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埠遗址

❶ 马家浜文化的简介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浙江省嘉兴市马家浜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达浙江的钱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始于公元前5000年，到前4000年左右发展为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及其后续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确立，表明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源远流长、自成系统，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马家浜文化，居民主要从事稻作农业，多处遗址中出土了稻谷、米粒和稻草实物，经鉴定，已普遍种植籼、粳两种稻。农用工具有穿孔斧、骨耜、木铲、陶杵等。还饲养狗、猪、水牛等家畜。渔猎经济也占重要地位，常发现骨镞、石镞、骨鱼镖、陶网坠等渔猎工具，以及陆生、水生动物的遗骸。在吴县草鞋山出土了葛麻纤维织造的纬线起花罗纹编织物，远比普通平纹麻布进步。发现多处房屋残迹。当时已有榫卯结构的木柱，在木柱间编扎芦苇后涂泥为墙；用芦苇、竹席和草束铺盖屋顶；居住面经过夯实，内拌有砂石和螺壳；有的房屋室外还挖有排水沟。多红色陶器，腰檐陶釜和长方形横条陶烧火架 (或称 炉箅)是该文化独特的炊具。死者埋入公共墓地，各墓随葬品不甚丰富也不很悬殊。在常州圩墩和吴县草鞋山发现用陶器覆盖人头骨或把人头骨置于陶器中的特殊葬俗 ；还发现几座死者年龄相近的同性合葬墓，属母系氏族社会的葬俗。马家浜文化的后继者是崧泽文化。
1、更早发现和面积更大的——邱城遗址
1957年发掘的浙江湖州市邱城遗址，邱城的东、南和西南部，有新石器时代遗址，故称邱城遗址，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分上、中、下3个文化层。
下层，距今约6000多年。此层为较大的建筑遗迹。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以背面弧突的锛和斜背舌表刃的穿孔斧最具特征。还有较多的镞凿、碓、针等骨质工具。生活器皿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器形有腰沿釜、釜形鼎、喇叭形圈足豆和腹部有一对牛鼻式器耳的陶罐等，还有牛、鹿、猪、鱼类等动物遗骸。
中层，距今约5000多年，属松泽文化。石器以扁平穿孔万斧和长条形石镑为主。生活器皿多为黑陶，包括鼎、豆、（上禾下皿）、罐、杯、解、筒形器等，形状规整，有些施有圆形和三角形的镂孔图案。
上层，即城墙部分，1957年发现夯土中伴有印纹陶、原始青瓷、红陶、黑陶和石器、铜镞、玉王夫、玉璜等，最晚的是印纹陶和原始陶。邱城山东南文化堆积的上层，出土有夹砂绳纹陶鼎、三角形斜把石破土器、弧背有段石锛等遗物。
2、稍晚后发现，面积仅一半的嘉兴马家浜遗址
1959年初春，嘉兴南湖乡天带桥马家浜地方在沤肥挖坑中发现大量兽骨和古代遗物。1959年3月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省博物馆、杭州大学历史系、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等6个单位组成考古队进行了发掘。
，发现有与邱城下层同类的遗物并有房基、墓葬等遗迹。马家浜遗址位于嘉兴西南7．5公里，面积约1万5千平方米，发掘区在遗址的中部，共布探方5个，计213平方米。表土层下文化层分上下两层；上层以灰黑色黏土为主，并有红烧土层和淤泥层，厚达12—80厘米，包含物有兽骨、石锛、礰石、骨镞和各种质地的陶片，还有建筑遗迹；下层为含有大量腐烂的兽骨碎片的黑色黏土，厚达15—75厘米，包含的兽骨比上一层更多，还有骨管、骨锥、骨针、骨镞以及石斧、礰石和陶片等。在上下层交接处的淤泥中发现了墓葬，出土30具人骨架，其中6具身旁有随葬品，生产工具置于腰部，装饰品置于头部，陶器位置不一。出土的器物有穿孔石斧1件、陶豆2件、罐4件、盆1件、纺轮1件、玉珠2件。还发现长方形房屋遗迹，南北7米，东西3米，门朝东，周边一圈柱洞，尚有残存的木柱，有的木柱洞底垫放木板。室内是经过加工的黄绿色土面，还有带树枝和芦苇痕迹的红烧土块堆积的墙壁残迹。在下文化层中还发现了碳化圆角菱，与南湖菱相仿。
从出土的器物和遗迹看，生产工具中磨制石器有孔石斧、弧背石锛；生活用具中的夹砂红陶素面腰沿釜、牛鼻式双耳罐、带嘴平底盉，以及地面木构建筑住房、公共墓地和俯身直肢葬式等等，都是马家浜文化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一种与黄河流域原始文化不同的文化形态。
马家浜遗址的发掘，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重视。1959年5月，新华社发了消息，并记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要闻录》。
最终命名过程
在马家浜文化正式命名的1977年之前，由于马家浜文化的遗址发现并不多，资料相对较少，其中以首个发掘的邱城下层和草鞋山第八至第十层的资料比较丰富，所以考古界曾有“按照当时确定考古学文化的标准及其命名习惯，应该将这类遗存命名为‘邱城文化’”的说法，也有人提议命名为“草鞋山文化”，甚至有人将之归入“江南青莲岗文化”。这样的争论整整持续了16年。
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吴汝祚（浙江省嘉兴市人） ，在1975年第5期的《考古》上发文，率先提出了“马家浜文化”的命名。在1977年11月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学术讨论会上，由于夏鼐（吴汝祚的浙江大学导师） 等考古学家的坚持，并确认嘉兴马家浜遗址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中下游、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至此，马家浜文化才得以正式定名。
1981年12月在杭州召开的全国第三届考古学会年会上，到会专家学者听取了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后，加深了对马家浜文化的认识。1984年11月在嘉兴召开的太湖流域古文化讨论会上，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对马家浜文化的发生和发展，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家浜文化已载入《大不列颠网络全书》和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网络全书?考古卷》，确定了它在史前文化考古中的地位。
随后进行的桐乡罗家角遗址、余杭吴家埠遗址、常州圩墩遗址等地的考古发掘成果，有力地证实了马家浜文化作为长江中下游、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代表的观点。尤其是罗家角遗址第四层的碳－14测定距今7100余年，在稻谷栽种、纺织、制陶、制造手工艺品等方面的领先创造，对于当时流行的马家浜文化是从河姆渡文化发展而来的观点，无疑是一个有力的纠正。
3、同期发现的吴江梅堰遗址
同年，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发掘的吴江梅堰遗址中，也含有这一类遗存。60年代，有人把它归属青莲岗文化。后来，有人进一步定为青莲岗文化江南类型的马家浜期。70年代起，有人把它与青莲岗文化相区分，提出了马家浜文化的命名，现已普遍得到承认。
4、 罗家角遗址
位于浙江桐乡县石门镇东北2公里处。1956年，当地农民在水田中挖出大批兽骨、陶片和镌刻精美的猪獠牙饰品。省文物部门派员调查，发现这是浙江迄今最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总面积12万平方米。1963年3月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9年11月至1980年1月，由省文物考古所与嘉兴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考古队，配合农田基本建设对罗家角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总面积为1338平方米，清理灰坑 53个。发现4个文化层，各文化层的包含物十分丰富，获得小件编号器物794件，有陶片5万多斤，兽骨2千多斤，还发现了带榫卯的建筑木构件和稻谷等植物遗存。出土稻谷156粒，其中粳谷55粒，籼谷101粒。罗家角遗址的4个文化层都属马家浜文化，代表了马家浜文化的若干个不同发展阶段，丰富了马家浜文化的内涵，找到了马家浜文化的早期类型，是我国考古工作又一重大成绩。罗家角第4文化层出土的芦苇经碳14 测定，为距今7040±150年，第4文化层出土的陶片热释光测定为7170±l0%年，两种测定结果基本一致。马家浜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4000——5000年。
罗家角遗址的发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1987年日本农耕史代表团专程到罗家角遗址考察马家浜文化，1989年日本东亚稻作文化起源考古代表团到罗家角遗址考察时说：“罗家角遗址发掘出土稻谷，证明这里是日本栽培水稻的发源地之一。”代表团成员日本广播大学教授、农学家渡部忠世说：“日本出版的有关马家浜文化的书刊都把罗家角写成罗家谷，这是因为它是水稻的发源地的缘故。”
5、嘉兴市的分布处
马家浜文化类型在嘉兴市境内的重要遗址有嘉兴的马家浜、吴家浜、干家埭、钟家港；桐乡的罗家角、谭家湾、张家埭、新桥、吴家墙门；海宁的郭家石桥、坟桥港； 海盐的彭城，平湖的大坟塘，嘉善的小横港、大往遗址等。
6、 太湖流域的苏、锡、常、沪、杭、湖地区分布处
有湖州邱城、杭州吴家埠、苏州越城、吴县草鞋山、吴江梅埝、袁家埭、上海青浦崧泽下层和常州圩墩、武进潘家塘的下层。

❷ 结合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试述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

这个一般人回答不上来

❸ 有哪些遗址证实了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代表

马家浜文化遗址除了马家浜之外，还有余杭吴家埠遗址、常州圩墩遗址等地，这些文化遗址有力地证实了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中下游、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代表。

❹ 良渚文化的特征有哪些

文化特征

生活用器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
良渚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良渚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相当精美。

社会进程
良渚文化所处的太湖地区是我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众多的良渚文化遗址中
良渚 黑陶瓶
，普遍发现较多的石制农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由此带动了当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致的治玉工艺，表现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其他诸如漆器、丝麻织品、象牙器等，均表现出当时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内涵！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这在墓葬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千金角、平邱墩、吴家埠、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可见，良渚社会已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现出等级差别。而这种差别中蕴含的财富聚敛，则是通过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权力来达到。大型墓台的营建工程量巨大，特别是象莫角山这样的非当时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们不得不十分钦佩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营建能力。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保证，否则是难以想象的。而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又是与当时社会等级差别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良渚文化时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经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
这种社会权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现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数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纹饰，表示着每件玉器上凝聚着多量的劳动成果，制作者必须从日常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那种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而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
良渚建筑复原
为其提供。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埋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而在那些散落于居址周围的所谓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这些小件玉器仅为管、珠及单件锥形器，而无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墓葬可视为平民墓。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一些制作精致的刻有繁缛的蟠螭纹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制双鼻壶、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贵族墓，它们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社会经济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一带继崧泽文化之后兴起的是良渚文化。这种古老的文化是 1936 年发掘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命名的，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江苏常州一带，其影响曾达长江北岸的南通地区。据碳14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3300 年—前 2200 年，末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的开始阶段，并与夏代统治集团有密切的联系。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无锡先蠡墩，张家港市徐家湾；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余杭反山、瑶山、汇观山和莫角山，宁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县马桥，青埔福泉山等。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稻谷、玉器、刻纹黑陶、竹编器物、丝麻织品等，显示了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主要体现在农业和手工业两个方面。水稻栽培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在仙蠡墩、徐家湾、钱山漾、水田畈和吴县澄湖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堆积中，都发现了稻谷和稻米的遗迹。经鉴定，这些稻谷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
除了水稻外，各个氏族部落还从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种植。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葫芦、花生、芝麻、蚕豆、甜瓜子、两角菱、毛桃核、酸枣核等遗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实，有些可能是人工种植的，这时的农作物品种显然比马家浜、崧泽文化增多了，农业生产的范围也扩大了。
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标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发明与推广。犁耕是良渚文化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犁，仅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余件。石犁有两种形制，一种平面呈三角形，刃在两腰，中间穿一孔或数孔，往往呈竖直排列，可以安装在木制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种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后端有一斜把，可能是开沟挖渠的先进工具，故又称“开沟犁”。这两种石犁都是良渚人发明的新农具，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❺ 什么是"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 因 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于余杭市良渚镇而命名。 距今约5300－4000年。
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以大量殉葬精美玉礼器为特征的显贵者专用墓地的发现，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显示出良渚遗址 已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并将成为东方文明圣地。
良渚文化所处的太湖地区是我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众多的良渚文化 遗址中，普遍发现较多的石制农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由此带动了当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致的治玉工艺，表现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其他诸如漆器、丝麻织品、象牙器等，均表现出当时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内涵。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这在墓葬 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 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千金角、平邱墩、吴家埠、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可见，良渚社会已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现出等级差别。
而这种差别中蕴含的财富聚敛，则是通过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权力来达到。大型墓台的营建工程量巨大， 特别是象莫角山这样的非当时人们 物质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们不得不十分钦佩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营建能力。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保证，否则是难以想象的。而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又是与当时社会等级差别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良渚文化时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经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
这种社会权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现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 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数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纹饰，表示着每件玉器上凝聚着多量的劳动成果，制作者必须从日常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那种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而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
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埋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 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而在那些散落于居址周围的所谓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这些小件玉器仅为管、珠及单件锥形器，而无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墓葬可视为平民墓。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一些制作精致的刻有繁缛的蟠螭纹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制双鼻壶、鼎、豆等器形，均 出自贵族墓，它们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❻ 从马家浜文化遗址中可以发现哪些信息

马家浜文化遗址除了马家浜之外，还有余杭吴家埠遗址、常州圩墩遗址等地，这些文化遗址有力地证实了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中下游、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代表。由此，将马家浜文化扩展至太湖地区，南达浙江的钱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的广大地区。马家浜文化居民主要从事稻作农业，多处遗址中出土稻谷、米粒和稻草实物，经鉴定，已普遍种植籼、粳两种稻。罗家角第三、四层出土的粳稻，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粳稻遗存。马家浜文化的居民还饲养猪、狗、水牛等家畜。草鞋山遗址中发现的狗的头骨，介于狼和现代狗之间，说明狗是从狼驯化而来，在这时已经成为家畜。渔猎经济也在马家浜时期占重要地位，遗址中常发现骨镞、石镞、骨鱼镖、陶网坠等渔猎工具，以及陆生、水生动物的遗骸。骨镞以柳叶形的居多，十分尖锐锋利。在一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野生的桃、杏梅的果核和菱角等，这些是人们从事采集活动的例证。草鞋山遗址发现了公元前4000多年的5块残布片，经鉴定，原料可能是野生葛。花纹有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组织结构属绞纱罗纹，嵌入绕环斜纹，远比普通平纹麻布进步。这是我国最早的纺织品实物。遗址多处房屋残迹已有榫卯结构的木柱，在木柱间编扎芦苇后涂上泥，就成了墙；用芦苇、竹席和草束来铺盖屋顶；居住面经过夯实，内拌有砂石和螺壳；有的房屋室外还挖有排水沟。马家浜文化多红色陶器，腰檐陶釜和长方形横条陶烧火架炉箅是马家浜文化独特的炊具。但是马家浜文化制陶业的发展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马家浜文化在手工业生产中，玉石器制造技术发展较快，许多遗址都发现了制作精美的玉器，这一时期的玉器工业发展，为其后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例如马家浜遗址的玉玦呈淡褐色，圆管形，顶部有缺口，可夹于耳垂作装饰之物。另外还有青灰色的，也是圆管形，顶部也有缺口。同时，在马家浜还发现了几件残缺的玉璜，也都表现出古朴而精美的特质。

❼ 太湖流域源头的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内容有哪些

马家浜文化是发现于浙江省嘉兴市马家浜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达浙江的钱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始于公元前5000年，距今7000余年的历史，到前4000年左右发展为崧泽文化。

马家浜文化及其后续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确立，表明我国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源远流长、自成系统，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摇篮。

马家浜遗址位于嘉兴县西南，表土层下文化层分上下两层：

上层以灰黑色黏土为主，并有红烧土层和淤泥层，包含物有兽骨、石锛、砺石、骨镞和各种质地的陶片，还有建筑遗迹，建筑夯土中伴有印纹陶、原始青瓷、红陶、黑陶和石器、铜镞、玉璜等，最晚的是印纹陶和原始陶。

下层为含有大量腐烂的兽骨碎片的黑色黏土，包含的兽骨比上一层更多，还有骨管、骨锥、骨针、骨镞以及石斧、砺石和陶片等。

在马家浜遗址上下层交接处的淤泥中发现了墓葬，墓葬中有30具人骨架，其中6具身旁有随葬品，生产工具置于腰部，装饰品置于头部，陶器位置不一。

从墓葬中的器物和各种遗迹来看，马家浜文化确实是一种与黄河流域原始文化不同的文化形态。

马家浜文化遗址除了马家浜之外，还有余杭吴家埠遗址、常州圩墩遗址等地，这些文化遗址有力地证实了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中下游、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代表。由此，将马家浜文化扩展至太湖地区，南达浙江的钱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的广大地区。

马家浜文化居民主要从事稻作农业，多处遗址中出土了稻谷、米粒和稻草实物，经鉴定，已普遍种植籼、粳两种稻。罗家角第三、四层出土的粳稻，年代在前5000年左右，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粳稻遗存。

马家浜文化的居民还饲养猪、狗、水牛等家畜。草鞋山遗址中发现的狗的头骨，介于狼和现代狗之间，说明狗是从狼驯化而来，在这时已经成为家畜。

渔猎经济也在马家浜时期占重要地位，遗址中常发现骨镞、石镞、骨鱼镖、陶网坠等渔猎工具，以及陆生、水生动物的遗骸。骨镞以柳叶形的居多，十分尖锐锋利。

在一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野生的桃、杏梅的果核和菱角等，这些是人们从事采集活动的例证。

在草鞋山遗址发现了公元前4000多年的5块残布片，经鉴定，原料可能是野生葛。花纹有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组织结构属绞纱罗纹，嵌入绕环斜纹，远比普通平纹麻布进步。这是我国最早的纺织品实物。

遗址多处房屋残迹已有榫卯结构的木柱，在木柱间编扎芦苇后涂上泥，就成了墙；用芦苇、竹席和草束来铺盖屋顶；居住面经过夯实，内拌有砂石和螺壳；有的房屋室外还挖有排水沟。

马家浜文化多红色陶器，腰檐陶釜和长方形横条陶烧火架炉箅是马家浜文化独特的炊具。但是马家浜文化制陶业的发展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

马家浜文化在手工业生产中，玉石器制造技术发展较快，许多遗址都发现了制作精美的玉器，这一时期的玉器工业发展，为其后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

例如马家浜遗址的玉玦呈淡褐色，圆管形，顶部有缺口，可夹于耳垂作装饰之物。另外还有青灰色的，也是圆管形，顶部也有缺口。

同时，在马家浜还发现了几件残缺的玉璜，也都表现出古朴而精美的特质。

1959年初春，嘉兴南湖乡天带桥马家浜地方在沤肥挖坑中发现大量兽骨和古代遗物。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考古队进行了发掘。发现有与邱城下层同类的遗物并有房基、墓葬等遗迹。

马家浜遗址的发掘，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重视。1959年，新华社发了消息，并记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要闻录》。

1977年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学术讨论会上，夏鼐等考古学家认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摇篮，并确认嘉兴马家浜遗址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从此，马家浜文化正式定名。

马家浜文化已载入《大不列颠网络全书》、《中国大网络全书》，确定了它在史前文化考古中的地位。

❽ 良渚文化的文化特征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
良渚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良渚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相当精美。 良渚文化所处的太湖地区是我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众多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较多的石制农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由此带动了当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致的治玉工艺，表现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其他诸如漆器、丝麻织品、象牙器等，均表现出当时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内涵！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这在墓葬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千金角、平邱墩、吴家埠、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可见，良渚社会已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现出等级差别。而这种差别中蕴含的财富聚敛，则是通过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权力来达到。大型墓台的营建工程量巨大，特别是象莫角山这样的非当时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们不得不十分钦佩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营建能力。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保证，否则是难以想象的。而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又是与当时社会等级差别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良渚文化时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经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
这种社会权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现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数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纹饰，表示着每件玉器上凝聚着多量的劳动成果，制作者必须从日常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那种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而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埋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而在那些散落于居址周围的所谓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这些小件玉器仅为管、珠及单件锥形器，而无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墓葬可视为平民墓。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一些制作精致的刻有繁缛的蟠螭纹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制双鼻壶、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贵族墓，它们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一带继崧泽文化之后兴起的是良渚文化。这种古老的文化是 1936 年发掘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命名的，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江苏常州一带，其影响曾达长江北岸的南通地区。据碳14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3300 年—前 2200 年，末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的开始阶段，并与夏代统治集团有密切的联系。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无锡先蠡墩，张家港市徐家湾；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余杭反山、瑶山、汇观山和莫角山，宁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县马桥，青埔福泉山等。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稻谷、玉器、刻纹黑陶、竹编器物、丝麻织品等，显示了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主要体现在农业和手工业两个方面。水稻栽培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在仙蠡墩、徐家湾、钱山漾、水田畈和吴县澄湖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堆积中，都发现了稻谷和稻米的遗迹。经鉴定，这些稻谷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
除了水稻外，各个氏族部落还从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种植。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葫芦、花生、芝麻、蚕豆、甜瓜子、两角菱、毛桃核、酸枣核等遗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实，有些可能是人工种植的，这时的农作物品种显然比马家浜、崧泽文化增多了，农业生产的范围也扩大了。
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标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发明与推广。犁耕是良渚文化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犁，仅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余件。石犁有两种形制，一种平面呈三角形，刃在两腰，中间穿一孔或数孔，往往呈竖直排列，可以安装在木制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种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后端有一斜把，可能是开沟挖渠的先进工具，故又称“开沟犁”。这两种石犁都是良渚人发明的新农具，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同以前的耜耕生产相比，犁耕不仅可以节省劳力，提高工效，更好地改变土壤结构，充分利用地力，而且也为条播和中耕除草技术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使荒地得到更大面积的开发变成耕地，农业生产水平因此能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是中国古代农业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为夏代以后的农业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在良渚文化的大批石器中，还有一种形制特殊的器物，它两翼后掠、弧刃，背部中央突出一个榫头，其上常穿一圆孔，形制同后来这一地区使用的铁制耘田器十分相似，被认为是古代最早出现的稻田中耕除草的农具。中耕除草技术的出现，同犁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犁耕操作成直线进行，播种也随之成直线挖土下播，于是为先进的条播技术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就为中耕除草提供了方便。另外，在钱山漾遗址还发现一种形似畚箕的带柄木器，形制亦同该地区农民现代使用的木千篰一样，是一种取河泥施肥的工具。中耕除草同施肥结合起来，无疑会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水稻种植要引水灌田。打井修渠，灌溉农田，是良渚文化诸氏族部落在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之后发展农业的又一重要成就。在吴县澄湖、昆山太史淀、无锡南方泉、江阴夏港、嘉善新港等地，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水井。澄湖发现了 100 多口水井；太史淀的水井还设有木井圈；嘉善新港水井的井壁是用木筑的。这时的水井，修筑井壁的技术显然继承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的特点，并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水井数量急剧增加，其作用不仅是为了日常生活饮用。徐家湾遗址发现了用于引水排水的沟渠遗迹，再联系到许多开沟犁的出土，说明良渚文化可能已经出现了灌溉农业，这一农业生产技术在中国大陆是首创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都处于比较低洼的水网地区，主要农作物是水稻。水稻的生长既怕干旱，又怕水涝，控制适当的水量是保证水稻生长、丰收的基本措施。良渚文化的先民积累了自河姆渡文化以来 3000 年水稻栽培和田间管理的经验，逐渐摸索并发明了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技术，从而大大增强了抗旱与排涝的能力，使稻作农业置于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为南方广大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良渚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已进入夏代统治时期，受到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这时也出现了国家的雏形，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已为其打下了基础。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各地出土的遗物表明，良渚文化已拥有陶器、石器、木器、竹器、丝麻纺织、玉雕以及髹漆等多种手工业，而且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以制陶业和玉器制作更为突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占有重要地位。
良渚文化的陶器已普遍采取快轮成型的方法，各种陶器造型优美，胎质细腻，器壁厚薄均匀，火候较高。当时已极少彩陶，常在器表用镂刻技巧加以装饰。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划出精美的花纹图案，既有形态生动形象的鱼、鸟、花、草等动植物，也有线条纤细、结构巧妙的几何形图案。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鼎，在丁字形足部镂以新月形和圆形的孔，器盖、盖钮及器身则精细雕刻着圆涡纹、蟠螭纹图案。带盖的贯耳壶有的厚度仅 1—2 毫米，上面也分别细刻着繁复的圆涡纹、编织纹、曲折条纹、鸟形纹、蟠螭纹等纹饰。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编织纹饰，竟是用细如丝线的泥条编叠粘贴而成，足见其制作之精良。良渚文化的许多陶器，既是美观、大方、实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很精致巧妙的工艺美术品。
中国远古社会的玉器制造业，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相当发达，各地普遍发现了造型美观、制作精巧的玉器。在中原地区进入夏王朝统治之际，良渚文化的玉器在中国大陆成为首屈一指的工艺品，并成为商周礼器的一个渊源。
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点多，分布面广，尤以杭嘉湖地区最为集中。仅浙江的吴兴、余杭等 8 县市，就有 20 多处遗址发现过玉璧和玉琮。青浦福泉山发掘的 7 座墓，出土随葬品共 677 件，其中玉器就有 500 件以上。余杭县反山氏族墓地是良渚文化中期的遗存，时代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墓葬中各种玉器占全部随葬品总数的 90%以上，11 座墓中计出土 3200 余件，其中有一座墓随葬玉器达 500 多件。
良渚文化的玉器制造业，承袭了马家浜文化的工艺传统，并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东方薛家岗文化各氏族的经验，从而使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环、琮、钺、璜、镯、带钩、柱状器、锥形佩饰、镶插饰件、圆牌形饰件、各种冠饰、杖端饰等，还有由鸟、鱼、龟、蝉和多种瓣状饰件组成的穿缀饰件，由管、珠、坠组成的串挂饰品，以及各类玉珠组成的镶嵌饰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出自同一座墓的玉器，玉质和玉色往往比较一致，尤其成组成套的玉器更为相近。选料有时是用同一块玉料分割加工而成的。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有近百件雕刻着花纹图案，工艺采用阴纹线刻和减地法浅浮雕、半圆雕以至通体透雕等多种技法。图案的刻工非常精细，有的图案在1 毫米宽度的纹道内竟刻有四五根细线，可见当时使用的刻刀相当锋锐，工匠的技术也是相当熟练的。大至璧琮，小至珠粒，均经精雕细琢，打磨抛光，显示出良渚文化先民高度的玉器制造水平。玉器的图案常以卷云纹为地，主要纹饰是神人兽面纹，构图严谨和谐，富有神秘感。
与反山氏族墓地相距 5 公里的瑶山氏族墓地，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这个墓地的玉器与反山所出大多相像，但十几座墓葬中均未出土玉壁，表现了两个相邻氏族在习俗上的区别。瑶山的一座墓中出土了玉匕和玉匙，是良渚文化首次见到的珍贵餐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其数量多、质量高而超越同时期其它地区玉器制造业之上，充分说明玉器制作已经成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手工行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长江下游三角区四、五千年前的物质生产水平是比较发达的，为吴越经济区早期国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根据玉器出土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石器制作技术同样高超。制造石器的工匠们已经完全掌握了选择和切割石料、琢打成坯、钻孔、磨光等一套技术。
与此同时，竹木器制造行业也有了一定发展。许多遗址都发现了木器和竹编器物，钱山漾遗址集中出土了 200 多件竹制品，说明这种手工业也成为一些氏族成员专门从事的生产劳动。良渚镇的庙前遗址，出土了木豆、木盘、木矛和木箭镞等一批罕见的木制品；宁波慈湖遗址也出土了木耜、木桨、木屐，还有用树杈制成的锛柄和镶嵌牙齿钻头的木钻，可见当时的竹木制品多么丰富。手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分工、在良渚文化晚期已经出现。
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使产品的交换发展起来。大量的、集中出现的玉器、石器、陶器、竹木器，在一些遗址或墓葬中显然并非生产者或墓主人本身生活的实际需要，而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许多手工业产品，已经具有商品的属性。反山墓地的大墓中，数量丰富的陶器和玉器，大多数只有通过各种方式的交换才能获得。另外，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和广东石峡等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上海马桥、嘉兴雀幕桥等遗址出土了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鬶，可能都是交换的结果。这一现象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手工业产品的交换活动不仅在氏族和部落集团内部经常地、频繁地进行，而且同生产活动一样，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内容。
良渚文化晚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时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地区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些相对独立的“王国”可能已经存在。1992 年发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建筑遗址，显然与国家的礼制有关。夏禹在会稽召集天下各部族首领聚会，“万国”赴会，是有一定根据的。

❾ 与良渚文明近同时期的文明有哪些

良渚古城是大国之都吗？
——完全基于考古材料的初步还原和科学报道
良渚文化遗址，目前各地共发现135处，中心地带是余杭的瓶窑、安溪、良渚三镇——33.8平方公里范围内，密布50多处遗址。在古城发现后，你会发现，有了这一圈城墙，这些遗址在布局上，有了可徇的规律——王、高级贵族、贵族、平民，是以古城为核心，大致由近而远，按等级有序居住的。
从地理环境上，良渚古城的南北，分别是天目山的余脉大雄山和大遮山，这为古城提供了两道天然的屏障；再往里，城墙北部、西部有东苕溪环绕，南部有东苕溪的支流庙前港(良渚港)所挡。
前面已经讲过，良渚古城拱卫的是整个地区的核心——王或高级贵族的居住区、墓葬区。现在，让我们根据已发现的考古遗址，来还原一下这座“古都”，重点说说城外的布局——从城外四周各个遗址的规模，出土文物的数量、规格、质量可以看出，古良渚人的贫富差距由内往外拉开，大致是——离古城越近，越富有，出土了大量贵族墓葬；离古城越远，越贫穷，有不少平民聚落区遗址被发现。
一抹文明曙光的说法为啥要改了
大家口头常挂这句老话——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这其实是缺乏学术根据的。
国际学术界一般只承认中国文明起源于至多约距今3600年的商代，依据有两个——《史记·殷本纪》的文献记载和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而本世纪初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虽然证明夏王朝的始年约在公元前2070年前后，但争议很大，即便夏代说成立，也仅为距今4100年左右时间。
那还有900年去哪里找呢？目前学术界较集中的观点是——距今5300—4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是中国最早的文明形态之一，被称为“文明曙光”。
“曙光”的意思是“初露”——古城发现前，考古界一直认为，以发达的稻作农业、大量精美的玉器、精制的制陶技术、成句子的陶器符号文字资料，以及由墓葬和大型土建工程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等现象的良渚文化，正站在文明的门槛上。
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没有发现城——如果进入早期文明社会，应该有个初步的国家组织，以区别于以血缘为单位的氏族社会，而城正是重要标志。
现在有了这座城，而且古城内，有宫殿式建筑莫角山、高等级墓地；城外有祭坛、高等级陶器作坊、玉器作坊、码头设施；这些都是有职能分工，有规划的，是区别一个地方是政权还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的重要标志。很难想像，如果没有一个统治集团来统一组织、设计、营建，能做出这样庞大的城建工程。
严文明教授说：“如果有分工、有规划，就表明已进入了文明社会，就是国家。中国古代，小国林立，称为‘天下万国’，古代的国家都有都城。良渚古城的发现，可谓‘画龙点睛’，说明它是一个国家的首都了。标志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富人区
文家山遗址：古城西南，有16座墓葬，其中1号墓随葬品106件、石钺34把。
黄泥口遗址：古城北，出土100多颗玉珠管，另有璧、镯等玉器，及一些生活用的陶器。
汇观山遗址：有一座较完整的祭坛、4座大型墓葬，出土大量琮、璧、钺、三叉形器、冠状器等玉器及一些陶器、石器；尤其是4号墓，棺椁俱备(良渚文化里，有棺椁安葬的往往是贵族，平民一般都是直接埋葬土里)，是目前所见良渚墓葬中墓坑最大的一座。
瑶山遗址：它比较特殊，从位置上讲，它离“富人区”微远了点，但从12座墓葬里清理出的随葬品却很丰富，有700多件玉器，另外还有个内外三重组成、400平方米的祭坛。
平民区
莫角山北部的姚家墩遗址，是个大聚落村，周围有罗村、葛家村、王家庄、金村、上口山等遗址；其中除罗村遗址发现两座规模不算大的祭坛外，其他遗址出土的多为陶器、石器，有些是生产工具，墓葬中随葬品也不多。
但这些聚落村簇拥着的中心——姚家墩遗址却不小，35000平方米，发现了一处铺设考究的沙石地面的建筑基址和一处红烧土地面的房屋基址，有可能是一处中等贵族居住区。
庙前遗址：古城东南，发现两处地窖，里面有木头架子撑住四面泥土，木架之间用榫连接，地窖里发掘出的东西，主要是陶器、木器、石器。还发掘出2处房址，其中一处呈长方形，面阔10米，进深8米；四周有柱坑，从柱坑样子看，立柱有方、圆两种，为防柱子下陷，柱底铺设了垫板；从柱坑布局上，大致推测出屋子的形状：大跨度，有柱子，顶上有重檐，外面还有一圈回廊。
茅庵里遗址：庙前遗址南，这是一处依水而居的村落，发现两排南北向护堤木桩，同时清理出大量水底沉积物：彩陶、石器、兽骨、酸枣核、芦苇、残木等。
吴家埠遗址：古城最西面，相当“清贫”——发掘出20座墓葬，随葬品多为劳动用具，如石斧、锛、凿、镞、耕田器、砺石、纺轮等，生活用具有鼎、豆、壶、罐、盆、钵、杯、簋、瓮、臼、器盖等陶器；有的墓里连一件随葬品都没有。
卞家山遗址(码头)：古城南，从沉积土中发现木质器具和石器、陶器等许多遗存，以及居址、墓地等，是个典型的平民居聚落村。
这里还发现140多个排列有序的木桩，大部分似靠岸边，并发现两把木桨，推测这里可能是良渚晚期的一个码头。
这样的布局就看得很明白了——整座良渚古城是经过精心选址和规划的。

❿ 什么是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所处的太湖地区是我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众多的良渚文化 遗址中，普遍发现较多的石制农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由此带动了当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致的治玉工艺，表现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其他诸如漆器、丝麻织品、象牙器等，均表现出当时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内涵。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这在墓葬 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 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千金角、平邱墩、吴家埠、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可见，良渚社会已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现出等级差别。
而这种差别中蕴含的财富聚敛，则是通过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权力来达到。大型墓台的营建工程量巨大， 特别是象莫角山这样的非当时人们 物质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们不得不十分钦佩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营建能力。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保证，否则是难以想象的。而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又是与当时社会等级差别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良渚文化时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经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
这种社会权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现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 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数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纹饰，表示着每件玉器上凝聚着多量的劳动成果，制作者必须从日常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那种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而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
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埋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 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而在那些散落于居址周围的所谓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这些小件玉器仅为管、珠及单件锥形器，而无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墓葬可视为平民墓。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一些制作精致的刻有繁缛的蟠螭纹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制双鼻壶、鼎、豆等器形，均 出自贵族墓，它们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