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山庙遗址

① 何谓"仰韶文化"其主要类型有哪几种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于河南，陕专西、山西属、河北南部和甘肃东部，其时代约在公元前4515-2460年之间。彩陶艺术是仰韶文化的一项卓越成就。这两个著名的彩陶盆显示了仰韶文化遗物迷人的艺术魅力。彩陶盆二内壁的图纹是鱼和青蛙，因其多子，而为先民所崇拜。彩陶盆一的两个图案比较抽象，如果将它们与彩陶盆二对比，则网纹可能代表青蛙，另一图案大概是人面鱼身，鱼身被展开为三面，与后来的青铜器文饰有共同之处。

② 在我国及至全世界都有哪些墓葬方式

二、埋葬方式分类

葬式即埋葬的方式。我国史前时期除土葬外，还有火葬，如在甘肃临洮寺洼山墓地曾发现一座火葬墓，内有一件保存着火葬骨灰的陶罐和 6 件陶器 (23)。但就绝大部分时间和地域而言，土葬一直是史前时代最主要的埋葬方式。不过，即便是土葬，其埋葬方式也不尽一致，还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1 ．埋葬人数分类： 就是按照同一墓穴中埋葬人数多少进行的分类。通常主要分为单人葬和合葬两大类。

单人葬： 所谓单人葬就是指一座墓仅埋一人的埋葬方式。在史前时代的大多数时间和地域内，常常是以单人葬为主要埋葬方式的。

合葬： 所谓合葬即同一墓穴中埋葬两人及其以上者。史前时代合葬墓埋葬的人数少则 2 ～ 3 人，多则可达数十人。如在陕西渭南史家墓地，共清理墓葬 43 座，其中 40 座为合葬墓，每墓少者 4 人，多者如 M 5 埋 51 具人骨 (24)。而且，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合葬墓多为同性合葬或母子合葬；如半坡 M 38 为一女性 4 人合葬墓，元君庙 M 457 为母子合葬墓 (25)。新石器时代晚期以降，成年异性合葬和父子合葬现象有所增加。如属齐家文化的甘肃武威皇娘娘台 M 24 为成年一男二女合葬墓 (26)；山东大汶口墓地 M 38 为一对成年男女与一女孩的合葬墓 (27)。这些变化反映的应是社会组织与家庭婚姻的改变。

2．埋葬次数分类：就是按照人们对尸骨的埋葬次数进行的分类，一般分为一次葬和二次葬两种埋葬方式。

一次葬： 即对死者遗体一次性处理的埋葬方式。一次葬是中国史前时期最主要的埋葬方式，广泛流行于华南、华北、东北、西北各地。

二次葬： 是对死者的尸体或遗骨进行两次或两次以上处理的埋葬方式。史前的二次葬主要流行于黄河流
域，在东北、华南的一些地方也有发现。二次葬依埋葬人数划分，可分为单人二次葬、多人二次合葬和集体二次合葬三类。如在西安半坡 (28)和宝鸡北首岭(29)等遗址发现有单人二次葬，多是将骨骼大体按人体相应部位
摆放，也有的杂乱地堆成一堆，把头骨放在最上面；在渭南史家、华县元君庙等墓地发现有大量的多人二次合葬墓，每一墓穴中均叠放着数具到数十具人骨，骨骼多摆放成长方形的一堆，头骨放在上面；在华阴横阵 (30)，
则流行集体二次合葬，即在一个大坑中，又挖若干小坑，每一小坑又集体合葬数具到数十具尸骨。此外，在华南的广东曲江石峡遗址也发现有较多的二次葬，所不同的是多为单人葬 (31)。二次葬反映的可能是以下几种葬俗：

A. 迁葬： 在史前时代，当一个氏族离开原居住地而迁往另外一个地方时，为了使所有死者能够团聚而进行异地迁葬；或者为了使氏族中不同家族的死者能够集中一处埋葬而在整理墓地时进行的同墓地迁葬。在陕西南郑龙岗寺墓地共发现 423 座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墓葬，其中，有 23 座单人二次葬墓和 8 座多人二次合葬墓，还有 14 座虽有随葬品、但无尸骨或仅有极少量人体残骨的“空墓” (32)，当是同墓地迁葬的遗迹。石峡墓地的二次葬墓，均有两套随葬品，一套是迁来原一次葬的残破陶器；另一套是第二次埋葬时又放入的，反映的也是迁葬的习俗。

B . 洗骨葬： 即将已埋葬多年的尸骨取出 , 用水洗涮后再次安葬。如在《梁书·顾宪之传》记有衡阳土俗：“山民有病，辄云先亡为祸，皆开冢剖棺，水洗枯骨，名为除祟。”清代普马族人死“不论男女，俱埋于掌房之下常行走处。每日以滚水浇之，俟腐取出，以肉另埋，骨则洗净，用缎带盛之……跳舞，藏于家，三年乃
葬”（乾隆《开化府志》卷九）。这种葬俗主要是为了免遭死者的鬼魂作祟于活人，达到逢凶化吉的目的。

C . 再次葬： 即先把死者停放在一个地方，待肉体腐烂殆尽，再正式收骨埋入墓地。如《墨子·节葬》
云：“楚之南有炎人国，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孝子。”三国时代的东沃沮人，“其葬作大木椁，长十余丈，开一头作户。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尽，乃取骨置椁中。举家皆共一椁”（《三国志·魏书·东夷列传》）。隋代的左人死之后，先瘗埋于村旁，“待二三十丧，总葬石窟”（《隋书·地理
志》）。采用这种葬俗的民族，都有一种普遍的信念，即认为人的血肉是人世间的，人死之后，等肉体腐朽，再将尸骨正式埋葬，死者才能进入鬼魂世界 (33)。

3 ．尸体放置方式分类： 就是按照尸体在墓葬中的放置方式进行的分类。主要可以分为四种形式：

仰身直肢葬 具体是指面部向上、身体仰卧伸直、上肢垂直放于两侧的葬式。这种葬式是史前时代乃至以后各历史时期葬俗中放置尸体的主要形式，普遍存在于各地考古学文化之中。

侧身直肢葬 就是将尸体侧卧伸直放置的葬式。史前时期的侧身葬较为少见，仅在少数墓地发现有个别的例子。如青海柳湾半山类型墓地，共发现墓葬 257 座，其中侧身直肢葬墓仅有两座，因而可能是一种特殊的葬式。

俯身葬 就是面部向下或向两侧、身体俯卧伸直的葬式。这种葬式主要流行于长江下游的马家滨文化中，在浙江嘉兴县马家滨 (34)、江苏吴县草鞋山 (35)、常州圩墩 (36)等遗址发现200多座墓，绝大多数为俯身葬。长江中游大溪文化中也有一定数量的俯身葬 (37)。这种葬式在黄河流域发现较少，如在宝鸡北首岭遗址发掘清理出的 451 座墓葬中，俯身葬仅有 14 座。因此，一般认为黄河流域的这种葬式可能具有一些特殊含义，如可能是对非正常死亡或凶死者的一种处理方式。

屈肢葬 主要是指将尸体下肢向上卷曲的葬式。依尸体放置的姿态可分为仰身曲肢、侧身曲肢、蹲踞葬等形式。根据有关民族学资料，屈肢是在人刚死之时用布带、绳索之类将下肢向上捆扎所致 (38)。在史前时期曲肢葬比较集中地流行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西辽河流域的小河沿文化中；在广西南宁的贝丘遗址和甑皮岩遗址等也发现有蹲踞式曲肢葬；黄河中下游地区则少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屈肢葬在秦人中仍较盛行，被认为是秦人葬俗在重要特征之一。

关于曲肢葬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

<1> 屈肢是按照人们休息或睡眠时的自然姿势放置的，表示死者长眠不醒。如云南独龙族的安葬方式，就是依照人们生前面朝火塘侧身屈肢的睡眠姿态 (39)。

<2> 屈肢状颇像胎儿在母体中的姿势，象征着人死后又回到初始状态中去，以企再生。如西藏珞巴族将死者尸体的双手摆成弯曲状，放在两腮附近呈投胎状，以求死者重新投胎 (40)。

<3> 捆绑死者，以防其作祟活人。如广西壮族认为如果不这样安置，死者的灵魂就会走出来对活人作祟，反之则会暗中保护家人的平安 (41)。

<4> 屈肢可缩小墓圹，以节省墓地和掘墓工时。

<5> 屈肢是仿生前的跪坐（跽坐）姿势，是卑贱者侍奉尊长者之礼，也是奴婢执事的姿态。因而屈肢葬应是秦国奴隶的一种固定葬式 (42)。

<6> 肢体卷屈而卧即秦简《日书》甲种中所说的“窟卧”。所谓“窟卧”当即卷曲而卧，为鬼之所恶，入葬时为防止鬼物侵扰，很自然地会根据生前习俗将尸体摆放成“窟卧”之状。因此，屈肢葬实际上是秦人这免遭恶鬼侵害而采取的一种“避鬼之术” (43)。

总之，屈肢葬俗一方面可能体现着文化上或地域上的特色，另一方面在不同文化中可能也具有不同的含意。

三、史前葬具分类

所谓葬具，是指殓藏尸骨的器具，包括“棺”和“椁”两类。直接装殓尸体的器具叫“棺”，俗称棺材；围砌或套在棺外的设施叫“椁”，亦称外棺。从考古发现来看，葬具是史前埋葬习俗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最初，人死之后可能只是“厚衣之以薪”，用茅草裹尸了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葬俗的发展，“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周易·系辞下》），出现了真正的葬具。考古发现最早的葬具，是距今约 7000 左右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了龙山时代亦即铜石并用时代则比较流行。根据制作材料的不同，史前时代的葬具还可分为陶棺、木棺、石棺等几类：

1 ．陶棺： 指的是陶质葬具。陶棺出现在史前时期，中国古代文献称之为“瓦棺”，《礼记·檀弓》有“有虞氏瓦棺”的记叙。史前的陶棺，一般用实用生活器皿代用。常见的用作陶棺的器皿有陶瓮、陶缸、陶罐、尖底瓶、陶鼎、陶盆、陶钵等，尤以大型陶瓮作为葬具的现象较为多见，故常被统称之为“瓮棺”。瓮棺葬较早出现并流行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时期。在渭水流域及其邻近地区，瓮棺主要用于盛殓婴幼儿的尸骨，并常被埋葬在居住房屋的附近；这类瓮棺一般由一件陶瓮（或陶罐）和一件陶钵或陶盆扣合而成，盆或钵底一般打有小
孔。在洛阳、郑州地区，瓮棺则有多种组合，其中以大型小口尖底瓶为葬具的瓮棺最具特色；这种瓮棺葬在王湾遗址第一期遗存中就发现了 43 座 (44)。在郑州大河村遗址发现有不同时期的瓮棺 62 座，其中第四期的瓮棺葬中有两座使用了尖底瓶、 38 座使用陶鼎为葬具 (45)；这类葬具多用于埋葬婴幼儿。在河南伊、洛河流域一带相当于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文化遗存中，常发现一种用于成年人二次葬的大型陶缸，由于这种陶缸最早发现于伊川土门遗址 (46)，故被称为“伊川缸”。如在河南临汝（今汝州）阎村遗址曾发现 11 座以底部有孔的陶缸作为葬具的“瓮棺葬”，其中有一件陶缸上绘有著名的“鹳鱼石斧图” (47)； 1993 ～ 1994 年，在河南汝州洪山庙遗址中，发现并清理了一座大型瓮棺合葬墓，墓为长方形，东西长约6.3米，南北宽 3.5 米，深 0.3 ～ 0.36 米；墓内排列有序地放置着 136 件瓮棺，瓮棺均为大口、直壁、平底的陶缸，缸上有半球形器盖相扣，缸和盖的口沿下均对称地装有鸟喙状钮，为上下捆绑之用；陶缸上多绘有彩画，除了一些装饰性的图案外，还有人物、动物、植物、生产工具、日月等 (48)。这种“伊川缸”均发现于墓葬之中，应是专为埋葬死者而烧制的葬具。

一般认为，瓮棺葬是仰韶文化时期对夭折幼儿通行的葬俗，多葬于居住区，也有葬于氏族墓地的。一则由于死者尚未成年、不被视为氏族成员而不得埋入氏族墓地，二则基于“灵魂观念”及“亲子之情”而把幼儿葬于健在的亲人附近，并在葬具上凿出小孔以供弱小灵魂出入，便于得到照应。成人瓮棺葬则多被解释为对特殊身份或凶死者的处理，如阎村绘有“鹳鱼石斧图”的陶缸，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部落酋长的葬具 (49)；也可能反映了某些地域或文化的葬俗特色。

2 ．石棺： 是用石材垒砌而成的葬具，主要流行于中国西北、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在西南地区四川川西高原、西藏的藏东高山峡谷和云南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的青铜时代乃至更晚时期也有石棺分布 (50)。中国有关石棺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秦本纪》：“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但考古发现，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已有了石棺的雏形。如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 M 458 的长方形墓穴四周二层台上，堆放三至四层砾石，厚约 20 厘米，形成石棺（椁） (51)；龙山时代的陕西神木石峁墓地多使用石棺，其结构是在墓坑底和四周衬铺石板，上面再盖石板而成棺材状 (52)；在甘肃景泰县张家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墓地中，清理出 11 座石棺墓 (53)。东北地区最早的石棺墓见于红山文化，在辽宁牛河梁的积石冢群中，每座积石冢内，一般都埋葬有数十人，分别依各自的身份而被安置在大小各异的、用石板拼对而成的长方形石棺中，棺上再覆以石块构成一座积石冢的整体；一般石棺长约 1.5 米、宽约 0.5 米，最大的石棺长宽各约 3.5 米 (54)。红山文化的石棺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石棺墓例。此外，在东北地区属青铜时代的西团山文化、夏家店上层等文化中也发现有较多的石棺葬，一般认为是中国古代边地民族的一种葬俗。

3 ．木棺椁： 木棺或木椁，就是指用木材制作的葬具。木质葬具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葬具类型，广泛分布于各地并流行于各个时代，而其渊源则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史前时代的木质葬具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在长江下游崧泽文化中晚期以及良渚文化中也有少量发现。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木棺雏形是仰韶文化时期半坡遗址的墓葬 M 152 ，在该墓穴四壁曾发现有木板痕迹，但不见底板和盖板 (55)。及至龙山时代，晋西南陶寺墓地的大中型墓葬中一般都发现有木棺痕迹 (56)。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一些大墓中也曾发现有木质葬具，如大汶口墓地的 M 10 ，墓底有二层台，根据遗迹推测应有用圆木卧叠构成的“井”字形木椁，并另有棺类葬具 (57)。山东龙山文化大型墓葬中则普遍发现有木质葬具，如在诸城呈子遗址中，占总数 5.7 ％的大型墓葬均有木质葬具；泗水尹家城发现一座有椁有棺的大墓；临朐西朱封发现一座有重椁一棺的大墓 (58)。目前发现木棺数量最多的是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青海柳湾墓地。如在柳湾墓地共清理了半山类型墓葬 257 座，广泛使用木质葬具；马厂类型墓葬 872 座，其中 729 座墓有木质葬具，占总数的 83.6 ％；齐家文化墓葬 366 座，其中有木质葬具的 288 座，占总数的 78.7 ％ (59)。

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葬具多用松柏类树干制成，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梯形木棺 即一头大一头小呈梯形的木棺，见于马厂类型墓葬。棺的四壁由半圆木或木板围拼而成，棺板表面未经刨光，均保留原来的劈裂面，有的还有树皮的痕迹；四角的接合采用穿榫法，即边壁挖槽、端壁作榫、紧密合缝；有的棺上有盖。木棺大小不一，大者如 M 571 长 2.26 米、宽 0.74 ～ 0.94 米；小者如 M 459 长 1.1 米、宽 0.36 米；一般木棺长约 2. 米、宽 0.4 ～ 0.6 米，如 M 432 长 2.3 米、前挡宽为 0.6 米、后挡宽 0.3 米、高 0.6 米。

吊头木棺 与梯形木棺相似，唯两壁板伸出挡板约 0.1 ～ 0.3 米，伸出挡板的部分被称之为“吊头”。木棺四角接合法与梯形木棺相似，也采用穿榫法。吊头木棺主要发现于马厂和半山类型墓葬中，半山类型墓葬的吊头木棺一般长约 2 米、宽 0.4 ～ 0.7 米；马厂类型墓葬的相对较大，如 M 1060 的木棺长 4 米、宽1.24 米、吊头长 0.2 米，常被用于多人合葬墓。

长方形木棺 整体呈长方形，有底有盖。其结构是：棺盖上和棺底下各置 2 ～ 3 道等距离的小木板（每条小木板宽约 4 ～ 8 厘米），棺两侧壁外各竖置 2 ～ 3 道与盖、底同等距离的木条，用穿榫法加以套合形成加固棺身的木框。木棺一般长约 2 米，最大者长可达 4 米。如 M 829 ，木棺保存较完好，长 2.2 米、宽 0.45 米、高 0.4 米；木框架竖木条长 0.48 米、宽 0.04 米，横木板长 0.56 米、宽 0.06 ～ 0.08 米，卯眼径 0.02 米。在马厂墓地中，长方形木棺的数量最多，达 531 座，占木棺墓总数的 73 ％左右。

独木棺 形似独木舟，即将一段圆木相对的两面稍削平，然后将中部凿空成船仓状；独木棺两端多为平头，齐家文化有少数削成弧形，有的棺上另置一棺盖；一般长约 1.5 ～ 2 米，宽约 0.5 米。如马厂遗址 M 558 的木棺长 1.74 、宽约 0.4 米。齐家文化墓葬中的独木棺数量较多，可占木棺总数的 64 ％，而马厂类型仅占3％左右。

垫板 是一种用一块大木板或 2 ～ 3 块小木板拼接成长方形的、用于放置尸体的葬具。垫板的长短因人而定，没有固定的尺寸。如马厂类型 M 1335 的垫板长约 1.5 、宽 0.46 米；齐家文化类型的 M 947 ，板长仅 0.6 、宽 0.28 米，为一儿童墓。在马厂类型墓葬中，垫板发现较多，约占木棺总数23％；齐家文化类型墓葬中的垫板发现较少，仅占木棺总数的 5 ％，且多为儿童墓使用。

此外，在陶寺墓地发现有横断面为梯形和平面呈“Ⅱ”形等的木棺。如 M 1650 的木棺痕迹横断面呈梯形的长方体，长 1.9 米、盖板宽 0.5 米、底板宽 0.65 米、头端高 0.56 米、足端高 0.37 米，其外还发现有束棺的麻绳； M 3106 的墓坑，平面略呈“工”字形，木棺的前后挡板均宽出两侧壁板而作“Ⅱ”形； M 3135 则在墓坑底处四角各立一圆木柱，四个角柱之间连以木板，形制较为特殊。

由上可见，木棺葬是黄河流域史前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一方面在黄河上游地区普遍流行木棺葬，表现出地域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木棺主要发现于大、中型墓葬中，主要显示的应是死者生前身
份、地位差异。

③ 平舆县的文物古迹

名单介绍殷商挚国故城遗址（县保）位于平舆县城。东起文化馆，西至烈士陵园，南到清河边，北及永盛花园小区。始筑于商代，并在先秦及以后历代长期使用。沈子国故城遗址（省保）位于射桥镇古城村，西周遗址。面积202万平方米。为周文王第十子季载的封国。是中华沈氏的发源地。该遗址为中原地区保护较好的西周、春秋古城遗址之一。先秦汝坟故城遗址（县保）又称安成故城。位于老王岗乡兴旺店村委一带，城垣呈梯形。是中原地区重要的先秦古城之一。据考证，《诗经》中《关雎》、《汝坟》等十一篇创作于此。故城南有安成世家豪族的茔地，号称“十八冢”。阳城故城遗址（县保）位于后刘乡新集村一带，城垣呈长方形。春秋时为楚所置。秦统一六国后，置阳城县，属陈郡。据考为中国首次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乡里。西汉时阳城改属汝南郡。东汉初年裁并入汝阳，为世家袁安的庄宅。唐代在故城遗址上建阳城寺院，至民国仍有遗存。战国韩古城遗址（县保）位于后刘乡韩古城村。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重要军事设施---壁垒遗址。东皇庙（县保）位于县城挚地大道中段东侧。原名圣母庙，又名东塔寺，是一座始建于周代，道教与佛教兼容，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庙。主要殿宇包括：圣母殿、文王殿、东皇阁、老君殿、罗汉殿、袁安祠、二龙祠、陈蕃祠等。寺庙设有诸多地方名人专祠。该寺庙多次毁于战火，又历代重修，今仅存东皇阁。洪山庙（县保）位于后刘乡洪山庙村，与上蔡白龟庙、淮阳太昊陵齐名，为“豫南三大古庙”之一。远古名谷神庙，据考为商纣王之子殷洪大难余生，自号“洪山隐居”（又名洪山道人）隐遁处。主要殿阁有：洪君殿、先王殿、玉皇阁、牛王宫、马王殿、龙王殿、奶奶殿、阎王殿、天王殿、罗汉殿等。仙翁庙（县保）位于东和店镇仙翁庙村，是当地百姓为纪念为民驱魔看病的仙人费长房而建的庙宇。郭寺遗址（县保）位于万冢乡郭寺村。建于隋代开皇元年。五代毁于兵火，宋代重修。主要殿阁有：佛祖殿、罗汉殿、文殊殿、普贤殿、观音阁等建筑。与射桥开元寺和附近的阳城寺院齐名，曾为汝东名寺。60年代初废弃。东冈寺遗址位于老王岗乡小岗村西。初为老子庙。东汉中期，人们“诵黄老之微词，尚浮屠之仁祠”，因庙址滨邻汝水鸿隙陂，为当时中原地区的重要漕道，建东岗寺，至唐代达到鼎盛。曾有佛祖殿、佛光殿、老子殿等殿堂十余座，并有大面积寺田。清末废于捻军起义。回龙寺遗址位于老王岗乡贾屯村。相传是西汉时期人们为祈祷龙王回此休息、颐养天性而建，名龙社，又称廻龙庙。东汉时期拓建佛教各殿阁，唐代达到鼎盛。主要殿宇为大雄宝殿、龙王殿等。白龙庙遗址位于老王岗乡白龙王庙村。古为当地人民为祈求白龙造福乡民而建造。宋代以后，庙内曾建玉皇大帝、土地、三奶奶诸殿阁，香火旺盛。建国后废弃。玉皇庙遗址位于玉皇庙乡玉皇庙村。原名为“光武庙”、“刘秀庙”，后名玉皇庙，是豫南地区著名的道教圣地。始建于东汉末期，历代重修，60年代初废弃。主要建筑有玉皇阁、天师观、刘秀殿、贾娘娘祠等，其中以玉皇阁规模最大。庙湾镇会馆庙位于庙湾镇北区。明代晋秦商人相地脉、卜吉凶，于镇北邻河处创立“山陕会馆”。内设关帝殿、乐楼、天王殿、财神殿、灶君殿、马王殿等。关帝殿气势恢弘，蔚为大观。60年代，山陕会馆废弃，今存马王殿和修复的“关帝殿”及六块明清碑刻。庙湾镇东岳庙又名东王庙，位于庙湾镇东区。建于宋代，明时重修。供奉齐天大帝、东王黄飞虎、太上老君、南天老母、西天老母像。南端有一口古井，井上建有供奉姜子牙的庙舍。该庙60年代废弃，90年代初有信徒重修，但形制较小。陈蕃祠遗址又名“陈公祠”，位于射桥镇西关。是东汉末期为奠念名重当朝的太傅陈蕃而建。陈蕃晚年因“党锢之争”，被宦官势力杀害，被朱震密葬于此，附近有古称“古冢十二座”的陈蕃后裔墓葬。祠内主要殿堂有：陈公堂、朱震祠、黄浮祠、陈逸祠、范滂祠等，历代修葺。近代祠堂毁于兵火。张令公祠又名张令公庙，位于射桥镇古城南。张令公，即汉代平舆县令张熹，字季智，桂阳郡临武县（今湖南衡阳市）人。张熹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深得百姓拥戴。因天大旱而焚身求雨，当地百姓立祠纪念。历史上曾屡毁屡修，60年代废弃。90年代初当地信徒筹建祠舍数间，恢复祭拜仪式。董孝子祠遗址位于射桥镇古城村东南，与仙女庙毗邻。董孝子即董永，西汉时期寓居汝南，为著名孝子，因卖身葬父感动世人。并与美丽贤淑、擅长纺织的玉贞姑娘产生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后世神化为董永和七仙女的传说。当地百姓为纪念董永的孝行，在其故居上建董孝子祠。近代毁于兵火。织机庙遗址又名仙女庙，位于射桥镇古城村东南，是纪念汉代汝南孝子董永及其妻七仙女的庙宇。据考证为晋代修建，主要殿堂有：孝子祠、玉女殿（又称七仙女殿）、织机房、月圆堂等殿阁。射桥壶仙观遗址位于射桥镇古城村西南，是古人祭祀悬壶济世的壶公和弟子仙翁费长房的观阁。门题“悬壶济世”。东汉时汝南郡治在今射桥镇古城村一带，这里盛传神仙壶公和弟子费长房救死扶伤、惠济黎民、鞭笞百鬼、驱使社公的传说。晋代，当地人们建造殿堂两座，一座为“壶公祠”，一座为“仙翁观”，各具殿舍五间，合称“壶仙观”。生死祠遗址又名“范张庙”、“鸡黍庙”，位于射桥镇古城村南。是当地群众为纪念张元伯、范巨卿、郅君章、殷子微生友、死友之情而建。祠中建生友堂、死友堂，讴歌人间信义真情。民国初年，毁于兵火。四贤观遗址位于射桥镇古城村南。据考证，为东汉末年刘备、关羽、张飞、赵云四贤罹难阔别重逢之地，时称“古城聚会”。后人为纪念四人古城聚会，在此建起“四贤观”。主要殿堂有：赵云祠、张飞祠、关公祠、刘备殿、四贤观等。开元寺遗址位于射桥镇中，是豫南地区唯一一座唐代名刹。该寺占地500亩，并有大量寺田，规模宏大。建供奉释加牟尼舍俐的佛塔和天王殿、普贤殿、文殊殿、观音殿、地藏殿、佛贤殿、高僧殿、弥陀殿、佛光殿、藏经阁、三圣祠等大型殿宇。元、明、清曾置僧纲寺，为豫南的佛教中心。该寺60年代被毁，但明代重修的碑碣仍在。龙王庙（县保）位于县城东北十公里处，是一座千年古庙。该庙清代以前颇具规模，除分造六色神龙宝殿外，还建有禹王殿、玉皇殿、佛祖殿。每年三月十五日举行庙会。抗日战争时期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学校迁移该庙，利用庙址扩建学校。今仅存青龙殿与《皇清重修龙王庙碑记》的残碑一块。射桥黉学又名“孔庙”，位于射桥镇小学院内。始建于明泰昌年间，主要建筑有大成殿、东西庑圣迹殿、诗礼堂、崇圣祠等，近代毁废。现仅存诗礼堂。该殿堂为明清时县科庠生科举后举行尊孔授仪的场所，对宣传封建文化有一定的影响。现存诗礼堂系清代重修，整个建筑保护完整。普照寺秀公戒师和尚塔（省保）又名普照寺塔，位于李屯乡普照寺村西，系金代高僧秀公戒师和尚的墓塔。普照寺原名崇林寺，始建于唐代，毁于清咸丰十年，现仅存一塔。该塔建于金明昌五年（1194年），高14米，共7级，为密檐式砖砌塔，结构严谨，雕刻精美，是豫南地区唯一一座金塔。

④ 平舆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殷商挚国故城遗址（县保） 位于平舆县城。东起文化馆，西至烈士陵园，南到清河边，北及永盛花园小区。始筑于商代，并在先秦及以后历代长期使用。
沈子国故城遗址（省保） 位于射桥镇古城村，西周遗址。面积202万平方米。为周文王第十子季载的封国。是中华沈氏的发源地。该遗址为中原地区保护较好的西周、春秋古城遗址之一。
先秦汝坟故城遗址（县保） 又称安成故城。位于老王岗乡兴旺店村委一带，城垣呈梯形。是中原地区重要的先秦古城之一。据考证，《诗经》中《关雎》、《汝坟》等十一篇创作于此。故城南有安成世家豪族的茔地，号称“十八冢”。
阳城故城遗址（县保） 位于后刘乡新集村一带，城垣呈长方形。春秋时为楚所置。秦统一六国后，置阳城县，属陈郡。据考为中国首次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乡里。西汉时阳城改属汝南郡。东汉初年裁并入汝阳，为世家袁安的庄宅。唐代在故城遗址上建阳城寺院，至民国仍有遗存。
战国韩古城遗址（县保） 位于后刘乡韩古城村。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重要军事设施---壁垒遗址。
东皇庙（县保） 位于县城挚地大道中段东侧。原名圣母庙，又名东塔寺，是一座始建于周代，道教与佛教兼容，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庙。主要殿宇包括：圣母殿、文王殿、东皇阁、老君殿、罗汉殿、袁安祠、二龙祠、陈蕃祠等。寺庙设有诸多地方名人专祠。该寺庙多次毁于战火，又历代重修，今仅存东皇阁。
洪山庙（县保） 位于后刘乡洪山庙村，与上蔡白龟庙、淮阳太昊陵齐名，为“豫南三大古庙”之一。远古名谷神庙，据考为商纣王之子殷洪大难余生，自号“洪山隐居”（又名洪山道人）隐遁处。主要殿阁有：洪君殿、先王殿、玉皇阁、牛王宫、马王殿、龙王殿、奶奶殿、阎王殿、天王殿、罗汉殿等。
仙翁庙（县保） 位于东和店镇仙翁庙村，是当地百姓为纪念为民驱魔看病的仙人费长房而建的庙宇。
郭寺遗址（县保） 位于万冢乡郭寺村。建于隋代开皇元年。五代毁于兵火，宋代重修。主要殿阁有：佛祖殿、罗汉殿、文殊殿、普贤殿、观音阁等建筑。与射桥开元寺和附近的阳城寺院齐名，曾为汝东名寺。60年代初废弃。
东冈寺遗址 位于老王岗乡小岗村西。初为老子庙。东汉中期，人们“诵黄老之微词，尚浮屠之仁祠”，因庙址滨邻汝水鸿隙陂，为当时中原地区的重要漕道，建东岗寺，至唐代达到鼎盛。曾有佛祖殿、佛光殿、老子殿等殿堂十余座，并有大面积寺田。清末废于捻军起义。
回龙寺遗址 位于老王岗乡贾屯村。相传是西汉时期人们为祈祷龙王回此休息、颐养天性而建，名龙社，又称廻龙庙。东汉时期拓建佛教各殿阁，唐代达到鼎盛。主要殿宇为大雄宝殿、龙王殿等。
白龙庙遗址 位于老王岗乡白龙王庙村。古为当地人民为祈求白龙造福乡民而建造。宋代以后，庙内曾建玉皇大帝、土地、三奶奶诸殿阁，香火旺盛。建国后废弃。
玉皇庙遗址 位于玉皇庙乡玉皇庙村。原名为“光武庙”、“刘秀庙”，后名玉皇庙，是豫南地区著名的道教圣地。始建于东汉末期，历代重修，60年代初废弃。主要建筑有玉皇阁、天师观、刘秀殿、贾娘娘祠等，其中以玉皇阁规模最大。
庙湾镇会馆庙 位于庙湾镇北区。明代晋秦商人相地脉、卜吉凶，于镇北邻河处创立“山陕会馆”。内设关帝殿、乐楼、天王殿、财神殿、灶君殿、马王殿等。关帝殿气势恢弘，蔚为大观。60年代，山陕会馆废弃，今存马王殿和修复的“关帝殿”及六块明清碑刻。
庙湾镇东岳庙 又名东王庙，位于庙湾镇东区。建于宋代，明时重修。供奉齐天大帝、东王黄飞虎、太上老君、南天老母、西天老母像。南端有一口古井，井上建有供奉姜子牙的庙舍。该庙60年代废弃，90年代初有信徒重修，但形制较小。
陈蕃祠遗址 又名“陈公祠”，位于射桥镇西关。是东汉末期为奠念名重当朝的太傅陈蕃而建。陈蕃晚年因“党锢之争”，被宦官势力杀害，被朱震密葬于此，附近有古称“古冢十二座”的陈蕃后裔墓葬。祠内主要殿堂有：陈公堂、朱震祠、黄浮祠、陈逸祠、范滂祠等，历代修葺。近代祠堂毁于兵火。
张令公祠 又名张令公庙，位于射桥镇古城南。张令公，即汉代平舆县令张熹，字季智，桂阳郡临武县（今湖南衡阳市）人。张熹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深得百姓拥戴。因天大旱而焚身求雨，当地百姓立祠纪念。历史上曾屡毁屡修，60年代废弃。90年代初当地信徒筹建祠舍数间，恢复祭拜仪式。
董孝子祠遗址 位于射桥镇古城村东南，与仙女庙毗邻。董孝子即董永，西汉时期寓居汝南，为著名孝子，因卖身葬父感动世人。并与美丽贤淑、擅长纺织的玉贞姑娘产生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后世神化为董永和七仙女的传说。当地百姓为纪念董永的孝行，在其故居上建董孝子祠。近代毁于兵火。
织机庙遗址 又名仙女庙，位于射桥镇古城村东南，是纪念汉代汝南孝子董永及其妻七仙女的庙宇。据考证为晋代修建，主要殿堂有：孝子祠、玉女殿（又称七仙女殿）、织机房、月圆堂等殿阁。
射桥壶仙观遗址 位于射桥镇古城村西南，是古人祭祀悬壶济世的壶公和弟子仙翁费长房的观阁。门题“悬壶济世”。东汉时汝南郡治在今射桥镇古城村一带，这里盛传神仙壶公和弟子费长房救死扶伤、惠济黎民、鞭笞百鬼、驱使社公的传说。晋代，当地人们建造殿堂两座，一座为“壶公祠”，一座为“仙翁观”，各具殿舍五间，合称“壶仙观”。
生死祠遗址 又名“范张庙”、“鸡黍庙”，位于射桥镇古城村南。是当地群众为纪念张元伯、范巨卿、郅君章、殷子微生友、死友之情而建。祠中建生友堂、死友堂，讴歌人间信义真情。民国初年，毁于兵火。
四贤观遗址 位于射桥镇古城村南。据考证，为东汉末年刘备、关羽、张飞、赵云四贤罹难阔别重逢之地，时称“古城聚会”。后人为纪念四人古城聚会，在此建起“四贤观”。主要殿堂有：赵云祠、张飞祠、关公祠、刘备殿、四贤观等。
开元寺遗址 位于射桥镇中，是豫南地区唯一一座唐代名刹。该寺占地500亩，并有大量寺田，规模宏大。建供奉释加牟尼舍俐的佛塔和天王殿、普贤殿、文殊殿、观音殿、地藏殿、佛贤殿、高僧殿、弥陀殿、佛光殿、藏经阁、三圣祠等大型殿宇。元、明、清曾置僧纲寺，为豫南的佛教中心。该寺60年代被毁，但明代重修的碑碣仍在。
龙王庙（县保） 位于县城东北十公里处，是一座千年古庙。该庙清代以前颇具规模，除分造六色神龙宝殿外，还建有禹王殿、玉皇殿、佛祖殿。每年三月十五日举行庙会。抗日战争时期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学校迁移该庙，利用庙址扩建学校。今仅存青龙殿与《皇清重修龙王庙碑记》的残碑一块。
射桥黉学 又名“孔庙”，位于射桥镇小学院内。始建于明泰昌年间，主要建筑有大成殿、东西庑圣迹殿、诗礼堂、崇圣祠等，近代毁废。现仅存诗礼堂。该殿堂为明清时县科庠生科举后举行尊孔授仪的场所，对宣传封建文化有一定的影响。现存诗礼堂系清代重修，整个建筑保护完整。
普照寺秀公戒师和尚塔（省保） 又名普照寺塔，位于李屯乡普照寺村西，系金代高僧秀公戒师和尚的墓塔。普照寺原名崇林寺，始建于唐代，毁于清咸丰十年，现仅存一塔。该塔建于金明昌五年（1194年），高14米，共7级，为密檐式砖砌塔，结构严谨，雕刻精美，是豫南地区唯一一座金塔。

⑤ 中国古代文物古迹哪个省最多

当然是山西了，毋庸置疑。
山西的文物古迹有270处，远远高于排在第二的河南（专189处），曾经建都最属多的陕西排在了第四位138处。
山西的古建筑，尤其是木构建筑，只是元代之前的，就足足是整个日本的1.3倍，比如山西朔州的释迦塔，大同的华严寺，都是建成于辽代，纯木结构、无钉无铆。最大关帝庙，最早后土祠，最高木结构塔，最大皇家宗祠，最完整明代古城，都在山西。
现存的保存完好的宋、金之前的古建筑，山西占全国的75%，再加上元代的，接近80%。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是唐朝建筑，举国仅存4座，都在山西。古建筑总共加起来，有4万多处，因此也被人们誉为“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

⑥ 石河镇的概况

石河镇位于天门市西北部，全镇国土面积133平方公里，总人口5.8万人。辖1个居委会、36个村委会：石河、龙王、界牌、竹寺、刘方岭、复兴场、董巷、土城、西河、东河、牌岭、唐李、卢岭、胡垱、夏新、唐店、砖庙、段场、江店、周嘴、汪嘴、易嘴、李嘴、诸葛、张巷、孙冲、石庙、姚岭、吴刘、蔡岭、洪山庙、东虹、花垸、吴岭、杨岭、东桥。
石河镇是天门著名的“三乡宝地”：它是天门“文化之乡”，举世闻名的石家河文化发祥地；新时器时代聚落遗址的发现，佑证了长江与黄河文化同为中华民族文明起源；西周土城遗址文物的发掘代表父系氏族形成的标志。它是天门“鱼米之乡”，传统的农业强镇，7.2万亩耕地，2.3万亩水面，1.9万亩生态林，形成了优质稻、畜禽、水产、杨树和水生蔬菜五大特色产业，年产粮食过亿斤，素有“荆楚粮仓”美誉。它是天门“红色之乡”，曾是革命时期天门县委所在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贺龙等同志战斗生活过的地方，镇区烈士陵园是天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如今的石河秉承“开明、包容、担责、实干”石河精神，坚持“四化”同步发展，正在着力打造“四张新名片”，奋力争当全市镇域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华丰模式”的培育与做强，其智能农业产业园的打造与建设，正引领石河由农业大镇向现代化农业业强镇的跨越。石家河文化遗址开发启动，旅游公路的形成、护城河的开挖、文化广场的建成，一个底蕴丰富的文化旅游古镇正喷发出新的青春活力。1.5公里石河大道高标准升级改造，石段路和建镇街两个示范街的建成，启动了天京和天佛两线改道、东河和西河两河景观式的治理、华丰社村一体化新型社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天门后花园、宜居宜业生态新镇初具规模。机械制造、建筑建材、米业加工、服装生产等工业版块的形成，占地500亩的李嘴工业园和占地100亩的界牌农产品加工园即将开展“四通一平”，一个财富的沃土、投资的平台正虚位以待，一个更具实力、更具魅力、更具活力的新型工业强镇正在奋力崛起。

⑦ 长沙周边有哪些水边的野炊地点

长沙市内没有野炊烧烤场啦，长沙唯一的一个地方可以用地图查询:长沙博爱野回炊乐园。那里可以答，可以带东西，自己搞的。我朋友去过一个地方，石燕湖,还可以的,景色还不错,还有玩的地方,可以让你们找回童真, 前天刚去过,确实不错,那里还有漂流呢，足够玩一天了,而且消费不是很高,很适合。

⑧ 棺椁发展史

棺椁葬是指把尸体装入棺椁再行埋葬的一种葬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们在处理尸体时是不用棺椁的。如中原地区在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时期，埋葬死者一般是以在氏族的公共墓地内挖长方竖穴土坑来直接埋葬死者。也许是为了长期持久的保存尸体，以表达对死者的怀念之情，人们开始以器护尸，于是便有了棺椁，并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棺椁制度。棺椁制度作为古代埋葬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我们研究古代礼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人类是从什么时间开始使用棺来埋葬死者的？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从浩繁的典籍中我们仍可以找到一些蛛丝蚂迹。《说文》释匛：“棺也，从匚，久声。” 匛字以久为声，取长久之义。《白虎通•崩甍》云：“匛之为言究也，久也，久不复变也。”从字形上看出，匛最早只是一种很简单的方形葬具，古字并不从木，说明最早的棺并不是木棺。但从字义上去理解，我们也可以看出棺或柩的本义也是在于保存尸体能够长久。另外据《礼记•檀弓上》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长殇，以夏后氏之墍周葬中殇、下殇，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殇。” 这里的瓦棺，与“有虞氏尚陶”的注解是相吻合的。“堲周”，就是用火烤墓圹的四周，“火熟曰堲，烧土冶以周于棺也。或谓之土周。”或是为了防潮的目的，对墓圹的加工处理。在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遗址中，曾发现有在墓扩口上面或墓旁周围堆积红烧土块的现象（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94页），或可称得上是目前发现“堲周”的最早的实例。但从考古发现的夏文化遗存来看，在被公认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墓葬资料中，并没有发现这种“堲周”的迹象。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不相符，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现象。“殷人棺椁”，考古材料证明已是不争的事实。周人墙置翣，《说文》释翣：“棺羽饰也。天子八，诸侯七，大夫四，士二下垂。”说明它是棺椁装饰的一种，再加上以长殇、中殇、下殇、无服之殇来定规定使用的葬具，以标等级，说明周代的丧葬礼仪在经过史前以及夏商的发展之后，更为繁文委曲，并且制度化。
以上的文献资料，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信息：这说明在木棺之前，除去那些大量的无棺的土坑葬之外，还有瓦棺的存在。葬具从无到有，及其形态的差异，一方面受到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人们的观念形态的支配。尤其是木质葬具和石棺的出现，说明当时人们对死者尸体保存意识的强化。同时也可以看出，棺椁的从无到有，是伴随着礼仪制度而渐走向成熟的。
一、新石器时代的瓮棺葬
所谓瓮棺葬，就是用瓮、缸等作为工具的一种埋葬形式。中原地区考古所见的瓮棺葬，证明了《礼记》所言瓦棺的存在。不过，瓦棺的时代还可能更早。在中原地区最早的瓮棺葬发现于裴李岗文化的舞阳贾湖遗址，可以确认为瓮棺葬的共32座。贾湖墓地的瓮棺葬大多散乱的分布在居址之中，作为瓮棺的葬具的有罐、罐形鼎、甑、划纹盆等，上面一般扣置敞口钵、敛口钵、三足钵等，均是用来埋葬未成年的幼儿，这也许是出于对幼儿的特别关爱之故。埋葬采用立置的方式埋入地下，地面上露出一部分。[1] 从目前来看，裴李岗文化时期，瓮棺葬并没有形成一种流行的葬俗，在其他遗址中尚未发现有瓮棺葬。到了仰韶文化时期，这种葬俗才流行起来，并成为仰韶文化埋葬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仰韶文化的瓮棺葬分幼儿瓮棺葬和成人瓮棺葬两种。在大河村仰韶文化第四期，共清理出瓮棺葬137座[2]。埋葬的均为早夭的婴儿。可见，这些瓮棺主要的用途是用来埋葬死去的婴幼儿的，它一种特殊的葬具。这些瓮棺中，大多是用一件葬具，如用陶鼎、罐、盆、缸等作葬具，以陶鼎作葬具的最多。用2件葬具的，则是两件器物相扣合，如大口尖底瓶与鼎扣合、大口尖底瓶与豆扣合、大口尖底瓶与钵扣合、鼎与鼎扣合、罐与罐扣合、罐与缸扣合缸与缸扣合等。这些瓮棺葬大多埋在圆形坑内，也有少量埋在椭圆形坑内，墓坑较小，仅能放下瓮棺葬具。瓮棺的放置，有竖立、斜置和横放三种形式。一般情况下是尖底瓶横置于坑中，单件的鼎、缸、罐等则多竖放在坑中，两件器物相扣合的，横放的比较多。
类似的瓮棺葬在淅川下王岗、郑州西山、郑州后王庄、洛阳王湾、长葛石固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这种处理小孩尸体的方法，与裴李岗文化有别。仰韶文化的小孩瓮棺葬集中埋在成人墓之间或房基附近，而裴李岗文化的墓葬，成人墓区内不见儿童墓。
成人瓮棺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并不是普遍使用，而是出现于特定的区域。它是仰韶文化阎村类型所盛行的一种葬俗。在这类型的墓葬中， 瓮棺葬既用于儿童，也用于成人。有一种被称为伊川缸的葬具，属于大型的瓮棺。以这种瓮棺作为成人葬具，具有地方的特色。因为它是在豫中地区如伊川土门、临汝阎村、汝州中山寨、鲁山邱公城等遗址发现的，而且是首先发现于伊川土门，故以伊川缸名之。这种缸直筒深腹，平底，有盖，腹部和上腹部有3个鸟喙状扳，便于捆梆。缸底有一圆孔，系烧制陶缸前戳穿的，是死者灵魂出入的地方。伊川缸中，最为著名的如在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陶缸，这是迄今发现最大的一幅原始社会时期的彩陶画[3]。陶画的内容，一组为鹳叼鱼；一组为带柄的石斧。鹳昂首挺立，正在叼食一条大鱼。右侧的石斧，捆梆在一个竖立的木棒上端。鹳鸟、鱼、石斧三者之间含义深刻，似在极力表现某种观念或社会背景。在出土伊川缸的遗址中，尤以汝州洪山庙最为引人注目。洪山庙遗址[4]位于汝河北岸的Ⅲ级台地上，高出周围地面1.5米~3米。在这里考古发掘最重大的收获是M1大型瓮棺葬合葬墓。M1是一个东西长6.3米，南北宽3.5米的墓坑，坑内发现136件大口直壁缸，且不说尚有部分被破坏掉。如果加上被破坏掉的那部分，瓮棺会更多。这136个瓮棺中，均为二次埋葬，头骨置于缸的中央，盆骨、四肢骨竖直靠在头骨周围，肋骨脊椎骨等置于底部。除绝大部分为成人瓮棺外，也有少量的儿单瓮棺。一百多个瓮棺合葬在一起，按当时的生活环境和人口规模，是十分了不起的，这里很可能是一个氏族的公共墓地，有着集体二次葬的习俗，且是用瓮棺埋葬。在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墓坑内，埋葬一百多个瓮棺，而且瓮棺均是按照一定秩序摆放。自南向北分为13排。瓮棺绝大部分是为死者二次迁葬而专门烧制的。这个墓地很可能是一个氏族的墓地，同一氏族的人死后，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集体进行二次葬。然而这只是在洪山庙发现的一座合葬墓，因为这里的遗址破坏较为严重，已无法识辨其本来的面目。不过可以肯定，这里之前肯定会有类似M1的墓葬。
除此之外，洪山庙瓮棺上的彩陶图案也是一大特色，成为仰韶文化埋葬习俗中的一个亮点。M1出土的瓮棺葬具，能够复原的近50件，其中40件为彩陶，这些彩陶的图案基本上不重样。彩陶图案的内容有男根纹、裸体人、人形纹、人手等人物图案；还有鹳、鸟、鱼、龟、鹿、蜥蜴、贝壳等动物；树枝、树叶纹、勾叶纹、植物根系纹等植物图案；以及石斧、木耜、木耒梳等生产、生活用具图案。通过这些图案我们可以透视当时居民的观念和信仰。所以说，不仅是它所表现的丧葬制度，它的物化的内容，各种器物组成的葬具，葬具之上富于思想文化内涵的图案，其本身就是早期礼制的一条重要线索。如其中的男根图的出现。洪山庙M1瓮棺葬中有4座瓮棺绘或塑出男性生殖器图案。如W39：1陶缸上彩绘一人，现仅存下身，其小腹用泥条塑一男性生殖器，生殖器粗大，显然是要刻意描绘的，中间还刻有较长的凹槽，表示尿道口。又如W10：1缸，其上用棕彩绘出上下对称的两个生殖器，生殖器的龟头经过夸张处理。而且，绘或塑出男根图案的瓮棺，除一座因人骨保存较少无法进行性别鉴定外，其余3座均为成年女性墓。其年龄在20—35岁之间。这绝非出自偶然，应当是人们祈求生殖的具体表现。说明当时已经普遍存在着生殖崇拜的习俗，并由此制约和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可以看出远古人类对生殖现象的理解已有了很大的进步，由早期的女性崇拜向男性崇拜转化。事实上，除洪山庙以外的中原其他地区，这一时期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陶祖或石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的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因此，由生殖崇拜所引申的一系列行为意识自然会上升到礼制的高度，左右人们的行动。
再如洪山庙遗址中的金鸟负日图陶缸，图中间绘一大鸟，背负一巨大的日轮，左右两侧各立一只鸟，引颈张口，两腿向后倾斜，似乎是在极力阻止中间大鸟的前进。这幅图的寓意我们留下了许多讨论的空间，但金鸟负日本身却表现出了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在庙底沟类型中，金鸟负日的图案、鸟纹是主要的装饰母题之一。古人以形象的手法表达出对周围世界、对天体的认识。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仰韶文化瓮棺葬中的葬具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它的埋葬环境、墓主以及彩绘或堆塑图案一起，表达了当时人们对死亡、对生育、对自然界的认识，是一定社会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反映，并形成了固定的习俗。
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瓮棺葬一般是用于幼儿的埋葬。瓮棺葬具主要是深腹平底罐，还有少量的瓮、鼎、釜等。深腹平底罐多为夹砂灰陶，束颈，深腹外鼓，小平底，饰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多为两罐相扣或在罐的口部覆一钵或盆。如淅川下王岗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52座墓葬，其中有24座为瓮棺葬，均以陶罐作葬具，有的扣以鼎、碗、钵、器盖；少数以瓮作葬具，其上扣以罐或瓮[5]。不过，在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瓮棺葬远没有仰韶文化时期盛行，而且不是幼儿的唯一埋葬方式，在瓮棺葬的同时，有些幼儿和成人一样使用土坑墓。龙山文化以后，在中原地区则很少发现瓮棺葬的实例。
总的来说，对瓮棺的认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在中原地区，瓮棺葬一般适用于幼儿；是埋葬死去的幼儿时普遍使用的一种埋葬习俗。然而在阎村类型却出现了成人瓮棺葬，成人瓮棺葬均为二次葬。
2．幼儿瓮棺葬的葬具一般是日常使用的陶器，只有极少数为特制的葬具。阎村类型的成人瓮棺葬为专门烧制的陶缸。瓮棺的底部一般钻有小孔，作为死者灵魂出入的地方。
3．无论是幼儿瓮棺葬或是成人瓮棺葬，随葬品一般较少，多则几件，少则一件，或没有随葬品。
4．瓮棺作为一种特殊的葬具，它的使用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它的出现与后期的石棺、木棺具有共同的信仰和观念，即灵魂不灭。

二、木棺的起源
根据《礼记》关于“殷人棺椁”的记载，过去一般认为木棺的出现是在殷商时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表明，在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已较早出现了木棺。孟津妯娌遗址仰韶墓地的一座墓葬内置单棺，即是较为典型的一例。使用木棺的这座墓葬，也是妯娌遗址仰韶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葬，位于墓地西南边缘，墓坑长5.15米，宽4.05米，面积20.86平方米。底部有生土二层台，内置单椁，内葬一青年男性，死者手臂还套有象牙箍[6]。无独有偶。早在半坡遗址的发掘中，在M152长方形竖穴墓中，就发现了清晰的木棺痕，死者是一名三四岁的女孩。棺板由长短不一的木板组成，接榫方法不太清楚，棺外有因葬具而形成的熟土二层台[7]。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墓地中一些死者的身上有板灰和席子的印痕，龙岗寺遗址有的墓葬也有用木板作葬具的。另外，在元君庙墓地M458[8]，发现有用砾石砌成的“石棺”，死者系一老年男子。以棺作为葬具，在当时还是较为罕见的。半坡遗址的女孩木棺葬，随葬品达6件之多，其中在两件钵内还盛着粟粒，女孩身上还佩戴着一件青白色玉坠，还有138颗骨珠和3个石球。妯娌遗址的大型墓葬，不仅规模大，而且死者手臂上还套有象牙箍，这都在暗示着享用木棺是一种非常优厚的待遇，是对死者的一种特殊处理方式。木棺的出现，是远古人类在处理死者尸体上一次大的飞跃，虽然在当时还不普遍，但它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几千年来一直盛行的埋葬制度的棺椁制度，它的渊源便可追及于此。
中原龙山文化的墓葬发现不多，绝大部分仍是沿袭裴李岗文化以来的土坑葬，除小儿瓮棺外，很少发现有使用葬具的痕迹。然而，在陶寺墓地，却发现了大量木棺墓。“棺的式样较多，似乎尚未定形。使用榫卯结构的长方盒形木棺已经出现；从另外一些棺的结构看，系在墓坑装配，实与后来木椁的构筑法近似。如简报中所报道，有的墓底用烧土、陶片砸成硬面，棺周铺炭渣，或为积石炭之滥觞。棺盖上覆麻类编织物，两侧垂至棺底，颇似商周时期的棺饰。棺内底板上铺麻类编织物，尸骨周身裹以不同颜色的平纹织物，其上又覆盖麻类编织物多层，从中也不难看到商周殓衾制度的渊源。至于在棺前高案置奠的习俗，则由此时历经商周汉晋，延续数千年。”[9]整个墓地分为大、中、小三个类型。大型墓均使用木棺，棺内撒有红色朱砂，并且有鼍鼓、特磬、玉钺、石钺等大型礼器随葬；中型墓有部分使用木棺，有的棺内撒朱砂，但也有的墓不见板灰痕迹。小型墓则大多没有木质葬具[10]。另在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墓葬中，也发现了不少有棺墓，随葬品有玉璋、玉钺、玉璧等。可见，棺在出现的早期就已具备了礼的部分内涵，具有别贵贱、定等级的意义，在中原地区只有少数的大中型墓才可能拥有，一般的小型墓则基本不见。
所谓椁，就是棺外套的大棺。所以人们往往棺椁并称。棺的出现，同样是为了更长时间地保护尸体的需要，不仅要有棺，而且棺之外还要层层套叠。棺外所套的大棺称为椁，棺内所嵌的小棺称为櫘，贴身之棺又称为榇。《说文》：“椁，葬有木椁也。从木郭，郭亦声。”“櫘，棺椟也。从木，慧声。”“榇，棺也。从木，亲声。”段玉裁注：“木椁者，以木为之，周于棺，如城之有郭也。椟，柜也，棺之小者，故谓之棺椟。”目前，这种在棺外套有椁的棺椁形式，在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中尚未发现实例。在山东大汶口文化中，却发现有棺椁并存的现象。如在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墓葬中，M51不仅有木棺，而且在棺外还有“井”字形椁，为中华古代内棺外椁制度的祖型[11]。
在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了属于夏代的木制棺椁葬具。如在位于二里头2号中心殿堂北部发现的一座大墓，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的20多座墓葬中最大者[12]。这座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墓口东西长5.20-5.35米，南北宽4.25米，墓深6.10米。遗憾的是因早期被盗，墓内的遗物只剩下朱砂、漆皮、蚌饰片、涂朱陶龙头、一具装入红漆木匣内的狗骨架。但从种种迹象表明，大墓是使用漆棺作为葬具的。在二里头发现的另外6座较大型的墓，有3座保存较好，均发现有朱漆棺残皮，墓底铺有朱砂，朱砂下面还铺有席子。其中一座在墓坑中还挖有棺室，棺室底部铺有朱砂[13]。不难看出，这些墓葬与其他中小型墓葬相比，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差异，墓的主人当属奴隶主贵族。尤其是位于2号中心殿堂北部的大墓，它所处的位置，以及它的规模，都是其他墓葬望尘莫及的。
商代是普遍使用棺椁的时期。《礼记•檀弓上》载“殷人棺椁”，郑玄注：“殷人上梓”，是说殷人多用梓类木材造棺。在郑州商城发现的墓葬中，铜器墓多有棺椁的痕迹。如1955年在郑州白家庄发现的一批商代墓中，有3座为铜器墓，均有棺椁痕，墓底铺有朱砂[14]。1956-1965年间在郑州铭功路一带发掘的4座铜器墓中，M146、M148、M2墓底均铺有一层朱砂，有棺椁痕[15]。1982年在郑州北二七路发现的3座铜器墓，其中1、2号墓墓底铺朱砂，有棺板灰痕迹[16]。
在安阳殷墟，我们发现棺椁已普遍使用于大中小型墓葬。在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在墓室中部有木椁，椁用整木做成，四周与墓壁中间用夯土填平，成为二层台，椁内有棺，棺木已无存[17]。殷墟妇好墓是一座大型的王室墓葬，为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的墓葬。墓内有木椁，椁内有棺，棺表面有多层黑红相间的漆皮，漆皮上还有一层较粗的麻布，麻布外面又有一层薄绢。这座非常讲究的墓葬，可以作为商王室棺椁墓的代表[18]。在殷墟西区、大司空村和小屯附近发现的大量的小型墓中，同样使用木棺葬具，只不过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与王陵内的大墓相比，差别悬殊。有一些墓是使用席子一类的编织物作为葬具。殷墟西区是一处族墓地，木棺都是长方匣形，两端大小高低相同。棺上一般涂有红、黄色漆，少数棺上有彩绘。除了一般的木棺葬外，有些墓葬还发现木棺外有椁，在棺椁上面常铺有席子或以彩绘的画幔一类的编织物覆盖。从以上考古资料分析，在商代后期棺椁的形制已经完备，并普遍使用于墓葬之中。
周代不仅因袭了商代的棺椁形制，以木制棺椁作为主要的葬具，而且在商代的基础上，更加完备，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棺椁制度。据文献记载，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但关于具体的制度，文献记载各有不同。如《礼记•檀弓上》记载：“天子之棺四重”，郑玄注：“诸公三重，诸侯两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而《庄子•杂篇•天子》则云：“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荀子•礼论》说：“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目前西周王陵尚未发现。周天子的墓葬是否使用四重棺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发现的诸侯王的墓葬来看，基本上是符合郑玄所注的棺椁制度。在三门峡虢国墓地，考古工作者发现了M2001和M2009两座属于虢国国君的墓葬。其中M2001系一代国君虢季的墓葬，M2009据出土铜器铭文分析为国国君虢仲的墓葬。这两座墓葬均使用了重棺单椁[19]。如果依郑玄“诸侯两重，大夫一重，士不重”的注释，单棺为不重，一棺一椁为一重，两棺一椁为两重，可以理解为诸侯“二棺一椁”，大夫“一棺一椁”，“士单棺”，这样考古发现的虢国棺椁制度正符合《礼记》的记载。另外，在虢国墓地第一次发掘的 M1052号墓，据其内出土的“虢太子徒戈”，知其为太子墓，太子使用的是重椁单棺[20]，大体上亦符合“诸侯两重”的葬制。而发掘的M2011，是一座九鼎墓，墓中随葬的一件铜斧上铸有“太子车斧”铭文，同样是一座太子墓[21]，使用的是单棺单棺，与“诸侯两重”的葬制不合。
从平顶山应国墓地的情况来看，应国墓地M1据出土的五鼎六簋的组合推测，属于大夫一级的墓葬，其所使用的葬具为单棺单棺[22]；M95是另一座应国贵族墓葬，同样为单棺单棺[23]。应国墓地是具有族坟墓特征的公墓区，葬具大多为单棺单棺，表明这里正是一处应国贵族的墓地。尽管还没有发现诸侯王的墓葬，但从大量的贵族墓来看，是符合西周的棺椁制度的。
东周时期，礼崩乐坏，反映在棺椁制度上，并不是全按照周礼来使用棺椁葬具。一般的大型墓，也就是在贵族墓中多出现两棺一椁的葬制。而在中小型墓葬中，多为一棺一椁或有棺无椁，这是中小贵族或平民阶层所普遍使用的葬具。仅极个别的中型墓内使用两棺一椁。如1983年在东周王城东墙外发掘的18座中小型东周墓葬，1座为两棺一椁，8座为单棺单棺，7座单棺无椁，另有一座洞室墓，内置单棺。其中的一座重棺单棺墓，是在椁室内并列两具棺木，为夫妻合葬墓。[24] 1975年在东周王城北墙外清理的一座春秋晚期墓，是一座与申伯氏或申之伯氏有关的贵族墓，使用的葬具为两棺一椁[25]。在淅川下寺发掘的楚国贵族墓地，其中的M1、M2、M3，均系楚国贵族的墓地，葬具都使用了两棺一椁。当然，在大量发掘的东周墓葬内，有棺无椁和无棺无椁的小型墓仍占绝大多数。
此外，在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以土、砖代替木椁的新形式。在一些中小型墓内，出现了横穴式的土洞室墓，这种土洞，代替了木质的椁，或者不用横穴土洞，而用空心砖筑成椁室，以代替木椁。以土、砖代替木椁，是一种简省，从此创造出了另一种简便的墓葬制度。
从棺椁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棺椁从出现之初，就具有区别贵贱和等级的功能，从史前时期的对死者的特殊礼遇，到殷商时代在贵族阶层中普遍的使用，最后在周代在宗法制度下形成了一套十分完备的棺椁制度。棺椁制度的起源与发展，是我们了解先秦时期社会演进的一面镜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古代礼制从起源走向成熟的过程

⑨ 什么是缸棺 知道的话介绍一下历史背景

检举 棺椁葬是指把尸体装入棺椁再行埋葬的一种葬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们在处理尸体时是不用棺椁的。如中原地区在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时期，埋葬死者一般是以在氏族的公共墓地内挖长方竖穴土坑来直接埋葬死者。也许是为了长期持久的保存尸体，以表达对死者的怀念之情，人们开始以器护尸，于是便有了棺椁，并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棺椁制度。棺椁制度作为古代埋葬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我们研究古代礼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人类是从什么时间开始使用棺来埋葬死者的？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从浩繁的典籍中我们仍可以找到一些蛛丝蚂迹。《说文》释匛：“棺也，从匚，久声。” 匛字以久为声，取长久之义。《白虎通•崩甍》云：“匛之为言究也，久也，久不复变也。”从字形上看出，匛最早只是一种很简单的方形葬具，古字并不从木，说明最早的棺并不是木棺。但从字义上去理解，我们也可以看出棺或柩的本义也是在于保存尸体能够长久。另外据《礼记•檀弓上》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长殇，以夏后氏之墍周葬中殇、下殇，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殇。” 这里的瓦棺，与“有虞氏尚陶”的注解是相吻合的。“堲周”，就是用火烤墓圹的四周，“火熟曰堲，烧土冶以周于棺也。或谓之土周。”或是为了防潮的目的，对墓圹的加工处理。在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遗址中，曾发现有在墓扩口上面或墓旁周围堆积红烧土块的现象（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94页），或可称得上是目前发现“堲周”的最早的实例。但从考古发现的夏文化遗存来看，在被公认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墓葬资料中，并没有发现这种“堲周”的迹象。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不相符，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现象。“殷人棺椁”，考古材料证明已是不争的事实。周人墙置翣，《说文》释翣：“棺羽饰也。天子八，诸侯七，大夫四，士二下垂。”说明它是棺椁装饰的一种，再加上以长殇、中殇、下殇、无服之殇来定规定使用的葬具，以标等级，说明周代的丧葬礼仪在经过史前以及夏商的发展之后，更为繁文委曲，并且制度化。
以上的文献资料，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信息：这说明在木棺之前，除去那些大量的无棺的土坑葬之外，还有瓦棺的存在。葬具从无到有，及其形态的差异，一方面受到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人们的观念形态的支配。尤其是木质葬具和石棺的出现，说明当时人们对死者尸体保存意识的强化。同时也可以看出，棺椁的从无到有，是伴随着礼仪制度而渐走向成熟的。
一、新石器时代的瓮棺葬
所谓瓮棺葬，就是用瓮、缸等作为工具的一种埋葬形式。中原地区考古所见的瓮棺葬，证明了《礼记》所言瓦棺的存在。不过，瓦棺的时代还可能更早。在中原地区最早的瓮棺葬发现于裴李岗文化的舞阳贾湖遗址，可以确认为瓮棺葬的共32座。贾湖墓地的瓮棺葬大多散乱的分布在居址之中，作为瓮棺的葬具的有罐、罐形鼎、甑、划纹盆等，上面一般扣置敞口钵、敛口钵、三足钵等，均是用来埋葬未成年的幼儿，这也许是出于对幼儿的特别关爱之故。埋葬采用立置的方式埋入地下，地面上露出一部分。[1] 从目前来看，裴李岗文化时期，瓮棺葬并没有形成一种流行的葬俗，在其他遗址中尚未发现有瓮棺葬。到了仰韶文化时期，这种葬俗才流行起来，并成为仰韶文化埋葬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仰韶文化的瓮棺葬分幼儿瓮棺葬和成人瓮棺葬两种。在大河村仰韶文化第四期，共清理出瓮棺葬137座[2]。埋葬的均为早夭的婴儿。可见，这些瓮棺主要的用途是用来埋葬死去的婴幼儿的，它一种特殊的葬具。这些瓮棺中，大多是用一件葬具，如用陶鼎、罐、盆、缸等作葬具，以陶鼎作葬具的最多。用2件葬具的，则是两件器物相扣合，如大口尖底瓶与鼎扣合、大口尖底瓶与豆扣合、大口尖底瓶与钵扣合、鼎与鼎扣合、罐与罐扣合、罐与缸扣合缸与缸扣合等。这些瓮棺葬大多埋在圆形坑内，也有少量埋在椭圆形坑内，墓坑较小，仅能放下瓮棺葬具。瓮棺的放置，有竖立、斜置和横放三种形式。一般情况下是尖底瓶横置于坑中，单件的鼎、缸、罐等则多竖放在坑中，两件器物相扣合的，横放的比较多。
类似的瓮棺葬在淅川下王岗、郑州西山、郑州后王庄、洛阳王湾、长葛石固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这种处理小孩尸体的方法，与裴李岗文化有别。仰韶文化的小孩瓮棺葬集中埋在成人墓之间或房基附近，而裴李岗文化的墓葬，成人墓区内不见儿童墓。
成人瓮棺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并不是普遍使用，而是出现于特定的区域。它是仰韶文化阎村类型所盛行的一种葬俗。在这类型的墓葬中， 瓮棺葬既用于儿童，也用于成人。有一种被称为伊川缸的葬具，属于大型的瓮棺。以这种瓮棺作为成人葬具，具有地方的特色。因为它是在豫中地区如伊川土门、临汝阎村、汝州中山寨、鲁山邱公城等遗址发现的，而且是首先发现于伊川土门，故以伊川缸名之。这种缸直筒深腹，平底，有盖，腹部和上腹部有3个鸟喙状扳，便于捆梆。缸底有一圆孔，系烧制陶缸前戳穿的，是死者灵魂出入的地方。伊川缸中，最为著名的如在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陶缸，这是迄今发现最大的一幅原始社会时期的彩陶画[3]。陶画的内容，一组为鹳叼鱼；一组为带柄的石斧。鹳昂首挺立，正在叼食一条大鱼。右侧的石斧，捆梆在一个竖立的木棒上端。鹳鸟、鱼、石斧三者之间含义深刻，似在极力表现某种观念或社会背景。在出土伊川缸的遗址中，尤以汝州洪山庙最为引人注目。洪山庙遗址[4]位于汝河北岸的Ⅲ级台地上，高出周围地面1.5米~3米。在这里考古发掘最重大的收获是M1大型瓮棺葬合葬墓。M1是一个东西长6.3米，南北宽3.5米的墓坑，坑内发现136件大口直壁缸，且不说尚有部分被破坏掉。如果加上被破坏掉的那部分，瓮棺会更多。这136个瓮棺中，均为二次埋葬，头骨置于缸的中央，盆骨、四肢骨竖直靠在头骨周围，肋骨脊椎骨等置于底部。除绝大部分为成人瓮棺外，也有少量的儿单瓮棺。一百多个瓮棺合葬在一起，按当时的生活环境和人口规模，是十分了不起的，这里很可能是一个氏族的公共墓地，有着集体二次葬的习俗，且是用瓮棺埋葬。在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墓坑内，埋葬一百多个瓮棺，而且瓮棺均是按照一定秩序摆放。自南向北分为13排。瓮棺绝大部分是为死者二次迁葬而专门烧制的。这个墓地很可能是一个氏族的墓地，同一氏族的人死后，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集体进行二次葬。然而这只是在洪山庙发现的一座合葬墓，因为这里的遗址破坏较为严重，已无法识辨其本来的面目。不过可以肯定，这里之前肯定会有类似M1的墓葬。
除此之外，洪山庙瓮棺上的彩陶图案也是一大特色，成为仰韶文化埋葬习俗中的一个亮点。M1出土的瓮棺葬具，能够复原的近50件，其中40件为彩陶，这些彩陶的图案基本上不重样。彩陶图案的内容有男根纹、裸体人、人形纹、人手等人物图案；还有鹳、鸟、鱼、龟、鹿、蜥蜴、贝壳等动物；树枝、树叶纹、勾叶纹、植物根系纹等植物图案；以及石斧、木耜、木耒梳等生产、生活用具图案。通过这些图案我们可以透视当时居民的观念和信仰。所以说，不仅是它所表现的丧葬制度，它的物化的内容，各种器物组成的葬具，葬具之上富于思想文化内涵的图案，其本身就是早期礼制的一条重要线索。如其中的男根图的出现。洪山庙M1瓮棺葬中有4座瓮棺绘或塑出男性生殖器图案。如W39：1陶缸上彩绘一人，现仅存下身，其小腹用泥条塑一男性生殖器，生殖器粗大，显然是要刻意描绘的，中间还刻有较长的凹槽，表示尿道口。又如W10：1缸，其上用棕彩绘出上下对称的两个生殖器，生殖器的龟头经过夸张处理。而且，绘或塑出男根图案的瓮棺，除一座因人骨保存较少无法进行性别鉴定外，其余3座均为成年女性墓。其年龄在20—35岁之间。这绝非出自偶然，应当是人们祈求生殖的具体表现。说明当时已经普遍存在着生殖崇拜的习俗，并由此制约和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可以看出远古人类对生殖现象的理解已有了很大的进步，由早期的女性崇拜向男性崇拜转化。事实上，除洪山庙以外的中原其他地区，这一时期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陶祖或石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的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因此，由生殖崇拜所引申的一系列行为意识自然会上升到礼制的高度，左右人们的行动。
再如洪山庙遗址中的金鸟负日图陶缸，图中间绘一大鸟，背负一巨大的日轮，左右两侧各立一只鸟，引颈张口，两腿向后倾斜，似乎是在极力阻止中间大鸟的前进。这幅图的寓意我们留下了许多讨论的空间，但金鸟负日本身却表现出了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在庙底沟类型中，金鸟负日的图案、鸟纹是主要的装饰母题之一。古人以形象的手法表达出对周围世界、对天体的认识。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仰韶文化瓮棺葬中的葬具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它的埋葬环境、墓主以及彩绘或堆塑图案一起，表达了当时人们对死亡、对生育、对自然界的认识，是一定社会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反映，并形成了固定的习俗。
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瓮棺葬一般是用于幼儿的埋葬。瓮棺葬具主要是深腹平底罐，还有少量的瓮、鼎、釜等。深腹平底罐多为夹砂灰陶，束颈，深腹外鼓，小平底，饰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多为两罐相扣或在罐的口部覆一钵或盆。如淅川下王岗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52座墓葬，其中有24座为瓮棺葬，均以陶罐作葬具，有的扣以鼎、碗、钵、器盖；少数以瓮作葬具，其上扣以罐或瓮[5]。不过，在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瓮棺葬远没有仰韶文化时期盛行，而且不是幼儿的唯一埋葬方式，在瓮棺葬的同时，有些幼儿和成人一样使用土坑墓。龙山文化以后，在中原地区则很少发现瓮棺葬的实例。
总的来说，对瓮棺的认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在中原地区，瓮棺葬一般适用于幼儿；是埋葬死去的幼儿时普遍使用的一种埋葬习俗。然而在阎村类型却出现了成人瓮棺葬，成人瓮棺葬均为二次葬。
2．幼儿瓮棺葬的葬具一般是日常使用的陶器，只有极少数为特制的葬具。阎村类型的成人瓮棺葬为专门烧制的陶缸。瓮棺的底部一般钻有小孔，作为死者灵魂出入的地方。
3．无论是幼儿瓮棺葬或是成人瓮棺葬，随葬品一般较少，多则几件，少则一件，或没有随葬品。
4．瓮棺作为一种特殊的葬具，它的使用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它的出现与后期的石棺、木棺具有共同的信仰和观念，即灵魂不灭。

二、木棺的起源
根据《礼记》关于“殷人棺椁”的记载，过去一般认为木棺的出现是在殷商时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表明，在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已较早出现了木棺。孟津妯娌遗址仰韶墓地的一座墓葬内置单棺，即是较为典型的一例。使用木棺的这座墓葬，也是妯娌遗址仰韶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葬，位于墓地西南边缘，墓坑长5.15米，宽4.05米，面积20.86平方米。底部有生土二层台，内置单椁，内葬一青年男性，死者手臂还套有象牙箍[6]。无独有偶。早在半坡遗址的发掘中，在M152长方形竖穴墓中，就发现了清晰的木棺痕，死者是一名三四岁的女孩。棺板由长短不一的木板组成，接榫方法不太清楚，棺外有因葬具而形成的熟土二层台[7]。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墓地中一些死者的身上有板灰和席子的印痕，龙岗寺遗址有的墓葬也有用木板作葬具的。另外，在元君庙墓地M458[8]，发现有用砾石砌成的“石棺”，死者系一老年男子。以棺作为葬具，在当时还是较为罕见的。半坡遗址的女孩木棺葬，随葬品达6件之多，其中在两件钵内还盛着粟粒，女孩身上还佩戴着一件青白色玉坠，还有138颗骨珠和3个石球。妯娌遗址的大型墓葬，不仅规模大，而且死者手臂上还套有象牙箍，这都在暗示着享用木棺是一种非常优厚的待遇，是对死者的一种特殊处理方式。木棺的出现，是远古人类在处理死者尸体上一次大的飞跃，虽然在当时还不普遍，但它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几千年来一直盛行的埋葬制度的棺椁制度，它的渊源便可追及于此。
中原龙山文化的墓葬发现不多，绝大部分仍是沿袭裴李岗文化以来的土坑葬，除小儿瓮棺外，很少发现有使用葬具的痕迹。然而，在陶寺墓地，却发现了大量木棺墓。“棺的式样较多，似乎尚未定形。使用榫卯结构的长方盒形木棺已经出现；从另外一些棺的结构看，系在墓坑装配，实与后来木椁的构筑法近似。如简报中所报道，有的墓底用烧土、陶片砸成硬面，棺周铺炭渣，或为积石炭之滥觞。棺盖上覆麻类编织物，两侧垂至棺底，颇似商周时期的棺饰。棺内底板上铺麻类编织物，尸骨周身裹以不同颜色的平纹织物，其上又覆盖麻类编织物多层，从中也不难看到商周殓衾制度的渊源。至于在棺前高案置奠的习俗，则由此时历经商周汉晋，延续数千年。”[9]整个墓地分为大、中、小三个类型。大型墓均使用木棺，棺内撒有红色朱砂，并且有鼍鼓、特磬、玉钺、石钺等大型礼器随葬；中型墓有部分使用木棺，有的棺内撒朱砂，但也有的墓不见板灰痕迹。小型墓则大多没有木质葬具[10]。另在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墓葬中，也发现了不少有棺墓，随葬品有玉璋、玉钺、玉璧等。可见，棺在出现的早期就已具备了礼的部分内涵，具有别贵贱、定等级的意义，在中原地区只有少数的大中型墓才可能拥有，一般的小型墓则基本不见。
所谓椁，就是棺外套的大棺。所以人们往往棺椁并称。棺的出现，同样是为了更长时间地保护尸体的需要，不仅要有棺，而且棺之外还要层层套叠。棺外所套的大棺称为椁，棺内所嵌的小棺称为櫘，贴身之棺又称为榇。《说文》：“椁，葬有木椁也。从木郭，郭亦声。”“櫘，棺椟也。从木，慧声。”“榇，棺也。从木，亲声。”段玉裁注：“木椁者，以木为之，周于棺，如城之有郭也。椟，柜也，棺之小者，故谓之棺椟。”目前，这种在棺外套有椁的棺椁形式，在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中尚未发现实例。在山东大汶口文化中，却发现有棺椁并存的现象。如在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墓葬中，M51不仅有木棺，而且在棺外还有“井”字形椁，为中华古代内棺外椁制度的祖型[11]。
在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了属于夏代的木制棺椁葬具。如在位于二里头2号中心殿堂北部发现的一座大墓，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的20多座墓葬中最大者[12]。这座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墓口东西长5.20-5.35米，南北宽4.25米，墓深6.10米。遗憾的是因早期被盗，墓内的遗物只剩下朱砂、漆皮、蚌饰片、涂朱陶龙头、一具装入红漆木匣内的狗骨架。但从种种迹象表明，大墓是使用漆棺作为葬具的。在二里头发现的另外6座较大型的墓，有3座保存较好，均发现有朱漆棺残皮，墓底铺有朱砂，朱砂下面还铺有席子。其中一座在墓坑中还挖有棺室，棺室底部铺有朱砂[13]。不难看出，这些墓葬与其他中小型墓葬相比，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差异，墓的主人当属奴隶主贵族。尤其是位于2号中心殿堂北部的大墓，它所处的位置，以及它的规模，都是其他墓葬望尘莫及的。
商代是普遍使用棺椁的时期。《礼记•檀弓上》载“殷人棺椁”，郑玄注：“殷人上梓”，是说殷人多用梓类木材造棺。在郑州商城发现的墓葬中，铜器墓多有棺椁的痕迹。如1955年在郑州白家庄发现的一批商代墓中，有3座为铜器墓，均有棺椁痕，墓底铺有朱砂[14]。1956-1965年间在郑州铭功路一带发掘的4座铜器墓中，M146、M148、M2墓底均铺有一层朱砂，有棺椁痕[15]。1982年在郑州北二七路发现的3座铜器墓，其中1、2号墓墓底铺朱砂，有棺板灰痕迹[16]。
在安阳殷墟，我们发现棺椁已普遍使用于大中小型墓葬。在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在墓室中部有木椁，椁用整木做成，四周与墓壁中间用夯土填平，成为二层台，椁内有棺，棺木已无存[17]。殷墟妇好墓是一座大型的王室墓葬，为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的墓葬。墓内有木椁，椁内有棺，棺表面有多层黑红相间的漆皮，漆皮上还有一层较粗的麻布，麻布外面又有一层薄绢。这座非常讲究的墓葬，可以作为商王室棺椁墓的代表[18]。在殷墟西区、大司空村和小屯附近发现的大量的小型墓中，同样使用木棺葬具，只不过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与王陵内的大墓相比，差别悬殊。有一些墓是使用席子一类的编织物作为葬具。殷墟西区是一处族墓地，木棺都是长方匣形，两端大小高低相同。棺上一般涂有红、黄色漆，少数棺上有彩绘。除了一般的木棺葬外，有些墓葬还发现木棺外有椁，在棺椁上面常铺有席子或以彩绘的画幔一类的编织物覆盖。从以上考古资料分析，在商代后期棺椁的形制已经完备，并普遍使用于墓葬之中。
周代不仅因袭了商代的棺椁形制，以木制棺椁作为主要的葬具，而且在商代的基础上，更加完备，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棺椁制度。据文献记载，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但关于具体的制度，文献记载各有不同。如《礼记•檀弓上》记载：“天子之棺四重”，郑玄注：“诸公三重，诸侯两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而《庄子•杂篇•天子》则云：“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荀子•礼论》说：“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目前西周王陵尚未发现。周天子的墓葬是否使用四重棺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发现的诸侯王的墓葬来看，基本上是符合郑玄所注的棺椁制度。在三门峡虢国墓地，考古工作者发现了M2001和M2009两座属于虢国国君的墓葬。其中M2001系一代国君虢季的墓葬，M2009据出土铜器铭文分析为国国君虢仲的墓葬。这两座墓葬均使用了重棺单椁[19]。如果依郑玄“诸侯两重，大夫一重，士不重”的注释，单棺为不重，一棺一椁为一重，两棺一椁为两重，可以理解为诸侯“二棺一椁”，大夫“一棺一椁”，“士单棺”，这样考古发现的虢国棺椁制度正符合《礼记》的记载。另外，在虢国墓地第一次发掘的 M1052号墓，据其内出土的“虢太子徒戈”，知其为太子墓，太子使用的是重椁单棺[20]，大体上亦符合“诸侯两重”的葬制。而发掘的M2011，是一座九鼎墓，墓中随葬的一件铜斧上铸有“太子车斧”铭文，同样是一座太子墓[21]，使用的是单棺单棺，与“诸侯两重”的葬制不合。
从平顶山应国墓地的情况来看，应国墓地M1据出土的五鼎六簋的组合推测，属于大夫一级的墓葬，其所使用的葬具为单棺单棺[22]；M95是另一座应国贵族墓葬，同样为单棺单棺[23]。应国墓地是具有族坟墓特征的公墓区，葬具大多为单棺单棺，表明这里正是一处应国贵族的墓地。尽管还没有发现诸侯王的墓葬，但从大量的贵族墓来看，是符合西周的棺椁制度的。
东周时期，礼崩乐坏，反映在棺椁制度上，并不是全按照周礼来使用棺椁葬具。一般的大型墓，也就是在贵族墓中多出现两棺一椁的葬制。而在中小型墓葬中，多为一棺一椁或有棺无椁，这是中小贵族或平民阶层所普遍使用的葬具。仅极个别的中型墓内使用两棺一椁。如1983年在东周王城东墙外发掘的18座中小型东周墓葬，1座为两棺一椁，8座为单棺单棺，7座单棺无椁，另有一座洞室墓，内置单棺。其中的一座重棺单棺墓，是在椁室内并列两具棺木，为夫妻合葬墓。[24] 1975年在东周王城北墙外清理的一座春秋晚期墓，是一座与申伯氏或申之伯氏有关的贵族墓，使用的葬具为两棺一椁[25]。在淅川下寺发掘的楚国贵族墓地，其中的M1、M2、M3，均系楚国贵族的墓地，葬具都使用了两棺一椁。当然，在大量发掘的东周墓葬内，有棺无椁和无棺无椁的小型墓仍占绝大多数。
此外，在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以土、砖代替木椁的新形式。在一些中小型墓内，出现了横穴式的土洞室墓，这种土洞，代替了木质的椁，或者不用横穴土洞，而用空心砖筑成椁室，以代替木椁。以土、砖代替木椁，是一种简省，从此创造出了另一种简便的墓葬制度。
从棺椁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棺椁从出现之初，就具有区别贵贱和等级的功能，从史前时期的对死者的特殊礼遇，到殷商时代在贵族阶层中普遍的使用，最后在周代在宗法制度下形成了一套十分完备的棺椁制度。棺椁制度的起源与发展，是我们了解先秦时期社会演进的一面镜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古代礼制从起源走向成熟的过程

⑩ 中国哪个省最多历史文物古迹

河南地下文物全国第一，地上文物全国第二（地上文物陕西第一）

所以说：知中原者知中华

自１９９０年我国开始评选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以来，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已有２４项名列其中，几乎每年都有一至两项考古发现入选，充分显示了河南文物大省的地位。

有着“中国历史天然博物馆”之称的河南省，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夏商到宋金时期，河南长期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先后有２０多个王朝在这里建都，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省份，中国八大古都中，河南有其四。河南省文物部门不久前对全省文物资源进行的调查显示，其地下埋藏的文物数量居中国之首，馆藏文物高达１４０万件，将近占到全中国馆藏文物的十分之一，并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百处。

河南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是各类文物遗存最多的省份之一。全省现存有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点30000余处。全省现已查明的有价值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造像等不可移动文物3万余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收藏的各类可移动文物140多万件。全省有1处世界文化遗产（即洛阳龙门石窟）、97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2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000余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8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20座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镇）。在中国八大古都中，河南占洛阳、开封、安阳、郑州四座。河南文物数量多、分布广、品类全、价值高、历史跨度长，奠定了全国文物大省的坚实地位。

一、河南地下文物居全国之冠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自夏商以降到宋金为止，这里长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而河南地下埋藏文物的数量居于全国首位。河南地下文物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数量多，种类全。二是时间跨度大，时代相蝉联。三是价值大，知名度高。四是分布地域广，密度大。五是蕴藏文物特别丰富的古代大型遗址所占比例大。

（一）史前遗址
河南先后发现旧石器地点和古人类化石地点50多处。其中灵宝营里、三门峡水磨沟和会兴沟、渑池青山和任村、洛阳北窑、南召杏花山和小空山、安阳小南海、许昌灵井、舞阳大岗等，都是名满全国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构成了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完整的发展序列。尤其是南召猿人化石，其时代与周口店北京猿人相当。这里与陕西蓝田猿人、湖北郧县和郧西猿人出土地点相距不远，证明古人类在豫鄂陕三省邻接的广大地区长期生活着。
以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命名的裴李岗文化，距今约八千余年，是我国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全省已发现120多处裴李岗文化遗址。其中舞阳贾湖出土的七孔骨笛和近似文字的甲骨契刻符号，以及人工栽培稻等，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轰动。
河南是仰韶文化的故乡，该文化即是以渑池仰韶村遗址而命名的，那里又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轫之地。全省已发现同类遗址800余处，诸如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古城址、郑州大河村和汝州洪山庙的彩陶、濮阳西水坡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淅川下王岗和邓州八里岗数十间房基组成的连间长屋等，都是罕见的考古大发现。
河南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000多处，其中包括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和新密古城寨等多处龙山文化城址，还有铸造青铜器和原始文字的遗存发现，为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寻找早期夏文化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资料。

（二）帝王都城
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夏商部分都在河南。夏都中的绝大多数，如阳城（今登封）、阳翟（今禹州）、帝丘（今濮阳）、斟鄩（今偃师）、原（今济源）、老丘（今开封县）等均在河南。其中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偃师二里头等遗址经过考古发掘，都属于夏代王都。
商都大多也在河南，其中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经过多年考古发掘，均为商代王都。近年在安阳殷墟洹北一带发现大型城垣，更有重大学术价值。
西周虽都陕西，但在洛阳修建陪都成周，成为控制东方的重镇。并在河南分封了蔡（今上蔡）、管（今郑州）、卫（今淇县）、陈（今淮阳）、宋（今商丘）、许（今许昌）、杞（今杞县）、应（今平顶山）、房（今遂平）、虢（今三门峡）、申（今南阳）、息（今息县）、黄（今潢川）等一大批诸侯国。平王东迁，洛阳遂为东周王都。而各诸侯国都邑也日渐扩充。到了战国时期，宜阳（今宜阳）、阳翟（今禹州）、韩（今新郑）均曾作过韩国都城，大梁（今开封）为魏国都城，中牟（今鹤壁）曾为赵国都城，陈（今淮阳）曾为楚国都城，如今在河南保留的周代城址尚有30多座。
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历经30多个统一的或地方割据的王朝，其中有二十余个在河南建都。在中国的八大古都中，河南占其四，即洛阳、开封、安阳、郑州。国务院公布的102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河南有8座，即洛阳、开封、安阳、南阳、商丘、郑州、浚县、濮阳。

（三）考古发掘
我省文物工作者认真贯彻“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基本建设”、“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的两重两利原则，认真开展文物钻探和考古发掘工作，揭示了许多重要的遗迹现象，展示了河南地区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为我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仅在自1990年以来国家文物局通过考古专家组和《中国文物报》评选的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我省就有殷墟160号墓、三门峡上村岭周代虢国墓、隋唐洛阳城应天门东阙遗址、殷墟花园庄商代甲骨窖藏、三门峡上村岭西周虢仲墓、永城芒山汉梁王陵、丹江口水库楚国贵族墓、洛阳北宋衙署庭院遗址、邓州八里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辉县孟庄遗址、永城汉梁孝王寝园、郑州西山仰韶文化遗址、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孟津妯娌新石器时代遗址、平顶山应国墓地、偃师商城内城、新郑郑韩故城郑国祭祀遗址、新安小浪底水库东汉漕运基址、焦作府城商代早期遗址、新密古城寨龙山时代古城、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禹州神垕钧官窑遗址、郑州大师故夏代城址、偃师二里头宫殿区遗址等24项考古成果入选，数量居全国各省首位。另外，殷墟宫殿基址和160号墓、清凉寺宋汝官窑址和蛮子营汝窑瓷器窖藏获“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永城汉梁王陵及梁孝王寝园获“八五” 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鹿邑隐山遗址商周青铜墓获1998年全国重大考古新发现提名荣誉奖。
在考古研究方面，河南在全国各省同行中也位居第一。仅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例，全所累计出版学术专著60余部，发表考古报告和研究论文1500余篇。中国考古最高奖—夏鼐考古学基金奖，全国共评出16项，该所中选5项。该所承担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商前期年代学研究”课题和“夏早期年代学研究”专题成绩显著，受到国家科委的表彰。若再加上洛阳、南阳、三门峡、安阳、开封、商丘和其他地市的考古科研成果，其专著、论文和考古报告的数量就更多了。由河南博物院主办的《中原文物》、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的《华夏考古》均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为繁荣和发展文物考古科学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
与此同时，河南的地下出土文物通过国家和省市博物馆的陈列，通过多次在国外举办的文物展览，通过广播电视，介绍给中国和世界人民，这无疑大大提高了河南的知名度。让人们在看到日新月异实现现代化河南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古代河南。

安阳殷墟出土的国宝司母戊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