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山村细菌战遗址
㈠ 崇山村简介
2004年10月28日黄昏，左肩扛着"血图"铁证的楼献（左2）与王选（左5）等人在日本东京银座游行。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新华网浙江频道7月19日电 (谭进 彭友) 西子湖畔，吴山北麓，楼献在他的律师事务所埋头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民间诉讼索赔案"。原本，这位一级律师可以悠闲地坐在自己事务所的落地窗前边品茶观景，边指挥同仁工作挣钱。
然而，他说："我是中国人，要有社会责任感。作为一名律师，我不能眼看着父老乡亲在历史耻辱中沉默下去，我希望自己为历史做点事。"
楼献就这样成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法律顾问。
"大嗓门"喊出中国律师最强音
楼献长得很"中国"，无论是身材或相貌；但嗓门之大，却有点不同于"中庸之道"。
2002年8月27日，包括楼献在内的浙江律师赴日声援团参加东京地方法院的细菌战受害诉讼一审判决。
进入法庭，楼献七弯八拐，竟从旁听席绕到了原告席--他自己也搞不大明白是怎么绕过去的。
楼献发现从原告席可以很方便地接近法官。他想如果这一次法院判原告败诉，就当庭向法官递交已写好的抗议书。果然，法官宣布原告败诉。楼献马上叫被栏杆拦在原告席外的律师声援团团长把抗议书递给自己，但团长早上出门时拿错了包--抗议书被忘在住所。
"多好的机会啊，当庭抗议！可惜错失了。"时隔近3年，楼献现在提起此事仍很惋惜。但他当时仍不甘心，马上叫人去取抗议书。
下午，原告团在东京律师会馆举行中外记者会，由原告团日本律师一濑主持。安排中，没有楼献发言。楼献却决意要发言。不懂日语，楼献就向一濑示意--指指抗议书，又指指自己，意思是：我要发言！于是，楼献在记者会上宣读抗议书。
"我嗓门很大，把麦克风震得'嗡嗡'响。"楼献说，自己当时太激动了。
宣读完后，这份代表4500多名浙江律师的抗议书通过一濑正式递交给东京地方法院。
次日，楼献在日本国会大声发表演说："这次诉讼是为了解决三个问题：日本军队到底在中国有没有进行过细菌战；细菌战与中国死伤者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如果有关系，日本政府要不要赔偿。现在，一审虽然败诉，但我们的要求还是部分达到了；法庭承认在中国浙江、湖南进行过细菌战，并且与当地死伤者有关系。法庭还认为日本政府应当承担战争责任，但不赔偿。"
楼献对一审判决的这番剖析，大大鼓舞了原告和日本律师的斗志。
楼献的大嗓门也由此出了名。
"血图"铁证让日本法官目瞪口呆
在楼献办公室的显眼位置，挂着一张大照片--2004年10月28日黄昏，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楼献与一些原告和
2002年11月4日，在义乌崇山村召开的"细菌战受害对日索赔二审诉讼声援大会"上，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法律顾问楼献指出："为迫使日本法院和日本政府一揽子解决中国民间受害者的赔偿问题，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诉讼--几百件、几千件！" (记者 谭进 摄)
日本律师在东京银座高举横幅游行，楼献肩上还背了一卷东西，仔细一看，是"衢县城区40-41年鼠疫死亡户主要分布图"。
楼献介绍，"8·27"一审败诉后，原告团和日本律师商量，让他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在二审出庭作证--证明侵华日军于1940年10月4日在浙江省衢县空投鼠疫菌，造成许多平民死亡的事实。
为此，他从2003年2月起多次前往衢州等地实地调查。2004年春节期间，楼献将他与邱明轩医生调查的细菌战受害情况写成了1.5万字的"侵华日军1940年10月4日衢县空投鼠疫菌造成平民死亡的鉴定书"。
楼献了解到日本法官喜欢简洁明了，最好是形象化的地图和表格。于是，他把日军衢县细菌战的受害情况制成地图8幅、表格6份、图片28张。为了制作其中一份足有2张桌面大的受害者分布图，楼献费了不少精力：他先找到浙江省测绘局政治处主任，请他帮忙，主任作为一项任务布置给测绘分院长和工程师。楼献与他们一起对照衢州地图，一点一点把衢县老街画出来，一共做了8幅。测绘局做不出大地图，楼献就挑了其中一张，自己花500元让一广告公司放大。
楼献把当年衢县各地因感染鼠疫而死的人，在地图上--标了出来，某地死几个人，就在某地标几个小红点。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衢县几乎被密布的小红点染成了一大片血色。
2004年10月22日，楼献扛着这幅大"血图"去日本法庭作证。没想到刚到浦东机场，安检一遍又一遍地要他把地图打开检查，害怕里面藏有违禁物；飞机上，空警把地图拿过去"保管"；他扛着"血图"走在日本的大街上，路过的日本人纷纷盯着"血图"上的繁体字侧目。
10月18日下午，楼献昂首挺胸出现在东京高等法院101法庭。楼献扯着嗓门在法庭上讲。
以前，中国证人往往默不做声，日本政府的辩护律师觉得楼献很"猖狂"，硬是给他找茬--指着楼献台前的资料对法官说，他是在看材料说话。日本法庭规矩，证人发言时不能看资料。其实楼献带着材料本来就是装样子，他"啪" 地把文件夹合上交过去，依然拉大嗓门发言，"日本政府的辩护律师只能干瞪眼"。
有同行提醒他：小声点。楼献却一鼓作气说完。"我好不容易找到机会，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话？我的声音响得很，连旁听席上的日本后援团都能听见，他们高兴地拼命地为我鼓掌。"
说到关键处，楼献把"血图"当庭展开，对法官指着地图说，这个地方是日本飞机撒下鼠疫的重灾区，这一片红区表示衢县某某街死了多少人，这个范围又是某某隔离区……日本法官顿时听得目瞪口呆。
科学调查使细菌战诉讼更专业
楼献了解到，以前中国原告去日本法庭陈诉受害事实，缺少书面材料，情绪激动的受害者就在法庭上哭诉一通，可日本法官要听你当年是怎么受害的。不然，你的哭诉就难以成为有力的证据，也不能作为法庭档案保存下来。于是，楼献提出所有原告的二审陈述书都要由他理顺，比如什么叫细菌战，什么叫受害，以及什么是细菌战受害调查，这些定义都花了他很多时间。他自豪地说："浙江受害者二审的陈诉材料基本上都是我整理的，一人一篇，一共10多篇。"
楼献在整理陈诉书时发现，由于年代久远，有些细节连受害者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他们甚至连受害的时间、地点都说得不一致，如关于义乌崇山村鼠疫的来源就有三种说法：铁路员工带过来的；汉奸到村里撒的；日本飞机高空播撒的。当地的许多调查者也为此深感困惑--我们都调查10多年了，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能形成一个固定说法？
律师的直觉告诉楼献必须首先寻证侵华日军义乌细菌战的源头。他把有关资料全部收集起来研读消化；专程拜访一位担任省人民医院传染病医生的高中同学为自己释疑解惑；并拉着这个同学共赴崇山村实地调查，让村里的老人回忆，向他们复核已有的材料，如此往返，以事实为依据，最终确定日本飞机高空播撒鼠疫菌的说法。
楼献说："一位证人说受害者是在水塘洗澡时感染的，我就调查水塘离他家有多远；为什么是在这个水塘，而不是那个水塘？从田里回来洗澡，是离这个水塘近，还是离那个水塘近？又如，第一个人死在哪个地方？受害者的布点是否符合流行病学的规律？等等。"
他认为，一定要在受害者的姓名、性别、住址、原告与被害人关系等，以及受害地点和受害的因果关系方面查深做细。有时为确定一个受害地点，他要查找许多以前的县志、档案和报纸，从大量的史料中寻找蛛丝马迹。
凭着科技哲学硕士的功底和律师依法办案的专业精神，楼献终于整理、撰写出《义乌市崇山村细菌战受害概况》。对此，他再三强调："这个标准版本很重要，打官司一定要先把事实确定下来，宁愿后人考证了再来更正。"
楼献并不满足于崇山村这一个标准版本，他和王选等人又酝酿搞一个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调查的标准方法--他们认为，"细菌战受害调查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2003年春夏之交，楼献趁闹"非典"闭门谢客，先将自己半年来赴义乌、衢州、丽水等地调查细菌战的做法细细梳理头绪，再狠狠恶补了生物学、流行病学、预防病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便发扬20年前写硕士论文的"攻关精神"，一口气完成了5000多字的《细菌战受害调查纲要》初稿。从"如何确定何种烈性传染病"、"如何确定受害人"、"如何确定受害人的亲属"、"如何制作调查笔录"，到"如何公证"，都为细菌战受害调查者提供了标准化的方法。
采访手记：激情律师
新华社记者 谭进
"诉讼像是行驶在冰川中的航船，一面破冰一面前进。"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说过。
如果说王选是这艘承载着无数细菌战受害者冤魂的诉讼之船的船长，那么楼献就是确保这条船始终沿着法律航线破冰前行的舵手。
人们曾这样评价"南人北像"的楼献--最难得的是他游走于刻板法律条文的间隙还能显出真性情。
有了这份激情，他早在1987年就为"全国首例农民告县长"的浙江苍南县老农做代理律师；
有了这份激情，他在"8·27"一审败诉后立即与王选共勉："中国人的'血不曾冷'，我们将继续前进。"
有了这份激情，他从投身细菌战诉讼的第一天起就，就放下许多颇有经济效益的法律事务，为公道和正义履行律师的社会责任。
有了这份激情，他于2002年11月4日在义乌崇山村召开的"细菌战受害对日索赔二审诉讼声援大会"上直言："这次诉讼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赔几个钱吗？难道仅仅是要日本政府道一声歉吗？不是的！我们要的是中国人的尊严和平等。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两国人民才能世代友好下去。"
2004年9月18日，楼献在《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之现状和前景》中激动地说，细菌战受害诉讼应该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控告--"对人道犯下罪行的外国政府，应放弃主权豁免。任何时候，受害者在任何法院都可以向这个外国政府提起索赔。"同时，他也十分理性地提出："细菌战索赔应该与其他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诉讼形成合力，促使日本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一揽子解决中国战后民间赔偿问题。"
除了激情，还有使命感、价值观和锲而不舍的韧劲，这就是楼献，一个敢于为正义事业挺身而出的中国律师。(完)
㈡ 崇山村细菌战有关资料
1999年12月4日，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即将对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进行第十三次开庭审理。
“731部队”犯下大罪
40年代初期，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731部队在中国试验、制造细菌武器，并在许多地区施用，致使受害的村镇鼠疫、霍乱流行，许多人被无辜夺去生命。50多年过去了，日军细菌战给当地居民造成的苦难成为一页沉重而揪心的历史。
受害民众不愿再忍
1994年，浙江义乌崇山村几位村民自发地写了一份联合诉状，投寄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要求日本政府对崇山村民因遭受日军细菌战攻击而受到的损害做出赔偿。这一举动很快得到附近同为受害地区的宁波、衢州、江山等地受害居民的纷纷响应。1998年2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开始审理此案。
12次开庭进展缓慢
这是一次漫长的诉讼。自1998年2月16日，来自中国浙江、湖南等108位原告代表第一次站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含泪叙述自己和亲人在侵华日军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中所遭受的苦痛以来，时间已过去了将近2年。而在这十几次的开庭陈词之后，法庭仍未能进入事实调查取证阶段。
受害者组成原告团
“二战”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讼案的原告方是由来自浙江、湖南等地的108位原告组成，他们分别代表了各个不同的受害地区和受难家族。这个庞大然而还未能包括所有细菌战受害地区的诉讼原告团里，有74岁的湖南常德代表、曾有6位亲人被日军投下的鼠疫细菌夺去生命的何英珍。
不敢哭不敢叫
“那是1941年的初冬。一天早上，一架日军飞机飞到常德上空，一路丢下许多谷粒、麦粒、黄豆、碎布条、棉花(事后知道它们染有鼠疫)。后来，家里的老鼠突然多了，并不时发现有谷子，但谁也没有在意。一天吃过早饭，嫂嫂突然昏倒在厕所旁，当时以为是阵痛，可待扶到床上，嫂嫂已不能说话，全身滚烫、发高烧。第二天，送到医院一查竟是败血性鼠疫。当晚，嫂嫂就死了。一家人悲痛欲绝，但哭也不敢哭，叫也不敢叫。一哭，鬼子知道，准要把嫂嫂的尸体拉出去烧掉。没办法，只好在后半夜租了条小船，由姐夫拉出去过江草草埋葬。”
一两岁幼儿同日惨死
“谁料，第三天，姐夫竟因此传染了鼠疫，倒在晒场上再也没有起来。同天去世的，还有嫂嫂一手带的、才一岁多的侄儿和从乡下进城玩了没两天的年仅两岁的弟弟……一家一下子死了那么多人，远在江西老家的伯父、叔叔赶来吊唁，没想到也被染上，先后得鼠疫去世……”何英珍说起惨痛的往事，不禁老泪纵横。
差一点被抬进棺材
宁波的钱贵法是当地鼠疫患者当中唯一的幸存者，当年16岁的他奇迹般地从死神手中逃脱了。1940年10月，日军在宁波空投带鼠疫的谷子，上百人很快染病死去，钱贵法也病倒了，被拉到最严重的甲级隔离区。“我被拉进病房后不久，前后左右躺着的人全都死了。他们身子躬着，满脸发紫，嘴巴干裂，样子痛苦极了。到后来，我病得跟他们没有什么两样了，两个抬尸体的丧葬工，见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以为我死了，抬起来就要往棺材里放，其中一个眼尖，发现我微微挣扎了一下，连忙喊：这个人还在动，还在动！这样，我才留在了人世……”
一生饱受鼠疫折磨
活过来的钱贵法一生饱受鼠疫病魔的折磨。他常常咳嗽、发烧，身体弱得连工作都难找。就在距第一次开庭还有两个月的时候，本已办好一切赴日手续的钱贵法 病逝了。
230多名日本律师公正辩护
这个原告团还有一个庞大的辩护团，由230多名日本律师组成，他们中间有前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知名律师一濑敬一郎等，这些日本律师都是致力于呼吁日本政府制定战争赔偿法的法律界人士。在此次诉讼中他们以客观公正的态度，为搜寻日本施行细菌战的证据提供了不少帮助。
原告团总代表是位女性
在这个庞大的原告团中，担任团长、总代表的却是一位瘦小而精力充沛的女性，她的名字叫王选。
王选祖籍义乌崇山村，生长在上海，从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又随丈夫留学日本。昨天，记者拨通了王选在日本姬路市家中的电话。曾在11月21日回到北京主持“侵华日军细菌战研讨会”，与记者有过一面之缘的她依然是高亢的声调，语速极快。
健康男孩目光绝望
王选说自己参加并全心投入诉讼团工作原因有三：一是自己的亲叔叔就是死于1942年日军投下的鼠疫，属于受害者亲属；二是她曾插队到老家崇山村，听到村民们讲述侵华日军的恐怖暴行，对侵略者的丑恶行径十分义愤；三是1995年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一幅照片让她深受震动。“那是一幅三个即将充作试验‘材料’的中国人戴着脚镣被反绑在树上的照片，是由一个押送他们到山海关的日本士兵拍的。中间的那个男孩非常年轻、健康，他正视着镜头，那目光里的绝望与无奈让我深受震动。在坐新干线回来的路上，三个小时中间，我忍不住地流泪。”王选激动地说。
日本政府拒不认罪
作为团长和总代表，作为团里唯一精通英语、日语的人，王选在十几次法庭审理中先后代表原告慷慨陈词。她坚信，历史必将得到公正的判决。
十几次的开庭，王选和许多受害人多次陈词，但被告方日本政府却拒绝承担责 任。
当年火葬炉日日冒烟
在日本律师的共同努力下，原告团得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保存有当年日本陆军军官井本熊男的业务日记，中间有关于细菌作战的记载：1941年11月4日，一架轻型轰炸机在中国湖南省的常德散布了36公斤带有鼠疫的跳蚤。过了两周以后，便出现了有关鼠疫大流行的“战果报告”。据了解，当年常德死于鼠疫的，光有名有姓的就有几百人。设在常德市大西门外千佛寺的火葬炉日日冒烟，据记载，那里先后火化了360具尸体。
特殊人证态度突变
原告团于是同井本熊男取得了联系，井本本人也表示愿意协助调查。但开庭后不久，井本突然态度转变，拒绝再与原告团人员直接见面，而是委托了律师出来挡驾。而日本防卫厅也以“井本日记是私人物品”为由，拒绝以此作为细菌战物证出示。
鼠疫后遗症还在发作
王选说：细菌战不仅是历史，而且是现实。的确，50年后，在常德一些地方仍发现有鼠疫。义乌崇山村20多名鼠疫感染幸存者中，经血液化验，三人全呈阳性。1996年底，义乌市防疫站在城区、崇山村等鼠疫曾流行地区抓了1000只老鼠，其中一只仍呈抗体反应。这说明鼠疫细菌历经风霜雨雪，仍顽强地残留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
金华一些山村不少村民患有烂脚病，王选在调查中发现，这也是鼠疫后遗症的一种。
子子孙孙一追到底
说起12月4日的庭审，王选表示，她还会在庭上陈词。对于诉讼，“我们会子子孙孙将官司打下去。”王选说。她表示，明年将争取进入事实调查阶段，让证人出庭作证。
新闻背景
日方代表竟引用《大日本帝国宪法》
日本《东京新闻》报道，东京地方法院1998年2月16日开庭审理日本侵略军731部队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索赔案，但日本政府代表表示拒绝承担责任。
日本政府代表竟然引用100年前制定的所谓《大日本帝国宪法》表示，国家并不承担对于这场战争受害者的赔偿。他们在《答辩书》中以起诉时效已超过20年为由，要求法庭驳回中国原告的起诉。
㈢ 细菌战的受害调查
细菌战受害调查，是指第二次世界中，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进行烈性传染病的实验、传播等战争行为，所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的历史资料、实物质、遗址等的确认、收集、整理和分析，受害者本人及亲属的图文记录（包括摄影、录音、录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项调查实属抢救性工作。这项调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追究日本政府实施细菌战的战争责任，向中国人民谢罪和赔偿。 一。从调查主体上看，分为：
1。学者调查，是指历史、医学等社会学者的调查。如浙江师范大学张世欣教授调查后编箸了《浙江省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史实》一书；原宁波市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黄可泰等人调查后编箸了《宁波鼠疫史实》一书；衢州市防疫站邱明轩先生调查后编箸了《罪证》一书，并撰写了《细菌战与隐患》一书书稿有待出版。
2。律师调查，是指中、外律师为诉讼而进行的调查。如从1995年2月开始，在王选女士陪下，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等人到浙江、湖南等地进行诉讼的调查取证。
3。新闻调查，是指新闻记者进行的调查。如新华社浙江分社高级记者谭进，从1998年起对浙江、山东、云南等地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进行重点采样性调查，并在海内外许多媒体上用文字、图片形式披露了有关史实。
4。其他人员调查，是指中、外各界人士自发的调查。如1991年，日本静冈县中学历史老师森正孝到义乌崇山村调查后，又会同松井英介医生多次到中国调查，并在日本成立了“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从此揭开中、日民间细菌战调查的序幕和引发后来的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 1。烈性传染病病种调查，细菌战中的烈性传染病主要是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炭疽。
2。传播方法、方式调查，如1940年时，日军在宁波、衢州日用飞机空投带菌跳蚤；1944年，日军在丽水是散布带菌的食物。
3。历史文献的收集，如地方志、卫生志、报刊、杂志，日本、中华民国政府和军队的档案、回忆录等。
4。遗址、遗物的确认收集，如宁波市开明街的焚毁地、义乌市崇山村的林山寺（日军对受害者的解剖之地）。
5。受害人本人的陈述。
6。受害人亲属的陈述。 1。传染病学、防疫学的方法。
2。文字记录的方法，如调查笔录、陈述书等。
3。摄影的方法，如陆军杭州疗养院的李晓方干事，花了两年时间对浙江、江西两省的炭疽病人（烂脚）进行了专门拍摄，已积累照片300多张，准备出书。
4。录音、录像的方法，如2003年2月3日下午，王选、楼献对抗战刊期浙江省防疫站的方祥发先进行访问调查，由中央电视台编导郭岭梅等人全程摄记录片。
5。复制的方法，如对历史文献的复印、复制，最好能在复制件上盖上历史文献保存单位的印章，写明复制日期、“与原文件核对无误”及复制人的姓名。
6。公证的方法，即将有关的历史资料、受害人及亲属的陈述到当地公证机关进行公证，以保证所调查的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一。如何确定田野调查地点
1。从历史文献上查找，比如“二战”时期的报纸、杂志等；
2。从地方志、卫生志上查；
3。从日本、民国政府的档案上查（包括国民党军队、日本军队及伪军的军事档案）；
4。从老年人的回忆录、回忆文章上查（经常刊登在各级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汇编上）；
5。从受害者及亲属的叙述中。
通过以上寻查方法，从而确定日军曾在什么地方（村镇）传播过烈性传染病。
二。如何确定各种烈性传染病
1。鼠疫的特征：
1894年，瑞士细菌学家耶辛（A.Yersin1863--1943)和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在香港发现了引起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鼠疫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等几种。医学临床表现为：起病前10日内，在疫区生活或日军施放细菌的环境中停留者，突然发病。病情迅速恶化的高热病人，具有以列症候群之一者：急性淋巴结肿胀，剧烈疼痛，出现被迫性体位；呼吸困难，咳血性痰；具有毒血症候、迅速虚脱；伴有重度中毒症候的其他症候群。
民间是这么形容的：起病迅速，突发高烧，头痛、口渴、恶寒、呕吐、出血、淋巴结肿大、四肢卷曲痉挛、猝然眼珠上翻，脚一蹬、口吐鲜血、咽气死亡。鼠疫中肺鼠疫是最严重的一种，由于飞沫感染，具有高传染性，病死率极高；在二、三天内因心率衰竭，出血死亡。
鼠疫的传播媒介是老鼠和跳蚤，老鼠寄生跳蚤，疫鼠是菌蚤的载体。日军投放的鼠疫菌蚤咬人或老鼠，人或老鼠染发鼠疫；无菌蚤叮咬鼠疫疾病人、病鼠后而成菌蚤，由人和老鼠向外携带；菌蚤再叮咬人或老鼠而造成蔓延。老鼠带着菌蚤在邻居间流窜，引发邻居鼠疫。人或老鼠如果带着菌蚤，人和老鼠的流动，就成为鼠疫传染的途径。
因而，鼠疫以同室居住的亲人传染最为厉害。疫菌首先传给一起生活和服侍的人。因而往往一人染病引起全家多人死亡甚至死光。运用亲人传亲人的鼠疫特点，使之灭绝种族，是日军细菌战的罪恶目的。
2。霍乱的特征：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临床表现为：剧烈的腹泻，水样便（黄水样、清水样、米泔样或血水样）伴有呕吐，迅速出现严重脱水，循环衰竭及肌肉痉挛。霍乱流行期间有明确接触史（如同餐、同住或护理者等），并引发泻吐症状而无其它原因可查者。
3。伤寒（副伤寒）的特征：
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经消化道传播的急性传染病。临床主要表现为：持续性高热、畏寒、精神萎靡、无欲、头痛、食欲不振、腹胀、皮肤出现玫瑰疹、脾大。主要并发症为肠出血、肠穿孔。 4。炭疽的特征：
由炭疽杆菌所致的传染病。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局部皮肤坏死及特异的黑痂，或表现为肺部、肠道及脑膜的急性感染，有时伴有炭疽杆菌性败血症。临床表现为：
皮肤炭疽，开始表现为类似蚊虫叮咬的小包，但是一两天后就呈疱疹状，然后溃破成溃疡，周围出现淋巴肿胀，死亡率大约是20%。
肠炭疽，主要是由于进食带菌肉所致，以急性肠道感染为特征，主要症状是恶心、厌食、呕吐和发热，重者腹痛、吐血，并有严重的水样便。肠炭疽导致的死亡病例占患者的70%-80%）
肺炭疽，急性起病，轻者有胸闷、胸痛，全身不适，发热，咳嗽，咯粘液痰带血。重者以寒战、高热起病，由于淋巴结肿大、出血并压迫支气管造成呼吸窘迫、气急喘鸣、咳嗽、紫绀、血样痰等。不治疗者几乎全部死亡。
炭疽几乎是一种永不死亡的细菌，生物恐怖主义者看中这种细菌，就是因为它有旺盛的生命力。炭疽菌属于芽孢杆菌，所有的芽孢杆菌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能够形成芽孢，因而不容易死亡。在环境恶劣的时候，细菌内部会有一小部分浓缩起来在这一部分周围形成几层坚硬的壳，里面的生命活动变得非常缓慢，而壳外的那部分就死亡、消失了，这就是芽孢。
只要环境一好，壳里面的部分就会像“发芽”一样长出来，又成了能够繁殖的细菌。据介绍，1942年，英国为了做实验，把4000头羊流放在格陵兰岛上，并投下炭疽菌。1998年，英国政再派人到岛上复查时，羊的尸骨找不到了，而炭疽孢子却还活着！
三。如何确定受害人
1。死亡的时间、地点（死亡当时的地址名称）；
2。发病的原因（得病的途径、症状）、时间；
3。同一家庭或家族中有无相继死亡的人员；
4。同一村庄、相同死因，有哪些？
四。如何确定受害人的亲属
1。家谱（口述亦可）；
2。所在村庄、单位，最好是公安机关证明；
3。或有同村同族相同年龄的两人以上证明。
五。如何制作调查笔录
1。调查的时间、地点；
2。调查人员的姓名（二人以上）、记录人员的姓名、姓别，身份、住址、联络方式、身证证号码；
3。被调查人的姓名、住址、年龄、性别、身份证号码、联络方式；
4。首先告知被调查人为了什么事情身他（她）作调查，请他（她）如实陈述，不得虚假；
5。其次确认被调查者与受害人的关系；
6。受害人死亡的时间、地点、病因、症状；
7。受害人得病的途径（或日军传播细菌的方式）；
8。是否有与受害人同时死亡的其他人；
9。被调查人的上述叙述从何而来，是否还有其他人可以印证；
10。最后讲以上笔录请你看一下或读给你听下，如无误，请你签名、按手印；
11。被调查人签名时，要写上“以上笔录看过，与我讲的一样”及日期；
12。两位调查人签名和签署日期。
六。如何摄影（录音、录像）
1。摄影与被摄影人的姓名、年龄、住址、身份证号码、通讯方式；
2。摄影的时间（年月日）、地点；
3。所摄内容：是什么烈性传染病，或什么遗址，或什么人。
七。如何公证
1。一般来说，每个县、区（市的区）都有公证机关（公证处）；
2。调查人员将收复集到的历史文献复制后，到当地公证机关公证；
3。调查人员与被调查者一同到公证机关，面对公证员，由调查人员制作调查笔录或摄影、摄像
4。受害者本人或亲属直接到公证机关，面对公证员将受害者受害经过进行陈述进行公证；
5。由公证机关出具公证文书。
㈣ 当年日本人的细菌战把细菌投在了哪里，又对中国造成了什么影响
一本看似不起眼的日文资料，却被专家们认为是一本揭示日本细菌战的罕见物证。1944年4月，日本战败前夕也是其最疯狂的时期，日本细菌学界的精英们在日本京都开了一个会，展示了大量有关细菌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还被印刷成册。几十年后，这本日本细菌学界的研究成果被一位中国民间收藏家得到。 81页的日本细菌学研究摘要 记者在收藏家吴建勋家中见到了这本印有《第18届日本细菌学会演说及演示摘要》的资料，它和32开书本大小一致，纸张略微泛黄。总共81页的资料收录了与会者的演讲摘要122篇、演示摘要25篇。 根据资料封底内容，参加这次会议的除“满洲第731部队”外，还有60多个分别设在日本、朝鲜、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日本细菌研究机构。 活人解剖和人体实验 那么，这本资料里究竟有些什么呢？吴建勋找人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翻译，整理出部分内容。 “昭和17年(1942年)5月中旬，……发现距牡丹江市西南200公里的海林境内，从事森林砍伐及运输的作业人员中流行伴有剧烈热性麻痹的脑炎……根据昭和18年3月后的作战要求，我们开始着手该疾病的调查研究。5月中旬，从秘密联络的当地工作者那里得知该地又发现2名疑似患者，我们火速赶往现场抓捕带回。深夜，石川医生将两名脑炎患者解剖后获得一种病毒……证明为森林扁虱脑炎。” “昭和18年夏(1943年)，日本长崎再度暴发小规模流行登革热。我们对患者采血后注入老鼠脑内……从而成功地进行了登革热病毒的繁衍，随后又注入到健康人体内，果然引起了登革热。” 活人解剖、人体实验、病毒实验……书中这样的内容还有不少。 罕见资料将是有利物证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在对资料进行初步研究后说，自己从没见过这样一本较为完整、系统记录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历史资料，这对民间索赔是一个有利物证。(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高统治者下令组建的细菌战秘密部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研究中心。他们利用健康活人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等实验，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 七三一部队1932年在中国哈尔滨设立研究中心。这支部队拥有3000多名细菌专家和研究人员，分工负责实验和生产细菌武器，残忍地对各国抗日志士和中国平民的健康人体用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和毒气进行活人实验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先后有一万多名中、苏、朝、蒙战俘和健康平民惨死在这里。 经研究证实，这个部队当时已具有可将人类毁灭数次的细菌武器生产能力，他们的“研究成果”投放战场，致使20万人死伤。1945年8月，七三一部队为了销毁罪证，在败退时炸毁了这里的主要实验设施。 2000年，有关专家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并公布了731部队用活人作细菌实验的原始文字材料——“特别输送档案”，是该部队败退时来不及销毁而意外留下的，是侵华日军进行人体实验的直接罪证。 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了若干支细菌战部队，共设有63个支队，而七三一部队是他们的研究和指挥中心。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不仅在七三一部队进行，其他各细菌部队包括部分日军陆军医院都干着同样的人体实验的勾当。到1943年末，侵华日军几乎每个师团都配有防疫给水部队，以防疫给水为名进行各种人体实验活动。 此次公布的人体冻伤实验就是由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完成的，该部又称北京1855部队。据这个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翻译官、已去世的韩国人崔享振证实：“这支部队每年至少要用500人进行人体实验。” 另据原广州8604部队队员丸山茂提供，在日军侵占香港期间，大量香港难民涌入广州，广州8604部队利用难民营中缺少食品为由，向难民提供掺入细菌的食品，致使数百人死亡。 中国政府为保护731安达野外实验场遗址而设立的石碑 二战结束前，日军为消灭罪证炸毁了七三一细菌战实验基地的大部分设施，并将实验资料移交美军，后被用于朝鲜和越南战场，对战后西方细菌战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七三一部队的大部分战犯至今未能受到应有的审判。 为永久保存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这个二战中极为特殊的标志性遗址，从2000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有关部门耗资近亿元对七三一部队遗址进行了首次全面清理，发现了300多件人体解剖用具。同时，采取措施对这个遗址进行保护，决定将其建成一座呼唤人类和平的遗址公园，并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曾深受残害的中国众多幸存者以及侵华日军悔罪者提供的大量证据证明，当年侵华日军实施的细菌战罪行累累，不容否认。 中国官方消息29日说，就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犯下的罪行，多年来，中国众多受害幸存者先后提供了大量证据，一批受害者及亲属曾向日本有关法院提出诉讼。 而当年侵华日军有关人员也以多种方式，提供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杀害中国人民的证据。这些当年细菌战的参与者人性复归，有的通过日中友好组织，以各种方式向中国人民谢罪、认罪；有的冲破层层阻力，提供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证据；有的多年隐没，临终前把日军细菌战的证据交与后人，希望有朝一日公布于众；有的垂暮之年，病体缠身，自感当年从事细菌战罪孽深重，以拒药、绝食等方式，表达痛悔之情。 据了解，提供证据的前侵华日军人员有：第731部队少年队队员田村良雄、第731部队工务班土木建筑员兼司机铃木进、第731部队抄写员铃木春房、驻华北（北平）北支甲第1885部队第三课鼠疫、跳蚤生产技术员伊藤影明、驻广州波字第八六四零部队第一课细菌检验员丸山茂、第731部队成员田中信一和前侵华日军航空员松本正等。 据受害人提供的证据证明：1940年10月下旬，日军飞机在浙江宁波地区上空低飞，撒下麦子、面粉、栗子、棉花等物，里面夹有大量跳蚤。几天后，这一地区先后有上百人患鼠疫，除个别人幸免外，其余全部死亡，有多户全家死绝。当时，经有关卫生检疫部门检验证明，日军飞机抛撒物夹有鼠疫菌。 日本“日侵华军细菌实验战调查团”先后四次来华。1991年8月，他们在浙江义乌市江湾乡，会见了当年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幸免于难的五位村民。其中，64岁的王来勇回忆，1942年10月上旬，日军飞机在空中撒下白色烟雾，落在村里不久，老鼠大量死亡，村里许多人发病，口吐白沫或咯血而死，一天最多死亡20多人。这个市的卫生工作者曾作过调查，侵华日军当年在义乌市崇山村造成鼠疫流行，死亡者达380人。 前侵华日军驻广州波字第8640部队细菌检验员、班长丸山茂证实，1942年，他所在的日军细菌战部队曾向广州南石头粤港难民收容所秘密使用细菌战剂，杀害中国人上千名。1995年，丸山茂来中国，按日本人谢罪方式，剃成光头，泪流满面地跪在“粤港难民之墓”前认罪谢罪。事后，他向有关人员一一指证当年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遗址。
㈤ 日本对华实施细菌战，给我国造成了哪些重大损失以及影响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日军在中国实行的细菌战中，杀伤力比较大的几次战役：
·1939年8月，中苏边界“诺蒙罕战役”。常重带领22名敢死队员，在哈拉哈河乘2只胶皮筏顺水将22.5公斤伤寒、霍乱、鼠疫、鼻疽等细菌撒入河水中，向苏蒙军进行细菌战，给双方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同时将细菌撒 到水中，污染了水源，给沿岸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给我国造成的重大损失及影响
·使大量中国人死亡
一说细菌战最痛苦的莫过于人民。在细菌战中，日本细菌部队的残忍行径，使成百上千的中国人死亡、受伤
·损伤财力
·坚定了中华儿女抗日的决心
日军一次次惨无人道的行径，不仅不能增强中华人民对其的恐惧，而且使更多中华儿女觉醒，建立起共同抗日的坚固占线
·使全世界人民意识到日军的侵略行径，共同建立起反法西斯战线
言犹在耳，痛定思痛；以史为鉴，知耻而改。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没有什么比和平更美好。希望我们都能以史为鉴，珍惜当下！
㈥ 日本细菌战给中国带来的灾害
能让日本沉没的中国女人
她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女性，用柔弱的双肩挑起了民族的道义，带领她身后的180位中国受害者代表，拨开锈蚀了60年的历史雾障，使人类文明史上最惨无人道的罪恶大白于天下；
她的行动感动了中国，也感动了世界上有良知的人们。
王选，一个从外表上看显得有些柔弱的女子，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自1995年始，她放弃了在日执教的优厚待遇，带领一群曾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受害的同胞，执着地走上了对日诉讼索赔之路。
她被美国历史学家、《死亡工厂》一书的作者谢尔顿·H·哈里斯称作“正义的嘹亮的号角”。
谢尔顿说：“如果中国有两个王选，日本就会沉没。”
王选1952年8月6日生于上海。父母给她起这个名字，是希望她长大以后能够很好地选择、把握自己的命运。王选比窗台高一点儿的时候，在上海市高等法院担任法官的父亲给她讲述了40年代鬼子在他的家乡浙江义乌崇山村实施的细菌战。多少年之后，她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讲起叔叔因感染鼠疫受尽折磨死去时那痛苦而恐怖的神情。1969年，王选作为知识青年到崇山村插队。和乡亲们一起生活的4年间她深深地感到，战争虽然已经远去，但“杀人工厂”制造的鼠疫给这里造成的环境灾难、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却没有被时间磨平。
1973年，王选被推荐到杭州大学学习英语，1976年毕业后回到义乌中学当英语教师。1984年调到杭州外语学校任教。1987年留学日本，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筑波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1994年4月，在日本一家公司担任中国商务研究员的王选回到阔别多年的崇山村探亲。堂叔告诉她，半个世纪前日军制造的那场鼠疫还在祸及子孙，他们已经以民间的名义写信给日本政府要求战争赔偿，日本民间已经来人调查过了。一时间，父亲讲述的13岁就被鼠疫夺去生命的小叔叔临死前的悲惨情景又在王选的脑海中闪现，她觉得应该参与这件事，因为乡亲们没有与日本人交流的能力。那次回国，是王选从事侵华日军细菌战调查工作的起点。
1995年8月3日，本打算赴美深造的王选在日本的一张英文报纸《日本时报》上看到一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在中国黑龙江省召开的第一届日本“731”部队国际研讨会上，日本和平运动活动家森正孝和松井英介报告了在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调查“731”部队细菌战引起的鼠疫流行造成的损害，3个村民代表村民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
王选怦然心动——3个都是熟悉的名字，其中之一是自己的堂叔。从这天起，王选选择了另一种人生：为那些不知名的同胞讨回公道和尊严。她放弃了留学美国的计划，辞退了英语教师的工作。12月，她与森正孝组织的日本市民调查团，到义乌市崇山村调查取证，组织诉讼。 村民们的回忆使她仿佛看见了当年的噩梦：1942年，一架日军飞机低低地飞过崇山村，十几天后，村里爆发了可怕的瘟疫，396个村民痛苦地死去，这其中包括王选父辈的8位亲人，有的人家的全家人都死光了。当时，村里人并不知道这场灾难的真正原因。不久，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崇山村，把村民骗到寺庙、拖到野地进行活体解剖；他们还扒开新坟，把刚死者的内脏取出来，或是把手臂、大腿砍了，或是把淋巴部分割了……
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森正孝从1980年开始调查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他的调查结果曾震惊日本。王选从他那里得知1644部队的卫生兵、负责看押做实验用的中国人的老兵松本博吐露的真相：他亲眼目睹将6个中国人扒光衣服，然后给他们注射不同的细菌，塞进一米见方的笼子，用他们的身体培养细菌。食物从笼子下面塞进去，粪便也从那里排出。一个多月后，人快不行了，拖出来化验；没有利用价值了，切断大腿动脉，插上橡皮管接血，用来制造细菌武器。为了把血抽尽，用脚踩压被试验者的心脏，一直踩到血管冒出气泡为止。血流没了，躯体还在不停地痉挛。长官命令他们，“要利用到最后一滴血”。采完血把人扔进旁边的焚尸炉烧掉。他负责看管的那个房间，平均一个星期就死一个中国人。在他当兵的一年零九个月中，从未停止过。
之后，她又曾被一幅照片震撼了：3个戴着脚镣即将充作试验“材料”的中国人被围绑在一棵树上，他们显然不知道被送到“731”部队意味着什么，但似乎意识到了这是一条不归路。中间那个健康的男孩目光中流露出的恐惧、无助和绝望，让60年后看到那个瞬间的王选，在乘新干线回家的3个小时的途中不住地流泪……
王选知道，这些还都只是“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那个恶魔一手策划的“要中国快速亡国灭种”的细菌战的冰山一角。她要调查清楚细菌战的冰山有多大。当年殃及中国近20个省的细菌战（新疆、西藏、青海幸免）使数百万中国人受害，战后日本政府一直将真相掖着藏着。对于这种可耻、卑鄙的行径，王选总是如骨鲠在喉。她发誓，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1996年12月，王选与松井英介等日本和平人士在美国的国际会议上报告崇山村的细菌战调查，并发表演讲，她说：“今天我来到这里，是要给世界带来一个信息，这就是，我们是人！我们已经沉默了50多年，但今天我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是人！”
寻找和揭露细菌战真相、讨回中国受害者尊严和人权的号角就这样吹响了。王选提出，诉讼的关键是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搞清到底有多少受害人、受害范围有多大，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利用事实阻止日本某些人篡改历史、掩盖真相、重蹈覆辙。她运用在日本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缜密地调查取证，马不停蹄地走访受害地，寻找受害者，跑遍了大江南北……
随着调查范围的扩大和深入，一幅幅悲惨的细菌战图景出现在王选的眼前：1940年10月，日军在浙江省衢州市用飞机投下感染到鼠疫的跳蚤，从1940年10月到1941年12月，造成至少2000人死亡。衢州的鼠疫向相邻的义乌市区传播，从1941年9月到1942年3月至少有230人死亡，同时在崇山村造成至少196人死亡，在塔下洲至少103人死亡。鼠疫还从义乌市传播到东阳，从1941年10月到1942年4月至少有113人死亡。1940年10月，日军在浙江省宁波市上空用飞机投下感染鼠疫的跳蚤，从1940年11月到12月，这一地区的细菌战受害者至少有109人。1941年11月，日军在湖南省常德市上空用飞机投下感染鼠疫的跳蚤，1941年11月至1945年1月，常德市细菌战死亡人数至少达到7643人。1942年8月，日军将混入霍乱菌的食物放到浙江省江山市的一些地方，引发鼠疫流行。1942年8月，江山城区和农村的蔡家山、七里桥等地至少100人死亡……
1997年，乡亲们见喝了洋墨水的王选办事有条有理、踏踏实实，一致推举她担任“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
王选知道，战前战后，日本曾经销毁了大量战争罪证；她也知道，在战后，美国为了冷战，为了得到日本用人体做实验的技术资料，曾经与日本达成一个交易，因为这个交易，日本发动细菌战的战争责任在战后基本上没被追究，发动细菌战的战争犯罪就被掩盖下来了。这个掩盖持续了半个世纪以上，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特别是中国以外的国家的许多人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她现在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要让人们都知道这个历史事实，从零开始，从A、B、C开始。正是为了这个目的，1997年8月11日，在日本许多坚持正义的团体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王选代表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1999年原告增加到180名）第一次走进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要求日本政府就当年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暴行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
这是一场异常艰难的官司，至今，它已经进行了整整8年，而且肯定还要长时间地进行下去。因为王选所面对的不是一两个对手，而是强大的日本右翼势力和一些麻木的日本民众；她承担的不是一两个人的嘱托，而是那些满身历史伤口的人们对正义公道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勇气、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正义感成就的不只是她个人辛苦而欣慰的人生，而是一段不可篡改的历史和黑白分明的公道人心。
8年里，30多次开庭，犹如30多次战役。从日本到中国，从线索到真相，王选寻找证据，组织诉讼，联合媒体，仿佛有力量在身后驱赶她一样。对于她来说，最揪心最要命的莫过于抢时间了。原告们的年纪拖不起啊，日本法院的一审持续了5年，180个原告中已有1／6 的人去世了。
为了取得第一手证词，王选决定踏破铁鞋，寻访当年在“731”部队服役的日本士兵。可是原“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在战败撤退前规定过一个“三不”：不准说出去；不准担任公职；不准互相联系。由于有这个“三不”，许多老兵不敢出来作证。时间紧迫，王选不得不加快了寻找的脚步，在日本律师的帮助下，事情终于有了突破，一些日本老兵走出心灵的阴影，公开了参加细菌战的事实。
筱冢良雄是这场诉讼中出庭作证的“731”部队老兵之一。他回忆：“我第一次到中国时才16岁。1939年5月12日，作为‘731’部队的少年兵，我来到哈尔滨，但是没人告诉我到底来做什么。不听、不看、不问，就是这支细菌战部队铁的原则。后来，我一直在参与制造一种厉害的细菌。从1942年11月开始，在‘口号栋’的7栋和8栋中使用鼠疫菌进行过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目的是要确认自己制作的细菌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杀伤力，进而培育更毒的细菌——主要是鼠疫菌。用来作为实验材料的，是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构抓来的抗日分子。我们往活人体内注入富含细菌的血清，然后把得病将死的人活活解剖。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解剖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那是一个充满智慧、具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在刷洗他的身体时，我的手脚都在哆嗦。我是闭着眼睛刷完他的脸的。”
听完这段证词，王选悲愤交加：如果这么严重的罪恶都可以一笔轻轻抹掉，这么可耻的罪恶竟不为世人所知，这么凶残的施恶者都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还要公理、良知、法律做什么！还要人类的文明做什么！
一个个铁证被摆到了世界舆论面前。一个个铁证被摆到了法庭面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王选和她的原告团就能胜诉，事情远远比这复杂。2002年8月27日和2005年7月19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和日本东京高级法院曾先后对中国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案作出一审判决和二审终审判决，两次判决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认定了二战中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但驳回了谢罪赔偿的诉讼请求——就是说，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二审“败诉”！
虽然“败诉”了，虽然法律之诉未得圆满结果，然而王选说：我们胜利了！因为，“‘死亡工厂’的盖子已经被掀开。”毕竟，日本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史实不再湮没无闻，真相已大白于天下，至少，东京高级法院对此都不再否定，这与日本政府过去一直拒绝公开资料并且拒不承认细菌战罪行的态度已经截然不同。
这样的胜利，虽然还不足以使我们欣慰，却已是来之不易。这一点，王选心里最清楚。从最初介入日军细菌战调查，到随后长达8年的诉讼征程，她遍尝酸甜苦辣，但还原历史、伸张正义之心却矢志未移，并且感动了无数人。
人们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王选的行动更富有某种神圣的象征意义。她的努力将我们带入了历史，也将历史带到了现实。
日本著名细菌战研究专家近藤昭二先生摄制的反映中国细菌战受难的纪录片——《隐秘在黑暗中的731大屠杀》等电视片，被誉为“日本的良心”。他近日来鲁调查细菌战并在山大举行报告会。他希望济南将侵华日军“1875部队”济南支队用过的实验室能尽量保持原样，尽量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
“济南这座楼房的构造和日本731部队所用的实验室一模一样，就连房间内涂到墙腰的油漆颜色也是一样的。我甚至有种感觉：房间里随时会走出穿着白大褂的日本军医。”3月25日下午，日本著名细菌战研究专家近藤昭二先生在山大举行的报告会上，这样讲述自己在拍摄济南侵华日军细菌实验室遗址时的心情。
这一次，细菌战诉讼团团长王选是作为朋友兼翻译，陪同近藤昭二专门来山东的。“近藤可是第一位来山东调查细菌战的专家学者呀！”据王选介绍，近藤先生既是日本电视界资深记者，也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原告方日籍证人。
不敢正视
张自忠的塑像
“之所以特意来山东，是因为当年日军细菌部队在山东的破坏很大，特别是对‘1875部队’进行研究时，得知济南有一个支队，早就想来回访一下部队的旧址。”近藤先生说。
在山东短短3天的行程，近藤先生安排得相当紧凑。3月24日上午，近藤昭二来到位于济南经六纬九路的山东省物资局院里的一栋日式灰色老楼，这里曾经是日军“1875部队”济南支队进行细菌战实验的地方。
而之前一天，近藤一行还专程去聊城参观了张自忠将军纪念馆。同行的电视台记者透露了一个细节：近藤先生出馆前又特意返了回去，在张将军的塑像前站立良久。记者向他求证，这位日本“同行”很坦白地说：刚进门看到张将军的塑像时，他被吓了一跳，根本不敢正视，感觉从脊梁到脚都是冰凉的，就从塑像旁边绕了过去。但在参观完纪念馆后，近藤先生决定，还是应该好好瞻仰一下这位抗日将军的遗容，于是他又回到了塑像前，认真地把塑像拍了下来。
调查战犯要先
和他们“交朋友”
近藤先生坦言，起初有个朋友给他看细菌战的资料，他并不相信。但作为一个媒体记者，他的“好奇心”促使他开始调查。
近藤发现，要让日本老兵说出过去的事情，是很难的。于是近藤把当年被审战犯的名字和老的电话号码本找出来，把与战犯同名的人的电话记下来，挨个儿给他们打电话，跟他们提及731部队，根据他们的反应判断他们中谁是战犯。这其中，近藤先生“施展”了一些颇为“狡猾”的手段。
“因为日本的老人希望在死前能还清良心债。”于是，近藤先生每找到一个老兵，就千方百计让他说出过去的事情。近藤先生说自己甚至要先从老人的家属做公关或者约老兵一起喝酒，通过这些攻心战，才能把过去的事情“挖”出来，包括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
被誉为
“日本的良心”
“从1972年开始着手搜集日本细菌战的资料，30多年来采访了几百名日军老兵，拍摄过10部细菌战纪录片。”作为一名资深记者，近藤昭二的作品——《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成为全世界了解和研究731部队细菌战犯罪问题的最基本的资料；其摄制的反映中国细菌战受难的纪录片——《隐秘在黑暗中的731大屠杀》等电视片，在日本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被人们誉为“日本的良心”。
在离开济南前，近藤先生说，他很希望“1875部队”济南支队用过的实验室能尽量保持原样，尽量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如果在此建立纪念馆，他也愿意把自己多年来积攒的资料贡献出来，以向人们展示这段历史。
㈦ 当年日本人的细菌战把细菌投在了哪里，又对中国造成了什么影响
1940年7月，日军满洲731部队和“荣”字1644部队派出飞机来到宁波投洒毒菌，共投下回伤寒菌液70公斤，霍乱菌液50千克及答沾染鼠疫菌的跳蚤5千克。
浙江是日军进行细菌战的重点地区，日军731部队持续5个月在浙江地区投下大量带菌毒物，使浙江地区流行鼠疫。
1941年春天，日军满洲731部队又在湖南常德，投下带有鼠疫菌的毒物，使鼠疫在常德地区流行，造成几千人丧生。
另外，在敌后抗曰根据地，日军也积极进行细菌投毒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因日军进行细菌战而得传染病的人数达到1200万之多。
日军细菌战罪行馨竹难书，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㈧ 世上如果有两个王选，就足以让日本沉没
王选家有8位亲人遇难。
代表中国受害者28次走上日本法庭的王选（前排左二）
凭着那份执着和斗志，王选的名字和照片频繁出现在媒体上，她还被CCTV评为2002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败诉之后，王选并未停止索赔的诉讼。就在2005年3月，王选带着原告等10人进入日本内阁总理府，向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和外务大臣町村信孝请愿。出面接待的是内阁的两位官员。
王选在内阁府请愿。
王选当时用日语告诉对方：“我站在你们面前，既不代表中国人，也不代表日本人，我是代表一个人站在你们面前。细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罪恶的一次犯罪，日本政府应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过错，并积极调查事实真相。我和所有的原告将非常乐意全力协助。如果日本政府仍然拒不承认，拒不谢罪，最后的结果将不利于中日友好。再过若干年后，这些细菌战的受害者都将离开人世，人类的历史上将留下一个莫大的遗憾。”
两位官员一开始一再推却，最后在王选的极力要求下只能表示，将在一个星期内将王选请愿的内容向小泉纯一郎汇报。
就这样，这个瘦弱的中国女人渐渐成为很多人心中的“民族英雄”，也让不少外国人对她既敬又畏。
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写过揭露日军细菌战的作品《死亡工厂》，他曾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王选知晓后，回应说：“谢尔顿怎么说，我是不在乎的。可能是他觉得我太‘厉害’了。其实，即使有两个王选，日本也不会沉没。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讨论日本会不会‘沉没’的问题，而是自己要争气，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把国家建设强大。”
2002年3月7日，在曾被日军细菌战夺去1138名同胞的义乌市崇山村“义乌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英烈墙”前，谢尔顿·H·哈里斯（右3）与夫人茜拉·哈里斯（右4）及随行的美国医学专家们正倾听王选介绍60年前众多百姓染疫暴死的惨状。
近些年，除了继续为细菌战赔偿上诉外，王选正在做一件更难的事——修补历史的黑洞。她和她的大学生志愿者团队，深入中国细菌战受害地，查档案，访问幸存者，记录口述。十几年间，她的脚步遍布浙赣的山山水水，收集到900多位细菌战烂脚人的调查、口述、影像。
年岁渐长，身体也不断出现问题，王选却依然是一个斗士。为细菌战受害者们寻找合适的治疗方案，为受害者的治疗筹钱，做细菌战的专题研究，寻找抗日时期阵亡在外地的浙江籍将士，继续起诉日本政府违宪……在她的努力倡导下，两年前开展了细菌战“烂脚病人”救助活动，迄今已救治来自浙江省金华市、丽水市、衢州市各区县共118位老人。
2010年12月27日，衢州，日本友人在王选的陪同下调查细菌战受害幸存者。
当年起诉的180位原告代表，现仅剩约三分之一在世。在王选的心底有一个愿望：希望更多的人关注侵华日军细菌战这段历史，不要做一个无知者；与此同时伸出手拉一把战争遗留“烂脚病”老人，帮助他们治愈裸露至今的战争创伤，在最后的人生岁月中，能有干干净净的腿，能穿上袜子，出门去走亲戚。
为细菌战奋战22载，细菌战的败诉始终是王选心中的痛。就在这次“问吧”活动中，其中有人问道：败诉后还在跟进吗？
王选的回答是：“跟进了。力量有限，我们也在成为历史。”
王选对于细菌战的认知也在不断变化和成长。对于日本人——那些认识到错误并在中国人面前下跪的老兵，王选早已不再仇恨，而是充满悲悯。她希望细菌战能够尽快成为过去，让他们在死亡之前能够卸下包袱安心地死去。
“战争无赢家，所有的人在战争中都不可能得到什么，只有失去。”
㈨ 崇山细菌战死了多少人
细菌战亦称“生物战”。是利用细菌或病毒作武器，以毒害人、畜及农作物，造成人工瘟疫的一种灭绝人性的罪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首先使用了细菌武器。战后的一九二五年六月，在瑞士日内瓦签订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然而，一些国家却一直在研究和使用它。一九三五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曾先后在我国东北、广州及南京等地建立制造细菌武器的专门机构，并于一九四o年至一九四二年在我国浙江、湖南及江西等地撒布过鼠疫和霍乱等病菌，以致造成这些疾病的发生和流行。
一本看似不起眼的日文资料，却被专家们认为是一本揭示日本细菌战的罕见物证。1944年4月，日本战败前夕也是其最疯狂的时期，日本细菌学界的精英们在日本京都开了一个会，展示了大量有关细菌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还被印刷成册。几十年后，这本日本细菌学界的研究成果被一位中国民间收藏家得到。
81页的日本细菌学研究摘要
记者在收藏家吴建勋家中见到了这本印有《第18届日本细菌学会演说及演示摘要》的资料，它和32开书本大小一致，纸张略微泛黄。总共81页的资料收录了与会者的演讲摘要122篇、演示摘要25篇。
根据资料封底内容，参加这次会议的除“满洲第731部队”外，还有60多个分别设在日本、朝鲜、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日本细菌研究机构。
活人解剖和人体实验
那么，这本资料里究竟有些什么呢？吴建勋找人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翻译，整理出部分内容。
“昭和17年(1942年)5月中旬，……发现距牡丹江市西南200公里的海林境内，从事森林砍伐及运输的作业人员中流行伴有剧烈热性麻痹的脑炎……根据昭和18年3月后的作战要求，我们开始着手该疾病的调查研究。5月中旬，从秘密联络的当地工作者那里得知该地又发现2名疑似患者，我们火速赶往现场抓捕带回。深夜，石川医生将两名脑炎患者解剖后获得一种病毒……证明为森林扁虱脑炎。”
“昭和18年夏(1943年)，日本长崎再度暴发小规模流行登革热。我们对患者采血后注入老鼠脑内……从而成功地进行了登革热病毒的繁衍，随后又注入到健康人体内，果然引起了登革热。”
活人解剖、人体实验、病毒实验……书中这样的内容还有不少。
罕见资料将是有利物证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在对资料进行初步研究后说，自己从没见过这样一本较为完整、系统记录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历史资料，这对民间索赔是一个有利物证。(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高统治者下令组建的细菌战秘密部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研究中心。他们利用健康活人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等实验，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
七三一部队1932年在中国哈尔滨设立研究中心。这支部队拥有3000多名细菌专家和研究人员，分工负责实验和生产细菌武器，残忍地对各国抗日志士和中国平民的健康人体用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和毒气进行活人实验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先后有一万多名中、苏、朝、蒙战俘和健康平民惨死在这里。
经研究证实，这个部队当时已具有可将人类毁灭数次的细菌武器生产能力，他们的“研究成果”投放战场，致使20万人死伤。1945年8月，七三一部队为了销毁罪证，在败退时炸毁了这里的主要实验设施。
2000年，有关专家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并公布了731部队用活人作细菌实验的原始文字材料——“特别输送档案”，是该部队败退时来不及销毁而意外留下的，是侵华日军进行人体实验的直接罪证。
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了若干支细菌战部队，共设有63个支队，而七三一部队是他们的研究和指挥中心。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不仅在七三一部队进行，其他各细菌部队包括部分日军陆军医院都干着同样的人体实验的勾当。到1943年末，侵华日军几乎每个师团都配有防疫给水部队，以防疫给水为名进行各种人体实验活动。
此次公布的人体冻伤实验就是由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完成的，该部又称北京1855部队。据这个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翻译官、已去世的韩国人崔享振证实：“这支部队每年至少要用500人进行人体实验。”
另据原广州8604部队队员丸山茂提供，在日军侵占香港期间，大量香港难民涌入广州，广州8604部队利用难民营中缺少食品为由，向难民提供掺入细菌的食品，致使数百人死亡。
中国政府为保护731安达野外实验场遗址而设立的石碑
二战结束前，日军为消灭罪证炸毁了七三一细菌战实验基地的大部分设施，并将实验资料移交美军，后被用于朝鲜和越南战场，对战后西方细菌战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七三一部队的大部分战犯至今未能受到应有的审判。
为永久保存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这个二战中极为特殊的标志性遗址，从2000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有关部门耗资近亿元对七三一部队遗址进行了首次全面清理，发现了300多件人体解剖用具。同时，采取措施对这个遗址进行保护，决定将其建成一座呼唤人类和平的遗址公园，并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曾深受残害的中国众多幸存者以及侵华日军悔罪者提供的大量证据证明，当年侵华日军实施的细菌战罪行累累，不容否认。
中国官方消息29日说，就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犯下的罪行，多年来，中国众多受害幸存者先后提供了大量证据，一批受害者及亲属曾向日本有关法院提出诉讼。
而当年侵华日军有关人员也以多种方式，提供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杀害中国人民的证据。这些当年细菌战的参与者人性复归，有的通过日中友好组织，以各种方式向中国人民谢罪、认罪；有的冲破层层阻力，提供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证据；有的多年隐没，临终前把日军细菌战的证据交与后人，希望有朝一日公布于众；有的垂暮之年，病体缠身，自感当年从事细菌战罪孽深重，以拒药、绝食等方式，表达痛悔之情。
据了解，提供证据的前侵华日军人员有：第731部队少年队队员田村良雄、第731部队工务班土木建筑员兼司机铃木进、第731部队抄写员铃木春房、驻华北（北平）北支甲第1885部队第三课鼠疫、跳蚤生产技术员伊藤影明、驻广州波字第八六四零部队第一课细菌检验员丸山茂、第731部队成员田中信一和前侵华日军航空员松本正等。
据受害人提供的证据证明：1940年10月下旬，日军飞机在浙江宁波地区上空低飞，撒下麦子、面粉、栗子、棉花等物，里面夹有大量跳蚤。几天后，这一地区先后有上百人患鼠疫，除个别人幸免外，其余全部死亡，有多户全家死绝。当时，经有关卫生检疫部门检验证明，日军飞机抛撒物夹有鼠疫菌。
日本“日侵华军细菌实验战调查团”先后四次来华。1991年8月，他们在浙江义乌市江湾乡，会见了当年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幸免于难的五位村民。其中，64岁的王来勇回忆，1942年10月上旬，日军飞机在空中撒下白色烟雾，落在村里不久，老鼠大量死亡，村里许多人发病，口吐白沫或咯血而死，一天最多死亡20多人。这个市的卫生工作者曾作过调查，侵华日军当年在义乌市崇山村造成鼠疫流行，死亡者达380人。
前侵华日军驻广州波字第8640部队细菌检验员、班长丸山茂证实，1942年，他所在的日军细菌战部队曾向广州南石头粤港难民收容所秘密使用细菌战剂，杀害中国人上千名。1995年，丸山茂来中国，按日本人谢罪方式，剃成光头，泪流满面地跪在“粤港难民之墓”前认罪谢罪。事后，他向有关人员一一指证当年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遗址。
㈩ 求助!谁有关于侵华日军毒气、细菌战方面的资料.
一本看似不起眼的日文资料，却被专家们认为是一本揭示日本细菌战的罕见物证。1944年4月，日本战败前夕也是其最疯狂的时期，日本细菌学界的精英们在日本京都开了一个会，展示了大量有关细菌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还被印刷成册。几十年后，这本日本细菌学界的研究成果被一位中国民间收藏家得到。
81页的日本细菌学研究摘要
记者在收藏家吴建勋家中见到了这本印有《第18届日本细菌学会演说及演示摘要》的资料，它和32开书本大小一致，纸张略微泛黄。总共81页的资料收录了与会者的演讲摘要122篇、演示摘要25篇。
根据资料封底内容，参加这次会议的除“满洲第731部队”外，还有60多个分别设在日本、朝鲜、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日本细菌研究机构。
活人解剖和人体实验
那么，这本资料里究竟有些什么呢？吴建勋找人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翻译，整理出部分内容。
“昭和17年(1942年)5月中旬，……发现距牡丹江市西南200公里的海林境内，从事森林砍伐及运输的作业人员中流行伴有剧烈热性麻痹的脑炎……根据昭和18年3月后的作战要求，我们开始着手该疾病的调查研究。5月中旬，从秘密联络的当地工作者那里得知该地又发现2名疑似患者，我们火速赶往现场抓捕带回。深夜，石川医生将两名脑炎患者解剖后获得一种病毒……证明为森林扁虱脑炎。”
“昭和18年夏(1943年)，日本长崎再度暴发小规模流行登革热。我们对患者采血后注入老鼠脑内……从而成功地进行了登革热病毒的繁衍，随后又注入到健康人体内，果然引起了登革热。”
活人解剖、人体实验、病毒实验……书中这样的内容还有不少。
罕见资料将是有利物证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在对资料进行初步研究后说，自己从没见过这样一本较为完整、系统记录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历史资料，这对民间索赔是一个有利物证。(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高统治者下令组建的细菌战秘密部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研究中心。他们利用健康活人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等实验，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
七三一部队1932年在中国哈尔滨设立研究中心。这支部队拥有3000多名细菌专家和研究人员，分工负责实验和生产细菌武器，残忍地对各国抗日志士和中国平民的健康人体用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和毒气进行活人实验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先后有一万多名中、苏、朝、蒙战俘和健康平民惨死在这里。
经研究证实，这个部队当时已具有可将人类毁灭数次的细菌武器生产能力，他们的“研究成果”投放战场，致使20万人死伤。1945年8月，七三一部队为了销毁罪证，在败退时炸毁了这里的主要实验设施。
2000年，有关专家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并公布了731部队用活人作细菌实验的原始文字材料——“特别输送档案”，是该部队败退时来不及销毁而意外留下的，是侵华日军进行人体实验的直接罪证。
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了若干支细菌战部队，共设有63个支队，而七三一部队是他们的研究和指挥中心。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不仅在七三一部队进行，其他各细菌部队包括部分日军陆军医院都干着同样的人体实验的勾当。到1943年末，侵华日军几乎每个师团都配有防疫给水部队，以防疫给水为名进行各种人体实验活动。
此次公布的人体冻伤实验就是由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完成的，该部又称北京1855部队。据这个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翻译官、已去世的韩国人崔享振证实：“这支部队每年至少要用500人进行人体实验。”
另据原广州8604部队队员丸山茂提供，在日军侵占香港期间，大量香港难民涌入广州，广州8604部队利用难民营中缺少食品为由，向难民提供掺入细菌的食品，致使数百人死亡。
中国政府为保护731安达野外实验场遗址而设立的石碑
二战结束前，日军为消灭罪证炸毁了七三一细菌战实验基地的大部分设施，并将实验资料移交美军，后被用于朝鲜和越南战场，对战后西方细菌战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七三一部队的大部分战犯至今未能受到应有的审判。
为永久保存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这个二战中极为特殊的标志性遗址，从2000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有关部门耗资近亿元对七三一部队遗址进行了首次全面清理，发现了300多件人体解剖用具。同时，采取措施对这个遗址进行保护，决定将其建成一座呼唤人类和平的遗址公园，并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曾深受残害的中国众多幸存者以及侵华日军悔罪者提供的大量证据证明，当年侵华日军实施的细菌战罪行累累，不容否认。
中国官方消息29日说，就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犯下的罪行，多年来，中国众多受害幸存者先后提供了大量证据，一批受害者及亲属曾向日本有关法院提出诉讼。
而当年侵华日军有关人员也以多种方式，提供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杀害中国人民的证据。这些当年细菌战的参与者人性复归，有的通过日中友好组织，以各种方式向中国人民谢罪、认罪；有的冲破层层阻力，提供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证据；有的多年隐没，临终前把日军细菌战的证据交与后人，希望有朝一日公布于众；有的垂暮之年，病体缠身，自感当年从事细菌战罪孽深重，以拒药、绝食等方式，表达痛悔之情。
据了解，提供证据的前侵华日军人员有：第731部队少年队队员田村良雄、第731部队工务班土木建筑员兼司机铃木进、第731部队抄写员铃木春房、驻华北（北平）北支甲第1885部队第三课鼠疫、跳蚤生产技术员伊藤影明、驻广州波字第八六四零部队第一课细菌检验员丸山茂、第731部队成员田中信一和前侵华日军航空员松本正等。
据受害人提供的证据证明：1940年10月下旬，日军飞机在浙江宁波地区上空低飞，撒下麦子、面粉、栗子、棉花等物，里面夹有大量跳蚤。几天后，这一地区先后有上百人患鼠疫，除个别人幸免外，其余全部死亡，有多户全家死绝。当时，经有关卫生检疫部门检验证明，日军飞机抛撒物夹有鼠疫菌。
日本“日侵华军细菌实验战调查团”先后四次来华。1991年8月，他们在浙江义乌市江湾乡，会见了当年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幸免于难的五位村民。其中，64岁的王来勇回忆，1942年10月上旬，日军飞机在空中撒下白色烟雾，落在村里不久，老鼠大量死亡，村里许多人发病，口吐白沫或咯血而死，一天最多死亡20多人。这个市的卫生工作者曾作过调查，侵华日军当年在义乌市崇山村造成鼠疫流行，死亡者达380人。
前侵华日军驻广州波字第8640部队细菌检验员、班长丸山茂证实，1942年，他所在的日军细菌战部队曾向广州南石头粤港难民收容所秘密使用细菌战剂，杀害中国人上千名。1995年，丸山茂来中国，按日本人谢罪方式，剃成光头，泪流满面地跪在“粤港难民之墓”前认罪谢罪。事后，他向有关人员一一指证当年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