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遗址
『壹』 历史文化遗址与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生态旅游是一种正在迅速发展的新兴的旅游形式，也是当前旅游界的一个热门话题。1999年是中国国家旅游局规定的生态旅游年。世界人士预测，以走向保护区、亲近大自然为主题的"生态旅游热"将在全球兴起。就在人们为我国旅游业面临难得的机遇而欣喜若狂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是旅游业对环境造成的近期和远期的危害。特别是目前有的人打着生态旅游的旗号，而实际上却做着破坏环境的旅游。因此，必须对生态旅游的真正内涵加以研究，结合我国的实际制订出生态旅游的法制法规和管理措施，并使生态旅游成为对旅游者进行生态教育的一所大学校。以此来保护我们的自然景观与文化遗产，使旅游业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
一、 生态旅游概念的衍变与真正内涵
生态旅游是针对旅游业对环境的影响而产生和倡导的一种全新的旅游业。1988年，给生态旅游的定义是：生态旅游作为常规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游客在观赏和游览古今文化遗产的同时，置身于相对古朴、原始的自然区域，尽情考察和享乐旖旎风光和野生动植物。这时期生态旅游的概念是指一种旅游业中的"复归自然"、"返朴归真"的观念。越来越多的旅游者更愿意到大自然中游览而不是去现代的城市和海滨度假，强调发展旅游业中对自然景观的开发。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把生态旅游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生态旅游的内涵更强调的是对自然景观的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旅游。生态旅游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应与自然和谐，并且必须使当代人享受旅游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机会与后代人相平等，即不能以当代人享受和牺牲旅游资源为代价，剥夺后代人本应合理地享有同等旅游资源的机会，甚至当代人在不破坏前人创造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前提下，为后代人建设和提供新的人文景观。并且，生态旅游的全过程中，必须使旅游者受到生动具体的生态教育。
真正的生态旅游是一种学习自然、保护自然的高层次的旅游活动和教育活动，单纯的盈利活动是与生态旅游背道而驰的。同时，生态旅游也是一项科技含量很高的绿色产业，需要生态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多学科的论证，方能投产。需要认真研究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的承受能力。否则，将对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干扰和破坏。同时，生态旅游应该把环境教育、科学普及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核心内容，真正使生态旅游成为人们学习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大学校。
二、 我国生态旅游的现状
生态旅游的开展，不仅提高了人们走进自然，欣赏自然的兴致，也提高了自然旅游在旅游业中的地位和赚取外汇的份额。据前不久召开的世界生态旅游大会介绍，生态旅游给全球带来了至少200亿美元的年产值，生态旅游已成为当今世界旅游发展的潮流。
我国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良好条件：一是拥有巨大的客源市场，且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对生态旅游的需求将不断增长；二是拥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截至1997年底，我国已建立起各类自然保护区932个(列为国家级的124个)，被正式批准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有14个。这些保护区集中了我国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中最精华的区域，是生态旅游的理想处所。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对全国100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调查结果表明：其中已有82个保护区正式开办旅游，年旅游人次在10万人以上的保护区已达到12个。目前国内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方兴未艾，年总旅游人次近2500万，年旅游总收入近5.2亿元。一些自然保护区已经成为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龙头"。
但由于我国的旅游业开发史较短，目前尚为发展中国家旅游开发模式。人们对旅游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尚缺乏科学理解，那种"旅游业是无烟工业"的观念还较流行，生态旅游的发展大多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强调到大自然中旅游，强调对旅游资源的开发而忽视了旅游本身对环境的影响和资源的破坏。实际上，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已经给环境带来较严重的污染，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旅游资源的粗放开发和盲目利用
许多地区的政府有关部门在开发旅游资源时，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全面的科学论证、评估与规划，便匆忙开发。特别是新旅游区的开发，开发者急功近利，在缺少必要论证与总体规划的条件下，便盲目地进行探索式，粗放式的开发。开发中重开发、轻保护，造成许多不可再生的贵重旅游资源的损害与浪费。如：被誉为"童话世界"的九寨沟，如今，由于上游和周边森林大面积砍伐，使这里原湖泊水位每年降低6-30厘米，致使黄龙钙华堤已开始退化、变色。如再不采取保护措施，这里的岩溶湖将会过早衰亡。更令人费解的是有关部门为了大量揽客，在九寨沟内大量建造宾馆，严重破坏了景观的自然氛围。
我国对旅游洞天开发利用还处于无计划状态。许多地区一发现好的洞天，就匆忙施工开发。开放后又不控制游客人数，过多的游客加速了洞内沉淀物氧化。一些洞口开得过大、过长，加速洞内外空气对流，人们呼出二氧化碳气体破坏了岩溶洞环境的平衡，促使洞天景物老化
野生动物也是极其珍贵的旅游资源。许多地方在开发这一旅游资源时，管理不善，执法不力，不少野生动物遭到乱捕乱杀，有的宾馆饭店甚至以野生动物作为美食招揽游客，使不少珍稀品种濒临灭绝。
2、风景区生态环境系统失调
近10多年来，景区的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使我国风景名胜区，包括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一些自然风景区，已越来越受到建设性的破坏，由于在景区内开山炸石，砍树毁林，水土流失严重。或因山洪暴发，塌方挡路，毁景伤人；或因久旱无雨，水源枯竭，饮用水短缺，更有一些建筑毁景障景，导致自然和人文景观极不协调，破坏了景观的整体性、统一性。四季常绿的云南西双版纳，近几十年来，由于大搞毁林形式开荒，以林为能源，森林面积急剧下降，使原来良好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有的风景区出于经济目的，热衷于旅店、餐馆的建设，盲目扩大旅游区、修建旅游设施。以索道为例，世界各国在作为国家公园的名山上修建索道都是严格控制的，其中美国、日本是明令禁止的。日本富士山海拔3776米，公路只修到2000多米，游人再多，也是自己一步步登上去的。但在我国，有些古代名山上修建现代索道，甚至修几条。有的山相对高度不到百米，也修建索道。索道在国家名胜中心区域的建成，不仅破示了自然风景区的原貌，而且使游人大量集中于容量有限的山顶，导致景观和生态的破坏。随着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热的掀起，保护区内脆弱的生态系统也遭到致命的打击。
调查显示，在已经开展旅游的保护区中，仅有16％定期进行环境监测工作，有的保护区连一台必须的测量仪器也没有。根据科学监测对游客数量进行控制的保护区仅占20％，一些保护区已出现人满为患的现象。甚至有23％的保护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内从事旅游活动，使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地域减少，它们的生活空间和养料系统也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这里的动植物死亡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据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对保护区旅游现状调查显示：已有22％的自然保护区由于开展旅游而造成保护对象的破坏，11％出现旅游资源退化。
由于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使区域和城郊的一些风景区受到冲击。有的地方在风景名胜区邻近盖工厂、办企业、浓烟滚滚，污水横流；有的景区对名胜古迹随意修葺，在山林古刹安置电器设备，铺设人造大理石、地砖，人工修整痕迹过重，与其"自然本色"极不和谐；有的景区不顾环境、条件，乱建寺庙、佛像和不伦不类的主题公园等等。这些不仅破坏了风景名胜、古迹文物的原始景观的文化内涵，也对旅游环境的生态格局和风景结构造成了破坏。
3、风景名胜区环境污染严重
据旅游风景区提供的监测资料显示，这里的水土、大气都有程度不同的污染。噪音、烟尘都超过了规定的标准。大气中含有的有害物质及酸雨等情况比较普遍。湘区武陵风景区中二氧化硫含量高达0.62毫克/米3，超过国家一级大气标准3.68倍；树林大片枯黄，PH值达4.44并出现酸雨酸雾。我国水污染的范围也在扩大，全国135条受污染的城市河段中，52条严重污染，其水质连灌溉标准都达不到，更谈不上饮用标准了。如饮用滇池水源的地区，已成为昆明市传染病和许多疾病的高发区。黄河断流达266天，87％的河段水质达四级污染，尤其是近几个月来，黄河干流中游河段遭到严重污染，水面上漂浮着一层厚厚的泡沫，下面呈酱色的污水散发着刺鼻的异味，鱼已死光，连浇地都不能用，对河南省沿黄河各城市饮用水造成危胁。这是黄河历年来发生的最严重污染。而且是一次流域性污染。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旅游业发展迅速，而又缺乏规划和管理，国民的生态意识较差，可以说旅游游到哪里，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也就到哪里。风景区内生活污水增多，垃圾废渣、废物剧增。驰名世界的黄山、庐山垃圾随处可见，甚至连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游客也留下了各种饮料袋、包装袋等垃圾。致使那里不得不花费巨资去清除。开办旅游的自然保护区环境污染问题也是日趋严重，目前已有44％存在垃圾公害，12％出现水污染，11％有噪音污染，3％有空气污染。
上述可见，在发展旅游与保护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关系。那种把生态消费摆在首位，不惜以生态资源的消耗为代价来获取利润的作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走出生态旅游的认识误区已经成为我国旅游业开展生态旅游首先应解决的问题。
三、 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对策
生态旅游要持续发展，应是一种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旅游，必须把握适度的开发速度，控制接待人数，增强环境意识，否则，太多的游客会对目的地的环境造成过大的压力，破坏了生态旅游赖以生存的环境，生态旅游也就不可能持续发展。
主要措施：
1、 加强森林公园建设，保护森林资源
自然环境是由大大小小的生态系统组成的，必须保持相对平衡。森林是陆地最大的生态系统，是自然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重要枢纽，对于地上、地面、地下环境有多方面的影响，如果把森林看做单纯的木材生产基地去砍伐，而且是掠夺式的经营，不顾植被具有极为重要的防止环境恶化功能(涵养水源、保护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维护生态平衡等等)，那么最终破坏森林的恶果将是人类自身的灾难。从古巴比伦王国的消失到全球性的温室效应，无不证明了一这点。
森林公园则是在社会文明的发展中形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经济系统，是以人类、生物和环境的协同发展为原则，以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为宗旨，它们所追求的目标是：即满足当代人的生活需求，且自身得到发展，又要保护生态环境，不对后人的发展构成危害。这就为在此基础上开展各项生态旅游活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区域环境。1982年，我国建立了第一个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她以神奇的地貌和优美的环境向世人一展森林公园的风姿，为中国的生态旅游开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截至1996年底，全国已建立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森林公园811处，年吸引游客达5000多万人次。随着森林公园旅游人数的增加，旅游活动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必然产生矛盾，引起诸如土壤、植被、水质和野生动植物的环境问题。另外我国森林公园大都是在国有林场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经营方式的转变，这就带来了一个更新观念和提高对森林价值和生态环境的再认识问题。因此，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加强森林公园建设是保证生态旅游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国资源的保护应注意以下两方面：
(1) 加强生态管理，使之持久协调发展
森林是一个整体，森林除木头外，还有许多其它物种，它是一个由许多成份构成的复杂系统。如果把森林看做单纯的木材生产基地去砍伐，而且是掠夺式的经营，那么我们采了木头，却恶化甚至是毁灭了其它资源的生存环境，得不偿失。当然也不能发挥森林资源的全部效益。但我们保护森林，并不是完全任其自然。自然森林也会自然枯萎，如不砍伐，任其自生自灭，也是浪费资源。所以在不过度改变森林结构的前提下，进行采大留小有计划、有选择的开采，以实现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的可持续发展。 (2) 严厉打击森林犯罪
1998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林业局、公安部、监察部联合发出《关于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活动专项斗争的通知》，经过全国各级森林公安机关和各部门的艰苦努力，打击处理了一批违法犯罪分子，收回了一批被毁坏和被长期占用的林地。截至1998年12月底，全国森林公安机关共查处各类森林和野生动物案件26369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28131人，其中刑事拘留791人、逮捕681人，为国家挽回了直接经济损失2928万元，收缴木材46351立方米、野生动物209365头(只)，收回林地58305亩，取得显著成绩。但是，林区治安的几个突出问题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些基层单位、干部法制观念淡薄，毁林开荒、乱占林地的现象仍时有发生；犯罪分子在严打斗争开展后仍顶风作案，如云南省昆明市现每月从市区运往外省的保护动物仍在1吨左右；盗伐、哄抢国有林木、非法运输、销售木材在一些地区仍很严重；有些地区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打击森林犯罪力度不够。因此针对上述情况，要加强森林立法工作，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依法保护森林。只要我们按照法律严格执行，加大打击力度，森林建设就有了根本的保障。
2、 统一规化、有序开发
做好旅游开发规划，贯彻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思想，这不仅是使开发取得成功的保障，也是预防资源和环境遭到破坏的重要措施。因此，在编制旅游区总体规划时，必须对旅游区的地质资源、生物资源和涉及到环境质量的各类资源进行认真的调查，以便针对开展旅游活动所带来的环境损害进行足够的准备，并采取积极措施，消除或减少污染源，加强对环境质量的监测。为保证生态旅游的环境质量的高品位，旅游区的有关建设必须遵循适度地有序地分层次开发的原则，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有损自然的开发行动。每个项目都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要从生态角度严格控制服务设施的规模、数量、色彩、用料、造型和风格，提倡以自然景观为主，就地取材，依景就势，体现自然之美，对那些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费等刺激经济增长的项目坚决制止。经济开发可以在风景区以外的广大土地上进行。即使是配合风景区的旅游，其主要服务设施也完全可以在风景区外围建设。古今中外名山、风景区和国家公园都是精神活动的场所而非经济场所。我国古代，五岳山下都设有"镇"，"镇"就是专门提供服务设施的。宋代规定泰山的外围7里内"禁樵采"。元代规定40里外的徂徕山禁止砍柴，都是为了保护泰山。美国规定商业开发要在国家公园以外的地方，其黄石国家公园自被发现建立后，不仅禁猎、禁伐，而且陆续迁走了居住其中的印第安土著。德国阿尔卑斯山国家公园的面积达300多平方公里，公园内并无一条索道，若干条索道都是设在公园之外的。这些发挥功能区分、区内观景、区外经商的优良传统，我们可以借鉴。如将旅游设施建在山脚下，山上不修索道，这样游 人势必在山脚下的宾馆住宿，当地赚取住宿费和餐饮费肯定高于索道费，而且游人分散于各处，大大缓解了因乘索道造成的山顶过分拥挤。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指导下，现有的生态技术，资金条件以及人们的环保意识还达不到维护生态平衡要求的情况下，必须将宝贵的生态资源留给子孙后代，而不是开发殆尽。旅游区的环境容量问题，应加强研究，在旅游区的环境容量未确定之前，必须控制旅游业的发展速度。对一些重点保护的景区，必须防止太多的游人进入，即使是一般旅游区，也应严格控制超容量吸引游人。因为，环境容量是有限的，破坏容易修复难，一旦旅游超过了环境容量，造成了巨大的环境破坏，再来治理就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3、 增强环保意识，强化法制观念
鉴于旅游作为一种产业对环境的特殊影响和累计性的破坏，生态旅游一定要加强环境立法和管理。严格执法和遵守我国的《环境保护法》、《森林法》、《文物保护法》、《野生动植物保护法》等与旅游密切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并针对旅游业对环境影响有潜在性、持续性和累计性的特点，增加补充规定。如增加对旅游的环境保护税收，用于修复被损环境的管理。地方政府和旅游有关部门应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有关的法律、法规，增强法制观念，例如对生态保护区的开发，要根据环境法律，规定哪些部分严禁开发，哪些部分可以开发以及开发的规模、开放的季节和可接待的人数等等。又如规定哪些地区禁止带火种，禁止狩猎和毁坏林木，禁止遗弃垃圾和生活用品。对违法侵害自然资源者，加大执法力度，使其承担相应的民事和刑事责任。
思想意识比法规更重要。我国在生态旅游的生态规划和生态教育方面都很薄弱，旅游业主要以盈利创收为目的，不少旅游区根本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就开始营业。在旅游景点，很少设立宣传生态意识的宣传栏，导游们的导游词中也很少触及生态道德教育的问题。而且，旅游业的干部及导游中大多数人也未接受过系统的生态教育和生态道德教育。因此，我们在倡导生态旅游时，必须树立生态保护第一的思想，加强宣传教育，转变全民观念。具体做法一是要通过立法，把对旅游区的环境影响评价及对策真正落实到每一个景点，并要求所有的旅游管理人员、导游都必须经过系统的生态教育，改变那种认?quot;旅游业是无烟工业"、"旅游资源可再生"的观念以及对旅游开发的环境效应评估认识不足的现象，切实把旅游环境当成旅游业的生命和形象。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把发展旅游业的目标与立足点建立在保证当代和几代、几十代人的旅游需要上，并以这种思想观念为指导，做好环境保护的各项具体工作。二是把生态教育和生态道德教育纳入国家教育计划，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国情教育中增设这方面的教育内容。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从小就开始重视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爱护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保护野生动物和植物，理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使生态善恶观、生态良心、生态正义、生态义务成为青年的自觉行为和道德规范。三是充分利用旅游这一生动活泼的大学校，使生态旅游的全过程，成为生态教育和生态道德教育的全过程。使旅游者在大自然中唤起绿色的激情，绿色的愉悦、绿色的思考，体验大自然的谐、有序，体?quot;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达到热爱自然、师法自然，启迪人生的目的。在大自然中接受生态教育和生态道德教育，使每一个人旅游者从自己做起，从每一件保护自然的小事做起。
『贰』 海南岛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在哪里
落笔洞位于三亚市落笔峰。落笔洞遗址是目前已知的海南岛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也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南端的一处史前文化洞穴遗存。
『叁』 EAA 人类活动遗址指的是哪些
EAA 人类活动遗址指的是：: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山顶洞人遗址、蓝田猿人遗址、元谋人遗址
『肆』 我国内最早的人类遗址是
截止2019年1月，元谋人遗址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遗址。
元谋人遗址位于云南省元谋县大那乌村北约500米的山腰，距县城7公里。元谋人化石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之一，后正式被定名为"直立人元谋新亚种"，简称"元谋人"。
遗址中还出土有云南马、剑齿虎、剑齿象等早更新世动物化石，打制石器及炭屑。元谋人遗址的发现，证明了云南高原是人类早期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它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人最早的老祖先的遗址。
197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县文化馆联合发掘了元谋人遗址。地层中出土了6件石器，3个层位中分布有大量碳屑，说明“元谋人”不仅能制造工具，而且不能排除会用火的可能性。
1976年，中科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李普等人用古地磁方法，测定“元谋人”的时代为距今170万年。随后，地质研究所和贵阳地化所分别采集元谋组古地磁样，并得出基本相同的结果。
(4)人类活动遗址扩展阅读
元谋人遗址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科研价值，中国及一些国家已将此发现写进了教科书。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元谋人遗址为第二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元谋人遗址有纪念碑，不远处有博物馆，馆内陈列着元谋人牙齿化石的标本，古生物化石及其他有关实物、资料。
“元谋人”的发现，将中国人类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万年，表明地处长江流域的云南是人类起源与发展的关键地区和核心地区，为人类起源与发展多元中心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支持，“元谋人”作为中国人类历史的开篇，自此被载入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第一页。
『伍』 能证明北京人遗址是人类活动场所的遗物是什么
经过我精密的分析，答案是D
『陆』 人类活动遗迹是在亚洲发现的
很久很久以前，人类的祖先就在亚洲大陆扎堆过生活，使亚洲成为孕育生命的伊甸园。它们为何选择这里作为栖息地，这里的最早居民又是谁呢？
20个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根据第三纪以来哺乳动物进化与自然环境变迁的情况，推论认为亚洲这块广阔原野在遥远的过去是孕育人类的“伊甸园”。因此，许多国家纷纷组织考察团进入亚洲地区，试图找到人类进化的线索。一时间，亚洲考古热席卷了世界古人类学界和古生物学界。
提到亚洲人类考古，首先要提到印度的腊玛古猿。因为腊玛古猿在人类祖先演化的历史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人类分化出来的第一阶段。
腊玛古猿是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生刘易斯1934年在印度的西沃里克山区发现的。同类的化石在中国的绿丰、开远遗址也被发掘出来，化石主要是一些上、下牙齿。
化石和当时的地层资料告诉我们，腊玛古猿主要生活在森林地带，森林的边缘、林间的空地是它们的主要活动场所。这是一种正向适于开阔地带生活变化的古猿。野果、嫩草等植物是它们的重要食物。同时，它们也吃一些小的动物，把石头作为工具，用它来砸开兽骨，吮吸骨髓。由于腊玛古猿的肢骨还没有发现过，所以人们只能根据一些有关古猿的知识来判断，推测它们身高约1米，体重在15～20千克之间，能够初步用两足直立行走。
亚洲人类考古发现最多的地区还是中国。
最早在中国境内开展考古发掘的著名学者是法国采集家桑志华(本名黎桑)。从1914年开始，他就在黄河流域进行了多年的考察活动，在陇东黄土高原地区发现了丰富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又在甘肃庆阳北面的更新世晚期(距今13万年至1万年前)的黄土堆积中发现了三件古人类打制的石制品。不久，桑志华根据别人提供的线索，在鄂尔多斯高原的东南角发现了闻名于世的萨拉乌苏遗址。他经过对这个遗址先后两次的调查和发掘，发现了非常丰富而且保存良好的披毛犀、河套大角鹿、旺氏水牛、野驴、羚羊、骆驼等33种哺乳动物以及鸵鸟等11种鸟类化石，同时还发现了一批旧石器和一颗人类的上门齿化石。动物化石组合说明：萨拉乌苏遗址的时代应为更新世晚期(用放射性同位素方法测定其绝对年龄为距今35 000年左右)。此外，桑志华和德日进还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一个叫做水洞沟的地方，发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
知识点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是指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地质时代属于上新世晚期更新世，从距今约250万年前开始，延续到距今1万年左右止。
旧石器时代可分为旧石器时代早期、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旧石器晚期，大体上分别相当于人类进化的能人和直立人阶段、早期智人阶段、晚期智人阶段。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分布广泛。由于地域和时代不同，以及发展的不平衡性，致使各地区的文化面貌存在着差异性很大。
与此同时，从1921年开始，由著名博物学家和探险家安德鲁组织并领导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亚洲考察团在戈壁滩上，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寻找人类进化的踪迹，采集到大量第三纪哺乳动物化石，证明这片荒凉的土地在远古时期曾是生物的乐园。
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安特生也曾一度投身于对中国的考古热潮之中。他先后发掘了辽宁省锦西县沙锅屯洞穴遗址和著名的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址。又到甘肃各地考察，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的村落、墓地遗址。后来，他又与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共同对北京周口店进行了考察，发现了“北京人”的存在。
种种早期人类考古的发现，都证明了猿人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人类是由古猿进化而来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事实依据。
对中国境内的考古展开之后，因为收获颇丰，考古学家又将目光对准了中亚。
1938年，考古学家在乌兹别克的捷希克塔什发现了著名的早期智人幼童化石。20世纪60年代起在这一地区进行了有计划的调查和发掘，发表了许多专著和论文。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材料不多，仅发现一些类似于南亚索安文化的砾石和石片工具，年代在距今20万至13万年之间。旧石器时代中期有一种进步的以莫斯特类型石器为特征的石片文化，年代大约距今6万年，在个别遗址还发现了早期智人化石。中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较少，仍然保留着中期石片文化的特征。这一时期的发现主要有卡拉套遗址和拉库蒂遗址，还有一些地表采集物。
卡拉套遗址的石制品发现于地表64米以下的深处，共发掘出200余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类型有用砾石和石片制作的粗大的单面砍斫器和留有大部分石皮的刮削器。大部分石制品没有第二步加工的痕迹，做工比较粗糙，这是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特征。
拉库蒂遗址位于卡拉套遗址以东，石制品出自地表以下63米的黄土层中。该遗址出土的石器，打片技术要比卡拉套遗址的进步，石器类型有比较规整的砍斫器和一些锯齿状工具，但也属于旧石器早期的东西。
这两座遗址从文化关系上虽然看不出与东亚、东南亚的旧石器有直接联系，但其特点明显接近东南亚而不是西方。
在中亚发现的旧石器遗址中，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最多，共发现和发掘了这一时期的遗址78个，主要分布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地区，都是距今约6万年的遗址。著名的捷希克塔什洞穴遗址便归于此类。该洞穴宽20米，深21米，人类居住的时间相当长。从发掘出来的化石可以看出，那时这里的人类用硅质灰岩制作石器，狩猎的对象主要是山羊，也有野猪、马、鹿、豹和飞禽等。他们已经学会了用火，还会用兽皮缝制衣服。在一个八九岁早期智人幼童的墓葬中，还发现了大山羊角、一些石器和动物化石等陪葬品。这说明这一时期的人类具有了很高的智慧，拥有丰富的感情。
中亚的遗址中，最著名的是舒格诺乌遗址和撒马尔罕遗址。
舒格诺乌遗址位于塔吉克斯坦境内亚克苏河畔。人们在此发掘出大量的棱柱状石核、石叶、刮削器和尖状器等，在遗址中发现的其他动物化石表明，这一时期的人类主要以捕猎野马、野牛、绵羊、山羊和土拨鼠为食。
撒马尔罕遗址规模更大，共出土7 000多件石制品，皆为典型的石器时代晚期石制品，还发现了晚期智人的两块下颌骨残片和两颗牙齿。
在中亚地区发现的石器时代原始人遗址，在与其他地区的遗址相互印证后，可作为人类进化的主要证据。
在印度尼西亚的桑吉兰，考古学家发现了早期原始人类化石。后来，50种化石先后在这里被发现，包括远古巨人、猿人直立人、直立人，占世界已知原始人类化石的一半。这些化石证明：这里曾经是人类先祖的重要聚居地。尤其重要的是，这里有爪哇猿人化石中保存最好的原始人类头盖骨，迄今为止也是惟一的一块成年男性的头盖骨化石。这是人类进化理论的一个重要证据。
『柒』 （一）长沙地区人类活动历史、遗址分布与自然文化环境概况
早在石器时代，长沙地区就已经形成了几股氏族及部落。
殷商-东周时期，长沙属扬越之地，有百越的一支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本民族自身特点的古老文化。如在宁乡出土的商代最大的铜铙具有形体高大厚重、特殊的纹饰等明显的地方特点。
春秋中叶长沙属楚国领地。从出土资料来看，长沙的春秋墓出土的铜器除越式为主外，尚有中原形制，反映此时楚越文化已相互融合。从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楚墓出土的钢剑为经退火处理的中碳钢、窑岭等楚墓出土铁器有的属于各种铸铁（如亚共晶铸铁、珠光体和铁素体铸铁）、铅玻璃、楚铜镜、古衡器、黄金货币等工艺水平之高，数量之多情况来看，长沙很可能是当时的铸造中心之一。
战国时，长沙就成了楚国的军事重镇和重要粮食产地。秦始皇元年（公元前 221年），秦设置了长沙郡，为全国36 郡之一。东汉末期，长沙属荆州；三国时长沙为吴国之属地。
两千多年来，湖湘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长沙城一直在古城旧址的基础上不断改造和拓展，其中心一直就在现在的长沙五一广场一带（地名为“走马楼”）。地上的长沙虽毁于1938年的文夕大火，而地下的长沙的则历经数千年历史绵延，埋藏着无数的自然与人文物宝藏。最著名有1972年发掘的马王堆汉墓、1996年发掘出的三国孙吴纪年简牍和2003年发掘的汉简。
深穴埋葬于浏阳河畔更新世中期晚时的网纹红土中的马王堆汉墓采取了套棺密封，并在椁周填充木炭和高岭土防潮和密封措施，造成恒温、恒湿、缺氧无菌的还原环境，使主人辛追尸体历2100余年而不腐。
1996年，位于走马楼街西南侧的平和堂商厦建设区域内的古井窖中发掘出了举世瞩目的三国孙吴纪年简牍。简牍埋藏原因，有人称（胡平生，1997）是因其为“有关机构的档案文书，其中许多是契约合同的凭据，必须妥善保存”。
2003年11月在走马楼吴简出土处东侧不到100米的省供销公司建筑工地上，又发现了历史更早的竹简，时代是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25年到公元前120年）。竹简所记载多为政府的行政文书。汉武帝时，长沙正处于戴王刘庸统治时期。长沙国是汉代中央政府所封的七个藩国之一，又是朝廷南防南越国的门户，其地位十分重要。
在今天的长沙城中心地带有如此丰富的埋藏，说明此处历来就是长沙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位置历时2000年不变，对我们研究长沙的自然与城市文化历史十分有利。
『捌』 什么是遗址遗迹
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遗址的特点表现为不完整的残存物，具有一定的区域范围，很多史前遗址、远古遗址多深埋地表以下。
遗迹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痕迹。包括遗址、墓葬、灰坑、岩画、窑藏及人类活动所遗留下的痕迹等。其中遗址又可细分为城堡废墟、宫殿址、村址、居址、作坊址、寺庙址等，还包括当时的一些经济性的建筑遗存，如山地矿穴、采石坑、窑穴、仓库、水渠、水井、窑址等；防卫性的设施如壕沟、栅栏、围墙、边塞烽燧、长城、界壕及屯戍遗存等也属此类。
『玖』 深圳境内还有哪些古人类活动遗址
新石器时代遗址以龙岗区的咸头岭、大黄沙、盐田区的大梅沙区等沙丘遗址为代表。
夏商周时期的遗址和遗物以南山区的屋背岭、向南村、叠石山、盐田区的大梅沙遗址为代表。
汉代及汉以后的考古发掘，主要是城址、窑址、铜钱窖藏和大量的墓葬等。
深圳可以追溯的城市历史至少是17 0 0多年前的东汉，而深圳有人类生活的历史则可以追溯至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从上世纪80年代深圳开展考古调查以来，2000年，宝安西乡铁仔山古墓群被列入“全国重要考古发现”；2001年和2006年，南山区屋背岭商时期墓葬群考古发掘以及大鹏咸头岭遗址分别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铁仔山南坡地底下，是层层叠叠的千年古墓；屋背岭半山腰上，商周战国碎陶片俯拾皆是；大鹏半岛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那斑驳陆离的沙丘……置身其间，会有瞬间穿越千年的错觉。
深圳可以追溯的最久远历史的证明，可能要数大鹏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这里是珠三角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中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为珠三角地区同时期相关遗址分期、断年奠定了基础。遗址位于大鹏新区大鹏街道迭福村（原名咸头岭村），该村地处大鹏半岛西北岸，依山傍海，坐落在大鹏湾东北的迭福湾内。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占地面积约三万平方米，西北至东南长200米左右，西南至东北宽150米。1985年5月、1989年9月，深圳博物馆在咸头岭咸头岭遗址先后开展两次发掘，共发掘面积627平方米，初步揭示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1992年，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李伯谦教授指出，“咸头岭这类遗存有自己不同于其他文化的鲜明特征”，提出以咸头岭遗址为代表，将珠三角地区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咸头岭文化”。这也是目前全国唯一以深圳地名来命名的考古学文化。2005年12月，北京大学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针对咸头岭遗址出土文物的碳十四测年报告出炉，得出的测年数据都指向一个年代区间———距今6900多年至6300年前后。
屋背岭遗址位于南山西丽镇福光村北的屋背岭山坡。2001年4月至7月，深圳市文管办在屋背岭遗址进行试掘，墓葬出土的遗物多为商时期，有陶罐、陶豆、陶钵、陶纺轮、玉矛等；另有东周墓葬2座，出土铜矛、铜斧、铜剑等；有的灰坑还出土了米字纹陶片、方格纹陶片等。从2001年至2002年，试掘和正式发掘的商时期墓葬有94座，各种珍贵文物多达300件，如今这些文物藏于南头古城博物馆。作为广东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商时期墓葬群，屋背岭遗址的发现，证明了深圳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就有了自己的文明，它对于建立岭南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编与咸头岭遗址、屋背岭遗址相比，铁仔山古墓群遗址的保护相对较好。1984年和2000年经过两次发掘，铁仔山古墓群共发掘出汉代至明清时期墓葬300多座。这个浓缩了近十个朝代的墓葬遗址，最重要的是发现了“熹平四年”（175年）的东汉墓，出土了东汉人头印纹砖、铜镜、陶瓷等重要文物，由此证明了深圳城市历史至少有1700年。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等考古学专家曾评价说，铁仔山古墓群历史延续时间之长、古墓数量之多、墓葬之密集及形制之多样，在全国也属少见。
『拾』 人类活动遗址中的环境研究进展
自然环境是人类文化存在的基础，是影响人类文化发展的外部条件之一。通过对古文化遗址中文化层的研究来恢复古代人类及其文化的生存环境，分析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探讨人类在适应、利用自然环境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特色和对环境的改造过程，对自然环境的变迁史和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之间的关系做出全面的解释。目前，这种对古代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边缘学科——环境考古学。
迄今为止，在文化遗址的古环境研究中应用较多的仍是利用动植物遗存来进行有关人类生存环境的研究，如孢粉分析和植硅体分析技术。一般而言，遗址或地层中的孢粉和植硅体分布可反映古代当地植被的基本面貌及人类使用植物的基本情况。通过孢粉和植硅体分析，可确定遗址文化层和地层的年代，了解古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及其变迁历史，了解古代与环境直接有关的文化发展状况，如农作物的起源和扩散等。在中国，这种利用动植物遗存来进行有关人类生存环境研究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昆叔（1963）对半坡遗址进行了孢粉分析和古环境气候研究。1990年的第一届“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标志着“环境考古学”研究在我国正式开始。
在考古学与地球化学结合方面，国内外有人将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方法用于考古勘探中。如Apostolos Sarris等（2004）对匈牙利大平原Koros区域的Vésztö-Bikeri青铜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地球物理勘探和土壤地球化学分析，地球物理探测确定了多数墙壕、夯洞、壕沟、深坑的位置，如用磁法测量了部落的结构与轮廓，并揭示其中心壕沟的位置；土壤地球化学测量结果显示磷酸盐含量在建筑物位置为“较干净”的中心，而高浓度者位于周围的围栏附近，呈圆形“残核环”，还有一些磷酸盐高浓度者位于垃圾物附近。可见这种将环境考古与地球化学结合的研究并不十分深入。
城市文化层“土壤”具有特殊性，其理化性状及元素特征研究是近年来环境考古研究中兴起的一个活跃的领域。城市文化层土壤记录了城市区域大量人类生产生活的信息及城市区域变迁和功能区变化的信息。在英国、法国、俄罗斯、墨西哥等一些历史悠久的国家，许多学者对文化层土壤的理化性质及所反映的信息进行过一些较系统地研究，如C.Vissac 等（2003）对法国中部地区历史文化层进行了土壤理化特征研究；B.W.Leyden 等（1998）对墨西哥玛雅时期（550～850A.D.）的Coba城的文化层进行了一些金属元素浓度变化规律以及孢粉分析，推测了人类早期活动的踪迹，等等。
其中Alexandrovskaya等（2003）对莫斯科中世纪文化层城市土壤的微结构及微量元素进行的研究较为经典。莫斯科中部河间地或梯田处文化层厚达2～3m，但在沟谷、河谷、污水池等地，一般厚7～10m，个别达20m，文化层常由几部分组成：①被埋藏的自然土壤一般位于进口港，有砂土、粘土的沉积，通常包括7～12cm厚的耕作层，有时出现侵蚀特征；②自然土壤表面常有粘质的富腐殖质层，其中包括一些建筑废弃物、分解的木碎片、腐烂的肥料和其他植物残渣，被认为是木器建筑时期有机物含量丰富的文化层；③富含有机物文化层上面存在一石块含量较多的层，含有大量的砖碎片和石器建筑时期留下的石灰，这一层以低腐殖质和高碱性为特征。莫斯科土壤和文化层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森林景观的自然成土作用；人为活动使自然土壤向农耕地和草地转化；人类挖掘活动将这些土壤埋于文化层的下面。文化层形成具有别于地层形成的鲜明特征，居民生活堆积物与莫斯科地区灰化土不同。堆积物中有机质、碳酸盐、磷和重金属的含量均较高，碳酸盐主要来源于17～18世纪开始广泛应用的石灰石和灰泥，而碳酸盐又向下层运移，使得下层土壤（包括灰化淋溶土）由酸性向碱性转化，文化层中P的含量是灰化淋溶土周围P含量的许多倍。位于红场下的11～12世纪文化层以金属和其他元素含量较低为特征；12～13世纪居民堆积物中有机物含量较高，尤其是树木残渣，有相对较高的碳酸盐，由于各种用途Cu和Zn的含量也有所增加，As含量升高主要是因为制革技术的发展，库尔斯克城镇文化层中这些元素的含量高于近代城镇堆积物中的含量。莫斯科近期的堆积物中氧化钙和许多微量元素的含量大幅增加，克里姆林宫中世纪文化堆积物微量元素的含量比附近的城镇含量低。17～19世纪Pb、Cu、As的质量分数最高，As的质量分数达到了74×10-6，Cu的质量分数在15～16世纪高达650×10-6，Pb为13×10-6，但在19世纪文化层堆积物中Pb质量分数竟达1320×10-6。15、16和17世纪早期汞、铜、铅和其他一些元素出现在化妆品中，药品和药膏是部分人群骨骼中这些微量元素升高的原因之一，当时时尚的女性的确也在用这些产品，而和尚及城镇居民的骨骼中这些元素的含量较低，克里姆林宫的儿童的骨骼中的含量要高于相应的城镇儿童的含量。研究认为：莫斯科中部土壤反映了3～5m厚文化层及下层全新世的土壤情况，文化层蕴藏了大量土壤缓慢形成的信息，而位于文化层下面的土壤通常揭示了始成土的相关特征；人类发展过程中导致文化层中一些物质或污染物的含量较高，这些物质在1～3m间的含量通常高于表层土壤，人类活动如挖掘行为将埋藏于土壤中的污染物翻至表层土壤，成为城市环境的污染源；14～17世纪克里姆林宫的土壤比中世纪城镇工业区的土壤污染少，人体骨骼中的微量元素反应了历史时期的生活信息。
杨凤根等（2004）对我国南京城区多个文化层的研究结果表明，从时间上看，文化层中重金属元素含量增高与历史上这些时期南京相对发达有关；而从空间上看，重金属元素Cu、Pb、Zn的含量在古代的手工业-制造业、商贸和普通大众的生活区明显高于皇城区；磁化率高值区与重金属元素增高地段基本一致，认为其印证了文化层中重金属元素含量增加主要是由于外源污染物质的输入。
总之，相对于城市文化层，国内外学者在农耕文化层的元素含量方面研究得较少，不同文化属性文化层的元素组合特征的比较则更少。亦可能受研究对象所限，纵、横比较文化层特有地球化学标志在时空上的伸展范围，既可补充人为影响的证据，又可估计当时人类因素影响自然环境的程度。一般情况下，人们多对研究对象的重金属元素含量作简单地比较，若重金属元素含量相对较高即认为系人类活动带入的结果，未充分评估自然份额的贡献及元素在表生环境下的次生变化，结论欠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