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元春游记

1. 急需写作资料!

我们对游记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

小时候学写作文，在度过看图识字阶段后，老师大都通过写游记来训练我们的描写能力，皆因普遍认为游记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描写景物。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写游记，则是因为我有一本非常好用的小书，里面全是三行以内的漂亮句子——种种比喻拟人任君选择丰俭由人，让我提前体验到文字上的小康社会。记得四五年级时曾经写过一篇千字左右的“游记”，其实通篇都在写飞机上见到的云，极尽附会想象之能事。当时写完后很得意，觉得不用多久自己的句子也能印到小书上了。后来读到王朔写云，说这块云像海盗，那块云像马克思，只这么两句，让我从此绝了写云的念头。

游记是否算一个独立或相对独立的体裁，颇有商榷的余地。单凭题材通常是不足以成为一个体裁，但从在文学史的位置（通常是受冷遇的）看，游记文学又仿佛自成一家，沈从文曾抱怨“游记文学历来不列入文章正宗，只当成杂著小品看待，在旧文学史中位置并不怎么重要。近三十年很有些好游记，写现代文学史的，也不过聊备一格，有的且根本不提。”然而今天的文学史里，关于游山玩水题材的讲述真不少，比如郭璞的游仙诗和谢灵运的“山贼”美名都为读者熟知。

近年自助游风气大盛，随之而来的游记多不胜数——除了因为简单好写（最末流的游记就是流水账），大概是好不容易旅行一次，不写些漂亮的游记留念实在说不过去，跟年轻姑娘拍裸体写真一个心理。然而我因为笔头极懒以及一贯的眼高手低，总是去的地方多写的东西少，美其名曰述而不作，家人因此觉得给钱给我旅行与打水漂无异。其实常旅游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卯足了劲儿写成的游记往往看着矫情或过分趣味化，而本来不当游记写的文字却常常让人爱不释手。

《水经注》便是这样的例子。虽说其与《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和《文选注》合称四大名注，但由一本注书而发展成的“郦学”却是其余三本书难以企及的（“文选学”源远流长，但并非由其注发展而成）。因《水经注》自隋唐以来都是宫廷藏书，世人难得一见，至宋景佑之后才逐渐有些残缺的版本流入民间，到明清时郦学大兴。一般认为郦学分三派，其一为明万历年间形成的考据派，主要是针对自宋以来以讹传讹的钞本订正补全，此派到了乾嘉学者（全祖望，戴震等）手里至臻完善，为《水经注》整理出较完善的版本；其二为晚清的地理派，针对《水经注》研究过于脱离实际的情况，同时依据考据派学者的研究成果，杨守敬等人开始奋力剥削《水经注》的地理学剩余价值。当然也有三派之外的学者，晚年胡适便是，据说他穷十余年之力研究《水经注》是为了替其安徽老乡戴震打抱不平，大概是玩笑。在下无意冒充郦学专家，还是回过头来谈游记。

《水经注》研究的三派中，与本文主旨关系最紧密的当属第三派：辞章派。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水经注》的文学价值甚至超过了其地理学价值，对后世游记写作（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等）影响甚大，其《三峡》一文也选入了国内中学语文课本。辞章派的学者多是文人，主要从文学的角度欣赏《水经注》，其代表作是明代末年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合作的《水经注》点评本，谭元春在序里写道：予之所得于郦著者，自空蒙萧瑟之外，真无一物。见识失之浅薄，评点中难免漏洞百出，更难免被考据派群起而攻之，板砖往死里拍。其实流连文字不是错，像苏轼在《寄周安孺茶诗》中就写到“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但自己在家里偷着乐也就罢了，出点评本就有点说不过去。这方面，远的例子有钟谭点评《水经注》，近的例子有前几年三国题材影视作品红火的时候，作家李国文重新点评《三国演义》，徒增笑耳。

说到竟陵派，自然会提到之前的公安派。后者以三袁为核心，其中袁中郎（宏道）恰好也以游记名世，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入了他的《满井游记》（突然觉得好像中学语文教材成为衡量作家水平的重要指标了，汗）。关于公安派的文章前人著述甚备，我自己的一点体会是，在中郎笔下，写出游，开篇必写不得出游；出去赏花必定是挑残红时节；宿僧家又专写被屋外溪声吵得睡不着觉；和朋友喝酒也以挤兑朋友为乐，实在有点“各色”，至于周遭景物倒往往一笔带过，仿佛它们是为了衬托自己和友人而存在，这完全是“六经注我”的态度嘛。明末张岱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评价，在这里必须再次引用，张岱在《琅环文集·跋寓山注其二》中写道：古人记山水乎，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把袁中郎视为继郦道元和柳宗元之后的游记第三人，这是极高的评价。有人会问，明末的徐弘祖（霞客）为何不入张岱法眼，这大约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徐弘祖死后（1641）其日记才被整理付印，张岱（1597-1679）很可能因为“国破家亡，避迹山居”而没能及时看到徐的游记，其二可能是因为在张岱看来，徐弘祖的游记“游”有余而“趣”不足吧。其实张岱自己的游记做得也相当好，我很喜欢他的《西湖七月半》，此文劈头第一句是这样的：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想来后世林语堂等人鼓吹的“幽默”文章，也未必超过了这个水平。

既然已经从公安竟陵谈到了林语堂，忍不住多谈几句新文学。在新文学里，周作人，施蛰存等都是晚明小品文的发烧友，施蛰存早年编过《晚明二十家小品》就是周作人题的书名，编者在自序中推搪说“著书都为稻粱谋”，但在我看来其兴趣才是真正原因。至于周作人自己，在其讲演《新文学的源流》中早已说得清楚：“那一次的文学运动（案：指明末公安竟陵派），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很多作品也都很相似。”新文学的信念，在周作人看来，早已在袁中郎“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八个字中概括清楚。

新文学的发生，和除游记散文外的另一种游记文学：纪游诗颇有关系。1916年7月8日，《留美学生季刊》在纽约开会（就跟《英伦学人》在布里斯托开会差不多），会后任叔永、梅光迪（觐庄）等人一起在康乃尔大学附近的湖里划船，遇上大雨，船在靠岸时翻覆。为此，任叔永写了《泛湖即事》四言长诗记趣并寄给胡适看。胡适看后批评诗中“言棹轻舟，以涤烦疴”、“猜谜堵胜，载笑载言”里“言”和“载”都是死字，“载笑载言”是“三千年前之死句”，只有“猜谜堵胜”是“20世纪的活字”，引来梅光迪为之打抱不平。胡适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便写了（被认为是）新文学史上第一首白话诗回赠梅光迪（1916年7月22日），可谓“活泼泼地”，摘录如下：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而言，何必纷纷闹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
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

可能胡适当初都没想到，白话诗由纪游诗引出，没过几年就有“信腕信口”得简直不成律度的白话纪游诗出现：四川袍哥康白情一高兴，在他的长篇组诗《庐山纪游》里竟抄了一份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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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释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

前后七子
明初制定并推行的八股文考试制度，这时日益成熟、定型；程、朱的理学教条，通过八股文考试成为独尊的统治思想：它们形成一种有力的精神上的连锁，牢固地束缚着文士们的思想，严重地阻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三杨的\"台阁体\"文风依然弥漫一时。这样在哲学思想上就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运动，在文学上出现了\"前七子\"复古运动。它们同时并起，显然要冲破程朱理学教条、八股文和台阁体文风的统治地位，使哲学思想和文学更有效地为统治阶级服务。
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
嘉靖、万历间，外患更甚，社会矛盾进一步复杂尖锐化，明王朝的统治日益腐败不堪。在文学上又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再一次发起复古运动，重复着\"前七子\"的错误道路。
唐宋派
嘉靖间,继承南宋以来推尊韩柳欧曾王苏古文的既成传统,作为前后七子的反对派而出现的,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因为他们更自觉地提倡唐宋古文,所以被称为“唐宋派”。
公安派中国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后，文坛即为前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未能矫正其流弊。其后李贽、徐渭等有识之士相继对复古派提出批评，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而给复古拟古派最有力打击的则是公安派。
宗道、宏道、中道被称为公安三袁。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以下3点：①反对剿袭 ，主张通变 。他们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的倾向，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应冲破一切束缚文学创作的藩篱。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 ，则不下笔。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并给民歌和通俗小说以高度评价，甚至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积极作用。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所作游记、尺牍、小品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诗文所作多为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创作题材不够宽广，因而他们的创作实践未能达到其文学主张的理论高度。
竟陵派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

明代中叶后,前、后“七子”拟古之风甚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评判诗文准则。“唐宋”、“公安”两派曾先后给予抵制和抨击。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竟陵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竟陵派的追随者有蔡复一、张泽、华淑等。这些人大都发展竟陵派生涩之弊端，往往略下一二助语，自称“空灵”，使竟陵派文风走向极端.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较有成就的是刘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成为竟陵体语言风格代表作品之一。

3. 写景优美的古文

写景的古文最好的是《水经注》！
如其中描写三峡的景色：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空缺之意)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正午、半夜)，不见曦(阳光)月。至于夏水襄陵(水涨上山坡)。虽乘奔御风(乘奔马、驾长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山献(山顶)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流冲)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鸣。属引(连续不断)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沾衣裳”。

还有《水经注·河水·孟门山》：
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巨石临危，若坠复倚。

杨之《洛阳伽蓝记·永宁寺》：
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

白居易《庐山草堂记》：
一宿体宁，两宿心怡，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堂东有瀑布，水悬三尺，泻阶隅，落石渠，昏晓如练色，夜中如环佩琴筑声。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袁家渴记》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
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出，不与培*（土娄）为类。

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
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枕席而卧，则清冷冷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柳宗元《小石潭记》：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於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陶渊明《桃花源记》
王勃《藤王阁序》
范仲淹《岳阳楼记》
欧阳修《醉翁亭记》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论》
晁补之《新城游北山记》：
于时九月，天高露请，山空月明，仰视星光皆光大，如适在人间。
苏轼《前赤壁赋》《后赤壁赋》
李孝光《雁山十记·观石梁记》：
月已没，白云西来如流水。风吹橡栗堕瓦上，转射岩下小屋，从领中出，击地上积叶，铿镗宛转，殆非世间金石音。
刘基《清风阁记》
唐顺之《竹溪记》
袁宏道《满井游记》
王质《游东林山水记》
徐霞客《游恒山日记》《游太华山日记》《游雁宕山日记》《游兰溪》
谭元春《再游乌龙潭记》

差不多了吧，个人认为古文写景还是《水经注》看的爽，表达清晰，语言干练，意境优美。苏轼曾说：“今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