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
『壹』 对于人大代表建议重建圆明园一事，国家文物局有何表示
第二，支持北京市加强圆明园文化价值传播，采用数字化等虚拟方式再现圆明园昔日盛景，并结合考古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公众考古活动，宣传、普及圆明园遗址核心价值内涵，正确认识圆明园遗址所反映的近代中国灾难深重的历史事实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充分发挥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化遗产展示窗口作用。
圆明园所具有的爱国主义价值，并不在于其曾经的奢华景观，而是其在挥霍无度的建成之后，却又被野蛮破坏的悲剧结局。保存现有断壁残垣的现状，所能给予的反思价值，可能要远大于再重建一座圆明园。在重建圆明园所反映的偏颇历史观之外，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动辄以大兴土木展现所谓文化意义的思维。
『贰』 圆明园现在的状况
有奖励
圆明园现在的状况
我来答有奖励
叶子随风了
LV.2 2011-11-07聊聊
改革开放前，圆明园的遗址，回部分已被开答垦为农田，古树砍伐殆尽，湖水干涸，房基被挖，民房日渐增多，致使圆明园地形大为改观。
1983年，宋庆龄及社会各界人士发起倡议，建议加强保护、整修，保护为遗址。2000年9月，北京市政府、国家文物局批准通过《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经过20多年的努力，至2004年9月，圆明园整治一期工程胜利竣工，政府累计投资4亿元人民币，搬迁了园内615户居民和13家驻园单位，整治面积达60万平方米。
正在展开的二期整治工程，主要整理圆明园部分山形水系，整治面积将达百万平方米，预计在2006年年底完成。圆明园遗址保护和发展工作将本着：“积极抢救，妥善保护，科学整修，有效利用”方针，保持其遗址特色、古典园林特色和历史文化特色，充分发挥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
中国圆明园学会正加强对圆明园历史、文化、科学、艺术遗产的研究和整理，吸取名园设计手法、建园的丰富经验，总结民族造园学的精华，以保存民族文化遗产，造福子孙后代，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
『叁』 圆明园的位置和构造
1.圆明园又称圆明三园，是清代大型皇家园林，它坐落在北京西北郊，与颐和园毗邻，由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组成，所以也叫圆明三园。此外，还有许多小园，分布在东、西、南三面，众星拱月般环绕周围。
2.占地面积3.5平方千米，建筑面积达20万平方米，一百五十余景，有“万园之园”之称。
3.清帝每到盛夏就来到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
圆明园始建于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最初是康熙帝给皇四子胤禛的赐园。1722年雍正即位以后，拓展原赐园，并在园南增建了正大光明殿和勤政殿以及内阁、六部、军机处诸多值房，欲以夏季在此“避喧听政”。
4.乾隆帝在位期间除对圆明园进行局部增建、改建之外，还在紧东邻新建了长春园，在东南邻并入了万春园。圆明三园的格局基本形成。嘉庆朝，主要对绮春园（万春园）进行修缮和拓建，使之成为主要园居场所之一。道光帝时，国事日衰，财力不足，但宁撤万寿、香山、玉泉“三山”的陈设，罢热河避暑与木兰狩猎，仍不放弃圆明三园的改建和装饰。
5.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抢掠文物，焚烧，同治帝时欲修复，后因财政困难，被迫停止，改建其他建筑。八国联军之后，又遭到匪盗的打击，终变成一片废墟。
6.圆明园在清室150余年的创建和经营下，曾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杰出的营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藏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于世，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被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称誉为“理想与艺术的典范”。
7.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西路28号
中文名称
圆明园
外文名称
Old Summer Palace理位置
北京西北郊区，海淀区
气候类型
温带季风性气候
占地面积
5200余亩，方圆20里
8.选址造园
17世纪中叶，满族夺取中原政权，建立了清朝，由于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前在东北过着渔猎和农耕生活，气候凉爽。入关后，他们对北京干燥炎热的气候不适应，特别是在康熙初年，紫禁城发生过火灾后，为了防火，砌了高高的宫墙。
9. 皇宫里院院相套，再加上溪沟水流过于平缓，几乎成了死水，这使得皇帝们有些厌倦深囿高墙的宫廷生活，于是，从康熙初年，便开始修建园林，这种修建工程延续了二百多年。
10.
圆明园
北京的西郊，有连绵不断的西山秀峰：玉泉山、万寿山、万泉庄、北海等多种地形，自流泉遍地皆是，在低洼处汇成大大小小的湖泊池沼。玉泉山水自西向东顺山势注入昆明湖，成为西郊最大的水面。这里开垦了大片水稻田，形成了自然风景区。早在辽代时，帝王就在这里建造了玉泉山行宫，到了明代，这里的自然景色吸引了更多的游人，于是一些达官贵人就占据田园营建别墅，大片土地被一块块占去。到了万历年间，皇亲武清侯李伟在这里大兴土木，首先建造了规模宏伟，号称“京国第一名园”的清华园（故址在北京大学西墙外）。嗣后米万钟又在清华园东墙外导引湖水，辟治了幽雅秀丽的“勺园”，取“海淀一勺”的意思。空旷郊野，出现了亭台楼榭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成为京郊名噪一时的园林荟集之地。到了清朝，皇帝也同样看中了西郊这块绝好的造园之地。开始大规模地兴建园林。
11.圆明园的位置在挂甲屯的北面，距畅春园约一里多路，即今北京大学的北边，清华大学以西。康熙时的圆明园，里面有前湖、后湖等，其内建有“牡丹台”、“天然图画”等园景。当时圆明园还是一座藩赐园，规模不能超过皇帝的畅春园，所以建景不多，名声也不大。可后来随着主人的登基，清王朝的盛世的到来，在其多年陆续扩建中，终于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宏伟的皇家园林。
12.
圆明园的总设计师名叫雷金玉，他是在修建紫禁城时被康熙看中，但在实际建造中大多还是皇帝的看法，不论是康熙、雍正还是乾隆都亲自指导。并创造了“烫样”的模型方法。而却在咸丰年间被毁了。[8]
『肆』 圆明园该不该重建
第一、现存的圆明园遗址是永远的国耻纪念地，是世
世代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对其修复会使历史文
物的教育价值荡然无存。
第二、圆明园目前的主要价值，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我
国宫廷建筑或皇家园林的辉煌，而是被侵略者焚毁后留下
的耻辱，现在的遗址才具有真正的文物价值。
第三、进行修复是对历史文物的彻底破坏，与现行的
国家文物保护法相背。
第四、修复圆明园无论在建筑质量上还是规模上，都
无法达到原有的水平，至多只可能是增加一处新的人造景
观，而且会变得不伦不类。
另：专家谈之一：
2004年10月28日
圆明园不能再“毁”一次
南方周末 2004-10-28 14:58:01
□杨耕身
今年10月18日是圆明园罹难144周年，来自各界的20多名专家齐聚园内，共商遗址公园建设大计。有专家提出，圆明园有必要复建部分景观，申报世界遗产。据10月19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圆明园管理处负责人介绍，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让专家们对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和建设献计献策。
众多“专家”都众口一辞地倡言“复建”圆明园，而没有一丁点的“杂音”，这使得不论怎么看，这次“研讨会”都堪称是一次组织得力的“复建吹风会”。但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在我国，关于“圆明园该不该重建”的争论已不下十数年，“主修派”与“保留派”之争一直未曾有过决断，因此此次研讨会出现如此统一的“口径”，便着实有些出人意料。也正因此，我在看罢报道之余首先想到的是：叶廷芳、李学勤、邓友梅、梁从诫诸人士如今安在？
之所以想到上述诸人士，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对重修圆明园持反对意见者。不止是他们，还包括更多人士。我们不妨追溯至1999年全国“两会”时，“主修派”与“保留派”的一次交锋。此事可见诸1999年3月31日《中国青年报》之报道。当时针对一份“重现圆明园景观”的提案，包括上述诸人士在内的49位全国政协委员上书提案，表示坚决反对。也就是在此次“交锋”中，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之子、梁启超之孙梁从诫先生坦承：我这已经是好几次反对重修圆明园了！———我奇怪的是：未必到了今天，他们都没话可说了？
当年的那桩“公案”，也使得我们今天能够更容易地找到反对重修圆明园的理由。作为那份提案“牵头人”的叶廷芳先生在当时就指出：第一，现存的圆明园遗址是永远的国耻纪念地，对其修复会使历史文物的教育价值荡然无存。第二，圆明园目前的主要价值，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我国宫廷建筑或皇家园林的辉煌，而是被侵略者焚毁后留下的耻辱。第三，进行修复是对历史文物的彻底破坏，与现行的国家文物保护法相悖。第四，修复圆明园至多只可能是增加一处新的人造景观，而且会变得不伦不类。
历史的天空风来雨过，圆明园也经历了两度劫难。1860年她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作为清朝的皇家园林，其废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清政府放弃管理以后，圆明园成为无主的园林，她又遭受第二次大规模的洗劫。也正因此，梁从诫先生曾经非常激动地喊道：“不能再毁圆明园了！”是的，不能让人为的重修或复建再将圆明园“毁”一次了。
1999年圆明园的重修之争之后，随着2002年10月17日《北京市公园条例》的颁行，我们又一度认为，圆明园不再重建能够从法律中得到确认。因为该条例规定：“对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禁止改变原有风貌和格局。”我注意到，此条例出台后，许多媒体都以“圆明园不重建写入法中”为题做了报道。然而谁曾料到，条例也并没有阻止新一轮的、雄心勃勃的重修计划？
很难说，在此番“研讨会”之后，圆明园的命运将是怎样，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一切并不像这次“研讨会”所制造的众口一词、人心所向的假象那样；也想表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古代建筑遗迹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缺乏一种清醒的认识。当然，我更想表明的另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就是：我深信在我们这个社会，不是所有的专家都会轻易地放弃其思想与良知。
当年的“主修派”提出的是“以企业行为重现圆明园景观”，现在的“主修派”则打出了“申报世界遗产”这样一个令人心动的理由，然而不论怎样，当一切都泥沙俱下，我仍将相信那些最坚硬的品质不会有丝毫改变，一段最疼痛的历史更不会在一个民族的心灵记忆中变得无足轻重。
另：专家谈之二：
圆明园：辉煌是否需要重建？
本刊特约记者 李舫
圆明园是对一段历史最生动、真切的记录和诠释。可以说，任何文字性的记载，任何图片或影像，都不能比圆明园一小块断壁残垣更真实地触及人们的内心。这其中，包含着真实而丰富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废墟的文化就像刚刚愈合的伤口，表面的平静下埋藏着组织的撕裂和剧烈的疼痛，这种疼痛是写在历史上的阴影，它给今天的生活增添了压迫，但同时又给我们带来了心理上回旋的空间：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勇气承受超过其本身的灾难？
2004年是圆明园罹难144周年，10月18日，中国圆明园学会和圆明园管理处召集20余位建筑、历史、考古、园林等各界的专家，纪念圆明园百余年前的创痛及百余年来的沧桑，共商“遗址公园”建设大计。未能赶来的著名古建筑研究和保护专家罗哲文给会议寄来了贺信，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教授王道成在会上作了发言，再一次主张复修圆明园的中国园林部分，北京大学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提出，“圆明园有必要复建部分景观，申报世界遗产。”然而，随后立刻有人对此次会议提出质疑：“这么多专家都众口一词地倡言复建圆明园，不能不让人觉得这是一次组织得力的‘复建吹风会’”。随着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的展开和人们保护文物意识的增强，圆明园复建与否的问题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更多的人也对此抱以关注：圆明园，昔日的辉煌是否需要重建？
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区北部。1709年，康熙将畅春园北一里许地后华家屯的一座园林赐给他的第四个儿子胤，并亲题园额曰：“圆明园”。其意为：“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此后，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清朝五代皇帝的倾心营造，圆明园成为举世闻名的皇家营苑，因其在建筑与园林方面的杰出造诣，被世人誉以“万园之园”、“世界园林的典范”、“东方凡尔赛宫”等。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收藏相当丰富的皇家博物馆。法国作家雨果对圆明园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
然而，历史的天空经历过风风雨雨，圆明园经历了两度劫难。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毁，这场熊熊大火，成了中国人永远的耻辱和伤痛，圆明园昔日的辉煌，随着那场大火化做了永远的灰烬。作为清朝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的废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此前的1873年，为了迎接慈禧四十岁生日，圆明园还曾进行了部分的整修。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圆明园再度遭到破坏。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放弃管理以后，圆明园成为无主的园林，又遭受第二次大规模的洗劫。两度劫难之后，神话般烟雨迷离的美景已不复存在，留给后人的只是一片废墟，这片遗址成为清代统治者腐败无能的历史见证，同时它也像一座警钟，时刻警示着国人不能忘记这一耻辱。
多少年来，埋葬了一代又一代人凭吊和反思的圆明园被负载了更加厚重的期望。1983年，北京市曾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规定，将圆明园遗址建设成“圆明园遗址公园”。然而，如何建设圆明园遗址公园、如何保护和利用好圆明园这片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学者却持有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对圆明园保护和利用应采取积极态度，主张部分复建圆明园景区，与现存的西洋楼遗址形成更鲜明的对比，更有利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另一种观点认为，美是不可重复的，圆明园应该保持废墟，废墟也是一种美，可以让人们永记国耻。力主“重建圆明园昔日辉煌”的“修复派”与力主“让废墟成为民族耻辱历史教科书”的“保留派”聚讼纷纭，各执己见，但其争论却一直未有公断。
“修复派”有两个分支，一是全面修复派，如已去世的建筑学家单士元。他们认为圆明园是我国古代建筑的顶峰和精华所在，应全面恢复，使后人了解我国古代在建筑上的辉煌成就。但目前持部分修复意见的人较多，是主修派的主流，如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罗哲文等人，他们认为全面修复工程太大，耗费过重，没有必要，只要修复一些重要景点就行，比如曾经是政治中心的“九州清晏”等。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比教育，在对比中再现被侵略者破坏的惨状。同时也提供参观，使游人重睹圆明园昔日之芳华。
“保留派”则认为，圆明园作为一个见证过历史的园林，其实是有两个历史身份的，一个是园林史上登峰造极的“万园之园”，一个是民族史上的屈辱象征。站在圆明园的断壁残垣前，我们都会感到矗立在心头的国耻，同时，我们又会想象那万园之园的盛景。正是圆明园的这两个身份，正是我们心头的这两个情结，让我们对于圆明园该以哪种面貌示人有了不同的选择，而这每一种选择，决定的又不仅仅是圆明园的面貌，它还决定了我们每个人对待历史的态度。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叶廷芳是重修圆明园的著名反对者之一。他认为，世界上有许多以废墟如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的罗德岛上的太阳神巨像、古希腊雅典卫城中的帕台农神庙等，它们虽是废墟，但却最客观真实地把历史镌刻在地上，这也是一种美。对废墟进行维修是必要的，但如果在废墟上搞“假古董”，破坏了废墟本身的美，是摧残的行为。而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陈志华教授认为，即使重修圆明园，但建筑材料、工艺、风格都无法真正回到过去，就不会再是那座清代名园，如此修复没有多少意义。陈教授提出，在保留遗址的前提下，把圆明园建成公共绿地，同时，保留大水法等遗址，让人们在休闲中受到教育。
1999年的一次交锋是两派辩论的一个高峰。“两会”期间，针对一份“重现圆明园景观”的提案，在北京市政协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北京市政协委员陈立群提交一份提案，建议“以股份制方式重建管理圆明园”，即“建立以国家、企业、投资人参股的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以企业行为完成从策划、宣传、启动、集资、管理的全过程”，然后，“承包给愿意并有能力重建部分圆明园景观的企业，由专家组监督实施过程，社会监督管理行为”。包括叶廷芳、李学勤、邓友梅、梁从诫等人在内的49位全国政协委员上书提案，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呼吁：“不能再以‘修复’的名义毁掉圆明园了！”
2002年，《北京市公园条例》正式颁布。该《条例》规定：“对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禁止改变原有风貌和格局。”此《条例》出台后，争论暂时平息，许多媒体以“圆明园不重建写入法中”为题做了报道，此事告一段落。前不久的会议无疑在圆明园尚未平静的湖面上击起一片波澜，此次由专家论证的“重修计划”将给圆明园带来怎样的命运？记者就此分别采访了罗哲文、叶廷芳和王道成。
保留派：难忘的精神
创痛与难圆的重修梦
记者：叶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初，您就坚决反对圆明园复修，当时您认为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历史遗址，是以废墟的苍凉美而闻名于世的，如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的罗德岛上的太阳神巨像、古希腊雅典卫城中的帕台农神庙等，它们虽是废墟，但却最客观真实地镌刻了历史。
叶廷芳：是的，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北京的圆明园废墟和南京的万人坑遗址是西方列强与东洋鬼子留在中华民族脊背上最创痛的伤疤。它们不仅是中国人不可忘却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永远铭记的耻辱。当年雨果对他肇事祖国的强烈谴责，不就是人类良知发出的声音吗？
因此我认为应当像保护犯罪嫌疑人“作案现场”那样保护圆明园的废墟状貌。这种废墟的悲凉的沧桑感本身就是对那种以强凌弱的侵略行径的无声控诉，它可以唤起国人对那段祖国贫弱历史的痛苦记忆，激发国人奋发图强的意志和决心。因此，保护侵略者的这块“作案现场”固然已不具有法律效率，但它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和历史见证价值，这种价值是一座辉煌的皇家园林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基于这一点，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才是最理想的。
记者：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对废墟要尊重其历史原状，保持其历史的真貌，不要唐突地进行任何修缮。因为对它的任意改动都会是不完美的，岁月留在废墟中的苍凉美也会被复修的脚手架冲淡？
叶廷芳：不，我不这样认为。进行维修是必要的，我所反对的是在废墟上搞“假古董”，破坏了废墟本身的美。从文物美学角度讲，文物的价值和文物的美，就在于它的历史原初性，这种原初性或曰原创性的美是不可复制的。为了使其保持更长时间，有时对其进行维修是难免的，但国际公认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然而我们这里常见的误区是：“修旧如新”，以为只有使它重新完整了，崭新了，才恢复了它的价值。事实正好相反，这样做，恰恰毁坏了它原来的价值。所以，这一二十年来全国出现的大量金碧辉煌的仿古建筑，群众普遍感到厌倦，嗤之为“假古董”。所以不难明白，为何每一次“重修圆明园”的计划提出时，反对的呼声马上把它掩盖了，理由很简单，圆明园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纪念地，作为遗址公园有着巨大的文物价值。
记者：2002年，《北京市公园条例》正式颁布。该《条例》规定：“对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禁止改变原有风貌和格局。”此《条例》出台后，圆明园复修与反对的争论暂时平息，许多媒体以“圆明园不重建写入法中”为题做了报道。那么，您认为今天，为何新一轮的复修计划又被提出来？此次由专家论证的“重修计划”将给圆明园带来怎样的命运？
叶廷芳：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而存在的性质在1983和2002年国家公布的相关法规中都是明确的。这个遗址公园应该是整体的，而不是部分的。但现在正在进行的修复十分之一的努力是与“遗址公园”的精神不相符的。不错，十分之一在比例上固然是少数，但其绝对数将是大量的。一旦这些金碧辉煌的仿古建筑琳琅满目地散落在圆明园各处，人们哪里还感觉得到遗址的氛围呢？哪里还产生得了凭吊情绪呢？特别是我们的子孙，他们会不会以为，这些建筑都是当年浩劫中幸存下来的呢？
看来，有些人显然还没有从“复建含经堂”的过程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和启悟——新千年伊始，人们为了复建含经堂，遂着手对这座建筑遗址的地基进行挖掘，结果发现，被掩埋的含经堂的地基下依然留有这座建筑的结构完整、轮廓清晰、规模宏大的立体基础的存在，而且还有少量的珍藏！这一旨在复建的挖掘因而变成了有意义的遗址发掘，它为我们应如何保护圆明园遗址提供了极好的经验和启示，许多专家因此而改变了复建的意图，而主张对圆明园其他重要建筑的遗址继续进行发掘。这一事件也说明，原来已经出台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应当修改。然而，迄今为止，复建十分之一的计划仍然在执行。而且，从最近的一次会议来看，人们还想把这一举措作为申报“人类遗产”的必要条件。我认为，这样做很可能弄巧成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专家们会认同我们的这种补补贴的遗址保护观念吗？
记者：那么，诚如您所说，圆明园是对一段历史最生动、真切的记录和诠释。可以说，任何文字性的记载，任何图片或影像，都不能比圆明园的真实景况更真实地触及人们的内心。保留废墟是为了让子孙后代看到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凌辱与苦难，可是假如仅仅凭借眼前的这些废墟和它所带来的苍凉感，后来的参观者能否想象得出圆明园当年一度的辉煌？没有辉煌与苍凉的视觉对比，对历史的感受是不是也要受到限制？
叶廷芳：所以我认为，从功能需要出发，在园内选择某些空地建造一定数量的房屋是必要的，例如：一座展览馆，用来展出圆明园“生前”全景模型或微缩景观；一座艺术陈列馆，用来收集并展览圆明园幸存和回收的艺术品；一定的办公用房以及供游人休憩的场所等。但所有这些房屋在形式与风格上应一律与古典建筑判然有别；它们应当采用现代建筑的型制，并且在体量、高度与色调上都受到限制，简单说都应当是简朴的。
有人主张复建当年最主要、最辉煌的代表性建筑如九州清晏，以起“对比作用”，此议极其荒谬。既然圆明园已正确地定位为“遗址公园”，那么其中的任何重要建筑的遗址都是无价之宝；它们是神圣的，不可触动的！九州清晏更是遗址中的遗址，是全园的灵魂和主皋，破坏了这个遗址，势必破坏圆明园这个将是世界上最大的遗址公园的整体格局，那将是愚蠢的犯罪行为。
如果有人实在割舍不了那个“复建”情结，不妨在圆明园以外的什么地方复制一个圆明园，再不，可在园内的某个偏僻的地方复建一两座代表性建筑，并以围墙将它与圆明园隔离，而有门相通，这样也许可以满足主修派的部分愿望。
记者：在许多文物遭受了难以挽回的更新与复建的破坏之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对历史文化遗存的尊重与保留是留给子孙的最大财富。因此，不难理解，保住圆明园的原貌，是当代人的历史责任，我们有责任守住一段历史，传承与后人一种可触摸的真实历史感。可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有责任让子子孙孙认识到比圆明园中的残垣断壁所能传递的信息更加丰厚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怎么解决这种矛盾呢?
叶廷芳：目前人们的文物意识正在觉醒，许多人还处在觉醒的过程中，想要保护而不知如何保护，在“睡眼惺松”的情况下很容易走入误区，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目前关于圆明园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地面建筑方面。鉴于此，建议政府主管部门暂时将这一问题放一放，冷一冷（暂停十分之一的复建计划），先把注意力集中于没有争议的那些保护内容，例如：主要遗址的继续发掘（这是主要任务）；迁出占园民居（这已完成了）；整理山形水系以及建造功能用房等——不过关于整理山形水系可能还有些争议：有人主张重新堆山造湖。我认为此议值得讨论。那样做岂不是又在复建，而不是保护遗址了？我认为只需清理出原来的脉络即可，至于原来的状貌可通过模型来告诉游人。遗址，遗址，即遗留下来的状貌！这个状貌以1949年政府重新将圆明园管理起来为界限。保持圆明园的残破，便是保住了历史的真相，这才是对圆明园最大的保护。就圆明园的历史、文化方面特殊意义而言，将保护与修复划等号是愚昧的。
修复派：复现辉煌同样能警戒后世
记者：罗先生，关于圆明园的问题，您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曾做过一个题为《抢救保护圆明园遗址并加以整修开放》的发言。关于圆明园的争论被搁置了一段时间以后，您认为现在应该如何处理圆明园问题？
罗哲文：我认为，圆明园其实完全成了废墟，地面建筑除了“西洋楼”尚存一些残件以外，几乎一无所有，无以显示昔日的艺术风采和建筑工艺水平。因此，选择一小部分景区和建筑按原状恢复，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比教育，使人们一看便知如此精美的园林艺术瑰宝，被侵略者野蛮地破坏了，而今只剩下大片废墟遗址。与此同时，也提供参观，游人得以重睹圆明园昔日艺术之芳华。虽然只是局部，也可引起昔时全部辉煌壮丽之联想。
记者：在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方案”明确将圆明园一直建设成“遗址公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改造与建设问题一直未能实现。众所周知，遗址是圆明园遗留下来的实物，是文物；而公园则是大众游乐、休憩的场所。那么，如果复建圆明园，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遗址与公园的关系问题？
罗哲文：“遗址公园”的建设必须以遗址为依托，必须尊重遗址的内容。一是圆明园的总体布局，这是圆明园造园艺术的主要成果，现在基本保存完好；二是圆明园的山形、水系，这是园林艺术的依托基础，总体布局的重点内容。现在的山形、水系已经遭受较大的破坏，但还有可能加以恢复；三是圆明园的园林建筑，包括各种宫殿、楼台亭阁、廊庑轩榭等，这是圆明园的精华，尽管现在大部分已化为灰烬，仅存基础，但仍可凭据仅存的遗址展现其当年的风貌；四是叠石堆山，这也是圆明园园林艺术的精华，尽管现在已大部坍塌残损，但也还可以加以整理，使其再具观赏和研究价值。
记者：圆明园复建是一项科学技术性很强、需要很长时间的工程，对于这样大面积的修复工程，会不会有造“假古董”的可能？
罗哲文：关于复建，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于是选择代表性之景点与建筑，设计施工质量必须是高质量的。设计方案事先要进行科学研究，找出可靠的复原依据，包括遗址遗物、文献资料、图纸照片等等。施工队伍也要高水平，精工细作，务求达到康乾时期的工艺水平。如果质量不高，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比如围墙是圆明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围墙必须坚持原状、原材料、原结构进行修复的原则。
修复派：青史凭谁定是非？
记者：王教授，继侯仁之、单士元、罗哲文先生之后，您力主复修圆明园，建议在对占圆明园总面积2%的西洋楼保存现状的同时，对占圆明园总面积98%的中国园林部分进行整修，重点恢复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区，使圆明园的内容更加丰富。
王道成：不错。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圆明园问题，每当我一次又一次走进圆明园，看到堆得漫天遍野的垃圾、被非法侵占的土地、挖山填湖改造而成的农田。面对这种状况，我提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保护好西洋楼残迹的同时，重点恢复圆明园中国园林部分的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区，再现这些景区当年的风采。
记者： 1860年的那场大火，已经让圆明园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伤痛，尽管废墟已经结成伤疤，可是很多人还是认为圆明园不仅是中国人不可忘却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永远铭记的耻辱。那么您有没有想到，改变了这些耻辱的象征，我们还用什么来激励和教育后人？
王道成：我从来不认为，保留“耻辱地”就是保留对于耻辱的记忆。我们应该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圆明园，早已经不是1860年一把大火烧过的圆明园。据资料记载，英法联军放火烧毁圆明园之后，圆明园还曾余留16处重要景观。应该承认，作为废墟，圆明园在清朝还是得到了妥善的保护的。对圆明园的破坏还来自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个是民国时期，国内灾乱频仍，圆明园成了一个废园，园内存留的文物、遗迹被洗劫一空；一个是文革时期，圆明园的管理一度陷入混乱，曾有圆明园围墙一次拆除800余米，一次砍伐树木1000余棵，一次运走石料几十车的记载。周恩来总理也曾经提出，在适当条件下，应重新修建圆明园。
记者：那么就是说，现在的圆明园废墟其实早已不是当年遭受劫掠之后的圆明园？我们呼吁保护的圆明园废墟其实仅仅是一种停留于我们的想象中的废墟？
王道成：对，应该这样认为。1860年，圆明园遭受第一次劫难。此后的1873年，为了迎接慈禧的四十岁生日，清政府曾经对圆明园进行了部分的修复。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圆明园再次遭到破坏。辛亥革命后，圆明园无人管理，园中的遗物被一些不法官僚、政客纷纷盗走。王怀庆拆掉舍卫城、安佑宫以及西洋楼的石料修建自己的达园，张作霖修建墓地也是从圆明园运去的汉白玉石料。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单位和个人也不同程度地去用了圆明园的遗物。现在我们在北京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圆明园的遗物，如，北京大学办公楼前的华表二根、汉白玉麒麟一对、未名湖的翻尾石鱼；颐和园东宫门外的云龙陛石、仁寿殿前的铜狻猊；北京图书馆楼前的华表一对、石碑两块、昆仑石一块；中山公园的兰亭八柱等。1984年，在上海也发现了圆明园的遗物，据说是李鸿章搬去的。现在的圆明园同1860年被大火焚毁后的圆明园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不一样的。
记者：不论圆明园在1860年之后还曾经经历过多少劫难，圆明园其实已经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段历史的悲叹。您认为复建了圆明园，它的原初的象征意义会不会被淡化？
王道成：在合理保护、利用和建设圆明园的问题上，我主张我们的工作应该从圆明园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从圆明园“遗址公园”这个概念出发。曾经有人用“德国民族的严谨的科学性”和“健康的民族心态”的三个例子来驳斥我：柏林裤裆大街耸立的一座只剩下一个尖顶的教堂、科布伦茨一尊曾经耸立着德国统一日尔曼民族的威廉大帝铜像的墩台、海德堡的一座残破的中世纪教堂。我们应该看到，前两处遗迹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后一处则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统一前普鲁士和法国的战争。对于保留这些残迹，德国人有自己的解释，前两处是“为了记住希特勒发动战争，给世界和德国自身带来的创伤，不忘战争给全人类带来的灾难。”对于后者，是为了“有利于孕育德国的自强精神”。德国人对这些残迹的态度，我十分赞赏。但是也应该看到，战争破坏的不只是一座教堂、一尊铜像，德国人并没有把所有的废墟都保存起来，而是保存一点具有代表性的东西。美国著名的白宫在1814年时也曾经被英国人焚毁，美国人民赶走了侵略者之后，立即对该建筑进行修复，因为原来的墙壁已被火烧黑，于是涂以白色，白宫之名因此而来。我所以主张保存占地120亩的西洋楼残迹，就是为了让子孙后
『伍』 圆明园该不该重建
不重建啊~
第一、现存的圆明园遗址是永远的国耻纪念地，是世
世代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对其修复会使历史文
物的教育价值荡然无存。
第二、圆明园目前的主要价值，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我
国宫廷建筑或皇家园林的辉煌，而是被侵略者焚毁后留下
的耻辱，现在的遗址才具有真正的文物价值。
第三、进行修复是对历史文物的彻底破坏，与现行的
国家文物保护法相背。
第四、修复圆明园无论在建筑质量上还是规模上，都
无法达到原有的水平，至多只可能是增加一处新的人造景
观，而且会变得不伦不类。
另：专家谈之一：
2004年10月28日
圆明园不能再“毁”一次
南方周末 2004-10-28 14:58:01
□杨耕身
今年10月18日是圆明园罹难144周年，来自各界的20多名专家齐聚园内，共商遗址公园建设大计。有专家提出，圆明园有必要复建部分景观，申报世界遗产。据10月19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圆明园管理处负责人介绍，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让专家们对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和建设献计献策。
众多“专家”都众口一辞地倡言“复建”圆明园，而没有一丁点的“杂音”，这使得不论怎么看，这次“研讨会”都堪称是一次组织得力的“复建吹风会”。但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在我国，关于“圆明园该不该重建”的争论已不下十数年，“主修派”与“保留派”之争一直未曾有过决断，因此此次研讨会出现如此统一的“口径”，便着实有些出人意料。也正因此，我在看罢报道之余首先想到的是：叶廷芳、李学勤、邓友梅、梁从诫诸人士如今安在？
之所以想到上述诸人士，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对重修圆明园持反对意见者。不止是他们，还包括更多人士。我们不妨追溯至1999年全国“两会”时，“主修派”与“保留派”的一次交锋。此事可见诸1999年3月31日《中国青年报》之报道。当时针对一份“重现圆明园景观”的提案，包括上述诸人士在内的49位全国政协委员上书提案，表示坚决反对。也就是在此次“交锋”中，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之子、梁启超之孙梁从诫先生坦承：我这已经是好几次反对重修圆明园了！———我奇怪的是：未必到了今天，他们都没话可说了？
当年的那桩“公案”，也使得我们今天能够更容易地找到反对重修圆明园的理由。作为那份提案“牵头人”的叶廷芳先生在当时就指出：第一，现存的圆明园遗址是永远的国耻纪念地，对其修复会使历史文物的教育价值荡然无存。第二，圆明园目前的主要价值，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我国宫廷建筑或皇家园林的辉煌，而是被侵略者焚毁后留下的耻辱。第三，进行修复是对历史文物的彻底破坏，与现行的国家文物保护法相悖。第四，修复圆明园至多只可能是增加一处新的人造景观，而且会变得不伦不类。
历史的天空风来雨过，圆明园也经历了两度劫难。1860年她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作为清朝的皇家园林，其废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清政府放弃管理以后，圆明园成为无主的园林，她又遭受第二次大规模的洗劫。也正因此，梁从诫先生曾经非常激动地喊道：“不能再毁圆明园了！”是的，不能让人为的重修或复建再将圆明园“毁”一次了。
1999年圆明园的重修之争之后，随着2002年10月17日《北京市公园条例》的颁行，我们又一度认为，圆明园不再重建能够从法律中得到确认。因为该条例规定：“对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禁止改变原有风貌和格局。”我注意到，此条例出台后，许多媒体都以“圆明园不重建写入法中”为题做了报道。然而谁曾料到，条例也并没有阻止新一轮的、雄心勃勃的重修计划？
很难说，在此番“研讨会”之后，圆明园的命运将是怎样，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一切并不像这次“研讨会”所制造的众口一词、人心所向的假象那样；也想表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古代建筑遗迹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缺乏一种清醒的认识。当然，我更想表明的另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就是：我深信在我们这个社会，不是所有的专家都会轻易地放弃其思想与良知。
当年的“主修派”提出的是“以企业行为重现圆明园景观”，现在的“主修派”则打出了“申报世界遗产”这样一个令人心动的理由，然而不论怎样，当一切都泥沙俱下，我仍将相信那些最坚硬的品质不会有丝毫改变，一段最疼痛的历史更不会在一个民族的心灵记忆中变得无足轻重。
另：专家谈之二：
圆明园：辉煌是否需要重建？
本刊特约记者 李舫
圆明园是对一段历史最生动、真切的记录和诠释。可以说，任何文字性的记载，任何图片或影像，都不能比圆明园一小块断壁残垣更真实地触及人们的内心。这其中，包含着真实而丰富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废墟的文化就像刚刚愈合的伤口，表面的平静下埋藏着组织的撕裂和剧烈的疼痛，这种疼痛是写在历史上的阴影，它给今天的生活增添了压迫，但同时又给我们带来了心理上回旋的空间：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勇气承受超过其本身的灾难？
2004年是圆明园罹难144周年，10月18日，中国圆明园学会和圆明园管理处召集20余位建筑、历史、考古、园林等各界的专家，纪念圆明园百余年前的创痛及百余年来的沧桑，共商“遗址公园”建设大计。未能赶来的著名古建筑研究和保护专家罗哲文给会议寄来了贺信，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教授王道成在会上作了发言，再一次主张复修圆明园的中国园林部分，北京大学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提出，“圆明园有必要复建部分景观，申报世界遗产。”然而，随后立刻有人对此次会议提出质疑：“这么多专家都众口一词地倡言复建圆明园，不能不让人觉得这是一次组织得力的‘复建吹风会’”。随着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的展开和人们保护文物意识的增强，圆明园复建与否的问题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更多的人也对此抱以关注：圆明园，昔日的辉煌是否需要重建？
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区北部。1709年，康熙将畅春园北一里许地后华家屯的一座园林赐给他的第四个儿子胤，并亲题园额曰：“圆明园”。其意为：“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此后，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清朝五代皇帝的倾心营造，圆明园成为举世闻名的皇家营苑，因其在建筑与园林方面的杰出造诣，被世人誉以“万园之园”、“世界园林的典范”、“东方凡尔赛宫”等。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收藏相当丰富的皇家博物馆。法国作家雨果对圆明园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
然而，历史的天空经历过风风雨雨，圆明园经历了两度劫难。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毁，这场熊熊大火，成了中国人永远的耻辱和伤痛，圆明园昔日的辉煌，随着那场大火化做了永远的灰烬。作为清朝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的废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此前的1873年，为了迎接慈禧四十岁生日，圆明园还曾进行了部分的整修。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圆明园再度遭到破坏。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放弃管理以后，圆明园成为无主的园林，又遭受第二次大规模的洗劫。两度劫难之后，神话般烟雨迷离的美景已不复存在，留给后人的只是一片废墟，这片遗址成为清代统治者腐败无能的历史见证，同时它也像一座警钟，时刻警示着国人不能忘记这一耻辱。
多少年来，埋葬了一代又一代人凭吊和反思的圆明园被负载了更加厚重的期望。1983年，北京市曾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规定，将圆明园遗址建设成“圆明园遗址公园”。然而，如何建设圆明园遗址公园、如何保护和利用好圆明园这片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学者却持有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对圆明园保护和利用应采取积极态度，主张部分复建圆明园景区，与现存的西洋楼遗址形成更鲜明的对比，更有利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另一种观点认为，美是不可重复的，圆明园应该保持废墟，废墟也是一种美，可以让人们永记国耻。力主“重建圆明园昔日辉煌”的“修复派”与力主“让废墟成为民族耻辱历史教科书”的“保留派”聚讼纷纭，各执己见，但其争论却一直未有公断。
“修复派”有两个分支，一是全面修复派，如已去世的建筑学家单士元。他们认为圆明园是我国古代建筑的顶峰和精华所在，应全面恢复，使后人了解我国古代在建筑上的辉煌成就。但目前持部分修复意见的人较多，是主修派的主流，如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罗哲文等人，他们认为全面修复工程太大，耗费过重，没有必要，只要修复一些重要景点就行，比如曾经是政治中心的“九州清晏”等。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比教育，在对比中再现被侵略者破坏的惨状。同时也提供参观，使游人重睹圆明园昔日之芳华。
“保留派”则认为，圆明园作为一个见证过历史的园林，其实是有两个历史身份的，一个是园林史上登峰造极的“万园之园”，一个是民族史上的屈辱象征。站在圆明园的断壁残垣前，我们都会感到矗立在心头的国耻，同时，我们又会想象那万园之园的盛景。正是圆明园的这两个身份，正是我们心头的这两个情结，让我们对于圆明园该以哪种面貌示人有了不同的选择，而这每一种选择，决定的又不仅仅是圆明园的面貌，它还决定了我们每个人对待历史的态度。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叶廷芳是重修圆明园的著名反对者之一。他认为，世界上有许多以废墟如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的罗德岛上的太阳神巨像、古希腊雅典卫城中的帕台农神庙等，它们虽是废墟，但却最客观真实地把历史镌刻在地上，这也是一种美。对废墟进行维修是必要的，但如果在废墟上搞“假古董”，破坏了废墟本身的美，是摧残的行为。而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陈志华教授认为，即使重修圆明园，但建筑材料、工艺、风格都无法真正回到过去，就不会再是那座清代名园，如此修复没有多少意义。陈教授提出，在保留遗址的前提下，把圆明园建成公共绿地，同时，保留大水法等遗址，让人们在休闲中受到教育。
1999年的一次交锋是两派辩论的一个高峰。“两会”期间，针对一份“重现圆明园景观”的提案，在北京市政协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北京市政协委员陈立群提交一份提案，建议“以股份制方式重建管理圆明园”，即“建立以国家、企业、投资人参股的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以企业行为完成从策划、宣传、启动、集资、管理的全过程”，然后，“承包给愿意并有能力重建部分圆明园景观的企业，由专家组监督实施过程，社会监督管理行为”。包括叶廷芳、李学勤、邓友梅、梁从诫等人在内的49位全国政协委员上书提案，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呼吁：“不能再以‘修复’的名义毁掉圆明园了！”
2002年，《北京市公园条例》正式颁布。该《条例》规定：“对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禁止改变原有风貌和格局。”此《条例》出台后，争论暂时平息，许多媒体以“圆明园不重建写入法中”为题做了报道，此事告一段落。前不久的会议无疑在圆明园尚未平静的湖面上击起一片波澜，此次由专家论证的“重修计划”将给圆明园带来怎样的命运？记者就此分别采访了罗哲文、叶廷芳和王道成。
保留派：难忘的精神
创痛与难圆的重修梦
记者：叶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初，您就坚决反对圆明园复修，当时您认为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历史遗址，是以废墟的苍凉美而闻名于世的，如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的罗德岛上的太阳神巨像、古希腊雅典卫城中的帕台农神庙等，它们虽是废墟，但却最客观真实地镌刻了历史。
叶廷芳：是的，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北京的圆明园废墟和南京的万人坑遗址是西方列强与东洋鬼子留在中华民族脊背上最创痛的伤疤。它们不仅是中国人不可忘却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永远铭记的耻辱。当年雨果对他肇事祖国的强烈谴责，不就是人类良知发出的声音吗？
因此我认为应当像保护犯罪嫌疑人“作案现场”那样保护圆明园的废墟状貌。这种废墟的悲凉的沧桑感本身就是对那种以强凌弱的侵略行径的无声控诉，它可以唤起国人对那段祖国贫弱历史的痛苦记忆，激发国人奋发图强的意志和决心。因此，保护侵略者的这块“作案现场”固然已不具有法律效率，但它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和历史见证价值，这种价值是一座辉煌的皇家园林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基于这一点，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才是最理想的。
记者：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对废墟要尊重其历史原状，保持其历史的真貌，不要唐突地进行任何修缮。因为对它的任意改动都会是不完美的，岁月留在废墟中的苍凉美也会被复修的脚手架冲淡？
叶廷芳：不，我不这样认为。进行维修是必要的，我所反对的是在废墟上搞“假古董”，破坏了废墟本身的美。从文物美学角度讲，文物的价值和文物的美，就在于它的历史原初性，这种原初性或曰原创性的美是不可复制的。为了使其保持更长时间，有时对其进行维修是难免的，但国际公认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然而我们这里常见的误区是：“修旧如新”，以为只有使它重新完整了，崭新了，才恢复了它的价值。事实正好相反，这样做，恰恰毁坏了它原来的价值。所以，这一二十年来全国出现的大量金碧辉煌的仿古建筑，群众普遍感到厌倦，嗤之为“假古董”。所以不难明白，为何每一次“重修圆明园”的计划提出时，反对的呼声马上把它掩盖了，理由很简单，圆明园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纪念地，作为遗址公园有着巨大的文物价值。
记者：2002年，《北京市公园条例》正式颁布。该《条例》规定：“对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禁止改变原有风貌和格局。”此《条例》出台后，圆明园复修与反对的争论暂时平息，许多媒体以“圆明园不重建写入法中”为题做了报道。那么，您认为今天，为何新一轮的复修计划又被提出来？此次由专家论证的“重修计划”将给圆明园带来怎样的命运？
叶廷芳：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而存在的性质在1983和2002年国家公布的相关法规中都是明确的。这个遗址公园应该是整体的，而不是部分的。但现在正在进行的修复十分之一的努力是与“遗址公园”的精神不相符的。不错，十分之一在比例上固然是少数，但其绝对数将是大量的。一旦这些金碧辉煌的仿古建筑琳琅满目地散落在圆明园各处，人们哪里还感觉得到遗址的氛围呢？哪里还产生得了凭吊情绪呢？特别是我们的子孙，他们会不会以为，这些建筑都是当年浩劫中幸存下来的呢？
看来，有些人显然还没有从“复建含经堂”的过程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和启悟——新千年伊始，人们为了复建含经堂，遂着手对这座建筑遗址的地基进行挖掘，结果发现，被掩埋的含经堂的地基下依然留有这座建筑的结构完整、轮廓清晰、规模宏大的立体基础的存在，而且还有少量的珍藏！这一旨在复建的挖掘因而变成了有意义的遗址发掘，它为我们应如何保护圆明园遗址提供了极好的经验和启示，许多专家因此而改变了复建的意图，而主张对圆明园其他重要建筑的遗址继续进行发掘。这一事件也说明，原来已经出台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应当修改。然而，迄今为止，复建十分之一的计划仍然在执行。而且，从最近的一次会议来看，人们还想把这一举措作为申报“人类遗产”的必要条件。我认为，这样做很可能弄巧成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专家们会认同我们的这种补补贴的遗址保护观念吗？
记者：那么，诚如您所说，圆明园是对一段历史最生动、真切的记录和诠释。可以说，任何文字性的记载，任何图片或影像，都不能比圆明园的真实景况更真实地触及人们的内心。保留废墟是为了让子孙后代看到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凌辱与苦难，可是假如仅仅凭借眼前的这些废墟和它所带来的苍凉感，后来的参观者能否想象得出圆明园当年一度的辉煌？没有辉煌与苍凉的视觉对比，对历史的感受是不是也要受到限制？
叶廷芳：所以我认为，从功能需要出发，在园内选择某些空地建造一定数量的房屋是必要的，例如：一座展览馆，用来展出圆明园“生前”全景模型或微缩景观；一座艺术陈列馆，用来收集并展览圆明园幸存和回收的艺术品；一定的办公用房以及供游人休憩的场所等。但所有这些房屋在形式与风格上应一律与古典建筑判然有别；它们应当采用现代建筑的型制，并且在体量、高度与色调上都受到限制，简单说都应当是简朴的。
有人主张复建当年最主要、最辉煌的代表性建筑如九州清晏，以起“对比作用”，此议极其荒谬。既然圆明园已正确地定位为“遗址公园”，那么其中的任何重要建筑的遗址都是无价之宝；它们是神圣的，不可触动的！九州清晏更是遗址中的遗址，是全园的灵魂和主皋，破坏了这个遗址，势必破坏圆明园这个将是世界上最大的遗址公园的整体格局，那将是愚蠢的犯罪行为。
如果有人实在割舍不了那个“复建”情结，不妨在圆明园以外的什么地方复制一个圆明园，再不，可在园内的某个偏僻的地方复建一两座代表性建筑，并以围墙将它与圆明园隔离，而有门相通，这样也许可以满足主修派的部分愿望。
记者：在许多文物遭受了难以挽回的更新与复建的破坏之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对历史文化遗存的尊重与保留是留给子孙的最大财富。因此，不难理解，保住圆明园的原貌，是当代人的历史责任，我们有责任守住一段历史，传承与后人一种可触摸的真实历史感。可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有责任让子子孙孙认识到比圆明园中的残垣断壁所能传递的信息更加丰厚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怎么解决这种矛盾呢?
叶廷芳：目前人们的文物意识正在觉醒，许多人还处在觉醒的过程中，想要保护而不知如何保护，在“睡眼惺松”的情况下很容易走入误区，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目前关于圆明园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地面建筑方面。鉴于此，建议政府主管部门暂时将这一问题放一放，冷一冷（暂停十分之一的复建计划），先把注意力集中于没有争议的那些保护内容，例如：主要遗址的继续发掘（这是主要任务）；迁出占园民居（这已完成了）；整理山形水系以及建造功能用房等——不过关于整理山形水系可能还有些争议：有人主张重新堆山造湖。我认为此议值得讨论。那样做岂不是又在复建，而不是保护遗址了？我认为只需清理出原来的脉络即可，至于原来的状貌可通过模型来告诉游人。遗址，遗址，即遗留下来的状貌！这个状貌以1949年政府重新将圆明园管理起来为界限。保持圆明园的残破，便是保住了历史的真相，这才是对圆明园最大的保护。就圆明园的历史、文化方面特殊意义而言，将保护与修复划等号是愚昧的。
修复派：复现辉煌同样能警戒后世
记者：罗先生，关于圆明园的问题，您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曾做过一个题为《抢救保护圆明园遗址并加以整修开放》的发言。关于圆明园的争论被搁置了一段时间以后，您认为现在应该如何处理圆明园问题？
罗哲文：我认为，圆明园其实完全成了废墟，地面建筑除了“西洋楼”尚存一些残件以外，几乎一无所有，无以显示昔日的艺术风采和建筑工艺水平。因此，选择一小部分景区和建筑按原状恢复，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比教育，使人们一看便知如此精美的园林艺术瑰宝，被侵略者野蛮地破坏了，而今只剩下大片废墟遗址。与此同时，也提供参观，游人得以重睹圆明园昔日艺术之芳华。虽然只是局部，也可引起昔时全部辉煌壮丽之联想。
记者：在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方案”明确将圆明园一直建设成“遗址公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改造与建设问题一直未能实现。众所周知，遗址是圆明园遗留下来的实物，是文物；而公园则是大众游乐、休憩的场所。那么，如果复建圆明园，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遗址与公园的关系问题？
罗哲文：“遗址公园”的建设必须以遗址为依托，必须尊重遗址的内容。一是圆明园的总体布局，这是圆明园造园艺术的主要成果，现在基本保存完好；二是圆明园的山形、水系，这是园林艺术的依托基础，总体布局的重点内容。现在的山形、水系已经遭受较大的破坏，但还有可能加以恢复；三是圆明园的园林建筑，包括各种宫殿、楼台亭阁、廊庑轩榭等，这是圆明园的精华，尽管现在大部分已化为灰烬，仅存基础，但仍可凭据仅存的遗址展现其当年的风貌；四是叠石堆山，这也是圆明园园林艺术的精华，尽管现在已大部坍塌残损，但也还可以加以整理，使其再具观赏和研究价值。
记者：圆明园复建是一项科学技术性很强、需要很长时间的工程，对于这样大面积的修复工程，会不会有造“假古董”的可能？
罗哲文：关于复建，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于是选择代表性之景点与建筑，设计施工质量必须是高质量的。设计方案事先要进行科学研究，找出可靠的复原依据，包括遗址遗物、文献资料、图纸照片等等。施工队伍也要高水平，精工细作，务求达到康乾时期的工艺水平。如果质量不高，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比如围墙是圆明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围墙必须坚持原状、原材料、原结构进行修复的原则。
修复派：青史凭谁定是非？
记者：王教授，继侯仁之、单士元、罗哲文先生之后，您力主复修圆明园，建议在对占圆明园总面积2%的西洋楼保存现状的同时，对占圆明园总面积98%的中国园林部分进行整修，重点恢复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区，使圆明园的内容更加丰富。
王道成：不错。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圆明园问题，每当我一次又一次走进圆明园，看到堆得漫天遍野的垃圾、被非法侵占的土地、挖山填湖改造而成的农田。面对这种状况，我提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保护好西洋楼残迹的同时，重点恢复圆明园中国园林部分的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区，再现这些景区当年的风采。
记者： 1860年的那场大火，已经让圆明园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伤痛，尽管废墟已经结成伤疤，可是很多人还是认为圆明园不仅是中国人不可忘却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永远铭记的耻辱。那么您有没有想到，改变了这些耻辱的象征，我们还用什么来激励和教育后人？
王道成：我从来不认为，保留“耻辱地”就是保留对于耻辱的记忆。我们应该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圆明园，早已经不是1860年一把大火烧过的圆明园。据资料记载，英法联军放火烧毁圆明园之后，圆明园还曾余留16处重要景观。应该承认，作为废墟，圆明园在清朝还是得到了妥善的保护的。对圆明园的破坏还来自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个是民国时期，国内灾乱频仍，圆明园成了一个废园，园内存留的文物、遗迹被洗劫一空；一个是文革时期，圆明园的管理一度陷入混乱，曾有圆明园围墙一次拆除800余米，一次砍伐树木1000余棵，一次运走石料几十车的记载。周恩来总理也曾经提出，在适当条件下，应重新修建圆明园。
记者：那么就是说，现在的圆明园废墟其实早已不是当年遭受劫掠之后的圆明园？我们呼吁保护的圆明园废墟其实仅仅是一种停留于我们的想象中的废墟？
王道成：对，应该这样认为。1860年，圆明园遭受第一次劫难。此后的1873年，为了迎接慈禧的四十岁生日，清政府曾经对圆明园进行了部分的修复。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圆明园再次遭到破坏。辛亥革命后，圆明园无人管理，园中的遗物被一些不法官僚、政客纷纷盗走。王怀庆拆掉舍卫城、安佑宫以及西洋楼的石料修建自己的达园，张作霖修建墓地也是从圆明园运去的汉白玉石料。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单位和个人也不同程度地去用了圆明园的遗物。现在我们在北京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圆明园的遗物，如，北京大学办公楼前的华表二根、汉白玉麒麟一对、未名湖的翻尾石鱼；颐和园东宫门外的云龙陛石、仁寿殿前的铜狻猊；北京图书馆楼前的华表一对、石碑两块、昆仑石一块；中山公园的兰亭八柱等。1984年，在上海也发现了圆明园的遗物，据说是李鸿章搬去的。现在的圆明园同1860年被大火焚毁后的圆明园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不一样的。
记者：不论圆明园在1860年之后还曾经经历过多少劫难，圆明园其实已经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段历史的悲叹。您认为复建了圆明园，它的原初的象征意义会不会被淡化？
王道成：在合理保护、利用和建设圆明园的问题上，我主张我们的工作应该从圆明园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从圆明园“遗址公园”这个概念出发。曾经有人用“德国民族的严谨的科学性”和“健康的民族心态”的三个例子来驳斥我：柏林裤裆大街耸立的一座只剩下一个尖顶的教堂、科布伦茨一尊曾经耸立着德国统一日尔曼民族的威廉大帝铜像的墩台、海德堡的一座残破的中世纪教堂。我们应该看到，前两处遗迹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后一处则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统一前普鲁士和法国的战争。对于保留这些残迹，德国人有自己的解释，前两处是“为了记住希特勒发动战争，给世界和德国自身带来的创伤，不忘战争给全人类带来的灾难。”对于后者，是为了“有利于孕育德国的自强精神”。德国人对这些残迹的态度，我十分赞赏。但是也应该看到，战争破坏的不只是一座教堂、一尊铜像，德国人并没有把所有的废墟都保存起来，而是保存一点具有代表性的东西。美国著名的白宫在1814年时也曾经被英国人焚毁，美国人民赶走了侵略者之后，立即对该建筑进行修复，因为原来的墙壁已被火烧黑，于是涂以白色，白宫之名因此而来。我所以主张保存占地120亩的西洋楼残迹，就是为了让子孙后
『陆』 圆明园如何建成
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区，与颐和园紧相毗邻。它始建于康熙46年（1709年），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三园组成。有园林风景百余处，建筑面积逾16万平方米，是清朝帝王在150余年间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1860年10月，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和焚毁，此事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页屈辱史。
遭遇浩劫
历史背景 至清代中叶，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已大大落后于西方，阶级矛盾日益尖锐，1840年（道光二十年）西方殖民主义者挑起侵华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随后国内又爆发了反抗清王朝统治的“太平天国”。 1856年10月，英国和法国联合发动了第2次鸦片战争。先在广州两度挑起战端，但未达到予期愿望。为了对清政府直接施加压力，就决计陈兵京城。侵略军于1858年5月近逼天津，清政府被迫分别与英、法、俄、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 1860年（咸丰十年）7月，英法侵者军舰队再次闯到大沽口外，以英法公使进京换约为幌子，一面武力进逼，一面诱以“讲和”。目的在于陈兵京师，逼清廷就范。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迟迟不定战守之策。侵略军长驱直逼通州。9月21日，通州八里桥决战清军失利，次日晨，咸丰皇帝仓皇自圆明园逃奔承德避暑山庄而去，造成都城无主，百官皆散，军卒志懈，民心大恐的危机局面。 圆明园于咸丰十年，即1860年的10月，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和焚毁，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页屈辱史。 2010年，英国、法国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大的两个文物强盗，英国法国火烧圆明园同时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大的文物毁灭罪行。英国法国创造了两项无耻的世界之最。 抢劫圆明园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绕经北京城东北郊直扑圆明园，当时，僧格林沁、瑞麟残部在城北一带稍事抵抗，即行逃散。法军先行，于当天下午经海淀，10月6日傍晚，侵略军闯入圆明园大宫门。此时，在出入贤良门内，有二十余名圆明园技勇太监同敌人接仗，“遇难不恐，奋力直前”，但终因寡不敌众，圆明园技勇“八品首领”任亮等人以身殉职。至晚7时，法侵略军攻占了圆明园。管园大臣文丰投福海而死。 10月7日，英法侵华头目闯进圆明园后，立即“协派英法委员各三人合议分派园内之珍物。”法军司令孟托邦当天即函告法外务大臣：“予命法国委员注意，先取在艺术及考古上最有价值之物品。予行将以法国极罕见之物由阁下以奉献皇帝陛下（拿破仑三世），而藏之于法国博物院。”英国司令格兰特也立刻“派军官竭力收集应属于英人之物件。”法英侵略军入园的第二天就不再能抵抗物品的诱惑力，军官和士兵们都成群打伙冲上前去抢劫园中的金银财宝和文化艺术珍品。 圆明园可抢的东西实在太多。据一个英军目击者称，在整个法军营帐内满堆着很多装潢异常华丽的各色钟表，在士兵的帐篷周围，到处都是绸缎和刺绣品。一个名叫赫利思的英国二等带兵官，因在圆明园劫掠致富，享用终身，得了个“中国詹姆”的绰号。 火烧圆明园后，咸丰皇帝的御批
英法侵略者究竟抢走了圆明园多少宝物，由于园内的陈设什物及其帐目都一并被抢毁一空，所以已永远无法说清。以下资料或许可藉以管中窥豹。清室史料表明，圆明园内当时仅陈列和库存的欧洲各式大小钟表即达441件，劫后幸存的只有一件大钟。事后查缴被土匪抢走和侵略军“委弃道途”的一部分失散物件即达1197件，这充其量只不过是园内物件的千分之一二。据当时《泰晤士报》一则通讯称：“据估计，被劫掠和被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600万镑”。实际上，被英法侵略军抢走和破坏的物件，有很大一部分实属无价之宝。这摧残人类文化的滔天大罪，实在令人发指！ 据参与的目击过劫掠现场的英法军官、牧师、记者描述：军官和士兵，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攫取财宝，从四面八方涌进圆明园，纵倩肆意，予取予夺，手忙脚乱，纷纭万状。他们为了抢夺财宝，互相殴打，甚至发生过械斗。因为园内珍宝太多，他们一时不知该拿何物为好，有的搬走景泰兰瓷瓶，有的贪恋绣花长袍，有的挑选高级皮大衣，有的去拿镶嵌珠玉的挂钟。有的背负大口袋，装满了各色各样的珍宝。有的往外衣宽大的口袋里装进金条和金叶；有的半身缠着织锦绸缎；有的帽子里放满了红蓝宝石、珍珠和水晶石；有的脖子上挂着翡翠项圈。有一处厢房里有堆积如山的高级绸缎，据说足够北京居民半数之用，都被士兵们用大车运走。－个英国军官从一座有500尊神像的庙里掠得一个金佛像，可值1,200英镑。一个法国军官抢劫了价值60万法郎的财物。法军总司令孟托邦的儿子掠得的财宝可值30万法郎，装满了好几辆马车。一个名叫赫利思的英军二等带兵官，一次即从园内窃得二座金佛塔（均为三层，一座高7英尺，一座高6.4英尺）及其他大量珍宝，找了7名壮夫替他搬运回军营。。侵略者除了大肆抢掠之外，被他们糟踏了的东西更不计其数。有几间房子充满绸缎服装，衣服被从箱子拖出来扔了一地，人走进屋里，几乎可遮没膝盖。工兵们带着大斧，把家具统统砸碎，取下上边的宝石。一些人打碎大镜子，另一些人凶狠地向大烛台开枪射击，以此取乐。大部分法国士兵手抡木棍，将不能带走的东西全部捣碎。当10月9日，法国军队暂时撤离圆明园时，这处秀丽园林，已被毁坏得满目狼疮。 火烧圆明园 正当清政府对侵略者屈膝退让，答应接受全部“议和”条件，择日签约时，英国侵华头目额尔金、格兰特，为了给其侵华行为留下“赫然严厉”的印象，使清政府“惕然震惊”，竟借口其清政府逮捕公使和劣待战俘，悍然下令火烧圆明园。额尔金想通过烧毁圆明园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应该为逮捕公使和劣待俘虏等暴行负责的是中国皇帝和他的走卒，而不是中国老百姓。报复行动的前几天，额 圆明园西洋楼大水法遗迹
尔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张贴如下公告，宣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译自英文) 10月18日、19日，三四千名英军在园内到处纵火，大火三昼夜不熄，烟云笼罩北京城，久久不散。这座举世无双的园林杰作被一齐付之一炬。事后据清室官员查奏，偌大的圆明三园内仅有二三十座殿宇亭阁及庙宇、官门、值房等建筑幸存，但门窗多有不齐，室内陈设、几案均尽遭劫掠。自此同时，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和玉泉山静明园的部分建筑也遭到焚毁。 据有关材料记载，10月18日，英国侵略军烧毁安佑宫时，因他们来得突然，主事太监又反锁着安佑宫的大门，所以，当时有太监、宫女、工匠等共300人，被活活烧死在安佑宫。 圆明园陷入一片火海的时候，额尔金得意妄行地宣称：“此举将使中国与欧洲惕然震惊，其效远非万里之外之人所能想象者”。放火的主使者把这种行径看作了不起的业绩，而全世界的正直人们却为这野蛮的罪行所激怒。雨果在1861年写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洗劫，另一个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着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 “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这段话代表着千百万正直人的心声。 圆明园还在熊熊燃烧之时，奉命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全部承诺了侵略者的一切条件。不久即分别与英、法、俄诸国交换了《天津条约》文本，签订了《北京条约》。
衰败过程
当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疯狂地进行洗劫时，就有无数的土匪参与了打劫。能拿走的统统拿走，拿不动的用车或者牲口拉，实在拿不走就任意破坏！那群没人性的英法联军选择最贵重的东西抢劫，土匪掠夺剩余的精华，小民则捡拾委弃于道途的零碎，甚至守园太监也有趁火打劫者。易得的值钱物品很快被搜罗干净了，有人又把希望寄托在散落、埋没于尘土中的细碎宝物上，他们操起扫帚和簸箕，在园中道路上飞沙扬尘，守园的太监官兵将他们称为“筛土贼”，时有谚曰：“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 圆明园舍卫城遗址
1900年八国联军[这八个土匪强盗是：英国、法国、普鲁士(德国)、沙俄、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今奥地利和匈牙利）]侵占北京，西郊诸园再遭劫掠。这一次，清政府对圆明园已完全失去了控制，趁火打劫的人已不再满足于抢劫洋人劫余的财富，他们把园内火劫之余的零星分散的建筑、木桥的柱子、桩子锯断，用大绳拉倒，园内大小树木也被滥伐殆尽。当时清河镇上木材堆积如山，交易繁忙，而园内则炭厂林立，树枝、树根全被烧成木炭。 此外也有一部分圆明园遗物被安放于公共场所，如长春园门铜麒麟、安佑宫丹陛石、水木明瑟碑先后于1910年至1937年被移往颐和园；安佑宫华表、石麒麟、西洋楼线法桥和翻尾石鱼、梅石碑、莳花碑、文源阁碑被分别移至燕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旧馆；兰亭碑和“青莲朵”等珍贵太湖石于1915年移往中山公园；长春园大东门石狮子及基座移至正阳门和新华门。西洋楼遗址的汉白玉及砖瓦也多被军阀官僚运走，或被各家石作坊买去，就地改刻为其他石料。1928年大水法遗址石料被拆走修建绥远阵亡将士碑。日占时期，园内部分遗址在“奖励农业”的口号下被平山填湖，改为水田。 民国初期走马灯一样更迭的军阀，都把圆明园作为取之不尽的建筑材料场，溥仪时期的档案留下了不少无奈的记录：“军人押车每日10余大车拉运园中太湖石。”实际上，拆卖的情况远比档 长春园西洋楼养雀笼遗址
案中记载的严重得多。徐世昌拆走圆明园属鸣春园与镜春园的木材，王怀 庆拆毁园中安佑宫大墙及西洋楼石料。从此，圆明园废墟凡能作建筑材料的东西，从地面的方砖、屋瓦、墙砖、石条，及地下的木钉、木桩、铜管道等全被搜罗干净，断断续续拉了20多年！ 至此，圆明园建筑、林木、砖石皆已荡然无存．宣统末年，当地旗人已在园内的宫殿旧址上筑屋，昔日的皇家园林麦垅相望。1940年以后的日寇占领时期，北京粮食紧张，于是奖励开荒。从这时起，农户陆续入园平山填湖，开田种稻。圆明园这处在清初盛世历经150余年苦心经营的湖山之胜，面目全非。
遗址保护及整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先后将其列为公园用地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征收了园内旱地、进行了大规模植树绿化。在十年动乱中，遗址虽然遭到过一些破坏，但它毕竟被保住了：整个园子的水系山形和万园之园的园林格局依然存在，近半数的土地成为绿化地带。十几万株树木蔚然成林，多数建筑基址尚可找到，数十处假山叠石仍然可见，西洋楼遗址的石雕残迹颇引人注目。 1976年正式成立圆明园管理处之后，遗址保护、园林绿化有明显进展，西洋楼一带得到局部清理和整理，整个遗址东半部的园林道路、园杯设施从无到有，逐年有所改善，来园凭吊游览者有大幅度增加，圆明园园史展览馆，自1979年11月举办，其中十分之一为中小学生集体参观。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明确把圆明园规划为遗址公园。同年，北京市政府拨出专款，修复了长春园的东北南三面2,300米虎皮石围墙。在北京市和海淀区政府及圆明园学会等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1984年9月圆明园管理处与海淀乡园内农民实现了联合，采取民办公助形式，依靠社会备方面力量，共同开发建设遗址公园。从而使遗址保护整修工作迈出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首期工程是整修福海，1984年12月1日破土动工，历时7个月蓄水放船。1985年孟冬接着整修绮春园山形水系，至次年初夏完成。这两期工程均以挖湖补山为主，并修建园路桥涵和园林服务设施，清整古建基址，进行绿化美化。两年动土方40万立方米，使ll0公顷范围的山形水系基本恢复原貌，其中水面55公顷。福海中心蓬岛瑶台东岛的"瀛海仙山"亭和西岛庭院，绮春园的新宫门，以及西洋楼的欧式迷宫（万花阵），均已在原址按照原样修复。后又经两年整修提高，遗址公园初具规模，于1988年6月29日，正式向社会售票开放。6年来，园内游人已超过1,000万。 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整修建设主要进行了6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完善提高了福海、绮春园两景区的绿化美化、园路桥涵和服务设施。二是园林遗址的清理整理水平有明显提高。这两个景区已有蓬岛瑶台、涵虚郎鉴、观澜堂、别有洞夭、涵秋馆、天心水面、凤麟洲等十余处遗址，清运碴土，廓清石建基址，整理临水台基，界定遗址范围，立石镌刻盛时图景，供游人凭吊。三是择要修复了几处景点，如绮春园的仙人承露台、?碧字和浩然亭，福海别有洞天的四方亭等。四是全面补砌了绮春园东半部的河湖自然石驳岸，计4，960延长米。五是全面清理整理了西洋楼遗址的西半部，清运碴土16,000立方米，廓清谐奇趣、蓄水楼、养雀宠、方外观、五竹亭、海晏堂等各座古建基址及喷水池，并归位大批台基柱壁等石件。六是从1992年12月起，全面整修长春园山形水系，至1994年4月基本竣工。共动土方20多万立方米，浚挖河湖水面28公顷，整砌石驳岸9,500延长米，整理山形42座，使该园山形水系均基本恢复原貌。并整理了海岳开襟、、流香诸、得全阁、鉴园、狮子林等处园林遗址和临水台基；挖掘复位乾隆御题匾诗刻石31圆明园(11张)件；种植各类乔灌木35400余株，栽种莲藉藕10公顷。至此，圆明三园整个东半部（200公顷）已初步连片建成遗址园林。如今的圆明园遗址公园，已是山青水碧，林木葱茂，花草芬芳，景色诱人。它既富于遗址特色，又具备公园功能，是一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及群众游憩的好去处。 由国家与园内农民联合建园这一形式，经数年过渡，全面开辟遗址公园的条件渐趋成熟。按照首都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为加快遗址公园建设步伐，于1990年和1993年分两批正式办理了遗址公园全部占地的征用手续，将园内原以土地谋生的农民转为非农业人口，并安置其劳动力从事园林建设。这就为在圆明三园范围内全面建设遗址公园、保护文物古迹创造了全新的条件。争取恢复原样。
编辑本段历史
康熙时期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帝（即清圣祖玄烨）将北京西北郊畅春园北一里许的一座园林赐给第四子胤禛，并亲题园额“圆明园”。
雍正时期
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即清世宗胤禛）在圆明园南面增建宫殿衙署，占地面积由原来的六百余亩扩大到三千余亩。此后，圆明园不仅是清朝皇帝休憩游览的地方，也是他们朝会大臣、接见外国使节、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
乾隆时期
乾隆帝（即清高宗弘历）即位后，在圆明园内调整了园林的景观，增添了建筑组群，并在圆明园的东邻和东南邻兴建了长春园和绮春园（同治时改名万春园）。这三座园林，均属于圆明园管理大臣管理，称圆明三园。
咸丰时期
咸丰十年（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0月6日，占领圆明园。从第二天开始，军官和士兵就疯狂地进行抢劫和破坏。为了迫使清政府尽快接受议和条件，英国公使额尔金、英军统帅格兰特以清政府曾将英法被俘人员囚禁在圆明园为借口，命令米切尔中将于10月18日率领侵略军三千五百余人直趋圆明园，纵火焚烧。这场大火持续了三天三夜。
同治时期以后
同治年间（1750---1949年），同治帝准备修复圆明园,供慈禧太后居住。后因财政困难，被迫停止，改建其他建筑。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又一次遭到破坏。清朝覆灭后，一些军阀、政客、官僚，纷纷从圆明园盗运建筑材料，圆明园遗址遭到进一步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圆明园遗址的保护。1979年，圆明园遗址被 圆明园复原图
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圆明园遗址的整修工作逐步展开。后被辟为圆明园遗址公园。
编辑本段园林建筑
建筑特色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建于明朝。1709年，清朝康熙帝把该园赐给四子胤禛（后来的雍正帝），并赐名圆明园。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位皇帝150多年的 经营，集中了大批物力，役使了无数能工巧匠，倾注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汗，把它精 心营造成一座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离宫。 清朝皇帝每到盛夏就来到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圆明园周围连绵10公里，由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组成，而以圆明园最大，故统 称圆明园（亦称圆明三园）。此外，还有许多属园，分布在圆明园的东、西、南三面， 其中有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清漪园（后来的颐和园就是在此基础上建造起 来的）等，全园面积合计5000多亩。 圆明园不仅汇集了江南若干名园胜景，还创造性地移植了西方园林建筑，集当时古今中外造园艺术之大成。园中有宏伟的宫殿，有轻巧玲珑的楼阁亭台；有象征热闹街市 的“买卖街”，有象征农村景色的“山庄”；有仿照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雷峰夕照， 有仿照苏州狮子林的风景名胜；还有仿照古代诗人、画家的诗情画意建造的，如蓬莱瑶 台、武陵春色等。可以说，圆明园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建筑艺术和文化的典范。不仅如此，圆明园内还珍藏了无数的各种式样的无价之宝，极为 罕见的历史典籍和丰富珍贵的历史文物，如历代书画、金银珠宝、宋元瓷器等，堪称人类文化的宝库之一，也可以这样说，它是世界上一座最大的博物馆。 圆明园是人工创造的一处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大型园林。平地叠山理水，精制园林建筑，广植树木花卉。以断续的山丘、曲折的水面及亭台、曲廊、洲岛、桥堤等，将广阔的空间分割成大小百余处山水环抱、意趣各不相同的风景群。园内水面约占三园总面积的十分之四，在平地上人工开凿大中小水面，由回环萦流的河道串联为一个完整的河湖水系。园内又缀叠有大大小小的土山250座，与水系相结合，水随山转，山因水活，构成了山复水转、层层叠叠的园林空间。使整个园林宛如江南水乡般的烟水迷离，虽由人做，宛自天开。 建筑的水主题特征 圆明园的园林造景多以水为主题，因水成趣，其中不少是直接吸取江南著名水景的意趣。圆明园后湖景区，环绕后湖构筑九个小岛，是全国疆域《禹贡》“九洲”之象征。各个岛上建置 圆明园
的小园或风景群，既各有特色，又彼此相借成景。北岸的上下天光，颇有登岳阳楼一览洞庭湖之胜概，“垂虹驾湖，婉蜒百尺，修栏夹翼，中为广亭。纹倒影，滉漾楣槛间，凌空俯瞰，一碧万顷”。西岸的坦坦荡荡，酷似杭州玉泉观鱼，俗称金鱼池"凿池为鱼乐国，池周舍下，锦鳞数千头。"圆明园西部的万方安和，房屋建于湖中，形作卍字，冬暖夏凉，遥望彼岸奇花缬若绮绣。雍正皇帝喜欢在此居住。圆明园北部的水木明瑟，用泰西（西泽）水法引水入室，转动风扇，“林瑟瑟，水泠泠，溪风群籁动，山鸟一声鸣。”乾隆皇帝喜欢在此消暑。长春园西湖中的海岳开襟，在白玉石圆形巨台上建有三层殿宇，远远望去好似海市蜃楼一般。 福海之中的蓬莱瑶台，取材于神话中的蓬莱仙岛，原名蓬莱洲。相传，秦始皇曾派遣一个名叫徐福的人，率领千余名童男童女，出海东渡，去替他寻仙境、求仙药，以企长生不老。这当然只能是“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而雍正皇帝则让工匠在圆明园的东湖之中用嶙峋巨石堆砌成大小三岛，象征传说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仙山”，岛上建有殿阁享台，“望之若金堂五所。玉楼十二”，并按“徐 圆明园
福海中求”的寓意，把东湖命名为“福海”。在福海四岸另外还建有十多处园林佳景。福海，东西、南北各宽五、六百米，加上四周小水域，共约35公顷，相当于北海公园的水面。这里水面开阔，景色秀丽，每于端午佳节，在此举行大型龙舟竞渡活动。七月十五日夜，清帝于此观赏河灯。冬日结冰后，皇帝乘坐冰床在福海赏游。福海实际上是圆明园的水上娱乐中心。 建筑的集全国之大成特征 圆明园还有个显著特点，就是大量仿建了全国各地特别是江南的许多名园胜景。乾隆皇帝弘历曾经六次南巡江浙，多次西巡五台，东巡岱岳，巡游热河、盛京（即沈阳）和盘山等地。每至一地，凡他所中意的名山胜水、名园胜景，就让随行画师摹绘成图，回京后在园内仿建。据不完全统计，圆明园的园林风景，有直接摹本的不下四五十处。杭州西湖十景，连名称也一字不改地在园内全部仿建。正所谓：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 乾隆皇帝南巡之后，在圆明园先后仿建有四处江南名园。其中之一即福海西北的安澜园。乾隆二十七年南巡时，曾以海宁的陈氏隅园作为行馆，并赐名“安澜园”。乾隆皇帝很喜欢该园结构佳妙，回京后就在圆明园四宜书屋左右，仿其位置进行改建和增建。园成之后，也题名叫“安澜园”，当时仿建的另外三处名园，都在长春园内。一处是乾隆二十三年，在思永斋东院，仿照杭州西湖汪氏园而建的小有天园；一处是乾隆三十二年，仿照江宁（即南京）瞻园而建的如园；一处是乾隆三十七年，仿照苏州著名园林而建的狮子林。如园和狮子林，都分别有16个以上风景点。圆明园的西峰秀色，是雍正、乾隆二帝每于七月初七，设七夕巧筵的地方。这里可远借西山景色，河西岸有一组叠山，松峦峻峙，山涧之中瀑布飞流急下。在此近观仰视有如庐山的峻峙气势，取名叫“小匡庐”。坐石临流，仿自绍兴会稽山阴的兰亭。建于雍正朝，俗称流杯亭。东晋王羲之等文人雅士，曾于永和九年三月三（即上巳日），会于会稽兰亭，曲水流觞，赋诗修楔（祭祀活动），被传为佳话。圆明园的这座兰亭，在仄涧中，奇石峭列，激波分注，建有三开间的重檐敞亭。乾隆四十四年，收集到历代书法名家“兰亭序”帖6件，再加上大学士于敏中和乾隆皇帝自己的手迹，合为“兰亭八柱册”。乾隆皇帝让把此亭改建为八方，并换成石柱，每柱刻一帖，这就是著名的圆明园兰亭八柱。廓然大公，后来也总称双鹤斋，仿无锡惠山的寄畅园而建。这一景的北半部，是乾隆中叶，仿照盘山静寄山庄的云林石室的山石，叠石而成的。嘉庆诗赞“双鹤斋”：结构年深仿惠山，名园寄畅境幽闲。曲蹊峭茜松尤茂，小洞崎岖石不顽。人们知道颐和园的谐趣园，是仿惠山寄畅园建的，其实，当时在圆明园也仿建有寄畅园。只是两次仿建意境各有千秋。武陵春色，摹写的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艺术意境。建自康熙末年，雍正朝时叫桃花坞，曾是弘历读书的地方，书室叫“乐善堂”。此景，号称有山桃万株。苏州阊门内旧有一处桃花坞，相传是唐伯虎的故居。圆明园的桃花坞，虽然袭用其名，但桃花之盛远不是吴下所能相比。 建筑的造型特征 圆明三园共有一百余处园中园和风景建筑群，即通常所说的一百景。集殿堂、楼阁、亭台、轩榭、馆斋、廊庑等各种园林建筑，共约16万平方米。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多一万平方米。园内的建筑物，既吸取了历代宫殿式建筑的优点，又在平面配置、外观造形、群体组合诸多方面突破了官式规范的束缚，广征博采，形式多样。创造出许多在我国南方和北方都极为罕见的建筑形式，如字轩、眉月轩、田字殿、还有扇面形、弓面形、圆镜形、工字形、山字形、十字形、方胜形、书卷形等等。加之在园林布局上，因景随势，千姿百态；园中各景又环环相套，层层进深，形成了丰富多彩、自然和谐的整体美。法国传教士王致诚，曾有一段形象的描述，他说：圆明园的建筑，形式变化较多，而且参差不齐，不落窠臼。它的每一座小的宫殿，都仿佛是按照奇特的模型制成的，像是随意安排的，没有一座与其他一座雷同。一切都如此饶有兴趣，人们不能在一览之下，就领略这幅景色，必须一点一点地仔细研究它。 建筑的宗教特征 圆明园的寺庙园林，也是反映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侧面。安佑宫（鸿慈永祜），是按照景山寿皇殿的旧例建造的。用来祭奉康熙、雍正皇帝“神御”，是园内的皇家祖祠。宫为九间，正脊重檐歇山，以黄色琉璃瓦覆顶，是园内体量最大的一个建筑物。周围有乔松偃盖，中轴线南端有两对华表，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方壶胜境，位于福海东北海湾岸边，是按照幻想中的仙山琼阁建造的，据史料记载，这里供奉有2200多尊佛像，有30余座佛塔。这处建筑的前部底座以汉白玉砌成"山"字形，伸入水中。整个建筑体态庞大，金碧辉煌。每当清晨薄雾初起，该建筑在烟雾中时隐时现，宛如琼阁瑶台一般。这处建筑的格调和气势，是我国现存园林建筑中所少见的。舍卫城，是一座典型的佛教建筑。据说是仿照古代印度桥萨罗国都城的布局建造的，城内共有殿宇、房舍326间。康熙以来，每当皇帝、皇太后寿诞，王公大臣进奉的佛像都存放在这里。其中有纯金的、镀银的、玉雕的、铜塑的，年复一年，竟达数十万尊。圆明园遭劫掠焚毁，仅此一处所造成的损失，无论是经济价值还是文化艺术价值，都是难以用数字估量的。 圆明园建筑的评价 圆明园体现了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是当时最出色的一座大型园林。乾隆皇帝说它：“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而且在世界园林建筑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其盛名传至欧洲，被誉为“万园之园”。法国大文豪雨果于1861年有这样的评价：“你只管去想象那是一座令人心神往的、如同月宫的城堡一样的建筑，夏宫（指圆明园）就是这样的一座建筑。”人们常常这样说：希腊有巴特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东方有夏宫。这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无与伦比的杰作。
『柒』 圆明园的遗址在哪里
圆明园遗址公园位于中国北京市区西北的海淀区。
圆明园是一组清代的大型皇家园林，占地350公顷，约合5200亩。圆明园规模宏伟，融会了各式园林风格，运用了各种造园技巧，再现诗画意境，被大多数中国园林学家认为是中国园林艺术史上的顶峰作品。被当作是中国古典园林平地造园、堆山理水集大成的典范。清朝时一些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参观圆明园之后将其称作“万园之园”。
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与颐和园紧相毗邻。它始建于康熙46年（1707年），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占地350公顷，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是清朝帝王在150余年间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圆明园，曾以其宏大
的地域规模、杰出的营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藏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于世，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1860年10月惨遭英法联军洗劫并付之一炬。
1976年11月，圆明园管理处成立，1988年1月圆明园遗址公园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 6月29日，圆明园遗址公园正式开始对社会开放。经过1990年、1993年两次征地，圆明园遗址公园回收了盛时圆明园规模的全部土地使用权。1996年9月被六部委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8年11月，圆明园遗址公园被北京市国防教育委员会命名为“北京市国防教育基地”。2000年9月，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2008年11月20日通过国家旅游局4A景区评审。2010年10月12日，荣获“北京新十六景”之一，成为最新的代表京都魅力的16张名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