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冶铁遗址

A. 汉冶铁游园

汉冶铁游园是汉代南阳一座规模较大的冶铁作坊。遗址东北方向约一公里处，是汉代南阳郡城的东北隅，证明该遗址处于故郡城内之北部。1963年被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0年12月在汉冶游园建设过程中发现一西汉铁板材窖藏。据悉，这是汉冶遗址铁板材窖藏的首次发现。 此次出土的各种铁板材约2000公斤，发现其形状不甚规整，有方形、长方形，其中梯形材较多，厚度约0.5厘米，长度在5至20厘米之间，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科学价值，对研究汉代冶铁业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
南阳在战国时期冶铁业已相当发达。西汉时期，南阳生产的铁器供应17个郡使用，球墨铸铁、双锥叠铸等冶铁技术属世界首创，成为世界冶铁史上的奇迹。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冶铁中心——汉代宛城(南阳)冶铁遗址位于南阳市区北部瓦房庄附近，东西长600米，南北宽200米，总面积12万平方米。该遗址散布着大量的绳纹简瓦片、耐火砖、磨石、烧结铁块、铁渣等遗物。1959年曾进行发掘，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出土遗物有熔炉基址17座，窑址4座，炉膛内发现铁块300多公斤以及大量炉渣、木炭屑；陶范三四百块及坩埚、残鼓风管，锻制铁器有刀、镰、斧、锤等；范铸铁器有盆、鼎、罐、齿轮等，还有分布稠密的陶券井。

B. 历史两汉时期冶铁业的发展

汉代的冶铁业作坊多，规模大。20世纪50年代后，在河南、山东、北京、江苏等地发内现了容许多汉代冶铁遗址，其中以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和南阳北关瓦房庄等地遗址规模最大。从这些遗址可以看出西汉冶炼工序集中，设备齐全。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出土了一件铁工具，经化验有十分良好的球状石墨，有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一类A级石墨相当。同时发现炒钢炉一座。炒钢这一崭新的高效率的先进技术的出现，说明西汉的冶铁技术已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钢铁冶炼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战国时期冶铁业一般只能冶铸农具和少数手工工具，锻制兵器还比较少。到了西汉，不仅能生产铁制长剑、长矛、环首大刀，而且生活器皿和杂用工具也广泛使用铁制，如灯、釜、炉、剪等都已在西汉中期的遗址中发现。这说明汉代铁器的使用已相当广泛。

C. 古代是怎样炼铁的，最早在什么年代，用什么作容器来冶炼

目前最早发现的铁器制品,是古代赫梯人制作的 古代的炼铁方法是块炼铁，即在较低的冶炼温度下，将铁矿石固态还原获得海绵铁，再经锻打成的铁块。冶炼块炼铁，一般采用 地炉、平地筑炉和竖炉 3种。我国块炼铁始于春秋时代，在掌握块炼铁技术的不久，就炼出了含碳2%以上的液态生铁，并用以铸成工具。战国初期，我国已掌握了脱碳、热处理技术方法，发明了韧性铸铁。战国后期，又发明了可重复使用的“ 铁范 ”(用铁制成的铸造金属器物的空腹器)。西汉时期，出现 坩埚 炼铁法。同时，炼铁竖炉规模进一步扩大。1975年，在郑州附近古荥镇发现和发掘出汉代冶铁遗址，场址面积达12万m2，发掘出两座并列的高炉炉基，高炉容积约50m3。西汉时期还发明了“炒钢法”，即利用生铁“炒”成熟铁或钢的新工艺，产品称为炒钢。同时，还兴起“百炼钢”技术。东汉(公元25～220年)，光武帝时，发明了水力鼓风炉，即“水排”

D. 河南南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说明汉魏至北朝时期，国先民在制造和控制灰口铸铁的工艺上有什么样的成就

河南南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也出土有东汉用来浇铁釜的灰口铁浇口，经化验，是高磷的灰口铁，含磷0.7%。在河南渑池窖藏铁器中，也有一部分是用灰口铸铁制成的，如箭头范、铧范以及卤等。铧范含碳2.31%，接近现代高强度铸铁（含碳2.8%-3%），但含硅量低，只有0.21%。这些灰口铸铁的石墨片的大小和分布，都比较合理。说明汉魏至北朝时期，我国先民在制造和控制灰口铸铁的工艺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E. 郑州市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 馆长是谁

好像叫许翔

F. 汉武帝时期在冶铁业中推行了什么技术

西汉冶铁业的发展表现在作坊数量增多,铁器分布广泛,冶铁业规模扩大.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聚集大批有冶铁技术的工匠及大批劳动力(刑徒)到官营冶铁作坊进行劳作,使西汉冶铁技术和铁器生产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获得长足发展.我国古代的冶炼技术绝大部分在此时已达到成熟程度。 汉武帝出于政治、经济双重目的,实行“盐铁”的政策后,西汉冶铁业更是朝着规模大、人员多、设备齐全的方向发展。如在郑州、巩县、南阳等冶铁遗址中都发现有铁官标志的铭文,说明作为冶铁业基地的大型作坊,已在内地相继建立起来。《汉书·成帝记》载:阳朔三年六月,“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百八十人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永始三年十二月,“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盗用库兵,自称将军。”这两例中,起义、反抗人数动不动就是二三百人,可见冶铁作坊中人数之多,规模之大,何况起义的徒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西汉中期以后冶铁业规模之盛大还可以从考古中得以证实,山东滕县宏道院出土的汉代冶铁和锻铁石刻画像,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推测,每一铁官有鼓风炉50座,每座以13人计,每一作坊应有工人一千多人。山东齐临淄故城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约有40万平方米的范围,比战国时期齐国的冶铁遗址大八至十倍。再以河南的考古发现为例,已知的15处官营冶铁作坊,遗址面积多在一万平方米以上,有的达12万平方米,尤以郑州古荥镇及南阳瓦房庄冶铁遗址的规模最宏大。在古荥出土了重达二十余吨大铁块及高达六米、容积有50立方米、日产铁达一吨左右的大铁炉。巩县铁生沟遗址设施齐全,发现炼铁炉18座,熔炉一座、藏铁坑17处、配料池、矿石坑各一处,房基四座,出土了大量的铁器、泥范、陶器、耐火坑等物品。形成了从采矿、选矿、冶炼、铸造到铁器的热加工处理等整套生产工序,可以说是从开采矿石到制出成品的典型。上述文献和考古资料证实,西汉冶铁规模比战国时期要大得多。 西汉时期的冶铁业,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从而促进了冶铸质量的不断提高。汉武帝实行“盐铁”后,在各郡出铁之县设置铁官进行开采、冶炼及铸造。《汉书·地理志》记载设铁官的郡和县有48处。“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用以收购废旧铁器进行铸造。另外,汉时有啬夫、护、长、般长、令、丞、佐、掾、守令史及守啬夫等主管官府手工业,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手工业管理体系。据考古勘察表明,凡设在矿区或矿区附近城镇的作坊,一般兼管冶炼、铸造和铁器处理加工;位于远离矿区的大城市作坊,一般从事铸造、热处理加工、炒钢和锻造。这种比较合理的布局和分工,是比较完备的管理体制的反映。“盐铁”政策实施后,对私铸者实行“钛其左足”,并“没收其私铸物”的政策。特别是“告缗”政策的实行,对个体手工业者的打击更大,工匠们私营赢利与到官府作坊的报酬之间差额缩小,且后者更安全。从经济收入上,也使工师趋于后者,于是在官营作坊中就聚集了大量的有技术的工师。《汉书·五行志》载:“汉成帝和平二年七月,沛郡铁官铸铁,铁不下,隆隆如雷声,又如鼓音,工十三人惊走。”一个炉旁就有13名有技术的工匠,可见整个冶铁作坊工师之多。大量工师在官营冶铁作坊劳作,对提高冶铁质量,促进冶铁技术进步无疑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官营手工业作坊中除了实行严格的“三级监造”责任制度以外,还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激发劳动者积极性的措施,如实施了“文理制度”、“计件付酬制度”等,提高了工师、刑徒等手工业劳动者的法律地位。这就刺激了官营冶铸手工业的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率,促进了西汉冶铸手工业的发展。《居延汉简》100载:“□予阁谨以文理遇工卒,毋令怨失赋稍禄,令意且遗都吏循廉察,不如护大守府书移,幸毋忽如律令。”禁止官吏用粗暴态度对待工卒以及用不正当手段侵夺工卒的工酬。从考古发掘出的汉代器物上,我们经常发现其铜器铭文记录了产品累计数字和顺序数字。1961年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一批汉代铜鉴、铜鼎,其铭文上有工匠李骏造240枚,周博造240枚,左谭造240枚的记载。从每件物品上所刻序数看,应当为计件计酬。制定该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笼络工匠为封建国家服务,生产出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各种生产工具,推动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炼炉容积的扩大,形状的改进及炉型品种的增多,使西汉冶铁产量提高,铁器品种增加。”《汉书》载“征和二年”与“河平四年”的高炉事故等都说明了我国古代用炉炼铜铁的情况。随着冶铁规模的扩大，高炉容积增大。随着炼炉的增大，就会有因鼓风条件的限制，产生冶铁质量不高的弊端。但在郑州古荥镇发现了椭圆形竖炼炉,在鹤壁鹿楼村也发现了13座。这种椭圆形的高炉有效地扩大了炉缸容积,克服了炼炉中心温度达不到要求的弊端,体现了汉代冶铁技术的新水平,它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炉缸工作与送风机械的关系。在欧美近代炼铁炉型发展史上,公元19世纪中叶才出现椭圆形高炉,而我国早在西汉时期就能造出日产近一吨的椭圆形大炼炉,这是我国冶金史上的奇迹。另外,西汉中后期,从发掘材料看,炼炉种类增多,不但有熔铁炉、炼铁炉,还有反射炉、炒钢炉等,使冶炼出的钢铁品种增多,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汉冶铁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开始用煤作燃料,以石灰石作溶剂和对矿石的严格挑选上。据考古发现,在古荥遗址中窑5火池内有很多模制的饼形燃料,内里有未烧透的黑色似煤物质,这种物质可能是煤饼。在巩县铁生沟也发现了用煤的情况,证明西汉时期已经用煤作为工业燃料。西汉劳动人民为达到快速冶铁的目的,还知道以石灰石作为溶剂。通过对古荥镇遗址中的炼渣分析,证实了当时冶炼过程中已用石灰石作为炼铁溶剂。经对样品所作化验表明,不同时地的炼渣成分差别不大,推测当时已知道按比例配料。在巩县铁生沟和郑州古荥遗址都有专门的矿石加工场,块状矿石一般粒度在2-5cm,最大块有12cm。这样大小的矿石比较适宜于入炉冶炼,可见当时冶炼的原料准备工作已具有一定经验。发掘中还发现破碎过程中产生的粉末已与矿石分开堆积,表明当时对入炉的矿石已进行细致的加工。这种费事费工的工作,只有经过长期的摸索,积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之后,才有可能形成这样合乎冶炼要求的准备工序。严格的科学的原料准备工序,仍是今天冶炼的基础,汉代炼铁之前能够建立这样一道工序,已是很可贵的。铁范、叠铸、韧性铸铁的进一步推广使用,炒钢等新技术的发明,也是西汉冶铁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铸铁技术方面,西汉在战国、秦的基础上又有很大提高。高炉熔炼技术的进步,使西汉早期已能炼出高碳低硅灰口铸铁。例如,莱芜出土的铁范,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犁铧、钅矍,渑池出土的范和锸等都属于此种类型的铸铁。理论计算和生产实践证明,生铁中含硅量如降低1%,则每吨生铁消耗的焦炭相应减少约50公斤。这对节约冶金焦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故弄清古代低硅铁的工艺技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汉代的叠铸技术直接从战国、秦继承和发展而来,温县洪范窑出土了各类叠铸范500余套,南阳瓦房庄冶铸作坊发现了汉代的多堆式叠铸軎范,范块采用对开式垂直分型面。西堆铸范共用一个直浇道,使得浇注时间短,金属实收率高,这是叠铸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到了汉代,在金属范的铸造上,冶铸工匠已摸索出一套成熟的经验,使之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和提高。用金属范代替泥、石范作为铸形材料,是铸造工艺的一个重大进展。在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及新郑春秋战国铸铜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用以铸造生产工具的泥范。到了汉代,泥范已很少用来浇铸产品,而是用来大批地铸造金属范。古荥汉代冶铁作坊出土的大型犁铧泥范,边分背料和面料,其浇口和气眼已明确分开,其制法又有所进步。战国时虽已用铁范铸造生产工具,但其种类较少,而到了汉代得到了进一步推广,比战国时期多了一倍,且出土地点增多。而欧洲一些国家在公元16世纪才开始用金属型范制造生铁炮弹。将生铁炒炼成钢是汉代钢铁冶炼技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铁生沟遗址发现有炒钢残炉一座,南阳瓦房庄冶铁遗址也发现有几座类似炒钢炉。由于生铁易生产,成本低,使钢铁成品的广泛应用成为可能。这一技术的发明,开辟了以生铁为原料炼钢的新时期。中国炒钢的出现比欧洲早1600多年,它对汉代的社会发展以及我国封建社会农业、手工业、水利交通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西汉冶铁业的发展,还表现在铸铁柔化、脱炭成钢技术及钢铁产品的初步规格化和系列化等方面。 西汉时期,冶铁业在战国、秦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达到了十分成熟的境地。高超的冶炼技术标志着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已得到了极大提高,为社会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G. 古代是怎样冶铁的

我国块炼铁始于春秋时代，在掌握块炼铁技术的不久，就炼出了含专碳2%以上的液态生属铁，并用以铸成工具。战国初期，我国已掌握了脱碳、热处理技术方法，发明了韧性铸铁。战国后期，又发明了可重复使用的“铁范”(用铁制成的铸造金属器物的空腹器)。西汉时期，出现坩埚炼铁法。同时，炼铁竖炉规模进一步扩大。1975年，在郑州附近古荥镇发现和发掘出汉代冶铁遗址，场址面积达12万m2，发掘出两座并列的高炉炉基，高炉容积约50m3。西汉时期还发明了“炒钢法”，即利用生铁“炒”成熟铁或钢的新工艺，产品称为炒钢。同时，还兴起“百炼钢”技术。东汉(公元25～220年)，光武帝时，发明了水力鼓风炉，即“水排”

H. 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单位怎么样

抄古荥镇历史上是著名的荥阳袭故城，早在公元前3000——5000年前，他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在这块土地上，公元前六、七世纪，郑国在此建设古城墙，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要道。公元前204年西楚霸王项羽与汉王刘邦决战于此，是兵家必争之地。名胜古迹有古荥阳城遗址，古荥汉代冶铁遗址，纪公庙、周苛庙、城隍庙、孔氏家庙及风景优美的黄河风景名胜区、黄河大观、大河庄园等。

I. 从郑州商品大世界到惠济区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如何坐公交车

商品大世界站
上车
60路 (或
35路 ) 9站
二七广场解放路站
下车

步行 280米

二七广场站
上车
地铁1号线 （河南工业大学方向） 15站
河南工业大学站
（F口出） 下车

步行 360米

莲花街长椿路站
上车
271路
7站
古荥站 下车

步行 180米
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

J. 西汉时期兴修水利、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农作物、丝织、冶铁、城市繁荣各自的成就

一：水利：西汉的水利事业比战国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突出的成就是治理黄河和关中等地兴修了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治理黄河是西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汉初，黄河屡次决堤，造成了严重的水灾。公元前132年（元光三年），黄河又在瓠子（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泛滥成灾，遍及16郡。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武帝征调几万民工前去修治。经过这次治理，黄河在八十年间没有发生大灾。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了几条较大的灌溉渠。公元前129年，为了转输由关东西运的漕粮，在著名水工徐伯的领导下，征发几万民工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东注入黄河，长达一百多公里。渠成后，不仅使这一段的漕运时间缩短一半，而且使沿渠两岸万余顷地受益。与此同时，又征发民工修龙首渠。这条渠是从今陕西澄城县状头村引洛水灌溉今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田地。渠道要经过商颜山。这里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毁，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劳动人民发挥聪明智慧，发明了“井渠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又在郑国渠上游修了六条辅助的小渠，称六辅渠。公元前95年（太始二年），从仲山口（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河至栎阳（陕西临潼栎阳镇），这就是白渠。全渠长近二百里，灌溉农田4500余顷，水中泥土又可肥田。此外，又在今山东泰山下引汶水灌溉农田，在甘肃境内引黄河水灌田，在今安徽境内引淮水灌溉，等等。二：生产工具：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耕作技术也有提高。汉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西北地区抗旱斗争的经验，推广了“代田法”。赵过还发明了耧车。耧车是一种播种机，能同时播种三行，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在辽阳三道壕西汉晚期村落遗址中发现过一件铁制耧足，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墓葬壁画上的三足耧画像，可见当时已广泛采用耧车播种技术。汉武帝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种先进技术、新式农具。三：耕作技术：成帝时，氾胜之总结了一种新耕作方法── “区种法”。这是一种园艺式耕作技术，把土地划成许多小区，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细作，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到西汉末年，垦田面积已达8270500余顷，人口达5900余万，比战国时期增加两倍以上。四：丝织：西汉时期丝织业也是比较发达的，纺织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当时，长安和临淄（山东淄博市）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长安设有东西织室，临淄和陈留襄邑（河南睢县）等地设立了大规模的官营作坊，作坊的织工常达数千人之多。在丝织业发达的城市里，也有富商大贾经营的作坊。农民家庭则主要是纺织自己穿用和缴纳赋税的麻布、葛布和绢帛，有时也出售一小部分纺织品。丝织品的种类很多，官营作坊以生产比较贵重的锦、绣、纱縠为主。1972年，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绢、纱、绮、锦、起毛棉、刺绣、麻布等丝麻织品，这些绚丽多彩的高级丝织物，用织、绣、绘、印等技术制成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及菱形等花纹，反映西汉的纺织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特别是一件素纱禅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其重量仅49克，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帛画和汉画像石中已有单锭纺车的图像。特别是1956年在江苏铜山洪楼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刻有几个人物在织布、纺纱和调丝操作的图像，展示了一幅纺织生产的生动情景。西汉时不仅有纺纱的工具，而且出现了织布机。秦汉之际，斜织机在南北方地区已经比较普遍，在农村广泛地采用了脚踏提综的织机。同时还有织造提花织物的机械──提花机，提花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汉锦是汉代织物水平的代表，是多彩织物。经对丝织品的化学分析，知道是用茜草素和蓝靛作染料，可染成绿、红等色。这比战国时的染色工艺提高了一步。五：冶铁：汉代的冶铁业作坊多，规模大。20世纪50年代后，在河南、山东、北京、江苏等地发现了许多汉代冶铁遗址，其中以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和南阳北关瓦房庄等地遗址规模最大。从这些遗址可以看出西汉冶炼工序集中，设备齐全。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出土了一件铁工具，经化验有十分良好的球状石墨，有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一类A级石墨相当。同时发现炒钢炉一座。炒钢这一崭新的高效率的先进技术的出现，说明西汉的冶铁技术已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钢铁冶炼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战国时期冶铁业一般只能冶铸农具和少数手工工具，锻制兵器还比较少。到了西汉，不仅能生产铁制长剑、长矛、环首大刀，而且生活器皿和杂用工具也广泛使用铁制，如灯、釜、炉、剪等都已在西汉中期的遗址中发现。这说明汉代铁器的使用已相当广泛。 六：城市繁荣：汉初，虽然曾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作官为吏，但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山泽禁令的放弛，给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当时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非常活跃，甚至富比天子，“交通王侯”，形成有影响的势力。当时最大的都市是京师长安。据考古发掘，长安城周围长22600多米，相当汉代六十多里长。规模之大，超过古代罗马城三倍以上。城垣每面有三个城门，可容四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纵街）九陌（横街）之称。街道三道并列，与城门的三个门道相连接，其中中央大道特别宽大，是皇帝专用的“驰道”。全城中部和南部几乎全是宫殿区，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的东、西九市，是商业活动区。长安商业很繁华，在九个市场之内，聚集着各种大小商店，出卖各地的货物。同类商店又集中在一处，成为许多市，如酒市、牛市、马市、羊市等。这些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除长安之外，洛阳、临淄、邯郸、宛（南阳）、成都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大都市。洛阳水陆交通方便。临淄丝织业发达，人口密集，是齐鲁的中心。邯郸是黄河以北的商业中心。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铁业很发达。成都的手工业，特别是蜀锦，驰名全国。西汉的城市，不仅在中原地区星罗棋布，就是在南方地区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江陵（湖北江陵）、吴（江苏苏州）、番禺（广州）等，或为一方都会，或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小城市的兴起，西汉的交通运输业也发达起来。在长沙、广州等地的汉墓中曾多次发现木制、陶制船舶或木车明器。1974年在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中发现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还有木料工场，船台和滑道相结合，外形和铁路略相似，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这些遗址，反映了当时水上交通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活跃。在广州、长沙等地，出土了玻璃、玉髓、琥珀、玛瑙、鸡血石和水晶等玉石佩饰。这些东西一部分是国内的特种工艺品，而另一部分则系从海外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