秦汉冕服皆深衣制。秦尚皂服黑色东汉受“ 四时迎气”神仙
思想之影响, 规定了四季服色, “ 年始冬十月, 色外黑内赤与德相
应。”黑则被列为冬服之色。在立春至冬至日, 皇帝率百官换上黑色
“ 季服”分别到东、西、南、北郊进行祭祀活动, 其冕冠上为玄色, 下
为续色, 皆尚黑。孝文帝时, 初始承袭秦“ 尚黑”之风, 兹后遵循五行
生克理论汉应为土德易服色, 色尚黄。
在葬俗方面, 战国至秦汉时期, 随着当时厚葬风气的盛行导致
作为明器的彩绘陶兴起, 彩绘陶虽毫无实用之功能, 但烧成后皆施
黑色陶衣, 装饰华丽, 绘制精美, 纹样绚丽流畅, 极富浪漫主义色
彩, 依稀保留有“ 尚黑”思想的烙印。
黑色自夏代倍受崇尚以来, 至商周乃至秦汉皆流露出浓郁的“ 尚黑”遗风, 甚至于隋唐以来的审美精神都包孕着“ 尚
黑”之风的文化积淀, 投射出华夏民族审美风尚的独特品格。

刘邦被汉朝官方称为赤帝，赤，也就是红色。

⑥ 在我国，铁制兵器取代青铜器最早在

这个问题，是问取代 答案毫无疑问 是D。

春秋出现铁家伙，但还不好用，直至汉代 铁兵器才全部取代青铜兵器

⑦ 从商朝到春秋战国青铜鼎风格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青铜器纹饰演变的原因 2.1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 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对商周青铜器纹饰演变的影响表现了对自然的无奈、恐惧与敬畏，使得人们期盼神力的庇护，甚至把自己想象为某种猛兽，刻画兽身人首或人身兽首的形制、纹饰。在青铜器上用更为狞厉怪异的纹饰“辟邪免灾”，增强自身的安全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从运用智慧、工具与猛兽斗争，从偶尔取胜，逐渐相持，到掌握主动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而进入了人寻兽而猎的时代，前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饕餮纹、夔纹数量减少，面积缩小，所表现的怪异力量递减，逐渐失去了往日超自然的魔力。青铜器装饰中动物纹仍然保存，已不再具有怪异的力量，或被现实动物纹、人物纹或几何图案替代。“商周青铜器上种种纹样现象，首先不是出于奇异的审美观念，而是出于对自然力的崇敬和支配它的欲望的幼稚的幻想。”“商代青铜器的纹样，是与当时生活中的动物界及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商代装饰艺术家所使用的动物纹样中，大多数都原来有一个土生的和与自然界有关的基础。” 2.2青铜器功能的变化引起纹饰的变革 商代和周初青铜彝器，是酒器的组合，尤以祭祀用器为主，其动物纹样与祭祀祖先也有密切的关系。动物中有一些是帮助巫师通天地的，而它们的形象在古代便铸在青铜彝器上了。不难设想，青铜彝器怪异的纹饰把人置于恐惧与威严之下，在祭祀的烟火缭绕之中，巨睛凝视，阔口怒张，瞬间即可咆哮的动物纹饰，有助于造成严肃静穆、诡秘阴森的气氛，产生震撼人心的威慑力，充分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力量。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变革、学术争鸣空前繁荣。青铜器的应用则是钟鸣鼎食的组合，已失去彝器和礼器的特性，向生活日用方向发展。青铜器不仅造型依据人的尺度设计，装饰上一反前一时期的简明、质朴，趋于细腻繁茂、灵巧新颖。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⑧ 各个时期的青铜器及代表作是什么啊!!!

商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又称后母戊大方鼎、后母戊方鼎。原器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出土，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字得名，鼎呈长方形，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壁厚6厘米，连耳高133厘米，重达832.84公斤。鼎身雷纹为地，四周浮雕刻出盘龙及饕餮纹样，反映了中国青铜铸造的超高工艺和艺术水平。

后母戊鼎初为乡人私掘，因体积过大，为防日军抢走，将其重新掩埋。1946年6月重新出土，存于南京中央博物院。1959年铜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

(8)刘家河遗址及商墓扩展阅读：

中国境内：

目前中国已发现的、最古老铜制品是来自陕西姜寨遗址出土的黄铜残片，经检测为冶炼所得，距今6500~6700年历史。

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单刃青铜刀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古老青铜器，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青铜刀。经碳14鉴定距今约5000年。此刀长12.5厘米，为单范铸成。没有槽及环首等成熟的后世刀具才有的部件，在刀具形成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从考古资料来看，土耳其是世界上最早掌握金属冶炼技术的地区，中国相对稍晚却紧跟其后。但中国青铜冶炼技术掌握时间略晚。

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

⑨ 早在多少年前，我国就掌握了青铜器的铸造

国时期的秦国就是大规模使用了青铜兵器

掌握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就很早了:
一、青铜器起源与青铜器时代断代

1、二里头文化期 公元前1900-前1600年

二里头文化期得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相互叠压的四个文化层次，发掘了墓葬和宫殿遗址。目前二里头发现的青铜器不多，是一些小工具和兵器矢镞及戈、戚等，但是发现了青铜礼 器爵，爵的整个数字虽还不足十件，但在铸造史上极为重要。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中国古代青铜器以礼器为主体。青铜礼器是青铜时代的主要征象。二里头文化中青铜礼器的发现。表明历史已进入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

2、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3、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 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

4、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史记.殷本纪》载盘庚至武丁时较详，阳甲时，殷衰，盘庚五迁，至小辛复衰，至武丁得到了傅说为相，而后才能使“殷道复兴”。所谓殷衰，是指商王对诸侯失去控制力，诸侯不朝，即政治不从属，经济上不贡赋，因而国力衰微。而殷墟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必需在武丁的武功文治经营相当时期方能达到，武丁—即位不可能立即出现殷墟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因此，这个时代，可能是商代中期青铜器和晚期青铜器的交替时期。

⑩ 想知道有关于平谷的历史和传说

平谷位于北京市东北部，区政府所在地距东直门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116度55秒 ~117度24秒 ，北纬40度02秒~40度22秒 。西北与北京市密云县、西与顺义区接壤，南与河北省三河市为邻，东南与天津市蓟县、东北与河北省兴隆县毗连。境域东西长35.5公里，南北宽30.5公里。地处燕山南麓与华北平原北端的相交地带，因其东、南、北三面环山，中间为平原谷地，故得名平谷。境域群山耸翠，万里长城环绕北部山间；泃、洳二河映带左右，萦回境内。

平谷地貌由北部、东部、南部山地和中部、西南部平原两大地貌单元组成，山区、半山区占七分之四，平原占七分之三。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中间平缓，呈倾斜簸箕状。东北部的四座楼山周围为中心区，有17座山峰超过千米，其中柳树湾山的主峰东纸壶达1234米，为最高峰，是与兴隆县的界山。岩石由元古界火山岩、石英砂岩组成。该山区特点是县崖耸露，沟深壁陡，溪谷狭长，草木繁茂。分布在镇罗营乡北部、熊儿寨乡东部与黄松峪乡北部。面积15.07平方公里，呈垄岗状或浑圆状。海拔150~800米的低山区456.19平方公里，呈“M”型分布于北、东、南部，以片麻岩、硅质白云岩、碎硝岩、碳酸盐岩类构成的单面山、馒头山为主。中低山区占北京市山地面积的4.5%，是林果的发展基地。岗台阶地分布于山前，呈环带状由西樊各庄向东，经乐政务、王辛庄、山东庄、南独乐河、韩庄等乡镇北部转向南至东高村镇大旺务村止，面积131.13平方公里，大部分地区已成平坦的块状阶地，为果园分布带。平原分布于中部、西南部，面积344.94平方公里，为洪水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海拔20~100米，马坊镇小屯村北双泉地段海拔11.2米，为全县最低点。平原地区水源充沛，土壤肥沃，为主要粮菜区。境域的土壤主要是棕壤、褐土、潮土、水稻土4个土类。在县城东、北、南部的中低山和丘陵地带为山地棕壤褐土区。在山前岗台阶地和沟谷上，为山前褐 土区。在中、西部和西南部的、洳二河的冲积平原为潮土区，间有小片水稻土。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区，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夏季高温多雨，秋季凉爽湿润，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最高气温17.3°C。年均降水量为644毫米，风向以北西风为主，平均风向频率9%，多在11~2月。

境域植被丰厚，林木覆盖率达51.3%。山区海拔400米以上的植被以油松、侧柏、栎、山杨、平榛和荆条等杂木灌丛为主，低山岗台植被以果树、油松、刺槐和荆条丛、黄白草为主，山间平地、平原河谷、村庄周旁以果树、杨柳树为主。有丫髻山、四座楼、海子水库3个国有林场，林地面积2.84万亩。经多年封山育林，从西北至东南形成大面积防护林带。全县有野生植物资源227种，按用途可分为：密源、药用、饲养、纤维、油料、观赏等 种。有一级古树24棵，二级古树36棵，包括银杏、国槐、油松、侧柏等。山林中有野生动物金钱豹、梅花鹿、獾、狐狸、狼、山鸡、青羊、狍子、苍鹭、大白鹭、山斑鸠、雨燕、翠鸟、野鸡、云雀、野鸭等近百种。

历史发展:平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便有人类在山前台地繁衍生息。六七千年前的平谷先民，就在泃河两岸创造出了灿烂的上宅文化，它与京西周口店东西辉映，填补了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在考古学中被誉为“红山之祖”。刘家河商代墓葬出土的成套青铜礼器与金耳环等金器，特别是铁刃铜钺的发现（全国仅发现3件），充分证明了平谷先民的聪明智慧以及先进的农耕文明。已经引起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广泛关注的黄帝陵墓——轩辕台，坐落在平谷山东庄镇的北山上。由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北京市考古学会、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平谷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平谷与华夏文明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8月举行。来自中国海峡两岸以及韩国、日本的近6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答成了5条共识，一致认为轩辕庙的确建于汉代。
另一处著名历史遗迹是丫髻山碧霞元君祠，始建于唐、鼎盛于清，丫髻山充满传奇，“海瑞踢鼓”、“乾隆赏钱”等传说脍炙人口。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建丫髻山万寿道场，为康熙60大寿祝禧。康熙曾两次游丫髻山并撰文立碑。乾隆、道光两位皇帝也曾游览丫髻山；四月庙一度成为北方四大庙会之一，素有“西有妙峰山，东有丫髻山”之说。2004年，丫髻山被列入“平谷区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2006年4月，作为人文奥运工程已经整修一新，接待游人。
境内绵延57公里的明代长城蜿蜒纵横于北部山区，更为平谷这片古老的土地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革命事业:抗日战争时期，平谷是冀东著名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解放平谷县城，包森领导的13团和勇敢的平谷人民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建立鱼子山、盘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先后有1287人惨遭杀害，有555名烈士牺牲在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历史上，写下了壮丽篇章。今在山东庄镇鱼子山村建有抗战纪念馆、纪念碑，南山村惨案遗址，供后人永为瞻仰和祭奠，这里也是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平谷的人口，主要源于土著、明初移民、清代迁居的旗人、明清以来的民屯、军屯以及逃荒定居的，俗称“一担子挑来的”。平谷素以民风淳朴著称，走进平谷会让人感到格外温暖。

平谷于西汉初年（即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建县，至今已经2200多年，（与福建省福州历史相近）期间，县有撤并，域有变迁，然而“平谷”这个名字一直延续至今。2001年12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区，标志着平谷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