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桥遗址

⑴ 成都“金沙”的来历

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由川西高原和四川盆地两个主要地理单元组成，在盆地的西部，有一面积近10000平方公里的成都平原，它是由岷江、石亭江、绵远河等河流出口冲积的扇形地连接而成的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400——750米，这里河网密布，终年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华阳国志.蜀志》云：“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三国时期的蜀汉名相诸葛亮也说，“益州（汉代成都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成都这座拥有3000年历史、1000万城乡人口的大都市就坐落在平原的东部。早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文献记载的古“蜀人”就在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留下了许多动人而古老的历史传说和数不尽的文化遗迹。

金沙遗址博物馆位于成都平原的东南边缘地带，成都市区的西部，地处成都市西二环路与三环路之间，北纬30°40′，东经104°，东距市中心约5公里，现已探明的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其范围北达羊西线，东临同和路和青羊大道，西至三环路，南接清江中路和西路。遗址范围地势平坦，起伏较小，西北高，东南低，相对高差不到5米。遗址内及周围河流较多，遗址的南面1.5公里处是清水河，摸底河更是在遗址内蜿蜒东流，将遗址分为南北两半，河的南面为金沙村，北面为黄忠村。在21世纪初，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就发生在这个不知名的小村庄——金沙村

2001年2月8日下午，在成都西北郊外的金沙村，一房地产公司在开发小区内进行道路施工开挖下水管道时，突然有人在挖出的泥土中发现了异样：大量白色的骨状物，还有一些石人、圆形石器和一些铜器等，便高声的喊着：“挖到宝物了。”只见断壁上挂着一些白色的骨质物，还有一些其它的东西，人们猜测着:是不是挖到古墓了。一些具有良知和文物知识的群众拨打了报警电话。当考古人员得知此消息赶到现场时，只见地下已是一片狼籍，玉璧、玉璋、石人、石璧、以及大量的青铜器散落一地，还发现了大量被挖碎的象牙。考古队员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因为近几十年在四川的考古史上，只有在三星堆两个器物坑中才出有象牙、玉璧、玉璋等器物，这些都是古代文化中极为珍贵与稀少的文物。从捡拾到的器物碎片看，石人的形制与1989年成都方池街商周遗址中所出的石跪坐人像相同，玉璋、玉璧、石璧等造型也与三星堆器物坑器物相似，这些物品在一般人的墓葬中绝不可能出土，这可是极为重要的发现。于是考古队员们迅速对现场进行了隔离，开始清理机械施工中挖出的散土，同时对这片区域大规模的勘探发掘也拉开了序幕。

自2001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祭祀区周边区域的“兰苑”等20多个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3000余个，又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早在1995年底，在摸底河北岸的黄忠村一带就发现了大量的商周时期（前1600——前256）文化遗存。这些遗存今天看来应与发现金器、铜器、玉器等的祭祀区属于同一个遗址。考虑到发现大量珍贵文物的金沙村地点特别引人关注，考古工作者根据考古学对遗址命名的基本原则，将包括黄忠村在内的这一区域的商周时期遗址统一命名为“金沙遗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金沙遗址的东南面，已发现和发掘了抚琴小区、十二桥、方池街、君平街、盐道街、岷山饭店、岷江小区等十几处商周遗址，绵延十余公里，有学者称为十二桥遗址群。由此看来，金沙遗址在成都市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的周边有大量的同时期遗址。在这些遗址中以金沙遗址面积最大、出土文物的级别最高，金沙遗址应是这些遗址的中心遗址。

⑵ 1929年,成都发现独特的青铜器文化,是哪个遗址

广汉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与儿子燕青于1929年春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其中有圭、璧、琮、玉圈、石珠等，一共300多件。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经四川省教育厅颁发执照，广汉县政府批准，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共出土文物600多件，有陶器、石器、玉珠、玉杵、玉璧、玉圭等，这些文物后交由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此次考古发掘的成果被葛维汉整理成《汉州发掘简报》，发表于1936年的《华西边疆月刊》，文中将这批出土的文物命名为“广汉文化”。
遗憾的是，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
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等调查三星堆、月亮湾，首次发现三星堆存有大片古城遗址，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 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冯先生当时曾预言，三星堆很可能是古蜀人的遗址，说不定就是古蜀人的“都城”。 对三星堆的初步考古发掘，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根据已有成果，考古学家推测三星堆、月亮湾是商周时期古蜀国都邑所在，但是并未找到代表商周文明的青铜器皿，更没有找到相应的文字记载。而三星堆也渐渐成为当地砖厂取土作业的场所，偌大的土堆渐渐被夷为平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
发掘三星堆遗址时期，前后长达20年。1980～1981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 ，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
1986年7月18日，当地砖厂取土的工地上传来消息，工人在那里挖出了一块玉石器。省文管会接到报告后立即派考古队前往调查，发现那是一块长约40厘米的玉璋，已经被挖碎。考古队立即封锁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从7月18日至8月14目，共开掘25平米的探方6个。
7月23日凌晨2点30分，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根黄金手杖，手杖的芯为木质，以黄金卷包，上有奇特图案，分别是2只背对的鱼、2只背对的鸟、2颗对称的头戴五齿高冠的人头，这样的手杖在中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发现，决非等闲之物。考古人员在出土金杖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坑。坑为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口长约4.5米，宽约3.5米；坑底平整，长4.1米，宽2.8米，深逾1.6米。坑内出土了金、铜、玉、石、骨、陶、象牙等质料的文物420件，其中青铜器178件，金器4件，玉器129件，另外还有海贝和大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玉戈、玉璋等形制较大的玉石器，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南坑壁的东端；玉凿、玉锛、石斧、玉斧等形制较小的玉石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角；坑中部散见少量玉石器；铜“瑗”分布在整个坑内；铜人头像、铜人面像、铜田、铜尊等大型铜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南部；象牙主要分布在坑中部一带；金杖出于坑的中部偏西。根据器物的叠压情况，专家推测这些器物绝不是被随意摆放，而是按一定次序放置的：首先投放玉石器，然后投放金杖、铜人头像，铜人面像、铜田、铜尊等大型铜器，再倒入烧骨渣，最后放置陶盏、陶器座、铜戈等器物。骨渣在坑内由南向北呈斜坡状堆积，最厚处竟达60厘米～80厘米。骨渣大多数泛白，一部分呈蓝黑色，里面杂有竹木灰烬，但坑内不见烟熏痕迹。为什么坑内会有这么多的骨渣呢？这些骨渣作何用途？经过观察，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骨渣在入坑前就已焚烧砸碎，并推断这些骨渣正是将用于祭祀的牺牲“燔燎”后的残余物质，燔燎指的是将牺牲焚烧祭天。坑内出土的铜人头像，颈部呈倒三角形，内装海贝，或插象牙，也均被火烧过。有人认为这些器物象征着被古蜀人祭祀的神灵，不过也有专家提出异议，认为据史载和考古发现，商代祭祀有“人祭”和“杀牲祭”两种，以“俑”代替人牲作为祭品则始于殷墟妇好墓中随葬的玉人、石人。祭祀坑内的铜人头像应该是象征被杀的“人牲”，而非象征被祭祀的对象。从殷墟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很多有关“燎祭”的卜辞，祭祀名目繁多，对象广泛，祭品有牛、羊、豕等。而三星堆祭祀坑内有经火燔燎敲碎的骨渣，金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象牙、贝等也皆有火烧过的痕迹。种种迹象表明，坑内的遗物正是古蜀人在举行一次规模浩大、祭典隆重的“燎祭”活动后瘗埋下的。绝大部分学者都同意该坑距今约3400年，正是古蜀人进行祭祀活动后留下的遗物，因而命名为一号祭祀坑。这是在巴蜀文化中首次发现的祭祀坑，坑内所出文物对了解古蜀人祭祀礼仪、宗教意识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其中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等文物，在中国冶金史和雕塑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8月14日下午6点，在距一号坑约30米远的地方，砖厂工人取土时又发现了一个大坑。考古工作人员闻讯赶至，向坑中一望，发现一个青铜面具已经显露出来，他们立即掩盖回填，保护好现场。请示上级并得到批准后，从8月20日开始到9月17日，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考古人员将这个新发现的坑命名为二号坑，这个大坑的发掘，更令人兴奋和震惊不已。坑为长方形竖穴，坑口距地表深0.55米～0.65米，长5.3米，宽2.2米～2.3米。坑口至坑底深l.4米～1.68米，坑底长5米，宽2米～2.1米。坑底西南高，东北低，坑内填黄色五花土，填土都经夯打。根据出土时的堆积迭压情况，坑内的遗物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下层堆积有大量草木灰烬、炭屑、小型青铜器件、青铜兽面、青铜树枝、玉石器及大量的海贝等；中层堆积主要是大件青铜器，如大型立人像、车形器、大型人面像、人头像、树干、树座、尊、彝等。上层堆积物主要为60余枚象牙。如此清晰的分层情况表明遗物的投放显然有一定先后次序。与一号坑相比，该坑距今约3100年左右，时间要晚于一号坑。出土遗物不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比一号坑丰富得多，清理出遗物1300余件，其中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还有象牙器等，另有海贝4600余枚。其中大型青铜立人像、大型青铜人面具、青铜神树等是一号坑所没有的。这批文物的出土，进一步反映了古代蜀族的祭祀规摸和祭祀内容，同时也展示了古代蜀族的青铜文化水平和青铜艺术特点，为研究祭祀坑的时代以及古代蜀文化的政治、经济、艺术、冶金、宗教、礼仪等，提供了重要资料。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坑内大部分遗物都遭到了损坏，或已残缺，或做了特殊的处理。如青铜立人像由腰部折为两段，上半身位于坑的中部，下半身位于坑的西北部，被一青铜树座所压。尊、罍、彝等青铜容器主要位于坑的东南和东北两角，大部分容器外表都被涂成朱色，器内装有海贝、玉石器。青铜兽面被置于坑西北角，伴有大量的海贝。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主要分布于坑的四周，有的头像内还装有不少的海贝。头像和面像部分损毁并经过火烧，尤其是人面像，大部分被打坏或烧坏。象牙及骨器之类也明显有被烧焦的痕迹，有的玉石器被烧裂。有专家推测，大多数遗物是在入坑前人们举行某种仪式时有意损坏的，小部分是夯土时打碎的。1986年7月至9月间，两个大型祭祀坑的相继发现，4000余件精品文物的横空出世，轰动了世界。
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其包含的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1987年对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遗存相同，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东地区和陕南地区。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并且有多处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和若干处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面对三星堆文明，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童恩正无比激动地说：“这简直就是奇迹！”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首席中国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也发自内心地赞叹道：“这些发现现在看来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非同凡响。”香港《文汇报》报道称：“它比湖南马王堆的文物时间早、数量多，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更高，可以和西安的半坡遗址相媲美！”
2015年6月13日，四川新闻网记者获悉，广汉三星堆考古又有新发现，发现一段疑似北城墙的一段，加上之前发现的东西南城墙，三星堆古城城圈初步呈现。此外，在城墙的下还有三个墓葬，其中中间一个墓葬中人骨完整，还能看到手指，据称是新石器的人骨，比商周城墙早.。

1986年7月至9月发掘的两座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了金、 铜、玉、石、陶、贝、骨等珍贵文物近千件。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

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
其中金杖长142厘米，重780克，全用纯金皮包卷而成。杖上刻有人像高181厘米，座基79厘米，总高度达260厘米，重约300余斤。它是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体型最大的一件青铜器。青铜神树高350厘米，树上挂有许多飞禽走兽、铃和各种果实，是古代巫师们专用的神器。另外还出土有青铜头像40余种，面具10余件。三星堆这批前所未有的珍贵文物的发现把古蜀国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500年，因此在世界考古学界引起了轰动。
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器以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形把勺为基本组合定式，其中还有瓶形杯，它是三星堆出土的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它被做成喇叭口、细颈项，圆平底，很像今天我国北方地区用来烫酒的陶瓷酒瓶，与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酒瓶极为相似。陶在遗址也有较多发现，颇具特色，一般高三、四十厘米，下部为三只袋状足，中间是空的，可加大容量，一般认为它是用来温酒器物，其玉石器则以祭天礼日的璧、璋为多，尤其是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其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其器身上刻有纹饰，这么大件精美玉器，在中国内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仅发现这一件。
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发掘中，还出土了共计80多枚象牙，它的来源和作用在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有的认为是通过贸易而来，有的认为在远古川内的生态环境适合大象的生存，其证物主要是在当地发现大量的半化石状乌木，单体巨大。但无论其来源怎样，都可以认为它是统治者财富的象征。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造型各异青铜人头像，出土时面部均有彩绘，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挂戴耳环耳饰，看来我们的先人很爱美的。除了这些青铜造像外，还有许多用祭祀的尊、等，有形态各异的各种动植物造型，其中被誉为写实主义杰作的青铜鸡、有在中国范围内首次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等一大批精品文物。它们皆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不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古代文明中心，从而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三星堆文物还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美学，历史学等诸领域的重要空白。使得世界对中国古代文明需重新评价，三星堆文物中，高达3.95米、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种神树功能于一身的青铜神树，其共分三层，有九枝，每个枝头上立有一鸟，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一种代表太阳的神鸟。被誉为铜像之王的青铜立人像、有面具之王美誉、作为“纵目”的蜀人先祖蚕丛偶像的青铜纵目面具，长达1.42米、作为权杖法杖的金杖，其器身上刻有精美和神秘的纹饰，两只相向的鸟，两背相对的鱼，并在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压一只箭状物，同时有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器身满饰图案的玉边璋以及数十件与真人头部大小相似的青铜人头像，俱是前所未见的。

三星堆遗址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对研究早期国家的进程及宗教意识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⑶ 历史上有关于三星堆的记载

三星堆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1980年起发掘,，因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而得名。三星堆文明上承古蜀宝墩文化，下启金沙文化、古巴国，前后历时约2000年，是我国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信史中已知的最早的文明。
遗址概况
夏朝始于公元前2000多年，尚且不是信史，距今有约4000年的历史；信史中第一个王朝商朝的历史距今也只有3600年。这，对于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形象无疑是不大相称的。而三星堆，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
三星堆文物说明图片(20张)的小地方，将我们的历史向前推到了4800年前，而它自己只不过是默默地躺在富饶的四川盆地，默默地承载着中华民族灵魂的滥觞……因此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不是因为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也不是因为夏、商、周，而是因为我们有三星堆及良渚。” 三星堆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成都平原。1980年起发掘。在遗址中发现城址1座，据认为，其建造年代至迟为商代早期。已知东城墙长1100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为人工夯筑而成。清理出房屋基址、灰坑、墓葬、祭祀坑等。房基有圆形、方形、长方形3种，多为地面木构建筑。自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1986年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2.62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祭祀坑的年代约当商末周初，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的遗迹。 就目前掌握的文物及史料来看，古蜀国与中原商王朝并无任何藩属关系，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方国。在目前发现的商朝甲骨文中，记载有很多商朝军队与蜀人作战的事件，但大多都是有始无终；在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少量作为战利品的商朝贵族使用的兵器、权杖和刻有商朝文字的器物，古蜀国的强大可见一斑。 三星堆文明上承古蜀宝墩文化，下启金沙文化（见金沙遗址）、古巴国，前后历时约2000年，是我国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信史中已知的最早的文明。不能否认，三星堆文化的确是中华文明最古老的源流之一。
发现发掘
三星堆古遗址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同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偶然的发现
三星堆遗址的惊世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于1929年车水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V·H·Donnithorne）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avid C·Graham）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根据这些材料，葛维汉整理出《汉州发掘简报》遗憾的是，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
深入发掘
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 玉剑
堆遗址”。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前后长达20年。1980～1981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富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其包含的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1987年对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遗存相同，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东地区和陕南地区。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并且有多处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和若干处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遗址面积
三星堆遗址是一个总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包括大型城址、大面积居住区和两个器物坑等重要文化遗迹，位于成都平原北部之沱江冲积扇上，西出广汉市七里许，北临沱江支流湔江（俗称鸭子河），悠悠五千载，胜迹昭汗青。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上撒下了三把土，落在广汉的湔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三星堆因此而得名。现在考古发掘确认：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上有两个缺口，因年代久远，城墙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的实体已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烧砖瓦的热潮中夷为平地。而仅存的半个堆也是在1986年砖厂取土中发现两个祭祀后停止挖土才保存下来。 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末周初，距今4800～2800年。 三星堆遗址内存在三种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

⑷ 三星堆文化有什么特别的

观我国几千年文明，从文物器皿到服饰衣着，很容易总结出这样一个特征：

边缘化的，异域的，少数名族的相关物什多呈现出一种线条丰富的，不规则的，曲线的造型图案，且多以自然中的花、鸟、鱼、虫作装饰特征或有演变。

而中原地区的，所谓的汉族正统文化的相关物件则与其相反，以规则的，对称的，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造型图案居多，且多是以神话臆想中的事物为装饰特征或有演变，如饕餮纹、夔龙纹、蛟龙纹、凤纹、波纹等纹样。

自有青铜器发掘出土以来，自然是以中原文明代表的青铜器物件居多，历史古都，旧朝故地（如西安，北京等地）其各种鼎，簋，甗，鬲不胜枚举，食器、酒器、礼器、乐器不计其数，而在历史上非主要政治文化中心的博物馆（如四川，贵阳等地）收藏的青铜器不仅在收藏规模，藏品价值和学术价值上都有显著区别，个别地区甚至不以青铜器作为藏馆的主要收藏和宣传对象。

自然在考古学家的传统思维中，青铜器以及其相关作用、出土年代和大致区域分布都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概念。

而三星堆青铜器的出土则颠覆了这一概念，当时的蜀地人民偏居西南，他们掌握了青铜器的加工制作工艺，便将自己的、有别于中原文化传承的文化特征通过青铜器的方式表达和保存了下来。

制作工艺和文化特征的奇妙融合，私以为是三星堆遗址之所以厉害之处。

⑸ 长江起源

过去，人们探索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历来认为长江的中游和下游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核心地区，而对于长江上游文明的研究，则未引起重视。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长江上游地区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特别是近年来，四川成都平原一系列事关文明起源的重大考古发现和发掘，证明长江上游同样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目前，在以四川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已从考古学角度建立起了该区域先秦文化的发展序列

⑹ 求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导游词 5分钟以内主要讲太阳神鸟

金沙遗址博物馆导游词

刚才大家在参观过程中，已看到我们的考古工作人员田野工作的情形，现在请随我来看看考古后期整理工作的情况。

刚刚看到的那些器物在现场经过测绘、照相、登记、装袋等一系列工作后，就会送到这里来进行清洗，筛选、拼接、修复、绘图、拓片、整理、分析、研究编写报告等一系列后期工作。每一个过程都需要极其的细致与极大的耐心。

技术人员常常要在一大堆器物的碎片中，寻找探索，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他们就像福尔摩斯一样，把各种不同形状的碎片根据它们的形状、颜色、质地来进行拼接，最大可能的恢复它们的原貌。
在器物最大可能的修理复原后，就要分门别类地进行绘图工作、有纹饰、图案的器物还要做拓片工作，考古工作者会详细精确地描绘与记录下每件遗物的细部特征，最后根据这些特征编写出科学的考古发掘报告。

（走出遗迹馆）

在我们的对面就是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陈列馆。陈列馆是一座斜坡式的方形全钢结构建筑，建筑面积16000平方米。它与遗迹馆的外形一方一圆，一起构成博物馆内的两个主体建筑。各具特色，相得益彰。它们均采用斜坡的方式，喻示着金沙遗址从大地上冉冉升起。其顶上的方格就像考古发掘中的一个个探方，显示着金沙遗址的大量遗迹尚未发掘，神秘的宝藏还未彻底探明。两座建筑就象两片叶子飘落在摸底河两岸的大地上，建筑在这里与地界充分的交融，在交界处模糊了彼此，让我们不要去惊扰这片神圣的土地和那些沉睡了千年的精灵，而那些已经被破译的远古信息却在清晰地再现与表达。

我们面前这条静静流淌的河流被称为摸底河，她由西向东把金沙遗址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几千年来她默默无闻的陪伴着金沙遗址，但是它到底源于何时，却不得而知了。而“金沙”这个美丽的名字，启用于何时，我们也不得而知。在金沙遗址范围内发掘的一座五代后蜀时期墓葬出土的墓碑上，将此处称为“金沙乡”，隶属当时的犀浦县，说明至少在五代时期“金沙”这一名称就已存在了，并一直沿用到现在。金沙遗址的命名则是在2001年。早在1995年~2000年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该遗址范围内的黄忠小区、三合花园、金都花园等地点进行过考古勘探与发掘，发现有商周时期的大型房址、窑址、灰坑、墓葬等遗存，其文化特征主要是以陶尖底盏、尖底杯、圈足罐、高领罐、簋形器等为代表，其性质为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序列中的“十二桥文化”，时代约当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当时的发现主要集中于黄忠村区域，因此将遗址定名为“黄忠村遗址”。（考古学遗址的定名常以发现地的小地名来命名）2001年2月初，一建筑公司在“三合花园”以南隔摸底河相望约800米处的成都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一组（现在遗迹馆的位置）开挖小区下水管道，施工中发现了大量象牙、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组织人力，对这一区域进行了大面积的勘探与发掘工作。并开始把金沙村的遗存与黄忠村遗址联系起来，认识到它们应是同一大型遗址的不同组成部分，考虑到发现大量珍贵文物的金沙村地点特别引人关注，就把包括黄忠村在内的遗址命名为“金沙遗址”。

（过摸底河后）

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陈列馆展览面积约6000平方米。分为五个展厅，主要以金沙遗址所发掘的重要遗迹和遗物为主要内容，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以科学、通俗、生动、活泼的方式，从古蜀金沙王国的生态环境、建筑形态、生产生活、丧葬习俗、宗教祭祀等方面，全面展示金沙文明的辉煌与灿烂。我们接下来的参观将从二楼走下一楼，再从一楼走到地下一层。在地下一层里，不仅有我们的最后一个展厅《金沙之谜》，还有我们的4D影院，每隔20分钟（暂定）会放映精彩的四维特效影片《金沙传奇》（暂名），那里还有许多参与互动项目，它们将会诱发你的思古之情，让你重温古蜀文化的传统智慧，而各项有趣的游戏更会为你增添一份快乐与惊喜。在地下一层中还设有书吧、礼品商店、咖啡厅、快餐店等休闲设施。有兴趣和时间的朋友，在我们的发现金沙之旅结束后，可以到这些地方去看看、坐坐。

第一厅 《远古家园》

（介绍半景画）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故国家园远古时期的某一时刻：

碧野蓝天，万物萌发，薄雾淡烟，白云飘浮。茂密的森林由近至远，直达天边；重叠的建筑自大而小，横陈眼前。伴随着林间禽鸟的高唱，摸底河清波潋滟，流水淙淙，自然天籁之中，还夹杂着几声驯畜家禽的鸣叫。纵目天际，大气涌动。放眼春野，生机盎然。近处农田中，有人精耕细作，远方森林里，有人狩猎捕获，河中的独木舟上，有人放鱼鹰捕鱼，村寨院落边，有人进行手工制作，还有小孩在玩耍嬉戏，稚情欢歌……

当朝霞出来，西北远处的雪山在灿烂的阳光下开始散发出神圣的光辉。传说中古蜀族的祖先蚕丛、柏灌就是从这西北的高山中一步步走进了成都平原。而后来鱼凫王田于湔山时仙去，杜宇王最后归于西山。蜀族的兴起与山有着特殊的关系，因此西北的高山对于蜀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她是古蜀人心里的神（圣）山，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蜀先民的福地。她开创了古蜀王朝流淌不息的文脉，护佑着古蜀人在这一片沃土上繁衍生息。

这是一首田园的牧歌，一派祥和的气氛，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相亲的美好画景。其实这是一幅虚构的场景，但却来源于众多考古学材料的学术支撑。金沙遗址及同时期其他遗存中出土的大量建筑遗迹与丰富器物，还有众多的动物植物标本等，都为我们复原这一场景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大量考古学资料证明，金沙时代成都地区的生态环境，曾是一个自然森林密布、野生动物繁多的天地。遗址中，出土了数以吨计的象牙，还有大量野猪犬齿、鹿角、麂骨、犀牛骨、马牙等，并埋藏有大量乌木。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人类遗存现象（脚下的陶器套箱），这一切，都向人们昭示出，数千年前成都平原气候温暖湿润，河渠纵横，植物繁盛，动物成群。在这舒适宜人的环境中，金沙先民繁衍生息，辛勤劳作，从事着农业、狩猎、渔捞、家畜饲养以及手工业等生产活动，世世代代过着平静而充实的生活。

而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也为我们描述出了成都平原的美丽图景：

《汉书&S226;地理志》说：“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

《后汉书&S226;公孙述传》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

《华阳国志&S226;蜀志》叙：“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牦、犀、象、毡、毦，丹、黄、空青之饶……”。

在周围的这几个展柜里，展出的是金沙遗址及其附近同时期考古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动植物标本，有象的臼齿、鹿角、野猪的犬齿、黑熊的臼齿、马骨、狗骨、还有灵芝等。这一件件珍贵的标本正是金沙时期成都平原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

金沙遗址位于北纬30。41，，东经104。，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特别的。这个纬度线具有神奇的魄力。在这条线上，有地球上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有地球上最荒凉的流浪的沙漠；这里有众多古代文明留下了的深刻烙印（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河文明、古希腊、苏美尔、玛雅、巨石、河姆渡、良渚、大溪等），这里有佛教的圣地，伊斯兰教的故乡，基督教的中心、道教的仙境，还有最高的山峰、最深的海沟、最奇怪的湖泊、最瑰丽的山体、最壮观的大潮、最汹涌的海流……，璀璨金沙是这条神奇线条上又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这是一个互动参与活动，当你击拍这个台面的任何一个位置，就能看到你想知道的世界早期文明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而在那边的触摸屏里还有一些关于金沙遗址动植物群的资料，你们也可以自己动手查找相关动植物知识。

第五厅 《解读金沙》

金沙遗址的发现使3000年前一段辉煌灿烂的文明奇迹般地展示在人们眼前，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创造了这段历史？是谁铸造了这个奇迹？他们何以如此辉煌？他们来自哪里？又去向何方？五年过去了，随着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一些谜底在慢慢揭晓，有的疑问已经找到答案，但却仍有大量的迷团还未解开。

第一，辉煌之谜

《华阳国志&S226;蜀志》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记载说：“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为我们描绘出了古蜀杜宇王时期的强大与宽阔。那么这段文献是否可靠呢？

其实在金沙遗址发现之前，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就发现了许多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重要遗迹。梳理这些考古资料，发现它们的文化面貌与金沙遗址非常相似，它们应是同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都市区十二桥遗址发现了大型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和大量的尖底陶器，以及卜甲等物，随后的几年又在十二桥附近由西向东分别发掘了抚琴小区、方池街、君平街、指挥街、盐道街、岷山饭店、岷江小区、黄忠村等遗址，这些遗址绵延十余公里，彼此之间相距不远，文化面貌也极其相似，其时以十二桥遗址发掘面积最大、出土遗物最多、且最具典型性，因此把这些遗址统称为十二桥商周遗址群。

十二桥遗址商代木构建筑群系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建筑遗存。建筑遗迹分布面积约1万平方米，大量的木构件及建筑材料呈规律分布，且保存较好。发现了两种建筑结构，一是用传统楫铆连接法建造的大型建筑。根据地梁卯孔的布列构成关系分析，其复原长度当在12米左右，推测其可能是金沙时期又一处大型建筑基址。在这个遗址里还发现有一种干栏式的建筑。它的长度在30米以上，跨度达7米，这座建筑的建筑 结构是，先将许多下端削尖的原木桩打入土中，构成密集的桩网。在木桩的上端绑扎纵横交错的大小地梁，形成方格状的基础结构，再在其上铺设木板，作为居住面。房顶为两面坡，檩橼上铺发厚厚的茅草。压迫种建筑的居住面高于户外地面，并且悬空，彩桩基础，起到了防潮隔湿的作用。尤其适应当时成都平原河流纵横，又未经整冶，洪水时有发生，地下水位高，地面普遍潮湿的地理环境。

此时期成都市区周围其他相关遗存中也出土了大量文物。

这件在成都市郊出土的西周大铜罍，高达66厘米。岷江小区工地出土的铜尊，其纹饰特点深受中原地区同类型器物的影响，但制作上却要显粗糙简陋许多。在成都方池街遗址出土的这件石跪人像造型风格则与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众多石跪人像如出一辙，只是体形更为高大。十二桥遗址出土的这些石饼形器也与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可能用途也是一样吧。

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的规模恢宏，气派雄伟的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是个呈方形的三级夯土台。它的底边103.7米见方，一、二级各宽18米，第三级31.3米见方，高有10米多，总体积为35574立方米。这座土台始建于商代晚期，应是此时期象征古蜀国国家权力的大型标志性礼仪建筑，是古蜀统治阶层举行祭祀大典的又一神圣之地。它也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大一座商周时期的宗教性祭祀土台。

五十年代发现的新繁水观音遗址是成都平原发现较早、发掘面积较大的一处商周时期文化遗址。该遗址出土的陶器与金沙遗址陶器面貌基本相同。

1959年、1980年彭县竹瓦街先后出土了两批窖藏青铜器，是这个时期目前出土青铜器最为丰富的一处文化遗存。这批青铜器具有强烈地地方特色，代表了金沙王国时期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又体现出与中原商周文化的交流，是研究四川盆地青铜礼器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材料。

广泛分布、势力强劲的金沙王国在十二桥文化时期也影响到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目前在东达湖北西部、北到陕西南部、南达川西南地区都发现文化面貌与之接近的古文化遗存。如雅安沙溪遗址、汉源麻家山遗址，阆中坪上遗址、三峡以西的中坝遗址与哨棚嘴遗址晚期，及三峡以东的中堡岛遗址、朝天嘴遗址、红花套遗址等，还有陕西宝鸡茹家庄遗址等地，分布范围相当广阔。

这些现象证明了以金沙为代表的蜀文化不仅与长江中游地区存在着深层的文化互动关系，同时又与北边的商周文化发生了密切接触和交流。成都平原腹心地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绽放的文明之光，粲然彰示了一种开放、精进的文化姿态及一个强势的古蜀政治、经济及宗教文化的格局。

目前从这众多同时期遗址情况看，以金沙遗址的规模与等级最高，遗址内具有一定的规划和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每一个区内又都具有一定的布局结构，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高规格礼仪性用器和一些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特殊遗迹现象，这些都是一般聚落所无法比拟的。从金沙遗址的规模与等级来看，是目前成都平原众多遗址群中面积最大，堆积最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一处。因此可以说在公元前1200-前600年，金沙应是古蜀王国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也即是古蜀王国的第二个都城所在。此时，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同时存在着的几十处文化遗存，它们如同满天星斗，围绕在金沙遗址周围，一方面形成众星拱月的态势，烘托出金沙遗址在这一时期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一方面又与金沙遗址一起共同构架出了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王国强大宏伟的面貌。

第二，来源之谜

当我们领略了金沙王国的雄浑壮阔与奇幻绚烂后，会不禁地问，这个神秘的王国来自哪里？他们从天而降，还是拨地而起？其实成都平原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传说中古老的蜀族很早就在此繁衍生息。“蜀”不仅是一个族号,也是一个国号。相传蜀国经历了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等数个王朝，然而古蜀国的面貌却一直笼罩在虚无缥缈的众多神话传说中，文献资料中也只有只言片语的记载。近几十年经过几代考古学者不懈地努力，已基本了解到古蜀文明发展历程的大致脉络。

其实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蜀地早在四五千年前，即已进入文明社会。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新津县龙马乡宝墩遗址命名，年代约为公元前2800年～前1700年，约当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至夏代早期。

宝墩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以原始农业和渔猎为主。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数量众多且具一定规模的古城址群的出现。这些古城址，南起新津宝墩，北至广汉三星堆，西起都江堰芒城，东至成都，即遍布于平原核心地区的古城址群。各古城均建在河流间的较高阶地或台地上，其布局规范，结构严整，面积在10～60万平方米之间，城墙采用平地起建斜坡堆砌法修筑而成，在有些城址内还发现有大型礼仪建筑遗迹，古城可能兼具防御、治水、经济文化、政治宗教中心等功能。这种相对独立的、高于氏族部落的古城址群的出现，表明成都平原地区此时已进入文明起源的历史阶段。

这是在郫县古城遗址中发现的一处宝墩文化时期的大房子，长度达50米，宽约11米，面积约550平方米。房屋呈西北-东南向，与城的方向一致。该房屋以卵石为墙基，于卵石中埋木柱。墙体可能为木柱间编竹笆，内外抹草拌泥形成墙体。房内垫土中掺入红烧土防潮，房内无隔墙，有五个台子横列于中部，台子间间距3米左右，每个台子的周围都挖有小基槽，槽内埋设密集的圆竹。推测可能以圆竹作为护壁，于护壁内填卵石，护壁外抹泥形成台子。根据这座建筑附近地层堆积比较纯净，出土的生活遗物又极少，也未发现一般的生活附属设施，推测这座房屋不是一般的生活居所，而可能是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在这座大房子旁边发现的小型房屋一般都是围绕着这座大房子布局，它们的门向都是朝着大房子，清楚地表现出这座房子的重要性。

这些陶器与石器出土于八个古城址中，它们是宝墩文化时期的典型器物，表现出了当时生产生活的一些状况。

距今4000年前后，古蜀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典型的三星堆文化正式形成，其年代为公元前1700～前1200年，约当中原夏商时代。分布范围以三星堆遗址为核心，辐射至四川大部分地区及鄂西、陕南一带。

三星堆遗址规模宏大的城墙体系、分布密集的房屋建筑基址、气势恢宏的祭祀遗迹、精美绝伦的文物瑰宝，这一切，都有力地勾画出一个繁荣故国的雄姿风仪，折射出一段灿烂文明的七彩光焰。
从考古材料看，三星堆王国衰落消亡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而金沙遗址正好与之相接踵，在此时开始兴旺繁盛。距三星堆遗址38公里的金沙遗址内出土的大量文物及文化信息都显示出与三星堆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大量资料表明，金沙文明就是直接秉承三星堆文明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辉煌的金沙文明实是三星堆王国政权迁徙南移的结果。

第三，去向之谜（遗韵）

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金沙王国也逐渐走向了衰微。从考古资料看，那些曾经热闹繁华的村落在此时已大多荒芜人烟，有的还沦为了墓地，神圣的祭祀场所也变成了一片废墟，古蜀国的都城再次迁移，去向不明。

其实当金沙文明被历史的风雨洗尽铅华，早期蜀文化之文脉却蜿蜒潜行、承传不坠。成都平原发现的大量战国时代遗迹与遗物明晰地勾勒出一幅五彩斑斓的晚期蜀文化图卷。巨大的船形棺、精丽的漆木器，奇峭的蜀式铜兵器及至今难以释读的“巴蜀图语”等，皆是当时文明华表之见证。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称为晚期蜀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600年—前300年。

金沙晚期开始出现的船棺葬式，以及金沙遗址流行的陶尖底盏，在战国早期还有较多的发现都清楚地表明了金沙王国的大致去向这点。

古文献中曾有杜宇传位于鳖灵（即开明）的一段史事，讲“一号杜主……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

上世纪50年代在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一件铜壶上以错金银技法刻划着精美的《宴乐渔猎攻战图》，反映了战国时期蜀地社会生活之大貌。而战国时代的一系列木椁墓、船棺墓的出土则具有更为明显的时代特征。

此期墓葬以成都商业街船棺墓、新都马家木椁墓等最为重要。 木椁墓是此时蜀地最常见的葬制。新都马家木椁墓墓内出土铜礼器多具规范的器物组合定式，推测系使用的标准礼器。其墓葬形制与出土遗物多具楚文化特色，对探究当时蜀、楚间的文化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船棺则是以整木凿制成独木舟形以装殓遗体及随葬品的葬具。其形拟舟楫，具承载灵魂升天之象征意义。2000年发现的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墓则是一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多棺合葬墓，为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族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葬，年代为战国早期。整个墓葬规模宏大，下为墓坑，上有地面建筑，结构讲究。墓坑长30.5米，宽20.3米，面积约为620平方米。墓中现存大型船棺、独木棺等葬具17具，其中最大的船棺长18.8米，直径1.5米。墓葬多次被盗，仍出土了大量的漆器、竹编器和陶器等。商业街船棺墓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数量、体量最大的船棺合葬墓，为研究古代陵寝文化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商业街船棺墓葬发现的当年就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并于当年评为中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商业街船棺遗址博物馆也正在筹建中，不久的将来各位就可以莅临现场参观。

当我们追溯完金沙遗址的来源与去向后不难看出，古蜀历史是如此的源远流长。我们了解到其实当历史的脚步在跨进金沙时代之前，早就有着厚重的积淀，而当它迈过金沙之后，仍在继续向前，最终，百川归海，大势所趋。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至此，历经千载沧桑的古蜀文明古蜀社会顺应时代潮流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大家庭中。

第四，未解之谜

上承三星堆，下传晚期蜀文化的金沙王国的发现，在新世纪初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惊喜与震动。我们在庆幸已找到了三星堆的流向和战国蜀文化的源头之时，却被更多的谜团所困扰。近几年的发掘，虽然已经为我们揭开了金沙王国神秘面纱的一角，但是金沙仍然还有许多空白和谜团是我们现在无法解答的。

岁月掩埋了金沙，也保存了金沙。随着现代文明的步伐，一个过去我们从不知晓的国度，一段失落的文明，就这样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在这一片厚实的泥土下还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呢？在下一秒又会有什么新的疑问呢？恐怕谁也不能回答。但是我们相信籍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与深入，文明的碎片会一点点的拼接，金沙神秘的面纱也终将被全部的撩起，金沙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我和大家的金沙发现之旅在这里就要结束了。但就像我们金沙遗址的发掘一样，这是一个了犹未了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许多精彩节目，会让你的这次旅程更加精彩和丰富。有时间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参加我们的体验金沙互动参与活动，也可选择观看四维特效影片《金沙传奇》，利用现代高科技，去几千年前的古蜀王国里体验一番。

谢谢大家。希望与您再次相约金沙博物馆.

⑺ 三星堆的发现和发展

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70多年来，那里一直是考古工作者探索古蜀文化的重要目标。1986年7～9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蜀国珍贵文物面世，顿时轰动中国，震惊了世界。据学者研究，两个大型祭祀坑内的文物，大部分都是古蜀国王室的宗庙重器，可能是遭遇改朝换代，新王朝将前代王室的宗庙重器全部焚毁，在举行祭祀仪式后而埋入坑中的。
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
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持物献祭状（图31）。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型为其特征。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只；以仿植物为造型特点的青铜神树，则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识。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

⑻ 三星青铜立人像是兵,礼器,还是其他东西

三星堆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1980年起发掘,，因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而得名。三星堆文明上承古蜀宝墩文化，下启金沙文化、古巴国，前后历时约2000年，是我国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信史中已知的最早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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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始于公元前2000多年，尚且不是信史，距今有约4000年的历史；信史中第一个王朝商朝的历史距今也只有3600年。这，对于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形象无疑是不大相称的。而三星堆，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
三星堆文物说明图片(20张)的小地方，将我们的历史向前推到了4800年前，而它自己只不过是默默地躺在富饶的四川盆地，默默地承载着中华民族灵魂的滥觞……因此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不是因为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也不是因为夏、商、周，而是因为我们有三星堆及良渚。” 三星堆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成都平原。1980年起发掘。在遗址中发现城址1座，据认为，其建造年代至迟为商代早期。已知东城墙长1100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为人工夯筑而成。清理出房屋基址、灰坑、墓葬、祭祀坑等。房基有圆形、方形、长方形3种，多为地面木构建筑。自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1986年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2.62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祭祀坑的年代约当商末周初，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的遗迹。 就目前掌握的文物及史料来看，古蜀国与中原商王朝并无任何藩属关系，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方国。在目前发现的商朝甲骨文中，记载有很多商朝军队与蜀人作战的事件，但大多都是有始无终；在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少量作为战利品的商朝贵族使用的兵器、权杖和刻有商朝文字的器物，古蜀国的强大可见一斑。 三星堆文明上承古蜀宝墩文化，下启金沙文化（见金沙遗址）、古巴国，前后历时约2000年，是我国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信史中已知的最早的文明。不能否认，三星堆文化的确是中华文明最古老的源流之一。
编辑本段发现发掘
三星堆古遗址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同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考古发掘
偶然的发现
三星堆遗址的惊世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于1929年车水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V·H·Donnithorne）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avid C·Graham）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根据这些材料，葛维汉整理出《汉州发掘简报》遗憾的是，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
深入发掘
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 玉剑
堆遗址”。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前后长达20年。1980～1981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富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其包含的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1987年对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遗存相同，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东地区和陕南地区。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并且有多处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和若干处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三星堆考古
遗址面积
三星堆遗址是一个总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包括大型城址、大面积居住区和两个器物坑等重要文化遗迹，位于成都平原北部之沱江冲积扇上，西出广汉市七里许，北临沱江支流湔江（俗称鸭子河），悠悠五千载，胜迹昭汗青。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上撒下了三把土，落在广汉的湔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三星堆因此而得名。现在考古发掘确认：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上有两个缺口，因年代久远，城墙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的实体已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烧砖瓦的热潮中夷为平地。而仅存的半个堆也是在1986年砖厂取土中发现两个祭祀后停止挖土才保存下来。 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末周初，距今4800～2800年。 三星堆遗址内存在三种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
编辑本段历史价值
发现三星堆遗址对历史学的重要意义有以下各点：
重新认识巴蜀文化
因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不同。例 金面铜人头像
如历史学界一向认为，与中原地区相比，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遗址证明，它应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 以前历史学界认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然后渐渐的传播到全中国。而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地区存在过不亚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古文明。 有观点认为三星堆代表了古羌人彝人濮人文化，或与骆越文化有密切相关。
丰富的青铜文化
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70多年来，那里一直是考古工作者探索古蜀文化的重要目标。1986年7～9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蜀国珍贵文物面世，顿时轰动中国，震惊了世界。据学者研究，两个大型祭祀坑内的文物，大部分都是古蜀国王室的宗庙重器，可能是遭遇改朝换代，新王朝将前代王室的宗庙重器全部焚毁，在举行祭祀仪式后而埋入坑中的。
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 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持物献祭状（图31）。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型为其特征。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祇；以仿植物为造型特点的青铜神树，则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识。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
三星堆历史遗迹介绍图片(20张)两坑出土的这些青铜器，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它们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蜀国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和独具一格的面貌。
民族崇拜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表现人“眼睛”的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这些文物本身珍贵、奇特，如一件大面具，眼球极度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突出，长达16.5厘米。又如此件突目铜面具，双目突出的圆柱长9厘米。此外，还有数十对“眼形铜饰件”，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形式，周边均有榫孔，可以组装或单独悬挂、举奉，表现了对眼睛特有的重视。 古蜀人为什么如此重视刻画眼睛？铜面具眼睛瞳孔部分为什么要作圆柱状呢？原来，这与古蜀人崇拜祖先有关。前面提到，《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墓葬称为“纵目人冢”。据学者研究，所谓“纵目”，即是指这种铜面具眼睛上凸起的圆柱，三星堆出土的突目铜面具等，正是古代蜀王蚕丛的神像。 据史书记载，蜀王蚕丛原来居住于四川西北岷山上游的汶山郡。而这一地方“有碱石，煎之得盐。土地刚卤,不宜五谷。”直到近代，此地仍是严重缺碘、甲亢病流行的地区。我们知道，甲亢病患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眼睛凸出。因此，蜀王蚕丛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生前眼睛格外凸出。而他的后人在塑造蚕丛神像时，抓住了这一特点并进一步“神化”，这就是蜀王蚕丛神像被刻画成“纵目”的原因。 随着现代商业的发达，三星堆博物馆附近的仿真工艺美术品应有尽有。
编辑本段遗址之最
三星堆创造和打破了许多的世界纪录，其中多项纪录入选世界纪录协会世界纪录。 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高384公分，三簇树枝，每簇三枝、共九枝，上有27果九鸟，树侧有一龙缘树逶迤而下。具推断可能为古神话传说中扶桑树。 世界上最早的金杖。长142公分，直径2．3公分，重700多克，上有刻划的人头、鱼鸟纹饰。 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通高262公分，重逾180公斤，被称为铜像之王。 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高64．5公分，两耳间相距138．5公分。 世界上一次性出土最多的青铜人头像，面具。达50多件。
编辑本段文物精品
三星堆的铜人像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将辉煌的古蜀文明真实而又让人匪夷所思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最神奇最令人惊叹的，便是众多青铜造像了。这些青铜像铸造精美、形态各异，既有夸张的造型，又有优美细腻的写真，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的神秘群体。 戴冠纵目人青铜面具
[1]在众多的青铜人面像里有三件著名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型，它们不仅体型庞大，而且眼球明显突出眼眶，双耳更是极尽夸张，长大似兽耳，大嘴亦阔至耳根，使人体会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惊讶和奇异。而它们唇吻三重嘴角上翘的微笑状，又给人以神秘和亲切之感。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宽138厘米，圆柱形眼珠突出眼眶达16.5厘米。另一件鼻梁上方镶嵌有高达66厘米的装饰物，既像通天的卷云纹，又像长有羽饰翘尾卷角势欲腾飞的夔龙状，显得无比怪诞诡异，为这类揉合了人兽特点的硕大纵目青铜人面像增添了煊赫的气势和无法破解的含义。 北大考古文博院副院长孙华先生根据三星堆不同类铜像间眼睛的差别来区分通向的身份，将它们分为三种类型。眼睛的瞳孔如柱形突出于眼球之外的这一类是神而不是人；眼睛中间有一道横向棱线，没有表现瞳孔的，应该不是普通的人；眼睛中或有眼珠或用黑墨绘出眼珠的才是普通而真实的人的形象。 三星堆的铜人像很多都没有瞳孔，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但是对于这些人像为什么不表现瞳孔，学者们也有着不同的解释。根据民族志的材料，许多民族的神职人员在通神做法的时候，往往要服用某些令人致幻的药物，凭借这些药物的力量达到，他们是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难道在三星堆王国的神圣阶层中，果真有一群瞎子吗？这仍是个未解之谜。 青铜立人像