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凫城遗址

A. 宝墩文化遗址有什么特点

宝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时期的文化，可能是由营盘山文化发展而来的。宝墩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陶器制作工艺有所创新，同时还可能接受了其他文化的影响。宝墩村地形奇特，在绿色沃野上凸现出一圈不规则的脊梁似的黄土埂子。埂内阡陌纵横，沟渠交错。沟底和两侧往往会发现一些散碎的砖瓦器物。而这圈黄土埂子圈起的地方，就是距今约四五千年的古城遗址，散碎的砖瓦器物则是蜀地先民早在四五千年前就进入文明的物证。宝墩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新津宝墩、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等处古城址，这些地方共同组成了成都平原距今四五千年的古城址群。

宝墩文化遗址的6个古城均建在成都平原上河流间的台地上，城墙的长边往往与河流及台地的走向一致，城址均呈长方形或近方形，既有利于防洪也便于设防。其中鱼凫城保存较差，似乎近于六边形，其保存最长的南墙也与附近的现代河流遥相平行。城墙建筑都是采用“双向堆土、斜向拍夯”的办法，与三星堆古城的做法有明显的承袭关系。从宝墩、鱼凫、古城三座城址的发掘看，城墙由平地起建，先在墙中间堆筑数层高后，再由两边向中间斜向堆筑，堆放一大层土即行拍夯，城内侧的斜坡堆筑层次多，故坡缓；城外侧的堆筑层次少，故坡略陡。城址的格局因地而异。处在成都平原内部的宝墩古城最大，城墙圈面积约60万平方米；鱼凫城约40万平方米；郫县古城约31万平方米。而在成都平原西北边缘近山地带的城较小，而防卫功能更突出，城墙均分内、外两圈，呈“回”字形。处在成都平原腹心地带的城址，其中心部位都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如宝墩古城址中部有一处高出周围地面的台地上，有房子基槽和密集的柱洞。在郫县古城城址的中心位置也发掘出特大型建筑“郫县大房址”。建筑与城墙走向一致，面积约5550平方米。在房子里基本等距离地分布着5个用竹编围成的卵石台基。此房址基本上没有发现多少生活设施，偌大的建筑物里面只有醒目的5个坛台，显然是一处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庙殿。对这6座古城研究证明：它们与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属于同期文化，它不仅大大丰富了三星堆一期的文化内涵，能够再细分为若干期，并且可与以三星堆古城为代表的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或古蜀文明相衔接起来。宝墩文化遗址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和陶器，主要有绳纹花边陶、敞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地尊为标志。《山海经》中记载：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长流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兽皆文尾，其鸟皆文首，是多文玉石。实惟员神石鬼氏之宫，是神也，主司反景。这里的员神石鬼氏即为少昊，它由东方的太阳神变成了落日之神。少昊原来的居住地，在他迁移后，他的余部建立起了少昊之国。当少昊西迁之后，氏族将原来东方的地名也带到了西方，所以在后代传说中，东西方均有所谓的扶桑、穷桑等地名，这些都与这场氏族大迁移有关。山东龙山文化中东夷文明与四川盆地宝墩文化尤其是其后续的三星堆遗址文化，见证了我国东部与西部的太阳崇拜文化的密切关系，从看似荒诞的神话故事中看到了东夷部族的迁徙，将文明沿黄河跨过中原地区传播到川蜀之地。据史料考证，少昊部族是由东部沿海迁徙到鲁西南一带，从神话故事里可以看到少昊部族及东夷文明向西的扩展，直至川蜀，停下来并且得到继续的发展，几乎相同的太阳崇拜、鸟图腾、十日传说证明了其传承关系。所以，川蜀宝墩文化尤其是三星堆文明应当是山东地区龙山文化东夷文明的传承。

B. 蜀道难诗中提到的鱼凫遗址位于哪里

李白《蜀来道难》一自诗中，提到的鱼凫遗址，历代俗称“古柳城”、“万春城”、“古城埂”。位于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报恩村，现依稀可见城墙遗迹。4000年前因鱼凫王建都，下令广植柳树作为国界，鱼凫古都杨柳依依，史称“柳城”（今温江城北鱼凫城遗址）。鱼凫亡国后，每年鱼凫城依然万柳迎春，隋代建万春县，民间称柳城，因水道迁移，万春县城南迁即今柳城，唐代更名温江。县内种柳风俗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种柳树是清嘉庆年间大修时，于环城濠沟沿堤植柳700余株，柳城的美誉流传了整整四千年。供参考。

C. 《中国境内氏族聚落重要遗址的分布》，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会这样分布

史前城址与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史前时代城址陆续被发现，部分并经发掘。综合20多年的发现，已知这批史前时代城址分别分布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总数据不完全统计，达50座左右。
由早期城址的大批发现及国外考古学理论的陆续被介绍而引发的关于早期城址的功能及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的地位的讨论十分热烈。本文也拟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一得之见，并着重讨论在各地早期城址大批涌现的历史背景下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问题，以就教于识者。
一
黄河流域发现的史前时代城址,仅就其分布地域而言，可以分作三群。
A、河套城址群
见于报道明确属于史前时代的城址,约15座。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境内阴山山脉以南的丘陵地带。集中分布在黄河河套地区的包头大青山南麓；准格尔与清水河之间的南下黄河两岸和凉城岱海周围三个地区。这批史前城址均为石城聚落，面积除凉城老虎山城址达13万平方米，其它多在2万平方米左右，如小沙湾石城址面积仅4000平方米。石城聚落均临险而筑，有的直接利用陡峭山崖使石筑围墙并不封闭，显然是因山就势而筑的防御色彩十分浓厚的城堡聚落。这批石城址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年至4300年之间[1]。
B、中原城址群
分布于河南境内,见于报道和目前已知的有7座。中原城址群基本沿太行山东麓及属于秦岭山系的熊耳山、伏牛山东麓一线南北分布。7座城址可分作两亚群。豫北太行山东麓的2座城址，位于漳、卫河之间；豫中地区的5座城址，分别位于沙、颍河的上中游。就面积而言，后岗城址不明[2]，以孟庄城址[3]和新近确认的新密古城寨城址[4]为大，均在15万平方米以上。其它为3万平方米左右。登封王城岗城址[5]现有东西两座并列城堡，面积仅约12000平方米。中原城址群的年代，西山古城约在距今5300年，王城岗城址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6]。其中西山古城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之一，由它的脱胎于环壕聚落的近圆形平面和先进的方块版筑法的夯筑方式来看，中原地区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似还应有更多的城址分布有待于发现。
C、海岱城址群
集中分布在黄河下游的山东省境内,目前共发现史前时期城址约15座[7]。这批城址中，有13座分布在泰、沂山北麓,沿古济水走向呈东西一线分布[8]。海岱地区的古代城址，规模宏大，如比较清楚的城子崖城址，面积20余万平方米[9]，近年发现的景阳岗城址和教场铺城址，面积分别达到约35万平方米和33万平方米[10]。位于泰、沂山南麓的丹土城址的面积也达20余万平方米。新发现的江苏连云港藤花落城址[11]，应该属于这一组群目前所知最靠南的一座，它有内外两重城垣，外城面积约14万平方米。丁公、田旺城址的面积均在10

D. 成都市双流县哪里有古遗址

根据诸多文史记载和大量物证，蚕丛建立了蜀都第一古蜀王国“瞿上城”，才有了另外一个鼎盛的古蜀王国“鱼凫城”。据《华阳国志》和《双流县志》等诸多文献记述：“…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与三星堆出土的“纵目人像”是如此之吻合，从而可以推断，三星堆出土的“纵目人像”很有可能就是“蚕丛”，这也是三星堆“纵目人像”长久以来未解之谜的答案，也许这正是三星堆古蜀王国对先王“蚕丛”祖先的崇拜和偶像的崇拜。而另一件物证则是三星堆出土刻有“鱼图腾”的金杖，专家们一致认为是“鱼凫王”的金权杖，从“蚕丛王”的“瞿上城”到“鱼凫王”的“鱼凫城”，再到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这是一条相互关联的历史承袭线，而这种关系的历史文化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我们若把“蚕丛”与“瞿上城”、“鱼凫”与“三星堆”、“蚕丛”与“三星堆”、“三星堆”与“金沙”的来龙去脉联系起来，就会发现金沙和三星堆古蜀王国与蚕丛的“瞿上城”古蜀王国，不仅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承袭关系，而且还有直接的物证联系。他们之间最宝贵、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对“蚕丛纵目”的文字形象描述和三星堆、金沙出土的“纵目青铜人像”物证。三星堆“纵目人像”的物证，不仅证实了“蚕丛纵目”的文字形象描述，更为重要是由于“鱼凫王”的三星堆古蜀文明，有着震撼世界的历史价值，这无疑是给蚕丛的“瞿上城”古蜀王国增添了神秘性和与此同等的历史价值关系，并即将使“瞿上城”古蜀王国从几千年的尘土中浮出地面。我们应借“三星堆”、“金沙古蜀王国文明”之势，强势推出“蚕丛瞿上城古蜀王国”文明。因为蚕丛的“瞿上城”王国是“三星堆”文明之根，更是双流“广都”文化之魂。

E. 为什么说三星堆文化遗址是鱼凫王朝的都城的说法是可信的

一、神圣的原始宗教信仰。三星堆文化的繁荣阶段，在三星堆遗址内外发现了许多器物坑，埋藏着大量奇异精美的文物，目前己基本认定是祭祀坑。其中1986年一号坑出土器物420多件，二号坑出土器物1100多件，1929年月亮湾器物坑出土器物400多件，1987年仓包包祭祀坑出土器物40多件，1976年高骈器物坑出土器物10余件，1990年盐亭麻秧器物坑出土器物10多件。这些祭祀坑出土器物种类繁多，但就其性质而言大都与宗教祭祀礼仪活动有关，主要是成组成批专门用于祭神的文物。祭祀坑中的文物主要可以分为人像、神像、神树祭坛、灵兽、礼器、祭器等几大类。人像类包括各种按真人大小用写实手法制造的青铜像，如通高2、6米的立人像、数十件人头像、跪坐或站立的小人像等等，它们可能是参加或主持祭祀的巫师、首领乃至国王。神像类包括各种青铜面具和眼形饰件，如宽达1、38米的突目大面具、成对的勾云饰突目面具、数十件可悬挂的半圆形面具、以及人面像、兽面具等，是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塑造出令人崇敬供人膜拜的神像，可能主要是祖先始祖之神。神树有大小八株，最大的高达4米，上面有鸟、龙、仙果等神物；神坛数件，有的用灵兽、祭师、神殿构成完整的祭祀场面，表达了天地人三界的宇宙观念。动物造型种类繁多，形态生动，有的做成人首鸟身等形式，主要有鸟、鱼、蛇、虎、龙、凤等。礼器类包括以尊、垒为主体的青铜礼器和以玉璋、玉璧为主体的玉石礼器。祭器主要是祭祀中使用的器具和物品，如瓮、盘、盏、器座等陶器，象牙、海贝等物品这些器物都蕴含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和意识观念，构成了一个独特系统的原始宗教体系。这种原始宗教是以万物有灵的灵神崇拜为基础的，主要包括对天地万物的自然崇拜、对氏族标志物的图腾崇拜、对始祖先辈的祖先崇拜等方面或阶段。三星堆文化繁荣时期，这种原始宗教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融合了多方面的内涵，并且通过具体的器物造型反映了出来。其中主要有以“神树”崇拜为集中代表的对天然物体的“自然崇拜”观念；以“鱼、鸟”崇拜为突出特征的“图腾崇拜”习俗；以“眼睛”崇拜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纵目神”蚕丛的祖先崇拜等等；并且通过以雕像群体所表现的巫祭集团组织和主持了宗教祭祀活动。这些巫祭是处于人神中介地位的特殊人员，是一切涉神功能、涉神需要、涉神活动的体现者和组织者。“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为基本内容，以巫祭集团贯穿起各种宗教活动，构成了三星堆时期精神文化的基本框架”。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成为了这种宗教构架的生动写照。三星堆遗址由于经常举行宏大而神圣的宗教祭祀活动，加上它强大的经济文化实力，吸引了远近众多民族和国家前来交往，使三星堆古城成为了多种文化交汇在一起的古代文明中心。在祭祀坑、墓葬、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己包含有许多远方的文化因素，如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的铜牌和陶器）,商文化（尊、垒等青铜礼器和璋、璧、戈、圭等玉石礼器群）,良渚文化(玉锥型器及琮、璧等礼器)等等。还有一些文化因素可能与南亚乃至西亚的古代文明有关，如金杖、金面罩的使用，神树的造型，人像的塑造等。经鉴定，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和象牙主要来源于东南亚及其沿海地区。三星堆铜人像的形象、装束、大小有很多不同，可能反映了参加祭祀者来自许多不同的民族或群体，众多的动物雕像则可能是代表不同氏族部落的图腾。有的学者认为其中还有来自良渚文化的神像[注5]。从总体上看，三星堆文化是以本地文化因素为主发展起来的，而外来文化的加入又大大促进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发展进程。各种文化往来的时间和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但大型宗教活动的吸引力产生的强大凝聚作用或许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星堆古城大约己经成为了一个多方朝觐的宗教圣地，它以祭祀活动的形式实现了文化的融合和社会的繁荣。正是多元文化的撞击和融合，才创造出如此光彩夺目的三星堆文明。二、神奇的造型艺术杰作。三星堆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涵，是用高超的艺术手法，通过具体的艺术造型表现出来的。由此产生的一大批造型艺术的杰作，具有神奇的形态和强烈的感染力，在中国乃至世界美术史上留下灿烂的篇章。三星堆文物中最令人惊叹的是数百件大小青铜雕塑作品，包括立人像、小人像、人头像、人面具、神树和各种动物造型。通高2、6米的青铜立人像，人体身高1、7米，比例匀称，端庄严肃，身披法衣，站于祭台之上，是指挥整个祭祀活动的群巫之长，也可能就是国王。这是一件写实主义的园雕精品，己具有高座纪念碑式的艺术效果。通宽1、38米的大型铜面具，则用变形夸张的手法，使五官特别是眼睛极度突出，表现了它作为神像的特有气质，是一件浪漫主义的杰出作品。高达4米的神树，不仅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高的单体青铜器之一，而且用飘摆的枝叶、骄健的巨龙、欲飞的神鸟、鲜熟的果实等奇物加以装饰，突出了该树作为天梯和圣界的特殊功能。动物的造型神态各异，而且都充满了灵气，其中有一件雄鸡昂首长鸣，形态极其生动优美。从雕塑的种类来看，三星堆文物中包括有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片状挂饰等种，还有线刻、透雕、装饰附件等其他一些艺术表现形式。立人像、人头像、铜树等是圆雕作品的代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瞻。人面具是一种半圆形的高浮雕，可以高高悬挂起来，供人们从宽阔的视角进行膜拜。兽面具和眼形饰件等浅浮雕是装在平面上的艺术品，有单方面的视觉效果。牌饰、鱼形挂饰等是悬挂在器物上的片状作品。玉边璋上的祭山图是线刻艺术的杰出代表。玉璋顶端的小鸟则是用透雕方法制作而成的。三星堆时期的造型艺术手法己经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三星堆艺术的神奇之处还在于它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这些艺术作品是在宗教祭祀活动中使用的，是贡献给神的圣洁之物，用以表达对神的信仰与崇敬，因而蕴含着人们深厚的情感和愿望，被塑造得极其生动而怪异。前面讲到的原始宗教的主要方面和内容，都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中有表现巫师祭司的一百多件雕像和线刻人像，每件人像的大小、形象、装束、位置又各有不同，分别放置于广场或厅堂、神树、神殿、祭山仪式等特定的环境之中，既反映出他们在宗教祭祀活动中的不同身份和职能，又表现了他们是来自不同民族、地区、不同社会等级的巫师或酋长，成为研究当时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形象资料。用于表现神像崇拜的大型面具和眼形饰件，则被制作成个体巨大、眼睛夸张、神态庄重，上百件一起被组装悬挂起来，形成强烈的宗教气氛。他们通过“眼睛崇拜”表现了对以“纵目”为主要特征的始祖神蚕丛的形象崇拜；而这种巨眼高悬的神像，有可能还是古代“蜀”字的起源所据。作为主要表现氏族部落图腾的数十种动物雕像，分别代表了参加祭祀活动的众多民族集团。当时的人们还能通过一些具体化的物体来表示地下、人间、天上等宇宙观念，并且将它们组合在一起表现“三界”之间的关系，反映出对天地人神的崇拜。通过高大的树木和鲜活的鸟兽、奇异的饰件，又表现出神树具有天梯和圣地等内涵，使其在祭祀仪式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他们还能用构图复杂的组画，表现“祭山”等完整的祭祀活动场面。总之，注重人像动物形体的塑造，用优美生动的造型艺术作品表达复杂而抽象的思想感情，反映出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是三星堆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这些艺术品之中蕴藏着许多神奇的故事和理念，有待人们去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